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我仍然記得，就在聽他回答的那一瞬間，我越過他那毛茸茸的肩膀看見了蘇菲，她的頭浮現在綠色的油浸浸的波濤中，隻有一個小圓點那麽大。我來不及細想便一頭紮進水裏朝她遊去。我是個不錯的遊泳能手，但那天我真正做了一次奧林匹克式的偉大壯舉，劈波斬浪奮力前行，驚嚇與絕望使得腿和胳膊的肌肉力量倍增，使我以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巨大力量向前遊著。我在溫柔的汙濁的海水中輕快地劃動著手臂；即使這樣，我現在仍很驚奇她是如何遊到那麽遠的，而當我踏著假水停下來小憩並確定她的位置時，我痛苦地發現她仍在不停地遊著，朝委內瑞拉方向遊去。我大叫了一聲，但她仍不停地往前遊。“蘇菲，回來！”我大叫著，其實不過是白在那兒叫喊。
我深吸了一口氣，心裏默默向上帝祈禱——這是我多年來的第一次，然後再一次開始英雄般的壯舉，朝那團金黃色的頭發遊去。我覺得我突然獲得一種不可思議的巨大力量，使我以驚人的速度向蘇菲遊去；透過被海水醃痛的雙眼，我看見蘇菲的頭越來越大，越來越近。我意識到她已停止遊動，僅過了幾秒鍾我便追上了她。海水幾乎淹過了她的眼睛，但她並未處於溺水狀態；她的眼睛像一隻被逼到角落裏的貓一樣閃著發狂的光。她喝了幾口水，顯然已精疲力竭。“別，不要！”她氣喘籲籲地說，想用手把我推開。但我遊了過去，從後麵緊緊地抱住她的腰，吼道：“住嘴！”我已經有些歇斯底裏了。我抱住她，她並未像我預想的那樣掙紮。我一發現這點頓時鬆了口氣。她靠在我身上，聽任我帶著她慢慢遊向岸邊，隻是輕輕地哭泣著，淚水和著海水濺到我的臉頰和耳朵上。
我剛把她拽上岸，她便四肢攤開倒在海灘上，吐出了起碼半加侖的海水。接著她哽咽著，悲痛欲絕，像癲癇突發的人一樣趴在那裏劇烈地顫抖著。我從未見過如此強烈的悲傷。“哦，上帝，”她呻吟著，“你為什麽不讓我去死？為什麽不讓我淹死？我太不幸了——我一直都那麽不幸！你為什麽不讓我去死？”
我站在她赤裸的身體旁，一籌莫展。沙灘上隻有那個剛才和我說過話的孤獨的海濱行人，他站在那兒漠然地看著。我注意到他嘴唇上還沾有一抹番茄沙司；他用西班牙話對我們說了些什麽，但我幾乎聽不見他的話。突然我身子一軟倒在蘇菲身邊，這才發現自己早已精疲力竭。我伸出一隻手疲軟地放在她那赤裸的背上，從那時起便留給我一個極深的觸覺印象：她的脊椎像骨架一樣高高凸起，節節分明，整個身條像一條蛇似的隨著她的呼吸一起一伏。天開始下起小雨，雨點打在我的臉上。我把頭靠在她的肩上，這時我聽見她說：“你應該讓我淹死，斯汀戈。沒有人有我這樣多的不幸。沒有！沒有誰像我渾身充滿不幸。”
但最後我給她穿上衣服，然後乘公共汽車回到布魯克林的粉紅宮殿。喝了咖啡後，她終於清醒過來，然後睡了一覺——持續了整個下午和晚上。醒來後她仍然緊張不安——顯然，剛才那遊向海洋深處的孤獨之旅的記憶刺激著她，使她煩躁不安——但盡管如此，對於一個在懸崖邊已走得很遠的人來說還算恢複得不錯。至於身體受到的其他損害似乎很少，隻是灌下去的那些海水使她不停地打嗝，並在隨後的幾小時裏不時嘔吐。
