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統一之後的兩岸軍隊之間所進行的一係列軍事科技的分享和整合，對於台灣特別行政區的武裝力量而言幾乎可以用脫胎換骨來形容。僅在電子監聽領域，台灣特別軍區“電展室”便通過與大陸軍方的合作而收益非淺。長期以來台灣地區軍隊的電子監聽工作受受到解析能力的製約，辛苦收集來的情報大概隻能解讀三成。而這一點卻恰恰是中國大陸軍隊的長項。因此在兩岸的聯手協作之下，台灣特別軍區幾乎通過電子監聽便幾乎可以完全獲取日本自衛隊在西南離島的全部行動計劃。
對於身在“佳山基地”戰管中心的劉家麒少將而言，他最關心自然還是日本航空自衛隊的調動情況。畢竟從宮古島和下地島的機場出發，日本航空自衛隊的戰鬥機群隻需要半個小時左右的時間便可以飛抵佳山基地的上空。而在目前石垣島局勢撲朔迷離的情況之下，台灣特別軍區自然不得不作好城門失火、秧及池魚的準備。
如果說在石垣島事件發生的頭24個小時之內，日本航空自衛隊的調動和部署還在正常範圍之內的話，那麽隨著首輪進攻的受挫，日本航空自衛隊向這一地區所集結的兵力便明顯超出了應對這一事件本身的需要。首先是日本航空自衛隊西南混成團第83航空隊幾乎所有主力戰機全部轉入宮古島和下地島機場前線部署。隨後日本航空自衛隊西部和中部航空方麵隊的第8和第6航空團轉場到衝繩航空基地。而根據台灣特別軍區所監聽到的日本航空自衛隊的訊息，其北部航空方麵隊的第2和第3航空團已正準備南下支援。
由於冷戰時期來自北方的強大壓力和駐日美軍的存在，日本航空自衛隊的部署呈現北強南弱的局麵。在其6個航空團的兵力架構之下，中部和北部方麵隊便占了三分之二的名額。而最新銳的戰鬥機如1978年列裝部隊f—1型戰鬥機，1983年開始配備的f—15“鷹”，乃至2001年3月最早成立的f—2型戰鬥機中隊都出現在了北部方麵隊的序列之下。一時間日本西南海域可以說是戰雲密集。
不過僅就空中戰場而言，劉家麒少將還是對自己所在的部隊頗有信心的，畢竟今天的台灣特別軍區空軍早已不是兩岸對峙年代的局麵了。盡管一直處於台灣地區軍事建設的中心位置，但是在那些同室操戈的歲月裏，台灣地區空軍實際上卻始終處於積弱不振的局麵。而其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作為中國的一個省，台灣地區不可能建立起一個真正完備和強大的航空工業體係，當從戰鬥機到武器配件都要仰人鼻息之時，所謂的戰鬥力也就無從談起。
以兩岸和平統一前的台灣地區空軍的實力而言，與日本航空自衛隊較量難免吃虧。畢竟以幻影2000—5和f—16的組合很難與日本航空自衛隊的f—15j爭奪製空權。因此在兩岸和平統一之後，台灣特別軍區空軍要求換裝殲—11重型戰鬥機的呼聲一度高漲。對此甚至有人翻出了蘇聯解體時采購蘇—27型戰鬥機的老帳，宣稱“台灣空軍早就有這方麵的打算，隻是礙於大陸和美國的壓力才沒有定案，現在大陸方麵既然已經建立的蘇—27的特許生產權，那麽自然應該與台灣分享。”
不過這個頗有可行性的方案最終沒有成型。原因倒不是有些人惡意揣測的那樣，大陸方麵對擁有自身武裝力量的台灣特別行政區仍缺乏信任。而是因為在急劇變化的國家安全形勢之下，中國大陸的空軍同樣需要快速的更新武器裝備，現有的殲—11重型戰鬥機生產能力基本處於飽和狀態，無力支持台灣方麵。而更為重要的是在目前的國際環境之下，中國政府希望可以更多的利用台灣本土的軍事工業。
因此在兩岸和平統一之後，台灣空軍不出意料的率先封存了全部早已“退居二線”的f—5e/f戰鬥機。畢竟台灣地區空軍所擁有的f—5型戰鬥機，機況普遍較差。隻是兩岸和平統一之前，美國方麵一直拖延出售f—16c/d型戰鬥機，才最終導致f—5型戰鬥機始終無法退役。甚至有坊間傳言美國軍方曾經想向台灣地區政府買回封存的f—5，作為假想敵單位的補充機，但到台灣現場檢查封存機狀況後就打了退堂鼓，決定改買瑞士退役的同型機了。
