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章說，儒家和道家是中國思想的兩個主流。它們成為主流，是由長期演變而來；而在公元前5世紀到3世紀，它們還不過是爭鳴的許多家中的兩家。那時候學派的數目很多，中國人稱它們為“百家”。
司馬談和“六家”
後來的曆史學家對“百家”試行分類。第一個試行分類的人是司馬談（卒於公元前110年），他是作《史記》的司馬遷（公元前145—約前86）的父親。《史記》最後一篇中引用了司馬談的一篇文章，題為“論六家要旨”。這篇文章把以前幾個世紀的哲學家劃分為六個主要的學派，如下：
第一是陰陽家。他們講的是一種宇宙生成論。它由“陰”、“陽”得名。在中國思想裏，陰、陽是宇宙形成論的兩個主要原則。中國人相信，陰、陽的結合與互相作用產生一切宇宙現象。
第二是儒家。這一家在西方文獻中稱為“孔子學派”。但是“儒”字的字義是“文士”或學者，所以西方稱為“孔子學派”就不大確切，因為這沒有表明這一家的人都是學者以及思想家。他們與別家的人不同，都是傳授古代典籍的教師，因而是古代文化遺產的保存者。至於孔子，的確是這一家的領袖人物，說他是它的創建人也是正確的。不過“儒”字不限於指孔子學派的人，它的含義要廣泛些。
第三是墨家。這一家在墨子領導下，有嚴密的組織、嚴格的紀律。它的門徒實際上已經自稱“墨者”。所以這一家的名稱不是司馬談新起的，其他幾家的名稱有的是他新起的。
第四是名家。這一家的人，興趣在於他們所謂的“名”、“實”之辨。
第五是法家。漢字“法”的意義是法式、法律。這一家源於一群政治家，他們主張好的政府必須建立在成文法典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儒者強調的道德慣例上。
第六是道德家。這一家的人把它的形上學和社會哲學圍繞著一個概念集中起來，那就是“無”，也就是“道”。道集中於個體之中，作為人的自然德性，這就是“德”，翻譯成英文的virtue（德），最好解釋為內在於任何個體事物之中的power（力）。這一家，司馬談叫做“道德家”，後來簡稱“道家”。第一章已經指出，應當注意它與道教的區別。
劉歆及其關於各家起源的理論
對“百家”試行分類的第二個曆史學家是劉歆（約公元前46—公元23）。他是當時最大的學者之一，和他父親劉向一起，校對整理皇家圖書。他把整理的結果寫成附有說明的分類書目，名為《七略》，後來班固（公元32—92）用它作為《漢書·藝文誌》的基礎。從《藝文誌》中可以看出，劉歆將“百家”分為十個主要的派別，即“十家”。其中有六家與司馬談列舉的相同，其餘四家是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劉歆在結論中說：“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這句話是說，小說家沒有其他九家重要。
這個分類的本身，並沒有比司馬談的分類前進多少。劉歆的新貢獻，是他試圖係統地追溯各家曆史的起源，這在中國曆史上還是第一次。
後來的學者，特別是章學誠（1738—1801）、章炳麟（1869—1936），大大發揮了劉歆的理論。這個理論的要義，是主張，在周朝（約公元前1122—前225）前期的社會製度解體以前，官與師不分。換言之，某個政府部門的官吏，也同時就是與這個部門有關的一門學術的傳授者。這些官吏，和當時封建諸侯一樣，也是世襲的。所以當時隻有“官學”，沒有“私學”。這就是說，任何一門學術都沒有人以私人身份講授。隻有官吏以某一政府部門成員的身份才能夠講授這門學術。
這個理論說，周朝後期的幾百年，王室喪失了權力，政府各部門的官吏也喪失了職位，流落各地。他們這時候就轉而以私人身份教授他們的專門知識。於是他們就不再是“官”，而是私學的“師”。各個學派正是由這種官、師分離中產生出來的。
劉歆所做的全部分析如下：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曆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其所長也。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吳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製。……此其所長也。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長也。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顓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製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此其所長也。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漢書·藝文誌》）
