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章我說過，哲學是對於人生的有係統的反思的思想。在思想的時候，人們常常受到生活環境的限製。在特定的環境，他就以特定的方式感受生活，因而他的哲學也就有特定的強調之處和省略之處，這些就構成這個哲學的特色。
就個人說是如此，就民族說也是如此。這一章將要講一講中華民族的地理、經濟背景，以便說明，一般地說中國文化，特殊地說中國哲學，如何成為現在這樣，為什麽成為現在這樣。
中華民族的地理背景
《論語》說：“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雍也》）讀這段話，我悟出其中的一些道理，暗示著古代中國人和古代希臘人的不同。
中國是大陸國家。古代中國人以為，他們的國土就是世界。漢語中有兩個詞語都可以譯成“世界”：一個是“天下”，另一個是“四海之內”。海洋國家的人，如希臘人，也許不能理解這幾個詞語竟然是同義的。但是這種事就發生在漢語裏，而且是不無道理的。
從孔子的時代到上世紀末，中國思想家沒有一個人有過到公海冒險的經曆。如果我們用現代標準看距離，孔子、孟子住的地方離海都不遠，可是《論語》中孔子隻有一次提到海。他的話是：“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論語·公冶長》）仲由是孔子的弟子，以有勇聞名。據說仲由聽了這句話很高興。隻是他的過分熱心並沒有博得孔子喜歡，孔子卻說：“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同上）
孟子提到海的話，同樣也簡短。他說：“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孟子·盡心上》）孟子一點也不比孔子強，孔子也隻僅僅想到“浮於海”。生活在海洋國家而周遊各島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該是多麽不同！
中華民族的經濟背景
古代中國和希臘的哲學家不僅生活於不同的地理條件，也生活於不同的經濟條件。由於中國是大陸國家，中華民族隻有以農業為生。甚至今天中國人口中從事農業的估計占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在農業國，土地是財富的根本基礎。所以貫穿在中國曆史中，社會、經濟的思想和政策的中心總是圍繞著土地的利用和分配。
在這樣一種經濟中，農業不僅在和平時期重要，在戰爭時期也一樣重要。戰國時期（公元前480—前222），許多方麵和我們這個時代相似，當時中國分成許多封建王國，每個國家都高度重視當時所謂的“耕戰之術”。最後，“七雄”之一的秦國在耕戰兩方麵都獲得優勢，結果勝利地征服了其他各國，從而在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實現了統一。
中國哲學家的社會、經濟思想中，有他們所謂的“本”“末”之別。“本”指農業，“末”指商業。區別本末的理由是，農業關係到生產，而商業隻關係到交換。在能有交換之前，必須先有生產。在農業國家裏，農業是生產的主要形式，所以貫穿在中國曆史中，社會、經濟的理論、政策都是企圖“重本輕末”。
從事末作的人，即商人，因此都受到輕視。社會有四個傳統的階級，即士、農、工、商，“商”是其中最後最下的一個。“士”通常就是地主，“農”就是實際耕種土地的農民。在中國，這是兩種光榮的職業。一個家庭若能“耕讀傳家”，那是值得自豪的。
“士”雖然本身並不實際耕種土地，可是由於他們通常是地主，他們的命運也係於農業。收成的好壞意味著他們命運的好壞，所以他們對宇宙的反應，對生活的看法，在本質上就是“農”的反應和看法。加上他們所受的教育，他們就有表達能力，把實際耕種的“農”所感受而自己不會表達的東西表達出來。這種表達采取了中國的哲學、文學、藝術的形式。
“上農”
