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班裏最具凝聚力和號召力的同學之一。對弱小男女生，慣以“保護人”自居。當年我們之間很要好。
他最大的“毛病”，便是他極其強烈的自我表現意識和自我證明意識，以及他那一種凡事都積極到根本不顧別人對他會有何看法、有何想法的參與意識。他是我從中學時代到兵團、到大學、到社會所認識接觸過的一切人中，自我表現和自我證明意識最突出的一個。尤其在我的同代人中，迄今為止，我沒遇到過在以上方麵像他那麽願望強烈的人。某些時代，某些活動，無論班級的抑或年級的、全校的，一開始可能並未將他列入“中心人物”的名單，不知怎麽一來，他竟成了“中心人物”之一。他似乎總在以他的行為昭示別人——這件事怎麽能少了我呢？那件事我不參與怎麽行呢？仿佛別人行的，他都行；別人不行的，他也行。這難免會使他遭到非議、抨擊。可他一向不在乎，一往無前。至於別人怎麽想、怎麽說、怎麽看，他仿佛認為那是別人的自由，隨別人的便好了。冬季裏，剛上了幾次滑冰課，他便開始學健將級運動員馳騁冰場的姿態，戴一頂滑冰帽，不顧惜耳朵和臉腮凍得通紅，倒背雙手，神氣活現，屢屢摔倒卻無窘色，亦無怯色。他愛打籃球，沒進入校隊，但極渴望代表學校參加正規比賽的機會。機會一經獲得，橫衝直撞地來“三步上籃”。犯規就犯規，被罰下場就罰下場，反正他體驗了參加正規比賽那一種刺激。在我的同代人中，這一個吳振海，當年就是一個不合格的“標本”。我想當年的時代瞪著他，好比一隻母雞瞪著一隻雛火雞或者雛鴕鳥吧？
而我們傳統的社會的綜合教育，幾乎可說是以限製人的自我表現、自我證明意識為己任的。溯望遠久的中國曆史鏈，可發現這一點在古典文化中尤其道貌岸然。《老子》中就一再地說些“自見者不明”之類的話，意謂誰自我表現了，就不可敬也不聰明了。《禮記·中庸》中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意謂在最細小的事情方麵，在獨處無人的時候，也要行為規範不逾矩。做到怎樣才算典範呢？“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脊。”意謂天是何等的高，可是一個楷模人物站著不敢不彎腰曲背；地是何等的厚，可是一個希望獲得別人尊敬的人不敢不小步緩行。而老子則幹脆沾沾自喜地說“吾有三寶”：“三日不敢為天下先。”
於是“文化大革命”成了我們這一代人唯一普遍獲準的可以理直氣壯地表現自己、證明自己的一次機會。其表現方式是演習“革命”，其證明內容是“無限忠於”，其理論基礎是“造反有理”。這是整整一代人心理能量的一次性的大釋放大宣泄，它耗掉了作為每一個單獨的人來說至少需用三分之一生命進行儲備的那一種自我表現的激情，同時嚴重挫傷了整整一代人將這一種激情化為自我實現的衝動，此後他們隻能聽憑時代的擺布。其中某些人自我表現的種種努力，實質上體現為一種低級的本能，一種自我異化，一種自我安撫的虛幻的追求。所以，被這一代人的群體客觀上遺棄在城市裏的吳振海，二十多年中卻不被城市的簡單而粗暴的“價值秩序”所降服，甩頭晃角地始終予以反抗，其自我表現、自我證明和實現自我的強烈欲望始終野心勃勃地保持著中學時代的原生態，使我不能不覺得簡直是奇跡，使我無法不對此讚歎和讚賞。對於我的同代人，他具有極其特殊的鑒定價值和研究意義。起碼證明了這樣一點——在我的同代人中，原本是應該產生許許多多吳振海的。可是於今放眼看去，浮出於社會水麵的，十之七八乃大小官員。而社會終於不得不承認，前一個時代在這方麵的“生育”是不夠節製的。它不但使自己尷尬，而且使一代人尷尬。難道不是嗎？政府部門要轉變職能，機關單位要縮編，於是同代人中多少人迷惘，茫然，惶惶不知所措。有些人忙不迭地撲通撲通“下海”，但是已比吳振海們晚了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於人生而言，有時晚了十年其實意味著晚了一輩子。
西方的有識之士總是警告時代：讓我們想方設法再減少一位官員吧！讓我們的社會再多幾位成功的商人吧！讓我們鼓勵更多的人成為納稅者吧！
難怪西方人總是驕傲地說——我是一個誠實的納稅者！
這樣的話聽來很像是在強調——我是國家的主人之一！
我的同代人中，本來應該有很多人到了四十多歲的時候，成為一個納稅者的，可是實際上大概每出一百名官員，或者一千名、幾千名官員，才能出不到一個納稅者。
在某大學，一位西方很有權威的社會學家兼經濟學家曾問我：“你對你們這一代人究竟持何評價？”
我毫不遲疑地回答：“他們是中國當代社會的中堅。”
對方又問：“何以見得？”
“他們的存在，保持了時代的穩定。”
“那麽也就是中國目前的樣子？”
我不禁一怔，繼而告訴他，同代人中多少多少當上了處長、局長等級別的幹部。
他反問：“中國真的需要那麽多大小官員嗎？”
我反駁道：“我們中的大多數在做國家的主人！是共和國新一代的工人階級！”
他笑了。
他歸國後給我來了一封信，信中有這樣一段：“一個國家，尤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若想在經濟上迅速發展起來，社會成員的職業分工應是這樣的——每一千人中，最多有十個官員就夠了，其中包括既是某一方麵專家又是官員的人；應有二百名左右國家重點企業的工人；應有三百名左右非國家性質的中小企業的工人；應有四百名左右依靠個體職業能夠豐衣足食的人；其他屬於醫生、律師、教育工作者，等等。”
他說，這是他這位對中國懷有友好感情的外國人給中國“獻”的“策”雲雲。
我在地鐵站見一個人隨地吐痰被罰款，且被教育：“怎麽一點兒主人公意識也沒有？這地鐵也是屬於你的！”
那人佯裝驚訝：“是嗎？我從不知道我還有筆錢投在這兒。請問在什麽地方可以把我那一股抽走？我們單位分房子還要預付六千元呢，我正好等錢用。”
我不禁回頭看他，覺得好笑又笑不起來。原來事實上我們對這個國家從來不曾擁有過真正屬於自己的股份。每一個人同它的關係，似乎更是一種抽象的詩意的精神關係，而非一種具體的物質的製約關係。顯然，當農民感到，他流在某一片土地上的汗水於他是值得的時候；當工人感到，從車間運往市場的產品，每一批、每一類都隱印著自己的姓名的時候；當商店職員感到，所站守的那一櫃台前生意興隆或買賣冷清，不僅是盡職與否的問題而且是利益大小的問題的時候——隻有在這樣的時候，隻有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農民才能從一片土地感受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工人才能從一個工廠感受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商店職員才能從一家商店感受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人民才能從衣食相關的現實中感受到是國家的主人。
一九九二年我回過哈爾濱數次。
許多同代人總是問我：“中國今後還會怎樣？……”這句話的注腳是——今後我們哪些福利仍有保障？今後我們還將失去什麽福利？
回望我們這一代走過的路，心中不免愴然。
吳振海及其公司的人們也總是問我：“中國今後還會怎樣？……”這句話的注腳是——今後我們還將擁有什麽樣的時機？
回想當年他在哈雙公路上“倒煤”而且“倒黴”的情形，心中不禁肅然。
不少哈爾濱人的嫉妒屬於一種恐懼，和那種想維護我們對某物的占有的欲望相一致。嫉妒使我們去考察疑惑中最微不足道的方麵，並把它們作為焦慮的最不得了的根據。
不少同代人問：這公平嗎？
我曾替吳振海回答：這很公平。安於現狀的人不必憂患冒險者將承擔的風險降臨在自己頭上，但是也永遠沒有資格獲得冒險者才能理直氣壯地獲得的一切。如果非說不公平，那和昨天時代太褒獎我們、太歧棄吳振海們是一樣的。時代僅能在一點上體現它的公平，那就是給人以普遍的機會。
有了一個哈克森，便有二百多個哈爾濱人解決了就業問題，包括大學生和研究生，他們的福利待遇比國家單位的還要高。有人說——進哈克森那要憑關係！言外之意，仿佛是它的一條罪狀。但是如果哈爾濱有一百家、一千家這樣的公司，在福利、待遇方麵與哈克森競爭並且勝利了，進哈克森還要憑關係嗎？
有了一個哈克森，隻要它運作著，又將有何止千百人有了幹活掙錢的機會？長久地沒有這種機會社會將會怎樣？
有了一個哈克森，至今已有近千戶哈爾濱居民住上了樓房，如果一概等待政府解決，又將等待多久呢？
有了一個哈克森，去年春節前夕，十幾名台商，包括一位台灣“立法委員”，才應邀來哈考察投資項目。
有了一個哈克森，一幢四星級飯店正在籌劃興建之中。北方的第二大城市連一幢四星級飯店都沒有的話，是不能適應改革開放、大批吸引外商的新形勢的。
今天的中國人恢複了尋找時機的本能，但時機注定不屬於以下兩種人：
一種人企望著某一天早晨醒來，時代像寵愛自己的阿姨一樣，將自己輕輕抱起來，讓自己騎在時代的頸上招搖過市；
一種人企望著某一天早晨醒來，以聽來正當的什麽名義，將原先和自己一樣，而如今和自己不大一樣的成功了的人打翻在地。
我的同代人嗬，我的兄弟姐妹，願你、我、他、她之中，第一種人少一些、再少一些，第二種人少一些、更少一些！
南方和北方都有一種草叫“節股草”。生命力極強，一節一節地生，一節一節地死，哪怕還有一節不死，它便活著，並且會一節一節地再生。我的同代人嗬，我的兄弟姐妹，我們就是那“節股草”似的一代啊！如果說我們已失去了很多，那麽我們所獲得的，則是一種頑強的複蘇能力和再生能力。一切附著於我們的浪漫色彩、傳奇色彩、自甘的苦難和無奈的磨難，早已是往事。在我們四十歲的這一年齡，我們除了依賴於自己的複蘇能力和再生能力，還能依賴什麽呢？讓我們彼此呼喚起、鼓勵起、策動起我們的這一種能力吧！
看哦，時代的巨鯨已將它沉思的頭潛入世紀的“海”麵，它那龐大身軀已然漸漸豎起，紀元的旭日正從明天的時空冉冉升起，照耀著那藍灰色的龐大身軀，照耀著它豎起、豎起……
陣痛隻不過是傾斜，是失重，並非那猛烈的拍擊造成的真正的陣痛迫臨。我們怵然，我們肅然。我的同代人哦，我的兄弟姐妹，讓我們吸入足夠的一口空氣和一口勇氣，準備做第二次人生拚搏吧！
（三）瘋子
對犯了經濟罪的人與流氓、歹徒、殺人犯、強奸犯、以恐怖行徑危害社會的罪犯，我一向是持區別對待的態度的。而對於犯了經濟罪的人，貪汙、受賄、勒索、坑騙百姓錢財者，我尤憎的是坑騙百姓錢財者。
一.“英雄”從此逃亡海外
如果我不作如下說明，則就對讀者、對社會，尤其對我家鄉哈爾濱市的公檢法部門，當然也包括對我自己的文字太不負責任了。
事實是主人公吳振海後來受到通緝逃亡國外，不知所去。
對於我這一位中學同學目前的結局，我此刻寫下“逃亡”二字的心情是很不好受的。然而“逃亡”二字又是最正確的，唯一正確的。
那一天上午，他打來電話要到我家見我。
我問他，在哪兒？
他說，已在北京。
問，何時來？
說，立刻來。
問，什麽事？
說，非常嚴重的事。
但他上午沒來。
中午，他的司機從哈爾濱打來電話，問我見到他沒有。
我說還沒見，說他是要到我家來的，但不知為什麽還沒來。
司機說：“公司出事了，被查封了。”
我詫異地問，為什麽？因為前兩天，黑龍江電視台還播了他與眾多外商簽署開發項目協議書的新聞，並有一位領導人物到場祝賀。而電視裏的吳振海神采奕奕，侃侃而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躊躇滿誌。
司機說：“老板見了你，會親口告訴你的。”
說完就把電話掛了。
我想了想，並沒太往心裏去。估計是經濟糾紛。近年，在形形色色的經濟糾紛中，某公司被起訴、某公司被查封早已是司空見慣之事。而且，當時往往被傳得驚天動地，不久又風平浪靜了。
下午三點多，另一位中學同學給我打電話，進一步證實了司機的話，囑我千萬不要再見他了。對方是為我好，知道我的性格弱點——於“情義”二字上，往往掰扯不清。
我說：“不是我見不見他的問題，是他要到我家裏來呀。他一沒殺人，二沒放火，三沒投毒，四沒強奸婦女，不是恐怖分子，我也沒見到什麽通緝令，他若站在家門外了，我能不給他開門嗎？能不許他進嗎？”
那同學語重心長地說：“曉聲啊，反正你可要心裏有數。”
我又認真想了想，仍覺事情的性質不會太嚴重。我首先排除了他販毒、販軍火或出賣國家機密、被收買為特務的可能，在此前提之下，我決定他來了我還是要見他的。
大約一年前，我曾陳書哈爾濱市的領導，指列吳振海優點、缺點各數條。缺點中諸如：好大喜功，強烈的表現欲，習慣於誇大其詞，為了獲得成功可能不擇手段等等。
