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漢武帝的內政
漢武帝這個人，武功文治亦有可觀（他的文治見第八章第六節）。然而他這個人太“不經濟”。他所做的事情，譬如“事四夷”、“開漕渠”、“徙貧民”，原也是做得的事。然而應當花一個錢的事，他做起來總得花到十個八個。而且絕不考察事情的先後緩急，按照財政情形次第舉辦。無論什麽事情，總是想著就辦，到錢不夠了，卻再想法子，所以弄得左支右絀。至於“封禪”、“巡守”、“營宮室”、“求神仙”，就本是昏聵的事情。我如今且把武帝手裏羅掘的事情，舉其大者如下。
一、募民入奴婢，得以“終身複”，其本來是“郎”的，就再增加爵秩。後來又命民“買爵”，“贖禁錮”，“免贓罪”，特置“武功爵”十七級賣給百姓，共直三十餘萬金。
二、用齊的大鹽商東郭鹹陽、南陽大冶孔僅管鹽鐵。鐵器皆歸官鑄，製鹽的，都得用官發的器具。又榷酒酤。
三、算緡錢舟車。做賣買，放利息的人，有資本兩千個錢，出一算（一百二十個錢）。做手藝的人，有資本四千個錢，出一算。有軺車的人出一算。商賈有軺車的出兩算。船長五丈以上出一算。
四、置均輸。用洛陽賈人子桑弘羊做大農丞，又代孔僅等盡管天下鹽鐵。桑弘羊想了一個法子，叫各處地方把本地的“出口貨”做“貢品”，官卻把它販賣到別處。
五、改錢法。秦有天下，仍定以黃金銅錢為貨幣。黃金用“鎰”計重。銅錢仍照周朝的舊樣子，每一個重“半兩”，上麵就鑄著“半兩”兩個字。漢興，黃金仍用斤計重，錢文的輕重屢次改變，最後才定為“五銖”（初用“莢錢”。高後二年，行“八銖錢”〈就是半兩〉，六年行五分錢〈就是莢錢〉。文帝時，鑄四銖錢，武帝初年，改做三銖，後來又行半兩，最後才改做五銖。五銖通行以後，銅錢的輕重，就沒有改變。漢朝的五銖錢，在唐鑄“開元通寶”以前始終算做良好的貨幣）。文帝時，“除盜鑄令，使民放鑄”，銅錢本已很多。武帝時，用度不足，就即多銅的山鑄錢，“錢益多而輕”。“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壁，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形，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其二較輕，方形，其文馬，直五百。其三更輕，其文龜，直三百）銷半兩，鑄三銖，禁私鑄。後來為三銖錢輕，又鑄一種“赤仄錢”，一當五。然而白金、赤仄，畢竟俱廢不行。到後來，到底“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錢法才算大定（這一次的辦法，卻頗合於“貨幣政策”的原理。所以錢法就此定下來。可見天下事不合學理是不行的）。
以上幾條，第一條波及吏治，固不必言。而且“買複”去民太多，則“征發之士益鮮”，就不得不再興別種苛法。官筦鹽鐵，則物劣而價貴。算舟車，則商賈裹足，物品缺乏。設均輸的時候，桑弘羊說：“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則明是和商賈爭利，而其害人最甚的，尤要算“算緡”和“變亂錢法”。《漢書·食貨誌》說：“……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乃分遣禦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師古曰：曹，輩也；分輩而出為使也），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業。”這種行為，簡直和搶劫無異。論錢法，則文帝時聽民鑄錢，本已害人不淺。賈生說：“法使天下公得……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為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又說：“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可謂“怵目劌心”了。到武帝時，“法錢不立”，而突然禁民私鑄，這時候的錢並不是不能私鑄的，而且私鑄了是很有利的（大抵禁止私鑄，隻有兩個法子：其一是國家所鑄的錢技術極精，人民不能效為；其二是“鑄造費”極多，私鑄無利。此外都不足恃的。武帝專令上林三官鑄錢之後，所鑄的錢大約頗為精工。《漢書·食貨誌》，說私鑄的人“計其費不能相當”，就自然沒有人鑄了）。政府想借鑄錢取利，專靠嚴刑峻法去禁止人民私鑄，於是“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就演成極大的慘劇了。