後來——唔，上帝知道她已將我帶到她過去經曆的一些最深的深處，但也給我留下了一些沒有答案的問題。也許她感覺到除非她完全回到過去，把那些曾向我隱瞞同時也對她自己隱瞞(誰知道呢？)的事情清楚明白地顯露出來，她便不能真正回到現在。於是在那個陰雨綿綿的周末的餘下時間裏，她告訴了我有關她過去的更多的事。(比以前更多，但仍不是全部。有一件事仍一直埋葬在她心裏。)我終於辨別出那個“不幸”的輪廓，這“不幸”從華沙到奧斯威辛，再來到布魯克林這條愜意快樂的資產階級街區，像個魔鬼似的一路無情地追逐著她。蘇菲是在1943年三月中旬被關進監獄的，那是在托澤夫被烏克蘭暗殺者殺害的幾天之後。天空灰蒙蒙的，寒風陣陣，低矮的雲層仍讓人感到殘冬的氣息。她記得是在那一天的午後，當時她正乘坐一輛急駛的隻有三節車廂的電力火車返回華沙。列車突然在華沙郊外急刹停下，發出一聲刺耳的尖嘯。她感到有什麽事要發生。這不僅是一種凶兆——她將確鑿無疑地被送往集中營。這個令人發瘋的可怕念頭甚至在蓋世太保警察到來之前便突然襲上她的心頭。十幾個人走進車廂，命令所有人下車站隊。她明白這是一次圍捕。在火車劇烈的減速中她一直擔驚害怕，那個突然的急刹車，車輪摩擦軌道產生的刺鼻的金屬焦臭味，都預示著厄運的到來；或坐或站像擠在罐頭裏似的乘客同時往前一撲，手亂抓一氣想找個支持點。末日到了。她想，這不是一次事故，是蓋世太保所為。接著她聽見一聲命令：“下車！”
他們馬上發現了那塊十二公斤重的火腿。她的計策——把肉用報紙裹住塞在衣服下麵佯裝孕婦——現在看來太陳舊過時了，幾乎馬上就會引起懷疑。這根本不是個好辦法，但她還是那樣做了。那個賣肉給她的農婦一再要她用這個辦法。“你至少可以試一試。”那女人說，“如果他們看見你公開拿著這肉肯定會抓你。還有，你的穿著打扮像個知識分子，而不像我們這些農婦。這會有用的。”但蘇菲既沒想到會遇到圍捕，也不知道它的徹底性，所以蓋世太保的打手把蘇菲使勁推壓在一麵潮濕的磚牆上時，絲毫不掩飾對這個傻乎乎的波蘭女人的笨拙詭計的輕蔑。他從外衣口袋掏出一把小刀，輕快地切進那個隆起的假腹中，一邊斜眼睨視著她。蘇菲嗅到那家夥呼出的奶酪味。當刀子刺入那塊火腿時，他說：“你能說說這是什麽嗎，寶貝？”她嚇得隻能說出一些絕望的求饒的陳詞濫調，讓她痛苦的是她那口純正的德語居然得到了他們的讚揚。
她覺得她肯定要受刑，然而她卻逃脫了。那天德國人似乎一直都在大吵大嚷，成百上千的波蘭人被趕到街上圍成一堆，然後被監禁起來，這樣她所犯下的罪行(私買豬肉)——在別的時候肯定會受到嚴格的審查——在混亂中被忽略或遺忘了。但這並不意味著她不被注意，還包括她那隻火腿。在臭名昭著的蓋世太保總部(那個令人恐懼的撒旦的前廳在華沙的複製品)裏，那塊火腿正在戴著手銬的她與戴著單片眼鏡的一個狂熱分子之間的桌子上閃著淡紅色的光。那個德國人——簡直就是奧托•克魯基爾的翻版——不停地走動著，他要知道她是從哪兒得到這東西的。他的翻譯，一個波蘭姑娘，一直咳個不停。“你這個走私犯！”他用拙劣的波蘭語大聲叫道。當蘇菲用德語回答他時，得到了那天的第二次讚美。她展示了一個大大的牙齒幾乎全露出來的納粹式的笑容，簡直於1938年的好萊塢電影一般無二。但這笑容並不是令人愉快的笑，難道她不知道她的行為有多嚴重嗎？難道她不知道任何肉類，特別是這種品質的肉隻能供應給第三帝國嗎？他用手指甲挖下一塊肥肉送進嘴裏。他一點一點地慢慢咀嚼著。(“高質量[1]。”他說。)