此後台灣特別行政區空軍的“假想敵中隊”—駐台東誌航基地的第46飛行中隊擴編，並開始換裝了依舊處於一線的幻影2000—5和f—16型戰鬥機似乎也在情理之中。畢竟台灣特別軍區在2008年將曾經被視為“絕對主力”的幻影2000—5型戰鬥機除少部分轉入“假想敵中隊”外全部封存。事實上由於台灣地區當局長期和法國方麵的互動不佳，加上“幻影”2000-5型戰鬥機的零部件昂貴，使得該機機隊的可用率一直居台灣空軍三款主力戰機之末。
曾經耗費1616億元新台幣的高昂價格購置的60架幻影2000-5型戰鬥機的出勤率一度甚至跌到可憐的40%以下。為此台灣空軍被迫采取機隊部分封存的做法，對約10架戰機進行所謂的“環境控製”封存，通過減少第一線戰機的數量，來維持機隊比較好看的書麵上的可用率，這個方法短時間內使可用率從不到50%提升到70%以上。同時，這樣還降低了戰機零部件的日常消耗，大幅減少了“幻影”機隊的維持費用。既然食之無味，不如直接棄之不用。
揮別了“幻影”和f—5“虎”式戰鬥機之後，中國台灣特別空軍作戰司令部所屬作戰單位中的可用戰鬥機頓時銳減了三分之一。台灣空軍上下頓時陷入了一種空前的期待之中。盡管長期的妖魔化宣傳令他們對中國大陸的戰鬥機型曾有過這樣或那樣的排斥，但是和平統一之後的曆次兩岸聯合軍事演習和中國空軍在幾次局部戰爭中的表現，還是讓他們對駕駛殲—10、殲轟—7這樣國產戰機充滿了期待。
但是隨後的舉措卻令大多數人大跌眼睛，他們的確等到了“國產戰機”，不過並不是來自祖國大陸軍工企業的產品，而是台灣航太工業發展公司（aidc）的“我不飛”—idf“經國號”的改進生產型。一時之間，全軍鼓噪。畢竟作為全球唯一的使用者，台灣空軍對idf“經國號”戰鬥機的種種弱點和不足早已在長期的使用中牢騷滿腹了。
但是情感上的不接受和實際使用卻是兩回事，當駐守台東誌航空軍基地的台灣特別軍區空軍第737戰術戰鬥機聯隊開始換裝idf“經國號”戰鬥機的改進型之時，這種曾經令他們詬病不已的戰鬥機身上脫胎換骨的變化卻第一時間令他們狂喜不已。
事實上idf“經國號”戰鬥機的設計起點並不低。由於得到了美國方麵大量的技術輸入，idf完全依照國際上第三代戰機的設計思想強調跨音速機動性能。而在戰術定位上idf“經國號”戰鬥機作為一種20世紀80年代的機型，與他的主要對手—中國空軍的殲—7、殲—8型戰鬥機之間也可以說是旗鼓相當，甚至還站有一定的優勢。
隻是在中國大陸空軍的急速更新換代麵前，idf“經國號”戰鬥機本身發動機和火控係統上已經整個武器係統方麵的短板，使得idf“經國號”戰鬥機在中國大陸空軍的蘇—27、蘇—30以及殲—11/a型麵前顯得極其脆弱，而殲—10和殲轟—7這樣國產戰機也很快在各項指標上對其產生壓倒性的優勢。但是如果撇去與大陸方麵的空戰，idf“經國號”戰鬥機事實上是一款極其符合台灣空軍實際情況的戰鬥機型。
首先在兩岸統一行動的大背景之下，台灣特別軍區空軍並不承擔獨立奪取戰場製空權的任務。將對手的戰鬥機群逐出天空的完全可以依賴於中國大陸空軍的殲—11/a重型戰鬥機的翼刀。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台灣特別軍區空軍實際上所扮演的是本島防禦和對海、對地支援的任務。而這一使命則完全可以由逐步完成零配件國產化的f—16型戰鬥機和idf“經國號”戰鬥機來完成。
如果日本自衛隊與台灣特別軍區空軍在其西南離島及台灣本島展開空戰。台灣特別軍區空軍所裝備的145架f—16型戰鬥機抵擋日本航空自衛隊的首輪進攻。支撐到大陸空軍的馳援抵達，隨後總數已經超過300架的和idf“經國號”改進型足以成為日本航空和海上自衛隊的噩夢。