文景以前，七十年的畜積，到此就掃地以盡，而且把社會上的經濟，弄得擾亂異常。這都是漢武帝一個人的罪業。然而還有崇拜他的人，不過是迷信他的武功。我說：國家的武功，是國力擴張自然的結果，並非一二人所能為。以武帝時候中國的國力，倘使真得一個英明的君主，還不知道擴充到什麽地步呢？“漢武式”的用兵，是實在無足崇拜的（參看第八章第四節）。
第二節 霍光廢立和前漢的外戚
武帝因相信神仙之故，許多“方士”、“神巫”都聚集京師，就有“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把“木人”埋在地下，說可以度厄。到後來，就互相告訐，以為“咒詛”。於是“巫蠱”之獄起。水衡都尉江充和太子有隙。武帝派他去治此獄，他就說在皇後、太子宮裏，得到木人更多。太子急了，要見武帝麵訴，江充又不許，太子無法，隻得矯詔發兵，把江充殺掉，因而造反，兵敗自殺。於是武帝就沒有太子，到晚年，婕妤趙氏，生子弗陵，武帝想立他做太子，恐怕身後兒子幼小，母後專權。先把趙婕妤殺掉，然後立他。武帝崩，弗陵立，這個便是昭帝。霍光、金日、上官桀，同受遺詔輔政。武帝的兒子燕王旦，因為年紀比昭帝大，反不得立，有怨望之心。和上官桀、桑弘羊同昭帝的姐姐蓋長公主等結連謀反，事覺伏誅。自此大權盡歸於霍光。昭帝死，無子，此時武帝的兒子隻有廣陵王胥在。霍光說廣陵王曾經因犯罪給先帝廢掉了，不可立。迎立了武帝的孫子昌邑王賀，一百天，把他廢掉了。再迎立戾太子的孫子病已，改名為詢，這個便是宣帝。宣帝立，大權還在霍光之手。宣帝少時，因戾太子之故，係掖庭詔獄，幾乎喪命。幸而掖庭令丙吉保全他，後來替他娶了個許廣漢的女兒。宣帝在民間，就依靠他的外家史氏和丈母家許氏。即位之後，把許氏立為皇後。霍光的夫人名顯，想把自己的女兒立做皇後，聽得大怒。趁許皇後生了太子（就是元帝），叫一個女醫生，進毒藥把她藥死，霍光的女兒就立做皇後。霍光死後，宣帝漸奪霍氏之權。霍光的兒子禹，侄孫雲、山，相對而泣，霍光的夫人也急了。就把當初謀弑許皇後的事情告訴他們，他們大驚道：這是滅族的事，如何使得。於是就有反謀。事情發覺，都給宣帝殺掉（霍皇後也廢掉）。按霍光的廢立，向來讀史的人都說他大公無私。把他和伊尹並稱，謂之“伊霍”。然而看《漢書·霍光傳》，廢掉昌邑王之後，殺掉他群臣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再看《夏侯勝傳》：“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曰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則霍光和昌邑王，明是互相齕之局。”再看後來霍氏的權勢，和他的結局，則所謂“伊霍”，和曆代所謂“權臣”，原相去無幾。原來把科學家的眼光看起來，人是差不多的——在科學上，是不承認有什麽非常之人，也不承認有什麽太善極惡之人的。研究曆史的目的，在於把古今的事情互相比較，而觀其會通。就是要把許多事情，歸納起來，得一個公例。若把儒家改製所托的話，通統認做實在，在後世，都是“欺人孤兒寡婦”的操、莽，而古代忽然有個“天下為公”的堯舜，在後世，都是“彼可取而代也”的項羽，“大丈夫當如此也”的漢高，而在古代，忽然有個“非富天下”的湯，“以至仁伐至不仁”的武王。那就人的相異“如金石與卉木之不同類”，就無從互相比較，無從把許多事情，歸納了而得其公例，科學的研究，根本取消了。所以這些“偶像”，不能不打破它，並不是要跟死人為難。
霍光秉政的時候，鑒於武帝時天下的疲弊，頗能安靜不擾，與民休息。天下總算安穩。霍氏敗後，宣帝親攬大權，宣帝是個“舊勞於外”的人，頗知道民生疾苦，極其留意吏治，武帝和霍光時，用法都極嚴。宣帝卻留意於平恕（參看第八章第五節），也算西漢一個賢君。宣帝死，元帝立，從此以後便步步入於“外戚政治”了。
