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呀，”他聽見準將說，“隻要咱們向日本人投下一兩枚這種炸彈。”
帕格和帕米拉在安德魯斯機場接拜倫。自從收到了拜倫從關島寄來那封很親切的信，帕格就猜想他兒子會熱烈地擁抱他，但現在卻是拜倫那樣熱烈地擁抱帕米拉，使他感覺到自己是勝利了。拜倫緊摟住他新過門的後母吻著，抓住了她的肩膀，一麵從頭到腳打量她，一麵蓋過了軍事空運局飛機起飛的吼聲大喊：“你知道嗎？要是我叫你媽媽，那才怪哩。”
她高興得哈哈大笑。“那麽，叫帕米拉怎麽樣？”
“就照老樣吧，”拜倫說，“那樣容易記。爸爸，有消息嗎？”
“你從舊金山打電話來以後嗎？沒消息。”
“你是說，她要進療養院嗎？什麽時候去？”
“後天。”
“我想看看拉賓諾維茨的信。”
“喏，這兒。還有一封她的信。”
帕米拉駕著車橫衝直撞地趕回華盛頓，拜倫隻顧看他的信。“她像是好一點兒了。爸爸，我沒法搭上去歐洲的飛機。我在舊金山打了幾個小時電話，想辦法能夠先走。”
“你請了幾天假？”
“三十天。不大夠哩。”
“我明兒也要乘飛機去那兒。”
“去哪兒？”
“柏林，波茨坦。”
“天啦，那可好極了。我休假之前，先要去斯魏因斯明德報到。我可以請求跟你一起去嗎？”
帕格嘴角邊勉強皺起了微笑。“讓我試試。”
那天在狐狸廳路和母親共進午餐，要比拜倫預料的更為愉快。彼得斯準將沒去。（在洛斯阿拉莫斯說要給日本人投下一兩枚炸彈的那個人，原來就是他。）傑妮絲來了，穿著一條直筒裙和一件素棕色上衣，戴著眼鏡，拿著公事皮包。她不肯喝酒。暑假裏她在“山上” 工作，怕喝了酒發困。她人發胖了，不大修飾，把頭發一直攏到頭後麵。她娓娓動人地談到法律學校畢業後的打算。拜倫接觸到她的眼光，隻覺得她在親切和懂事的神情中透出了機警。她給小維克多拍的那些快照很像華倫在幼兒園裏拍的，拜倫看了很難過，但是羅達卻對它們發出做祖母的那種愛憐的聲音。
“媽媽酒喝得太多了。”那天晚上拜倫在公寓裏對他父親說。
“她有時候會一陣子貪酒。你說太多，是喝了多少？”
“午飯前兩杯威士忌蘇打，吃雞丁沙拉的時候又是兩瓶白葡萄酒。葡萄酒幾乎是她一個人給包了。”
“那喝得太多了。我知道，她因為要見到你，就感到緊張。她對我說過。”
“搭飛機的事怎樣啦？”
“明兒早晨把行李打好，跟我一起去。最多是他們把你趕了出來。”
“我根本沒打開行李。”
一位急使乘了專機，把洛斯阿拉莫斯的一些文件和照片趕緊送往波茨坦去給史汀生國務卿和杜魯門總統，而帕格就是搭那架飛機去的。這條消息不敢用電話或電報通知。它仍舊是一條絕密消息。隻用隱語拍了一份簡短的海底電報給總統，說一個健康的“嬰兒”誕生了，於是總統就通知了丘吉爾。所以這兩個人知道了這件事。很可能斯大林也知道了，因為洛斯阿拉莫斯一位主要負責的科學家是個忠實的共產黨間諜。否則它始終是一條絕密消息。因此拜倫很快抵達歐洲，他搭的這架急使的專機終於使局勢急轉直下。真所謂吹來了一陣惡風。
“我們沒有理由擔心他不會活著，”拉賓諾維茨說，“她讓他逃出了德國人的虎口。瞧她真敢當機立斷，我認為這都虧了她。”
“我要去找他，可這件事從哪裏著手好呢？”
“這是另一個問題。這問題非常棘手。”