事實上台灣地區當局曾在21世紀初進行過idf“經國號”戰鬥機的改進工作即“翔升計劃”。但是這一改進除了迎合民進黨當局的“去蔣化”動作，將“經國號”進行“正名”為“雄鷹”外，df“經國號”真正的“翔升“，是在兩岸和平統一之後，台灣航太工業發展公司正在製定與大陸航空工業合作的計劃開始的。
曾是台灣地區空軍f-5“虎“型戰機飛行員的台灣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馮世寬先生對空軍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解。對於idf“經國號”df最大的弱點是其動力係統，由於美國方麵不肯提供大推力渦扇發動機，idf的早期型號隻能裝備小推力級的tfe-1042-70型發動機，使得這款輕型戰鬥機始終無法以機動性見長，被台灣空軍戲稱為“先天心髒病”。
針對這一點，在idf“經國號”的改進工作中，台灣漢翔航空工業選擇了與中國大陸燃氣渦輪研究院所研發的代號“天山”新型發動機—s—2000型，盡管s—2000與國際先進水平仍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具有雙發優勢的idf“經國號”在換上了國產心髒之後，動力係統的問題基本得到了解決。
而武器係統是idf“經國號”df“經國號”的改進型不僅可以發射台灣本土研製的“天劍一”型和“天劍二”型空對空導彈，更具備了發射中國大陸空軍最新型“霹靂—12”型空對空導彈。而在而在對海、對地攻擊中除了台灣本土研製的“雄風”係列反艦導彈外，中國大陸的“雷石－6”滑翔製導炸彈和台灣地區軍方秘密研製多年的“萬劍”空射巡航導彈更成為了idf“經國號”的戰力倍增器。
因此此刻坐鎮“佳山基地”戰管中心的劉家麒少將，對日本航空自衛隊空前規模的集結並不感到絲毫的擔憂。出生於軍人世家、從小便聽著祖輩講述那八年抗戰艱辛的他，甚至渴望與日本再度一戰。但是此刻當中國大陸選擇隱忍之時，台灣特別軍區也隻能以枕戈待旦的狀態，注視著日本自衛隊向西南離島繼續增派更多的武裝力量。
對於身在“佳山基地”戰管中心的劉家麒少將而言，他最關心自然還是日本航空自衛隊的調動情況。畢竟從宮古島和下地島的機場出發，日本航空自衛隊的戰鬥機群隻需要半個小時左右的時間便可以飛抵佳山基地的上空。而在目前石垣島局勢撲朔迷離的情況之下，台灣特別軍區自然不得不作好城門失火、秧及池魚的準備。
如果說在石垣島事件發生的頭24個小時之內，日本航空自衛隊的調動和部署還在正常範圍之內的話，那麽隨著首輪進攻的受挫，日本航空自衛隊向這一地區所集結的兵力便明顯超出了應對這一事件本身的需要。首先是日本航空自衛隊西南混成團第83航空隊幾乎所有主力戰機全部轉入宮古島和下地島機場前線部署。隨後日本航空自衛隊西部和中部航空方麵隊的第8和第6航空團轉場到衝繩航空基地。而根據台灣特別軍區所監聽到的日本航空自衛隊的訊息，其北部航空方麵隊的第2和第3航空團已正準備南下支援。
由於冷戰時期來自北方的強大壓力和駐日美軍的存在，日本航空自衛隊的部署呈現北強南弱的局麵。在其6個航空團的兵力架構之下，中部和北部方麵隊便占了三分之二的名額。而最新銳的戰鬥機如1978年列裝部隊f—1型戰鬥機，1983年開始配備的f—15“鷹”，乃至2001年3月最早成立的f—2型戰鬥機中隊都出現在了北部方麵隊的序列之下。一時間日本西南海域可以說是戰雲密集。
不過僅就空中戰場而言，劉家麒少將還是對自己所在的部隊頗有信心的，畢竟今天的台灣特別軍區空軍早已不是兩岸對峙年代的局麵了。盡管一直處於台灣地區軍事建設的中心位置，但是在那些同室操戈的歲月裏，台灣地區空軍實際上卻始終處於積弱不振的局麵。而其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作為中國的一個省，台灣地區不可能建立起一個真正完備和強大的航空工業體係，當從戰鬥機到武器配件都要仰人鼻息之時，所謂的戰鬥力也就無從談起。
