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貌，柳貌。”小亂嘀咕著這個名字。
忽悠問道：“咋地？
你認識這個人？”
小亂看了看忽悠：“說什麽呢？
我上哪裏人認識去。不過是想記住這個人。
對了津瑤，後來呢？
後來這哀牢國又怎麽樣了？“
周津瑤說道：“那就要說道東漢末期，中原群雄並起，有的擁兵自重，‘挾天子以令諸侯’；
有的招賢納士，占州郡以待良時‘問鼎中原’，成了亂世英雄們‘擋不住的誘惑’了。
這時節，地處西南極邊的保山雖仍為“天下第二大郡”的郡治，但由於皇權旁落，內戰猶酣，基本上成了個無人管顧的‘自治’地方。
因而比起烽煙疊起的內地來說，可謂一方世外挑源。
直到天下三分之局確立之後，這種局麵才有所改變。
蜀漢章武三年即建興元年，的夏天，昭烈帝劉備病逝，益州郡豪門雍闓乘機叛蜀，並先殺益州太守而後又將其控製下的蜀郡太守押送東吳以為見麵之禮，‘求附於吳’。
於是東吳‘大帝’孫權便給他開了張空頭支票：
‘遙封’，其為並不屬東吳所轄的永昌郡‘太守’”
忽悠插嘴說道：“這哥們真是有病。‘遙封’都行！”
周津瑤笑了笑：“有些人利欲熏心，就會做出這樣的蠢事。
那個雍闓例也當了真似的，竟拿著雞毛當令箭，欲往永昌走馬上任。
那時候，永昌郡太守易人，前任已去，新官末到，郡守之職暫由功曹呂凱及府丞王伉代行。
二人得悉雍闓叛行，齊心協力，積極動員和組織郡內軍民厲兵秣馬，並派出精銳之旅扼守轄域要塞，以待來敵，從而使得“闓不能進”，其“永昌太守’’之夢也就隻好化為泡影。”
小亂點了點頭：“這呂凱和王伉倒是忠貞之士。”
周津瑤點了點頭，繼續說道：“呂凱，宇季乎，永昌不韋人，秦相呂不韋後裔——呂不韋擅權獲罪之時，秦始皇遷其親族子弟至四川以代之受過，漢武帝拓邊置縣，複遷呂氏後裔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實之’，故以‘不韋’作為縣名，意在‘彰其先人惡’。
至三國時代，呂氏已成為永昌郡中的豪門大姓，呂凱便是其中出類拔萃的濟世之才。
而當時劇烈動蕩的政治風雲尤其是雍闓叛蜀這一突發事件則正好為呂凱一展雄才提供了曆史性的機遇。
雍闓強取郡權圖謀受阻，於是改變策略，屢次‘移檄永昌’，企圖煽動呂凱審時附勢，另攀高技。
呂凱不為所動，為絕其念，他臨池揮毫，昂然複函曰：天降喪亂，奸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
伏維將軍世受漢恩，以為當躬聚黨眾，率先啟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
何期臣仆吳越，背本就末乎？
將軍不睹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
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恒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
況臣於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
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察焉。
——這，便是頗為後世推重的滇文名篇《答雍閻書》。
文風高古，義正辭嚴，其忠誠不奪之誌，凜然難犯之色溢於言表。
由於呂凱素來‘恩威內著，為郡中所信’，故能在危難關頭挺身而出，‘執忠絕域，十年有餘’，並為保境安民立下了卓越功勳。
蜀治建興三年，請葛亮率軍南征，節節勝利。
大軍尚在疾進途中，雍闓與其同謀越叛首高定發生火並並為其所殺，南中酋領孟獲接過叛旗，繼續作亂。”
忽悠嘿嘿的笑道：“這件事情我知道，就是‘七擒孟獲’三國裏麵的故事。”
周津瑤點了點頭，又繼續說道：“武侯‘七擒七縱’心戰告捷，方知邊郡永昌在叛潮洶湧的危境之中竟能始終孤懸漢幟並確保了一方平安，不禁由衷感歎：‘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