他的聲音突然變得嚴厲，咆哮起來：她從哪兒弄到這肉的？誰提供給她的？蘇菲想起了那個可憐的農婦，知道等待她的將是可怕的懲罰。她盡量拖延時間應付著他：“長官，這肉不是為我自己找的，是為我媽媽弄的。她住在城的另一邊。她病得很厲害，患了嚴重的肺結核。”似乎這樣的利他主義陳述能對一個納粹產生什麽作用。這時有人敲門，電話鈴也瘋狂地響了起來。對德國人和他們的圍捕來說，這是多麽忙亂的一天了。“我才不管你他媽的媽媽呢！”他吼叫著，“我隻想知道你從哪兒弄來的肉！告訴我，馬上！否則我要打得你非說出來不可！”但猛烈的敲門聲仍在繼續，電話鈴又響了起來，這位蓋世太保軍官不得不暫時放下這個波蘭母狗，厲聲叫著讓下屬把她帶走——這是蘇菲最後一次見到他和那塊火腿。
如果換一天她可能根本不會被捕。當與一大群男男女女的陌生人中同關在漆黑一團的牢房裏時，這個諷刺一次又一次地擊打著蘇菲。這些人大多數——雖不是全部——很年輕，二三十歲。他們的舉止——也許隻是因為他們頑石般地沉默——告訴她他們是抵抗組織，即家鄉軍的成員。這時她突然想到如果她再多等一天(像她原來計劃的那樣)出城的話，她就不會在那趟列車上。她現在才明白他們遭到的伏擊可能就是為了抓這群混在那輛列車上的家鄉軍成員。為防止有人漏網，納粹采取了不放過一個的政策，而蘇菲恰好成為其中之一。她坐在石板地上(已是半夜時分了)，絕望得透不過氣來，想著吉恩和伊娃在家無人照料。牢房外的走廊裏一直充滿嘈雜聲，腳步聲，和人身體擁擠推搡的聲音，白天抓來的受害者還在繼續被塞進來。有一次她透過門上的小孔瞥見了一張熟悉的臉，心一下子猛跳起來。那是張年輕人的臉，上麵血跡斑斑。她隻知道他的名字，阿德斯洛，地下組織刊物的編輯，他曾在汪娜和托澤夫的房間裏和她說過幾次話。不知為什麽，她當時確信汪娜也被捕了。這時她突然想到另一點——聖母啊，她不由自主地暗暗祈禱——這一發現使她像被打濕的樹葉一樣癱軟下去：那隻火腿無疑已被遺忘，而她的命運卻無論如何與這些抵抗組織的成員緊緊拴在了一起。這樣的命運帶著一團陰影突然向她襲來，將她緊緊纏在“恐懼”之中。
我深吸了一口氣，心裏默默向上帝祈禱——這是我多年來的第一次，然後再一次開始英雄般的壯舉，朝那團金黃色的頭發遊去。我覺得我突然獲得一種不可思議的巨大力量，使我以驚人的速度向蘇菲遊去；透過被海水醃痛的雙眼，我看見蘇菲的頭越來越大，越來越近。我意識到她已停止遊動，僅過了幾秒鍾我便追上了她。海水幾乎淹過了她的眼睛，但她並未處於溺水狀態；她的眼睛像一隻被逼到角落裏的貓一樣閃著發狂的光。她喝了幾口水，顯然已精疲力竭。“別，不要！”她氣喘籲籲地說，想用手把我推開。但我遊了過去，從後麵緊緊地抱住她的腰，吼道：“住嘴！”我已經有些歇斯底裏了。我抱住她，她並未像我預想的那樣掙紮。我一發現這點頓時鬆了口氣。她靠在我身上，聽任我帶著她慢慢遊向岸邊，隻是輕輕地哭泣著，淚水和著海水濺到我的臉頰和耳朵上。
我剛把她拽上岸，她便四肢攤開倒在海灘上，吐出了起碼半加侖的海水。接著她哽咽著，悲痛欲絕，像癲癇突發的人一樣趴在那裏劇烈地顫抖著。我從未見過如此強烈的悲傷。“哦，上帝，”她呻吟著，“你為什麽不讓我去死？為什麽不讓我淹死？我太不幸了——我一直都那麽不幸！你為什麽不讓我去死？”