外戚不是偶然發生的東西，是古代社會組織上當然有的一種階級，我在第二章第三節裏已經說過了。卻是中國，從秦漢而後，又有所謂“內重”、“外重”之局。外重是外有強臣，政府無如之何；到後來便變成“分裂”之局，像後漢變做三國是。內重是中央政府權力甚強，政府說句話，通國都無如之何；到後來便成了權臣篡國之局，像王莽的代漢是。前漢時代，地方政府的權力，本來隻有諸侯王是強的。從七國之亂以後，漢初的封建名存而實亡，就成了內重之局；而外戚又是當時社會上一個特別的階級，那麽，漢朝的天下，斷送在外戚手裏，是勢所必至，無可挽回的（因為任用賢才，是有英明的君主才能夠做的，是特別的事情。普通的君主，就隻能照常例用人，而當時的社會，還沒有脫除階級思想。照常例用人，不是宗室，就是外戚。宗室是經過七國之亂以後，早已視為“禁忌品”，斷不能用它秉政的。那麽，照常例用人，就隻有外戚。英明的君主，不能常得，所以外戚的被任用，是勢所必至，並不是偶然發生的事情）。
漢朝外戚的專權，起於元帝時候。元帝即位，任用外戚史高，又用了舊時的師傅蕭望之、周堪。元帝是個“柔仁好儒”的人，頗崇信師傅的說話。史高心上，不大高興，就和宦官弘恭、石顯結連，把蕭望之、周堪排擠掉，這是漢朝外戚和宦官發生關係之始。成帝即位，任用外家王氏，王鳳、王音相繼為相，權力大盛，“郡國守相，皆出門下”，內官更不必說。王氏之勢，由此而成。成帝無子，立侄兒子欣做太子，是為哀帝。哀帝頗喜歡大權獨攬，要“上法武宣”，然而他這個人，其實是糊塗的。罷斥王氏之後，仍代以外家丁氏和祖母的同族傅氏，又寵愛了嬖人董賢，給他做了大司馬。所以政治毫無改善之處。哀帝亦無子，死後，成帝的母親太皇太後王氏即日駕幸未央宮，收取璽綬，召了他的侄兒王莽來“定策”。迎立了元帝的孫子，這個就是平帝，奪掉董賢的官，董賢自殺。又逐去傅氏、丁氏，滅掉平帝的母家衛氏，於是大權盡歸於王莽。平帝即位的時候，年尚幼小，到後來長大了，為衛氏之故，心常不悅，為王莽所弑。迎立宣帝的元孫嬰，號為孺子，莽“居攝”，稱“假皇帝”，公元8年，把他廢掉自立，改國號曰新。
漢世係圖
漢武帝這個人，武功文治亦有可觀（他的文治見第八章第六節）。然而他這個人太“不經濟”。他所做的事情，譬如“事四夷”、“開漕渠”、“徙貧民”，原也是做得的事。然而應當花一個錢的事，他做起來總得花到十個八個。而且絕不考察事情的先後緩急，按照財政情形次第舉辦。無論什麽事情，總是想著就辦，到錢不夠了，卻再想法子，所以弄得左支右絀。至於“封禪”、“巡守”、“營宮室”、“求神仙”，就本是昏聵的事情。我如今且把武帝手裏羅掘的事情，舉其大者如下。
一、募民入奴婢，得以“終身複”，其本來是“郎”的，就再增加爵秩。後來又命民“買爵”，“贖禁錮”，“免贓罪”，特置“武功爵”十七級賣給百姓，共直三十餘萬金。
二、用齊的大鹽商東郭鹹陽、南陽大冶孔僅管鹽鐵。鐵器皆歸官鑄，製鹽的，都得用官發的器具。又榷酒酤。
三、算緡錢舟車。做賣買，放利息的人，有資本兩千個錢，出一算（一百二十個錢）。做手藝的人，有資本四千個錢，出一算。有軺車的人出一算。商賈有軺車的出兩算。船長五丈以上出一算。
四、置均輸。用洛陽賈人子桑弘羊做大農丞，又代孔僅等盡管天下鹽鐵。桑弘羊想了一個法子，叫各處地方把本地的“出口貨”做“貢品”，官卻把它販賣到別處。
五、改錢法。秦有天下，仍定以黃金銅錢為貨幣。黃金用“鎰”計重。銅錢仍照周朝的舊樣子，每一個重“半兩”，上麵就鑄著“半兩”兩個字。漢興，黃金仍用斤計重，錢文的輕重屢次改變，最後才定為“五銖”（初用“莢錢”。高後二年，行“八銖錢”〈就是半兩〉，六年行五分錢〈就是莢錢〉。文帝時，鑄四銖錢，武帝初年，改做三銖，後來又行半兩，最後才改做五銖。五銖通行以後，銅錢的輕重，就沒有改變。漢朝的五銖錢，在唐鑄“開元通寶”以前始終算做良好的貨幣）。文帝時，“除盜鑄令，使民放鑄”，銅錢本已很多。武帝時，用度不足，就即多銅的山鑄錢，“錢益多而輕”。“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壁，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形，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其二較輕，方形，其文馬，直五百。其三更輕，其文龜，直三百）銷半兩，鑄三銖，禁私鑄。後來為三銖錢輕，又鑄一種“赤仄錢”，一當五。然而白金、赤仄，畢竟俱廢不行。到後來，到底“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錢法才算大定（這一次的辦法，卻頗合於“貨幣政策”的原理。所以錢法就此定下來。可見天下事不合學理是不行的）。