這些缺點，在這個世界上，似乎隻有我來批評、指出他才不生氣。我陳書之目的，正在於使市領導對他有更透徹的了解，更好地駕馭他和他的公司，能使他少犯錯誤，不犯大錯誤，更不至於犯法。同時為我們共同的家鄉哈爾濱市做更多貢獻。
市領導在我的陳書上批語：難得一片諍言，讀來令人感動。請吳振海同誌閱後自己保留，依言謹慎自戒。
於是信轉到了他手裏。他果然並不生氣，還請我和另兩名中學時代非常要好的同學吃了一頓飯。
記得他當時說：“錢財身外事，人生尚有二三知己，值得欣慰了。”
我又聯想到，大約半年前，我代中學班主任向他求助，希望他能暫借一套房子給老師住。老師年紀大了，居室無廁所，十分不便。
他顯出為難的樣子，說他雖然是開發住宅的，但在圖紙階段都已定價售出了。
我說：“那我不管。師恩不可忘。何況並非要，隻不過是借。老師的家址，總歸是要動遷的。我擔保，以後還你就是。”
礙於我的情麵，他答應了，但答應得很是勉強。此後一拖再拖，並不兌現承諾，也使我不再好意思督促他。
有一件事尤其使我生他的氣。哈爾濱市作協主席林予，當年廣受好評的《雁飛塞北》一書的作者，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北大荒文學的創始人之一，是我的文學師長，也是我忘年交。哈爾濱市作協定級低，林予主席是正處級幹部。按市裏規定，處級以上幹部才可以公款安裝電話。一位市作協主席，家裏沒有電話成何體統？但林予老師受迫害多年，牢獄生活早已損害了他的健康。“文革”後其實沒再發表多少文章，無稿費收入，經濟狀況拮據。若自費五千多元安裝電話，對他是一筆大支出，一時是湊不足的。我讓他放心安裝，之後去找吳振海請求資助。為此我當麵向吳振海提過二三次，並寫過一封長信給他，向他指出，這樣的善事義舉，一家經濟實力不弱的大公司，是一定要做的。我甚至曾建議他，每年從利潤中拿出五萬，設一項慈善基金，命秘書平時看報，一旦發現需要救助之人之事，及時寄些錢去。少則幾百，多則幾千，濟世扶貧，何樂而不為呢？
他卻隻是笑笑。
後來我知道，連林予老師的電話安裝費，他都沒給報。答複人家說：財會有製度，沒名目下賬。
我撥長途電話將他罵了一通，因為他每每請人吃一頓飯就幾千元的啊！而且常動員我這個最不願做陪客的人為他做陪客！
在那之後我有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不理他，見了麵也很冷淡。
後來林予老師病重，我分兩次請人捎回哈爾濱五千元錢。第二次的三千元捎回哈市時，林予老師恰在前一天去世。
……
獲知他的公司被查封的消息時，我對他的氣還沒完全消呢。
半夜十二點左右，電話驟響——是他打來的。見後知道是用手機打的。
問他在哪兒？
說在我單位的門口。
讓他到我家裏來。
他說太晚了，到家裏不方便。
我隻好穿上衣服去見他。正是冬季，夜裏很冷。他在一輛出租車裏。我剛一坐入，他即命司機開車。我仿佛被劫持到了他住的賓館。究竟哪一家賓館，到現在我也想不起來。
我問他：“你究竟犯了什麽罪？”
他大叫冤枉，說何罪之有！
又問他：“把我帶到這兒來幹什麽？”
他說，請我幫他寫申訴材料。
我正希望細聽端詳，於是他說我記。他是信誓旦旦，我是半信半疑。
我說：“吳振海，我不信對你采取的行動完全是打擊報複。”
他說：“等真相大白了你就信了。”
天亮後，他倉皇離開賓館，說要避一避。
我說：“既然你自恃清白，又避什麽呢？大搖大擺回哈爾濱去，法庭上見分曉嘛！”
他說：“好漢不吃眼前虧。”
我也得打的才能回家啊，可身上連一分錢都沒有。
他掏出了一遝錢塞給我。
我板起臉說：“振海你這是幹什麽？”
他大窘，連道：“沒別的意思，沒別的意思……”
我從沒見他那麽失魂落魄過。
我從那遝錢中抽出一張，眼望著他坐的出租車從視野裏消失。
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
我大約也是他在北京見到的最後一人。
當時我怎麽也不會想到他從此逃亡國外。我以為，起碼他對家人和親人會承擔起主要責任的。
後來他家被抄，弟弟、弟媳、妹妹、妹夫、姐姐、姐夫、女兒、女婿紛紛被傳訊、拘審。
此後兩年內，流言種種，他的案子也在流言中忽輕忽重。一個時期有人說，他的家人、親人就要全釋放了，吳振海也可以從國外回來了；一個時期又有人說，案子更大了，已通過國際刑警在緝拿他。
總之，兩年內，他的家人和親人中，幾乎隻有他老母親是自由之身。
兩年內我沒回過哈爾濱市，但逢年過節，一定囑別的同學們，千萬代我去看看那老人家。對犯了經濟罪的人與那些流氓、歹徒、殺人犯、強奸犯、以恐怖行徑危害社會的罪犯，我一向是持區別對待的態度的。而對犯了經濟罪的人，貪汙、受賄、勒索、坑騙百姓錢財者，其中我尤憎的是坑騙百姓錢財者。我一直推想吳振海犯的肯定不是這方麵的罪，推想他大概也不至於貪汙、受賄和勒索。因為此前我一直以為，哈克森公司是屬於他和他弟弟的“家族公司”，進而認為，他可能隻犯兩種罪——走私和行賄。
後來走私似乎也被排除了。
那麽隻剩下了行賄。
我又深知他的小氣和摳門兒，心想他為了達到什麽目的而行賄，數目也一定是很小的。
然而最近的事實是——他的弟弟已被判死緩，他的姐姐、姐夫、妹妹、妹夫被通緝，親人作鳥獸散。
他整日形影相吊、孑然一身的老母親，已經七十多歲了。
我常常憶起，在他的公司遷往新落成的雄偉的哈克森大廈那一天，場麵何其宏大，泱泱千人之眾。後來甚至連馬路上的許多過客，都混進去大快朵頤，白吃白喝。
那一天，他的老母親，在他妹妹的攙扶之下，到處找我。找到了我，就和我避開熱鬧，蹲在走廊的一角兒，一人手裏端一隻小盤兒，隻不過一邊吃著幾片瓜果，一邊兒聊從前往事。
如今我才明白，哈克森集團公司並非像人們以前所說是“吳氏兄弟的家族公司”，它在原始法權上仍姓“公”，因而也仍姓“共”。
如果這一點確鑿，那麽吳氏兄弟的罪名，當然也就不止“行賄”一條了。
對他弟弟的宣判，主要根據的是“貪汙”和“受賄”的數目。
在吳振海和哈爾濱市的公檢法之間，我似乎很難相信他本人的完全無辜和冤枉了。
但是我又真的常常惦念他的老母親。
畢竟，那一直是一位好老人家啊！
大約在我寫這篇文章的前一個月，吳振海的女兒突然出現在我家。她說來北京看病，向我借錢。
我問她需借多少？
她說出的數目使我大愕。
我怔了良久，才低聲說：“女兒啊，叔叔非是大款，非是什麽老板，非是當年的你父親。我上有老，下有小，每月的工資條上隻七百多，在哈爾濱的弟弟妹妹都下崗，生活都需周濟。而我除了工資，額外的收入僅僅稿費罷了。我雖勤奮，但不善經營自己，屬於多年低價的作家。你要借的數目把我嚇著了！”
我給了她所要“借”的數目的五分之一。
麵對以前有自己的跑車，有自己的住房，不需要工作而又奢侈慣了的這一個年紀輕輕的晚輩，我不禁又說：“女兒啊，從現在起，你必須學會節儉度日。叔叔給你的錢，是叔叔爬格子所得的心血錢。這錢來得可不像你父親過去的錢來得那般容易。你不要嫌少。今後到了急需錢的地步，還可以來找叔叔。叔叔不忌諱你是通緝犯的女兒。但是你得明白——你接到手裏的這筆錢，能救助多少上不起學的窮孩子啊！叔叔此刻心裏就是這樣想的。如果叔叔知道你不節儉著花，叔叔今後不會再幫你渡難關了！”
我相信我和吳振海此生還會再見麵的。但在什麽情況之下見麵，則很難想象的了。有一點幾乎是肯定的，在他的老母親活著的時候，他大約不可能再見到她了。我想，我今年夏季若回哈市，主要的事之一，當是代他這個兒子去看望看望那位很好的老人家。
吳振海是我所熟悉的同代人中，更進一步說，是當年全班五十四名中學同學中，獲得過最巨大的成功的人，也是和我曾有過親密關係的人中第一個被通緝的人。雄偉的哈克森大廈已經易主。逃亡之前，他有次從國外回來，送給我妻子一條金項鏈，送給我兒子一個計算器。那是他第一次到我家。計算器還在，項鏈卻已被我妻子丟了。我曾給他買過一套木刻八仙，價值比一條金項鏈還略貴些，它們還在他豪華氣派的辦公室的櫃上擺著。八仙們並沒能保佑他一帆風順。我常想回哈市時將八仙們帶回北京。我的作品《年輪》中的男主人公叫劉振興，就是由吳振海的名字演化來的。吳振海當然沒有劉振興那麽好，劉振興身上寄托著我對某些平民兒子們的理想和希望，那理想和希望也是最初我從吳振海身上似乎看到過的。吳振海一度實現了它，也最終破滅了它。他令我感到的遺憾也是相當巨大的。
二.商業時代從我的親情“領地”擄去的人
我和吳振海的關係大至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中學時期。呈現在我記憶底片上的色調永遠是友好溫馨的，盡管中學時代的他，絕非是每個同學都喜歡的。事實上有些同學極不喜歡他，有的同學甚至很反感他，而我在班裏是一個無人反感的同學。我和普通的男同學友好，和他之間的友情也就不奇怪。
第二階段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他已是大老板，我已是小說家。他似乎格外尊敬我，但我知道他內心裏其實是不大瞧得起小說家的。我想，可能任何一個人，無論揚揚得意到什麽程度，總歸還是希望這世界上有某一個人能多多少少地對自己擁有些批評資格的。這也許屬於一種心理需要，會從另一側麵備感自己的社會存在的的確確是重要的。他的弟弟、姐姐、姐夫以及老母親，對他來說，似乎都不能承擔起如此特殊的角色。於是他選擇了我這個他可以接受並且不至於使他感到羞辱的人扮演這種需要的角色。而我曾一度很願意扮演這一角色，不覺得有什麽不好，同時自己也獲得一種滿足。不是每個大公司的老板都隨隨便便地給予別人可以諍言批評和告誡自己的權力。也許我常替他扼腕歎息，恰因他曾給過我這種權力？
有幾次他當著客人們介紹我時，竟摟著我的肩說：“大作家！我中學最好的同學！全國著名！全世界也有名氣！”
往往搞得我瞠目結舌，恨不得當眾推開他，狠狠扇他一大嘴巴子，使他從此變成結巴，不再能那麽順口就胡說八道。
然而那時又是他較可愛的時候。
他可愛的時候往往是他真誠地表達與一個人友情深厚的時候。那時對他而言，誇大其詞的程度恰恰和真誠的程度成正比。
他每次見麵都必向我討書。討了去就擺入書架。永遠也不會翻一下，但會指給別人看。
而另一些時候，往往是隻有我們兩個人的時候，他又常對我說：“曉聲，拉倒吧！別當作家了！整天寫什麽呀？給我當位副經理來吧！我保證你下半輩子生活幸福不就得了嘛！”
那時他這位大老板顯出對一位作家的生活狀態的極大的憐憫。
而這常常惹我暗自惱火。
我則反唇相譏：“你弟弟振慶是經理，讓我看振慶的眼色辦事？”
他就會紅了臉，接著自語：“唉，振慶……振慶……你要是我弟弟就好了。你他媽怎麽就不是我弟弟呢？”幸虧我不是他弟弟。果而是，我今天的下場不堪想象。
第三個階段就是從他逃亡國外至今了。那些日子似乎將我們的關係一刀斬斷了，斬斷為“法”和“情”兩半。我不可以不受法的製約而一味兒地重情義。我必須對法保持一個公民應有的敬畏。但我又沒法兒對他在國內的親人們的命運完全漠視，使“情義”二字在我這兒變得一錢不值。
他使我處於兩難之境。
那些日子也仿佛將吳振海這個人剁為三截了。一截是他的中學時期，留給了我，留給了當年我們初三九班的五十四名同學，留給了我們的老師以及母校；一截記載著他從創業到發達、到逃亡的履曆，留給了中國的商業時代，以及某些曾和他發生過極具金錢色彩的利益關係的人的回憶；第三截留給了我的家鄉的公檢法，畢竟因他的逃亡案子還沒畫上最後的句號，它總歸是要畫上一個句號的。
而我常想，留給我的那一截，是否被我過分濃重地溫情化了呢？也許隻不過就是一些誰都經曆過的片片斷斷的仿佛小貓小狗間的友愛，被我這個小說家太理想化、太詩化了。然而我又是那麽的不願輕論留給我的這一截。因為我總感覺到我必須為自己保存某些哪怕是被自己理想化了、詩化了的東西。現實已不怎麽可能向我提供這些東西，我隻能從過去找到，並倍加看重。我沒法兒不以仁義對待之。然而我又非常清楚，這仁義萬不可延伸入第三個階段；否則，我自己也將走向反麵了。那麽所謂仁義也就該站在被告席上而同時走向它的反麵了。
如果某一天我真的見了他的麵，不管是在什麽情況之下，其實最想對他說的是：比起你不能盡一個兒子對高堂老母的義務這一事實，雄偉的哈克森大廈不過意味著一個靠高標號的水泥和金錢凝固在那兒的冷冰冰的夢罷了。那原本華麗的夢倒也是可以做得較長久的，是他自己在“夜遊”的狀態下撞了，撞到頭破血流，不複再能將夢做下去。
由吳振海我想到了另一個人，他對我的人生起過大的作用和影響，在我是知青時給過我兄長般的嗬護和關懷。他當年曾是那麽真摯地勉勵我成為作家，正如我曾企圖以“商的至高境界即仁善”這種純粹迂腐的理想主義的觀點對吳振海施加作用和影響一樣。區別在於那個人對我的影響在我身上體現著，而我企圖施加於吳振海的影響，一絲一毫也沒在他身上體現過。
