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思想的傳入
在本世紀初，關於西方思想的最大權威是嚴複（1853—1920）。他早年被滿清政府派到英國學海軍，在那裏也讀了一些當時流行的人文學科的書。回國以後，譯出了以下著作：赫胥黎《天演論》，亞當·斯密《原富》，斯賓塞《群學肄言》，約翰·穆勒《群己權界論》、《名學》（前半部），甄克斯《社會通詮》，孟德斯鳩《法意》，以及耶方斯《名學淺說》（編譯）。嚴複是在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之後，開始翻譯這些著作的。此後他就非常出名，他的譯本廣泛流傳。
嚴複譯的書為什麽風行全國，有三個原因。第一是甲午戰爭中國敗於日本，又接連遭到西方的侵略，喪權辱國，這些事件震破了中國人相信自己的古老文明的優越感，使之產生了解西方思想的願望。在此以前，中國人幻想，西方人不過在自然科學、機器、槍炮、戰艦方麵高明一點，拿不出什麽精神的東西來。第二個原因是嚴複在其譯文中寫了許多按語，將原文的一些概念與中國哲學的概念做比較，以便讀者更好地了解。這種做法，很像“格義”，即類比解釋，我們在第二十章講到過。第三個原因是，在嚴複的譯文中，斯賓塞、穆勒等人的現代英文卻變成了最典雅的古文，讀起來就像是讀《墨子》、《荀子》一樣。中國人有個傳統是敬重好文章，嚴複那時候的人更有這樣的迷信，就是任何思想，隻要能用古文表達出來，這個事實的本身就像中國經典的本身一樣的有價值。
但是嚴譯的書目，表明嚴複介紹西方的哲學很少。其中真正與哲學有關的隻有耶方斯《名學淺說》與穆勒《名學》，前者隻是原著摘要，後者還沒有譯完。嚴複推崇斯賓塞的《天人會通論》，說：“歐洲自有生民以來無此作也。”（《天演倫》導言一，按語）可見他的西方哲學知識是很有限的。
與嚴複同時有另外一位學者，在哲學方麵理解比較透徹，見解比較深刻，可是他放棄哲學研究之後，才聞名於世。他就是王國維（1877—1927）。他是當代最大的曆史學家、考古學家和著作家之一。他在三十歲以前，已經研究了叔本華和康德，在這方麵與嚴複不同，嚴複研究的幾乎隻是英國思想家。但是到了三十歲，王國維放棄了哲學研究，其原因具見於他的《自序》。他在這篇文章中說：“餘疲於哲學有日矣。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餘知真理，而餘又愛其謬誤偉大之形而上學、高嚴之倫理學與純粹之美學，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則寧在知識論上之實證論、倫理學上之快樂論與美學上之經驗論。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漸由哲學而移於文學，而欲於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靜安文集續編》自序二）他還說，如斯賓塞在英國、馮特在德國，這些人都不過是二流的哲學家，他們的哲學都不過是調和科學或調和前人係統的產物。當時他所知道的其他哲學家都不過是哲學史家。他說，他若繼續研究下去，可能成為一個很成功的哲學史家。他說：“然為哲學家則不能，為哲學史（家）則又不喜，此亦疲於哲學之一原因也。”（《靜安文集續編》自序二）
我大段地引王國維的話，因為從這些引文來看，我認為他對西方哲學深有所見。用中國的成語來說，他深知其中甘苦。但是整個說來，在本世紀初，真懂西方哲學的人是極少的。我自己在上海讀中國公學的時候，有一門初等邏輯課程，當時在上海沒有人能教這個課程。最後找到了一位教師，他要我們各買一本耶方斯《邏輯讀本》的原本，用它做教科書。他用英文教師教學生讀英文課本的辦法，教我們讀這本書。講到論判斷的一課時，他叫起我拚寫judgment這個詞，為的是考考我是不是在g與m中間插進一個e。