對於“十家”的曆史的起源，劉歆所說的就是這些。他對各家意義的解釋是不充分的，他把各家各歸一“官”有時也是任意的。例如，他描述道家思想，隻涉及老子，完全忽略了莊子。又如，名家與禮官的職能也並無相同之處，隻有一點，就是兩者都強調區別。
對劉歆理論的修正
劉歆的理論，在詳細情節上也許是錯誤的，但是他試圖從一定的政治社會環境尋求各家起源，這無疑代表著一種正確觀點。我大段地引用他的話，是因為他對各家的描述本身就是中國史料學中的經典文獻。
對中國曆史的研究，在當代，特別是在1937年日本侵入的前幾年，已經有很大的進步。根據最新的研究，我才得以形成自己的關於各家哲學起源的理論。這個理論的精神與劉歆的相合，但是一定要以不同的方式表達。這就是說必須從新的角度看問題。
讓我們想象一下，古代的中國，比方說公元前10世紀的中國，政治上、社會上是什麽樣子。當時政治、社會結構的頂點是周王的王室，他是天下各國的“共主”。周王之下有成百的國家，為其國君所有、所統治。有些國家是周朝建國的功臣們建立的，他們又把這些新占的領土分給他們的親屬做采邑。另一些國家則由周室以前的敵人統治著，但是現在他們已經承認周王是他們的“共主”。
在國君統治下，每個國家內的土地再分為許多采邑，每個采邑各有其封建主，他們都是國君的親屬。當此之時，政治權力和經濟控製完全是一回事。土地的所有者，既是領地的政治、經濟的主人，也是居民的政治、經濟的主人。他們是“君子”，其字麵意思是“國君之子”，但是已經用做封建主階級的共名。
另一個社會階級是“小人”階級，或曰“庶民”，即普通人民群眾。這些人是封建主的農奴，平時為君子種地，戰時為君子打仗。
不光是政治統治者和地主，就連那些有機會受教育的少數人，也都是貴族的成員。於是封建主的“家”不僅是政治、經濟權力的中心，也是學術的中心。附屬於它們的有具有各門專業知識的官吏。但是普通人民沒有受教育的份兒，所以他們中間沒有學人。這就是劉歆理論所反映的事實：周朝前期官、師不分。
這種封土建國製度被秦朝始皇帝於公元前221年正式廢除。但是在正式廢除以前的幾百年，它已經開始解體了；而在幾千年後，封建的經濟殘餘仍以地主階級權力的形式保存著。
這種封建製度解體的原因何在，現代曆史學家們仍無一致意見。要討論這些原因，就超出了本章範圍。在這裏隻要說明這一點也就夠了，就是，在中國曆史上，公元前7至3世紀，是一個社會、政治大轉變的時期。
我們現在也不能肯定，這種封建製度開始解體的確切時間。不過早在公元前7世紀已經有些貴族成員，由於當時的戰爭或其他原因，喪失了他們的土地和爵位，因而下降為普通庶人。也有些普通庶人，由於具有特殊才能或受到特別寵信，變成了國家的高級官吏。這些事例表明了周朝解體的真實意義。這不隻是某個具體的王室的解體，而更為重要的是整個社會製度的解體。
隨著這種解體，各門學術原來的官方代表人物流落在普通庶人之中。他們或者本人就是貴族，或者是服侍貴族統治者室家而有世襲職位的專家。前麵引用的《藝文誌》中，另有劉歆引用孔子的一句話“禮失而求諸野”，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這些原來的貴族或官吏流落民間，遍及全國，他們就以私人身份靠他們的專門才能或技藝為生。這些向另外的私人傳授學術的人，就變成職業教師，於是出現了師與官的分離。
上麵所說各家的“家”字，就暗示著與個人或私人有關的意思。在沒有人以私人身份傳授自己的思想以前，不可能有什麽思想“家”，不可能有哪一“家”的思想。
有各種不同的“家”，也由於這些教師各是一門學術、一門技藝的專家。於是有教授經典和指導禮樂的專家，他們名為“儒”。也有戰爭武藝專家，他們是“俠”，即武士。有說話藝術專家，他們被稱為“辯者”。有巫醫、卜筮、占星、術數的專家，他們被稱為“方士”。還有可以充當封建統治者私人顧問的實際政治家，他們被稱為“法術之士”。最後，還有些人，很有學問和天才，但是深受當時政治動亂之苦，就退出人類社會，躲進自然天地，他們被稱為“隱者”。
按照我的理論，司馬談所說的“六家”思想，是從這六種不同的人之中產生的。套用劉歆的話，我可以說：儒家者流蓋出於文士。墨家者流蓋出於武士。道家者流蓋出於隱者。名家者流蓋出於辯者。陰陽家者流蓋出於方士。法家者流蓋出於法述之士。以下各章將對這些說法做出解釋。
