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的信仰和人的現實利益占有權之間架設橋梁，有如在教堂和國會之間鋪展紅地毯。人的價值觀念取向的單一，無論精神的抑或物質的，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代人而言，都是原始的存在。
一、“官二代”是如何垮掉的？——中國高幹備忘錄
周北方乃是首都鋼鐵公司前任“第一把手”周冠五的二兒子。
周冠五在北京、在全國冶金係統是個鼎鼎大名的人物，曾任全國人大代表、中央候補委員。自從一九九三年鄧小平去首鋼巡視了一次以後，他又似乎是一個有著硬邦邦背景的人物了。亦即老百姓所說的“通天”人物了。其實那也算不得什麽非同小可的巡視，不過就是走走，看看，說了些話而已，卻被某些人存心、某些人無意地傳播得神秘兮兮的，沸沸揚揚的，在當年的中國，仿佛成了一件莫測高深的大事。
巡視的結果，據說是使我們的一位副總理，不得不被動之極地親率十來位部長，也在鄧小平巡視後去首鋼“現場辦公”，對周冠五直言相問：“那麽你對中央還有些什麽特殊要求？隻管開口提吧！”
——我的首鋼的朋友們是這麽告訴我的。
於是周冠五既不但“通天”，而且似乎就要改姓了似的。
周北方那時已是首鋼的什麽對外貿易公司的總經理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總攬首鋼對外貿易的完全的實權，也是首鋼的一大塊最重要的權力。能夠直接“領導”他的那唯一的人，正是他的父親周冠五。恰如大邱莊的禹作敏才有資格“領導”自己的也當什麽總經理的兒子一樣。
周北方當年也曾是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知青，即世人統稱為“北大荒知青”中的一個。我不太清楚他在北大荒究竟待了幾年，我認識他是在知青返城以後，具體說來，是在一九八九年。
那一年，北京當年的北大荒知青們發起了一次“北大荒知青十年回顧展”。我是組委會成員之一，周北方也是。搞“回顧展”，當然需要資金。資金要靠向社會各方麵拉讚助。我至今並不清楚當年究竟拉了多少讚助。我在這方麵毫無能力。我隻參與形式和內容的審定與策劃，絕大部分解說詞是我寫的，而北方的貢獻則大概在拉讚助方麵。當然也非是他個人讚助，他當時已是首鋼某公司的副總經理了，已經可以個人做主批一筆讚助款項了。
北大荒知青們因為當年精神上擔負著“屯墾戍邊”的使命，而且按軍隊建製組編，故彼此視為“戰友”。不管當年認識的不認識的，間隔著團或間隔著師的，都特別看重當年的一份“戰友情”——便是那種常被世人羨慕也常遭世人冷嘲熱諷的“知青情結”。
當年，組委會中不止一人對我說過類似的話：“北方很夠意思。一聽要搞‘回顧展’，二話沒講，爽爽快快地就答應了。而且表示，隻要有用得著他的方麵，隻要他不十分為難的事，絕不推諉。”
故在我還沒見到他之前，已受著“戰友”們的影響，對他頗懷好感了。
“回顧展”結束以後，我終於在組委會的一次答謝活動中見到了他。高高的個子，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他似乎是個不善言談的男人，而我在那種場合也往往話不多，我們之間沒單獨交談什麽。
答謝自然少不了吃飯。飯桌上，有人一再悄悄建議我鄭重其事地說幾句。我想，我說什麽呢？非要說，無非就是再重複別人已說過多次的對讚助者衷心表示感激的話，也的確是心裏想說的話。經濟是基礎，沒錢辦不成“回顧展”。
我正打算說，不料北方卻先於我站了起來，擎著杯對我開口道：“曉聲，剛才咱們已全體幹了幾杯了，這一杯我單敬你——你以前的幾篇反映咱們北大荒知青生活和返城經曆的小說我幾乎都看過。但我也老老實實承認，近年來很少看小說了。忙，顧不上看了。我對你有個希望，我想也能代表在座的大家，以及不在座的我們更多的戰友，這希望就是——再為咱們北大荒知青多寫幾部好作品！別光寫咱們當年被發配那一段生活，再寫寫咱們今天龍騰雲虎生風、大有作為、前途不可限量的一批！這一批是咱們北大荒知青的驕傲！”
於是眾人鼓掌。
於是他一飲而盡。
我隻能舍命陪君子，也一飲而盡。
那是他在答謝活動中說得最多的一段話。落座後不久，他因公務纏身先走了。
而我打算對他說的感激的話，因為那一杯酒的迷暈作用，在他走前竟沒對他說成。
我當時覺得他對我說的話還是很中肯的，非是虛心與周旋之語，現在也這麽認為。這倒不因他對我似乎另眼相看，而因他的坦率。比如他說“近年來很少看小說了。忙，顧不上看了”，若換一個說起話來預先在心裏掂量再三的“戰友”，當著我這個以寫小說為職業的人，定會省略了不說。
於是我對他的好感又增加了幾分。
不久他設宴回謝我們一幹人等。由於他是主人，由於是在首鋼地盤內的一家賓館，他的話比上一次多了，酒也喝得主動了。初識那種拘謹蕩然無存，漸漸在言談舉止方麵，他有意無意地顯出了一個“前途不可限量”者的無比自信和躊躇滿誌，但絕沒有到得意忘形的地步。也許別的“戰友”們並未看出來，隻不過因為我是寫小說的，對人的觀察太細致、太敏感罷了，卻沒有破壞我對他的好印象。
我一向認為，若一個人有某種自信的資本，躊躇滿誌是理所當然的。
那時我隻視他是我的一個幸運地開始了人生的第二次轉機的“戰友”，並不將他和他的父親連在一起看待。
周冠五是怎樣的一個人物我並不感興趣。
周冠五在首鋼再怎麽的“一句頂一萬句”，再怎麽的一跺腳全首鋼都顫，也是既抬舉不到我頭上，也奈何不了我一絲一毫的。
何況，當時我也隻不過從別的“戰友”們的口中，片片斷斷地了解到北方的父親是一個“特權人物”，以及如何厚愛北方這個兒子罷了。
那一次我們之間也沒多聊什麽。
大約三個月以後，他的一位秘書給我打來電話，說北方希望見我一次。我問什麽事，答曰不清楚。
於是我們在一天下午見了。
是他到我家來。我在街口迎他。他坐的是一輛很高級、很氣派的大轎車，我對轎車的級別所知等於零，僅能看出那是一輛外國名車——當時的中國造不出那麽高級、那麽氣派的大轎車。
他開門見山地和我談兩件事——第一，希望我調到首鋼去。更準確地說，是希望我調到他名下去。
這太出乎我意料了。
我怔了半晌，訥訥地說，我是作家，調去了能做什麽呢？
他說——曉聲，其實也不需要你具體做什麽，平時等於將你閑養起來。需要的時候，你為首鋼動動你的腦，動動你的筆就行了。所謂“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的關係吧。不過我可不是僅僅將你當“兵”養，而是當“將”養。你有什麽條件，盡管提。隻要不過分，包在我身上……
我暗想，那麽一來，我不是成了“幕僚”了嗎？
依我的常識，古今中外，凡甘為“幕僚”的人，幾乎無有好下場者。何況，做“幕僚”，得有起碼的資格。我隻會寫小說，除了這“一技之長”，其他方麵幾近於廢人，自忖毫無充當“幕僚”的任何資格。但北方他當麵坐著，真摯而又虔誠，使我不忍堅拒，隻好施以緩兵之計，說容我慎重考慮再做答複。
北方給了我一個星期的考慮時間。
第二，請我執筆寫一部反映首鋼“改革開放”之“大思路”的“係列報道電視片”，並從考克箱內取出一疊材料給我，說要求這部“係列報道電視片”成為首鋼的一部“磁帶文獻”，希望在全國造成巨大反響。
當時我正日日埋頭於自己的計劃內創作，當即婉謝，深表歉意。
便見北方臉色一沉，分明地，有些不悅起來。
他說不是沒人願寫，願寫的人多極了；說這事其實本與他的職責無關，是他“橫插了一杠子”，手拍胸脯替我大包大攬的。因為他對我的能力有完全的信任度，認為非我莫屬。
聞言我竟誠惶誠恐，深覺自己太辜負他的信任，也太駁他的麵子，叫他怎麽向別人解釋呢？不是等於拿他在別人麵前的威望不當一回事嗎？
於是我又趕緊補充如下的話——一定認認真真地看材料，倘自認為可以勝任，寧肯將自己的計劃內創作後延。
他臉上這才重露笑容，大手在我肩頭一拍，義氣厚重地說：“還是戰友！客套話我不講了；否則，我離開你家，心裏可就太別扭了！”
一星期後，他的秘書再打來電話，我將兩件事都婉言回絕了。
秘書說：“北方就在一旁，您直接跟他談吧！”
而我最怕直接跟他談，實在不知該怎麽談，我天生缺乏回絕別人的智慧和技巧。在這方麵我是個低能兒。
於是便急說：“不必直接和他談了，千萬別打擾他的工作！你替我轉告就行了。”
放下電話，我覺得仿佛做了對不起他一輩子的什麽事似的。
一年多互無聯絡。
第三年，北京電影製片廠文學部的一位老同誌，央我幫他在首鋼工作的兒媳婦調崗位。我曾和他談過北方，並許下過諾言，隻要在首鋼的範圍內，若有什麽需要關照之事，由我開口求助於北方，似乎是沒什麽大問題的。
但在我回絕了北方的好意之後，尤其在一年多互無聯絡之後，此事令我左右為難。
幾經猶豫，最終還是給北方寫了一封信。
我想這肯定是一封不被理睬的沒有回音的信。
殊料竟很快收到了秘書替他回的信，信中說一定“親自過問一下”，“當成件事兒辦”。
但此事最終並未辦成。
但我知道，他屬下的一名人事處處長，的的確確是替他“當成件事兒辦”過的，並不完全是虛與委蛇的應付。也有北影老同誌的兒媳婦期望值過高，後來改變了初衷的因素。
這使我對北方十分感激。
每有新書出版，總想寄他一冊，但一憶起他“顧不上看”的話，便打消念頭了。
漸漸地，我開始在某些場合，從某些人口中，較多地聽到關於北方、關於他父親的種種議論了。
北京人是敏感的，不少北京人都稱得上是半個“中國現象專家”。
我開始替他擔著份兒憂。
當年的“戰友”中有人說：“周北方現在傲氣得很，身份也高貴得很了，出國住總統套房，與某某公子親密無間，幾乎可以稱兄道弟了！”
首鋼的朋友中有人說：“首鋼快成周家的父子承包公司了。周冠五會見重要的外國商團，陪晤的往往隻有他兒子！”
很知內情的社會人士說：“除了一個陳希同，周冠五根本不將北京市委放在眼裏！他對陳例外，那也是認為陳和他背靠同樣的大樹！否則他敢一貫地傲視冶金部，公開與中央和國務院的方針政策大唱反調？”
我曾見過一冊首鋼的內刊《開拓》。周冠五的標準照占據整個封麵，內刊中的特大字通欄標題竟是“周冠五同誌最新指示”、“冠五書記發表重要談話”雲雲。
我不能不認為，我所聽到的種種，無論出於哪些人之口，都不是捕風捉影毫無根據的。
於是我決定給北方寫一封信。
執筆在手，麵對稿紙，竟不知從何談起。
盡管如此，信還是寫了，也寄給他了。
不過隻有兩行字，是用很粗的簽名筆寫的，寫在一張潔白的打印紙上。
那兩行字是——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於多陰也。
我是用楷書一筆一畫認認真真寫的。希望他能壓在他辦公桌的玻璃板下，自省且自律，自警且自誡。
我是用最大信封寄的。因不願折那一頁紙。而且貼的掛號郵票。我想他肯定是收到了的。我已無法將我想要說的話表達得更明白、更易懂了。除非他弱智。
我抄錄給他的是漢朝劉向的兩句話。
沒有回音。
我也並不期待著回音。隻不過是對他畢竟幫過我一次的回報。雖則非是我本人求助於他，而是替別人求助於他。
如果說還有別的什麽因素促使的話，那便是“知青”“戰友”間的一種情誼了。倘在他那一方，對我確曾有過的話。我想最初無疑是有的，這我能感覺到，我也不弱智。我想後來就消弭了，因為那是我和他都無法長久保持的。好比《紅燈記》中李玉和說的——“兩股道上跑的車，走的不是一條路啊”。
再後來，收到過以他名義寄來的一份印刷精美的請柬——他的公司將舉辦晚會。
一名當年的“戰友”也收到了，打電話問我去不去。
我說：“不去。”
又問：“沒空兒？”
我說：“有空兒也不去。”
再問：“為什麽？”
我忍不住大聲吼道：“你聽著，周北方正在得意揚揚地邁向險境！腐敗在我們這一代人中也會物色擴散體的！”
對方沉默良久，低聲說：“那我也不去……”
再再後來，就聽到他被逮捕了。
我相信，此一經濟大案，在全國公布以後，周冠五將因他的兒子又一次“名聲大噪”了。正如北方因他的父親，當初由一名北大荒知青而在首鋼青雲直上，幾步躍到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職。
有傳言說他已經死了；
有傳言說他並未死，但成了植物人，不能更多地交代什麽了；
有人認為他不死也得被槍斃；
有人認為他還能更多地交代什麽也沒用，因為牽扯到了某某公子，因某某公子又必然地將影響到……
——好像就要像有些人胡說的那樣“反腐敗亡黨，不反腐敗亡國”。
這未免太偏激、太悲觀了。老百姓的頭腦中，自有他們自己的邏輯，不管這種邏輯錯與對。
