讀史隨筆五則
金庸
一九六二年六七月間，我寫了幾則隨筆，發表於《明報·自由談》副刊（發麥時用“華小民”的筆名）。最近重讀，覺得這幾篇短文粗陋，多所抄引，無甚創見，茲重刊以博讀者一粲。
劉聰的“愧賢堂”
西晉是亡在匈奴人劉聰手中的。西晉的懷帝、湣帝被劉聰俘虜而殺死。劉聰殘暴凶惡，殺兄屠弟，逼奸母後，荒淫無度，件件做得十分到家，滅晉後，將西晉所有大官的女兒，個個收為妃子，晉的太保是劉殷。劉聰也姓劉，但他毫不客氣，照樣將劉殷的兩個女兒收為妃子，後來看到劉殷的四個孫女相貌也不錯，於是兼收並納，不管她是姑母還是女兒，一起收入後宮。當時號稱“六劉之寵”。
可是這樣一個淫虐狂者，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處，便是肯接受臣下的直諫。
有一次劉聰以魚蟹供應得不新鮮，斬了水產處處長，又因為建造兩座宮殿不滿意，斬了土木工程部部長。又有一次，他到汾水去參觀捉魚，一晚沒回，中軍大將軍王彰提出勸告。劉聰大怒，將他關入牢獄，於是許多皇族都來哭泣進諫。劉聰怒道：“老子是桀紂嗎？你們這批混蛋哭哭啼啼吵什麽？”公卿列侯百餘人一齊除下帽子叩頭，涕泣進諫。這一段進諫大拍馬屁，可稱妙文，茲照錄如下：“陛下功高德厚，曠世少比。往也唐、虞，今則陛下。而頃來以小小不供，亟斬王公；直言忤旨，遽囚大將。此臣等竊所未解，故相與憂之，忘寢與食。”劉聰一聽有理，居然馬上接受，說道：“我昨晚大醉，並非本心，若不是諸公說明，我還不知道自己的過失。”於是每個進諫的臣子都賜帛百匹，以資獎勵，派人去赦免王彰，對他說道：“先帝賴君如左右手，君著勳再世，朕敢忘之？此段之過，希君蕩然。君能盡懷憂國，朕所望也。今進君驃騎將軍，定襄郡公。後有不逮，幸數匡之。”
群臣之馬屁功夫，實已登峰造極，什麽“往也唐、虞，今則陛下”，劉聰照收不誤，君臣雙方麵皮之厚，也可說“曠世少比”。但群臣不怕殺頭而進諫，劉聰不怕失麵子而接受，都很不容易。劉聰正式向臣下認錯，說：“此段之過，希君蕩然……後有不逮，幸數匡之。”（這一件事，是我錯了，請你不要見怪介意。以後我有不對的地方，請你要不斷地指正。）風度足佳。
到第二年，劉聰立劉殷的女兒為皇後，要為她起一座“凰儀殿”。那時劉聰坐在逍遙園的李中堂內，廷尉陳元達上前切諫：“陛下踐阼以來，已作殿觀四十餘所，加之軍旅數興，饋運不息，饑饉疾疫，死亡相繼，而益思營繕，豈‘為民父母’之意乎？”劉聰大怒，說道：“朕為天子，營一殿，何問汝鼠子乎？”命人拉他出去砍了。可是陳元達早就料到有此一招，先出絕招，用一根大鐵鏈，一把大鐵鎖，將自己的腰鎖在李中堂前的一棵大樹上，左右侍衛拉他不動。
許多大官知道了，一齊來進。劉皇後也諫道：“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四海未1，宜愛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福也。陛下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意思說忠臣進諫，早已不顧到自己的生死安危，而皇帝拒絕忠言，那也是不顧到自己的生死安危。
劉聰終於接納了，對群臣道：“朕比年以來，微得風疾，喜怒過差，不複自製。元達，忠臣也！朕未之察。諸公乃能破首明之，誠得輔弼之義也。朕愧戢於心，何敢忘之？”於是赦了陳元達，大賞群臣，將逍遙園改名為“納賢園”，李中堂改名為“愧賢堂”，笑嘻嘻地對陳元達道：“本該是你怕我的，現在卻變成我怕你了。”
劉聰將一座廳堂改名為“愧賢堂”，公開承認自己的過失，表示愧對賢人。他隻是個不學無術的匈奴人，卻有如此胸襟，在這一點上，後世君王亦有所愧乎？
“不為不可成者”
打了十二小時麻將，大敗虧輸，往往便苦笑道：“勞民傷財！”進行一件生意，花了不少力氣，結果卻一無所獲，隻有雙手一攤，道：“勞民傷財。”這些小事是不足道的，但在一個國家中，“勞民傷財”卻是極大的災禍了。
自古以來，中國的大政治家便把“勞民傷財”這四個字，列為治國的大戒。我們讀曆史，每見有皇帝要興建什麽大建築，定有不怕死的臣子竭力反對，唯一的理由便是不可勞民傷財。我從前常常覺得奇怪，心想皇帝富有四海，建造一兩座宮殿有什麽了不起，難道真的會把幾萬萬百姓都累死了？後來才漸漸明白，建造一兩座宮殿隻是一種象征。當政者如果不恤民力，可以不怕勞民傷財而大造宮殿，自然也可以不必怕勞民傷財而去做任何“偉大的”事情，結果定然弄到民窮財盡，天下大亂為止。