以上幾條，第一條波及吏治，固不必言。而且“買複”去民太多，則“征發之士益鮮”，就不得不再興別種苛法。官筦鹽鐵，則物劣而價貴。算舟車，則商賈裹足，物品缺乏。設均輸的時候，桑弘羊說：“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則明是和商賈爭利，而其害人最甚的，尤要算“算緡”和“變亂錢法”。《漢書·食貨誌》說：“……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乃分遣禦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師古曰：曹，輩也；分輩而出為使也），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業。”這種行為，簡直和搶劫無異。論錢法，則文帝時聽民鑄錢，本已害人不淺。賈生說：“法使天下公得……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為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又說：“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可謂“怵目劌心”了。到武帝時，“法錢不立”，而突然禁民私鑄，這時候的錢並不是不能私鑄的，而且私鑄了是很有利的（大抵禁止私鑄，隻有兩個法子：其一是國家所鑄的錢技術極精，人民不能效為；其二是“鑄造費”極多，私鑄無利。此外都不足恃的。武帝專令上林三官鑄錢之後，所鑄的錢大約頗為精工。《漢書·食貨誌》，說私鑄的人“計其費不能相當”，就自然沒有人鑄了）。政府想借鑄錢取利，專靠嚴刑峻法去禁止人民私鑄，於是“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就演成極大的慘劇了。
文景以前，七十年的畜積，到此就掃地以盡，而且把社會上的經濟，弄得擾亂異常。這都是漢武帝一個人的罪業。然而還有崇拜他的人，不過是迷信他的武功。我說：國家的武功，是國力擴張自然的結果，並非一二人所能為。以武帝時候中國的國力，倘使真得一個英明的君主，還不知道擴充到什麽地步呢？“漢武式”的用兵，是實在無足崇拜的（參看第八章第四節）。
第二節 霍光廢立和前漢的外戚
武帝因相信神仙之故，許多“方士”、“神巫”都聚集京師，就有“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把“木人”埋在地下，說可以度厄。到後來，就互相告訐，以為“咒詛”。於是“巫蠱”之獄起。水衡都尉江充和太子有隙。武帝派他去治此獄，他就說在皇後、太子宮裏，得到木人更多。太子急了，要見武帝麵訴，江充又不許，太子無法，隻得矯詔發兵，把江充殺掉，因而造反，兵敗自殺。於是武帝就沒有太子，到晚年，婕妤趙氏，生子弗陵，武帝想立他做太子，恐怕身後兒子幼小，母後專權。先把趙婕妤殺掉，然後立他。武帝崩，弗陵立，這個便是昭帝。霍光、金日、上官桀，同受遺詔輔政。武帝的兒子燕王旦，因為年紀比昭帝大，反不得立，有怨望之心。和上官桀、桑弘羊同昭帝的姐姐蓋長公主等結連謀反，事覺伏誅。自此大權盡歸於霍光。昭帝死，無子，此時武帝的兒子隻有廣陵王胥在。霍光說廣陵王曾經因犯罪給先帝廢掉了，不可立。迎立了武帝的孫子昌邑王賀，一百天，把他廢掉了。再迎立戾太子的孫子病已，改名為詢，這個便是宣帝。宣帝立，大權還在霍光之手。宣帝少時，因戾太子之故，係掖庭詔獄，幾乎喪命。幸而掖庭令丙吉保全他，後來替他娶了個許廣漢的女兒。宣帝在民間，就依靠他的外家史氏和丈母家許氏。即位之後，把許氏立為皇後。霍光的夫人名顯，想把自己的女兒立做皇後，聽得大怒。