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商業觀點是當開發一種新的方法或者新的裝置時，就要想到用它製造出產品。如果我們搞一項發明僅僅隻是為了顯露一下小聰明，或者作為一種學術練習，那麽它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我們相信，利用掌握的技術創造人們能夠使用的產品是很重要的。這就是我早就說過的三種創造的理論：技術創造、產品規劃創造和市場經銷創造。電子工業有獨特的優勢，由於技術上的先進性，我們可以創造全新的產品，汽車製造商就不能做到這一點，家具製造商和飛機製造商也都不能做到這一點。我們可以製造出以前從來不存在的東西，可以向人們展示這些東西將如何豐富他們的生活。
但是我必須說，相互競爭的公司在歐洲召開第一次會議時出現過令人十分尷尬的場麵。在會上，日方對於未來的技術發表了各種各樣的意見。一位歐洲的代表說：“等一等，你根本不是在談論家用電器，你是在談論高技術。這與消費者沒有關係。”
我回答說：“不，這正是錯誤之所在。你看，再過十年，現在的高技術就會在消費者的手中得以應用。”
他還是不得要領，又問道：“你是說再過十年，高技術和消費品工業就會混為一體嗎？”
我說：“不，並非如此。再過十年所謂的高技術將會與今天的高技術不一樣。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稱作高技術的東西將很快就會變成尋常之物，成為消費者手中可以應用的技術，可能你的客戶就可以用到它們。”幾年之前還沒有人想像得到他們將會在家裏用到激光。
通過這樣的交流，我想，他們最終了解了我們，以後的會議都很順利。我反複強調過產業界必須通過新的技術拓寬貿易的範圍，新技術的擁有者應該用許可證的方法推廣新技術。例如光盤，索尼和飛利浦公司對很多人轉讓了許可證，正因為如此，這項產業才得以發展，但是由於一些經理膽子太小，從一開始就對它有一種厭惡的態度，使得它的發展速度比預計的要慢。我鼓勵其它行業的人也像我們對研究和設計那樣勤奮努力，邀請他們加入我們的隊伍來共同開創市場。美國和歐洲都沒有什麽人響應，其實我們正是從美國和歐洲學到了這一招，但他們卻忘卻了自己的教訓。
阻礙發展貿易的另一個例子是歸一稅，美國的好幾個州都把它寫入了法律。根據這個稅法，一家海外公司的子公司被要求報告它在世界範圍內的收入，還要按照整個公司的營業、而不是僅僅按照在那個州內的交易來估算納稅額。僅是呈交所有的賬本本身就要花掉不少的錢，即使整個公司盈利，如果子公司要交納高額稅金，也會造成虧損，這好像不太公平。我一直感覺到商人應該交納一定份額的稅金，也應該遵守當地國家的全部法律和規章製度。小愛德蒙.布朗在任加利福尼亞州的州長時很擁護歸一稅，但我認為它隻是對外國商人的打擊。美國其它的一些州也通過了或者正在準備通過類似的法律，我們在日本經濟組織聯盟中的一些人決定對此發表我們的意見。聯盟中的公司成員做了一個調查，結果表明870個公司中大約170個準備到美國去謀求發展，或者有了這種計劃。但是歸一稅使得每個潛在的投資者到美國建廠之前都不得不重新考慮。
當時美國大約有二十個州在東京設了代表處，我們與他們都進行了商談，向他們解釋我們要在美國投資建廠的想法，清楚地表明我們的一致意見，歸一稅是對投資的阻礙，任何州隻要征收這個稅就意味著失去新的就業機會、建設合同和一切新的稅金。1984年，我們不以反對歸一稅作為主要任務，而是以經組聯“投資環境調查委員會”名義，組織了三個代表團訪問美國。我們分組訪問了二十三個州，幾乎占了美國的一半。分給我的小組是幾個最難對付的州，包括俄勒岡、印地安那和加利福尼亞州。