管仲曾提出一個主張：“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有許多事情實在是極難辦到的，應當正確估計人民的力量，不要勉強。《禮記·王製篇》中說：“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元代陳皓注解說：“用民力，為冶城郭、途巷、溝渠、宮廟之類。”
那就是征調民力來從事基本建設，隻能占總勞動力的三分之一左右。目前中國的經濟仍是以農業生產為主，基本上和兩千年之前沒有太大的不同。遇到了荒年，古人要更加珍惜使用勞動力。《周禮》上說：“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則一日而已。”意思說遇到了災荒嚴重的年份，征用民力來從事基本建設，共可占用總勞力的百分之零點三左右。
民固不可勞，財亦不可傷，《禮記·王製篇》上還有一段文字，特別說明一個國家積蓄的重要：“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
這幾天《楊貴妃》電影正在上映，影片中這個唐明皇，在初做皇帝時，政治是非常清明的。他在打獵之時，任用姚崇做宰相。姚崇提出了十點要求，要皇帝答允，他才肯擔任宰相的職位，其中一條要求說：“太後（指武則天）造福光寺，中宗造聖善寺，上皇（指唐明皇的父親睿宗）造金仙、玉真觀，皆費巨百萬，耗蠹生靈。凡寺觀宮殿，臣請止絕建造，可乎？”唐明皇答道：“朕每睹之，心即不安，而況敢為哉？”“心即不安”這四個字，是一個愛護百姓的仁者之言。如果他到晚年時仍能不忘“心即不安”四字，安史之禍是決計不會發生的。
天災的好處
颶風“溫黛小姐”對香港造成了這麽大的損害，能說有什麽好處？但在中國古代，天災雖然害民，卻往往能對百姓有益處。那是因為皇帝認為天災是上天對他施政不滿的一種警告。皇帝是天的兒子。天是不會說話的，它見到皇帝幹得太不像話了，就會降災示罰。所以即使是最暴虐無道的皇帝，遇到天災時，總會暫時地將政治改善一下。最妙的是“日食”，這種天象對百姓毫無害處，但古代的君臣也當是重大天災，是上天的警告。
這種例子，在中國曆史上不知有幾千幾百次。我們這裏隻談談漢明帝。明帝是漢光武的兒子，他母親陰麗華是當代著名的美人。漢光武劉秀那時還沒做皇帝，聽到她絕世美貌的名聲，曾說：“娶妻當得陰麗華！”後來果如所願。最後甚至廢了郭後，立她為後。郭後的兒子很識相，把皇太子的位子讓給了明帝。
明帝為人很精明，脾氣卻暴躁，常辱罵大臣，對侍從近臣甚至出手毆打。有一個做郎官的人，名叫藥崧，不知怎的，得罪了明帝，明帝舉杖猛撞。藥崧吃不消了，躲到了床底。明帝大怒，大喝一聲：“郎出！”那藥崧文才很好，出口成章，在床底吟四言詩一首曰：“天子穆穆，諸侯煌煌。未聞人君，自起撞郎。”明帝才饒了他。
像這樣暴躁的皇帝，遇到天災時卻也很聽大臣的勸諫。那一年明帝大建北宮，正逢天旱，有個臣子名叫鍾離意，除下了帽子、鞋子，在宮門奏本道：“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民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明帝回答道：“成湯所引的六事，都是我做皇帝的一人不好，你戴上帽子，穿上鞋子吧，不必客氣。”於是下令停建宮室，所有不必要的基本建設工程，一概停止，同時下詔自我批評，向公卿百僚謝罪。老天也真湊趣，居然便下起了大雨。
“成湯遭旱”雲雲，據說商湯時大旱七年，湯便剃了光頭，剪短指甲，扮作供奉給上天的牛羊犧牲，以六件事自責：“是不是我的施政不合理？是不是我役使百姓，令得他們太過辛苦？是不是我建造宮室太多？是不是我太聽信宮中婦女的枕邊之言？是不是我的手下官員貪汙納賄？是不是歌功頌德、報喜不報憂、瞞騙虛報之徒太得勢了呢？”