他們在納伊的一個露天咖啡茶座上喝咖啡，等候娜塔麗午睡醒來。“別去跟她談那些事情，”拉賓諾維茨說，“時間不可以呆得太久，這一次還不可以。她會受不了的。”
“我們肯定會談到路易斯的。”
“那就談得含糊點兒吧。隻告訴她，說你要去找他。二十五天時間不多，但你還是可以試一試。”
“最好是從什麽地方開始呢？”
“日內瓦。在那兒你可以找到為兒童匯訂的大卡片，那兒有紅十字會、紅聯、世界猶太人代表大會。它們也開始在那兒編製互見索引。去過日內瓦，再回到巴黎來。我們這兒有一些匯訂的文件。我可以讓你知道許多難民營，它們收留了很多兒童。”
“我為什麽不直接去布拉格呢？他肯定在那兒附近。”
“布拉格我已經去過了。”拉賓諾維茨像老年人那樣無精打采地對著咖啡。他需要刮胡子了；他那雙瞘充血的眼睛腫得幾乎像是合攏了。“所有四個收留兒童的中心，我都去過了。我核對了卡片索引，查看了四歲大的兒童。即使他們在一年內改變了許多，我相信還是認得出他的。至於娜塔麗所說的那所農舍，它已經被燒得精光，隻剩下一片野草和荒地。鄰舍多半已經不知去向了。隻有一個農人肯談一些情況。他說記得有那麽一個孩子，還說那些人沒遭到屠殺，他們都逃了。德國人搶劫了一所空房子。不管怎樣吧，反正他是這樣說的，你能知道的也就是這一點兒。所以，這件事很棘手。好在兒童能吃苦，再說路易斯又是一個健壯的孩子，他人挺精神。”
“我明兒就去日內瓦。”
拉賓諾維茨望了望牆上的鍾。“她現在該醒了。你需要我陪著你嗎？”
“好的。你瞧，隻是剛見麵的時候需要。”
“我也不能多呆。拜倫，她對我說過不止一次：如果真能找到路易斯，她要帶他去巴勒斯坦。”
帕格和帕米拉在安德魯斯機場接拜倫。自從收到了拜倫從關島寄來那封很親切的信，帕格就猜想他兒子會熱烈地擁抱他，但現在卻是拜倫那樣熱烈地擁抱帕米拉，使他感覺到自己是勝利了。拜倫緊摟住他新過門的後母吻著，抓住了她的肩膀，一麵從頭到腳打量她，一麵蓋過了軍事空運局飛機起飛的吼聲大喊：“你知道嗎？要是我叫你媽媽，那才怪哩。”
她高興得哈哈大笑。“那麽，叫帕米拉怎麽樣？”
“就照老樣吧，”拜倫說，“那樣容易記。爸爸，有消息嗎？”
“你從舊金山打電話來以後嗎？沒消息。”
“你是說，她要進療養院嗎？什麽時候去？”
“後天。”
“我想看看拉賓諾維茨的信。”
“喏，這兒。還有一封她的信。”
帕米拉駕著車橫衝直撞地趕回華盛頓，拜倫隻顧看他的信。“她像是好一點兒了。爸爸，我沒法搭上去歐洲的飛機。我在舊金山打了幾個小時電話，想辦法能夠先走。”
“你請了幾天假？”
“三十天。不大夠哩。”
“我明兒也要乘飛機去那兒。”
“去哪兒？”
“柏林，波茨坦。”
“天啦，那可好極了。我休假之前，先要去斯魏因斯明德報到。我可以請求跟你一起去嗎？”
帕格嘴角邊勉強皺起了微笑。“讓我試試。”
那天在狐狸廳路和母親共進午餐，要比拜倫預料的更為愉快。彼得斯準將沒去。（在洛斯阿拉莫斯說要給日本人投下一兩枚炸彈的那個人，原來就是他。）傑妮絲來了，穿著一條直筒裙和一件素棕色上衣，戴著眼鏡，拿著公事皮包。她不肯喝酒。暑假裏她在“山上” 工作，怕喝了酒發困。她人發胖了，不大修飾，把頭發一直攏到頭後麵。她娓娓動人地談到法律學校畢業後的打算。拜倫接觸到她的眼光，隻覺得她在親切和懂事的神情中透出了機警。她給小維克多拍的那些快照很像華倫在幼兒園裏拍的，拜倫看了很難過，但是羅達卻對它們發出做祖母的那種愛憐的聲音。