公元前3世紀有一部各家哲學的撮要匯編《呂氏春秋》，其中一篇題為“上農”。在這一篇裏，對比了兩種人的生活方式：從事本業的人即“農”的生活方式，和從事末作的人即“商”的生活方式。“農”很樸實，所以容易使喚。他們孩子似的天真，所以不自私。他們的財物很複雜，很難搬動，所以一旦國家有難，他們也不棄家而逃。另一方麵，“商”的心腸壞，所以不聽話。他們詭計多，所以很自私。他們的財產很簡單，容易轉運，所以一旦國家有難，他們總是逃往國外。這一篇由此斷言，不僅在經濟上農業比商業重要，而且在生活方式上“農”也比“商”高尚。“上農”的道理也就在此。這一篇的作者看出，人們的生活方式受其經濟背景的限製；他對農業的評價則又表明他本人受到他自己時代經濟背景的限製。
從《呂氏春秋》的這種觀察，我們看出中國思想的兩個主要趨勢道家和儒家的根源。它們是彼此不同的兩極，但又是同一軸杆的兩極。兩者都表達了農的渴望和靈感，在方式上各有不同而已。
“反者道之動”
在考慮這兩家的不同之前，我們先且舉出一個這兩家都支持的理論。這個理論說，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任何事物，發展到了一個極端，就反向另一個極端；這就是說，借用黑格爾的說法，一切事物都包含著它自己的否定。這是老子哲學的主要論點之一，也是儒家所解釋的《易經》的主要論點之一。這無疑是受到日月運行、四時相繼的啟發，“農”為了進行他們自己的工作對這些變化必須特別注意。《易傳》說：“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係辭傳》下）又說：“日盈則昃，月盈則食。”（《豐卦·彖辭》）這樣的運動叫做“複”。《複卦·彖辭》說：“複，其見天地之心乎！”《老子》也有相似的話：“反者道之動。”（《老子》第四十章）
這個理論對於中華民族影響很大，對於中華民族在其悠久曆史中勝利地克服所遭遇的許多困難，貢獻很大。由於相信這個理論，他們即使在繁榮昌盛時也保持謹慎，即使在極其危險時也滿懷希望。在前不久的戰爭中，這個思想為中華民族提供了一種心理武器，所以哪怕是最黑暗的日子，絕大多數人還是懷著希望度過來了，這種希望表現在這句話裏：“黎明即將到來。”正是這種“信仰的意誌”幫助中國人民度過了這場戰爭。
這個理論還為中庸之道提供了主要論據。中庸之道，儒家的人讚成，道家的人也一樣讚成。“毋太過”曆來是兩家的格言。因為照兩家所說，不及比太過好，不做比做得過多好。因為太過和做得過多，就有適得其反的危險。
自然的理想化
道家和儒家不同，是因為它們所理性化的、或理論地表現小農的生活的方麵不同。小農的生活簡樸，思想天真。從這個方麵看問題，道家的人就把原始社會的簡樸加以理想化，而譴責文化。他們還把兒童的天真加以理想化，而鄙棄知識。《老子》說：“小國寡民……使人複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第八十章）這不正是小農國家的一幅田園畫嗎？
農時時跟自然打交道，所以他們讚美自然，熱愛自然。這種讚美和熱愛都被道家的人發揮到極致。什麽屬於天，什麽屬於人，這兩者之間，自然的、人為的這兩者之間，他們做出了鮮明的區別。照他們說，屬於天者是人類幸福的源泉，屬於人者是人類痛苦的根子。他們正如儒家的荀子所說，“蔽於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道家的人主張，聖人的精神修養，最高的成就在於將他自己跟整個自然即宇宙同一起來，這個主張正是這個思想趨勢的最後發展。
家族製度
“農”隻有靠土地為生，土地是不能移動的，作為“士”的地主也是如此。除非他有特殊的才能，或是特別的走運，他隻有生活在他祖祖輩輩生活的地方，那也是他的子子孫孫續繼生活的地方。這就是說，由於經濟的原因，一家幾代人都要生活在一起。這樣就發展起來了中國的家族製度，它無疑是世界上最複雜的、組織得很好的製度之一。儒家學說大部分是論證這種製度合理，或者是這種社會製度的理論說明。