鍾離意後來在給明帝的奏章中又誠懇地指出，對百姓不可苛刻，不可施行高壓手段，那麽天災自然會避免，他奏道：“陛下憂恤黎元，而天氣未和，寒暑違節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治職，而以苛刻為俗。百官無相親之心，吏民無雍雍之誌，至於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願陛下垂聖德，緩刑罰，順時氣以諷陰陽。”中國古代都有這樣一種信仰：滅時不正，是由於百姓生活痛苦的結果。隻要養成了相親相愛的風氣，不是你檢舉我，我告發你，時時刻刻在找旁人的小毛病，那麽自然會陰陽調和，氣候正常。
春秋時，楚國長久沒有天災，楚莊王就害怕起來，說：“上天是忘記了我嗎？為什麽不警誡我呢？”魯哀公時政治很腐敗，剛好逢到長期沒有日食，大家說，上天認為魯哀公已無可救藥，不必再理他，所謂“譴之何益？告之不悟。”因此漢明帝見到天有日食，便下詔書說：“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魯哀禍大，天不降譴。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他意思是說：“上天對我總算還不是置之不理，降下天災來警告一下。我做皇帝的無德，你們做官的可要盡責，來好好幫助我啊。”
永平八年，又有日食，明帝叫百官大鳴大放，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直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將各人批評皇帝的鳴放言論公開，叫百官傳閱，等於是張貼批評皇帝的“大字報”），下詔書道：“群僚所言，皆朕之過：民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悚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現在我是知錯了，就怕我品德太差，過了一些時候，又馬虎隨便起來。）
現在科學昌明，人人知道日食、水旱風災是自然現象，和人類的活動無關。這樣一來，天災就不再成為對當政者的警告（所謂“天變不足畏”）。
民食不足是誰之過
在兩千多年前（公元前一六三年，漢文帝後元年），也是連續有幾年嚴重天災，漢文帝下了一道詔書，劈頭便說：“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歟？”皇帝說“朕甚憂之”，跟著便說自己愚笨，不明其中道理，想起來總是因為我的施政有錯，行為有過失吧！
這是何等的胸襟和氣度！
接下去又一一列舉理由，是不是“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是不是“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歟？何其民食之寡乏也？”雖然是在兩千多年以前，但皇帝並沒有將民食不足的過失一切都推在老天爺頭上，而是擔心自己對待屬下百官還不夠好，擔心自己勞民傷財的無用之事做得太多。這篇詔書最後說：“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他自己承認不懂，請丞相以下，大家一起來研究，隻要有利於百姓的事，盡可大鳴大放，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從秦朝以至漢初，有一種官叫作“秘祝”，如果發生了什麽天災怪異，這種“秘祝”官的責任，就是要找出一種天文學上的理論根據，來委過於哪一個臣子。例如，說某地大水災、某地大地震，“秘祝”便說，這是國防部部長做事不對，應當罷免，或者是農業部部長未盡職責，該當殺頭。有了這“秘祝”之官，皇帝就永遠是對的。一切過失由臣子或百姓來負擔。但漢文帝認為不對，他說百官是我任命的，他們做錯了事，應當由我負責，“秘祝”之官將我的過失推諉給我的幹部，實則是在張揚我的不道德行為。他的另一道詔書中曾說道：“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由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弗取。其除之！”