“媽媽酒喝得太多了。”那天晚上拜倫在公寓裏對他父親說。
“她有時候會一陣子貪酒。你說太多，是喝了多少？”
“午飯前兩杯威士忌蘇打，吃雞丁沙拉的時候又是兩瓶白葡萄酒。葡萄酒幾乎是她一個人給包了。”
“那喝得太多了。我知道，她因為要見到你，就感到緊張。她對我說過。”
“搭飛機的事怎樣啦？”
“明兒早晨把行李打好，跟我一起去。最多是他們把你趕了出來。”
“我根本沒打開行李。”
一位急使乘了專機，把洛斯阿拉莫斯的一些文件和照片趕緊送往波茨坦去給史汀生國務卿和杜魯門總統，而帕格就是搭那架飛機去的。這條消息不敢用電話或電報通知。它仍舊是一條絕密消息。隻用隱語拍了一份簡短的海底電報給總統，說一個健康的“嬰兒”誕生了，於是總統就通知了丘吉爾。所以這兩個人知道了這件事。很可能斯大林也知道了，因為洛斯阿拉莫斯一位主要負責的科學家是個忠實的共產黨間諜。否則它始終是一條絕密消息。因此拜倫很快抵達歐洲，他搭的這架急使的專機終於使局勢急轉直下。真所謂吹來了一陣惡風。
“我們沒有理由擔心他不會活著，”拉賓諾維茨說，“她讓他逃出了德國人的虎口。瞧她真敢當機立斷，我認為這都虧了她。”
“我要去找他，可這件事從哪裏著手好呢？”
“這是另一個問題。這問題非常棘手。”
他們在納伊的一個露天咖啡茶座上喝咖啡，等候娜塔麗午睡醒來。“別去跟她談那些事情，”拉賓諾維茨說，“時間不可以呆得太久，這一次還不可以。她會受不了的。”
“我們肯定會談到路易斯的。”
“那就談得含糊點兒吧。隻告訴她，說你要去找他。二十五天時間不多，但你還是可以試一試。”
“最好是從什麽地方開始呢？”
“日內瓦。在那兒你可以找到為兒童匯訂的大卡片，那兒有紅十字會、紅聯、世界猶太人代表大會。它們也開始在那兒編製互見索引。去過日內瓦，再回到巴黎來。我們這兒有一些匯訂的文件。我可以讓你知道許多難民營，它們收留了很多兒童。”
“我為什麽不直接去布拉格呢？他肯定在那兒附近。”
“布拉格我已經去過了。”拉賓諾維茨像老年人那樣無精打采地對著咖啡。他需要刮胡子了；他那雙瞘充血的眼睛腫得幾乎像是合攏了。“所有四個收留兒童的中心，我都去過了。我核對了卡片索引，查看了四歲大的兒童。即使他們在一年內改變了許多，我相信還是認得出他的。至於娜塔麗所說的那所農舍，它已經被燒得精光，隻剩下一片野草和荒地。鄰舍多半已經不知去向了。隻有一個農人肯談一些情況。他說記得有那麽一個孩子，還說那些人沒遭到屠殺，他們都逃了。德國人搶劫了一所空房子。不管怎樣吧，反正他是這樣說的，你能知道的也就是這一點兒。所以，這件事很棘手。好在兒童能吃苦，再說路易斯又是一個健壯的孩子，他人挺精神。”
“我明兒就去日內瓦。”
拉賓諾維茨望了望牆上的鍾。“她現在該醒了。你需要我陪著你嗎？”
“好的。你瞧，隻是剛見麵的時候需要。”
“我也不能多呆。拜倫，她對我說過不止一次：如果真能找到路易斯，她要帶他去巴勒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