關於這個人，我已在《十月》一九九七年第一期發表了一部中篇小說《又是中秋》，等於為他的人生曆程立了一個簡傳，等於替我自己整理了一份“為了忘卻的紀念”。
他是商業時代從我的親情“領地”擄去的第二人。
他現仍關押在哈爾濱市。
我不知他能被判幾年。
我密切關注著他的命運。
我並非沒什麽可寫的了，才以我和他的關係做素材炮製一部小說賺稿費。恰恰相反，我的創作計劃是早已排定了的，為按部就班地完成這一計劃，我惜時如金。但是他的案子發生以後，我常感到我的身體又多了一種病似的。他這個人幾乎每天都會浮現在我腦際，使我根本沒法兒不去想他，而寫另外的我虛構出來的人和故事。患病就得求醫，或自療。我的病非是醫生所能診斷明白或開出有效藥方的。自療的方法就是靠了筆和稿紙，將如塊壘般堵塞胸間的情緒、情結導引和瀉泄於字裏行間，一吐為快，以舒氣息，以暢襟懷。仿佛不這樣，便不能回歸到起先的寫作之中去了似的。如同被從自己的家裏推出，而家門在身後關上了。而每每一吐為快，心態才能漸漸平定，才能繼續起先的寫作。
是的，這真是“為了忘卻的紀念”啊！
我常捫心自問——我是否太自私了呢？
當然，對於《又是中秋》中的“老隋”，我內心也懷有不那麽自私的善良的一廂情願——將那一期《十月》寄回哈爾濱，求人轉給負責“老隋”一案的司法人員，希望他們看了，感慨於以前他的事跡，而對現在的他盡可能地給予寬大處理。
由吳振海而“老隋”，進而聯想到朱勝文。
朱勝文是我的北大荒知青戰友。當年在兵團時我們就曾見過幾麵，彼此留下很好的印象。後來他在商學院獲得了碩士學位，大約是中國恢複學位製後的第一批學位獲得者，並曾出國留學。繼後分配到哈爾濱市經委，升至主任，再後來成為哈爾濱市常務副市長，主管工商企業界。
他能幹，肯幹，日夜操勞，全力以赴。如果單從他的工作熱忱和工作業績方麵來評價的話，我認為他這位副市長是對得起哈爾濱市的。
在他初任副市長的那一年，我回哈爾濱看望老母親，他曾囑秘書與我聯係，在市政府小食堂請我吃了一頓便飯。隻我和他兩個人。記得他曾對我說：“曉聲，你清楚了，我也有過當作家的夢想啊！”
而我當時的回答是：“對於中國，能從我們這代人中產生幾位市長，比多幾名小說家有更實際的益處。”
我又真誠地對他說：“勝文，工人的兒子而成為市長，是中國老百姓的欣慰。可要多為咱們家鄉的老百姓辦些實事啊！”
他向我默默伸出一隻手。
我握住他手，他注視著我說：“咱們都記住今天這個日子，今後互相多提醒，共勉！”
再以後我回哈爾濱，總要帶幾本我寫的書給他。因為他不但要，而且認真讀。我往往是將書放在收發室，請收發室工作人員轉告他的秘書替他取。我不忍打斷他的工作，侵占他的時間。
大約是一九九一年，我陪幾位作家回哈爾濱參加冰雪節，他到住地去看我們，贈我們哈爾濱市經濟發展概況畫冊，希望作家朋友們能常到哈爾濱做客，給作家們留下極深印象。他走後，作家朋友們都對我說：想不到你的知青戰友中還出了這麽一位挑重擔的副市長。
聽說他老父親生病住了院，我委托人給他捎去了幾盒“八五一”營養液。
聽說他因視網膜嚴重受損去上海治療，我給他寄去了幾盒中外古典音樂磁帶，希望他能在養目之際聽聽，同時感受我對他的友情。
除了書，我隻送過他這兩樣東西，正如那句老話說的，“禮輕情意重”。
我的弟弟、弟妹下崗，希望我出麵求求他，幫助解決工作問題。
我沒求他。
我想，哈爾濱市下崗的工人太多，我不可以利用我的特殊關係，給他添麻煩。
今年春節前，他因受賄被收審，這消息震得我呆若木雞。
最初的傳聞說數目很大——一百多萬。
後來的傳聞又說其實沒那麽多。
然而有一點是確鑿的，他的案子是由中紀委直接介入審理的大案。
我首先想的是應給他的家人打電話，在此時表示一種關心。
卻沒人敢告訴我他家的電話，都怕受嫌疑。
接著我想到了他的女兒，她在北京讀大學。我想這姑娘一定承受不了如此突發的巨大的事件對她的刺激。我想了解到她在哪一所大學讀書，去看望看望她，安慰安慰她。
但也沒人願告訴我。
中國人習慣了謹慎避嫌，習慣了劃清界限，習慣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知道的關於他的最新情況是，他雙眼的視網膜已徹底脫落，完全失明了。
我還聽說，他的大學母校，對他也予以極大的關注，表示願意接收他回校任教，發揮一技之長。當然這隻能在兩種前提並存的情況之下方可考慮——法律對他免刑和他雙目沒失明。
第二個前提已經不存在了。
對一個在收審時期雙目失明的人，法律究竟會怎樣判處呢？
我向一些律師請教過，律師都說太特殊，尚無先例，也就都無可奉告。
據我所知，哈爾濱市的人們並不拍手稱快，幸災樂禍，普遍非常地惋惜。
都說：“唉，朱勝文太對不起咱們哈爾濱市人了！”
我這個哈爾濱市人，理解家鄉人的話的深層意思是——他令人們失望的方麵主要還不在於他受賄，而更在於他不應該自己將自己打倒了，使哈爾濱失去了一位能幹又肯幹的副市長。
他雙眼失明是由於延誤醫治。第一次手術後，視力還沒恢複正常，就又開始工作了。為了工作，他一次次推遲住院手術。
他被收審的前兩天，親批十萬元支持哈爾濱市作協主辦的文學評獎活動。
那是他最後一次行使常務副市長的權力。
與他翻身落馬的同時，哈爾濱市道裏區工商局局長王英文亦“東窗事發”，衫難遮“尾”。
王英文也是我的北大荒知青戰友。我們曾同屬一個團，當年他是團組織股幹事，作為團政委親自掛帥的工作組成員，曾在我的連隊“蹲點”兩個月之久。
那時我是男排一班長。他常召集班排長開會，學毛主席語錄，“鬥私批修”。他很能說話，每每說得興奮，口吻就有幾分盛氣淩人、“諄諄教導”的意味兒了。我頗看不慣他那種“官不大，僚不小”的架勢。記不太清有次究竟因為什麽，我們當眾發生了衝突，似乎是他指摘我班裏一名戰士裝病，不出早操。而我頂撞他，認為他誹謗我的戰士，也就是誹謗我，也就是誹謗一班。他說：“輕傷不下火線。”我講“官愛兵”的道理。他說：“你還是官呢！班長算什麽官？”我端起爐上的一盆熱水要潑他，被人及時阻攔才沒潑成。
我一直認為，對他個人而言，當年在我們連“蹲點”的最大收獲，便是我們連女排的一班長後來成了他妻子。當年我們全連都對女排一班長持有良好印象。
我和他再見麵已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他來北京，請當年的一些知青聚會。那時他已當了局長。他顯得很高興，喝了不少酒。
我某次回哈爾濱，也見過他一次，但完全記不得是在什麽情況之下見的了。他對我倒不計前嫌，每次相見格外熱情。我猜想，相當主要的因素，是由於我與朱勝文的特殊關係。
他的事發生，我倒一點兒也不感到驚訝。相信許多認識他的人，都不會感到驚訝。
我分明記得，曾有人對我說：“他呀，‘栽’不過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兒。”
他的家被搜查那一天，人們用錘子到處亂砸裝得豪華考究的牆壁。他家的馬桶是幾萬元的那種，智能控製，有烘幹功能。我想不通人為什麽非要用那麽昂貴的馬桶，也想不通廠家有什麽必要生產那麽複雜的馬桶。現在的中國人，雖然開始重視貧富貴賤之分了，但畢竟排便對誰都隻不過是排便，無論多麽講究也夠不上是儀式。就算真的講究到接近儀式的地步，麻煩的還不是自己嗎？
據說人們不但用了錘子，還用了鎬頭，像拆房似的。理由又是那麽的正當——抄尋贓款。
足見他這位前工商局局長，在位自迷的幾年間，早已是積怨多多之人了。
不久前，家鄉來的一位領導人物與我交談中忽問：“曉聲，你的知青戰友和朋友，怎麽接二連三地‘折戟沉沙’了啊？”
此話問得我發窘。
我紅了臉回答：“輪到我們這一代犯錯誤了。”
我也僅能如此作答而已。
是的，輪到我們這一代人犯錯誤——不，是輪到我們這一代人接二連三地犯罪了。
某類罪，要犯，先得有犯的條件和犯的資格，不是誰想犯就能犯的。比如貪汙、受賄、以權謀私、權錢交易之類。
今天，在大批同代人麵臨下崗和第二次失業的嚴峻的人生考驗的同時，時代也出於需要，將我們中的極少數人推上了官位。
曾有三十多歲的次代人不無牢騷地說：“怎麽你們知青這一代人官運亨通起來了？到處都會碰到你們這一代中在當官的人，通天達地似的，快壓迫得我們喘不過氣了。我們何時才能從你們這一代的陰影底下熬出頭哇？”
我望著他那種像是開玩笑，其實挺認真的樣子，不禁的苦上心頭。非為自己，而為總體的我們這一代人。
我告訴他，他的話與實際情況大有出入。首先，他應該明白，非是知青這一代人開始躋身中國的權力階層了，乃是中國的中年人開始這樣了。而這一般是時代的規律。古往今來，中老接替，曆史一向如此，全世界一向如此。掃瞄國外的社會格局，權力階層的平均年齡，大約比中國還要小十歲。時代迅進，事物更新，整個世界的權力階層呈現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勢。倘他在仕途上有抱負，來日方長，大可不必因眼前情形而苦悶。其次，由於他自己也在權力階層，終日所見皆大官小官，仰而望之，重重疊疊，故才生出“山窮水盡疑無路”的惆悵。但是，隻消十餘年後，使他備感最直接壓迫他的，也就是他所言“知青一代”中的頂頭上司們，將整代的屈身而退，盡數隨著某頁曆史翻過，曠出大片空白。那時他隻不過四十多歲，龍兮虎兮，大顯作為，充分證明自己的才幹和能力就是了。同時我向他指出，和他的知青出身的頂頭上司們明攀暗比，那是很沒誌氣，也很沒出息的。他們不過是時代所臨時物色的一批過渡者。他們的優勢是人生經曆，他們的劣勢是知識結構。他們從人生經曆中總結出人生的經驗，這是後天所得，而知識結構的普遍落伍，卻是先天的嚴重缺憾。人生的經驗人人都可以從自己的人生中總結，有了這一種經驗的益處是，善於較自如地行使權力，也善於較圓熟地服從權力。知識結構卻隻能從知識體係中搭建，它比人生經驗是更來之不易的。一個人也許僅僅在一年內就總結出了數條寶貴的人生經驗，但要在某一知識領域內學有所長，長有所用，需要幾年甚至十幾年的時間。而上一代人已不可能有這樣的機會和這麽充足的時間了。除了與人打交道上一代人可能是內行，除了在黨政、社科、文化半高不低的那一層麵上他們還能輕鬆勝任，英雄略有用武之地之外；在其他方麵，上一代人注定了都是外行。而時代正朝著社會分工越來越專業化的進程快速發展。除了外交、公關和司法，所謂與人打交道的技巧和藝術性，將在許多方麵越來越被種種更行之有效的規則所簡化，所取代。上一代人的所長將越來越短，所短將越來越相形見絀。這一批過渡者好比是時代腳手架上的角色。大廈拔地而起的過程，腳手架上的情形是生動活躍的，但最後入住大廈的，豈是些腳手架上的角色？
最後我非常鄭重地說：請你以後不要再當著我的麵動輒便你們“知青這一代”如何如何，怎樣怎樣。這一代總體上目前仍是中國最值得同情的人。中國近千萬下崗失業的人中，他們占十之六七，這是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一批科長、處長，一些副局級、局級幹部，在“知青一代”中其實少到沒有什麽代表性可言。
明擺著我們這一代總體上是誰都壓迫不著的。
三.“老三屆”怎麽了？
“老三屆”這個名詞產生於中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它是當年生活在中國城鎮的絕大多數中學生的簡稱，同時，它也記錄了使整個民族心痛的一段曆史。
張狂自誤的吳振海也罷，翻身落馬的朱勝文也罷，企圖重塑自我蹈入迷津不能自拔，最終身束法索的“老隋”也罷，家裏安裝上價值昂貴的最“現代”馬桶的王英文也罷，共同組成的一種現象說明——的的確確，輪到我們這一代中某些有了最多、最直接的條件和機會與權、錢接觸的人接二連三成為被告了。而他們中，尤其那些原本是普通勞動者的兒子，後來成為令人羨慕和欽佩的佼佼者，再後來忽一日鋃鐺入獄成為階下囚的人，著實使我替他們感慨萬端，歎息不已，並促我思考於斯。
時代對於他們，起初像“星探”，巡視的目光一旦落在他們身上，他們的命運就改變了，他們就超眾了，他們就成官員了，成老板了。而這時賜給他們機會的“星探”變成了“樵夫”，提著利斧，巡弋於他們之間，一旦發現他們被蟲所蛀，又會毫不留情地掄起利斧，頃刻將他們砍倒，使他們從此成為枯朽無用之物。
時代的性格就是這樣。
一個漸趨法製化的時代的性格尤其就是這樣。
它隻能以這樣的性格保持它的肌體健康。
而他們中那些原本是尋常百姓的兒子的人們，對金錢的誘惑的抵禦能力，竟顯得那麽的薄脆，薄脆得仿佛是糖化玻璃。
誘惑的美麗的陷阱，常常密布於他們周遭。如靚女向他們媚笑飛吻，並信誓旦旦地保證——“原諒”自己一次其實沒什麽，隻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權錢的交易好比手淫，最難始於一而止於一。