正如他們所說——死了誰地球都會照樣轉！中國都會照樣發展。
但我每每想及北方，心中總不禁頓生一縷悲哀。
如果他不是周冠五的兒子，他的人生絕不會這麽個了結法兒；
如果他不和那某某公子關係密切，他的人生也不會這麽個了結法兒；
如果他父親不自恃有背景，兩年前就該棄權下台了，也就不會自作主張地將他推到類乎首鋼“第一把手”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接班人”的位置；
如果……
北方，北方，你知道嗎？——我為你一歎再歎。
歎你，於你又有何意義呢？
悲你，於我又有何祈求呢？
二、我們都曾跪下去過——“三資”企業備忘錄
我在文章中，直斥那韓國女人為“婊子”，並且白紙黑字寫著——我不是法盲。我知道“婊子”二字，對於女人是極大的人格侮辱。我明白是在侮辱她，也準備好了承擔這一後果的法律責任。但我並非一個以公然侮辱女人為能事、為快事的流氓文痞。
珠海發生的那事件，似乎沒見過有哪家報轉載，甚至沒見過哪家報間接地報道過。也許，根本沒有什麽“新聞價值”吧。就我的讀報範圍而言，事件發生後，全國各大有影響的報，似乎皆保持著曖昧的沉默。尤其電台和電視台，據我所知，概無評說。給我的印象仿佛是，中國的一切媒體，對那事件，一時都裝聾作啞起來。這就使我不禁作如是之想——也許都收到了“新聞回避”的指示？
在珠海有一家韓國的電子公司，管理者是一名韓國的三十多歲的女人。職工盡是中國人。那韓國女人，蔑視中國早已頒布的《勞動法》，經常迫使中國職工加班加點，最甚的一個月竟加班二百五十多個工時。平均每天八個多小時，相當於一天幹兩天的活。而且加班加點是無償的。敢有抱怨者，即刻開除。那韓國女人，性情暴戾乖張，動輒對中國職工大加訓斥，甚或打罵。數百中國職工，竟無敢抗議者。一次又迫使職工加班加點。一星期內，不分晝夜，除了吃飯，不許停止。即使吃飯，也不許離開工作台，隻能守著工作台吃盒飯。一個星期內，包括每天吃飯和上廁所的時間，全體中國職工隻獲準了不足十小時的休息時間。說是非人的對待，真是一點兒也不過分，一點兒也不誇張。
正是在這一個星期裏，在職工們連續工作十五六個小時後，在被允許的十幾分鍾上廁所的時間內，有一個並不上廁所的老職工，實在堅持不了那一種巨大的疲勞了，伏在工作台上打起盹來。而這一情形，被那韓國女人巡查時發現，操起一塊鋁製台板，朝老職工擲去，擊在老職工背上。
她大發雷霆，吼叫著，命各班工長召集全體職工肅立在她麵前，聽她訓斥。
全體職工默默地肅立在她麵前，默默地聽。
那韓國女人，竟又喝令全體中國職工，包括各班工長們，跪在她麵前“反省”。這真真是一人有“過”，眾人皆罰。這一種現代企業的野蠻之至的“管理”方式，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發生在我們這個早已完全獨立、主權完全自主的國家，能不令人震驚，能不令人聯想多多嗎？這一事件，即使擺放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全球大背景來看，也是難以令人置信的啊！
然而，一百多名中國人，一齊地，全都跪了下去。不但全都跪了下去，而且全都低下了他們的頭，在一名三十多歲的韓國女人的麵前！
隻有一青年工長例外。就連他的雙膝，當時也屈軟了一下。卻畢竟他沒有和他的同胞們一樣，默默地終於雙膝跪下去。他環顧著跪下在他周圍一片的同胞們，感受到了一種羞恥以及由這羞恥而從內心裏產生的被嚴重侮辱的義憤。
那韓國女人朝他一指，厲聲喝問他為什麽不跪。
他說這是對中國人的侮辱……
而她更加淫威囂張，說你認為是侮辱就是侮辱！不肯跪你就立刻滾蛋！……
沒有一個跪下的中國人站起來聲援他。他當時處於完全孤家寡人的境地。他憤然離去了。
我們無從知道，他離去時內心裏懷著怎樣的想法……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一百多位中國人，低垂著他們的頭，跪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跪在一個三十多歲的韓國女人麵前，長達十幾分鍾……
那是一種怎樣的沉默啊！
當時我手捧著那一份登載有此事件的紀實報道的報紙，刹那淚水奪眶而出。以至於我不得不放下報紙，趕緊地抓起一支煙塞在唇間，大口大口地連吸。尼古丁沒能立刻使我鎮定如常，眼淚順著臉頰往下淌。我雖遠在北京，但我——一個中國人的自尊心，仿佛被插上了一把刀。是那韓國女人直接插上的。也是我的一百多個在那淫威囂張的韓國女人麵前馴服如羔羊的同胞們，間接地插上的啊！
想我們中國人，幾十年前，曾在日本人麵前跪過，曾在美國人麵前跪過，曾在英法聯軍麵前跪過。
但那往往是被洋槍、被屠刀逼著才不得不跪的啊！
即使被洋槍、被屠刀逼著，也有寧死不跪者啊！
我的思想觀念，已被近年來的某些新思想新觀念，“淨化”得相當“靈活”了。
我已很能夠接受這樣的邏輯了——倘被洋槍屠刀逼著，跪下去其實是不打緊的。保命為重。若腦袋掉了，命都沒了，其他的一切一切，還有什麽意義呢？
但那一百多位我們的同胞們的跪，並非像當年一樣，是被洋槍、被屠刀所逼啊！他們麵對的不是當年的日寇！不是當年的美國大兵！不是英法聯軍！隻不過是一名韓國女人啊！而且我們的同胞們，是在我們自己的國家裏自己的城市裏啊！
想韓國人，當年也曾被日本人殘酷地奴役過。同處亞洲，韓國和中國，當年曾同是患難兄弟國。
而現在，一名韓國女人，竟似乎認為，自己有特權在中國的一座城市裏，公然侮辱一百多位中國人“沒商量”了！
想來想去，那特權，還不是我們自己的表現給的嗎？我說“我們自己”，既包括我們的某些軟弱可欺的民眾，也包括我們的某些媚外威內的大小官員。而且，細想起來，首先是後者們的膝蓋骨在外國人麵前變得軟弱不堪了，才導致我們的某些民眾的膝蓋骨在外國人麵前直硬不得。再細一想，前者們的不爭，未見得不是後者們一向“威內”的結果。
然而事件到此並未結束。還有下文。的確，我不認為這隻不過是一件事，而認為是“事件”。既然連兩個中國小流氓打架鬥毆都是“事件”，而且每每冠以“事件”的標題見諸報端，此為何不可以“事件”相看呢？
那當時沒有跪下去憤然離開的青年工長，是個有頭腦有己見的青年。他到了市工會。於是市工會的同誌聽了他的匯報，聯合市“外資辦”抑或“合資辦”的同誌，對此事件進行調查。
在調查中，那韓國女人胡攪蠻纏地說：“不錯，我打罵過中國工人，但那是出於對他們的愛心。”
隨行記者問：“在韓國，你們是不是也以同樣的愛心對待你們的工人呢？”
答曰：“是的。我的做法，在我們韓國很正常。不值得你們這樣大驚小怪。”
不但胡攪蠻纏，還振振有詞，理直氣壯，毫無知錯悔改的意思。
調查組剛離去，她就對工人們揚言：“有什麽了不起，頂多不過罰款！他們要罰多少，給就是了！可我照樣是你們的老板！誰不服從我的管教，照樣得給我立刻滾蛋！……”
還說：“你們中國人，就配這樣管教！”
那青年工長，一回到車間，卻立刻受到了十幾個人的圍攻和威脅。
他們罵他：“沒良心的東西！老板給你工作的機會，提拔你當工長，你不站在老板一邊，還敢去告老板！你純粹是找不自在了！”他們當然也是中國人。
我不能判定他們是不是那韓國女人豢養的“惡奴”、“狗腿子”之類，因報道中沒這麽寫。盡管報道中沒這麽寫，卻絲毫也不妨礙我的頭腦如此推測。
那青年工長當然落了個即刻被開除的下場。
他索要他加班加點了那麽多時日的工錢。
那韓國女人斷然不給。
她說：“你愛到哪兒告到哪兒告去！所有的中國工人都不給，憑什麽我要單單給你？難道憑你告我這一條？”
那青年工長隻得又去找有關方麵。
在以後的半個月裏，我一直十分關注南方各報，但再也沒發現關於那一事件的報道。我被邀在某大學舉辦“文學講座”時，曾動聲動色地談到過這一事件。記得我當時說了如下的話：“倘當代的中國作家，以為發生在中國的諸如此類的事件，是與作家的頭腦毫不搭界的，倘他的目光對諸如此類的事件拒絕關注，那麽他對中國的當代感覺一定是相當麻木的了。身在中國，既對中國的當代感覺相當麻木，那創作也注定缺少了當代的‘中國特色’，不被當代的中國人太關注，則便怪不得當代的中國人‘不識貨’，水準太低了。因為在當代的中國人，隻將所謂‘純粹的文學’享作精神‘化妝品係列’的，畢竟實在是‘一小撮’罷了……”
我知道我當時講得多麽動聲動色。
我知道在那一雙雙目光遲鈍而又冷漠的眼裏，我當時顯得有多麽滑稽可笑。
是的。我不是白癡。我知道的，內心裏清清楚楚地知道，但還是忍不住當眾“自言自語”。
那除了是我的“自言自語”，不再是別的什麽。
有人遞給我條子。上麵寫的是——“梁曉聲，講點兒別的。莫再扯這些離題萬裏、毫無意思的。講點兒能逗大家開心的、有意思的！……”
我讀了上麵的話。
於是一片掌聲。
於是我明白，他們是早就聽得不耐煩了。
然而在掌聲中，我困惑極了。一時不知所措。樣子不但滑稽可笑，而且愚蠢可憐了。因為我實在不曉得怎麽才能逗他們開心。如果我是喜劇演員，或馬戲小醜，我會為他們展示自己“搞笑”才華的。但我不是啊！我既不曉得怎麽逗他們開心，也不明白他們所認為的“有意思”的事，究竟是些什麽事……
回到家裏，我鋪開了稿紙，拿起了筆。
我想，得有中國人為我們的一百多位同胞站出來說句公道話啊！盡管他們是那麽地不爭，但畢竟是我們的同胞。他們的不爭，他們的軟弱，並非我的頭腦難以理解的。說到底，他們忍氣吞聲，畏如馴奴，還不是因為不想丟掉那一份工作嗎？
於是我寫了。題目和此篇一致。寫罷，便與另一篇文章《知識和女性》一並寄給了《武漢晚報》的周忠良兄。
我在文章中，直斥那韓國女人為“婊子”，並且我白紙黑字寫著——我不是法盲。我知道“婊子”二字，對於女人是極大的人格侮辱。我明白我是在侮辱她，也準備好了承擔這一後果的法律責任。但我並非一個以公然侮辱女人為能事、為快事的流氓文痞。我斥她為“婊子”，乃因她在我們中國，首先侮辱了我的一百多位同胞。不但侮辱了他們，也無情地摧殘了他們的唯一的資本——身體健康。一個月無償加班加點二百五十多小時，一個星期內連續工作隻獲準休息五六小時，這不意味著是一種無情的凶狠的摧殘嗎？她必得為這一種摧殘，包賠我的同胞們的“唯一資本”的巨大損失！由於她所公然侮辱的中國人數眾多，那麽我認為量變已經構成了質變。她實際上已經侮辱了我的國，侮辱了我國的法——起碼是《勞動法》，當然也便等於間接地侮辱了我。除非她首先向我的一百多位同胞公開道歉，其次向我的國及我本人道歉，否則我雖侮辱了她也要拒絕向她道歉！如果她和我上法庭打官司，我奉陪到底。
《知識和女性》很快便見報了。
《傷心一跪》卻如泥牛入海。
大約一個月後，我在某報上發現對那一事件的又一次報道——很短，很不顯眼的位置。大意是“事件”已獲“妥善”處理，那韓國女人終於肯向一百多位中國職工表示歉意了。是公開在報上“表示”的，還是僅僅在他們麵前說了幾句“歉意”的話，報道中未提。我想肯定的是後一種“表示”。也許那報道本身，就算替她“公開表示”了吧？
至於那被開除的青年工長，報道中也未提。想必是“開除沒商量”。
於是我不禁又作如是想——有關方麵得到的是罰款，一百多位工人得到的是“歉意的表示”，韓國女人依然是頤指氣使的老板……
的確不失為最“妥善”的處理方式。
但我總覺得，在這一過程中媒體的曖昧的一片沉默，意味著中國和我們中國人，丟失了什麽。甚至意味著，變相地放棄了什麽似的。也許，中國和我們自己，都在不知不覺之中開始習慣的太多了。也許，過不了多久，也就再沒有什麽事情和事件，值得我們稍微地震驚了。而居然仍保持著震驚本能的人，則理所當然地顯得少見多怪，顯得滑稽可笑，甚至愚不可及了。
我於是便想到了我那篇不知下落的文章。據我所知，它曾在各報社間轉來轉去，卻至今沒有轉回我手中。仿佛一條劣種的狗，不識家，又不討人喜歡，大概被視作危險的犬類滅掉了。
我想，它沒見諸報端，也好。起碼對於我自己，未嚐不是一件幸事。
倘果然發表了，誰能保證，不引發一場將完全把我吸卷進去難以自拔的風波呢？
真的上法庭，那韓國女人，說不定會從韓國搬請來中國一位大律師吧？就是在我們中國本土，拍出五萬十萬乃至更多的金錢“招標”，前去競標的我的同胞，亦即我們中國的一流律師，想必也一定不會在少數的吧？
那將會怎樣呢？我原本做好了充分的心理準備和精神準備，打算與一名韓國女人對辯公堂，而結果卻是與我的同胞們唇槍舌劍起來的話，我想我肯定又會困惑至極，迷惘至極、不知所措至極的。
倘一百多位曾下跪在那韓國女人麵前的我的同胞們，異口同聲地做證，他們的老板，已然向他們“表示”了“歉意”，而他們對此又十分滿意，我將在我們中國的法庭上，麵對我們中國的法官們，陷於何種尷尬無援的孤家寡人的境地呢？似乎也隻有向那韓國女人賠禮道歉，給予名義方麵的精神損失之補償吧？