過了不久，另一位老師來教我們，他倒是有意識地努力把這門課上成真正的邏輯課。耶方斯的書後麵有許多練習，這位老師也不要求我們做，可是我自己仍然在自動地做。碰到有個習題我不懂，我就在課後請求這位老師講解。他同我討論了半個小時，還是不能解決，他最後說：“讓我再想想，下次來了告訴你。”他再也沒有來，我為此深感抱歉，我實在不是有意難為他。
北京大學當時是中國唯一的國立大學，計劃設三個哲學門：中國哲學門、西洋哲學門、印度哲學門。門，相當於後來的係。但是當時實際設立的，隻有一個哲學門，即中國哲學門。在1915年宣布成立西洋哲學門，聘了一位教授，是在德國學哲學的，當然可以教這方麵的課程。我於是在這一年到北京，考進了這個門，但是使我沮喪的是，這位教授剛剛要教我們卻去世了。因此我隻有進中國哲學門學習。
中國哲學門有許多教授。這些學者有的是古文學派，有的是今文學派；有的信程朱，有的信陸王。其中有一位信奉陸王，教我們的中國哲學史，是兩年的課程，每周四小時。他從堯舜講起，講到第一學期末，還隻講到周公，就是說，離孔子還有五百年。我們問他，按這個進度，這門課什麽時候才能講完。他回答說：“唔，研究哲學，無所謂完不完。若要它完，我一句話就能完；不要它完，就永遠不會完。”
西方哲學的傳入
1919年邀請約翰·杜威和柏特蘭·羅素來北京大學和其他地方講學。他們是到中國來的第一批西方哲學家，中國人從他們的講演中第一次聽到西方哲學的可靠說明。但是他們所講的大都是他們自己的哲學，這就給聽眾一種印象：傳統的哲學係統已經一概廢棄了。由於西方哲學史知識太少，大多數聽眾都未能理解他們學說的意義。要理解一個哲學，必須首先了解它所讚成的、所反對的各種傳統，否則就不可能理解它。所以這兩位哲學家，接受者雖繁，理解者蓋寡。可是，他們對中國的訪問，畢竟使當時的學生大都打開了新的知識眼界。就這方麵說，他們的逗留實在有很大的文化教育價值。
在第二十一章我曾說，中國的佛學與在中國的佛學，是有區別的；又說佛學對中國哲學的貢獻，是宇宙的心的概念。西方哲學的傳入，也有類似的情況。例如，杜威和羅素訪問之後，也有許多其他的哲學係統，此一時或彼一時，在中國風行。可是，至今它們的全部幾乎都不過是在中國的西方哲學。還沒有一個變成中國精神發展的組成部分，像禪宗那樣。
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論，西方哲學對中國哲學的永久性貢獻，是邏輯分析方法。在第二十一章我曾說，佛家和道家都用負的方法。邏輯分析方法正和這種負的方法相反，所以可以叫做正的方法。負的方法，試圖消除區別，告訴我們它的對象不是什麽；正的方法，則試圖做出區別，告訴我們它的對象是什麽。對於中國人來說，傳入佛家的負的方法，並無關緊要，因為道家早已有負的方法，當然佛家的負的方法確實加強了它。可是，正的方法的傳入，就真正是極其重要的大事了。它給予中國人一個新的思想方法，使其整個思想為之一變。但是在下一章我們就會看到，它沒有取代負的方法，隻是補充了負的方法。
重要的是這個方法，不是西方哲學的現成結論。中國有個故事，說是有個人遇見一位神仙，神仙問他需要什麽東西。他說他需要金子。神仙用手指頭點了幾塊石頭，石頭立即變成金子。神仙叫他拿去，但是他不拿。神仙問：“你還要什麽呢？”他答道：“我要你的手指頭。”邏輯分析法就是西方哲學家的手指頭，中國人要的是手指頭。