所以我似乎常聽身旁響起砍伐之聲，響起“樹木”倒地時枝丫折斷之聲。
環顧周圍，我的“情感領地”中，已伐樁列列。
——算來，迄今有十三人被判刑矣！
而其中十一人，從前是尋常百姓之子。
如今又加上了四人。
這真的常使我觸目驚心。
由此我又常聯想到劉胡蘭。
她問劊子手：“下一個是誰？”
答曰：“你！”
又問：“咋個死法？”
答曰：“和他們一樣！”
我常做噩夢，夢中自己也那麽問，得到同樣的回答。
醒來驚出一身冷汗。於是慶幸自己這個尋常百姓的兒子，隻不過就是寫小說的，不是什麽處長、局長，不會有人來賄賂我。
我將我做過的噩夢寫出在這兒，以警醒同代人中的處長、局長們。我不諱言，倘若手中也有權，也是那種可與錢進行交換的權，我不見得還有什麽資格警醒別人了。但正因我不在權力階層內，所謂“身在三界外，躍出五行中”，所以才不至於當局者迷，才覺得尤其有發出警醒之嘯的義務啊！
我們這一代人中還能出幾個主管工商政界的公認的常務副市長呢？
眾所周知，哈爾濱市曾出過轟動一時的“飛馳大坑”案。
兩億多元一坑，無疑是中國目前為止最高昂的坑。
此坑的創造者叫劉金彪，一個從海南流竄至哈爾濱的素質、層次皆很低的騙子。
在哈爾濱舉行亞冬運動會期間，他向運動會捐款四千萬。於是各路媒體熱烈報道，被視為“中國大亨”。當然他的錢是從銀行騙出來的。一次性捐款四千萬，目的是製造聲勢，再從銀行騙出更多的錢。
這騙子曾被國外評為中國“十大首富”，且名列第三。
某日家鄉來客，專程請我回哈爾濱為這劉金彪寫一本自傳。
我說：“不。”
於是對方從提包裏取出份報紙，指著說：“你不要懷疑，國外都承認他是中國第三位大亨了。”
我說：“不。”
“那你還是懷疑了？”
我說：“我不懷疑，但不懷疑也不。”
“如果，不願替他寫自傳，以他的經曆為素材，編一部幾十集的電視劇怎麽樣？”
我說：“不怎麽樣。”
“他可以預付一部分稿費，甚至可以付美元。”
我說：“這種承諾別人也曾對我表示過，但我隻按自己的計劃寫自己想寫的東西。”
我想，他們未必真是秉承了騙子劉金彪之意來說服我的。他們那時當然更不可能看清劉金彪是騙子，正如我當時並不懷疑他是“中國排位第三”的“大亨”。事情倒可能是這麽精心策劃的——先說服我，我答應了，在一份什麽合同上簽了字，他們再拿著合同去遊說劉“大亨”。而隻要那劉“大亨”一高興，拍出幾萬元，他們的策劃不就成功了嗎？他們的好處不就大大的了嗎？憑他們的三寸不爛之舌，他們似乎會穩操勝券。
這些個大小騙子之所以能在我們的時代如魚得水，再三得逞，與他們這類人比比皆是的存在不無關係。
如果我當時動心，並且真的編出一部幾十集的電視劇全國到處播映著，我又將怎麽給全社會一個交代呢？
我恐怕也要經常不斷地警醒自己，才不至於忽一日麵臨和他們一樣的“死法”，而終生自悔自恨啊！
商業時代從無序到有序的過渡階段，乃是“利益”二字最為亢奮的“發情期”。就好比十六七歲的花季是人必經的青春躁動期。這一階段，金錢發出更加騷態的荷爾蒙氣味兒。每一項強製商業納入規範的法規的出台，都預示著要鑽時代的空子更難了，人對金錢的貪婪目的之實現更不容易了。受到這一種預示的刺激，形形色色的人們之間的利益關係，開展得更加頻繁、建立得更加純粹、交換得更加急迫而且更加赤裸裸了。許多人都企圖在進入有序之門之前，用快捷又簡易的方式，再從無序的天橋上趁最後的混亂獲得最後一大筆金錢。哪怕手段是卑鄙的，發的是不義之財也無所顧忌。於是，每個人受到的誘惑都空前地多起來了，大起來了。每個人都有可能足立陷阱邊緣而利令智昏，而輕舉妄動，而渾然不覺人生險象近在咫尺。
故此篇同樣是為你作，是為他作，是為她作，是為己作，是為我們大家而作。
聽，一個冷峻的聲音仿佛又在問：
“下一個是誰？”
聽，時代“樵夫”的利斧，是不是又揮起了風聲？
四、是夏娃，更是斯芬克斯——中國性愛啟示錄
半老不老的女人們的內心裏，其實是和少女們一樣喜歡讀愛情小說的。隻不過不喜歡讀愛情主角是少女的小說罷了。少女們從愛情小說中間接品咂愛情滋味兒。供她們讀，以她們為主角，或者以幾年以後的她們為主角的愛情小說多的是。一批一批地在印刷廠趕印著。她們每天讀都讀不過來。她們對浪漫愛情的幻想後邊連著對美好婚姻的幻想。
但是半老不老的女人們和半老不老的男人們內心裏所幻想的，直接就是婚外戀。
因為她們和他們，大抵都是已婚者。這樣的女人們的內心裏，要麽不再幻想愛情，要麽幻想婚外戀。一旦幻想產生，除了婚外戀，還能是別種樣的什麽愛情呢？即使結果是離婚又再婚，那“第一章”，也必從婚外戀開始。如果在三十五歲至四十五歲的中國女人們之間進行一次最廣泛的社會調查，如果她們發誓一定說真話絕不說假話，那麽答案可能是這樣的——起碼半數以上的她們內心裏曾產生過婚外戀幻想。有的經常產生，有的偶爾產生。有的受到外界誘因才產生，諸如讀纏綿悱惻的愛情小說，或看過類似的電影、電視劇之後。有的不必受到什麽外界誘因也會產生，比如陷於孤獨和寂寞的時候。
在她們中，尤以四十歲至四十五歲間的女人們幻想的時候更經常些。因為三十多歲的女人們是不甘僅僅耽於幻想的。幾次的幻想之後，便會積累為主動的行為了。而四十歲至四十五歲的女人們，由於家庭、子女、年齡和機會難求等的原因，則不甚容易采取主動行為。即使婚外戀真的發生，她們也每每是被動的角色。
她們中又尤以有文化的女人為主，卻不以文化的高低為限。
對於婚外浪漫戀情的幻想，一個隻有小學三到四年級文化程度的女人，絕不比一個受過大學高等教育的女人或女碩士、女博士什麽的稍遜，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初級教育教給人幻想的能力，高等教育教給人思想的能力。而思想是幻想的“天敵”，正如瓢蟲是蚜蟲的天敵。婚外戀幻想是中產階級婦女傳統的意識遊戲之一。
中國從一九四九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不但消滅了資產階級，而且改造了中產階級。所以幾乎沒有中產階級婦女可言，隻有勞動婦女、家庭婦女、知識婦女，統稱為“革命婦女”。“革命婦女”的意思便是頭腦之中僅產生“革命幻想”和“革命思想”的女人。情愛幻想和情愛思想是不允許在頭腦中有一席之地的。它實際上被逼迫到了生理本能的“牢房”中去，偶或被女人們暗自優待，溜到心理空間“放放風”。倘若一個女人的頭腦中經常產生情愛幻想，並且由此產生與“革命幻想”“革命思想”相悖的情愛思想，尤其是不但自己的頭腦中產生了，竟還暴露於人、宣布於人、傳播於人，那麽便是個“意識不良”的女人了。倘若有已婚的女人膽敢言自己頭腦中存在過婚外戀幻想，那麽她肯定將被公認為是一個壞女人無疑了。我在是知青的時候，我那個連隊，有一名女知青午休時靜躺不眠，身旁的親密女友問她為什麽睡不著？是不是想家了？她說不是。經再三的關心的詰問，才以實相告。曰想男人。曰這時候，身旁若躺的是一個男人，可以偎在男人懷裏，不管是丈夫不是丈夫，多愜意多幸福多美妙多美好哇！女友將她這種“醜惡”思想向連裏匯報了。於是召開全連批判會，批了三天。男女知青，人人踴躍發言。可謂慷慨激昂，口誅筆伐。團“政治思想工作組”向各連發了“政治思想工作簡報”。“簡報”上措辭嚴峻地提出警誡——“思想政治工作不狠抓了得嗎？一旦放鬆能行嗎？”
當年我也是口誅筆伐者之一。當年我真覺得那名女知青的思想意識“醜惡”極了。這件事當年還上了《兵團戰士報》。“專欄批判文章”中，還評出了那一年度的“優秀批判文章”一、二、三等獎。
當年的“革命樣板戲”《海港》和《龍江頌》也最能從文藝的被扭曲了的性質方麵說明問題。《龍江頌》中的第一號“女英雄人物”江水英，沒丈夫、沒兒女，當然更不可能有什麽情人。但她家門上，畢竟還掛一塊匾，上寫“光榮軍屬”四個大字。到了《海港》中的方海珍，不但沒丈夫、沒兒女，連“光榮軍屬”的一塊匾也沒有了。舞台上的方海珍，看去應在四十餘歲。比《廊橋遺夢》中的弗朗西絲卡的年齡隻小不大。方海珍也罷，江水英也罷，頭腦之中僅有“階級鬥爭”這根“弦”，沒有絲毫的女人意識。生活內容中隻有工作，隻有教導他人的責任，沒有絲毫的情愛內容。如果說她們身上也重筆濃彩地體現著愛和情，那也僅僅是愛國之愛、愛職責之愛，同誌之情、階級之情。一言以蔽之，她們仿佛都是被完全抽掉了男女情愛、性愛本能的中性人，而非實實在在的女人。另一“革命樣板戲”《杜鵑山》，乃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全國現代戲劇會演中的獲獎劇目。原劇中的女黨代表柯湘，與反抗地主階級剝削壓迫的農民武裝首領雷剛之間，本是有著建立在“共同革命目標基礎”上的愛情關係的。然而連建立在這一“革命基礎”上的“革命的愛情”關係，在“革命文藝”中，也是被禁止的。因而後來改編成的“樣板戲”中，愛情關係被理所當然地一斧砍掉了。
到了“文革”結束後的最初幾年，情愛主題在文學藝術中依然是一個“禁區”。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大概是第一篇反映婚外戀主題的小說。它的問世在全國引起沸沸揚揚的反響，釀成過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以至於全國婦聯當年也參與進了是是非非的紛爭之中。
而今天，經曆了隻不過僅僅十年的演進，中國文學藝術之中的愛、情欲和性，卻已經幾乎到了無孔不入的程度，已經隻不過成了一種“作料”。因而便有了這樣一句帶有總結意味兒的話語：“戲不夠，愛來湊。”這樣一句總結性的話語，其實包含著明顯的批評成分。批評來自讀者，來自觀眾，來自小說評論家和影視批評家。連小說家和編劇家們也相互以此話語自嘲和打趣起來。似乎無奈，又似乎心安理得，又似乎天經地義。愛、情欲和性，尤其在小說和電影中，越來越趨向於低俗、猥褻、醜陋、自然主義（下流的自然主義），越來越不聖潔了，甚至談不上起碼的莊重了。仿佛某人由於某種錦緞價格昂貴，雖心向往之卻根本不敢問津，甚至經過布店都繞道而行，忽一日暴發了，闖入大小布店成匹地買。不但買了做衣服，還做褲衩做背心，做鞋墊做襪子，做床單做台布，而新鮮了幾天就索興做抹布做拖布了。幾乎凡是小說都有愛，都有情欲，都有性，就是缺少了關於愛的思想、關於情欲的詩意、關於性的美感。而且，在許許多多的書中，男歡女愛的主角們，年齡分明越來越小。由三十多歲而二十多歲，而少男少女。後者們的愛情故事，在西方是被歸於“青春小說”或“青春電影”的，而在中國卻似乎成了“主流”愛情故事，既輕佻又淺薄。在我們的某些“青春小說”和“青春電影”裏，愛被表現得隨意、隨便，朝三暮四如同遊戲。這也許非常符合現實，但失落了文學藝術對現實的意義。而這一種意義，原本是文學藝術的本質之一。愛的主題並不一定隻能或隻許開出美的花朵。現實往往能滋生出極醜和極惡。這樣的文學名著是不少的，比如巴爾紮克的《貝姨》和《攪水女人》，左拉的《娜娜》，這些名著中的批判意識顯而易見。正如左拉在著手創作《娜娜》之前宣言的——堅定不移地揭示生活中的醜惡和潰瘍。《娜娜》這部書中談不上有愛，充斥其間的隻不過是一幕幕變態的情欲和動物般的性衝動。它是我看過的西方古典小說中最“肮髒”的一部，但是卻從來也沒使我懷疑過左拉在法國文學史上文學地位的特殊存在。而中國的當代作家中，有相當一批人，巴不得一部接一部寫出的全是《金瓶梅》。似乎覺得《紅樓夢》那種寫法早已過時了。《金瓶梅》當然也有了不起的價值。如果將其中的情欲和性的部分刪除，它也就不是《金瓶梅》了。我當然讀過《金瓶梅》，它在每段赤裸裸的情欲和性的描寫之後，總是“有詩為證”。而那些“詩”，幾乎全部地拙劣到了極點，後來幹脆不厭其煩地重複出現。同樣的字、詞、句，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好比今天看電視連續劇，不時插入同一條廣告。我們的現當代評論家，不知是出於什麽樣的原因，基於什麽樣的心理，一代接一代地也幾乎全部都在重複同樣的論調，強說它是一部“譴責小說”、“暴露小說”、“批判現實主義小說”，仿佛中國小說的批判現實主義的精神正是從蘭陵笑笑生那兒繼承來的。從《金瓶梅》中男女們的結局看，似乎的確一個個都沒有什麽好下場，但這並不意味著就是“譴責”，就是“暴露”，就是“批判”，最多隻能說是對追求聲色犬馬生活的世人們的“告誡”罷了。往最高了評價也不過就是一部帶有點兒“勸世”色彩的小說。那“譴責”，那“暴露”，那“批判”，實在是我們自己讀出來的，實在是我們自己強加給笑笑生的。倒是他對西門慶一夫多妻的性生活的羨慕心理，以及對他和女人們做愛時那種五花八門的每每依靠藥物、器具的八級工匠似的操作方式的欣賞、愉娛，在字裏行間簡直就掩飾不住。據我看來，笑笑生毫無疑問是一個有