曆史上對文帝的施政，說那時候“議論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行天化下，告訐之俗易。吏史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寖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當時社會上的風俗是寬厚仁篤，連談論別人的過失也覺羞恥，告密之事更是極少發生。
漢文帝直到臨死，還在關懷百姓。他叫群臣百姓在他死後不可服喪太久，以致妨礙正常生活。他說自己一生對百姓沒有什麽幫助，已經十分過意不去，怎可因自己的死亡而再來連累大家？他遺詔中道：“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萬物之自然，奚可甚哀？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誌，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
兩千多年之後，我們讀到這遺詔，仍是不免有心酸之感。當政者愛民以德，老百姓自然擁護。他不必自稱是“英明的、偉大的”，也不必叫人在聽到他名字時必須“立正致敬”，相反地，他總是念念不忘於自己的“不德”，念念不忘於“無以佐百姓”。
柳宗元·郭沬若·郭橐駝
報載，柳州紀念柳宗元的柳侯祠，現在已成為柳侯公園，郭沫若先生遊覽後有律詩一首，詩雲：“柳州舊有柳侯祠，有德於民民祀之，丹荔黃蕉居士字，劍銘衣塚後人思。誕敷文教鋤奴俗，藻飾溪山費品題，往日瘴鄉流竄地，於今沆瀣沁心脾。”柳侯祠有韓愈作而蘇東坡書的一塊碑，紀念柳宗元的事跡，第一句是“荔枝丹兮蕉黃”，柳侯祠旁有柳宗元的衣冠塚。郭詩中丹荔黃蕉、劍銘衣塚雲雲，當是指此而言。
韓柳向來被認為是文章之宗，柳宗元和韓愈並稱。韓愈曾被貶至潮州做官，柳宗元曾被貶至柳州做官，兩個人各和兩廣有關，而且各在當地做了好多好事。兩人文章齊名，但說到道德，千載以來，總是認為柳不如韓。因為柳宗元曾附和王叔文，王叔文一向被認為是奸詐小人。但近來有許多曆史學家替王叔文翻案，說他是“進步政治集團的領導人”“壓抑權貴的進步政治家”。
看到報上所載郭沫若先生寫詩描寫柳宗元，不禁想起千載以前，柳宗元的筆下也曾描寫過一位姓郭的人。這位郭先生是個駝子，不是文豪詩人而是種樹專家。這篇文章許多人都讀過的，那就是《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種樹的本事高明至極，所種之樹，無一不活，所結的果實又極多。人家問他有什麽秘訣，他說秘訣很簡單，隻不過是順於樹木的天性，不去妨礙它的生長而已，種好之後，不再去理會而已。郭橐駝說，有些辛辛苦苦的種樹家卻不然，樹木的根本要舒展，他們卻將之卷了起來；樹木喜歡生慣了舊土，他們卻去搬了新土來，自以為有益於樹木。早晨去瞧瞧，晚上去摸摸，剝開些樹皮來看看是否活了，搖動樹幹看看是否種牢，結果是“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
人家又問到做官的道理，郭橐駝道：“我隻知種樹，做官的道理是不懂的。但我在鄉下看見官員們最喜歡發號施令，好像是非常愛護老百姓的樣子，其實是造成了極大的災禍，早晨傍晚，不斷有官吏來下命令：‘長官叫你們大力耕田，叫你們要做好植樹的工作，督促你們展開秋收，快些繅絲啊，快些織布啊，你們的幼兒要好好撫養教育，大力開展養雞運動，大力推廣養豬運動！’他們打鼓敲木，召集群眾，鼓動生產熱情，布置農業工作，我們小百姓為了應付長官，連吃飯也沒工夫，哪裏還說得上安居樂業？大家累得半死，憔悴疲病，我們這些莊稼人還活得成嗎？”[1]
《資治通鑒》的作者司馬光不讚成柳宗元的政治作風，但很佩服這篇《種樹郭橐駝傳》，在《資治通鑒》中曾節錄此文，評曰：“此其文之有理者也。”
注釋
[1]原文是：“我知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勖爾植，督爾獲，早繅而緒，早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
原載於《明報月刊》一九六六年第十期
金庸
