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明白一種現象的因果關係,先要曉得它的“事實”。考究人類社會已往的事實的東西很多,譬如(一)人類之遺骸,(二)古物(無論工藝品、美術品、建築物),(三)典章製度、風俗習慣等都是。記載往事的書籍,不過是其中的一種。然而最完全最正確的,究竟要推書籍。所以研究曆史,仍得以“史籍”為中心。


    我們中國的史籍,究竟怎樣?我且舉兩種史籍分類的法子,以見其大概。一種是清朝的《四庫書目》,這是舊時候“目錄之學”中最後的分類。


    一種是近人所撰的《新史學》,略參些新科學思想的(見《新民叢報》和《飲冰室文集》)。


    第二編年(《資治通鑒》等是也)


    以上兩種分法,都不十分正確,現在且別評論它(要知道曆史書分類的法子,可以自己把“目錄之學”的書參考。其中應該先看的,是《漢書·藝文誌》、《隋書·經籍誌》、《文獻通考·經籍考》、《四庫書目》四種)。我以為曆史的書,從內容上分起來,不過(一)記載,(二)注釋,(三)批評,三種(考訂大抵屬於注釋,也有因此而下批評的)。其中又以記載為主,必須有了記載,批評注釋兩種,才有所附麗,其間有主從的關係。


    曆史書所記載的事實,從前的人,把它分做(一)治亂興亡,(二)典章製度,兩大類(參看《文獻通考》序。這兩個名詞,不甚妥當,但是一時沒有適當的名詞,姑且沿用之,我以為前一類可稱為“動的史實”,後一類可稱為“靜的史實”)。正史中的“紀”、“傳”,是記前一類事實的;“誌”是記後一類事實的;二者又皆可出之以“表”,以圖減省;所以正史可稱為“紀傳表誌體”。各種曆史,要算這一種的體例,最為完全(所以從前把它立於學官,算做正史)。編年和紀事本末,是專記前一類的事實。政書是專記後一類的事實。從研究上說,編年體最便於“通覽一時代的大勢”;紀事本末體,最便於“鉤稽一事的始末”;典章製度一類的事實,尤貴乎“觀其會通”;所以正史、編年、紀事本末、政書這四種書在研究上都是最緊要的:因其都能“網羅完備”,而且都有一個“條理係統”。其餘的書,隻記一部分的事實(或者是許多零碎的事實),隻可稱為“未經編纂的史材”,專門研究,都是很有用的,初學暫可從緩。我們中國是個文明開化極早之國,曆史一類的書,真是汗牛充棟;其餘各種材料,卻也不少(譬如鍾鼎碑刻和其餘各種古器物,都有合於前說的古物一類。各地方特別的風俗,特別的方言,都有合於前說的風俗習慣、典章製度一類);可惜科學不甚發達,沒有能夠將之嚴密整理罷了。這就是今後學者的責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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