他最大的“毛病”，便是他極其強烈的自我表現意識和自我證明意識，以及他那一種凡事都積極到根本不顧別人對他會有何看法、有何想法的參與意識。他是我從中學時代到兵團、到大學、到社會所認識接觸過的一切人中，自我表現和自我證明意識最突出的一個。尤其在我的同代人中，迄今為止，我沒遇到過在以上方麵像他那麽願望強烈的人。某些時代，某些活動，無論班級的抑或年級的、全校的，一開始可能並未將他列入“中心人物”的名單，不知怎麽一來，他竟成了“中心人物”之一。他似乎總在以他的行為昭示別人——這件事怎麽能少了我呢？那件事我不參與怎麽行呢？仿佛別人行的，他都行；別人不行的，他也行。這難免會使他遭到非議、抨擊。可他一向不在乎，一往無前。至於別人怎麽想、怎麽說、怎麽看，他仿佛認為那是別人的自由，隨別人的便好了。冬季裏，剛上了幾次滑冰課，他便開始學健將級運動員馳騁冰場的姿態，戴一頂滑冰帽，不顧惜耳朵和臉腮凍得通紅，倒背雙手，神氣活現，屢屢摔倒卻無窘色，亦無怯色。他愛打籃球，沒進入校隊，但極渴望代表學校參加正規比賽的機會。機會一經獲得，橫衝直撞地來“三步上籃”。犯規就犯規，被罰下場就罰下場，反正他體驗了參加正規比賽那一種刺激。在我的同代人中，這一個吳振海，當年就是一個不合格的“標本”。我想當年的時代瞪著他，好比一隻母雞瞪著一隻雛火雞或者雛鴕鳥吧？
而我們傳統的社會的綜合教育，幾乎可說是以限製人的自我表現、自我證明意識為己任的。溯望遠久的中國曆史鏈，可發現這一點在古典文化中尤其道貌岸然。《老子》中就一再地說些“自見者不明”之類的話，意謂誰自我表現了，就不可敬也不聰明了。《禮記·中庸》中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意謂在最細小的事情方麵，在獨處無人的時候，也要行為規範不逾矩。做到怎樣才算典範呢？“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脊。”意謂天是何等的高，可是一個楷模人物站著不敢不彎腰曲背；地是何等的厚，可是一個希望獲得別人尊敬的人不敢不小步緩行。而老子則幹脆沾沾自喜地說“吾有三寶”：“三日不敢為天下先。”
於是“文化大革命”成了我們這一代人唯一普遍獲準的可以理直氣壯地表現自己、證明自己的一次機會。其表現方式是演習“革命”，其證明內容是“無限忠於”，其理論基礎是“造反有理”。這是整整一代人心理能量的一次性的大釋放大宣泄，它耗掉了作為每一個單獨的人來說至少需用三分之一生命進行儲備的那一種自我表現的激情，同時嚴重挫傷了整整一代人將這一種激情化為自我實現的衝動，此後他們隻能聽憑時代的擺布。其中某些人自我表現的種種努力，實質上體現為一種低級的本能，一種自我異化，一種自我安撫的虛幻的追求。所以，被這一代人的群體客觀上遺棄在城市裏的吳振海，二十多年中卻不被城市的簡單而粗暴的“價值秩序”所降服，甩頭晃角地始終予以反抗，其自我表現、自我證明和實現自我的強烈欲望始終野心勃勃地保持著中學時代的原生態，使我不能不覺得簡直是奇跡，使我無法不對此讚歎和讚賞。對於我的同代人，他具有極其特殊的鑒定價值和研究意義。起碼證明了這樣一點——在我的同代人中，原本是應該產生許許多多吳振海的。可是於今放眼看去，浮出於社會水麵的，十之七八乃大小官員。而社會終於不得不承認，前一個時代在這方麵的“生育”是不夠節製的。它不但使自己尷尬，而且使一代人尷尬。難道不是嗎？政府部門要轉變職能，機關單位要縮編，於是同代人中多少人迷惘，茫然，惶惶不知所措。有些人忙不迭地撲通撲通“下海”，但是已比吳振海們晚了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於人生而言，有時晚了十年其實意味著晚了一輩子。
西方的有識之士總是警告時代：讓我們想方設法再減少一位官員吧！讓我們的社會再多幾位成功的商人吧！讓我們鼓勵更多的人成為納稅者吧！
難怪西方人總是驕傲地說——我是一個誠實的納稅者！
這樣的話聽來很像是在強調——我是國家的主人之一！
我的同代人中，本來應該有很多人到了四十多歲的時候，成為一個納稅者的，可是實際上大概每出一百名官員，或者一千名、幾千名官員，才能出不到一個納稅者。
在某大學，一位西方很有權威的社會學家兼經濟學家曾問我：“你對你們這一代人究竟持何評價？”
我毫不遲疑地回答：“他們是中國當代社會的中堅。”
對方又問：“何以見得？”
“他們的存在，保持了時代的穩定。”
“那麽也就是中國目前的樣子？”
我不禁一怔，繼而告訴他，同代人中多少多少當上了處長、局長等級別的幹部。
他反問：“中國真的需要那麽多大小官員嗎？”
我反駁道：“我們中的大多數在做國家的主人！是共和國新一代的工人階級！”
他笑了。
他歸國後給我來了一封信，信中有這樣一段：“一個國家，尤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若想在經濟上迅速發展起來，社會成員的職業分工應是這樣的——每一千人中，最多有十個官員就夠了，其中包括既是某一方麵專家又是官員的人；應有二百名左右國家重點企業的工人；應有三百名左右非國家性質的中小企業的工人；應有四百名左右依靠個體職業能夠豐衣足食的人；其他屬於醫生、律師、教育工作者，等等。”
他說，這是他這位對中國懷有友好感情的外國人給中國“獻”的“策”雲雲。
我在地鐵站見一個人隨地吐痰被罰款，且被教育：“怎麽一點兒主人公意識也沒有？這地鐵也是屬於你的！”
那人佯裝驚訝：“是嗎？我從不知道我還有筆錢投在這兒。請問在什麽地方可以把我那一股抽走？我們單位分房子還要預付六千元呢，我正好等錢用。”
我不禁回頭看他，覺得好笑又笑不起來。原來事實上我們對這個國家從來不曾擁有過真正屬於自己的股份。每一個人同它的關係，似乎更是一種抽象的詩意的精神關係，而非一種具體的物質的製約關係。顯然，當農民感到，他流在某一片土地上的汗水於他是值得的時候；當工人感到，從車間運往市場的產品，每一批、每一類都隱印著自己的姓名的時候；當商店職員感到，所站守的那一櫃台前生意興隆或買賣冷清，不僅是盡職與否的問題而且是利益大小的問題的時候——隻有在這樣的時候，隻有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農民才能從一片土地感受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工人才能從一個工廠感受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商店職員才能從一家商店感受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人民才能從衣食相關的現實中感受到是國家的主人。
一九九二年我回過哈爾濱數次。
許多同代人總是問我：“中國今後還會怎樣？……”這句話的注腳是——今後我們哪些福利仍有保障？今後我們還將失去什麽福利？
回望我們這一代走過的路，心中不免愴然。
吳振海及其公司的人們也總是問我：“中國今後還會怎樣？……”這句話的注腳是——今後我們還將擁有什麽樣的時機？
回想當年他在哈雙公路上“倒煤”而且“倒黴”的情形，心中不禁肅然。
不少哈爾濱人的嫉妒屬於一種恐懼，和那種想維護我們對某物的占有的欲望相一致。嫉妒使我們去考察疑惑中最微不足道的方麵，並把它們作為焦慮的最不得了的根據。
不少同代人問：這公平嗎？
我曾替吳振海回答：這很公平。安於現狀的人不必憂患冒險者將承擔的風險降臨在自己頭上，但是也永遠沒有資格獲得冒險者才能理直氣壯地獲得的一切。如果非說不公平，那和昨天時代太褒獎我們、太歧棄吳振海們是一樣的。時代僅能在一點上體現它的公平，那就是給人以普遍的機會。
有了一個哈克森，便有二百多個哈爾濱人解決了就業問題，包括大學生和研究生，他們的福利待遇比國家單位的還要高。有人說——進哈克森那要憑關係！言外之意，仿佛是它的一條罪狀。但是如果哈爾濱有一百家、一千家這樣的公司，在福利、待遇方麵與哈克森競爭並且勝利了，進哈克森還要憑關係嗎？
有了一個哈克森，隻要它運作著，又將有何止千百人有了幹活掙錢的機會？長久地沒有這種機會社會將會怎樣？
有了一個哈克森，至今已有近千戶哈爾濱居民住上了樓房，如果一概等待政府解決，又將等待多久呢？
有了一個哈克森，去年春節前夕，十幾名台商，包括一位台灣“立法委員”，才應邀來哈考察投資項目。
有了一個哈克森，一幢四星級飯店正在籌劃興建之中。北方的第二大城市連一幢四星級飯店都沒有的話，是不能適應改革開放、大批吸引外商的新形勢的。
今天的中國人恢複了尋找時機的本能，但時機注定不屬於以下兩種人：
一種人企望著某一天早晨醒來，時代像寵愛自己的阿姨一樣，將自己輕輕抱起來，讓自己騎在時代的頸上招搖過市；
一種人企望著某一天早晨醒來，以聽來正當的什麽名義，將原先和自己一樣，而如今和自己不大一樣的成功了的人打翻在地。
我的同代人嗬，我的兄弟姐妹，願你、我、他、她之中，第一種人少一些、再少一些，第二種人少一些、更少一些！
南方和北方都有一種草叫“節股草”。生命力極強，一節一節地生，一節一節地死，哪怕還有一節不死，它便活著，並且會一節一節地再生。我的同代人嗬，我的兄弟姐妹，我們就是那“節股草”似的一代啊！如果說我們已失去了很多，那麽我們所獲得的，則是一種頑強的複蘇能力和再生能力。一切附著於我們的浪漫色彩、傳奇色彩、自甘的苦難和無奈的磨難，早已是往事。在我們四十歲的這一年齡，我們除了依賴於自己的複蘇能力和再生能力，還能依賴什麽呢？讓我們彼此呼喚起、鼓勵起、策動起我們的這一種能力吧！
看哦，時代的巨鯨已將它沉思的頭潛入世紀的“海”麵，它那龐大身軀已然漸漸豎起，紀元的旭日正從明天的時空冉冉升起，照耀著那藍灰色的龐大身軀，照耀著它豎起、豎起……
陣痛隻不過是傾斜，是失重，並非那猛烈的拍擊造成的真正的陣痛迫臨。我們怵然，我們肅然。我的同代人哦，我的兄弟姐妹，讓我們吸入足夠的一口空氣和一口勇氣，準備做第二次人生拚搏吧！
（三）瘋子
對犯了經濟罪的人與流氓、歹徒、殺人犯、強奸犯、以恐怖行徑危害社會的罪犯，我一向是持區別對待的態度的。而對於犯了經濟罪的人，貪汙、受賄、勒索、坑騙百姓錢財者，我尤憎的是坑騙百姓錢財者。
一.“英雄”從此逃亡海外
如果我不作如下說明，則就對讀者、對社會，尤其對我家鄉哈爾濱市的公檢法部門，當然也包括對我自己的文字太不負責任了。
事實是主人公吳振海後來受到通緝逃亡國外，不知所去。
對於我這一位中學同學目前的結局，我此刻寫下“逃亡”二字的心情是很不好受的。然而“逃亡”二字又是最正確的，唯一正確的。
那一天上午，他打來電話要到我家見我。
我問他，在哪兒？
他說，已在北京。
問，何時來？
說，立刻來。
問，什麽事？
說，非常嚴重的事。
但他上午沒來。
中午，他的司機從哈爾濱打來電話，問我見到他沒有。
我說還沒見，說他是要到我家來的，但不知為什麽還沒來。
司機說：“公司出事了，被查封了。”
我詫異地問，為什麽？因為前兩天，黑龍江電視台還播了他與眾多外商簽署開發項目協議書的新聞，並有一位領導人物到場祝賀。而電視裏的吳振海神采奕奕，侃侃而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躊躇滿誌。
司機說：“老板見了你，會親口告訴你的。”
說完就把電話掛了。
我想了想，並沒太往心裏去。估計是經濟糾紛。近年，在形形色色的經濟糾紛中，某公司被起訴、某公司被查封早已是司空見慣之事。而且，當時往往被傳得驚天動地，不久又風平浪靜了。
下午三點多，另一位中學同學給我打電話，進一步證實了司機的話，囑我千萬不要再見他了。對方是為我好，知道我的性格弱點——於“情義”二字上，往往掰扯不清。
我說：“不是我見不見他的問題，是他要到我家裏來呀。他一沒殺人，二沒放火，三沒投毒，四沒強奸婦女，不是恐怖分子，我也沒見到什麽通緝令，他若站在家門外了，我能不給他開門嗎？能不許他進嗎？”
那同學語重心長地說：“曉聲啊，反正你可要心裏有數。”
我又認真想了想，仍覺事情的性質不會太嚴重。我首先排除了他販毒、販軍火或出賣國家機密、被收買為特務的可能，在此前提之下，我決定他來了我還是要見他的。
大約一年前，我曾陳書哈爾濱市的領導，指列吳振海優點、缺點各數條。缺點中諸如：好大喜功，強烈的表現欲，習慣於誇大其詞，為了獲得成功可能不擇手段等等。
這些缺點，在這個世界上，似乎隻有我來批評、指出他才不生氣。我陳書之目的，正在於使市領導對他有更透徹的了解，更好地駕馭他和他的公司，能使他少犯錯誤，不犯大錯誤，更不至於犯法。同時為我們共同的家鄉哈爾濱市做更多貢獻。