以兩岸和平統一前的台灣地區空軍的實力而言，與日本航空自衛隊較量難免吃虧。畢竟以幻影2000—5和f—16的組合很難與日本航空自衛隊的f—15j爭奪製空權。因此在兩岸和平統一之後，台灣特別軍區空軍要求換裝殲—11重型戰鬥機的呼聲一度高漲。對此甚至有人翻出了蘇聯解體時采購蘇—27型戰鬥機的老帳，宣稱“台灣空軍早就有這方麵的打算，隻是礙於大陸和美國的壓力才沒有定案，現在大陸方麵既然已經建立的蘇—27的特許生產權，那麽自然應該與台灣分享。”
不過這個頗有可行性的方案最終沒有成型。原因倒不是有些人惡意揣測的那樣，大陸方麵對擁有自身武裝力量的台灣特別行政區仍缺乏信任。而是因為在急劇變化的國家安全形勢之下，中國大陸的空軍同樣需要快速的更新武器裝備，現有的殲—11重型戰鬥機生產能力基本處於飽和狀態，無力支持台灣方麵。而更為重要的是在目前的國際環境之下，中國政府希望可以更多的利用台灣本土的軍事工業。
因此在兩岸和平統一之後，台灣空軍不出意料的率先封存了全部早已“退居二線”的f—5e/f戰鬥機。畢竟台灣地區空軍所擁有的f—5型戰鬥機，機況普遍較差。隻是兩岸和平統一之前，美國方麵一直拖延出售f—16c/d型戰鬥機，才最終導致f—5型戰鬥機始終無法退役。甚至有坊間傳言美國軍方曾經想向台灣地區政府買回封存的f—5，作為假想敵單位的補充機，但到台灣現場檢查封存機狀況後就打了退堂鼓，決定改買瑞士退役的同型機了。
此後台灣特別行政區空軍的“假想敵中隊”—駐台東誌航基地的第46飛行中隊擴編，並開始換裝了依舊處於一線的幻影2000—5和f—16型戰鬥機似乎也在情理之中。畢竟台灣特別軍區在2008年將曾經被視為“絕對主力”的幻影2000—5型戰鬥機除少部分轉入“假想敵中隊”外全部封存。事實上由於台灣地區當局長期和法國方麵的互動不佳，加上“幻影”2000-5型戰鬥機的零部件昂貴，使得該機機隊的可用率一直居台灣空軍三款主力戰機之末。
曾經耗費1616億元新台幣的高昂價格購置的60架幻影2000-5型戰鬥機的出勤率一度甚至跌到可憐的40%以下。為此台灣空軍被迫采取機隊部分封存的做法，對約10架戰機進行所謂的“環境控製”封存，通過減少第一線戰機的數量，來維持機隊比較好看的書麵上的可用率，這個方法短時間內使可用率從不到50%提升到70%以上。同時，這樣還降低了戰機零部件的日常消耗，大幅減少了“幻影”機隊的維持費用。既然食之無味，不如直接棄之不用。
揮別了“幻影”和f—5“虎”式戰鬥機之後，中國台灣特別空軍作戰司令部所屬作戰單位中的可用戰鬥機頓時銳減了三分之一。台灣空軍上下頓時陷入了一種空前的期待之中。盡管長期的妖魔化宣傳令他們對中國大陸的戰鬥機型曾有過這樣或那樣的排斥，但是和平統一之後的曆次兩岸聯合軍事演習和中國空軍在幾次局部戰爭中的表現，還是讓他們對駕駛殲—10、殲轟—7這樣國產戰機充滿了期待。
但是隨後的舉措卻令大多數人大跌眼睛，他們的確等到了“國產戰機”，不過並不是來自祖國大陸軍工企業的產品，而是台灣航太工業發展公司（aidc）的“我不飛”—idf“經國號”的改進生產型。一時之間，全軍鼓噪。畢竟作為全球唯一的使用者，台灣空軍對idf“經國號”戰鬥機的種種弱點和不足早已在長期的使用中牢騷滿腹了。
但是情感上的不接受和實際使用卻是兩回事，當駐守台東誌航空軍基地的台灣特別軍區空軍第737戰術戰鬥機聯隊開始換裝idf“經國號”戰鬥機的改進型之時，這種曾經令他們詬病不已的戰鬥機身上脫胎換骨的變化卻第一時間令他們狂喜不已。