一九六二年六七月間，我寫了幾則隨筆，發表於《明報·自由談》副刊（發麥時用“華小民”的筆名）。最近重讀，覺得這幾篇短文粗陋，多所抄引，無甚創見，茲重刊以博讀者一粲。
劉聰的“愧賢堂”
西晉是亡在匈奴人劉聰手中的。西晉的懷帝、湣帝被劉聰俘虜而殺死。劉聰殘暴凶惡，殺兄屠弟，逼奸母後，荒淫無度，件件做得十分到家，滅晉後，將西晉所有大官的女兒，個個收為妃子，晉的太保是劉殷。劉聰也姓劉，但他毫不客氣，照樣將劉殷的兩個女兒收為妃子，後來看到劉殷的四個孫女相貌也不錯，於是兼收並納，不管她是姑母還是女兒，一起收入後宮。當時號稱“六劉之寵”。
可是這樣一個淫虐狂者，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處，便是肯接受臣下的直諫。
有一次劉聰以魚蟹供應得不新鮮，斬了水產處處長，又因為建造兩座宮殿不滿意，斬了土木工程部部長。又有一次，他到汾水去參觀捉魚，一晚沒回，中軍大將軍王彰提出勸告。劉聰大怒，將他關入牢獄，於是許多皇族都來哭泣進諫。劉聰怒道：“老子是桀紂嗎？你們這批混蛋哭哭啼啼吵什麽？”公卿列侯百餘人一齊除下帽子叩頭，涕泣進諫。這一段進諫大拍馬屁，可稱妙文，茲照錄如下：“陛下功高德厚，曠世少比。往也唐、虞，今則陛下。而頃來以小小不供，亟斬王公；直言忤旨，遽囚大將。此臣等竊所未解，故相與憂之，忘寢與食。”劉聰一聽有理，居然馬上接受，說道：“我昨晚大醉，並非本心，若不是諸公說明，我還不知道自己的過失。”於是每個進諫的臣子都賜帛百匹，以資獎勵，派人去赦免王彰，對他說道：“先帝賴君如左右手，君著勳再世，朕敢忘之？此段之過，希君蕩然。君能盡懷憂國，朕所望也。今進君驃騎將軍，定襄郡公。後有不逮，幸數匡之。”
群臣之馬屁功夫，實已登峰造極，什麽“往也唐、虞，今則陛下”，劉聰照收不誤，君臣雙方麵皮之厚，也可說“曠世少比”。但群臣不怕殺頭而進諫，劉聰不怕失麵子而接受，都很不容易。劉聰正式向臣下認錯，說：“此段之過，希君蕩然……後有不逮，幸數匡之。”（這一件事，是我錯了，請你不要見怪介意。以後我有不對的地方，請你要不斷地指正。）風度足佳。
到第二年，劉聰立劉殷的女兒為皇後，要為她起一座“凰儀殿”。那時劉聰坐在逍遙園的李中堂內，廷尉陳元達上前切諫：“陛下踐阼以來，已作殿觀四十餘所，加之軍旅數興，饋運不息，饑饉疾疫，死亡相繼，而益思營繕，豈‘為民父母’之意乎？”劉聰大怒，說道：“朕為天子，營一殿，何問汝鼠子乎？”命人拉他出去砍了。可是陳元達早就料到有此一招，先出絕招，用一根大鐵鏈，一把大鐵鎖，將自己的腰鎖在李中堂前的一棵大樹上，左右侍衛拉他不動。
許多大官知道了，一齊來進。劉皇後也諫道：“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四海未1，宜愛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福也。陛下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意思說忠臣進諫，早已不顧到自己的生死安危，而皇帝拒絕忠言，那也是不顧到自己的生死安危。
劉聰終於接納了，對群臣道：“朕比年以來，微得風疾，喜怒過差，不複自製。元達，忠臣也！朕未之察。諸公乃能破首明之，誠得輔弼之義也。朕愧戢於心，何敢忘之？”於是赦了陳元達，大賞群臣，將逍遙園改名為“納賢園”，李中堂改名為“愧賢堂”，笑嘻嘻地對陳元達道：“本該是你怕我的，現在卻變成我怕你了。”
劉聰將一座廳堂改名為“愧賢堂”，公開承認自己的過失，表示愧對賢人。他隻是個不學無術的匈奴人，卻有如此胸襟，在這一點上，後世君王亦有所愧乎？
“不為不可成者”
打了十二小時麻將，大敗虧輸，往往便苦笑道：“勞民傷財！”進行一件生意，花了不少力氣，結果卻一無所獲，隻有雙手一攤，道：“勞民傷財。”這些小事是不足道的，但在一個國家中，“勞民傷財”卻是極大的災禍了。
自古以來，中國的大政治家便把“勞民傷財”這四個字，列為治國的大戒。我們讀曆史，每見有皇帝要興建什麽大建築，定有不怕死的臣子竭力反對，唯一的理由便是不可勞民傷財。我從前常常覺得奇怪，心想皇帝富有四海，建造一兩座宮殿有什麽了不起，難道真的會把幾萬萬百姓都累死了？後來才漸漸明白，建造一兩座宮殿隻是一種象征。當政者如果不恤民力，可以不怕勞民傷財而大造宮殿，自然也可以不必怕勞民傷財而去做任何“偉大的”事情，結果定然弄到民窮財盡，天下大亂為止。