市領導在我的陳書上批語：難得一片諍言，讀來令人感動。請吳振海同誌閱後自己保留，依言謹慎自戒。
於是信轉到了他手裏。他果然並不生氣，還請我和另兩名中學時代非常要好的同學吃了一頓飯。
記得他當時說：“錢財身外事，人生尚有二三知己，值得欣慰了。”
我又聯想到，大約半年前，我代中學班主任向他求助，希望他能暫借一套房子給老師住。老師年紀大了，居室無廁所，十分不便。
他顯出為難的樣子，說他雖然是開發住宅的，但在圖紙階段都已定價售出了。
我說：“那我不管。師恩不可忘。何況並非要，隻不過是借。老師的家址，總歸是要動遷的。我擔保，以後還你就是。”
礙於我的情麵，他答應了，但答應得很是勉強。此後一拖再拖，並不兌現承諾，也使我不再好意思督促他。
有一件事尤其使我生他的氣。哈爾濱市作協主席林予，當年廣受好評的《雁飛塞北》一書的作者，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北大荒文學的創始人之一，是我的文學師長，也是我忘年交。哈爾濱市作協定級低，林予主席是正處級幹部。按市裏規定，處級以上幹部才可以公款安裝電話。一位市作協主席，家裏沒有電話成何體統？但林予老師受迫害多年，牢獄生活早已損害了他的健康。“文革”後其實沒再發表多少文章，無稿費收入，經濟狀況拮據。若自費五千多元安裝電話，對他是一筆大支出，一時是湊不足的。我讓他放心安裝，之後去找吳振海請求資助。為此我當麵向吳振海提過二三次，並寫過一封長信給他，向他指出，這樣的善事義舉，一家經濟實力不弱的大公司，是一定要做的。我甚至曾建議他，每年從利潤中拿出五萬，設一項慈善基金，命秘書平時看報，一旦發現需要救助之人之事，及時寄些錢去。少則幾百，多則幾千，濟世扶貧，何樂而不為呢？
他卻隻是笑笑。
後來我知道，連林予老師的電話安裝費，他都沒給報。答複人家說：財會有製度，沒名目下賬。
我撥長途電話將他罵了一通，因為他每每請人吃一頓飯就幾千元的啊！而且常動員我這個最不願做陪客的人為他做陪客！
在那之後我有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不理他，見了麵也很冷淡。
後來林予老師病重，我分兩次請人捎回哈爾濱五千元錢。第二次的三千元捎回哈市時，林予老師恰在前一天去世。
……
獲知他的公司被查封的消息時，我對他的氣還沒完全消呢。
半夜十二點左右，電話驟響——是他打來的。見後知道是用手機打的。
問他在哪兒？
說在我單位的門口。
讓他到我家裏來。
他說太晚了，到家裏不方便。
我隻好穿上衣服去見他。正是冬季，夜裏很冷。他在一輛出租車裏。我剛一坐入，他即命司機開車。我仿佛被劫持到了他住的賓館。究竟哪一家賓館，到現在我也想不起來。
我問他：“你究竟犯了什麽罪？”
他大叫冤枉，說何罪之有！
又問他：“把我帶到這兒來幹什麽？”
他說，請我幫他寫申訴材料。
我正希望細聽端詳，於是他說我記。他是信誓旦旦，我是半信半疑。
我說：“吳振海，我不信對你采取的行動完全是打擊報複。”
他說：“等真相大白了你就信了。”
天亮後，他倉皇離開賓館，說要避一避。
我說：“既然你自恃清白，又避什麽呢？大搖大擺回哈爾濱去，法庭上見分曉嘛！”
他說：“好漢不吃眼前虧。”
我也得打的才能回家啊，可身上連一分錢都沒有。
他掏出了一遝錢塞給我。
我板起臉說：“振海你這是幹什麽？”
他大窘，連道：“沒別的意思，沒別的意思……”
我從沒見他那麽失魂落魄過。
我從那遝錢中抽出一張，眼望著他坐的出租車從視野裏消失。
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
我大約也是他在北京見到的最後一人。
當時我怎麽也不會想到他從此逃亡國外。我以為，起碼他對家人和親人會承擔起主要責任的。
後來他家被抄，弟弟、弟媳、妹妹、妹夫、姐姐、姐夫、女兒、女婿紛紛被傳訊、拘審。
此後兩年內，流言種種，他的案子也在流言中忽輕忽重。一個時期有人說，他的家人、親人就要全釋放了，吳振海也可以從國外回來了；一個時期又有人說，案子更大了，已通過國際刑警在緝拿他。
總之，兩年內，他的家人和親人中，幾乎隻有他老母親是自由之身。
兩年內我沒回過哈爾濱市，但逢年過節，一定囑別的同學們，千萬代我去看看那老人家。對犯了經濟罪的人與那些流氓、歹徒、殺人犯、強奸犯、以恐怖行徑危害社會的罪犯，我一向是持區別對待的態度的。而對犯了經濟罪的人，貪汙、受賄、勒索、坑騙百姓錢財者，其中我尤憎的是坑騙百姓錢財者。我一直推想吳振海犯的肯定不是這方麵的罪，推想他大概也不至於貪汙、受賄和勒索。因為此前我一直以為，哈克森公司是屬於他和他弟弟的“家族公司”，進而認為，他可能隻犯兩種罪——走私和行賄。
後來走私似乎也被排除了。
那麽隻剩下了行賄。
我又深知他的小氣和摳門兒，心想他為了達到什麽目的而行賄，數目也一定是很小的。
然而最近的事實是——他的弟弟已被判死緩，他的姐姐、姐夫、妹妹、妹夫被通緝，親人作鳥獸散。
他整日形影相吊、孑然一身的老母親，已經七十多歲了。
我常常憶起，在他的公司遷往新落成的雄偉的哈克森大廈那一天，場麵何其宏大，泱泱千人之眾。後來甚至連馬路上的許多過客，都混進去大快朵頤，白吃白喝。
那一天，他的老母親，在他妹妹的攙扶之下，到處找我。找到了我，就和我避開熱鬧，蹲在走廊的一角兒，一人手裏端一隻小盤兒，隻不過一邊吃著幾片瓜果，一邊兒聊從前往事。
如今我才明白，哈克森集團公司並非像人們以前所說是“吳氏兄弟的家族公司”，它在原始法權上仍姓“公”，因而也仍姓“共”。
如果這一點確鑿，那麽吳氏兄弟的罪名，當然也就不止“行賄”一條了。
對他弟弟的宣判，主要根據的是“貪汙”和“受賄”的數目。
在吳振海和哈爾濱市的公檢法之間，我似乎很難相信他本人的完全無辜和冤枉了。
但是我又真的常常惦念他的老母親。
畢竟，那一直是一位好老人家啊！
大約在我寫這篇文章的前一個月，吳振海的女兒突然出現在我家。她說來北京看病，向我借錢。
我問她需借多少？
她說出的數目使我大愕。
我怔了良久，才低聲說：“女兒啊，叔叔非是大款，非是什麽老板，非是當年的你父親。我上有老，下有小，每月的工資條上隻七百多，在哈爾濱的弟弟妹妹都下崗，生活都需周濟。而我除了工資，額外的收入僅僅稿費罷了。我雖勤奮，但不善經營自己，屬於多年低價的作家。你要借的數目把我嚇著了！”
我給了她所要“借”的數目的五分之一。
麵對以前有自己的跑車，有自己的住房，不需要工作而又奢侈慣了的這一個年紀輕輕的晚輩，我不禁又說：“女兒啊，從現在起，你必須學會節儉度日。叔叔給你的錢，是叔叔爬格子所得的心血錢。這錢來得可不像你父親過去的錢來得那般容易。你不要嫌少。今後到了急需錢的地步，還可以來找叔叔。叔叔不忌諱你是通緝犯的女兒。但是你得明白——你接到手裏的這筆錢，能救助多少上不起學的窮孩子啊！叔叔此刻心裏就是這樣想的。如果叔叔知道你不節儉著花，叔叔今後不會再幫你渡難關了！”
我相信我和吳振海此生還會再見麵的。但在什麽情況之下見麵，則很難想象的了。有一點幾乎是肯定的，在他的老母親活著的時候，他大約不可能再見到她了。我想，我今年夏季若回哈市，主要的事之一，當是代他這個兒子去看望看望那位很好的老人家。
吳振海是我所熟悉的同代人中，更進一步說，是當年全班五十四名中學同學中，獲得過最巨大的成功的人，也是和我曾有過親密關係的人中第一個被通緝的人。雄偉的哈克森大廈已經易主。逃亡之前，他有次從國外回來，送給我妻子一條金項鏈，送給我兒子一個計算器。那是他第一次到我家。計算器還在，項鏈卻已被我妻子丟了。我曾給他買過一套木刻八仙，價值比一條金項鏈還略貴些，它們還在他豪華氣派的辦公室的櫃上擺著。八仙們並沒能保佑他一帆風順。我常想回哈市時將八仙們帶回北京。我的作品《年輪》中的男主人公叫劉振興，就是由吳振海的名字演化來的。吳振海當然沒有劉振興那麽好，劉振興身上寄托著我對某些平民兒子們的理想和希望，那理想和希望也是最初我從吳振海身上似乎看到過的。吳振海一度實現了它，也最終破滅了它。他令我感到的遺憾也是相當巨大的。
二.商業時代從我的親情“領地”擄去的人
我和吳振海的關係大至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中學時期。呈現在我記憶底片上的色調永遠是友好溫馨的，盡管中學時代的他，絕非是每個同學都喜歡的。事實上有些同學極不喜歡他，有的同學甚至很反感他，而我在班裏是一個無人反感的同學。我和普通的男同學友好，和他之間的友情也就不奇怪。
第二階段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他已是大老板，我已是小說家。他似乎格外尊敬我，但我知道他內心裏其實是不大瞧得起小說家的。我想，可能任何一個人，無論揚揚得意到什麽程度，總歸還是希望這世界上有某一個人能多多少少地對自己擁有些批評資格的。這也許屬於一種心理需要，會從另一側麵備感自己的社會存在的的確確是重要的。他的弟弟、姐姐、姐夫以及老母親，對他來說，似乎都不能承擔起如此特殊的角色。於是他選擇了我這個他可以接受並且不至於使他感到羞辱的人扮演這種需要的角色。而我曾一度很願意扮演這一角色，不覺得有什麽不好，同時自己也獲得一種滿足。不是每個大公司的老板都隨隨便便地給予別人可以諍言批評和告誡自己的權力。也許我常替他扼腕歎息，恰因他曾給過我這種權力？
有幾次他當著客人們介紹我時，竟摟著我的肩說：“大作家！我中學最好的同學！全國著名！全世界也有名氣！”
往往搞得我瞠目結舌，恨不得當眾推開他，狠狠扇他一大嘴巴子，使他從此變成結巴，不再能那麽順口就胡說八道。
然而那時又是他較可愛的時候。
他可愛的時候往往是他真誠地表達與一個人友情深厚的時候。那時對他而言，誇大其詞的程度恰恰和真誠的程度成正比。
他每次見麵都必向我討書。討了去就擺入書架。永遠也不會翻一下，但會指給別人看。
而另一些時候，往往是隻有我們兩個人的時候，他又常對我說：“曉聲，拉倒吧！別當作家了！整天寫什麽呀？給我當位副經理來吧！我保證你下半輩子生活幸福不就得了嘛！”
那時他這位大老板顯出對一位作家的生活狀態的極大的憐憫。
而這常常惹我暗自惱火。
我則反唇相譏：“你弟弟振慶是經理，讓我看振慶的眼色辦事？”
他就會紅了臉，接著自語：“唉，振慶……振慶……你要是我弟弟就好了。你他媽怎麽就不是我弟弟呢？”幸虧我不是他弟弟。果而是，我今天的下場不堪想象。
第三個階段就是從他逃亡國外至今了。那些日子似乎將我們的關係一刀斬斷了，斬斷為“法”和“情”兩半。我不可以不受法的製約而一味兒地重情義。我必須對法保持一個公民應有的敬畏。但我又沒法兒對他在國內的親人們的命運完全漠視，使“情義”二字在我這兒變得一錢不值。
他使我處於兩難之境。
那些日子也仿佛將吳振海這個人剁為三截了。一截是他的中學時期，留給了我，留給了當年我們初三九班的五十四名同學，留給了我們的老師以及母校；一截記載著他從創業到發達、到逃亡的履曆，留給了中國的商業時代，以及某些曾和他發生過極具金錢色彩的利益關係的人的回憶；第三截留給了我的家鄉的公檢法，畢竟因他的逃亡案子還沒畫上最後的句號，它總歸是要畫上一個句號的。
而我常想，留給我的那一截，是否被我過分濃重地溫情化了呢？也許隻不過就是一些誰都經曆過的片片斷斷的仿佛小貓小狗間的友愛，被我這個小說家太理想化、太詩化了。然而我又是那麽的不願輕論留給我的這一截。因為我總感覺到我必須為自己保存某些哪怕是被自己理想化了、詩化了的東西。現實已不怎麽可能向我提供這些東西，我隻能從過去找到，並倍加看重。我沒法兒不以仁義對待之。然而我又非常清楚，這仁義萬不可延伸入第三個階段；否則，我自己也將走向反麵了。那麽所謂仁義也就該站在被告席上而同時走向它的反麵了。
如果某一天我真的見了他的麵，不管是在什麽情況之下，其實最想對他說的是：比起你不能盡一個兒子對高堂老母的義務這一事實，雄偉的哈克森大廈不過意味著一個靠高標號的水泥和金錢凝固在那兒的冷冰冰的夢罷了。那原本華麗的夢倒也是可以做得較長久的，是他自己在“夜遊”的狀態下撞了，撞到頭破血流，不複再能將夢做下去。
由吳振海我想到了另一個人，他對我的人生起過大的作用和影響，在我是知青時給過我兄長般的嗬護和關懷。他當年曾是那麽真摯地勉勵我成為作家，正如我曾企圖以“商的至高境界即仁善”這種純粹迂腐的理想主義的觀點對吳振海施加作用和影響一樣。區別在於那個人對我的影響在我身上體現著，而我企圖施加於吳振海的影響，一絲一毫也沒在他身上體現過。
關於這個人，我已在《十月》一九九七年第一期發表了一部中篇小說《又是中秋》，等於為他的人生曆程立了一個簡傳，等於替我自己整理了一份“為了忘卻的紀念”。