那麽一來，我的下場，不是將比那被“開除沒商量”的青年王長更不如麽？
倘那韓國女人再出一大筆錢，全國許多報紙，包括電台和電視台，一定會對作家梁曉聲因侮辱他人之人格罪而敗訴給一名韓國女人的新聞大加報道吧？那麽全國許許多多的二流三流報紙，一個時期又將多了足可炒賣的花邊新聞之“熱點”吧？
我想，那韓國女人駕馭一百多位受她嚴重侮辱的我的同胞，轉而站在她的立場上，按照她的指示做證，也許非是什麽難事吧？她背依的是一家公司，錢是大大地有的。她隻要答應每月給我的同胞們增加十幾元工資，他們就會心甘情願地對我“反戈一擊”的吧？
而當地政府若參與對我聯合起訴，指控我幹擾了地方“改革開放，吸引外資”的大好形勢，我不是罪加一等，有口難辯，有理難勝，真真的自找沒趣，如同小醜一個了嗎？
想到這些，我竟不免萬般地替自己感到慶幸了！
我的此一篇文章，其實隻不過是對我的前一篇文章的祭悼啊！
跪已成為事件，事件已成為小事一樁。並且，不是已被悄悄地“妥善”處理了嗎？那麽我的傷心，豈非實在是太自作多情，枉自衝動，白白地浪費情緒了嗎？
隻不過還常常無端地念及那唯一當時沒有跪下，卻被堅決地開除了的青年工長的去蹤。也不知他現在的境況如何？是否後悔自己當時沒有和自己的一百多位同胞一樣，索性雙膝一軟，一塊兒隨著跪下去……
我衷心地祈祝他目前並非處在失業的不幸狀況之下。
三、弄潮兒與蠻幹者並存的中國——同代人備忘錄
（一）弄潮兒與蠻幹者
改革不惟是人改造時代的舉動，亦是時代改造人的措施。對時代而言，人其實隻分為四類——推動它的、順應它的、抗拒它的或被它甩棄的。推動它的不僅有普羅米修斯，而且有“威尼斯商人”——他們是時代巨乘的兩排輪子，時代從來不是獨軌列車。
結束舊時代的是英雄，抗拒新時代的是瘋子，置身於二者之間的是理想主義者。時代派生出英雄和瘋子的數量大致相等，而理想主義者的數量從不曾超過前兩者的總和。
理想主義者是這樣一些人——他們讚美玫瑰卻道“倘無刺多好！”理想主義者是任何時代都曾有過的僅供欣賞的副產品。
被時代所甩棄的常常是將自己完全典當給了昨天，並且徹底喪失了贖回自己願望的人。時代甩棄他們如同旅者毫不猶豫地丟掉穿爛了的鞋。
恰恰相反，任何一個時代都無法甩棄那些懂得最充分地利用它的人——哪怕他們是些極其貪婪的人。牛尾甩得再頻繁也驅趕不盡企圖叮住它噬血的牛蠅。
改革不是集體春遊或觀光，其過程中樂趣必然少於浮躁。
於動物界，未來將在許多方麵與過去相同。千年前的蜂巢與今天的蜂巢構築得同樣完美，千年後的蜜蜂也許還要構築同樣的六邊形。而於人類，未來將在許多方麵與過去不同。盡管人的壽命比蜜蜂的壽命要長久許多倍，但人絕不甘心連續三代構築同樣的東西。所以人有曆史，而蜜蜂隻有傳統。
在時代和時代之間，我們看到一批又一批被轉折的驟力夾扁了的身軀。
願未來的人們研究這樣的“標本”時，發現可歸類於我的同代人的，比我今天預測的要少。
鯨的巨大身軀直豎於海麵，然後猛烈地拍擊下去，這一壯觀的情形酷似時代的轉折，於是某些吸附生物無著無落，甚至肢殘甲碎。
之後鯨泅向更廣闊的海域。
故此篇是為你作，是為他作，是為她作，是為己作，是為我們大家作的一次反省。
人：給我公平！
時代：那是什麽？
人：和別人一樣的一切！
時代：你曾和哪些“別人”一樣？
寒冷。
疏星凍在天。梟鳥僵於樹。前無村，後無店。公路兩旁的原野，屏息斂氣地寂靜著。嚴寒酷冷在寂靜中企圖將從天到地之間的一切凍脆。那些樹的禿枝像世界被剝了皮的裸露的神經，並且是被凍死了印在夜的凜冽的底片上。那隻梟鳥仿佛已在樹上僵棲一萬年了，一萬年裏不曾舒過腳爪，也不曾發過一聲梟叫，一萬年裏綠眼圓睜。
“吳振海，老子捅了你！”
“別亂來！別……”
“你他媽的放開我！我今天非捅了他不可！……”
人的激吼聲充滿絕望。
貓頭鷹俯瞰，綠眼閃爍著幸災樂禍。
西北風嘯過，仿佛有一隊士兵整齊地吹了一陣口哨。
樹皮凍裂之響可聞。
世界的神經瑟抖不止。
北方冬季最寒冷的那一夜並不曾使多少人感受到，也不曾使多少人留下特殊的記憶，那一時刻你、我、他、她都在擁被酣睡。嚴寒在夜裏僅對極少數人和動物構成威脅。
那一年是一九九八年。哈雙（哈爾濱—雙鴨山）公路上，兩輛超期服役並且分明超載的卡車，趴窩在公路邊上。車廂內裝的是煤。這是一次“倒煤”行動。也是一次“倒黴”行動。一路行行複停停，停停複行行，不斷受到盤查、罰款、敲竹杠。
因為“倒煤”而“倒黴”的男人中的一個，高，瘦，長臉缺乏立體感，臉上的線條似速描般的隨意，沒有任何特點，因而仿佛便有了某種特點。唯一能給人留下較深印象的是那雙眼睛，因它們的細小而使那張臉顯得五官疏散。尋常它們總是閃爍著熱情的、自信的、有時甚至是令人懷疑的自負的目光，當它們靜望著你的時候，仿佛在對你請求——快告訴我一些新鮮的事情吧！告訴我和我一樣年齡的別人們都在怎麽活？指給我一條發財的途徑，或者成名之路吧！我不會忘記你的指點之恩的……
而當時它們——那一個因為“倒煤”而“倒黴”的男人的眼裏——充滿了沮喪和焦急，還有從心底燃燒上來的一股無名火。你如果想象得出一頭熊在舔了大量芥末之後的樣子，便不難想象他當時是什麽樣子。當然是熊，不是猴子、豹或者獅虎。猴子在受到辛辣的刺激之後，比人臉所能作出的表情還要豐富並且誇張，而猛獸在同樣的情況之下無疑將會暴跳和咆哮；隻有熊，你不大容易看得出它剛剛舔了芥末還是蜂蜜，熊在最快感的時候和在最狼狽的時候，所作出的外在表現都不過不停歇地在原地繞圈子。
他已經不知圍著兩輛卡車繞了多少圈了——問題出在兩個小小的部件上，大概相當於自行車氣門芯那一類的部件。此時，由於嚴寒，卡車根本發動不起來了。
兩名司機是他雇的，而車是他另租的。倆司機不停地罵罵咧咧，其中一名司機高高在上瞪著他來氣，推開車門對他吼：
“你他媽的瞎繞晃什麽呀？！”
他望望對方，什麽都沒說，掏了煙敬給對方，並且替對方劃火柴。
他明白，現在他連圍著卡車繞圈子也是被禁止的了。盡管繞也白繞，但不繞他更想罵人。
他的目光流露出幾分乞憐，受了委屈的熊常以那麽一種目光望著馴獸師。
這個人很能忍。十分能忍。非常能忍。隻要他認為是必須忍的，那麽一切的屈辱、一切的不公、一切的尷尬、一切的苦辣酸麻，兩片薄薄的嘴唇抿住，便全忍了。起碼當年他是這樣的。
他心裏彌漫著悲哀。春節前的這一天，他特別想念兒子，他總想活出個樣來給他的兒子看。而兒子被白血病奪去生命的時候，是他比現在更落魄的時候……
終於天漸亮了。終於有朝哈爾濱方向開去的車輛——第一輛，沒攔住；第二輛，沒攔；第三輛，還沒攔住，給錢也沒用。從雙鴨山朝哈爾濱開去的車，隻要是輛車，沒有還能再擠下一個人的。他已經凍得半死，兩名司機不忍再袖手旁觀，和他一起攔住了一輛從哈爾濱開向雙鴨山的卡車，卡車上載的是凍肉。他塞給對方二十元錢，對方正欲發作的表情平複了下來——“上車吧。”
“師傅，多謝！”
“甭謝。後邊去！前邊路上還等著個熟人呐！”
凍得半活半死的他，被兩名司機又托又舉弄上了別人的卡車，縮在滿車凍肉的縫隙間。
在雙鴨山，他憑一張站台票混上了火車。到哈爾濱，他馬不停蹄四處奔波買兩個小小的汽車部件。買到後沒回家喝一口水，又憑一張站台票混上了返往雙鴨山的火車。下了火車又付出二十元，坐在另一輛卡車的車廂裏。所不同的是，這一輛卡車也是“倒煤”的，不過不像他那麽“倒黴”罷了。西北風卷著雪，卷著煤屑，一陣陣掃蕩著他的臉。
十年後他對我說，在別人的煤車上他曾失聲痛哭，像一個被父母拋棄的孤兒……
他是我的中學同學，名字叫吳振海。
他和我的經曆截然不同。一九六八年，我作為學校的第二批誌願者下鄉了；他因是長子，父親去世，照顧留城，所以他和我們這一代人中的大多數“分道揚鑣”了。他是“上山下鄉”運動的一條“漏網之魚”。這是一種僥幸，但於他談不上“福星高照”。他是最底層市民的兒子，他是在大雜院裏長大的孩子，無紅煙護其左，無紫光罩其右。城市並不因他僥幸留在它身邊了，便怎樣的青睞於他。城市恩賜給他一份工作——每月十八元，從學徒工幹起。三年後他每月可以掙到三十二元，以後他將照例被城市歸入工人階級的行列。這意味著當他退休那一年，他也許可以掙到每月八十幾元錢。那是工人所能企望的最高工資——八級工的工資，相當於當幹部的人當到了科長級，前提是他如果被認為是一名好工人的話。他顯然不打算以過來的人們為榜樣，便不可能被認為是一名好工人。結果是到了一九八一年，他已不再是工人隊伍中的一員，用我們當年常說的話是——沒有了“正式”工作。
正式工作——最典型的中國話。在當年，一個沒有正式工作的中國人，即使頭腦再聰明，身體再健壯，也仿佛不能作為一個資格完備的最起碼的人。幾乎沒有一對中國父母，心甘情願同意自己的女兒嫁給一個沒有正式工作的男人。今天的姑娘們擇偶的條件之一是身高一米七以上，一米七以下的男人據說被他們戲稱為“半殘廢”。當年，一個沒有正式工作的男人，也等於是一個半殘廢的男人，豈止是半殘廢而已！
“這個人沒有正式工作”——此話包含了許多意會勝過言傳的內容。沒有正式工作的人才和沒有正式工作的人交往，有正式工作的人大抵是不屑於和沒有正式工作的人交往的，沒有正式工作的女人才肯嫁給沒有正式工作的男人。沒有正式工作如同沒有“紅色”的成分。沒有正式工作的人，在城市的社會坐標係上，首先是“人下人”，其次才是“好人”或“壞人”。一個沒有正式工作的人，無論男女，希望被公認為是一個好人，如同一隻鴨子希望被欣賞。而正式工作=國營企事業單位≈大集體企事業單位。這一點猶如社會約定俗成的“上等”和“中等”公民徽章，佩戴上了這一徽章，才有資格享受社會的種種“優越”——房子、勞動保障、公費醫療等等。
當年中國在歸類學方麵的經驗是足可以笑傲世界的。我們的先人曾說過“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同胞發現自己並非麵對那麽多種可選擇的職業，甚至縮小十倍——言“三十六行”也還綽綽有餘。小學教師無一例外地在課堂上講解——“三百六十行是一種誇張的比喻……”而與此同時，在世界上尤其在某些發達國家，現代人卻麵臨著職業分工越來越細密、越來越豐富的選擇猶豫和困惑，一個外國人在其一生中可能變更數種職業。而在改革開放前的中國，你若麵對著一個調動過工作的人，則不禁地會對他刮目相視。因為那意味著他“很有門路”並且“很有能耐”，大概非是一個“等閑之輩”。
中國之傳統經濟體製，以它的理論的概念化、教條化、與全世界經濟發展大趨勢亦即世界市場化的背逆性，以它的實踐的簡單化、意誌化，令富有理解力的當代經濟學家撓頂困惑。
這一種情形持續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最末一年和八十年代的最初一年。在北京，在上海，在天津，在哈爾濱，在中國許多大城市，東西南北中，我們看到了一幕幕具有悲愴意味兒的都市話劇演出，埋下了“黑色幽默”式的伏筆——工作！工作！！工作！！！國營！國營！！國營！！！正式！正式！！正式！！！
共和國的長子、長女們，終於結束了長達十年之久的“洗禮”——“接受再教育”。他們一個個疲憊不堪，一無所有地回到了城市。當年在每一座城市裏，你都會從他們臉上那種特殊的表情和那種特殊的背影上，將他們從人群之中一眼分辨出來。
怎麽？出生以後挨餓，上學的時候“革命”，該工作的時候下鄉，如今三十大幾了，姑娘不算姑娘，媳婦不是媳婦，說年輕，早已沒了小夥子的朝氣；說老了，連有個家是哪一種體會都不知道。現如今連個工作都不給嗎？當然要國營的！當然要正式的！不是國營的那還算是正式的嗎？！
他們恓惶。城市也恓惶。它慌亂地安頓他們，但是沒那麽多國營的，沒那麽多正式的，足以容納下他們。還有幾批沒考上大學的呢！手心手背，難道不都是城市“母親”的兒女嗎？城市，你要一碗水端平！
怎麽？——你們年紀輕輕，發揚點兒風格不成嗎？
怎麽？——你們當年“造反”有功，倒成了資本啦？
為了工作，城市的這一批兒女和那一批兒女互相嫌惡，仿佛都認為對方是多餘的，仿佛都被對方嚴重地侵犯了最根本的利益。
吳振海當年冷眼旁觀這一幕幕話劇——他有過正式工作，卻主動放棄了。
工作，這一件大事對每一個人來說，大到“悠悠萬事，唯此為大”的地步。沒有誰教導這一點，現實生活使人明白了。
工作！工作！！工作！！！
國營！國營！！國營！！！
好的或較好的工作，任何一個年代總是有的。