我站在她赤裸的身體旁，一籌莫展。沙灘上隻有那個剛才和我說過話的孤獨的海濱行人，他站在那兒漠然地看著。我注意到他嘴唇上還沾有一抹番茄沙司；他用西班牙話對我們說了些什麽，但我幾乎聽不見他的話。突然我身子一軟倒在蘇菲身邊，這才發現自己早已精疲力竭。我伸出一隻手疲軟地放在她那赤裸的背上，從那時起便留給我一個極深的觸覺印象：她的脊椎像骨架一樣高高凸起，節節分明，整個身條像一條蛇似的隨著她的呼吸一起一伏。天開始下起小雨，雨點打在我的臉上。我把頭靠在她的肩上，這時我聽見她說：“你應該讓我淹死，斯汀戈。沒有人有我這樣多的不幸。沒有！沒有誰像我渾身充滿不幸。”
但最後我給她穿上衣服，然後乘公共汽車回到布魯克林的粉紅宮殿。喝了咖啡後，她終於清醒過來，然後睡了一覺——持續了整個下午和晚上。醒來後她仍然緊張不安——顯然，剛才那遊向海洋深處的孤獨之旅的記憶刺激著她，使她煩躁不安——但盡管如此，對於一個在懸崖邊已走得很遠的人來說還算恢複得不錯。至於身體受到的其他損害似乎很少，隻是灌下去的那些海水使她不停地打嗝，並在隨後的幾小時裏不時嘔吐。
後來——唔，上帝知道她已將我帶到她過去經曆的一些最深的深處，但也給我留下了一些沒有答案的問題。也許她感覺到除非她完全回到過去，把那些曾向我隱瞞同時也對她自己隱瞞(誰知道呢？)的事情清楚明白地顯露出來，她便不能真正回到現在。於是在那個陰雨綿綿的周末的餘下時間裏，她告訴了我有關她過去的更多的事。(比以前更多，但仍不是全部。有一件事仍一直埋葬在她心裏。)我終於辨別出那個“不幸”的輪廓，這“不幸”從華沙到奧斯威辛，再來到布魯克林這條愜意快樂的資產階級街區，像個魔鬼似的一路無情地追逐著她。蘇菲是在1943年三月中旬被關進監獄的，那是在托澤夫被烏克蘭暗殺者殺害的幾天之後。天空灰蒙蒙的，寒風陣陣，低矮的雲層仍讓人感到殘冬的氣息。她記得是在那一天的午後，當時她正乘坐一輛急駛的隻有三節車廂的電力火車返回華沙。列車突然在華沙郊外急刹停下，發出一聲刺耳的尖嘯。她感到有什麽事要發生。這不僅是一種凶兆——她將確鑿無疑地被送往集中營。這個令人發瘋的可怕念頭甚至在蓋世太保警察到來之前便突然襲上她的心頭。十幾個人走進車廂，命令所有人下車站隊。她明白這是一次圍捕。在火車劇烈的減速中她一直擔驚害怕，那個突然的急刹車，車輪摩擦軌道產生的刺鼻的金屬焦臭味，都預示著厄運的到來；或坐或站像擠在罐頭裏似的乘客同時往前一撲，手亂抓一氣想找個支持點。末日到了。她想，這不是一次事故，是蓋世太保所為。接著她聽見一聲命令：“下車！”
他們馬上發現了那塊十二公斤重的火腿。她的計策——把肉用報紙裹住塞在衣服下麵佯裝孕婦——現在看來太陳舊過時了，幾乎馬上就會引起懷疑。這根本不是個好辦法，但她還是那樣做了。那個賣肉給她的農婦一再要她用這個辦法。“你至少可以試一試。”那女人說，“如果他們看見你公開拿著這肉肯定會抓你。還有，你的穿著打扮像個知識分子，而不像我們這些農婦。這會有用的。”但蘇菲既沒想到會遇到圍捕，也不知道它的徹底性，所以蓋世太保的打手把蘇菲使勁推壓在一麵潮濕的磚牆上時，絲毫不掩飾對這個傻乎乎的波蘭女人的笨拙詭計的輕蔑。他從外衣口袋掏出一把小刀，輕快地切進那個隆起的假腹中，一邊斜眼睨視著她。蘇菲嗅到那家夥呼出的奶酪味。當刀子刺入那塊火腿時，他說：“你能說說這是什麽嗎，寶貝？”她嚇得隻能說出一些絕望的求饒的陳詞濫調，讓她痛苦的是她那口純正的德語居然得到了他們的讚揚。