家族製度過去是中國的社會製度。傳統的五種社會關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其中有三種是家族關係。其餘兩種，雖然不是家族關係，也可以按照家族來理解。君臣關係可以按照父子關係來理解，朋友關係可以按照兄弟關係來理解。在通常人們也真的是這樣來理解的。但是這幾種不過是主要的家族關係，另外還有許許多多。公元前有一部最早的漢語詞典《爾雅》，其中表示各種家族關係的名詞有一百多個，大多數在英語裏沒有相當的詞。
由於同樣的原因，祖先崇拜也發展起來了。居住在某地的一個家族，所崇拜的祖先通常就是這個家族中第一個將全家定居此地的人。這樣他就成了這個家族團結的象征，這樣的一個象征是一個又大又複雜的組織必不可少的。
儒家學說大部分是論證這種社會製度合理，或者是這種製度的理論說明。經濟條件打下了它的基礎，儒家學說說明了它的倫理意義。由於這種社會製度是一定的經濟條件的產物，而這些條件又是其地理環境的產物，所以對於中華民族來說，這種製度及其理論說明，都是很自然的。因此，儒家學說自然而然成為正統哲學，這種局麵一直保持到現代歐美的工業化侵入，改變了中國生活的經濟基礎為止。
入世和出世
儒家學說是社會組織的哲學，所以也是日常生活的哲學。儒家強調人的社會責任，但是道家強調人的內部的自然自發的東西。《莊子》中說，儒家遊方之內，道家遊方之外。方，指社會。公元3世紀、4世紀，道家學說再度盛行，人們常說孔子重“名教”，老、莊重“自然”。中國哲學的這兩種趨勢，約略相當於西方思想中的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這兩種傳統。讀杜甫和李白的詩，可以從中看出儒家和道家的不同。這兩位偉大的詩人，生活在同一時期（公元8世紀），在他們的詩裏同時表現出中國思想的這兩個主要傳統。
因為儒家“遊方之內”，顯得比道家入世一些；因為道家“遊方之外”，顯得比儒家出世一些。這兩種趨勢彼此對立，但是也互相補充。兩者演習著一種力的平衡。這使得中國人對於入世和出世具有良好的平衡感。
在公元3世紀、4世紀有些道家的人試圖使道家更加接近儒家；在11世紀、12世紀也有些儒家的人試圖使儒家更加接近道家。我們把這些道家的人稱為新道家，把這些儒家的人稱為新儒家。正是這些運動使中國哲學既入世而又出世，在第一章我已經指出了這一點。
就個人說是如此，就民族說也是如此。這一章將要講一講中華民族的地理、經濟背景，以便說明，一般地說中國文化，特殊地說中國哲學，如何成為現在這樣，為什麽成為現在這樣。
中華民族的地理背景
《論語》說：“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雍也》）讀這段話，我悟出其中的一些道理，暗示著古代中國人和古代希臘人的不同。
中國是大陸國家。古代中國人以為，他們的國土就是世界。漢語中有兩個詞語都可以譯成“世界”：一個是“天下”，另一個是“四海之內”。海洋國家的人，如希臘人，也許不能理解這幾個詞語竟然是同義的。但是這種事就發生在漢語裏，而且是不無道理的。
從孔子的時代到上世紀末，中國思想家沒有一個人有過到公海冒險的經曆。如果我們用現代標準看距離，孔子、孟子住的地方離海都不遠，可是《論語》中孔子隻有一次提到海。他的話是：“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論語·公冶長》）仲由是孔子的弟子，以有勇聞名。據說仲由聽了這句話很高興。隻是他的過分熱心並沒有博得孔子喜歡，孔子卻說：“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同上）
孟子提到海的話，同樣也簡短。他說：“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孟子·盡心上》）孟子一點也不比孔子強，孔子也隻僅僅想到“浮於海”。生活在海洋國家而周遊各島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該是多麽不同！
中華民族的經濟背景