出乎意料，盡管我們從華盛頓聽到不少的批評言論，我們受到的接待卻是極其隆重的。在俄勒岡州，州長通過包括電視在內的新聞媒介公布了我們的來訪。州政府動用了五架直升飛機，讓我們每兩個人乘坐一架，去查看廠址，也讓我們飽覽了當地的風光。他們對我們非常慷慨大方。
在每個停留的地方他們都要求我發表講話。我在各處講話都是試圖說明我們努力工作是為了增進世界貿易，以實際的方式來減少美國和日本之間的貿易不平衡。我說，在美國生產產品，來之日本的直接出口將會減少，美國的就業機會將會增加。這就意味著要上繳更多的稅，我感覺到因為這件事對我們大家都有好處，所以應該受到歡迎。
我在俄勒岡說：“我們的委員會的目標是促進調查，不能讓每個公司都到美國來調查這種可能性，所以我們決定把我們發現的東西都總結起來，再向我們的成員公司提出報告。在我需要了解的信息中也包括你們是否打算征收歸一稅。”我坦率地告訴他們，我們認為這種稅是不公平的。
俄勒岡州的州長維克多.阿提葉對我說：“我與你對歸一稅有同樣的感覺。我將對你的說法表示支持，請為取消歸一稅而繼續努力吧。”他還說俄勒岡的法律肯定是要修改的。但是我對他說：“你一個人說要取消它還不夠，因為我知道你還需要與立法機關爭執一番。作為這個小組的領導人，我不能回去報告說俄勒岡的州長要求我們相信他，他已經說過要取消歸一稅。”也許我低估了俄勒岡的政治家，最後的結果是在我們訪問後不久俄勒岡州的歸一稅就被取消了。
我們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直到今天加利福尼亞州仍在堅持征收歸一稅。他們是始作俑者，所以他們還難以咽下這口氣。前州長布朗至今還是相信歸一稅是正確的、合適的。他說，大公司不想交這個稅，因為他們不願意透露出他們真實的經營狀況。其實原因比這還簡單，他們覺得這種稅不公平，如果隻是為了給別的國家創造就業機會和刺激經營環境就要在錯誤的基礎上計算他們的利潤，從而要求他們納稅，他們是不願意出這個錢的。加利福尼亞州現任州長喬治.丟克梅傑說過，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歸一稅對加利福尼亞州不利。但在我寫本書的時候那裏的歸一稅還沒有取消。
但是我必須說，相互競爭的公司在歐洲召開第一次會議時出現過令人十分尷尬的場麵。在會上，日方對於未來的技術發表了各種各樣的意見。一位歐洲的代表說：“等一等，你根本不是在談論家用電器，你是在談論高技術。這與消費者沒有關係。”
我回答說：“不，這正是錯誤之所在。你看，再過十年，現在的高技術就會在消費者的手中得以應用。”
他還是不得要領，又問道：“你是說再過十年，高技術和消費品工業就會混為一體嗎？”
我說：“不，並非如此。再過十年所謂的高技術將會與今天的高技術不一樣。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稱作高技術的東西將很快就會變成尋常之物，成為消費者手中可以應用的技術，可能你的客戶就可以用到它們。”幾年之前還沒有人想像得到他們將會在家裏用到激光。
通過這樣的交流，我想，他們最終了解了我們，以後的會議都很順利。我反複強調過產業界必須通過新的技術拓寬貿易的範圍，新技術的擁有者應該用許可證的方法推廣新技術。例如光盤，索尼和飛利浦公司對很多人轉讓了許可證，正因為如此，這項產業才得以發展，但是由於一些經理膽子太小，從一開始就對它有一種厭惡的態度，使得它的發展速度比預計的要慢。我鼓勵其它行業的人也像我們對研究和設計那樣勤奮努力，邀請他們加入我們的隊伍來共同開創市場。美國和歐洲都沒有什麽人響應，其實我們正是從美國和歐洲學到了這一招，但他們卻忘卻了自己的教訓。