於是，一代人的價值觀念又被引導向傳統的“隧道”，為了一份“國”字號的工作，為了這樣一個單位的工作證，為了這樣一個單位的一身工作服，那些遭它拒棄的我的同代人，究竟如何煞費苦心，究竟如何百折不撓，如何夢寐以求，又是如何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不達目的死不罷休、死不瞑目，也就隻有自己知曉了，個中酸楚豈堪言。
吳振海當年冷眼旁觀這一幕幕話劇——他們的企圖，他曾有過；他們的手段，他曾用過；他們夢寐以求的，他曾得到過；他們達到了目的之後那一種由衷的欣喜和仿佛從此可以終生從容不迫的泰然無慮的安定感，他也曾體會過，也曾真的自我吮咂過那一種慰藉，如同嬰孩津津有味地吮咂自己的手指頭一樣。
但是他卻毅然放棄了。
西方任重而道遠的傳教士到非洲去布道，說：“相信上帝吧，他將指引你們去天堂的路。”
黑人說：“不，我們連人間的路還沒找到呢。”
而當他們相信了上帝以後，教廷卻拿不出那麽多錢為他們蓋教堂，並且，以其上帝全權代理人的身份向他們宣布——上帝也是分成白色的和黑色的……
一代人中不能穿上國營某單位的工作服者——當年他們為數不少——感到又被戲耍了似的，正如相信了上帝的黑人不能心理平衡地接受他們隻配吻非“正式”的十字架一樣。
而穿上了的，在此後兩三年內便穿膩了。他們開始煞費苦心地要脫下，其願望之急迫和強烈一點兒也不亞於他們當初要穿上。他們開始關注本單位、本係統哪些辦公室裏又有誰退休了或即將退休，調走了或即將調走，病故了或即將病故，增添了或即將要增添一個人……
當有幸終於穿上工作服時，他們前麵的人生道路已變得十分明確，也十分狹隘——副科長、科長、副處長、處長、副局長……
人一旦邁上這一條路，便仿佛認為世界上原本隻有這麽一條路。
除了農民，盡管每幾百個中國人裏隻有一兩個在中國式價值觀念的導向之下成功地或自認為成功地走完了他們的一生，但是誰也不能夠反駁，幾乎90％以上的中國人，望著一位局長的身影或他坐的小車時，會認為那是最好的人生。
結果是目前我們的共和國已有三千四百萬行政人員，每年僅行政開支即高達一千四百億元人民幣……
如果玩具對於兒童，僅是一樣東西，那麽兒童的最經常、最活躍的衝動，隻能是占有那一樣東西的衝動。如果在兒童中號召起類似“革命”的大行動，那麽他們首先認定的“革命”對象當然隻能是占有著那一樣東西的同伴。
在人的信仰和人的現實利益占有權之間架設橋梁，有如在教堂和國會之間鋪展紅地毯。人的價值觀念取向的單一，無論精神的抑或物質的，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代人而言，都是原始的存在。
（二）傻瓜，大傻瓜
倘當年促成吳振海和同代人之間的一次對話，結果隻有一個——雙方都認為對方是傻瓜。
一九八二年，也就是在吳振海那次倒黴的“倒煤”行動之後，他出現在北京，出現在我麵前。還有他的妻子，比我低一屆的校友。他們要到北京來找有關部委恩準他們掛靠成立一個什麽公司。那是自一九六八年我下鄉後第一次見到他。他風塵仆仆，麵容疲憊，正發著三十九c的高燒。他找不到地方住，也許還為了省錢，當晚就住在我的單身宿舍，和他的妻子擠在我的單人床上。即使他一個人睡在上麵也會使那張床顯得太小。第二天我請他們夫妻在北影食堂吃了一頓早飯，無非饅頭、鹹菜、米粥。記得在他走前，我鄭重地、語重心長地勸過他。
“振海，求求人情，走走後門，重新回到一個國營工廠去吧！”
“那又怎樣？”
“一切從頭開始，三十多歲，尚為時不晚，好好幹……”
“那又怎樣？”
“隻要你真的好好幹，領導眼睛不瞎的話，是會看到的……”
“我總在想——那又怎樣？我想了十幾年了。”
“你……”
我望著他，像望著一個不肯回頭是岸的大齡“失足青年”，一個根本對不起母親的兒子，一個根本不將“丈夫”和“父親”的責任當成一回事兒的家夥。
我暗想——這個吳振海，不可救藥，完了。
倘大氣環境是不變的，天空與拚塊地板何異？
倘時代是不變的，司馬遷所作與織布女何異？
倘社會是不變的，度日與經年何異？
倘命運是不變的，人與螻蟻何異？
無論任何人，當其作為人具有典型性的時候，歸根結底，意味其“竊取”了時代的典型特征。乞乞科夫是沙俄時代農奴製產生的怪種，愛迪生是美國資本主義科技童年時代的兒子，雅科卡則是當代西方市場經濟激烈競爭中的驕子。所以雅科卡才會說：“都是這個國家給了我這樣的機會！”而伊索的不幸恰恰在於，時代不曾給予他渴望的自由。
十年之後，我第二次見到吳振海時，他已是哈克森公司的董事長，是引進哈爾濱市第一筆外資的人。當我寫此文時，哈克森已是一家綜合開發的合資公司，在世界多個國家擁有十個子公司。
十年中我隻回過哈爾濱幾次，每次行止匆匆，這是我每次不曾見到他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或者坦率地說更主要的原因，是那時我對中國第一代創辦公司的人們，一向持一種極輕蔑的態度。愛默生曾說過：“那些咒罵商業的人將會看到，並且不得不承認，正是商業的規律改變了美國，摧毀了它的封建製，建立起一個美國。”非常慚愧，幾年前，我仍屬於“咒罵商業的人”中的一個。在我的那一本自白性的小冊子《從複旦到北影》中，讀者不難發現我振振有詞而又偏激的言論。其中還談到我在中央黨校的一次“報告”。那之後有位女性讀者給我寫過一封信，論述了與我上麵所引的愛默生的話大致相同的思想，友好地“批駁”了我對商業的敵意。這使我甚為惱怒，複函乏善，言辭咄咄，還用了幾串“國罵”。斯年一九八五年或一九八六年。倒並非是我狂妄自大到一點兒也經不起“批駁”的地步。何況於對方而言，根本談不上什麽“批駁”，不過是互相探討而已。我之惱怒在於——當年我並沒有看到公平的商業原則。老百姓自謀生路的願望，當年仍被體製的玻璃隔在商業時代的外麵，有如饑漢被拒在餐館的門外。商業的原則如果是不平等的，除了使人憎惡，不可能獲得別的態度。
基於以上對現實的看法——不管這一看法是否仍屬偏激，它當年的確是我對現實的看法——我對大多數公司之類持很不屑的態度；對大多數老板，打定主意“老死不相往來”，不管是中學同學也罷，兵團戰友也罷，昔日之友也罷。
是中學同學的一次全班性的聚會，促成了我和吳振海的見麵。聚會需要場所，需要錢，於是大家想到了吳振海，我也想到了吳振海。在需要物質方麵的支持和協助，尤其在需要錢的時候，我們會想起許多似乎早已遺忘了的人。承認這一點固然使我們很尷尬，但事實往往如此。
那一天，我和另外三名中學時代與他非常要好的同學去拜訪他。他誠心誠意地、出手闊綽地請我們吃了一頓昂貴的晚餐。不但爽快答應包攬同學聚會的一切費用，而且高高興興地請我們到他家中敘談。一談我們竟沒完沒了，談到淩晨三點鍾！畢竟，當年同是貧家子，少小饑時分糠饃。他向我們講述了十年來的經曆。成功者的高級皮鞋，包裝的乃是一雙被坎坷之途所磨礪得傷痕累累的腳。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與國營單位毅然辭別的人——十幾年前那無異於精神病者的毅然；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加入過“倒爺”行列的人，十幾年前那需要有堅韌的心理承受能力，以抵禦來自社會各方麵的歧視、輕蔑和種種心理壓迫；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辦公司的人，辦起來了，垮了，又辦，又垮，還辦——十幾年前那是需要破釜沉舟、開弓沒有回頭箭的勇氣的；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組建施工隊的人，十幾年前那是需要具有江湖老大的本領的；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搞房地產開發的人，在哈爾濱市乃至黑龍江省，他當然應被列為最早的“先驅者”之一。
躋身同代人中的“第一批”的行列，在經曆了十年的類乎無名小子闖江湖的不服氣、不認輸、不撞南牆不回頭，撞了南牆也不回頭，仿佛非要把南牆撞個大窟窿的倔而堅的踉蹌奮進之後，他成功了。是在第5個回合才成功的。貸款，蓋樓，預售，以預售資金補充周轉，再蓋再售。這是當年霍英東在香港開發房地產業的謀略，也是十年前深圳、海南的第一批房地產開發者們的襲用經驗。吳振海當然地應被視為第一批學深圳、學海南的哈爾濱人。這不啻一場人和時代所進行的賭博。他押上的是後半生和家庭的存亡。如果在這一回合他也輸了，他將極可能是我的同代人中命運和下場都很悲慘的一個。也許可以這樣說，是時代終於給了他一次做贏家的機會。否則，他不但不可能主辦哈爾濱市第二十九中學三年級九班全體同學的聚會，也許連我們通知他參加，都不知該到哪兒去找他。
成功了的吳振海如是說：“是時代給了我這樣的機會！”
誠哉斯言！盡管他還算不得是雅科卡式的傳奇人物，但我的確感到，他和雅科卡一樣，對時代滿懷由衷的感激之情。
蘇軾在《代侯公說項羽辭》中有言：“來而不可失者時也，蹈而不可失者機也。”
十年裏吳振海是一個時時刻刻伺機而動的人；十年來他活著的態勢時時刻刻猶如箭在弦上；十年來他活得比許許多多同代人都累；十年來許許多多同代人在似有似無中尋找悠閑，而這一個吳振海在一無所有中尋找著冒險。
我們對時代稍加研究，便會發現時代原來具有這樣的稟性：它一向隻欣賞兩類人——甘願按照它的要求去活的人和違逆它的願望並且最終成為勝利的挑戰者的人。它因欣賞前者而獎賞他們，為的是使他們更符合它的要求，對它的權限更不敢越雷池半步。它對後者照例是不予獎賞的，非但不予，且每以懲劍懸其頭頂。它欣賞他們大抵隻在它確感需要他們的時候，亦即我們叫作“轉折”的時候。這種時候他們的叛逆和挑戰的勇氣及其精神，是促它嬗變的催化劑和促它轉折的推動力。正如蛇有時需將身體夾在樹杈之間完成蛻皮一樣。沒有它的那些叛逆者和挑戰者，一個時代是不能從它舊的軀殼之中擺脫出來獲得新生的，為此它才慷慨地獎賞他們。這種獎賞往往是一次性的，是無比豐厚的。其後它不再賜惠於他們，因為它已經獎賞了他們至關重要的千載難逢的時機，而且一並加上了明天。事實也正如此，那些在時代的轉折關頭把握住了時機，並且由此獲得了成功的人，他們的成功將具有令人信心十足的延續性，因為他們乃是和一個新時代同時誕生的，而一個新時代的壽數，通常是按世紀來計算的。新時代需要它的推動者陪伴同行。至於那些曾被它欣賞過、青睞過甚至恩寵過的人們，或者被它留在舊皮上，或者在它完成痛苦的轉折的時候，分擔它的痛苦並和它一起嬗變。它最不欣賞的也許是那樣一些人們——既不曾在昨天被它當作典範而重視，今天又對它的轉折麻木不仁的人。它在今天不暗示給他們任何機會，它也不在明天留給他們什麽。它對他們無轍亦無奈，正如他們對它也是那樣。匪今斯今，亙古如茲！
我聽著吳振海的講述，望著他那張二十多年後並未改變多少的我所熟悉的臉，頭腦中飄飛著紛亂的思想絮片。我在心裏對自己說：梁曉聲你必須重新認識你這個中學同學。他身上生長著和你截然不同的鱗，你如果搞不明白這是為什麽，又如何能認識現實？
我問：“你當年究竟怎麽想的？”
他反問：“哪一時期的當年？”淡淡一笑，又說，“今天以前對於我都是當年。”
我說：“一九八二年，你到北京，我勸你‘改邪歸正’的當年。”
他說：“那也太便宜了吧？”
我又問：“什麽意思？”
他說：“如果我當年聽了你的規勸，現在又能怎樣？一個中國人，如果從二十歲起便將自己永久地、完全地交付給一個單位，到他退休，不過從單位那裏得到十幾萬人民幣，合兩萬多美金。我們的父兄輩不都是這麽活過來的嗎？可一個人最好的四十年生命，難道真的就值兩萬多美金嗎？換一種活法的可能性真的就沒有嗎？我們中國人都說活得很累，其實最累的是國家。精疲力竭的國家，終於不得不換一種存在方式了。所以不管是誰，不管情願不情願，都必須換一種活法了。”
我問：“你從什麽時候開始這麽想的？”
他說：“從我父親病退那一年。幹了一輩子，領著退休金病退了。其中70％的退休金還是出於對他的特殊照顧。可靠那每月四十多塊錢，我們一家六口怎麽生活？我父親那天一到家裏就哭。我躲出家門，躲到一個別人看不見的地方，也哭了。我對自己發誓——將來我如果不能走一條和父親不同的路，我根本就不活到退休那一年。”
他的林肯車將我送回家，我徹夜難眠。
閉上眼睛，我仍能憶起當年他家的情形：六口人窘居在兩間小屋，裏外間合起來不足二十平方米。外間是廚房，搭了窄鋪睡人，似乎便是他睡。他是長子，上有一姐，下有一弟一妹。幸而他的母親是個很善於持家的女人，緩解了窮困對這樣一個家庭的壓迫。我清楚地記得當年他家廚房在哪個位置擺放碗櫥，碗櫥上放著怎樣的一個糖罐。在他家學習的我，隔會兒便借口出去一次，為的是從那糖罐裏摳一勺砂糖吃。學校組織春遊，他帶的餅被我一路吃掉了一半……