管仲曾提出一個主張：“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有許多事情實在是極難辦到的，應當正確估計人民的力量，不要勉強。《禮記·王製篇》中說：“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元代陳皓注解說：“用民力，為冶城郭、途巷、溝渠、宮廟之類。”
那就是征調民力來從事基本建設，隻能占總勞動力的三分之一左右。目前中國的經濟仍是以農業生產為主，基本上和兩千年之前沒有太大的不同。遇到了荒年，古人要更加珍惜使用勞動力。《周禮》上說：“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則一日而已。”意思說遇到了災荒嚴重的年份，征用民力來從事基本建設，共可占用總勞力的百分之零點三左右。
民固不可勞，財亦不可傷，《禮記·王製篇》上還有一段文字，特別說明一個國家積蓄的重要：“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
這幾天《楊貴妃》電影正在上映，影片中這個唐明皇，在初做皇帝時，政治是非常清明的。他在打獵之時，任用姚崇做宰相。姚崇提出了十點要求，要皇帝答允，他才肯擔任宰相的職位，其中一條要求說：“太後（指武則天）造福光寺，中宗造聖善寺，上皇（指唐明皇的父親睿宗）造金仙、玉真觀，皆費巨百萬，耗蠹生靈。凡寺觀宮殿，臣請止絕建造，可乎？”唐明皇答道：“朕每睹之，心即不安，而況敢為哉？”“心即不安”這四個字，是一個愛護百姓的仁者之言。如果他到晚年時仍能不忘“心即不安”四字，安史之禍是決計不會發生的。
天災的好處
颶風“溫黛小姐”對香港造成了這麽大的損害，能說有什麽好處？但在中國古代，天災雖然害民，卻往往能對百姓有益處。那是因為皇帝認為天災是上天對他施政不滿的一種警告。皇帝是天的兒子。天是不會說話的，它見到皇帝幹得太不像話了，就會降災示罰。所以即使是最暴虐無道的皇帝，遇到天災時，總會暫時地將政治改善一下。最妙的是“日食”，這種天象對百姓毫無害處，但古代的君臣也當是重大天災，是上天的警告。
這種例子，在中國曆史上不知有幾千幾百次。我們這裏隻談談漢明帝。明帝是漢光武的兒子，他母親陰麗華是當代著名的美人。漢光武劉秀那時還沒做皇帝，聽到她絕世美貌的名聲，曾說：“娶妻當得陰麗華！”後來果如所願。最後甚至廢了郭後，立她為後。郭後的兒子很識相，把皇太子的位子讓給了明帝。
明帝為人很精明，脾氣卻暴躁，常辱罵大臣，對侍從近臣甚至出手毆打。有一個做郎官的人，名叫藥崧，不知怎的，得罪了明帝，明帝舉杖猛撞。藥崧吃不消了，躲到了床底。明帝大怒，大喝一聲：“郎出！”那藥崧文才很好，出口成章，在床底吟四言詩一首曰：“天子穆穆，諸侯煌煌。未聞人君，自起撞郎。”明帝才饒了他。
像這樣暴躁的皇帝，遇到天災時卻也很聽大臣的勸諫。那一年明帝大建北宮，正逢天旱，有個臣子名叫鍾離意，除下了帽子、鞋子，在宮門奏本道：“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民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明帝回答道：“成湯所引的六事，都是我做皇帝的一人不好，你戴上帽子，穿上鞋子吧，不必客氣。”於是下令停建宮室，所有不必要的基本建設工程，一概停止，同時下詔自我批評，向公卿百僚謝罪。老天也真湊趣，居然便下起了大雨。
“成湯遭旱”雲雲，據說商湯時大旱七年，湯便剃了光頭，剪短指甲，扮作供奉給上天的牛羊犧牲，以六件事自責：“是不是我的施政不合理？是不是我役使百姓，令得他們太過辛苦？是不是我建造宮室太多？是不是我太聽信宮中婦女的枕邊之言？是不是我的手下官員貪汙納賄？是不是歌功頌德、報喜不報憂、瞞騙虛報之徒太得勢了呢？”
