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拉走後,並沒有信來。一個月過去了。我怕走近信箱,我總覺得我將在它裏邊得到無情的消息……這是最難過的日子,充滿了最折磨人的、最痛苦的等待。卓婭去後我都沒像這樣等得難過,因為在那時候我還不了解什麽是失掉孩子,現在我了解了。


    有時候驚疑纏繞我太甚,我就設法逃避它,好像是真可以躲避自己本人和逃避自己的思想似的……我在街上走,我想盡力使自己疲倦,以便回到家裏立刻就能睡著。但是這種辦法有效的時候很少。無論我走過多少條街,走了多少裏路,以後仍然是差不多通宵地在床上睜眼躺著。


    我時常步行到諾伏捷維奇公墓卓婭的墳上去。有一次,當我走近卓婭的墳墓時,我看見在它旁邊有一個寬肩膀的軍人。


    在我更走近時他就轉過身來了。這是一個年約35歲,麵貌開朗眼神敏銳的人,我覺得他似乎想說什麽話。我看了看他,等他說話,可是他遲疑了一會兒就走開了。我忘記他了。在臨離開這裏時,我又在一條小路的轉角地方遇見了他,他迎著我走來了。


    “您是柳鮑娃·齊莫菲耶夫娜嗎?”他猶疑地問。


    “是啊。”我莫名其妙地回答了。


    這時候他就介紹了自己:


    “我是裏多夫。”


    我並沒忘掉這個名字:《真理報》上關於遊擊隊員丹娘壯烈犧牲的報道就是他寫的呀……


    我緊緊地握了裏多夫的手……我們沿著小道兒慢慢地向出口走去了。


    我真心地說道:“認識了您,使我非常愉快,我早就想見見您……”


    我們就像多年的朋友那樣開始了談話,他對我講了他怎樣最初地聽到了關於卓婭的事。他當時在莫禮伊斯克附近的一個半毀壞了的小農舍裏過夜,在人們差不多全睡著了的時候走進一個老年人來取暖,他挨近裏多夫躺在地下了。


    裏多夫說道:“我聽見了,老年人睡不著覺,他歎息,呻吟,覺得難受。我就問:‘往哪兒去呀,老大爺?你怎麽老哎喲啊?’”


    這時候老年人就告訴了裏多夫說,他聽說希特勒匪徒們在彼得裏斜沃村子裏絞死一位姑娘,詳細情況他一概不知道。


    他隻是重複著說:“要絞她了,可是她還演說……”


    裏多夫馬上到彼得裏斜沃村去了。從這夜起他就連續不停地調查了10天有關自稱丹娘的無人認識的姑娘犧牲時的一切詳細情況。他僅僅采取了事實,因為他確信事實的聲音一定比記者個人的話更響亮。


    “為什麽您一次也沒到我家去過呀?”我問。


    “我怕給您添煩惱。”他率直地回答說。


    “您在前線上很久了嗎?”


    “從戰爭的第一小時起我就在前線上,”他說,“那時候在莫斯科人們還不知道有戰爭哪!6月23日我在明斯克,我是駐在那裏的《真理報》記者……這是很有趣的事。”他沉思地補充說,接著他就微笑地回憶了他在逃避瘋狂的空襲跑入電報局的地下室的時候,在那裏人們還交給了他一件前一天由莫斯科給他拍來的電報。


    這是一件完全太平年月的電報。編輯部要求裏多夫寫一篇通訊,報告一下收獲運動準備得怎樣了。他將電報藏在衣袋裏,就坐著自己的汽車急速到部隊裏去了。那個部隊當時正在準備防守的戰鬥,明斯克的街上已經到處起火了,空襲一直沒停止。


    裏多夫當天就給《真理報》發去一篇通訊,但其中談的並非收獲問題。


    他用很簡單的話述說了這一切事情。我一邊走,一邊聽著他,一邊在想:有時候認識一個人很多年,但是不了解他。


    現在我和裏多夫在一起不足一小時,並且他關於自己的事也沒講很多,可是我卻了解他很多,我了解了最主要的。我了解他是直爽、忠實、勇敢、鎮靜的人,他會控製自己,什麽時候也不驚慌。我了解他能在困難的戰場環境裏,不是用話語,而是用事實,用自己的一切行動教給周圍的人們鎮靜和堅持。


    “今天我又要上前線去。”他在臨別時對我說,並且又小聲地補充道:“戰後我一定寫一本關於卓婭的書,一本很厚的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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