他是班裏最早的團員之一，還是我的入團發展人。從初一到初三，他始終是班幹部，也
一、“官二代”是如何垮掉的？——中國高幹備忘錄
周北方乃是首都鋼鐵公司前任“第一把手”周冠五的二兒子。
周冠五在北京、在全國冶金係統是個鼎鼎大名的人物，曾任全國人大代表、中央候補委員。自從一九九三年鄧小平去首鋼巡視了一次以後，他又似乎是一個有著硬邦邦背景的人物了。亦即老百姓所說的“通天”人物了。其實那也算不得什麽非同小可的巡視，不過就是走走，看看，說了些話而已，卻被某些人存心、某些人無意地傳播得神秘兮兮的，沸沸揚揚的，在當年的中國，仿佛成了一件莫測高深的大事。
巡視的結果，據說是使我們的一位副總理，不得不被動之極地親率十來位部長，也在鄧小平巡視後去首鋼“現場辦公”，對周冠五直言相問：“那麽你對中央還有些什麽特殊要求？隻管開口提吧！”
——我的首鋼的朋友們是這麽告訴我的。
於是周冠五既不但“通天”，而且似乎就要改姓了似的。
周北方那時已是首鋼的什麽對外貿易公司的總經理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總攬首鋼對外貿易的完全的實權，也是首鋼的一大塊最重要的權力。能夠直接“領導”他的那唯一的人，正是他的父親周冠五。恰如大邱莊的禹作敏才有資格“領導”自己的也當什麽總經理的兒子一樣。
周北方當年也曾是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知青，即世人統稱為“北大荒知青”中的一個。我不太清楚他在北大荒究竟待了幾年，我認識他是在知青返城以後，具體說來，是在一九八九年。
那一年，北京當年的北大荒知青們發起了一次“北大荒知青十年回顧展”。我是組委會成員之一，周北方也是。搞“回顧展”，當然需要資金。資金要靠向社會各方麵拉讚助。我至今並不清楚當年究竟拉了多少讚助。我在這方麵毫無能力。我隻參與形式和內容的審定與策劃，絕大部分解說詞是我寫的，而北方的貢獻則大概在拉讚助方麵。當然也非是他個人讚助，他當時已是首鋼某公司的副總經理了，已經可以個人做主批一筆讚助款項了。
北大荒知青們因為當年精神上擔負著“屯墾戍邊”的使命，而且按軍隊建製組編，故彼此視為“戰友”。不管當年認識的不認識的，間隔著團或間隔著師的，都特別看重當年的一份“戰友情”——便是那種常被世人羨慕也常遭世人冷嘲熱諷的“知青情結”。
當年，組委會中不止一人對我說過類似的話：“北方很夠意思。一聽要搞‘回顧展’，二話沒講，爽爽快快地就答應了。而且表示，隻要有用得著他的方麵，隻要他不十分為難的事，絕不推諉。”
故在我還沒見到他之前，已受著“戰友”們的影響，對他頗懷好感了。
“回顧展”結束以後，我終於在組委會的一次答謝活動中見到了他。高高的個子，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他似乎是個不善言談的男人，而我在那種場合也往往話不多，我們之間沒單獨交談什麽。
答謝自然少不了吃飯。飯桌上，有人一再悄悄建議我鄭重其事地說幾句。我想，我說什麽呢？非要說，無非就是再重複別人已說過多次的對讚助者衷心表示感激的話，也的確是心裏想說的話。經濟是基礎，沒錢辦不成“回顧展”。
我正打算說，不料北方卻先於我站了起來，擎著杯對我開口道：“曉聲，剛才咱們已全體幹了幾杯了，這一杯我單敬你——你以前的幾篇反映咱們北大荒知青生活和返城經曆的小說我幾乎都看過。但我也老老實實承認，近年來很少看小說了。忙，顧不上看了。我對你有個希望，我想也能代表在座的大家，以及不在座的我們更多的戰友，這希望就是——再為咱們北大荒知青多寫幾部好作品！別光寫咱們當年被發配那一段生活，再寫寫咱們今天龍騰雲虎生風、大有作為、前途不可限量的一批！這一批是咱們北大荒知青的驕傲！”
於是眾人鼓掌。
於是他一飲而盡。
我隻能舍命陪君子，也一飲而盡。
那是他在答謝活動中說得最多的一段話。落座後不久，他因公務纏身先走了。
而我打算對他說的感激的話，因為那一杯酒的迷暈作用，在他走前竟沒對他說成。
我當時覺得他對我說的話還是很中肯的，非是虛心與周旋之語，現在也這麽認為。這倒不因他對我似乎另眼相看，而因他的坦率。比如他說“近年來很少看小說了。忙，顧不上看了”，若換一個說起話來預先在心裏掂量再三的“戰友”，當著我這個以寫小說為職業的人，定會省略了不說。
於是我對他的好感又增加了幾分。
不久他設宴回謝我們一幹人等。由於他是主人，由於是在首鋼地盤內的一家賓館，他的話比上一次多了，酒也喝得主動了。初識那種拘謹蕩然無存，漸漸在言談舉止方麵，他有意無意地顯出了一個“前途不可限量”者的無比自信和躊躇滿誌，但絕沒有到得意忘形的地步。也許別的“戰友”們並未看出來，隻不過因為我是寫小說的，對人的觀察太細致、太敏感罷了，卻沒有破壞我對他的好印象。
我一向認為，若一個人有某種自信的資本，躊躇滿誌是理所當然的。
那時我隻視他是我的一個幸運地開始了人生的第二次轉機的“戰友”，並不將他和他的父親連在一起看待。
周冠五是怎樣的一個人物我並不感興趣。
周冠五在首鋼再怎麽的“一句頂一萬句”，再怎麽的一跺腳全首鋼都顫，也是既抬舉不到我頭上，也奈何不了我一絲一毫的。
何況，當時我也隻不過從別的“戰友”們的口中，片片斷斷地了解到北方的父親是一個“特權人物”，以及如何厚愛北方這個兒子罷了。
那一次我們之間也沒多聊什麽。
大約三個月以後，他的一位秘書給我打來電話，說北方希望見我一次。我問什麽事，答曰不清楚。
於是我們在一天下午見了。
是他到我家來。我在街口迎他。他坐的是一輛很高級、很氣派的大轎車，我對轎車的級別所知等於零，僅能看出那是一輛外國名車——當時的中國造不出那麽高級、那麽氣派的大轎車。
他開門見山地和我談兩件事——第一，希望我調到首鋼去。更準確地說，是希望我調到他名下去。
這太出乎我意料了。
我怔了半晌，訥訥地說，我是作家，調去了能做什麽呢？
他說——曉聲，其實也不需要你具體做什麽，平時等於將你閑養起來。需要的時候，你為首鋼動動你的腦，動動你的筆就行了。所謂“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的關係吧。不過我可不是僅僅將你當“兵”養，而是當“將”養。你有什麽條件，盡管提。隻要不過分，包在我身上……
我暗想，那麽一來，我不是成了“幕僚”了嗎？
依我的常識，古今中外，凡甘為“幕僚”的人，幾乎無有好下場者。何況，做“幕僚”，得有起碼的資格。我隻會寫小說，除了這“一技之長”，其他方麵幾近於廢人，自忖毫無充當“幕僚”的任何資格。但北方他當麵坐著，真摯而又虔誠，使我不忍堅拒，隻好施以緩兵之計，說容我慎重考慮再做答複。
北方給了我一個星期的考慮時間。
第二，請我執筆寫一部反映首鋼“改革開放”之“大思路”的“係列報道電視片”，並從考克箱內取出一疊材料給我，說要求這部“係列報道電視片”成為首鋼的一部“磁帶文獻”，希望在全國造成巨大反響。
當時我正日日埋頭於自己的計劃內創作，當即婉謝，深表歉意。
便見北方臉色一沉，分明地，有些不悅起來。
他說不是沒人願寫，願寫的人多極了；說這事其實本與他的職責無關，是他“橫插了一杠子”，手拍胸脯替我大包大攬的。因為他對我的能力有完全的信任度，認為非我莫屬。
聞言我竟誠惶誠恐，深覺自己太辜負他的信任，也太駁他的麵子，叫他怎麽向別人解釋呢？不是等於拿他在別人麵前的威望不當一回事嗎？
於是我又趕緊補充如下的話——一定認認真真地看材料，倘自認為可以勝任，寧肯將自己的計劃內創作後延。
他臉上這才重露笑容，大手在我肩頭一拍，義氣厚重地說：“還是戰友！客套話我不講了；否則，我離開你家，心裏可就太別扭了！”
一星期後，他的秘書再打來電話，我將兩件事都婉言回絕了。
秘書說：“北方就在一旁，您直接跟他談吧！”
而我最怕直接跟他談，實在不知該怎麽談，我天生缺乏回絕別人的智慧和技巧。在這方麵我是個低能兒。
於是便急說：“不必直接和他談了，千萬別打擾他的工作！你替我轉告就行了。”
放下電話，我覺得仿佛做了對不起他一輩子的什麽事似的。
一年多互無聯絡。
第三年，北京電影製片廠文學部的一位老同誌，央我幫他在首鋼工作的兒媳婦調崗位。我曾和他談過北方，並許下過諾言，隻要在首鋼的範圍內，若有什麽需要關照之事，由我開口求助於北方，似乎是沒什麽大問題的。
但在我回絕了北方的好意之後，尤其在一年多互無聯絡之後，此事令我左右為難。
幾經猶豫，最終還是給北方寫了一封信。
我想這肯定是一封不被理睬的沒有回音的信。
殊料竟很快收到了秘書替他回的信，信中說一定“親自過問一下”，“當成件事兒辦”。
但此事最終並未辦成。
但我知道，他屬下的一名人事處處長，的的確確是替他“當成件事兒辦”過的，並不完全是虛與委蛇的應付。也有北影老同誌的兒媳婦期望值過高，後來改變了初衷的因素。
這使我對北方十分感激。
每有新書出版，總想寄他一冊，但一憶起他“顧不上看”的話，便打消念頭了。
漸漸地，我開始在某些場合，從某些人口中，較多地聽到關於北方、關於他父親的種種議論了。
北京人是敏感的，不少北京人都稱得上是半個“中國現象專家”。
我開始替他擔著份兒憂。
當年的“戰友”中有人說：“周北方現在傲氣得很，身份也高貴得很了，出國住總統套房，與某某公子親密無間，幾乎可以稱兄道弟了！”
首鋼的朋友中有人說：“首鋼快成周家的父子承包公司了。周冠五會見重要的外國商團，陪晤的往往隻有他兒子！”
很知內情的社會人士說：“除了一個陳希同，周冠五根本不將北京市委放在眼裏！他對陳例外，那也是認為陳和他背靠同樣的大樹！否則他敢一貫地傲視冶金部，公開與中央和國務院的方針政策大唱反調？”
我曾見過一冊首鋼的內刊《開拓》。周冠五的標準照占據整個封麵，內刊中的特大字通欄標題竟是“周冠五同誌最新指示”、“冠五書記發表重要談話”雲雲。
我不能不認為，我所聽到的種種，無論出於哪些人之口，都不是捕風捉影毫無根據的。
於是我決定給北方寫一封信。
執筆在手，麵對稿紙，竟不知從何談起。
盡管如此，信還是寫了，也寄給他了。
不過隻有兩行字，是用很粗的簽名筆寫的，寫在一張潔白的打印紙上。
那兩行字是——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於多陰也。
我是用楷書一筆一畫認認真真寫的。希望他能壓在他辦公桌的玻璃板下，自省且自律，自警且自誡。
我是用最大信封寄的。因不願折那一頁紙。而且貼的掛號郵票。我想他肯定是收到了的。我已無法將我想要說的話表達得更明白、更易懂了。除非他弱智。
我抄錄給他的是漢朝劉向的兩句話。
沒有回音。
我也並不期待著回音。隻不過是對他畢竟幫過我一次的回報。雖則非是我本人求助於他，而是替別人求助於他。
如果說還有別的什麽因素促使的話，那便是“知青”“戰友”間的一種情誼了。倘在他那一方，對我確曾有過的話。我想最初無疑是有的，這我能感覺到，我也不弱智。我想後來就消弭了，因為那是我和他都無法長久保持的。好比《紅燈記》中李玉和說的——“兩股道上跑的車，走的不是一條路啊”。
再後來，收到過以他名義寄來的一份印刷精美的請柬——他的公司將舉辦晚會。
一名當年的“戰友”也收到了，打電話問我去不去。
我說：“不去。”
又問：“沒空兒？”
我說：“有空兒也不去。”
再問：“為什麽？”
我忍不住大聲吼道：“你聽著，周北方正在得意揚揚地邁向險境！腐敗在我們這一代人中也會物色擴散體的！”
對方沉默良久，低聲說：“那我也不去……”
再再後來，就聽到他被逮捕了。
我相信，此一經濟大案，在全國公布以後，周冠五將因他的兒子又一次“名聲大噪”了。正如北方因他的父親，當初由一名北大荒知青而在首鋼青雲直上，幾步躍到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職。
有傳言說他已經死了；
有傳言說他並未死，但成了植物人，不能更多地交代什麽了；
有人認為他不死也得被槍斃；
有人認為他還能更多地交代什麽也沒用，因為牽扯到了某某公子，因某某公子又必然地將影響到……
——好像就要像有些人胡說的那樣“反腐敗亡黨，不反腐敗亡國”。
這未免太偏激、太悲觀了。老百姓的頭腦中，自有他們自己的邏輯，不管這種邏輯錯與對。
正如他們所說——死了誰地球都會照樣轉！中國都會照樣發展。
但我每每想及北方，心中總不禁頓生一縷悲哀。
如果他不是周冠五的兒子，他的人生絕不會這麽個了結法兒；
如果他不和那某某公子關係密切，他的人生也不會這麽個了結法兒；