她覺得她肯定要受刑，然而她卻逃脫了。那天德國人似乎一直都在大吵大嚷，成百上千的波蘭人被趕到街上圍成一堆，然後被監禁起來，這樣她所犯下的罪行(私買豬肉)——在別的時候肯定會受到嚴格的審查——在混亂中被忽略或遺忘了。但這並不意味著她不被注意，還包括她那隻火腿。在臭名昭著的蓋世太保總部(那個令人恐懼的撒旦的前廳在華沙的複製品)裏，那塊火腿正在戴著手銬的她與戴著單片眼鏡的一個狂熱分子之間的桌子上閃著淡紅色的光。那個德國人——簡直就是奧托•克魯基爾的翻版——不停地走動著，他要知道她是從哪兒得到這東西的。他的翻譯，一個波蘭姑娘，一直咳個不停。“你這個走私犯！”他用拙劣的波蘭語大聲叫道。當蘇菲用德語回答他時，得到了那天的第二次讚美。她展示了一個大大的牙齒幾乎全露出來的納粹式的笑容，簡直於1938年的好萊塢電影一般無二。但這笑容並不是令人愉快的笑，難道她不知道她的行為有多嚴重嗎？難道她不知道任何肉類，特別是這種品質的肉隻能供應給第三帝國嗎？他用手指甲挖下一塊肥肉送進嘴裏。他一點一點地慢慢咀嚼著。(“高質量[1]。”他說。)他的聲音突然變得嚴厲，咆哮起來：她從哪兒弄到這肉的？誰提供給她的？蘇菲想起了那個可憐的農婦，知道等待她的將是可怕的懲罰。她盡量拖延時間應付著他：“長官，這肉不是為我自己找的，是為我媽媽弄的。她住在城的另一邊。她病得很厲害，患了嚴重的肺結核。”似乎這樣的利他主義陳述能對一個納粹產生什麽作用。這時有人敲門，電話鈴也瘋狂地響了起來。對德國人和他們的圍捕來說，這是多麽忙亂的一天了。“我才不管你他媽的媽媽呢！”他吼叫著，“我隻想知道你從哪兒弄來的肉！告訴我，馬上！否則我要打得你非說出來不可！”但猛烈的敲門聲仍在繼續，電話鈴又響了起來，這位蓋世太保軍官不得不暫時放下這個波蘭母狗，厲聲叫著讓下屬把她帶走——這是蘇菲最後一次見到他和那塊火腿。
如果換一天她可能根本不會被捕。當與一大群男男女女的陌生人中同關在漆黑一團的牢房裏時，這個諷刺一次又一次地擊打著蘇菲。這些人大多數——雖不是全部——很年輕，二三十歲。他們的舉止——也許隻是因為他們頑石般地沉默——告訴她他們是抵抗組織，即家鄉軍的成員。這時她突然想到如果她再多等一天(像她原來計劃的那樣)出城的話，她就不會在那趟列車上。她現在才明白他們遭到的伏擊可能就是為了抓這群混在那輛列車上的家鄉軍成員。為防止有人漏網，納粹采取了不放過一個的政策，而蘇菲恰好成為其中之一。她坐在石板地上(已是半夜時分了)，絕望得透不過氣來，想著吉恩和伊娃在家無人照料。牢房外的走廊裏一直充滿嘈雜聲，腳步聲，和人身體擁擠推搡的聲音，白天抓來的受害者還在繼續被塞進來。有一次她透過門上的小孔瞥見了一張熟悉的臉，心一下子猛跳起來。那是張年輕人的臉，上麵血跡斑斑。她隻知道他的名字，阿德斯洛，地下組織刊物的編輯，他曾在汪娜和托澤夫的房間裏和她說過幾次話。不知為什麽，她當時確信汪娜也被捕了。這時她突然想到另一點——聖母啊，她不由自主地暗暗祈禱——這一發現使她像被打濕的樹葉一樣癱軟下去：那隻火腿無疑已被遺忘，而她的命運卻無論如何與這些抵抗組織的成員緊緊拴在了一起。這樣的命運帶著一團陰影突然向她襲來，將她緊緊纏在“恐懼”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