趁許皇後生了太子（就是元帝），叫一個女醫生，進毒藥把她藥死，霍光的女兒就立做皇後。霍光死後，宣帝漸奪霍氏之權。霍光的兒子禹，侄孫雲、山，相對而泣，霍光的夫人也急了。就把當初謀弑許皇後的事情告訴他們，他們大驚道：這是滅族的事，如何使得。於是就有反謀。事情發覺，都給宣帝殺掉（霍皇後也廢掉）。按霍光的廢立，向來讀史的人都說他大公無私。把他和伊尹並稱，謂之“伊霍”。然而看《漢書·霍光傳》，廢掉昌邑王之後，殺掉他群臣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再看《夏侯勝傳》：“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曰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則霍光和昌邑王，明是互相齕之局。”再看後來霍氏的權勢，和他的結局，則所謂“伊霍”，和曆代所謂“權臣”，原相去無幾。原來把科學家的眼光看起來，人是差不多的——在科學上，是不承認有什麽非常之人，也不承認有什麽太善極惡之人的。研究曆史的目的，在於把古今的事情互相比較，而觀其會通。就是要把許多事情，歸納起來，得一個公例。若把儒家改製所托的話，通統認做實在，在後世，都是“欺人孤兒寡婦”的操、莽，而古代忽然有個“天下為公”的堯舜，在後世，都是“彼可取而代也”的項羽，“大丈夫當如此也”的漢高，而在古代，忽然有個“非富天下”的湯，“以至仁伐至不仁”的武王。那就人的相異“如金石與卉木之不同類”，就無從互相比較，無從把許多事情，歸納了而得其公例，科學的研究，根本取消了。所以這些“偶像”，不能不打破它，並不是要跟死人為難。
霍光秉政的時候，鑒於武帝時天下的疲弊，頗能安靜不擾，與民休息。天下總算安穩。霍氏敗後，宣帝親攬大權，宣帝是個“舊勞於外”的人，頗知道民生疾苦，極其留意吏治，武帝和霍光時，用法都極嚴。宣帝卻留意於平恕（參看第八章第五節），也算西漢一個賢君。宣帝死，元帝立，從此以後便步步入於“外戚政治”了。
外戚不是偶然發生的東西，是古代社會組織上當然有的一種階級，我在第二章第三節裏已經說過了。卻是中國，從秦漢而後，又有所謂“內重”、“外重”之局。外重是外有強臣，政府無如之何；到後來便變成“分裂”之局，像後漢變做三國是。內重是中央政府權力甚強，政府說句話，通國都無如之何；到後來便成了權臣篡國之局，像王莽的代漢是。前漢時代，地方政府的權力，本來隻有諸侯王是強的。從七國之亂以後，漢初的封建名存而實亡，就成了內重之局；而外戚又是當時社會上一個特別的階級，那麽，漢朝的天下，斷送在外戚手裏，是勢所必至，無可挽回的（因為任用賢才，是有英明的君主才能夠做的，是特別的事情。普通的君主，就隻能照常例用人，而當時的社會，還沒有脫除階級思想。照常例用人，不是宗室，就是外戚。宗室是經過七國之亂以後，早已視為“禁忌品”，斷不能用它秉政的。那麽，照常例用人，就隻有外戚。英明的君主，不能常得，所以外戚的被任用，是勢所必至，並不是偶然發生的事情）。
漢朝外戚的專權，起於元帝時候。元帝即位，任用外戚史高，又用了舊時的師傅蕭望之、周堪。元帝是個“柔仁好儒”的人，頗崇信師傅的說話。史高心上，不大高興，就和宦官弘恭、石顯結連，把蕭望之、周堪排擠掉，這是漢朝外戚和宦官發生關係之始。成帝即位，任用外家王氏，王鳳、王音相繼為相，權力大盛，“郡國守相，皆出門下”，內官更不必說。王氏之勢，由此而成。成帝無子，立侄兒子欣做太子，是為哀帝。哀帝頗喜歡大權獨攬，要“上法武宣”，然而他這個人，其實是糊塗的。罷斥王氏之後，仍代以外家丁氏和祖母的同族傅氏，又寵愛了嬖人董賢，給他做了大司馬。所以政治毫無改善之處。哀帝亦無子，死後，成帝的母親太皇太後王氏即日駕幸未央宮，收取璽綬，召了他的侄兒王莽來“定策”。迎立了元帝的孫子，這個就是平帝，奪掉董賢的官，董賢自殺。又逐去傅氏、丁氏，滅掉平帝的母家衛氏，於是大權盡歸於王莽。平帝即位的時候，年尚幼小，到後來長大了，為衛氏之故，心常不悅，為王莽所弑。迎立宣帝的元孫嬰，號為孺子，莽“居攝”，稱“假皇帝”，公元8年，把他廢掉自立，改國號曰新。
漢世係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