遂十分倚重呂凱，並上奏劉禪，擢呂凱為新置之雲南郡太守，封陽遷亭侯；
王抗亦封亭侯，為永昌太守。
武侯南征，是雲南曆史上影響極其深遠的一件大事，尤其是他‘攻心為上’、撫邊恤民的良策的確在邊地廣布了福澤。
或許正是因為這個緣故，保山民間至今流傳著許多有著‘確切’遺跡可證的孔明故事。
不過據史家考證，武侯南征，並末親蒞保山，而諸多有關孔明的遺跡、軼聞也並非空穴來風——隻是其真正的‘主人翁’不是武侯本人而是他所倚重的陽遷亭侯呂凱。
譬如，今保山城南有‘諸葛營’又稱漢營、‘諸葛堰’俗稱‘大海子’，其實前者極可能便是呂凱當年保境安民的駐軍重地；
後者則肯定是呂凱為發展生產‘帥厲吏民’修築的水利灌溉工程。
再如有文獻說，武侯‘深入不毛’，曾‘命人教打牛以代刀料’，傳播先進的耕作技術，這些善舉，保山人至今念念不忘，但究其實，亦當為呂氏所為。”
忽悠點頭道：“沒想到是這個呂老哥做的，結果把功勞都掛在諸葛丞相的身上。”
周津瑤繼續說道：“新近考古成果表明，‘土地沃腴’、‘宜五穀蠶桑’的永昌故地到了蜀漢時期，社會經濟十分繁榮。
漢莊鄉汪官營發現的建於蜀漢延熙十六年及其前後的蜀漢古墓群出土的大量陶製冥器：如陶牛、陶狗、陶雞、陶鴨、陶倉、陶灶等，從一個側麵生動展示了當時保山的社會生活風情：六畜興旺、五穀豐登，人們衣食足給，安居樂業。
這無疑折射著以呂凱為代表的良吏賢臣注重民生、造福一方的政績，同時也為呂凱的‘恩威並著’於鄉裏作了個最為直觀的注腳。
呂凱當了首任雲南郡太守後不久，被治下叛亂者所害。
由於呂氏深孚民望，其‘子孫世為永昌太守’。
晉初。呂凱之子呂祥曾‘獻光珠五百斤’，官署南夷校尉，並歸本郡主政，‘持節統兵鎮南中’；
呂祥之子則於晉元康末年，出任永昌太守，適逢世居祖地的閩濮，九隆之族叛亂，於是被迫將郡治南移千裏至永壽今耿馬縣境。
自此，永昌城便被諸多史書稱為‘故都’。
從這開始也就沒有了哀牢之說，已經分裂成了漢人，和九龍之族了。”
忽悠問道：“咋地？
你認識這個人？”
小亂看了看忽悠：“說什麽呢？
我上哪裏人認識去。不過是想記住這個人。
對了津瑤，後來呢？
後來這哀牢國又怎麽樣了？“
周津瑤說道：“那就要說道東漢末期，中原群雄並起，有的擁兵自重，‘挾天子以令諸侯’；
有的招賢納士，占州郡以待良時‘問鼎中原’，成了亂世英雄們‘擋不住的誘惑’了。
這時節，地處西南極邊的保山雖仍為“天下第二大郡”的郡治，但由於皇權旁落，內戰猶酣，基本上成了個無人管顧的‘自治’地方。
因而比起烽煙疊起的內地來說，可謂一方世外挑源。
直到天下三分之局確立之後，這種局麵才有所改變。
蜀漢章武三年即建興元年，的夏天，昭烈帝劉備病逝，益州郡豪門雍闓乘機叛蜀，並先殺益州太守而後又將其控製下的蜀郡太守押送東吳以為見麵之禮，‘求附於吳’。
於是東吳‘大帝’孫權便給他開了張空頭支票：
‘遙封’，其為並不屬東吳所轄的永昌郡‘太守’”
忽悠插嘴說道：“這哥們真是有病。‘遙封’都行！”
周津瑤笑了笑：“有些人利欲熏心，就會做出這樣的蠢事。
那個雍闓例也當了真似的，竟拿著雞毛當令箭，欲往永昌走馬上任。
那時候，永昌郡太守易人，前任已去，新官末到，郡守之職暫由功曹呂凱及府丞王伉代行。
二人得悉雍闓叛行，齊心協力，積極動員和組織郡內軍民厲兵秣馬，並派出精銳之旅扼守轄域要塞，以待來敵，從而使得“闓不能進”，其“永昌太守’’之夢也就隻好化為泡影。”
小亂點了點頭：“這呂凱和王伉倒是忠貞之士。”
周津瑤點了點頭，繼續說道：“呂凱，宇季乎，永昌不韋人，秦相呂不韋後裔——呂不韋擅權獲罪之時，秦始皇遷其親族子弟至四川以代之受過，漢武帝拓邊置縣，複遷呂氏後裔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實之’，故以‘不韋’作為縣名，意在‘彰其先人惡’。
至三國時代，呂氏已成為永昌郡中的豪門大姓，呂凱便是其中出類拔萃的濟世之才。
而當時劇烈動蕩的政治風雲尤其是雍闓叛蜀這一突發事件則正好為呂凱一展雄才提供了曆史性的機遇。