正由於這個緣故，所以西方的哲學研究雖有那麽多不同的門類，而第一個吸引中國人注意力的是邏輯。甚至在嚴複翻譯穆勒《名學》以前，明代的李之藻（1630年卒）早已同耶教神父合譯了一部中世紀講亞裏士多德邏輯的教科書。他譯的書，名叫《名理探》。在第十九章已經說過，“名理”就是辯名析理。嚴複將邏輯譯為“名學”。在第八章已經說過，名家哲學的本質，以公孫龍為代表，也正是辯名析理。但是在第八章我已經指出，名家哲學與邏輯並不完全相同。可是有相似之處，所以中國人當初一聽說西方的邏輯，就馬上注意到這個相似之處，將它與中國自己的名家聯係起來。
到現在為止，西方哲學傳入後最豐富的成果，是複興了對中國哲學包括佛學的研究。這句話並沒有什麽矛盾的地方。一個人遇到不熟悉的新觀念，就一定轉向熟悉的觀念尋求例證、比較和互相印證，這是最自然不過的。當他轉向熟悉的觀念，由於已經用邏輯分析法武裝起來，他就一定要分析這些觀念，這也是最自然不過的。本章一開始就講到，對於儒家以外的古代各家的研究，清代漢學家已經鋪了道路。漢學家對古代文獻的解釋，主要是考據的、語文學的，不是哲學的。但是這確實是十分需要的，有了這一步，然後才能應用邏輯分析方法，分析中國古代思想中各家的哲學觀念。
由於邏輯是西方哲學中引起中國人注意的第一個方麵，所以很自然的是，在中國古代各家中，名家也是近些年來第一個得到詳細研究的一家。胡適博士《先秦名學史》一書，自1922年初版以來，一直是此項研究的重要貢獻之一。其他學者如梁啟超（1873—1930），也對於名家及別家的研究有很多貢獻。
用邏輯分析方法解釋和分析古代的觀念，形成了時代精神的特征，直到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甚至基督教會也未能避開這種精神的影響。為什麽在中國的許多教會把中國的哲學原著和研究中國哲學的書譯成了西方文字，卻很少把西方的哲學原著和研究西方哲學的書譯成中國文字，大概就是這個緣故。因此在哲學領域，他們好像是在做一種可以稱之為倒轉形式的傳教工作。倒轉的傳教工作是可能有的，正如倒轉的租借互換是可能有的。
在本世紀初，關於西方思想的最大權威是嚴複（1853—1920）。他早年被滿清政府派到英國學海軍，在那裏也讀了一些當時流行的人文學科的書。回國以後，譯出了以下著作：赫胥黎《天演論》，亞當·斯密《原富》，斯賓塞《群學肄言》，約翰·穆勒《群己權界論》、《名學》（前半部），甄克斯《社會通詮》，孟德斯鳩《法意》，以及耶方斯《名學淺說》（編譯）。嚴複是在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之後，開始翻譯這些著作的。此後他就非常出名，他的譯本廣泛流傳。
嚴複譯的書為什麽風行全國，有三個原因。第一是甲午戰爭中國敗於日本，又接連遭到西方的侵略，喪權辱國，這些事件震破了中國人相信自己的古老文明的優越感，使之產生了解西方思想的願望。在此以前，中國人幻想，西方人不過在自然科學、機器、槍炮、戰艦方麵高明一點，拿不出什麽精神的東西來。第二個原因是嚴複在其譯文中寫了許多按語，將原文的一些概念與中國哲學的概念做比較，以便讀者更好地了解。這種做法，很像“格義”，即類比解釋，我們在第二十章講到過。第三個原因是，在嚴複的譯文中，斯賓塞、穆勒等人的現代英文卻變成了最典雅的古文，讀起來就像是讀《墨子》、《荀子》一樣。中國人有個傳統是敬重好文章，嚴複那時候的人更有這樣的迷信，就是任何思想，隻要能用古文表達出來，這個事實的本身就像中國經典的本身一樣的有價值。
但是嚴譯的書目，表明嚴複介紹西方的哲學很少。其中真正與哲學有關的隻有耶方斯《名學淺說》與穆勒《名學》，前者隻是原著摘要，後者還沒有譯完。嚴複推崇斯賓塞的《天人會通論》，說：“歐洲自有生民以來無此作也。”（《天演倫》導言一，按語）可見他的西方哲學知識是很有限的。