鍾離意後來在給明帝的奏章中又誠懇地指出，對百姓不可苛刻，不可施行高壓手段，那麽天災自然會避免，他奏道：“陛下憂恤黎元，而天氣未和，寒暑違節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治職，而以苛刻為俗。百官無相親之心，吏民無雍雍之誌，至於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願陛下垂聖德，緩刑罰，順時氣以諷陰陽。”中國古代都有這樣一種信仰：滅時不正，是由於百姓生活痛苦的結果。隻要養成了相親相愛的風氣，不是你檢舉我，我告發你，時時刻刻在找旁人的小毛病，那麽自然會陰陽調和，氣候正常。
春秋時，楚國長久沒有天災，楚莊王就害怕起來，說：“上天是忘記了我嗎？為什麽不警誡我呢？”魯哀公時政治很腐敗，剛好逢到長期沒有日食，大家說，上天認為魯哀公已無可救藥，不必再理他，所謂“譴之何益？告之不悟。”因此漢明帝見到天有日食，便下詔書說：“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魯哀禍大，天不降譴。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他意思是說：“上天對我總算還不是置之不理，降下天災來警告一下。我做皇帝的無德，你們做官的可要盡責，來好好幫助我啊。”
永平八年，又有日食，明帝叫百官大鳴大放，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直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將各人批評皇帝的鳴放言論公開，叫百官傳閱，等於是張貼批評皇帝的“大字報”），下詔書道：“群僚所言，皆朕之過：民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悚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現在我是知錯了，就怕我品德太差，過了一些時候，又馬虎隨便起來。）
現在科學昌明，人人知道日食、水旱風災是自然現象，和人類的活動無關。這樣一來，天災就不再成為對當政者的警告（所謂“天變不足畏”）。
民食不足是誰之過
在兩千多年前（公元前一六三年，漢文帝後元年），也是連續有幾年嚴重天災，漢文帝下了一道詔書，劈頭便說：“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歟？”皇帝說“朕甚憂之”，跟著便說自己愚笨，不明其中道理，想起來總是因為我的施政有錯，行為有過失吧！
這是何等的胸襟和氣度！
接下去又一一列舉理由，是不是“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是不是“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歟？何其民食之寡乏也？”雖然是在兩千多年以前，但皇帝並沒有將民食不足的過失一切都推在老天爺頭上，而是擔心自己對待屬下百官還不夠好，擔心自己勞民傷財的無用之事做得太多。這篇詔書最後說：“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他自己承認不懂，請丞相以下，大家一起來研究，隻要有利於百姓的事，盡可大鳴大放，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從秦朝以至漢初，有一種官叫作“秘祝”，如果發生了什麽天災怪異，這種“秘祝”官的責任，就是要找出一種天文學上的理論根據，來委過於哪一個臣子。例如，說某地大水災、某地大地震，“秘祝”便說，這是國防部部長做事不對，應當罷免，或者是農業部部長未盡職責，該當殺頭。有了這“秘祝”之官，皇帝就永遠是對的。一切過失由臣子或百姓來負擔。但漢文帝認為不對，他說百官是我任命的，他們做錯了事，應當由我負責，“秘祝”之官將我的過失推諉給我的幹部，實則是在張揚我的不道德行為。他的另一道詔書中曾說道：“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由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弗取。其除之！”