如果他父親不自恃有背景，兩年前就該棄權下台了，也就不會自作主張地將他推到類乎首鋼“第一把手”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接班人”的位置；
如果……
北方，北方，你知道嗎？——我為你一歎再歎。
歎你，於你又有何意義呢？
悲你，於我又有何祈求呢？
二、我們都曾跪下去過——“三資”企業備忘錄
我在文章中，直斥那韓國女人為“婊子”，並且白紙黑字寫著——我不是法盲。我知道“婊子”二字，對於女人是極大的人格侮辱。我明白是在侮辱她，也準備好了承擔這一後果的法律責任。但我並非一個以公然侮辱女人為能事、為快事的流氓文痞。
珠海發生的那事件，似乎沒見過有哪家報轉載，甚至沒見過哪家報間接地報道過。也許，根本沒有什麽“新聞價值”吧。就我的讀報範圍而言，事件發生後，全國各大有影響的報，似乎皆保持著曖昧的沉默。尤其電台和電視台，據我所知，概無評說。給我的印象仿佛是，中國的一切媒體，對那事件，一時都裝聾作啞起來。這就使我不禁作如是之想——也許都收到了“新聞回避”的指示？
在珠海有一家韓國的電子公司，管理者是一名韓國的三十多歲的女人。職工盡是中國人。那韓國女人，蔑視中國早已頒布的《勞動法》，經常迫使中國職工加班加點，最甚的一個月竟加班二百五十多個工時。平均每天八個多小時，相當於一天幹兩天的活。而且加班加點是無償的。敢有抱怨者，即刻開除。那韓國女人，性情暴戾乖張，動輒對中國職工大加訓斥，甚或打罵。數百中國職工，竟無敢抗議者。一次又迫使職工加班加點。一星期內，不分晝夜，除了吃飯，不許停止。即使吃飯，也不許離開工作台，隻能守著工作台吃盒飯。一個星期內，包括每天吃飯和上廁所的時間，全體中國職工隻獲準了不足十小時的休息時間。說是非人的對待，真是一點兒也不過分，一點兒也不誇張。
正是在這一個星期裏，在職工們連續工作十五六個小時後，在被允許的十幾分鍾上廁所的時間內，有一個並不上廁所的老職工，實在堅持不了那一種巨大的疲勞了，伏在工作台上打起盹來。而這一情形，被那韓國女人巡查時發現，操起一塊鋁製台板，朝老職工擲去，擊在老職工背上。
她大發雷霆，吼叫著，命各班工長召集全體職工肅立在她麵前，聽她訓斥。
全體職工默默地肅立在她麵前，默默地聽。
那韓國女人，竟又喝令全體中國職工，包括各班工長們，跪在她麵前“反省”。這真真是一人有“過”，眾人皆罰。這一種現代企業的野蠻之至的“管理”方式，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發生在我們這個早已完全獨立、主權完全自主的國家，能不令人震驚，能不令人聯想多多嗎？這一事件，即使擺放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全球大背景來看，也是難以令人置信的啊！
然而，一百多名中國人，一齊地，全都跪了下去。不但全都跪了下去，而且全都低下了他們的頭，在一名三十多歲的韓國女人的麵前！
隻有一青年工長例外。就連他的雙膝，當時也屈軟了一下。卻畢竟他沒有和他的同胞們一樣，默默地終於雙膝跪下去。他環顧著跪下在他周圍一片的同胞們，感受到了一種羞恥以及由這羞恥而從內心裏產生的被嚴重侮辱的義憤。
那韓國女人朝他一指，厲聲喝問他為什麽不跪。
他說這是對中國人的侮辱……
而她更加淫威囂張，說你認為是侮辱就是侮辱！不肯跪你就立刻滾蛋！……
沒有一個跪下的中國人站起來聲援他。他當時處於完全孤家寡人的境地。他憤然離去了。
我們無從知道，他離去時內心裏懷著怎樣的想法……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一百多位中國人，低垂著他們的頭，跪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跪在一個三十多歲的韓國女人麵前，長達十幾分鍾……
那是一種怎樣的沉默啊！
當時我手捧著那一份登載有此事件的紀實報道的報紙，刹那淚水奪眶而出。以至於我不得不放下報紙，趕緊地抓起一支煙塞在唇間，大口大口地連吸。尼古丁沒能立刻使我鎮定如常，眼淚順著臉頰往下淌。我雖遠在北京，但我——一個中國人的自尊心，仿佛被插上了一把刀。是那韓國女人直接插上的。也是我的一百多個在那淫威囂張的韓國女人麵前馴服如羔羊的同胞們，間接地插上的啊！
想我們中國人，幾十年前，曾在日本人麵前跪過，曾在美國人麵前跪過，曾在英法聯軍麵前跪過。
但那往往是被洋槍、被屠刀逼著才不得不跪的啊！
即使被洋槍、被屠刀逼著，也有寧死不跪者啊！
我的思想觀念，已被近年來的某些新思想新觀念，“淨化”得相當“靈活”了。
我已很能夠接受這樣的邏輯了——倘被洋槍屠刀逼著，跪下去其實是不打緊的。保命為重。若腦袋掉了，命都沒了，其他的一切一切，還有什麽意義呢？
但那一百多位我們的同胞們的跪，並非像當年一樣，是被洋槍、被屠刀所逼啊！他們麵對的不是當年的日寇！不是當年的美國大兵！不是英法聯軍！隻不過是一名韓國女人啊！而且我們的同胞們，是在我們自己的國家裏自己的城市裏啊！
想韓國人，當年也曾被日本人殘酷地奴役過。同處亞洲，韓國和中國，當年曾同是患難兄弟國。
而現在，一名韓國女人，竟似乎認為，自己有特權在中國的一座城市裏，公然侮辱一百多位中國人“沒商量”了！
想來想去，那特權，還不是我們自己的表現給的嗎？我說“我們自己”，既包括我們的某些軟弱可欺的民眾，也包括我們的某些媚外威內的大小官員。而且，細想起來，首先是後者們的膝蓋骨在外國人麵前變得軟弱不堪了，才導致我們的某些民眾的膝蓋骨在外國人麵前直硬不得。再細一想，前者們的不爭，未見得不是後者們一向“威內”的結果。
然而事件到此並未結束。還有下文。的確，我不認為這隻不過是一件事，而認為是“事件”。既然連兩個中國小流氓打架鬥毆都是“事件”，而且每每冠以“事件”的標題見諸報端，此為何不可以“事件”相看呢？
那當時沒有跪下去憤然離開的青年工長，是個有頭腦有己見的青年。他到了市工會。於是市工會的同誌聽了他的匯報，聯合市“外資辦”抑或“合資辦”的同誌，對此事件進行調查。
在調查中，那韓國女人胡攪蠻纏地說：“不錯，我打罵過中國工人，但那是出於對他們的愛心。”
隨行記者問：“在韓國，你們是不是也以同樣的愛心對待你們的工人呢？”
答曰：“是的。我的做法，在我們韓國很正常。不值得你們這樣大驚小怪。”
不但胡攪蠻纏，還振振有詞，理直氣壯，毫無知錯悔改的意思。
調查組剛離去，她就對工人們揚言：“有什麽了不起，頂多不過罰款！他們要罰多少，給就是了！可我照樣是你們的老板！誰不服從我的管教，照樣得給我立刻滾蛋！……”
還說：“你們中國人，就配這樣管教！”
那青年工長，一回到車間，卻立刻受到了十幾個人的圍攻和威脅。
他們罵他：“沒良心的東西！老板給你工作的機會，提拔你當工長，你不站在老板一邊，還敢去告老板！你純粹是找不自在了！”他們當然也是中國人。
我不能判定他們是不是那韓國女人豢養的“惡奴”、“狗腿子”之類，因報道中沒這麽寫。盡管報道中沒這麽寫，卻絲毫也不妨礙我的頭腦如此推測。
那青年工長當然落了個即刻被開除的下場。
他索要他加班加點了那麽多時日的工錢。
那韓國女人斷然不給。
她說：“你愛到哪兒告到哪兒告去！所有的中國工人都不給，憑什麽我要單單給你？難道憑你告我這一條？”
那青年工長隻得又去找有關方麵。
在以後的半個月裏，我一直十分關注南方各報，但再也沒發現關於那一事件的報道。我被邀在某大學舉辦“文學講座”時，曾動聲動色地談到過這一事件。記得我當時說了如下的話：“倘當代的中國作家，以為發生在中國的諸如此類的事件，是與作家的頭腦毫不搭界的，倘他的目光對諸如此類的事件拒絕關注，那麽他對中國的當代感覺一定是相當麻木的了。身在中國，既對中國的當代感覺相當麻木，那創作也注定缺少了當代的‘中國特色’，不被當代的中國人太關注，則便怪不得當代的中國人‘不識貨’，水準太低了。因為在當代的中國人，隻將所謂‘純粹的文學’享作精神‘化妝品係列’的，畢竟實在是‘一小撮’罷了……”
我知道我當時講得多麽動聲動色。
我知道在那一雙雙目光遲鈍而又冷漠的眼裏，我當時顯得有多麽滑稽可笑。
是的。我不是白癡。我知道的，內心裏清清楚楚地知道，但還是忍不住當眾“自言自語”。
那除了是我的“自言自語”，不再是別的什麽。
有人遞給我條子。上麵寫的是——“梁曉聲，講點兒別的。莫再扯這些離題萬裏、毫無意思的。講點兒能逗大家開心的、有意思的！……”
我讀了上麵的話。
於是一片掌聲。
於是我明白，他們是早就聽得不耐煩了。
然而在掌聲中，我困惑極了。一時不知所措。樣子不但滑稽可笑，而且愚蠢可憐了。因為我實在不曉得怎麽才能逗他們開心。如果我是喜劇演員，或馬戲小醜，我會為他們展示自己“搞笑”才華的。但我不是啊！我既不曉得怎麽逗他們開心，也不明白他們所認為的“有意思”的事，究竟是些什麽事……
回到家裏，我鋪開了稿紙，拿起了筆。
我想，得有中國人為我們的一百多位同胞站出來說句公道話啊！盡管他們是那麽地不爭，但畢竟是我們的同胞。他們的不爭，他們的軟弱，並非我的頭腦難以理解的。說到底，他們忍氣吞聲，畏如馴奴，還不是因為不想丟掉那一份工作嗎？
於是我寫了。題目和此篇一致。寫罷，便與另一篇文章《知識和女性》一並寄給了《武漢晚報》的周忠良兄。
我在文章中，直斥那韓國女人為“婊子”，並且我白紙黑字寫著——我不是法盲。我知道“婊子”二字，對於女人是極大的人格侮辱。我明白我是在侮辱她，也準備好了承擔這一後果的法律責任。但我並非一個以公然侮辱女人為能事、為快事的流氓文痞。我斥她為“婊子”，乃因她在我們中國，首先侮辱了我的一百多位同胞。不但侮辱了他們，也無情地摧殘了他們的唯一的資本——身體健康。一個月無償加班加點二百五十多小時，一個星期內連續工作隻獲準休息五六小時，這不意味著是一種無情的凶狠的摧殘嗎？她必得為這一種摧殘，包賠我的同胞們的“唯一資本”的巨大損失！由於她所公然侮辱的中國人數眾多，那麽我認為量變已經構成了質變。她實際上已經侮辱了我的國，侮辱了我國的法——起碼是《勞動法》，當然也便等於間接地侮辱了我。除非她首先向我的一百多位同胞公開道歉，其次向我的國及我本人道歉，否則我雖侮辱了她也要拒絕向她道歉！如果她和我上法庭打官司，我奉陪到底。
《知識和女性》很快便見報了。
《傷心一跪》卻如泥牛入海。
大約一個月後，我在某報上發現對那一事件的又一次報道——很短，很不顯眼的位置。大意是“事件”已獲“妥善”處理，那韓國女人終於肯向一百多位中國職工表示歉意了。是公開在報上“表示”的，還是僅僅在他們麵前說了幾句“歉意”的話，報道中未提。我想肯定的是後一種“表示”。也許那報道本身，就算替她“公開表示”了吧？
至於那被開除的青年工長，報道中也未提。想必是“開除沒商量”。
於是我不禁又作如是想——有關方麵得到的是罰款，一百多位工人得到的是“歉意的表示”，韓國女人依然是頤指氣使的老板……
的確不失為最“妥善”的處理方式。
但我總覺得，在這一過程中媒體的曖昧的一片沉默，意味著中國和我們中國人，丟失了什麽。甚至意味著，變相地放棄了什麽似的。也許，中國和我們自己，都在不知不覺之中開始習慣的太多了。也許，過不了多久，也就再沒有什麽事情和事件，值得我們稍微地震驚了。而居然仍保持著震驚本能的人，則理所當然地顯得少見多怪，顯得滑稽可笑，甚至愚不可及了。
我於是便想到了我那篇不知下落的文章。據我所知，它曾在各報社間轉來轉去，卻至今沒有轉回我手中。仿佛一條劣種的狗，不識家，又不討人喜歡，大概被視作危險的犬類滅掉了。
我想，它沒見諸報端，也好。起碼對於我自己，未嚐不是一件幸事。
倘果然發表了，誰能保證，不引發一場將完全把我吸卷進去難以自拔的風波呢？
真的上法庭，那韓國女人，說不定會從韓國搬請來中國一位大律師吧？就是在我們中國本土，拍出五萬十萬乃至更多的金錢“招標”，前去競標的我的同胞，亦即我們中國的一流律師，想必也一定不會在少數的吧？
那將會怎樣呢？我原本做好了充分的心理準備和精神準備，打算與一名韓國女人對辯公堂，而結果卻是與我的同胞們唇槍舌劍起來的話，我想我肯定又會困惑至極，迷惘至極、不知所措至極的。
倘一百多位曾下跪在那韓國女人麵前的我的同胞們，異口同聲地做證，他們的老板，已然向他們“表示”了“歉意”，而他們對此又十分滿意，我將在我們中國的法庭上，麵對我們中國的法官們，陷於何種尷尬無援的孤家寡人的境地呢？似乎也隻有向那韓國女人賠禮道歉，給予名義方麵的精神損失之補償吧？
那麽一來，我的下場，不是將比那被“開除沒商量”的青年王長更不如麽？