與嚴複同時有另外一位學者，在哲學方麵理解比較透徹，見解比較深刻，可是他放棄哲學研究之後，才聞名於世。他就是王國維（1877—1927）。他是當代最大的曆史學家、考古學家和著作家之一。他在三十歲以前，已經研究了叔本華和康德，在這方麵與嚴複不同，嚴複研究的幾乎隻是英國思想家。但是到了三十歲，王國維放棄了哲學研究，其原因具見於他的《自序》。他在這篇文章中說：“餘疲於哲學有日矣。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餘知真理，而餘又愛其謬誤偉大之形而上學、高嚴之倫理學與純粹之美學，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則寧在知識論上之實證論、倫理學上之快樂論與美學上之經驗論。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漸由哲學而移於文學，而欲於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靜安文集續編》自序二）他還說，如斯賓塞在英國、馮特在德國，這些人都不過是二流的哲學家，他們的哲學都不過是調和科學或調和前人係統的產物。當時他所知道的其他哲學家都不過是哲學史家。他說，他若繼續研究下去，可能成為一個很成功的哲學史家。他說：“然為哲學家則不能，為哲學史（家）則又不喜，此亦疲於哲學之一原因也。”（《靜安文集續編》自序二）
我大段地引王國維的話，因為從這些引文來看，我認為他對西方哲學深有所見。用中國的成語來說，他深知其中甘苦。但是整個說來，在本世紀初，真懂西方哲學的人是極少的。我自己在上海讀中國公學的時候，有一門初等邏輯課程，當時在上海沒有人能教這個課程。最後找到了一位教師，他要我們各買一本耶方斯《邏輯讀本》的原本，用它做教科書。他用英文教師教學生讀英文課本的辦法，教我們讀這本書。講到論判斷的一課時，他叫起我拚寫judgment這個詞，為的是考考我是不是在g與m中間插進一個e。
過了不久，另一位老師來教我們，他倒是有意識地努力把這門課上成真正的邏輯課。耶方斯的書後麵有許多練習，這位老師也不要求我們做，可是我自己仍然在自動地做。碰到有個習題我不懂，我就在課後請求這位老師講解。他同我討論了半個小時，還是不能解決，他最後說：“讓我再想想，下次來了告訴你。”他再也沒有來，我為此深感抱歉，我實在不是有意難為他。
北京大學當時是中國唯一的國立大學，計劃設三個哲學門：中國哲學門、西洋哲學門、印度哲學門。門，相當於後來的係。但是當時實際設立的，隻有一個哲學門，即中國哲學門。在1915年宣布成立西洋哲學門，聘了一位教授，是在德國學哲學的，當然可以教這方麵的課程。我於是在這一年到北京，考進了這個門，但是使我沮喪的是，這位教授剛剛要教我們卻去世了。因此我隻有進中國哲學門學習。
中國哲學門有許多教授。這些學者有的是古文學派，有的是今文學派；有的信程朱，有的信陸王。其中有一位信奉陸王，教我們的中國哲學史，是兩年的課程，每周四小時。他從堯舜講起，講到第一學期末，還隻講到周公，就是說，離孔子還有五百年。我們問他，按這個進度，這門課什麽時候才能講完。他回答說：“唔，研究哲學，無所謂完不完。若要它完，我一句話就能完；不要它完，就永遠不會完。”
西方哲學的傳入
1919年邀請約翰·杜威和柏特蘭·羅素來北京大學和其他地方講學。他們是到中國來的第一批西方哲學家，中國人從他們的講演中第一次聽到西方哲學的可靠說明。但是他們所講的大都是他們自己的哲學，這就給聽眾一種印象：傳統的哲學係統已經一概廢棄了。由於西方哲學史知識太少，大多數聽眾都未能理解他們學說的意義。要理解一個哲學，必須首先了解它所讚成的、所反對的各種傳統，否則就不可能理解它。所以這兩位哲學家，接受者雖繁，理解者蓋寡。可是，他們對中國的訪問，畢竟使當時的學生大都打開了新的知識眼界。就這方麵說，他們的逗留實在有很大的文化教育價值。