雍闓強取郡權圖謀受阻，於是改變策略，屢次‘移檄永昌’，企圖煽動呂凱審時附勢，另攀高技。
呂凱不為所動，為絕其念，他臨池揮毫，昂然複函曰：天降喪亂，奸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
伏維將軍世受漢恩，以為當躬聚黨眾，率先啟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
何期臣仆吳越，背本就末乎？
將軍不睹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
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恒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
況臣於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
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察焉。
——這，便是頗為後世推重的滇文名篇《答雍閻書》。
文風高古，義正辭嚴，其忠誠不奪之誌，凜然難犯之色溢於言表。
由於呂凱素來‘恩威內著，為郡中所信’，故能在危難關頭挺身而出，‘執忠絕域，十年有餘’，並為保境安民立下了卓越功勳。
蜀治建興三年，請葛亮率軍南征，節節勝利。
大軍尚在疾進途中，雍闓與其同謀越叛首高定發生火並並為其所殺，南中酋領孟獲接過叛旗，繼續作亂。”
忽悠嘿嘿的笑道：“這件事情我知道，就是‘七擒孟獲’三國裏麵的故事。”
周津瑤點了點頭，又繼續說道：“武侯‘七擒七縱’心戰告捷，方知邊郡永昌在叛潮洶湧的危境之中竟能始終孤懸漢幟並確保了一方平安，不禁由衷感歎：‘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
遂十分倚重呂凱，並上奏劉禪，擢呂凱為新置之雲南郡太守，封陽遷亭侯；
王抗亦封亭侯，為永昌太守。
武侯南征，是雲南曆史上影響極其深遠的一件大事，尤其是他‘攻心為上’、撫邊恤民的良策的確在邊地廣布了福澤。
或許正是因為這個緣故，保山民間至今流傳著許多有著‘確切’遺跡可證的孔明故事。
不過據史家考證，武侯南征，並末親蒞保山，而諸多有關孔明的遺跡、軼聞也並非空穴來風——隻是其真正的‘主人翁’不是武侯本人而是他所倚重的陽遷亭侯呂凱。
譬如，今保山城南有‘諸葛營’又稱漢營、‘諸葛堰’俗稱‘大海子’，其實前者極可能便是呂凱當年保境安民的駐軍重地；
後者則肯定是呂凱為發展生產‘帥厲吏民’修築的水利灌溉工程。
再如有文獻說，武侯‘深入不毛’，曾‘命人教打牛以代刀料’，傳播先進的耕作技術，這些善舉，保山人至今念念不忘，但究其實，亦當為呂氏所為。”
忽悠點頭道：“沒想到是這個呂老哥做的，結果把功勞都掛在諸葛丞相的身上。”
周津瑤繼續說道：“新近考古成果表明，‘土地沃腴’、‘宜五穀蠶桑’的永昌故地到了蜀漢時期，社會經濟十分繁榮。
漢莊鄉汪官營發現的建於蜀漢延熙十六年及其前後的蜀漢古墓群出土的大量陶製冥器：如陶牛、陶狗、陶雞、陶鴨、陶倉、陶灶等，從一個側麵生動展示了當時保山的社會生活風情：六畜興旺、五穀豐登，人們衣食足給，安居樂業。
這無疑折射著以呂凱為代表的良吏賢臣注重民生、造福一方的政績，同時也為呂凱的‘恩威並著’於鄉裏作了個最為直觀的注腳。
呂凱當了首任雲南郡太守後不久，被治下叛亂者所害。
由於呂氏深孚民望，其‘子孫世為永昌太守’。
晉初。呂凱之子呂祥曾‘獻光珠五百斤’，官署南夷校尉，並歸本郡主政，‘持節統兵鎮南中’；
呂祥之子則於晉元康末年，出任永昌太守，適逢世居祖地的閩濮，九隆之族叛亂，於是被迫將郡治南移千裏至永壽今耿馬縣境。
自此，永昌城便被諸多史書稱為‘故都’。
從這開始也就沒有了哀牢之說，已經分裂成了漢人，和九龍之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