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運的是，音樂像從前那樣，又一次振救了她。在第五天還是第六天--她隻記得是星期六，她從噩夢中醒來，習慣性地伸手打開床頭櫃上的微型收音機。她其實並不想打開它。幾天來她一直沒去動它，因為她極度沮喪，無法忍受美妙無比的音樂與難以名狀的痛苦之間無比絕望的強烈對比。她不知道，她早就應該打開它，接受莫紮特魔術般的神秘治療。剛一開始，那偉大的《降e大調協奏曲》的第一樂章便令她喜悅無比，渾身顫栗。突然，她明白過來，這樂曲之所以令她如此感動，是因為那響亮高貴的旋律中始終縈繞著一縷特殊的充滿寒意的不和諧音，這令她全身鬆弛，充滿快樂。這正是她十年以來一直在尋求的音樂。記得還是在德奧合並的前一年，維也納的一支樂團來克拉科夫演出，差點讓她激動得發瘋。她坐在音樂廳裏第一次聽這樂曲，整個人處於恍惚之中。她極力張開心靈的窗扉，任憑那華麗、纏綿、沁人肺腑的和聲，以及那縷不合諧音盡情地流入心靈深處。這是她在少女時代的音樂體驗中新發掘出來的音樂財富，也是她最崇高的一次體驗。但此後她卻再也沒有聽到過這首曲子，因為就像其他的音樂作品一樣，莫紮特這首中提琴和小提琴憂傷甜蜜的對話，還有悠鳴的長笛、低沉的黑管，都隨著波蘭的戰爭風暴一掃而光。罪惡與毀滅窒息了一切，任何一種音樂都成了可笑的奢侈品。
於是在那幾年裏，先是在被轟炸的華沙，後來是在集中營，她對那樂曲的記憶慢慢消失了，甚至連那曲名，後來也常常與她所喜愛的其他樂曲混淆著。一切都成了克拉科夫歲月裏被玷汙卻美麗的不可再有的回憶。但那天早上，從那台廉價的收音機傳出的樂聲，讓她一下子從噩夢中驚醒，心髒急速地跳動起來，唇邊有一種她早已不再熟悉的感覺。她意識到自己在微笑。有一段時間，她就坐在那兒聽著，笑著，顫抖著，完全陶醉其中。失去的不可再有的歡樂又重新回來了，慢慢地與她強烈的痛苦融合在一起。當音樂聲停下時，她仔細聽著播音員播報的曲名，然後走到窗前，拉開窗簾，出神地看著公園邊上的棒球場。她盤算著，隻要有足夠的錢，就去買一台留聲機和一張《降e大調協奏曲》的唱片。她意識到，這樣的想法意味著她正在走出陰影。
但想到這兒，她知道她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音樂或許能支撐起她的精神，但她的身體由於長期躲在黑暗中而變得虛弱無力。直覺告訴她是因為吃得太少，但無法解釋的一些現象嚇壞了她：無食欲，疲倦，脛骨像刀割似的疼痛，尤其在月經期間。月經總是提前許多天到來，並且像洪水般洶湧而下。她猜想會不會是因為那次手指強奸？她打算第二天回去上班時，問問布蘭克斯托克醫師，最好讓他給她做個身體檢查，並製訂一個治療方案。蘇菲還算有些醫學常識，意識到求這位按摩醫師來診治她的婦科病有點諷刺的味道，但她不會責怪她的雇主，因為她太需要這份工作了。她知道，至少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而且在他診室中進進出出的那些痛苦的病人(包括很多警察)中，至少有一部分人經過他的拉、扯、揉、捏後，感到舒服多了。更重要的一點是，她知道他是那種可以幫助自己的人。所以，除了那微不足道的工資外，她在其他方麵也可以向他求助。她用一種非常樂觀、容忍的態度與醫師相處。
布蘭克斯托克，五十來歲，體魄強健，長相英俊，舉止優雅，有些謝頂。他屬於為數不多的上帝寵兒中的一個，命運將他從貧困的俄國占領下的波蘭帶到了富足繁華的美國。他是個十足的喜歡享受的花花公子，衣櫃裏掛滿了繡花馬甲、印花薄綢領帶和粉紅色的胸花。他還是個喜歡說笑的人，用依地語大講特講笑話。他十分樂觀，整天樂滋滋的，快樂的神情像漂浮在光團中的蠟燭一般光彩四溢。他還是個不錯的魔術師，常用那些小玩藝取悅於人。他給他的病人，給蘇菲，給任何想看他表演的人表演靈巧的魔術。蘇菲當時正處於過渡時期的痛苦中，這樣高昂的飽滿的快樂情緒令她感到驚訝，那些粗野的玩笑與惡作劇則讓她有些難受。但在這一切背後，她看見的是一種孩子般渴望被愛的願望，以至於她不可能拒絕它；而且，他是這麽多年來第一個讓她真正歡笑起來的人。