司馬談和“六家”
後來的曆史學家對“百家”試行分類。第一個試行分類的人是司馬談（卒於公元前110年），他是作《史記》的司馬遷（公元前145—約前86）的父親。《史記》最後一篇中引用了司馬談的一篇文章，題為“論六家要旨”。這篇文章把以前幾個世紀的哲學家劃分為六個主要的學派，如下：
第一是陰陽家。他們講的是一種宇宙生成論。它由“陰”、“陽”得名。在中國思想裏，陰、陽是宇宙形成論的兩個主要原則。中國人相信，陰、陽的結合與互相作用產生一切宇宙現象。
第二是儒家。這一家在西方文獻中稱為“孔子學派”。但是“儒”字的字義是“文士”或學者，所以西方稱為“孔子學派”就不大確切，因為這沒有表明這一家的人都是學者以及思想家。他們與別家的人不同，都是傳授古代典籍的教師，因而是古代文化遺產的保存者。至於孔子，的確是這一家的領袖人物，說他是它的創建人也是正確的。不過“儒”字不限於指孔子學派的人，它的含義要廣泛些。
第三是墨家。這一家在墨子領導下，有嚴密的組織、嚴格的紀律。它的門徒實際上已經自稱“墨者”。所以這一家的名稱不是司馬談新起的，其他幾家的名稱有的是他新起的。
第四是名家。這一家的人，興趣在於他們所謂的“名”、“實”之辨。
第五是法家。漢字“法”的意義是法式、法律。這一家源於一群政治家，他們主張好的政府必須建立在成文法典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儒者強調的道德慣例上。
第六是道德家。這一家的人把它的形上學和社會哲學圍繞著一個概念集中起來，那就是“無”，也就是“道”。道集中於個體之中，作為人的自然德性，這就是“德”，翻譯成英文的virtue（德），最好解釋為內在於任何個體事物之中的power（力）。這一家，司馬談叫做“道德家”，後來簡稱“道家”。第一章已經指出，應當注意它與道教的區別。
劉歆及其關於各家起源的理論
對“百家”試行分類的第二個曆史學家是劉歆（約公元前46—公元23）。他是當時最大的學者之一，和他父親劉向一起，校對整理皇家圖書。他把整理的結果寫成附有說明的分類書目，名為《七略》，後來班固（公元32—92）用它作為《漢書·藝文誌》的基礎。從《藝文誌》中可以看出，劉歆將“百家”分為十個主要的派別，即“十家”。其中有六家與司馬談列舉的相同，其餘四家是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劉歆在結論中說：“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這句話是說，小說家沒有其他九家重要。
這個分類的本身，並沒有比司馬談的分類前進多少。劉歆的新貢獻，是他試圖係統地追溯各家曆史的起源，這在中國曆史上還是第一次。
後來的學者，特別是章學誠（1738—1801）、章炳麟（1869—1936），大大發揮了劉歆的理論。這個理論的要義，是主張，在周朝（約公元前1122—前225）前期的社會製度解體以前，官與師不分。換言之，某個政府部門的官吏，也同時就是與這個部門有關的一門學術的傳授者。這些官吏，和當時封建諸侯一樣，也是世襲的。所以當時隻有“官學”，沒有“私學”。這就是說，任何一門學術都沒有人以私人身份講授。隻有官吏以某一政府部門成員的身份才能夠講授這門學術。
這個理論說，周朝後期的幾百年，王室喪失了權力，政府各部門的官吏也喪失了職位，流落各地。他們這時候就轉而以私人身份教授他們的專門知識。於是他們就不再是“官”，而是私學的“師”。各個學派正是由這種官、師分離中產生出來的。
劉歆所做的全部分析如下：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曆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其所長也。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吳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製。……此其所長也。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長也。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顓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製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此其所長也。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漢書·藝文誌》）