阻礙發展貿易的另一個例子是歸一稅，美國的好幾個州都把它寫入了法律。根據這個稅法，一家海外公司的子公司被要求報告它在世界範圍內的收入，還要按照整個公司的營業、而不是僅僅按照在那個州內的交易來估算納稅額。僅是呈交所有的賬本本身就要花掉不少的錢，即使整個公司盈利，如果子公司要交納高額稅金，也會造成虧損，這好像不太公平。我一直感覺到商人應該交納一定份額的稅金，也應該遵守當地國家的全部法律和規章製度。小愛德蒙.布朗在任加利福尼亞州的州長時很擁護歸一稅，但我認為它隻是對外國商人的打擊。美國其它的一些州也通過了或者正在準備通過類似的法律，我們在日本經濟組織聯盟中的一些人決定對此發表我們的意見。聯盟中的公司成員做了一個調查，結果表明870個公司中大約170個準備到美國去謀求發展，或者有了這種計劃。但是歸一稅使得每個潛在的投資者到美國建廠之前都不得不重新考慮。
當時美國大約有二十個州在東京設了代表處，我們與他們都進行了商談，向他們解釋我們要在美國投資建廠的想法，清楚地表明我們的一致意見，歸一稅是對投資的阻礙，任何州隻要征收這個稅就意味著失去新的就業機會、建設合同和一切新的稅金。1984年，我們不以反對歸一稅作為主要任務，而是以經組聯“投資環境調查委員會”名義，組織了三個代表團訪問美國。我們分組訪問了二十三個州，幾乎占了美國的一半。分給我的小組是幾個最難對付的州，包括俄勒岡、印地安那和加利福尼亞州。
出乎意料，盡管我們從華盛頓聽到不少的批評言論，我們受到的接待卻是極其隆重的。在俄勒岡州，州長通過包括電視在內的新聞媒介公布了我們的來訪。州政府動用了五架直升飛機，讓我們每兩個人乘坐一架，去查看廠址，也讓我們飽覽了當地的風光。他們對我們非常慷慨大方。
在每個停留的地方他們都要求我發表講話。我在各處講話都是試圖說明我們努力工作是為了增進世界貿易，以實際的方式來減少美國和日本之間的貿易不平衡。我說，在美國生產產品，來之日本的直接出口將會減少，美國的就業機會將會增加。這就意味著要上繳更多的稅，我感覺到因為這件事對我們大家都有好處，所以應該受到歡迎。
我在俄勒岡說：“我們的委員會的目標是促進調查，不能讓每個公司都到美國來調查這種可能性，所以我們決定把我們發現的東西都總結起來，再向我們的成員公司提出報告。在我需要了解的信息中也包括你們是否打算征收歸一稅。”我坦率地告訴他們，我們認為這種稅是不公平的。
俄勒岡州的州長維克多.阿提葉對我說：“我與你對歸一稅有同樣的感覺。我將對你的說法表示支持，請為取消歸一稅而繼續努力吧。”他還說俄勒岡的法律肯定是要修改的。但是我對他說：“你一個人說要取消它還不夠，因為我知道你還需要與立法機關爭執一番。作為這個小組的領導人，我不能回去報告說俄勒岡的州長要求我們相信他，他已經說過要取消歸一稅。”也許我低估了俄勒岡的政治家，最後的結果是在我們訪問後不久俄勒岡州的歸一稅就被取消了。
我們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直到今天加利福尼亞州仍在堅持征收歸一稅。他們是始作俑者，所以他們還難以咽下這口氣。前州長布朗至今還是相信歸一稅是正確的、合適的。他說，大公司不想交這個稅，因為他們不願意透露出他們真實的經營狀況。其實原因比這還簡單，他們覺得這種稅不公平，如果隻是為了給別的國家創造就業機會和刺激經營環境就要在錯誤的基礎上計算他們的利潤，從而要求他們納稅，他們是不願意出這個錢的。加利福尼亞州現任州長喬治.丟克梅傑說過，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歸一稅對加利福尼亞州不利。但在我寫本書的時候那裏的歸一稅還沒有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