他還是個坦率的人，能十分坦白把他的個人財富告訴別人。也許隻有那種善良真摯的好心腸的人，才能在對自己的收入如數家珍時，不至於令人作嘔。他用那種傲慢的喉音說著南腔北調的英語，蘇菲的耳朵已能分辯出裏麵的布魯克林口音。他說："一年四萬美元收入，稅前；聖阿本大街最佳地段的一處房產，價值七萬五千美元，完全私產，每個房間鋪滿地毯，無影照明；三輛汽車，包括一輛配置優良的卡迪拉克，一輛三十二英尺的克萊斯勒一輛別克；所有這些外加一個上帝賜予我的最親愛、最可愛的妻子。而我，一個饑餓的猶太青年，一個登上艾利斯島時身上隻有五美元的窮光蛋，一個舉目無親的異鄉人。你說說看！你說我為什麽我不應該是世上最幸福的人？為什麽我不該讓大家像我一樣歡笑？"什麽原因也沒有，蘇菲想。那是個冬天的早晨，她正坐在布蘭克斯托克的卡迪拉克上，隨他從聖阿本街的家裏返回診所。
她是跟他到設在家裏的那間辦公室去找一些文件的。在那兒，她第一次看見了他的妻子，一個豐滿的金發碧眼的女人，叫希爾維亞。她穿著一條花哨的汽球一樣的絲綢褲子，像個土耳其的肚皮女郎。她帶蘇菲參觀屋子，這是蘇菲到美國後踏進的第一個家。那正是正午時分，無處不在的玻璃紗在發紅的陽光下呈現出光怪陸離的色彩，整個房間讓人感覺像個半透明的墳墓；一個手持弓箭的小愛神在紅色的鋼琴上裂嘴傻笑著；椅子上堆滿了各式各樣的包裝盒，透明塑料上反射著太陽光；浴室裏的瓷器烏黑鋥亮。後來，坐在前門印上姓名開頭字母的卡迪拉克車上，蘇菲看著醫師使用車載電話。這令她驚訝無比。在當時，這種電話還隻是一種試驗性的產品，但在布蘭克斯托克手上，便成了他表達愛意的非凡工具。以至她很久以後還記得他那次與聖阿本家中的通話，至少記得其中的一部分："茜兒[1]甜心，我是海密，你聽得清楚嗎？我愛你，寶貝。吻你，親愛的。我們現在正在自由大道，正在經過海灣公墓。我愛你，親愛的。送你一個吻！咂！咂！我幾分鍾後就回家，甜心。"一會兒又說："茜兒親愛的，是我，海密。我愛你，寶貝兒。現在我已開到林頓大街和尤迪卡大道的交叉路口。這兒正塞車！吻你，親愛的。咂！咂！我吻你一千次。什麽？你要去紐約商店買東西，給海密買些漂亮的衣服？我美麗的心肝兒，我愛你，親愛的。噢，親愛的，我忘了，你開那輛克萊斯勒去，別克的油箱裂了。好了，我說完了，寶貝兒。"然後他瞟了蘇菲一眼，用手撫弄著話筒說："多麽驚人的通訊工具！"布蘭克斯托克確實是個幸福的人，他愛希爾維亞勝過自己的生命。有一次他告訴蘇菲，除了沒有孩子這個遺憾之外，他是世上最幸福、最快樂的人。
正如在適當的時候將會看見的那樣，蘇菲在那年夏天對我說了許多謊話。知道這一點對整個故事非常重要。也許我應該說她在逃避某些東西，而為了能保持內心的平靜，或者說為了保持頭腦的清醒，她那時的確有必要這樣做。我當然不會責怪她，因為從事後我才認識到的某些原因來看，她的謊話似乎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說她對克拉科夫的早期生活的描述，我曾盡量搜尋我的記憶，將她的敘述準確地加以轉達。我敢肯定大部分都是真的，但有一兩處謊話，還有一些關鍵點是空白。這些最終都會弄清楚的。事實上，回過頭去重讀我寫下的這些東西，我注意到，在蘇菲與內森那次可怕的爭吵瀑發後，她曾絕望地看著我，說內森是她丈夫以外惟一的男人。盡管這並不重要，但終究不是真實的(很久以後她向我承認說，在丈夫被納粹槍殺後，她在華沙曾有過一個情人--這是實話)。我提起這件事並非出於對絕對誠實的要求，而是想借此指出蘇菲對性這個問題的謹慎態度，這也是她想對醫師講她那可怕的身體不適時感到那麽難以啟口的原因。她想那病痛是因在地鐵遭受的淫奸所致。