古代中國和希臘的哲學家不僅生活於不同的地理條件，也生活於不同的經濟條件。由於中國是大陸國家，中華民族隻有以農業為生。甚至今天中國人口中從事農業的估計占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在農業國，土地是財富的根本基礎。所以貫穿在中國曆史中，社會、經濟的思想和政策的中心總是圍繞著土地的利用和分配。
在這樣一種經濟中，農業不僅在和平時期重要，在戰爭時期也一樣重要。戰國時期（公元前480—前222），許多方麵和我們這個時代相似，當時中國分成許多封建王國，每個國家都高度重視當時所謂的“耕戰之術”。最後，“七雄”之一的秦國在耕戰兩方麵都獲得優勢，結果勝利地征服了其他各國，從而在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實現了統一。
中國哲學家的社會、經濟思想中，有他們所謂的“本”“末”之別。“本”指農業，“末”指商業。區別本末的理由是，農業關係到生產，而商業隻關係到交換。在能有交換之前，必須先有生產。在農業國家裏，農業是生產的主要形式，所以貫穿在中國曆史中，社會、經濟的理論、政策都是企圖“重本輕末”。
從事末作的人，即商人，因此都受到輕視。社會有四個傳統的階級，即士、農、工、商，“商”是其中最後最下的一個。“士”通常就是地主，“農”就是實際耕種土地的農民。在中國，這是兩種光榮的職業。一個家庭若能“耕讀傳家”，那是值得自豪的。
“士”雖然本身並不實際耕種土地，可是由於他們通常是地主，他們的命運也係於農業。收成的好壞意味著他們命運的好壞，所以他們對宇宙的反應，對生活的看法，在本質上就是“農”的反應和看法。加上他們所受的教育，他們就有表達能力，把實際耕種的“農”所感受而自己不會表達的東西表達出來。這種表達采取了中國的哲學、文學、藝術的形式。
“上農”
公元前3世紀有一部各家哲學的撮要匯編《呂氏春秋》，其中一篇題為“上農”。在這一篇裏，對比了兩種人的生活方式：從事本業的人即“農”的生活方式，和從事末作的人即“商”的生活方式。“農”很樸實，所以容易使喚。他們孩子似的天真，所以不自私。他們的財物很複雜，很難搬動，所以一旦國家有難，他們也不棄家而逃。另一方麵，“商”的心腸壞，所以不聽話。他們詭計多，所以很自私。他們的財產很簡單，容易轉運，所以一旦國家有難，他們總是逃往國外。這一篇由此斷言，不僅在經濟上農業比商業重要，而且在生活方式上“農”也比“商”高尚。“上農”的道理也就在此。這一篇的作者看出，人們的生活方式受其經濟背景的限製；他對農業的評價則又表明他本人受到他自己時代經濟背景的限製。
從《呂氏春秋》的這種觀察，我們看出中國思想的兩個主要趨勢道家和儒家的根源。它們是彼此不同的兩極，但又是同一軸杆的兩極。兩者都表達了農的渴望和靈感，在方式上各有不同而已。
“反者道之動”
在考慮這兩家的不同之前，我們先且舉出一個這兩家都支持的理論。這個理論說，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任何事物，發展到了一個極端，就反向另一個極端；這就是說，借用黑格爾的說法，一切事物都包含著它自己的否定。這是老子哲學的主要論點之一，也是儒家所解釋的《易經》的主要論點之一。這無疑是受到日月運行、四時相繼的啟發，“農”為了進行他們自己的工作對這些變化必須特別注意。《易傳》說：“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係辭傳》下）又說：“日盈則昃，月盈則食。”（《豐卦·彖辭》）這樣的運動叫做“複”。《複卦·彖辭》說：“複，其見天地之心乎！”《老子》也有相似的話：“反者道之動。”（《老子》第四十章）
這個理論對於中華民族影響很大，對於中華民族在其悠久曆史中勝利地克服所遭遇的許多困難，貢獻很大。由於相信這個理論，他們即使在繁榮昌盛時也保持謹慎，即使在極其危險時也滿懷希望。在前不久的戰爭中，這個思想為中華民族提供了一種心理武器，所以哪怕是最黑暗的日子，絕大多數人還是懷著希望度過來了，這種希望表現在這句話裏：“黎明即將到來。”正是這種“信仰的意誌”幫助中國人民度過了這場戰爭。