他是商業時代從我的親情“領地”擄去的第二人。
他現仍關押在哈爾濱市。
我不知他能被判幾年。
我密切關注著他的命運。
我並非沒什麽可寫的了，才以我和他的關係做素材炮製一部小說賺稿費。恰恰相反，我的創作計劃是早已排定了的，為按部就班地完成這一計劃，我惜時如金。但是他的案子發生以後，我常感到我的身體又多了一種病似的。他這個人幾乎每天都會浮現在我腦際，使我根本沒法兒不去想他，而寫另外的我虛構出來的人和故事。患病就得求醫，或自療。我的病非是醫生所能診斷明白或開出有效藥方的。自療的方法就是靠了筆和稿紙，將如塊壘般堵塞胸間的情緒、情結導引和瀉泄於字裏行間，一吐為快，以舒氣息，以暢襟懷。仿佛不這樣，便不能回歸到起先的寫作之中去了似的。如同被從自己的家裏推出，而家門在身後關上了。而每每一吐為快，心態才能漸漸平定，才能繼續起先的寫作。
是的，這真是“為了忘卻的紀念”啊！
我常捫心自問——我是否太自私了呢？
當然，對於《又是中秋》中的“老隋”，我內心也懷有不那麽自私的善良的一廂情願——將那一期《十月》寄回哈爾濱，求人轉給負責“老隋”一案的司法人員，希望他們看了，感慨於以前他的事跡，而對現在的他盡可能地給予寬大處理。
由吳振海而“老隋”，進而聯想到朱勝文。
朱勝文是我的北大荒知青戰友。當年在兵團時我們就曾見過幾麵，彼此留下很好的印象。後來他在商學院獲得了碩士學位，大約是中國恢複學位製後的第一批學位獲得者，並曾出國留學。繼後分配到哈爾濱市經委，升至主任，再後來成為哈爾濱市常務副市長，主管工商企業界。
他能幹，肯幹，日夜操勞，全力以赴。如果單從他的工作熱忱和工作業績方麵來評價的話，我認為他這位副市長是對得起哈爾濱市的。
在他初任副市長的那一年，我回哈爾濱看望老母親，他曾囑秘書與我聯係，在市政府小食堂請我吃了一頓便飯。隻我和他兩個人。記得他曾對我說：“曉聲，你清楚了，我也有過當作家的夢想啊！”
而我當時的回答是：“對於中國，能從我們這代人中產生幾位市長，比多幾名小說家有更實際的益處。”
我又真誠地對他說：“勝文，工人的兒子而成為市長，是中國老百姓的欣慰。可要多為咱們家鄉的老百姓辦些實事啊！”
他向我默默伸出一隻手。
我握住他手，他注視著我說：“咱們都記住今天這個日子，今後互相多提醒，共勉！”
再以後我回哈爾濱，總要帶幾本我寫的書給他。因為他不但要，而且認真讀。我往往是將書放在收發室，請收發室工作人員轉告他的秘書替他取。我不忍打斷他的工作，侵占他的時間。
大約是一九九一年，我陪幾位作家回哈爾濱參加冰雪節，他到住地去看我們，贈我們哈爾濱市經濟發展概況畫冊，希望作家朋友們能常到哈爾濱做客，給作家們留下極深印象。他走後，作家朋友們都對我說：想不到你的知青戰友中還出了這麽一位挑重擔的副市長。
聽說他老父親生病住了院，我委托人給他捎去了幾盒“八五一”營養液。
聽說他因視網膜嚴重受損去上海治療，我給他寄去了幾盒中外古典音樂磁帶，希望他能在養目之際聽聽，同時感受我對他的友情。
除了書，我隻送過他這兩樣東西，正如那句老話說的，“禮輕情意重”。
我的弟弟、弟妹下崗，希望我出麵求求他，幫助解決工作問題。
我沒求他。
我想，哈爾濱市下崗的工人太多，我不可以利用我的特殊關係，給他添麻煩。
今年春節前，他因受賄被收審，這消息震得我呆若木雞。
最初的傳聞說數目很大——一百多萬。
後來的傳聞又說其實沒那麽多。
然而有一點是確鑿的，他的案子是由中紀委直接介入審理的大案。
我首先想的是應給他的家人打電話，在此時表示一種關心。
卻沒人敢告訴我他家的電話，都怕受嫌疑。
接著我想到了他的女兒，她在北京讀大學。我想這姑娘一定承受不了如此突發的巨大的事件對她的刺激。我想了解到她在哪一所大學讀書，去看望看望她，安慰安慰她。
但也沒人願告訴我。
中國人習慣了謹慎避嫌，習慣了劃清界限，習慣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知道的關於他的最新情況是，他雙眼的視網膜已徹底脫落，完全失明了。
我還聽說，他的大學母校，對他也予以極大的關注，表示願意接收他回校任教，發揮一技之長。當然這隻能在兩種前提並存的情況之下方可考慮——法律對他免刑和他雙目沒失明。
第二個前提已經不存在了。
對一個在收審時期雙目失明的人，法律究竟會怎樣判處呢？
我向一些律師請教過，律師都說太特殊，尚無先例，也就都無可奉告。
據我所知，哈爾濱市的人們並不拍手稱快，幸災樂禍，普遍非常地惋惜。
都說：“唉，朱勝文太對不起咱們哈爾濱市人了！”
我這個哈爾濱市人，理解家鄉人的話的深層意思是——他令人們失望的方麵主要還不在於他受賄，而更在於他不應該自己將自己打倒了，使哈爾濱失去了一位能幹又肯幹的副市長。
他雙眼失明是由於延誤醫治。第一次手術後，視力還沒恢複正常，就又開始工作了。為了工作，他一次次推遲住院手術。
他被收審的前兩天，親批十萬元支持哈爾濱市作協主辦的文學評獎活動。
那是他最後一次行使常務副市長的權力。
與他翻身落馬的同時，哈爾濱市道裏區工商局局長王英文亦“東窗事發”，衫難遮“尾”。
王英文也是我的北大荒知青戰友。我們曾同屬一個團，當年他是團組織股幹事，作為團政委親自掛帥的工作組成員，曾在我的連隊“蹲點”兩個月之久。
那時我是男排一班長。他常召集班排長開會，學毛主席語錄，“鬥私批修”。他很能說話，每每說得興奮，口吻就有幾分盛氣淩人、“諄諄教導”的意味兒了。我頗看不慣他那種“官不大，僚不小”的架勢。記不太清有次究竟因為什麽，我們當眾發生了衝突，似乎是他指摘我班裏一名戰士裝病，不出早操。而我頂撞他，認為他誹謗我的戰士，也就是誹謗我，也就是誹謗一班。他說：“輕傷不下火線。”我講“官愛兵”的道理。他說：“你還是官呢！班長算什麽官？”我端起爐上的一盆熱水要潑他，被人及時阻攔才沒潑成。
我一直認為，對他個人而言，當年在我們連“蹲點”的最大收獲，便是我們連女排的一班長後來成了他妻子。當年我們全連都對女排一班長持有良好印象。
我和他再見麵已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他來北京，請當年的一些知青聚會。那時他已當了局長。他顯得很高興，喝了不少酒。
我某次回哈爾濱，也見過他一次，但完全記不得是在什麽情況之下見的了。他對我倒不計前嫌，每次相見格外熱情。我猜想，相當主要的因素，是由於我與朱勝文的特殊關係。
他的事發生，我倒一點兒也不感到驚訝。相信許多認識他的人，都不會感到驚訝。
我分明記得，曾有人對我說：“他呀，‘栽’不過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兒。”
他的家被搜查那一天，人們用錘子到處亂砸裝得豪華考究的牆壁。他家的馬桶是幾萬元的那種，智能控製，有烘幹功能。我想不通人為什麽非要用那麽昂貴的馬桶，也想不通廠家有什麽必要生產那麽複雜的馬桶。現在的中國人，雖然開始重視貧富貴賤之分了，但畢竟排便對誰都隻不過是排便，無論多麽講究也夠不上是儀式。就算真的講究到接近儀式的地步，麻煩的還不是自己嗎？
據說人們不但用了錘子，還用了鎬頭，像拆房似的。理由又是那麽的正當——抄尋贓款。
足見他這位前工商局局長，在位自迷的幾年間，早已是積怨多多之人了。
不久前，家鄉來的一位領導人物與我交談中忽問：“曉聲，你的知青戰友和朋友，怎麽接二連三地‘折戟沉沙’了啊？”
此話問得我發窘。
我紅了臉回答：“輪到我們這一代犯錯誤了。”
我也僅能如此作答而已。
是的，輪到我們這一代人犯錯誤——不，是輪到我們這一代人接二連三地犯罪了。
某類罪，要犯，先得有犯的條件和犯的資格，不是誰想犯就能犯的。比如貪汙、受賄、以權謀私、權錢交易之類。
今天，在大批同代人麵臨下崗和第二次失業的嚴峻的人生考驗的同時，時代也出於需要，將我們中的極少數人推上了官位。
曾有三十多歲的次代人不無牢騷地說：“怎麽你們知青這一代人官運亨通起來了？到處都會碰到你們這一代中在當官的人，通天達地似的，快壓迫得我們喘不過氣了。我們何時才能從你們這一代的陰影底下熬出頭哇？”
我望著他那種像是開玩笑，其實挺認真的樣子，不禁的苦上心頭。非為自己，而為總體的我們這一代人。
我告訴他，他的話與實際情況大有出入。首先，他應該明白，非是知青這一代人開始躋身中國的權力階層了，乃是中國的中年人開始這樣了。而這一般是時代的規律。古往今來，中老接替，曆史一向如此，全世界一向如此。掃瞄國外的社會格局，權力階層的平均年齡，大約比中國還要小十歲。時代迅進，事物更新，整個世界的權力階層呈現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勢。倘他在仕途上有抱負，來日方長，大可不必因眼前情形而苦悶。其次，由於他自己也在權力階層，終日所見皆大官小官，仰而望之，重重疊疊，故才生出“山窮水盡疑無路”的惆悵。但是，隻消十餘年後，使他備感最直接壓迫他的，也就是他所言“知青一代”中的頂頭上司們，將整代的屈身而退，盡數隨著某頁曆史翻過，曠出大片空白。那時他隻不過四十多歲，龍兮虎兮，大顯作為，充分證明自己的才幹和能力就是了。同時我向他指出，和他的知青出身的頂頭上司們明攀暗比，那是很沒誌氣，也很沒出息的。他們不過是時代所臨時物色的一批過渡者。他們的優勢是人生經曆，他們的劣勢是知識結構。他們從人生經曆中總結出人生的經驗，這是後天所得，而知識結構的普遍落伍，卻是先天的嚴重缺憾。人生的經驗人人都可以從自己的人生中總結，有了這一種經驗的益處是，善於較自如地行使權力，也善於較圓熟地服從權力。知識結構卻隻能從知識體係中搭建，它比人生經驗是更來之不易的。一個人也許僅僅在一年內就總結出了數條寶貴的人生經驗，但要在某一知識領域內學有所長，長有所用，需要幾年甚至十幾年的時間。而上一代人已不可能有這樣的機會和這麽充足的時間了。除了與人打交道上一代人可能是內行，除了在黨政、社科、文化半高不低的那一層麵上他們還能輕鬆勝任，英雄略有用武之地之外；在其他方麵，上一代人注定了都是外行。而時代正朝著社會分工越來越專業化的進程快速發展。除了外交、公關和司法，所謂與人打交道的技巧和藝術性，將在許多方麵越來越被種種更行之有效的規則所簡化，所取代。上一代人的所長將越來越短，所短將越來越相形見絀。這一批過渡者好比是時代腳手架上的角色。大廈拔地而起的過程，腳手架上的情形是生動活躍的，但最後入住大廈的，豈是些腳手架上的角色？
最後我非常鄭重地說：請你以後不要再當著我的麵動輒便你們“知青這一代”如何如何，怎樣怎樣。這一代總體上目前仍是中國最值得同情的人。中國近千萬下崗失業的人中，他們占十之六七，這是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一批科長、處長，一些副局級、局級幹部，在“知青一代”中其實少到沒有什麽代表性可言。
明擺著我們這一代總體上是誰都壓迫不著的。
三.“老三屆”怎麽了？
“老三屆”這個名詞產生於中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它是當年生活在中國城鎮的絕大多數中學生的簡稱，同時，它也記錄了使整個民族心痛的一段曆史。
張狂自誤的吳振海也罷，翻身落馬的朱勝文也罷，企圖重塑自我蹈入迷津不能自拔，最終身束法索的“老隋”也罷，家裏安裝上價值昂貴的最“現代”馬桶的王英文也罷，共同組成的一種現象說明——的的確確，輪到我們這一代中某些有了最多、最直接的條件和機會與權、錢接觸的人接二連三成為被告了。而他們中，尤其那些原本是普通勞動者的兒子，後來成為令人羨慕和欽佩的佼佼者，再後來忽一日鋃鐺入獄成為階下囚的人，著實使我替他們感慨萬端，歎息不已，並促我思考於斯。
時代對於他們，起初像“星探”，巡視的目光一旦落在他們身上，他們的命運就改變了，他們就超眾了，他們就成官員了，成老板了。而這時賜給他們機會的“星探”變成了“樵夫”，提著利斧，巡弋於他們之間，一旦發現他們被蟲所蛀，又會毫不留情地掄起利斧，頃刻將他們砍倒，使他們從此成為枯朽無用之物。
時代的性格就是這樣。
一個漸趨法製化的時代的性格尤其就是這樣。
它隻能以這樣的性格保持它的肌體健康。
而他們中那些原本是尋常百姓的兒子的人們，對金錢的誘惑的抵禦能力，竟顯得那麽的薄脆，薄脆得仿佛是糖化玻璃。
誘惑的美麗的陷阱，常常密布於他們周遭。如靚女向他們媚笑飛吻，並信誓旦旦地保證——“原諒”自己一次其實沒什麽，隻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權錢的交易好比手淫，最難始於一而止於一。
所以我似乎常聽身旁響起砍伐之聲，響起“樹木”倒地時枝丫折斷之聲。
環顧周圍，我的“情感領地”中，已伐樁列列。