她一直為要不要說出她的秘密而輾轉不安，即使是告訴布蘭克斯托克這樣一個醫生，更何況他還是她能夠吐露心事的人。從孩提時候起，蘇菲就是一個波蘭天主教徒，在清教徒的約束中長大，對性的壓抑和禁忌如同任何一個亞拉巴馬教的處女一樣堅定。而在經曆了長達兩年之久的集中營裏的一切殘暴事件，以及每日赤身裸體的非人生活之後，對蘇菲來說，性早已退化成一種汙穢(她後來告訴我，是內森的開放、熱情讓她產生了性衝動，而此前她連做夢也想不到她會擁有這些)。所以這事讓她覺得醜惡無比，那種發自靈魂深處的被玷汙感超過了此前的一切羞辱。再加上那種畸形的強暴方式，更讓她感到無以言狀的羞恥。她窘迫之極，幾乎無法向醫師講出這件事。她是那麽孤獨無助。
但終於，在又一次去聖阿本街時，坐在卡迪拉克車上，她用生硬、正式的波蘭語向他說出了她對身體的擔心，她的衰弱，她腿上的疼痛，以及流血不止等等，最後，幾乎像講悄悄話似的，她說出了地鐵裏發生的事。正如她所預料的，布蘭克斯托克並沒有馬上明白她的話是什麽意思。停了一會兒，她吞吞吐吐地加以解釋，總算讓他明白，那動作不是以一種普通方式完成的，但這種不同尋常的方式導致的遠不是厭惡和心靈的傷害。"醫生，難道你還不明白嗎？"她小聲地用英語說，"甚至更為惡劣。"她說著，眼淚湧了出來。他能明白她的意思嗎？"你是說，"他打斷她，"用手指？他沒用他的……"他識趣地打住了，沒有繼續往下說。因為涉及到性的話題，布蘭克斯托克並不是一個粗俗的人。等蘇菲又一次證實她所講的一切後，他用同情的目光看著她，十分痛苦地咕噥著："噢，多麽醜惡的世界。"
這一切的結果是，醫師很快明白她所遭受的暴行，並認為這種不同尋常的摧殘完全可能引起那些症狀，尤其是大量出血。他診斷的結果是，她在骨盆處的損傷導致骶椎輕微錯位，但這個問題不可輕視，因為這可能導致第五腰椎神經或第一骶骨神經受到壓迫，也許兩個部位同時受到壓迫；而其中任何一種情況都會直接導致食欲不振、疲乏和骨骼疼痛等等症狀。嚴重出血則是另外的症狀。他告訴蘇菲，很明顯，她需要接受一個療程的脊椎按摩治療，以恢複正常神經功能，讓她重獲"豐潤的健康"。甚至對蘇菲並不老練的耳朵來說，這說法也顯得十分動聽。醫師向她保證說，隻需經過兩個星期的按摩治療，她便會恢複得很好；而且，她差不多已是他的親戚，他不會收她一分錢的。為了讓她高興起來，他非要讓蘇菲看他變一個最新學來的戲法：手裏抓著一束五顏六色的絲巾，往空中一拋便消失不見了，然後馬上變成一串微型美國國旗，在他從嘴裏拉出的一根線上慢慢展開。不管怎樣，蘇菲還能發出笑聲，但同時她卻覺得沮喪難受之極，以至於她覺得自己快要發瘋了。
於是在那幾年裏，先是在被轟炸的華沙，後來是在集中營，她對那樂曲的記憶慢慢消失了，甚至連那曲名，後來也常常與她所喜愛的其他樂曲混淆著。一切都成了克拉科夫歲月裏被玷汙卻美麗的不可再有的回憶。但那天早上，從那台廉價的收音機傳出的樂聲，讓她一下子從噩夢中驚醒，心髒急速地跳動起來，唇邊有一種她早已不再熟悉的感覺。她意識到自己在微笑。有一段時間，她就坐在那兒聽著，笑著，顫抖著，完全陶醉其中。失去的不可再有的歡樂又重新回來了，慢慢地與她強烈的痛苦融合在一起。當音樂聲停下時，她仔細聽著播音員播報的曲名，然後走到窗前，拉開窗簾，出神地看著公園邊上的棒球場。她盤算著，隻要有足夠的錢，就去買一台留聲機和一張《降e大調協奏曲》的唱片。她意識到，這樣的想法意味著她正在走出陰影。