倘那韓國女人再出一大筆錢，全國許多報紙，包括電台和電視台，一定會對作家梁曉聲因侮辱他人之人格罪而敗訴給一名韓國女人的新聞大加報道吧？那麽全國許許多多的二流三流報紙，一個時期又將多了足可炒賣的花邊新聞之“熱點”吧？
我想，那韓國女人駕馭一百多位受她嚴重侮辱的我的同胞，轉而站在她的立場上，按照她的指示做證，也許非是什麽難事吧？她背依的是一家公司，錢是大大地有的。她隻要答應每月給我的同胞們增加十幾元工資，他們就會心甘情願地對我“反戈一擊”的吧？
而當地政府若參與對我聯合起訴，指控我幹擾了地方“改革開放，吸引外資”的大好形勢，我不是罪加一等，有口難辯，有理難勝，真真的自找沒趣，如同小醜一個了嗎？
想到這些，我竟不免萬般地替自己感到慶幸了！
我的此一篇文章，其實隻不過是對我的前一篇文章的祭悼啊！
跪已成為事件，事件已成為小事一樁。並且，不是已被悄悄地“妥善”處理了嗎？那麽我的傷心，豈非實在是太自作多情，枉自衝動，白白地浪費情緒了嗎？
隻不過還常常無端地念及那唯一當時沒有跪下，卻被堅決地開除了的青年工長的去蹤。也不知他現在的境況如何？是否後悔自己當時沒有和自己的一百多位同胞一樣，索性雙膝一軟，一塊兒隨著跪下去……
我衷心地祈祝他目前並非處在失業的不幸狀況之下。
三、弄潮兒與蠻幹者並存的中國——同代人備忘錄
（一）弄潮兒與蠻幹者
改革不惟是人改造時代的舉動，亦是時代改造人的措施。對時代而言，人其實隻分為四類——推動它的、順應它的、抗拒它的或被它甩棄的。推動它的不僅有普羅米修斯，而且有“威尼斯商人”——他們是時代巨乘的兩排輪子，時代從來不是獨軌列車。
結束舊時代的是英雄，抗拒新時代的是瘋子，置身於二者之間的是理想主義者。時代派生出英雄和瘋子的數量大致相等，而理想主義者的數量從不曾超過前兩者的總和。
理想主義者是這樣一些人——他們讚美玫瑰卻道“倘無刺多好！”理想主義者是任何時代都曾有過的僅供欣賞的副產品。
被時代所甩棄的常常是將自己完全典當給了昨天，並且徹底喪失了贖回自己願望的人。時代甩棄他們如同旅者毫不猶豫地丟掉穿爛了的鞋。
恰恰相反，任何一個時代都無法甩棄那些懂得最充分地利用它的人——哪怕他們是些極其貪婪的人。牛尾甩得再頻繁也驅趕不盡企圖叮住它噬血的牛蠅。
改革不是集體春遊或觀光，其過程中樂趣必然少於浮躁。
於動物界，未來將在許多方麵與過去相同。千年前的蜂巢與今天的蜂巢構築得同樣完美，千年後的蜜蜂也許還要構築同樣的六邊形。而於人類，未來將在許多方麵與過去不同。盡管人的壽命比蜜蜂的壽命要長久許多倍，但人絕不甘心連續三代構築同樣的東西。所以人有曆史，而蜜蜂隻有傳統。
在時代和時代之間，我們看到一批又一批被轉折的驟力夾扁了的身軀。
願未來的人們研究這樣的“標本”時，發現可歸類於我的同代人的，比我今天預測的要少。
鯨的巨大身軀直豎於海麵，然後猛烈地拍擊下去，這一壯觀的情形酷似時代的轉折，於是某些吸附生物無著無落，甚至肢殘甲碎。
之後鯨泅向更廣闊的海域。
故此篇是為你作，是為他作，是為她作，是為己作，是為我們大家作的一次反省。
人：給我公平！
時代：那是什麽？
人：和別人一樣的一切！
時代：你曾和哪些“別人”一樣？
寒冷。
疏星凍在天。梟鳥僵於樹。前無村，後無店。公路兩旁的原野，屏息斂氣地寂靜著。嚴寒酷冷在寂靜中企圖將從天到地之間的一切凍脆。那些樹的禿枝像世界被剝了皮的裸露的神經，並且是被凍死了印在夜的凜冽的底片上。那隻梟鳥仿佛已在樹上僵棲一萬年了，一萬年裏不曾舒過腳爪，也不曾發過一聲梟叫，一萬年裏綠眼圓睜。
“吳振海，老子捅了你！”
“別亂來！別……”
“你他媽的放開我！我今天非捅了他不可！……”
人的激吼聲充滿絕望。
貓頭鷹俯瞰，綠眼閃爍著幸災樂禍。
西北風嘯過，仿佛有一隊士兵整齊地吹了一陣口哨。
樹皮凍裂之響可聞。
世界的神經瑟抖不止。
北方冬季最寒冷的那一夜並不曾使多少人感受到，也不曾使多少人留下特殊的記憶，那一時刻你、我、他、她都在擁被酣睡。嚴寒在夜裏僅對極少數人和動物構成威脅。
那一年是一九九八年。哈雙（哈爾濱—雙鴨山）公路上，兩輛超期服役並且分明超載的卡車，趴窩在公路邊上。車廂內裝的是煤。這是一次“倒煤”行動。也是一次“倒黴”行動。一路行行複停停，停停複行行，不斷受到盤查、罰款、敲竹杠。
因為“倒煤”而“倒黴”的男人中的一個，高，瘦，長臉缺乏立體感，臉上的線條似速描般的隨意，沒有任何特點，因而仿佛便有了某種特點。唯一能給人留下較深印象的是那雙眼睛，因它們的細小而使那張臉顯得五官疏散。尋常它們總是閃爍著熱情的、自信的、有時甚至是令人懷疑的自負的目光，當它們靜望著你的時候，仿佛在對你請求——快告訴我一些新鮮的事情吧！告訴我和我一樣年齡的別人們都在怎麽活？指給我一條發財的途徑，或者成名之路吧！我不會忘記你的指點之恩的……
而當時它們——那一個因為“倒煤”而“倒黴”的男人的眼裏——充滿了沮喪和焦急，還有從心底燃燒上來的一股無名火。你如果想象得出一頭熊在舔了大量芥末之後的樣子，便不難想象他當時是什麽樣子。當然是熊，不是猴子、豹或者獅虎。猴子在受到辛辣的刺激之後，比人臉所能作出的表情還要豐富並且誇張，而猛獸在同樣的情況之下無疑將會暴跳和咆哮；隻有熊，你不大容易看得出它剛剛舔了芥末還是蜂蜜，熊在最快感的時候和在最狼狽的時候，所作出的外在表現都不過不停歇地在原地繞圈子。
他已經不知圍著兩輛卡車繞了多少圈了——問題出在兩個小小的部件上，大概相當於自行車氣門芯那一類的部件。此時，由於嚴寒，卡車根本發動不起來了。
兩名司機是他雇的，而車是他另租的。倆司機不停地罵罵咧咧，其中一名司機高高在上瞪著他來氣，推開車門對他吼：
“你他媽的瞎繞晃什麽呀？！”
他望望對方，什麽都沒說，掏了煙敬給對方，並且替對方劃火柴。
他明白，現在他連圍著卡車繞圈子也是被禁止的了。盡管繞也白繞，但不繞他更想罵人。
他的目光流露出幾分乞憐，受了委屈的熊常以那麽一種目光望著馴獸師。
這個人很能忍。十分能忍。非常能忍。隻要他認為是必須忍的，那麽一切的屈辱、一切的不公、一切的尷尬、一切的苦辣酸麻，兩片薄薄的嘴唇抿住，便全忍了。起碼當年他是這樣的。
他心裏彌漫著悲哀。春節前的這一天，他特別想念兒子，他總想活出個樣來給他的兒子看。而兒子被白血病奪去生命的時候，是他比現在更落魄的時候……
終於天漸亮了。終於有朝哈爾濱方向開去的車輛——第一輛，沒攔住；第二輛，沒攔；第三輛，還沒攔住，給錢也沒用。從雙鴨山朝哈爾濱開去的車，隻要是輛車，沒有還能再擠下一個人的。他已經凍得半死，兩名司機不忍再袖手旁觀，和他一起攔住了一輛從哈爾濱開向雙鴨山的卡車，卡車上載的是凍肉。他塞給對方二十元錢，對方正欲發作的表情平複了下來——“上車吧。”
“師傅，多謝！”
“甭謝。後邊去！前邊路上還等著個熟人呐！”
凍得半活半死的他，被兩名司機又托又舉弄上了別人的卡車，縮在滿車凍肉的縫隙間。
在雙鴨山，他憑一張站台票混上了火車。到哈爾濱，他馬不停蹄四處奔波買兩個小小的汽車部件。買到後沒回家喝一口水，又憑一張站台票混上了返往雙鴨山的火車。下了火車又付出二十元，坐在另一輛卡車的車廂裏。所不同的是，這一輛卡車也是“倒煤”的，不過不像他那麽“倒黴”罷了。西北風卷著雪，卷著煤屑，一陣陣掃蕩著他的臉。
十年後他對我說，在別人的煤車上他曾失聲痛哭，像一個被父母拋棄的孤兒……
他是我的中學同學，名字叫吳振海。
他和我的經曆截然不同。一九六八年，我作為學校的第二批誌願者下鄉了；他因是長子，父親去世，照顧留城，所以他和我們這一代人中的大多數“分道揚鑣”了。他是“上山下鄉”運動的一條“漏網之魚”。這是一種僥幸，但於他談不上“福星高照”。他是最底層市民的兒子，他是在大雜院裏長大的孩子，無紅煙護其左，無紫光罩其右。城市並不因他僥幸留在它身邊了，便怎樣的青睞於他。城市恩賜給他一份工作——每月十八元，從學徒工幹起。三年後他每月可以掙到三十二元，以後他將照例被城市歸入工人階級的行列。這意味著當他退休那一年，他也許可以掙到每月八十幾元錢。那是工人所能企望的最高工資——八級工的工資，相當於當幹部的人當到了科長級，前提是他如果被認為是一名好工人的話。他顯然不打算以過來的人們為榜樣，便不可能被認為是一名好工人。結果是到了一九八一年，他已不再是工人隊伍中的一員，用我們當年常說的話是——沒有了“正式”工作。
正式工作——最典型的中國話。在當年，一個沒有正式工作的中國人，即使頭腦再聰明，身體再健壯，也仿佛不能作為一個資格完備的最起碼的人。幾乎沒有一對中國父母，心甘情願同意自己的女兒嫁給一個沒有正式工作的男人。今天的姑娘們擇偶的條件之一是身高一米七以上，一米七以下的男人據說被他們戲稱為“半殘廢”。當年，一個沒有正式工作的男人，也等於是一個半殘廢的男人，豈止是半殘廢而已！
“這個人沒有正式工作”——此話包含了許多意會勝過言傳的內容。沒有正式工作的人才和沒有正式工作的人交往，有正式工作的人大抵是不屑於和沒有正式工作的人交往的，沒有正式工作的女人才肯嫁給沒有正式工作的男人。沒有正式工作如同沒有“紅色”的成分。沒有正式工作的人，在城市的社會坐標係上，首先是“人下人”，其次才是“好人”或“壞人”。一個沒有正式工作的人，無論男女，希望被公認為是一個好人，如同一隻鴨子希望被欣賞。而正式工作=國營企事業單位≈大集體企事業單位。這一點猶如社會約定俗成的“上等”和“中等”公民徽章，佩戴上了這一徽章，才有資格享受社會的種種“優越”——房子、勞動保障、公費醫療等等。
當年中國在歸類學方麵的經驗是足可以笑傲世界的。我們的先人曾說過“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同胞發現自己並非麵對那麽多種可選擇的職業，甚至縮小十倍——言“三十六行”也還綽綽有餘。小學教師無一例外地在課堂上講解——“三百六十行是一種誇張的比喻……”而與此同時，在世界上尤其在某些發達國家，現代人卻麵臨著職業分工越來越細密、越來越豐富的選擇猶豫和困惑，一個外國人在其一生中可能變更數種職業。而在改革開放前的中國，你若麵對著一個調動過工作的人，則不禁地會對他刮目相視。因為那意味著他“很有門路”並且“很有能耐”，大概非是一個“等閑之輩”。
中國之傳統經濟體製，以它的理論的概念化、教條化、與全世界經濟發展大趨勢亦即世界市場化的背逆性，以它的實踐的簡單化、意誌化，令富有理解力的當代經濟學家撓頂困惑。
這一種情形持續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最末一年和八十年代的最初一年。在北京，在上海，在天津，在哈爾濱，在中國許多大城市，東西南北中，我們看到了一幕幕具有悲愴意味兒的都市話劇演出，埋下了“黑色幽默”式的伏筆——工作！工作！！工作！！！國營！國營！！國營！！！正式！正式！！正式！！！
共和國的長子、長女們，終於結束了長達十年之久的“洗禮”——“接受再教育”。他們一個個疲憊不堪，一無所有地回到了城市。當年在每一座城市裏，你都會從他們臉上那種特殊的表情和那種特殊的背影上，將他們從人群之中一眼分辨出來。
怎麽？出生以後挨餓，上學的時候“革命”，該工作的時候下鄉，如今三十大幾了，姑娘不算姑娘，媳婦不是媳婦，說年輕，早已沒了小夥子的朝氣；說老了，連有個家是哪一種體會都不知道。現如今連個工作都不給嗎？當然要國營的！當然要正式的！不是國營的那還算是正式的嗎？！
他們恓惶。城市也恓惶。它慌亂地安頓他們，但是沒那麽多國營的，沒那麽多正式的，足以容納下他們。還有幾批沒考上大學的呢！手心手背，難道不都是城市“母親”的兒女嗎？城市，你要一碗水端平！
怎麽？——你們年紀輕輕，發揚點兒風格不成嗎？
怎麽？——你們當年“造反”有功，倒成了資本啦？
為了工作，城市的這一批兒女和那一批兒女互相嫌惡，仿佛都認為對方是多餘的，仿佛都被對方嚴重地侵犯了最根本的利益。
吳振海當年冷眼旁觀這一幕幕話劇——他有過正式工作，卻主動放棄了。
工作，這一件大事對每一個人來說，大到“悠悠萬事，唯此為大”的地步。沒有誰教導這一點，現實生活使人明白了。
工作！工作！！工作！！！
國營！國營！！國營！！！
好的或較好的工作，任何一個年代總是有的。
於是，一代人的價值觀念又被引導向傳統的“隧道”，為了一份“國”字號的工作，為了這樣一個單位的工作證，為了這樣一個單位的一身工作服，那些遭它拒棄的我的同代人，究竟如何煞費苦心，究竟如何百折不撓，如何夢寐以求，又是如何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不達目的死不罷休、死不瞑目，也就隻有自己知曉了，個中酸楚豈堪言。