——算來，迄今有十三人被判刑矣！
而其中十一人，從前是尋常百姓之子。
如今又加上了四人。
這真的常使我觸目驚心。
由此我又常聯想到劉胡蘭。
她問劊子手：“下一個是誰？”
答曰：“你！”
又問：“咋個死法？”
答曰：“和他們一樣！”
我常做噩夢，夢中自己也那麽問，得到同樣的回答。
醒來驚出一身冷汗。於是慶幸自己這個尋常百姓的兒子，隻不過就是寫小說的，不是什麽處長、局長，不會有人來賄賂我。
我將我做過的噩夢寫出在這兒，以警醒同代人中的處長、局長們。我不諱言，倘若手中也有權，也是那種可與錢進行交換的權，我不見得還有什麽資格警醒別人了。但正因我不在權力階層內，所謂“身在三界外，躍出五行中”，所以才不至於當局者迷，才覺得尤其有發出警醒之嘯的義務啊！
我們這一代人中還能出幾個主管工商政界的公認的常務副市長呢？
眾所周知，哈爾濱市曾出過轟動一時的“飛馳大坑”案。
兩億多元一坑，無疑是中國目前為止最高昂的坑。
此坑的創造者叫劉金彪，一個從海南流竄至哈爾濱的素質、層次皆很低的騙子。
在哈爾濱舉行亞冬運動會期間，他向運動會捐款四千萬。於是各路媒體熱烈報道，被視為“中國大亨”。當然他的錢是從銀行騙出來的。一次性捐款四千萬，目的是製造聲勢，再從銀行騙出更多的錢。
這騙子曾被國外評為中國“十大首富”，且名列第三。
某日家鄉來客，專程請我回哈爾濱為這劉金彪寫一本自傳。
我說：“不。”
於是對方從提包裏取出份報紙，指著說：“你不要懷疑，國外都承認他是中國第三位大亨了。”
我說：“不。”
“那你還是懷疑了？”
我說：“我不懷疑，但不懷疑也不。”
“如果，不願替他寫自傳，以他的經曆為素材，編一部幾十集的電視劇怎麽樣？”
我說：“不怎麽樣。”
“他可以預付一部分稿費，甚至可以付美元。”
我說：“這種承諾別人也曾對我表示過，但我隻按自己的計劃寫自己想寫的東西。”
我想，他們未必真是秉承了騙子劉金彪之意來說服我的。他們那時當然更不可能看清劉金彪是騙子，正如我當時並不懷疑他是“中國排位第三”的“大亨”。事情倒可能是這麽精心策劃的——先說服我，我答應了，在一份什麽合同上簽了字，他們再拿著合同去遊說劉“大亨”。而隻要那劉“大亨”一高興，拍出幾萬元，他們的策劃不就成功了嗎？他們的好處不就大大的了嗎？憑他們的三寸不爛之舌，他們似乎會穩操勝券。
這些個大小騙子之所以能在我們的時代如魚得水，再三得逞，與他們這類人比比皆是的存在不無關係。
如果我當時動心，並且真的編出一部幾十集的電視劇全國到處播映著，我又將怎麽給全社會一個交代呢？
我恐怕也要經常不斷地警醒自己，才不至於忽一日麵臨和他們一樣的“死法”，而終生自悔自恨啊！
商業時代從無序到有序的過渡階段，乃是“利益”二字最為亢奮的“發情期”。就好比十六七歲的花季是人必經的青春躁動期。這一階段，金錢發出更加騷態的荷爾蒙氣味兒。每一項強製商業納入規範的法規的出台，都預示著要鑽時代的空子更難了，人對金錢的貪婪目的之實現更不容易了。受到這一種預示的刺激，形形色色的人們之間的利益關係，開展得更加頻繁、建立得更加純粹、交換得更加急迫而且更加赤裸裸了。許多人都企圖在進入有序之門之前，用快捷又簡易的方式，再從無序的天橋上趁最後的混亂獲得最後一大筆金錢。哪怕手段是卑鄙的，發的是不義之財也無所顧忌。於是，每個人受到的誘惑都空前地多起來了，大起來了。每個人都有可能足立陷阱邊緣而利令智昏，而輕舉妄動，而渾然不覺人生險象近在咫尺。
故此篇同樣是為你作，是為他作，是為她作，是為己作，是為我們大家而作。
聽，一個冷峻的聲音仿佛又在問：
“下一個是誰？”
聽，時代“樵夫”的利斧，是不是又揮起了風聲？
四、是夏娃，更是斯芬克斯——中國性愛啟示錄
半老不老的女人們的內心裏，其實是和少女們一樣喜歡讀愛情小說的。隻不過不喜歡讀愛情主角是少女的小說罷了。少女們從愛情小說中間接品咂愛情滋味兒。供她們讀，以她們為主角，或者以幾年以後的她們為主角的愛情小說多的是。一批一批地在印刷廠趕印著。她們每天讀都讀不過來。她們對浪漫愛情的幻想後邊連著對美好婚姻的幻想。
但是半老不老的女人們和半老不老的男人們內心裏所幻想的，直接就是婚外戀。
因為她們和他們，大抵都是已婚者。這樣的女人們的內心裏，要麽不再幻想愛情，要麽幻想婚外戀。一旦幻想產生，除了婚外戀，還能是別種樣的什麽愛情呢？即使結果是離婚又再婚，那“第一章”，也必從婚外戀開始。如果在三十五歲至四十五歲的中國女人們之間進行一次最廣泛的社會調查，如果她們發誓一定說真話絕不說假話，那麽答案可能是這樣的——起碼半數以上的她們內心裏曾產生過婚外戀幻想。有的經常產生，有的偶爾產生。有的受到外界誘因才產生，諸如讀纏綿悱惻的愛情小說，或看過類似的電影、電視劇之後。有的不必受到什麽外界誘因也會產生，比如陷於孤獨和寂寞的時候。
在她們中，尤以四十歲至四十五歲間的女人們幻想的時候更經常些。因為三十多歲的女人們是不甘僅僅耽於幻想的。幾次的幻想之後，便會積累為主動的行為了。而四十歲至四十五歲的女人們，由於家庭、子女、年齡和機會難求等的原因，則不甚容易采取主動行為。即使婚外戀真的發生，她們也每每是被動的角色。
她們中又尤以有文化的女人為主，卻不以文化的高低為限。
對於婚外浪漫戀情的幻想，一個隻有小學三到四年級文化程度的女人，絕不比一個受過大學高等教育的女人或女碩士、女博士什麽的稍遜，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初級教育教給人幻想的能力，高等教育教給人思想的能力。而思想是幻想的“天敵”，正如瓢蟲是蚜蟲的天敵。婚外戀幻想是中產階級婦女傳統的意識遊戲之一。
中國從一九四九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不但消滅了資產階級，而且改造了中產階級。所以幾乎沒有中產階級婦女可言，隻有勞動婦女、家庭婦女、知識婦女，統稱為“革命婦女”。“革命婦女”的意思便是頭腦之中僅產生“革命幻想”和“革命思想”的女人。情愛幻想和情愛思想是不允許在頭腦中有一席之地的。它實際上被逼迫到了生理本能的“牢房”中去，偶或被女人們暗自優待，溜到心理空間“放放風”。倘若一個女人的頭腦中經常產生情愛幻想，並且由此產生與“革命幻想”“革命思想”相悖的情愛思想，尤其是不但自己的頭腦中產生了，竟還暴露於人、宣布於人、傳播於人，那麽便是個“意識不良”的女人了。倘若有已婚的女人膽敢言自己頭腦中存在過婚外戀幻想，那麽她肯定將被公認為是一個壞女人無疑了。我在是知青的時候，我那個連隊，有一名女知青午休時靜躺不眠，身旁的親密女友問她為什麽睡不著？是不是想家了？她說不是。經再三的關心的詰問，才以實相告。曰想男人。曰這時候，身旁若躺的是一個男人，可以偎在男人懷裏，不管是丈夫不是丈夫，多愜意多幸福多美妙多美好哇！女友將她這種“醜惡”思想向連裏匯報了。於是召開全連批判會，批了三天。男女知青，人人踴躍發言。可謂慷慨激昂，口誅筆伐。團“政治思想工作組”向各連發了“政治思想工作簡報”。“簡報”上措辭嚴峻地提出警誡——“思想政治工作不狠抓了得嗎？一旦放鬆能行嗎？”
當年我也是口誅筆伐者之一。當年我真覺得那名女知青的思想意識“醜惡”極了。這件事當年還上了《兵團戰士報》。“專欄批判文章”中，還評出了那一年度的“優秀批判文章”一、二、三等獎。
當年的“革命樣板戲”《海港》和《龍江頌》也最能從文藝的被扭曲了的性質方麵說明問題。《龍江頌》中的第一號“女英雄人物”江水英，沒丈夫、沒兒女，當然更不可能有什麽情人。但她家門上，畢竟還掛一塊匾，上寫“光榮軍屬”四個大字。到了《海港》中的方海珍，不但沒丈夫、沒兒女，連“光榮軍屬”的一塊匾也沒有了。舞台上的方海珍，看去應在四十餘歲。比《廊橋遺夢》中的弗朗西絲卡的年齡隻小不大。方海珍也罷，江水英也罷，頭腦之中僅有“階級鬥爭”這根“弦”，沒有絲毫的女人意識。生活內容中隻有工作，隻有教導他人的責任，沒有絲毫的情愛內容。如果說她們身上也重筆濃彩地體現著愛和情，那也僅僅是愛國之愛、愛職責之愛，同誌之情、階級之情。一言以蔽之，她們仿佛都是被完全抽掉了男女情愛、性愛本能的中性人，而非實實在在的女人。另一“革命樣板戲”《杜鵑山》，乃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全國現代戲劇會演中的獲獎劇目。原劇中的女黨代表柯湘，與反抗地主階級剝削壓迫的農民武裝首領雷剛之間，本是有著建立在“共同革命目標基礎”上的愛情關係的。然而連建立在這一“革命基礎”上的“革命的愛情”關係，在“革命文藝”中，也是被禁止的。因而後來改編成的“樣板戲”中，愛情關係被理所當然地一斧砍掉了。
到了“文革”結束後的最初幾年，情愛主題在文學藝術中依然是一個“禁區”。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大概是第一篇反映婚外戀主題的小說。它的問世在全國引起沸沸揚揚的反響，釀成過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以至於全國婦聯當年也參與進了是是非非的紛爭之中。
而今天，經曆了隻不過僅僅十年的演進，中國文學藝術之中的愛、情欲和性，卻已經幾乎到了無孔不入的程度，已經隻不過成了一種“作料”。因而便有了這樣一句帶有總結意味兒的話語：“戲不夠，愛來湊。”這樣一句總結性的話語，其實包含著明顯的批評成分。批評來自讀者，來自觀眾，來自小說評論家和影視批評家。連小說家和編劇家們也相互以此話語自嘲和打趣起來。似乎無奈，又似乎心安理得，又似乎天經地義。愛、情欲和性，尤其在小說和電影中，越來越趨向於低俗、猥褻、醜陋、自然主義（下流的自然主義），越來越不聖潔了，甚至談不上起碼的莊重了。仿佛某人由於某種錦緞價格昂貴，雖心向往之卻根本不敢問津，甚至經過布店都繞道而行，忽一日暴發了，闖入大小布店成匹地買。不但買了做衣服，還做褲衩做背心，做鞋墊做襪子，做床單做台布，而新鮮了幾天就索興做抹布做拖布了。幾乎凡是小說都有愛，都有情欲，都有性，就是缺少了關於愛的思想、關於情欲的詩意、關於性的美感。而且，在許許多多的書中，男歡女愛的主角們，年齡分明越來越小。由三十多歲而二十多歲，而少男少女。後者們的愛情故事，在西方是被歸於“青春小說”或“青春電影”的，而在中國卻似乎成了“主流”愛情故事，既輕佻又淺薄。在我們的某些“青春小說”和“青春電影”裏，愛被表現得隨意、隨便，朝三暮四如同遊戲。這也許非常符合現實，但失落了文學藝術對現實的意義。而這一種意義，原本是文學藝術的本質之一。愛的主題並不一定隻能或隻許開出美的花朵。現實往往能滋生出極醜和極惡。這樣的文學名著是不少的，比如巴爾紮克的《貝姨》和《攪水女人》，左拉的《娜娜》，這些名著中的批判意識顯而易見。正如左拉在著手創作《娜娜》之前宣言的——堅定不移地揭示生活中的醜惡和潰瘍。《娜娜》這部書中談不上有愛，充斥其間的隻不過是一幕幕變態的情欲和動物般的性衝動。它是我看過的西方古典小說中最“肮髒”的一部，但是卻從來也沒使我懷疑過左拉在法國文學史上文學地位的特殊存在。而中國的當代作家中，有相當一批人，巴不得一部接一部寫出的全是《金瓶梅》。似乎覺得《紅樓夢》那種寫法早已過時了。《金瓶梅》當然也有了不起的價值。如果將其中的情欲和性的部分刪除，它也就不是《金瓶梅》了。我當然讀過《金瓶梅》，它在每段赤裸裸的情欲和性的描寫之後，總是“有詩為證”。而那些“詩”，幾乎全部地拙劣到了極點，後來幹脆不厭其煩地重複出現。同樣的字、詞、句，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好比今天看電視連續劇，不時插入同一條廣告。我們的現當代評論家，不知是出於什麽樣的原因，基於什麽樣的心理，一代接一代地也幾乎全部都在重複同樣的論調，強說它是一部“譴責小說”、“暴露小說”、“批判現實主義小說”，仿佛中國小說的批判現實主義的精神正是從蘭陵笑笑生那兒繼承來的。從《金瓶梅》中男女們的結局看，似乎的確一個個都沒有什麽好下場，但這並不意味著就是“譴責”，就是“暴露”，就是“批判”，最多隻能說是對追求聲色犬馬生活的世人們的“告誡”罷了。往最高了評價也不過就是一部帶有點兒“勸世”色彩的小說。那“譴責”，那“暴露”，那“批判”，實在是我們自己讀出來的，實在是我們自己強加給笑笑生的。倒是他對西門慶一夫多妻的性生活的羨慕心理，以及對他和女人們做愛時那種五花八門的每每依靠藥物、器具的八級工匠似的操作方式的欣賞、愉娛，在字裏行間簡直就掩飾不住。據我看來，笑笑生毫無疑問是一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