在第二十一章我曾說，中國的佛學與在中國的佛學，是有區別的；又說佛學對中國哲學的貢獻，是宇宙的心的概念。西方哲學的傳入，也有類似的情況。例如，杜威和羅素訪問之後，也有許多其他的哲學係統，此一時或彼一時，在中國風行。可是，至今它們的全部幾乎都不過是在中國的西方哲學。還沒有一個變成中國精神發展的組成部分，像禪宗那樣。
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論，西方哲學對中國哲學的永久性貢獻，是邏輯分析方法。在第二十一章我曾說，佛家和道家都用負的方法。邏輯分析方法正和這種負的方法相反，所以可以叫做正的方法。負的方法，試圖消除區別，告訴我們它的對象不是什麽；正的方法，則試圖做出區別，告訴我們它的對象是什麽。對於中國人來說，傳入佛家的負的方法，並無關緊要，因為道家早已有負的方法，當然佛家的負的方法確實加強了它。可是，正的方法的傳入，就真正是極其重要的大事了。它給予中國人一個新的思想方法，使其整個思想為之一變。但是在下一章我們就會看到，它沒有取代負的方法，隻是補充了負的方法。
重要的是這個方法，不是西方哲學的現成結論。中國有個故事，說是有個人遇見一位神仙，神仙問他需要什麽東西。他說他需要金子。神仙用手指頭點了幾塊石頭，石頭立即變成金子。神仙叫他拿去，但是他不拿。神仙問：“你還要什麽呢？”他答道：“我要你的手指頭。”邏輯分析法就是西方哲學家的手指頭，中國人要的是手指頭。
正由於這個緣故，所以西方的哲學研究雖有那麽多不同的門類，而第一個吸引中國人注意力的是邏輯。甚至在嚴複翻譯穆勒《名學》以前，明代的李之藻（1630年卒）早已同耶教神父合譯了一部中世紀講亞裏士多德邏輯的教科書。他譯的書，名叫《名理探》。在第十九章已經說過，“名理”就是辯名析理。嚴複將邏輯譯為“名學”。在第八章已經說過，名家哲學的本質，以公孫龍為代表，也正是辯名析理。但是在第八章我已經指出，名家哲學與邏輯並不完全相同。可是有相似之處，所以中國人當初一聽說西方的邏輯，就馬上注意到這個相似之處，將它與中國自己的名家聯係起來。
到現在為止，西方哲學傳入後最豐富的成果，是複興了對中國哲學包括佛學的研究。這句話並沒有什麽矛盾的地方。一個人遇到不熟悉的新觀念，就一定轉向熟悉的觀念尋求例證、比較和互相印證，這是最自然不過的。當他轉向熟悉的觀念，由於已經用邏輯分析法武裝起來，他就一定要分析這些觀念，這也是最自然不過的。本章一開始就講到，對於儒家以外的古代各家的研究，清代漢學家已經鋪了道路。漢學家對古代文獻的解釋，主要是考據的、語文學的，不是哲學的。但是這確實是十分需要的，有了這一步，然後才能應用邏輯分析方法，分析中國古代思想中各家的哲學觀念。
由於邏輯是西方哲學中引起中國人注意的第一個方麵，所以很自然的是，在中國古代各家中，名家也是近些年來第一個得到詳細研究的一家。胡適博士《先秦名學史》一書，自1922年初版以來，一直是此項研究的重要貢獻之一。其他學者如梁啟超（1873—1930），也對於名家及別家的研究有很多貢獻。
用邏輯分析方法解釋和分析古代的觀念，形成了時代精神的特征，直到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甚至基督教會也未能避開這種精神的影響。為什麽在中國的許多教會把中國的哲學原著和研究中國哲學的書譯成了西方文字，卻很少把西方的哲學原著和研究西方哲學的書譯成中國文字，大概就是這個緣故。因此在哲學領域，他們好像是在做一種可以稱之為倒轉形式的傳教工作。倒轉的傳教工作是可能有的，正如倒轉的租借互換是可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