事實上idf“經國號”戰鬥機的設計起點並不低。由於得到了美國方麵大量的技術輸入，idf完全依照國際上第三代戰機的設計思想強調跨音速機動性能。而在戰術定位上idf“經國號”戰鬥機作為一種20世紀80年代的機型，與他的主要對手—中國空軍的殲—7、殲—8型戰鬥機之間也可以說是旗鼓相當，甚至還站有一定的優勢。
隻是在中國大陸空軍的急速更新換代麵前，idf“經國號”戰鬥機本身發動機和火控係統上已經整個武器係統方麵的短板，使得idf“經國號”戰鬥機在中國大陸空軍的蘇—27、蘇—30以及殲—11/a型麵前顯得極其脆弱，而殲—10和殲轟—7這樣國產戰機也很快在各項指標上對其產生壓倒性的優勢。但是如果撇去與大陸方麵的空戰，idf“經國號”戰鬥機事實上是一款極其符合台灣空軍實際情況的戰鬥機型。
首先在兩岸統一行動的大背景之下，台灣特別軍區空軍並不承擔獨立奪取戰場製空權的任務。將對手的戰鬥機群逐出天空的完全可以依賴於中國大陸空軍的殲—11/a重型戰鬥機的翼刀。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台灣特別軍區空軍實際上所扮演的是本島防禦和對海、對地支援的任務。而這一使命則完全可以由逐步完成零配件國產化的f—16型戰鬥機和idf“經國號”戰鬥機來完成。
如果日本自衛隊與台灣特別軍區空軍在其西南離島及台灣本島展開空戰。台灣特別軍區空軍所裝備的145架f—16型戰鬥機抵擋日本航空自衛隊的首輪進攻。支撐到大陸空軍的馳援抵達，隨後總數已經超過300架的和idf“經國號”改進型足以成為日本航空和海上自衛隊的噩夢。
事實上台灣地區當局曾在21世紀初進行過idf“經國號”戰鬥機的改進工作即“翔升計劃”。但是這一改進除了迎合民進黨當局的“去蔣化”動作，將“經國號”進行“正名”為“雄鷹”外，df“經國號”真正的“翔升“，是在兩岸和平統一之後，台灣航太工業發展公司正在製定與大陸航空工業合作的計劃開始的。
曾是台灣地區空軍f-5“虎“型戰機飛行員的台灣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馮世寬先生對空軍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解。對於idf“經國號”df最大的弱點是其動力係統，由於美國方麵不肯提供大推力渦扇發動機，idf的早期型號隻能裝備小推力級的tfe-1042-70型發動機，使得這款輕型戰鬥機始終無法以機動性見長，被台灣空軍戲稱為“先天心髒病”。
針對這一點，在idf“經國號”的改進工作中，台灣漢翔航空工業選擇了與中國大陸燃氣渦輪研究院所研發的代號“天山”新型發動機—s—2000型，盡管s—2000與國際先進水平仍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具有雙發優勢的idf“經國號”在換上了國產心髒之後，動力係統的問題基本得到了解決。
而武器係統是idf“經國號”df“經國號”的改進型不僅可以發射台灣本土研製的“天劍一”型和“天劍二”型空對空導彈，更具備了發射中國大陸空軍最新型“霹靂—12”型空對空導彈。而在而在對海、對地攻擊中除了台灣本土研製的“雄風”係列反艦導彈外，中國大陸的“雷石－6”滑翔製導炸彈和台灣地區軍方秘密研製多年的“萬劍”空射巡航導彈更成為了idf“經國號”的戰力倍增器。
因此此刻坐鎮“佳山基地”戰管中心的劉家麒少將，對日本航空自衛隊空前規模的集結並不感到絲毫的擔憂。出生於軍人世家、從小便聽著祖輩講述那八年抗戰艱辛的他，甚至渴望與日本再度一戰。但是此刻當中國大陸選擇隱忍之時，台灣特別軍區也隻能以枕戈待旦的狀態，注視著日本自衛隊向西南離島繼續增派更多的武裝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