曆史上對文帝的施政，說那時候“議論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行天化下，告訐之俗易。吏史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寖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當時社會上的風俗是寬厚仁篤，連談論別人的過失也覺羞恥，告密之事更是極少發生。
漢文帝直到臨死，還在關懷百姓。他叫群臣百姓在他死後不可服喪太久，以致妨礙正常生活。他說自己一生對百姓沒有什麽幫助，已經十分過意不去，怎可因自己的死亡而再來連累大家？他遺詔中道：“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萬物之自然，奚可甚哀？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誌，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
兩千多年之後，我們讀到這遺詔，仍是不免有心酸之感。當政者愛民以德，老百姓自然擁護。他不必自稱是“英明的、偉大的”，也不必叫人在聽到他名字時必須“立正致敬”，相反地，他總是念念不忘於自己的“不德”，念念不忘於“無以佐百姓”。
柳宗元·郭沬若·郭橐駝
報載，柳州紀念柳宗元的柳侯祠，現在已成為柳侯公園，郭沫若先生遊覽後有律詩一首，詩雲：“柳州舊有柳侯祠，有德於民民祀之，丹荔黃蕉居士字，劍銘衣塚後人思。誕敷文教鋤奴俗，藻飾溪山費品題，往日瘴鄉流竄地，於今沆瀣沁心脾。”柳侯祠有韓愈作而蘇東坡書的一塊碑，紀念柳宗元的事跡，第一句是“荔枝丹兮蕉黃”，柳侯祠旁有柳宗元的衣冠塚。郭詩中丹荔黃蕉、劍銘衣塚雲雲，當是指此而言。
韓柳向來被認為是文章之宗，柳宗元和韓愈並稱。韓愈曾被貶至潮州做官，柳宗元曾被貶至柳州做官，兩個人各和兩廣有關，而且各在當地做了好多好事。兩人文章齊名，但說到道德，千載以來，總是認為柳不如韓。因為柳宗元曾附和王叔文，王叔文一向被認為是奸詐小人。但近來有許多曆史學家替王叔文翻案，說他是“進步政治集團的領導人”“壓抑權貴的進步政治家”。
看到報上所載郭沫若先生寫詩描寫柳宗元，不禁想起千載以前，柳宗元的筆下也曾描寫過一位姓郭的人。這位郭先生是個駝子，不是文豪詩人而是種樹專家。這篇文章許多人都讀過的，那就是《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種樹的本事高明至極，所種之樹，無一不活，所結的果實又極多。人家問他有什麽秘訣，他說秘訣很簡單，隻不過是順於樹木的天性，不去妨礙它的生長而已，種好之後，不再去理會而已。郭橐駝說，有些辛辛苦苦的種樹家卻不然，樹木的根本要舒展，他們卻將之卷了起來；樹木喜歡生慣了舊土，他們卻去搬了新土來，自以為有益於樹木。早晨去瞧瞧，晚上去摸摸，剝開些樹皮來看看是否活了，搖動樹幹看看是否種牢，結果是“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
人家又問到做官的道理，郭橐駝道：“我隻知種樹，做官的道理是不懂的。但我在鄉下看見官員們最喜歡發號施令，好像是非常愛護老百姓的樣子，其實是造成了極大的災禍，早晨傍晚，不斷有官吏來下命令：‘長官叫你們大力耕田，叫你們要做好植樹的工作，督促你們展開秋收，快些繅絲啊，快些織布啊，你們的幼兒要好好撫養教育，大力開展養雞運動，大力推廣養豬運動！’他們打鼓敲木，召集群眾，鼓動生產熱情，布置農業工作，我們小百姓為了應付長官，連吃飯也沒工夫，哪裏還說得上安居樂業？大家累得半死，憔悴疲病，我們這些莊稼人還活得成嗎？”[1]
《資治通鑒》的作者司馬光不讚成柳宗元的政治作風，但很佩服這篇《種樹郭橐駝傳》，在《資治通鑒》中曾節錄此文，評曰：“此其文之有理者也。”
注釋
[1]原文是：“我知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勖爾植，督爾獲，早繅而緒，早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
原載於《明報月刊》一九六六年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