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從波士頓得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


    “柏藥店查看了他們自1985年以來的記錄,給勞迪啞·凡·何文配藥的方子隻是給一次眼科傳染病和一些婦科病的。”“野嘴”在電話裏漫不經心地說,“而且這些藥方都不是阮德爾·依貝哈特開的。”


    “也許她去的是另一家藥房,她沒有把名字記正確。”


    “我現在就去查,小塞納瑞塔。”


    這一時刻我對“野嘴”的幽默絲毫也不感興趣。他盡力屏住呼吸的聲音暴露了他的擔心,而且這種擔心立即傳染給我,使我的腎上腺素陡然加快了分泌。


    “我們有麻煩了,不是嗎?”


    “並非沒有機會。”


    “是的,我們還有。”但恐慌在急劇增加。“在公園裏她一定對我們撒了謊。”


    “那麽,現在她的那一套說法根本就沒有任何意義了。”他越是再多作些假定,我就越感到船沉得更快。“她為什麽要製造出這樣的事端來了?”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我們得替她找到指控依貝哈特越權開藥的其他根據,否則的話我們就沒有了確證證人。”


    “我聽聽你能有些什麽意見。”


    “你得到她的醫院記錄沒有?”


    “還沒有時間——”


    “我去做。”我粗魯地打斷道,一下子掐斷了電話。


    幾分鍾以後我接通拉諾嚴大夫,阮德爾·依貝哈特在新英格蘭長老會女執事醫院的前老板,他滿口承諾說下午去查凡·何文的檔案表,他的英國口音富有節奏,顯得很動聽。在我的經驗中,即使最有修養的人如果有機會和fbi共事一番也會興奮不已的。


    局裏要求每六個月對我們進行一次體能測驗,所以每周在你的時間表上就可以開列三個小時時間用以進行鍛煉,所以對我來說,每天穿過停車場到位於色普維達的“韋斯特伍德公共娛樂中心”的遊泳池裏遊個二十二分鍾每哩就決不隻是為了消遣混日子。我如此急切地渴望到那裏去沒有別的意圖,隻是想一頭紮進水道裏遊個痛快。把精神的焦點對準對麵壁上的大十字紋,盡情享受運動中充分的技巧性的樂趣,幹淨利落的轉身,揮臂入水的節奏,池水在皮膚上的滑動,胸腔所承受的壓力,每個晚上都從疲勞中重新振作;今天我的體力應付有餘,甚至戰勝了一位穿橙色泳衣的小姐的挑戰,她遊的是水池中央的快水道,這起碼給她增加了十分之一的作用力。


    我披著濕漉漉的頭發回到辦公室。一次酣暢淋漓的運動之後找感到徹底放鬆下來,又有精力可以應付任何事情。回來就遇上幸運的事,羅莎琳給我留了條子讓我打電話給波士頓的拉諾嚴大夫。


    “克勞迪婭·凡·何文是因為在一次汽車事故中的骨折和外傷而接受治療的。”醫生熱情地告訴我,“在此以前,她因為有各種病症,從壓抑到精神分裂症,所似接受了長時間的精神病醫治,直到後來被送入佐治亞瑞文紐學院接受治療,實際上診斷為分裂性個性失調,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多重性格失調。”


    “明白了。你是說她屬於那種具有不同的聲音和性格的人?”


    “對。”


    “那不是很不尋常嗎?”


    “分裂性個性失調可能比你們認識的要普遍得多。它是一種精神機製,是為了避免確實地變成另外一個人造成的創傷。在凡·何文小姐的病例中,病情似乎是從早期青春期就開始了,導因於一個鄰居的性虐待。從這份記錄中看得出來,”他繼續說,“有二十三個人對此提供了證明,包括一個名叫阿倫的放肆的男人。”


    “她說阿倫是她的拯救者。”


    “是的,一些病人把某種改變者當作‘拯救者’——其實就是,拯救她的性格,當你和她談話的時候你是否注意到有什麽轉換?”


    “轉換?”


    “你是否看見她通過改變發音方式或者體態變成別的人—一”


    “耶酥,不。”一陣戰栗傳遍我的全身。


    “很有趣。”


    作了很大的努力以跟得上醫生的意思:“那麽我們能相信她告訴我們的關於依貝哈特大夫的事嗎?”


    “那可能是靠不住的。”


    “但是她看起來非常的有理性。她有頭腦,還害羞——她說她能演奏小提琴。”


    “那可能是她的叫作貝基的那一重人格。”


    “貝基!那是什麽——‘邊緣地帶’?瞧啊,她有丈夫和孩子,她正推著一輛嬰兒車呢。”


    “你確實看到那孩子了嗎?”


    “沒有。但是那時正開始下雨。”這似乎解釋不了任何問題。


    拉諾嚴大夫的音調十分克製:“我很抱歉不得不告訴你,我非常懷疑在推車裏是否真有一個嬰兒。”


    這個想法,她出來站在冷風中隻是裝作在照看一個嬰兒——我認為的那兒有個嬰兒——讓我產生了畏懼感。最後我問:


    “從你的專業觀點來看,考慮到她的處境,有什麽辦法可以讓克勞迪姬·凡·何文在法庭上,做一個可靠的證人嗎?”


    “最終地?沒有機會。”


    我掛上了電話,把頭埋在我的手掌裏,希望從這堆亂麻中理出一條線索,掛在衣帽架上的“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的袖子和胸口被風吹動,挺了起來,就像有一團熱空氣在裏麵膨脹起來一樣。


    我沒有了確證證人。


    而高羅威等著明天就要結果。


    我可以向我的老板哀訴,我曾經保證凡·何文是個好姑娘,但是波士頓的那個老酒鬼沒能查明她的資格,結果把事情搞糟了,盡管我現在非常憤怒,但是我不能為了我自己而出賣“野嘴”。一封指責信將隻會對他的退休不利,而即便是這樣做,也根本不能解決我的問題,我能出示什麽有力的證據來證明阮德爾·依貝哈特有罪呢?


    我坐在那兒好長時間,心裏像有隻老鼠在爬,用它尖利的爪子挖著我的心房。我做著筆記,畫著圖表,但我看不到有什麽辦法能“製造”一個案子來對付醫生。我們能掌握的隻是一個戲子不可信的故事。這時電話鈴響了,而且就是簡娜·瑪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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