吳振海當年冷眼旁觀這一幕幕話劇——他們的企圖，他曾有過；他們的手段，他曾用過；他們夢寐以求的，他曾得到過；他們達到了目的之後那一種由衷的欣喜和仿佛從此可以終生從容不迫的泰然無慮的安定感，他也曾體會過，也曾真的自我吮咂過那一種慰藉，如同嬰孩津津有味地吮咂自己的手指頭一樣。
但是他卻毅然放棄了。
西方任重而道遠的傳教士到非洲去布道，說：“相信上帝吧，他將指引你們去天堂的路。”
黑人說：“不，我們連人間的路還沒找到呢。”
而當他們相信了上帝以後，教廷卻拿不出那麽多錢為他們蓋教堂，並且，以其上帝全權代理人的身份向他們宣布——上帝也是分成白色的和黑色的……
一代人中不能穿上國營某單位的工作服者——當年他們為數不少——感到又被戲耍了似的，正如相信了上帝的黑人不能心理平衡地接受他們隻配吻非“正式”的十字架一樣。
而穿上了的，在此後兩三年內便穿膩了。他們開始煞費苦心地要脫下，其願望之急迫和強烈一點兒也不亞於他們當初要穿上。他們開始關注本單位、本係統哪些辦公室裏又有誰退休了或即將退休，調走了或即將調走，病故了或即將病故，增添了或即將要增添一個人……
當有幸終於穿上工作服時，他們前麵的人生道路已變得十分明確，也十分狹隘——副科長、科長、副處長、處長、副局長……
人一旦邁上這一條路，便仿佛認為世界上原本隻有這麽一條路。
除了農民，盡管每幾百個中國人裏隻有一兩個在中國式價值觀念的導向之下成功地或自認為成功地走完了他們的一生，但是誰也不能夠反駁，幾乎90％以上的中國人，望著一位局長的身影或他坐的小車時，會認為那是最好的人生。
結果是目前我們的共和國已有三千四百萬行政人員，每年僅行政開支即高達一千四百億元人民幣……
如果玩具對於兒童，僅是一樣東西，那麽兒童的最經常、最活躍的衝動，隻能是占有那一樣東西的衝動。如果在兒童中號召起類似“革命”的大行動，那麽他們首先認定的“革命”對象當然隻能是占有著那一樣東西的同伴。
在人的信仰和人的現實利益占有權之間架設橋梁，有如在教堂和國會之間鋪展紅地毯。人的價值觀念取向的單一，無論精神的抑或物質的，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代人而言，都是原始的存在。
（二）傻瓜，大傻瓜
倘當年促成吳振海和同代人之間的一次對話，結果隻有一個——雙方都認為對方是傻瓜。
一九八二年，也就是在吳振海那次倒黴的“倒煤”行動之後，他出現在北京，出現在我麵前。還有他的妻子，比我低一屆的校友。他們要到北京來找有關部委恩準他們掛靠成立一個什麽公司。那是自一九六八年我下鄉後第一次見到他。他風塵仆仆，麵容疲憊，正發著三十九c的高燒。他找不到地方住，也許還為了省錢，當晚就住在我的單身宿舍，和他的妻子擠在我的單人床上。即使他一個人睡在上麵也會使那張床顯得太小。第二天我請他們夫妻在北影食堂吃了一頓早飯，無非饅頭、鹹菜、米粥。記得在他走前，我鄭重地、語重心長地勸過他。
“振海，求求人情，走走後門，重新回到一個國營工廠去吧！”
“那又怎樣？”
“一切從頭開始，三十多歲，尚為時不晚，好好幹……”
“那又怎樣？”
“隻要你真的好好幹，領導眼睛不瞎的話，是會看到的……”
“我總在想——那又怎樣？我想了十幾年了。”
“你……”
我望著他，像望著一個不肯回頭是岸的大齡“失足青年”，一個根本對不起母親的兒子，一個根本不將“丈夫”和“父親”的責任當成一回事兒的家夥。
我暗想——這個吳振海，不可救藥，完了。
倘大氣環境是不變的，天空與拚塊地板何異？
倘時代是不變的，司馬遷所作與織布女何異？
倘社會是不變的，度日與經年何異？
倘命運是不變的，人與螻蟻何異？
無論任何人，當其作為人具有典型性的時候，歸根結底，意味其“竊取”了時代的典型特征。乞乞科夫是沙俄時代農奴製產生的怪種，愛迪生是美國資本主義科技童年時代的兒子，雅科卡則是當代西方市場經濟激烈競爭中的驕子。所以雅科卡才會說：“都是這個國家給了我這樣的機會！”而伊索的不幸恰恰在於，時代不曾給予他渴望的自由。
十年之後，我第二次見到吳振海時，他已是哈克森公司的董事長，是引進哈爾濱市第一筆外資的人。當我寫此文時，哈克森已是一家綜合開發的合資公司，在世界多個國家擁有十個子公司。
十年中我隻回過哈爾濱幾次，每次行止匆匆，這是我每次不曾見到他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或者坦率地說更主要的原因，是那時我對中國第一代創辦公司的人們，一向持一種極輕蔑的態度。愛默生曾說過：“那些咒罵商業的人將會看到，並且不得不承認，正是商業的規律改變了美國，摧毀了它的封建製，建立起一個美國。”非常慚愧，幾年前，我仍屬於“咒罵商業的人”中的一個。在我的那一本自白性的小冊子《從複旦到北影》中，讀者不難發現我振振有詞而又偏激的言論。其中還談到我在中央黨校的一次“報告”。那之後有位女性讀者給我寫過一封信，論述了與我上麵所引的愛默生的話大致相同的思想，友好地“批駁”了我對商業的敵意。這使我甚為惱怒，複函乏善，言辭咄咄，還用了幾串“國罵”。斯年一九八五年或一九八六年。倒並非是我狂妄自大到一點兒也經不起“批駁”的地步。何況於對方而言，根本談不上什麽“批駁”，不過是互相探討而已。我之惱怒在於——當年我並沒有看到公平的商業原則。老百姓自謀生路的願望，當年仍被體製的玻璃隔在商業時代的外麵，有如饑漢被拒在餐館的門外。商業的原則如果是不平等的，除了使人憎惡，不可能獲得別的態度。
基於以上對現實的看法——不管這一看法是否仍屬偏激，它當年的確是我對現實的看法——我對大多數公司之類持很不屑的態度；對大多數老板，打定主意“老死不相往來”，不管是中學同學也罷，兵團戰友也罷，昔日之友也罷。
是中學同學的一次全班性的聚會，促成了我和吳振海的見麵。聚會需要場所，需要錢，於是大家想到了吳振海，我也想到了吳振海。在需要物質方麵的支持和協助，尤其在需要錢的時候，我們會想起許多似乎早已遺忘了的人。承認這一點固然使我們很尷尬，但事實往往如此。
那一天，我和另外三名中學時代與他非常要好的同學去拜訪他。他誠心誠意地、出手闊綽地請我們吃了一頓昂貴的晚餐。不但爽快答應包攬同學聚會的一切費用，而且高高興興地請我們到他家中敘談。一談我們竟沒完沒了，談到淩晨三點鍾！畢竟，當年同是貧家子，少小饑時分糠饃。他向我們講述了十年來的經曆。成功者的高級皮鞋，包裝的乃是一雙被坎坷之途所磨礪得傷痕累累的腳。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與國營單位毅然辭別的人——十幾年前那無異於精神病者的毅然；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加入過“倒爺”行列的人，十幾年前那需要有堅韌的心理承受能力，以抵禦來自社會各方麵的歧視、輕蔑和種種心理壓迫；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辦公司的人，辦起來了，垮了，又辦，又垮，還辦——十幾年前那是需要破釜沉舟、開弓沒有回頭箭的勇氣的；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組建施工隊的人，十幾年前那是需要具有江湖老大的本領的；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搞房地產開發的人，在哈爾濱市乃至黑龍江省，他當然應被列為最早的“先驅者”之一。
躋身同代人中的“第一批”的行列，在經曆了十年的類乎無名小子闖江湖的不服氣、不認輸、不撞南牆不回頭，撞了南牆也不回頭，仿佛非要把南牆撞個大窟窿的倔而堅的踉蹌奮進之後，他成功了。是在第5個回合才成功的。貸款，蓋樓，預售，以預售資金補充周轉，再蓋再售。這是當年霍英東在香港開發房地產業的謀略，也是十年前深圳、海南的第一批房地產開發者們的襲用經驗。吳振海當然地應被視為第一批學深圳、學海南的哈爾濱人。這不啻一場人和時代所進行的賭博。他押上的是後半生和家庭的存亡。如果在這一回合他也輸了，他將極可能是我的同代人中命運和下場都很悲慘的一個。也許可以這樣說，是時代終於給了他一次做贏家的機會。否則，他不但不可能主辦哈爾濱市第二十九中學三年級九班全體同學的聚會，也許連我們通知他參加，都不知該到哪兒去找他。
成功了的吳振海如是說：“是時代給了我這樣的機會！”
誠哉斯言！盡管他還算不得是雅科卡式的傳奇人物，但我的確感到，他和雅科卡一樣，對時代滿懷由衷的感激之情。
蘇軾在《代侯公說項羽辭》中有言：“來而不可失者時也，蹈而不可失者機也。”
十年裏吳振海是一個時時刻刻伺機而動的人；十年來他活著的態勢時時刻刻猶如箭在弦上；十年來他活得比許許多多同代人都累；十年來許許多多同代人在似有似無中尋找悠閑，而這一個吳振海在一無所有中尋找著冒險。
我們對時代稍加研究，便會發現時代原來具有這樣的稟性：它一向隻欣賞兩類人——甘願按照它的要求去活的人和違逆它的願望並且最終成為勝利的挑戰者的人。它因欣賞前者而獎賞他們，為的是使他們更符合它的要求，對它的權限更不敢越雷池半步。它對後者照例是不予獎賞的，非但不予，且每以懲劍懸其頭頂。它欣賞他們大抵隻在它確感需要他們的時候，亦即我們叫作“轉折”的時候。這種時候他們的叛逆和挑戰的勇氣及其精神，是促它嬗變的催化劑和促它轉折的推動力。正如蛇有時需將身體夾在樹杈之間完成蛻皮一樣。沒有它的那些叛逆者和挑戰者，一個時代是不能從它舊的軀殼之中擺脫出來獲得新生的，為此它才慷慨地獎賞他們。這種獎賞往往是一次性的，是無比豐厚的。其後它不再賜惠於他們，因為它已經獎賞了他們至關重要的千載難逢的時機，而且一並加上了明天。事實也正如此，那些在時代的轉折關頭把握住了時機，並且由此獲得了成功的人，他們的成功將具有令人信心十足的延續性，因為他們乃是和一個新時代同時誕生的，而一個新時代的壽數，通常是按世紀來計算的。新時代需要它的推動者陪伴同行。至於那些曾被它欣賞過、青睞過甚至恩寵過的人們，或者被它留在舊皮上，或者在它完成痛苦的轉折的時候，分擔它的痛苦並和它一起嬗變。它最不欣賞的也許是那樣一些人們——既不曾在昨天被它當作典範而重視，今天又對它的轉折麻木不仁的人。它在今天不暗示給他們任何機會，它也不在明天留給他們什麽。它對他們無轍亦無奈，正如他們對它也是那樣。匪今斯今，亙古如茲！
我聽著吳振海的講述，望著他那張二十多年後並未改變多少的我所熟悉的臉，頭腦中飄飛著紛亂的思想絮片。我在心裏對自己說：梁曉聲你必須重新認識你這個中學同學。他身上生長著和你截然不同的鱗，你如果搞不明白這是為什麽，又如何能認識現實？
我問：“你當年究竟怎麽想的？”
他反問：“哪一時期的當年？”淡淡一笑，又說，“今天以前對於我都是當年。”
我說：“一九八二年，你到北京，我勸你‘改邪歸正’的當年。”
他說：“那也太便宜了吧？”
我又問：“什麽意思？”
他說：“如果我當年聽了你的規勸，現在又能怎樣？一個中國人，如果從二十歲起便將自己永久地、完全地交付給一個單位，到他退休，不過從單位那裏得到十幾萬人民幣，合兩萬多美金。我們的父兄輩不都是這麽活過來的嗎？可一個人最好的四十年生命，難道真的就值兩萬多美金嗎？換一種活法的可能性真的就沒有嗎？我們中國人都說活得很累，其實最累的是國家。精疲力竭的國家，終於不得不換一種存在方式了。所以不管是誰，不管情願不情願，都必須換一種活法了。”
我問：“你從什麽時候開始這麽想的？”
他說：“從我父親病退那一年。幹了一輩子，領著退休金病退了。其中70％的退休金還是出於對他的特殊照顧。可靠那每月四十多塊錢，我們一家六口怎麽生活？我父親那天一到家裏就哭。我躲出家門，躲到一個別人看不見的地方，也哭了。我對自己發誓——將來我如果不能走一條和父親不同的路，我根本就不活到退休那一年。”
他的林肯車將我送回家，我徹夜難眠。
閉上眼睛，我仍能憶起當年他家的情形：六口人窘居在兩間小屋，裏外間合起來不足二十平方米。外間是廚房，搭了窄鋪睡人，似乎便是他睡。他是長子，上有一姐，下有一弟一妹。幸而他的母親是個很善於持家的女人，緩解了窮困對這樣一個家庭的壓迫。我清楚地記得當年他家廚房在哪個位置擺放碗櫥，碗櫥上放著怎樣的一個糖罐。在他家學習的我，隔會兒便借口出去一次，為的是從那糖罐裏摳一勺砂糖吃。學校組織春遊，他帶的餅被我一路吃掉了一半……
他是班裏最早的團員之一，還是我的入團發展人。從初一到初三，他始終是班幹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