對於“十家”的曆史的起源，劉歆所說的就是這些。他對各家意義的解釋是不充分的，他把各家各歸一“官”有時也是任意的。例如，他描述道家思想，隻涉及老子，完全忽略了莊子。又如，名家與禮官的職能也並無相同之處，隻有一點，就是兩者都強調區別。
對劉歆理論的修正
劉歆的理論，在詳細情節上也許是錯誤的，但是他試圖從一定的政治社會環境尋求各家起源，這無疑代表著一種正確觀點。我大段地引用他的話，是因為他對各家的描述本身就是中國史料學中的經典文獻。
對中國曆史的研究，在當代，特別是在1937年日本侵入的前幾年，已經有很大的進步。根據最新的研究，我才得以形成自己的關於各家哲學起源的理論。這個理論的精神與劉歆的相合，但是一定要以不同的方式表達。這就是說必須從新的角度看問題。
讓我們想象一下，古代的中國，比方說公元前10世紀的中國，政治上、社會上是什麽樣子。當時政治、社會結構的頂點是周王的王室，他是天下各國的“共主”。周王之下有成百的國家，為其國君所有、所統治。有些國家是周朝建國的功臣們建立的，他們又把這些新占的領土分給他們的親屬做采邑。另一些國家則由周室以前的敵人統治著，但是現在他們已經承認周王是他們的“共主”。
在國君統治下，每個國家內的土地再分為許多采邑，每個采邑各有其封建主，他們都是國君的親屬。當此之時，政治權力和經濟控製完全是一回事。土地的所有者，既是領地的政治、經濟的主人，也是居民的政治、經濟的主人。他們是“君子”，其字麵意思是“國君之子”，但是已經用做封建主階級的共名。
另一個社會階級是“小人”階級，或曰“庶民”，即普通人民群眾。這些人是封建主的農奴，平時為君子種地，戰時為君子打仗。
不光是政治統治者和地主，就連那些有機會受教育的少數人，也都是貴族的成員。於是封建主的“家”不僅是政治、經濟權力的中心，也是學術的中心。附屬於它們的有具有各門專業知識的官吏。但是普通人民沒有受教育的份兒，所以他們中間沒有學人。這就是劉歆理論所反映的事實：周朝前期官、師不分。
這種封土建國製度被秦朝始皇帝於公元前221年正式廢除。但是在正式廢除以前的幾百年，它已經開始解體了；而在幾千年後，封建的經濟殘餘仍以地主階級權力的形式保存著。
這種封建製度解體的原因何在，現代曆史學家們仍無一致意見。要討論這些原因，就超出了本章範圍。在這裏隻要說明這一點也就夠了，就是，在中國曆史上，公元前7至3世紀，是一個社會、政治大轉變的時期。
我們現在也不能肯定，這種封建製度開始解體的確切時間。不過早在公元前7世紀已經有些貴族成員，由於當時的戰爭或其他原因，喪失了他們的土地和爵位，因而下降為普通庶人。也有些普通庶人，由於具有特殊才能或受到特別寵信，變成了國家的高級官吏。這些事例表明了周朝解體的真實意義。這不隻是某個具體的王室的解體，而更為重要的是整個社會製度的解體。
隨著這種解體，各門學術原來的官方代表人物流落在普通庶人之中。他們或者本人就是貴族，或者是服侍貴族統治者室家而有世襲職位的專家。前麵引用的《藝文誌》中，另有劉歆引用孔子的一句話“禮失而求諸野”，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這些原來的貴族或官吏流落民間，遍及全國，他們就以私人身份靠他們的專門才能或技藝為生。這些向另外的私人傳授學術的人，就變成職業教師，於是出現了師與官的分離。
上麵所說各家的“家”字，就暗示著與個人或私人有關的意思。在沒有人以私人身份傳授自己的思想以前，不可能有什麽思想“家”，不可能有哪一“家”的思想。
有各種不同的“家”，也由於這些教師各是一門學術、一門技藝的專家。於是有教授經典和指導禮樂的專家，他們名為“儒”。也有戰爭武藝專家，他們是“俠”，即武士。有說話藝術專家，他們被稱為“辯者”。有巫醫、卜筮、占星、術數的專家，他們被稱為“方士”。還有可以充當封建統治者私人顧問的實際政治家，他們被稱為“法術之士”。最後，還有些人，很有學問和天才，但是深受當時政治動亂之苦，就退出人類社會，躲進自然天地，他們被稱為“隱者”。
按照我的理論，司馬談所說的“六家”思想，是從這六種不同的人之中產生的。套用劉歆的話，我可以說：儒家者流蓋出於文士。墨家者流蓋出於武士。道家者流蓋出於隱者。名家者流蓋出於辯者。陰陽家者流蓋出於方士。法家者流蓋出於法述之士。以下各章將對這些說法做出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