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巴金先生
金庸
得到巴金先生逝世的噩耗時，我正在劍橋。剛上完麥大維教授的讀書課，碩士班的同學共五人，讀的是拓本的《李邕墓誌銘》，銘文頭兩句是：“物寒獨勝，高不必全。”麥教授讓大家討論，我舉了毛主席愛寫的兩句話“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為例解釋，這是中國人傳統的處世哲學，俗語說，“人怕出名豬怕壯”“槍打出頭鳥”，教人以養晦為上。
巴金先生在動蕩時期苦受批判，幸而精神堅毅，得保性命，不致如李邕那樣，“年七十三，卒於強死！”巴金先生堅持到今日，寫了一部擲地作金石聲、驚天動地的《隨想錄》。他多活了三十幾年，實在是中國文學界的大幸事。
巴金這樣的英豪之士，正如孔璋對李邕的評價：“文堪經國，剛毅忠烈，烈士抗節，勇不避死，難不苟免。”
彼時，我身在香港，後來讀到巴金先生發表在《大公報》上的《隨想錄》，自忖：如果我遇到像巴金先生那樣重大的壓力，多半也難免屈服而寫了那些他當時所寫的違心之論，但後來卻絕不能像他那樣慷慨正直地自我檢討，痛自譴責。
巴金先生一直是我所十分敬佩的文人。不但由於他文字優美，風格醇雅，更由於他晚年所表現的凜然正氣，巨大的正義感。
我最初讀巴金先生的《家》，是小學六年級學生，正在浙江海寧家中，坐在沙發中享受讀書之樂。哥哥見到我正看《家》，說道：“巴金是我們浙江嘉興人，他文章寫得真好！”
我說：“不是吧？他寫的是四川成都的事，寫得那麽真實。我相信他是四川人！”
哥哥說：“他祖上是嘉興人，不知是曾祖還是祖父到四川成都去做官，就此住了下來。”哥哥那時已在讀大學，讀的是中文係，意見很有權威，我就信了他的。同時覺得，《家》中所寫的高家，生活情調很像我們江南的大家庭，不過我家的伯父、堂兄們在家裏常常下圍棋、唱昆曲、寫大字、講小說，《家》中高家的人卻不大幹這些事。
巴金先生在《家》中寫得最好的，現在我想是覺新、瑞玨和梅表姐三個，因為我年紀大了，多懂了些人情世故才這樣想，在當時，以為最精彩的是覺慧與鳴鳳，不過，家裏的丫頭們不好看，不及學校裏女同學們美麗，仍覺得覺慧與鳴鳳戀愛不合理。
讀小說常常引入自己的觀念，這是天下小說讀者常有的習慣。我當時最愛讀的是武俠小說，因此覺得《家》《春》《秋》《春天裏的秋天》這一類小說讀來還不夠過癮。直到自己也寫了小說，才明白巴金先生功力之深，才把他和魯迅、沈從文三位先生列為我近代最佩服的文人。
我一直想到上海醫院去看望這位我從小到大都欽佩的人，隻是想到他老人家病中不宜勞神，這才就此永遠失去了機會。他女兒李小林小姐曾送我一張印有巴金先生肖像的瓷碟，我放在書房的架上，一轉頭就可見到他慈祥的笑容。
巴金先生去世，我深為悲悼，寫這篇悼文時我在英國，但我知道，他的肖像仍豎立在我書房的架上，巴金先生正直的精神永遠是我的激勵！
原載於《明報月刊》二〇〇五年第十一期
金庸
得到巴金先生逝世的噩耗時，我正在劍橋。剛上完麥大維教授的讀書課，碩士班的同學共五人，讀的是拓本的《李邕墓誌銘》，銘文頭兩句是：“物寒獨勝，高不必全。”麥教授讓大家討論，我舉了毛主席愛寫的兩句話“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為例解釋，這是中國人傳統的處世哲學，俗語說，“人怕出名豬怕壯”“槍打出頭鳥”，教人以養晦為上。
巴金先生在動蕩時期苦受批判，幸而精神堅毅，得保性命，不致如李邕那樣，“年七十三，卒於強死！”巴金先生堅持到今日，寫了一部擲地作金石聲、驚天動地的《隨想錄》。他多活了三十幾年，實在是中國文學界的大幸事。
巴金這樣的英豪之士，正如孔璋對李邕的評價：“文堪經國，剛毅忠烈，烈士抗節，勇不避死，難不苟免。”
彼時，我身在香港，後來讀到巴金先生發表在《大公報》上的《隨想錄》，自忖：如果我遇到像巴金先生那樣重大的壓力，多半也難免屈服而寫了那些他當時所寫的違心之論，但後來卻絕不能像他那樣慷慨正直地自我檢討，痛自譴責。
巴金先生一直是我所十分敬佩的文人。不但由於他文字優美，風格醇雅，更由於他晚年所表現的凜然正氣，巨大的正義感。
我最初讀巴金先生的《家》，是小學六年級學生，正在浙江海寧家中，坐在沙發中享受讀書之樂。哥哥見到我正看《家》，說道：“巴金是我們浙江嘉興人，他文章寫得真好！”
我說：“不是吧？他寫的是四川成都的事，寫得那麽真實。我相信他是四川人！”
哥哥說：“他祖上是嘉興人，不知是曾祖還是祖父到四川成都去做官，就此住了下來。”哥哥那時已在讀大學，讀的是中文係，意見很有權威，我就信了他的。同時覺得，《家》中所寫的高家，生活情調很像我們江南的大家庭，不過我家的伯父、堂兄們在家裏常常下圍棋、唱昆曲、寫大字、講小說，《家》中高家的人卻不大幹這些事。
巴金先生在《家》中寫得最好的，現在我想是覺新、瑞玨和梅表姐三個，因為我年紀大了，多懂了些人情世故才這樣想，在當時，以為最精彩的是覺慧與鳴鳳，不過，家裏的丫頭們不好看，不及學校裏女同學們美麗，仍覺得覺慧與鳴鳳戀愛不合理。
讀小說常常引入自己的觀念，這是天下小說讀者常有的習慣。我當時最愛讀的是武俠小說，因此覺得《家》《春》《秋》《春天裏的秋天》這一類小說讀來還不夠過癮。直到自己也寫了小說，才明白巴金先生功力之深，才把他和魯迅、沈從文三位先生列為我近代最佩服的文人。
我一直想到上海醫院去看望這位我從小到大都欽佩的人，隻是想到他老人家病中不宜勞神，這才就此永遠失去了機會。他女兒李小林小姐曾送我一張印有巴金先生肖像的瓷碟，我放在書房的架上，一轉頭就可見到他慈祥的笑容。
巴金先生去世，我深為悲悼，寫這篇悼文時我在英國，但我知道，他的肖像仍豎立在我書房的架上，巴金先生正直的精神永遠是我的激勵！
原載於《明報月刊》二〇〇五年第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