這個理論還為中庸之道提供了主要論據。中庸之道，儒家的人讚成，道家的人也一樣讚成。“毋太過”曆來是兩家的格言。因為照兩家所說，不及比太過好，不做比做得過多好。因為太過和做得過多，就有適得其反的危險。
自然的理想化
道家和儒家不同，是因為它們所理性化的、或理論地表現小農的生活的方麵不同。小農的生活簡樸，思想天真。從這個方麵看問題，道家的人就把原始社會的簡樸加以理想化，而譴責文化。他們還把兒童的天真加以理想化，而鄙棄知識。《老子》說：“小國寡民……使人複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第八十章）這不正是小農國家的一幅田園畫嗎？
農時時跟自然打交道，所以他們讚美自然，熱愛自然。這種讚美和熱愛都被道家的人發揮到極致。什麽屬於天，什麽屬於人，這兩者之間，自然的、人為的這兩者之間，他們做出了鮮明的區別。照他們說，屬於天者是人類幸福的源泉，屬於人者是人類痛苦的根子。他們正如儒家的荀子所說，“蔽於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道家的人主張，聖人的精神修養，最高的成就在於將他自己跟整個自然即宇宙同一起來，這個主張正是這個思想趨勢的最後發展。
家族製度
“農”隻有靠土地為生，土地是不能移動的，作為“士”的地主也是如此。除非他有特殊的才能，或是特別的走運，他隻有生活在他祖祖輩輩生活的地方，那也是他的子子孫孫續繼生活的地方。這就是說，由於經濟的原因，一家幾代人都要生活在一起。這樣就發展起來了中國的家族製度，它無疑是世界上最複雜的、組織得很好的製度之一。儒家學說大部分是論證這種製度合理，或者是這種社會製度的理論說明。
家族製度過去是中國的社會製度。傳統的五種社會關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其中有三種是家族關係。其餘兩種，雖然不是家族關係，也可以按照家族來理解。君臣關係可以按照父子關係來理解，朋友關係可以按照兄弟關係來理解。在通常人們也真的是這樣來理解的。但是這幾種不過是主要的家族關係，另外還有許許多多。公元前有一部最早的漢語詞典《爾雅》，其中表示各種家族關係的名詞有一百多個，大多數在英語裏沒有相當的詞。
由於同樣的原因，祖先崇拜也發展起來了。居住在某地的一個家族，所崇拜的祖先通常就是這個家族中第一個將全家定居此地的人。這樣他就成了這個家族團結的象征，這樣的一個象征是一個又大又複雜的組織必不可少的。
儒家學說大部分是論證這種社會製度合理，或者是這種製度的理論說明。經濟條件打下了它的基礎，儒家學說說明了它的倫理意義。由於這種社會製度是一定的經濟條件的產物，而這些條件又是其地理環境的產物，所以對於中華民族來說，這種製度及其理論說明，都是很自然的。因此，儒家學說自然而然成為正統哲學，這種局麵一直保持到現代歐美的工業化侵入，改變了中國生活的經濟基礎為止。
入世和出世
儒家學說是社會組織的哲學，所以也是日常生活的哲學。儒家強調人的社會責任，但是道家強調人的內部的自然自發的東西。《莊子》中說，儒家遊方之內，道家遊方之外。方，指社會。公元3世紀、4世紀，道家學說再度盛行，人們常說孔子重“名教”，老、莊重“自然”。中國哲學的這兩種趨勢，約略相當於西方思想中的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這兩種傳統。讀杜甫和李白的詩，可以從中看出儒家和道家的不同。這兩位偉大的詩人，生活在同一時期（公元8世紀），在他們的詩裏同時表現出中國思想的這兩個主要傳統。
因為儒家“遊方之內”，顯得比道家入世一些；因為道家“遊方之外”，顯得比儒家出世一些。這兩種趨勢彼此對立，但是也互相補充。兩者演習著一種力的平衡。這使得中國人對於入世和出世具有良好的平衡感。
在公元3世紀、4世紀有些道家的人試圖使道家更加接近儒家；在11世紀、12世紀也有些儒家的人試圖使儒家更加接近道家。我們把這些道家的人稱為新道家，把這些儒家的人稱為新儒家。正是這些運動使中國哲學既入世而又出世，在第一章我已經指出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