但想到這兒，她知道她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音樂或許能支撐起她的精神，但她的身體由於長期躲在黑暗中而變得虛弱無力。直覺告訴她是因為吃得太少，但無法解釋的一些現象嚇壞了她：無食欲，疲倦，脛骨像刀割似的疼痛，尤其在月經期間。月經總是提前許多天到來，並且像洪水般洶湧而下。她猜想會不會是因為那次手指強奸？她打算第二天回去上班時，問問布蘭克斯托克醫師，最好讓他給她做個身體檢查，並製訂一個治療方案。蘇菲還算有些醫學常識，意識到求這位按摩醫師來診治她的婦科病有點諷刺的味道，但她不會責怪她的雇主，因為她太需要這份工作了。她知道，至少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而且在他診室中進進出出的那些痛苦的病人(包括很多警察)中，至少有一部分人經過他的拉、扯、揉、捏後，感到舒服多了。更重要的一點是，她知道他是那種可以幫助自己的人。所以，除了那微不足道的工資外，她在其他方麵也可以向他求助。她用一種非常樂觀、容忍的態度與醫師相處。
布蘭克斯托克，五十來歲，體魄強健，長相英俊，舉止優雅，有些謝頂。他屬於為數不多的上帝寵兒中的一個，命運將他從貧困的俄國占領下的波蘭帶到了富足繁華的美國。他是個十足的喜歡享受的花花公子，衣櫃裏掛滿了繡花馬甲、印花薄綢領帶和粉紅色的胸花。他還是個喜歡說笑的人，用依地語大講特講笑話。他十分樂觀，整天樂滋滋的，快樂的神情像漂浮在光團中的蠟燭一般光彩四溢。他還是個不錯的魔術師，常用那些小玩藝取悅於人。他給他的病人，給蘇菲，給任何想看他表演的人表演靈巧的魔術。蘇菲當時正處於過渡時期的痛苦中，這樣高昂的飽滿的快樂情緒令她感到驚訝，那些粗野的玩笑與惡作劇則讓她有些難受。但在這一切背後，她看見的是一種孩子般渴望被愛的願望，以至於她不可能拒絕它；而且，他是這麽多年來第一個讓她真正歡笑起來的人。
他還是個坦率的人，能十分坦白把他的個人財富告訴別人。也許隻有那種善良真摯的好心腸的人，才能在對自己的收入如數家珍時，不至於令人作嘔。他用那種傲慢的喉音說著南腔北調的英語，蘇菲的耳朵已能分辯出裏麵的布魯克林口音。他說："一年四萬美元收入，稅前；聖阿本大街最佳地段的一處房產，價值七萬五千美元，完全私產，每個房間鋪滿地毯，無影照明；三輛汽車，包括一輛配置優良的卡迪拉克，一輛三十二英尺的克萊斯勒一輛別克；所有這些外加一個上帝賜予我的最親愛、最可愛的妻子。而我，一個饑餓的猶太青年，一個登上艾利斯島時身上隻有五美元的窮光蛋，一個舉目無親的異鄉人。你說說看！你說我為什麽我不應該是世上最幸福的人？為什麽我不該讓大家像我一樣歡笑？"什麽原因也沒有，蘇菲想。那是個冬天的早晨，她正坐在布蘭克斯托克的卡迪拉克上，隨他從聖阿本街的家裏返回診所。
她是跟他到設在家裏的那間辦公室去找一些文件的。在那兒，她第一次看見了他的妻子，一個豐滿的金發碧眼的女人，叫希爾維亞。她穿著一條花哨的汽球一樣的絲綢褲子，像個土耳其的肚皮女郎。她帶蘇菲參觀屋子，這是蘇菲到美國後踏進的第一個家。那正是正午時分，無處不在的玻璃紗在發紅的陽光下呈現出光怪陸離的色彩，整個房間讓人感覺像個半透明的墳墓；一個手持弓箭的小愛神在紅色的鋼琴上裂嘴傻笑著；椅子上堆滿了各式各樣的包裝盒，透明塑料上反射著太陽光；浴室裏的瓷器烏黑鋥亮。後來，坐在前門印上姓名開頭字母的卡迪拉克車上，蘇菲看著醫師使用車載電話。這令她驚訝無比。在當時，這種電話還隻是一種試驗性的產品，但在布蘭克斯托克手上，便成了他表達愛意的非凡工具。以至她很久以後還記得他那次與聖阿本家中的通話，至少記得其中的一部分："茜兒[1]甜心，我是海密，你聽得清楚嗎？我愛你，寶貝。吻你，親愛的。我們現在正在自由大道，正在經過海灣公墓。我愛你，親愛的。送你一個吻！咂！咂！我幾分鍾後就回家，甜心。"一會兒又說："茜兒親愛的，是我，海密。我愛你，寶貝兒。現在我已開到林頓大街和尤迪卡大道的交叉路口。這兒正塞車！吻你，親愛的。咂！咂！我吻你一千次。什麽？你要去紐約商店買東西，給海密買些漂亮的衣服？我美麗的心肝兒，我愛你，親愛的。噢，親愛的，我忘了，你開那輛克萊斯勒去，別克的油箱裂了。好了，我說完了，寶貝兒。"然後他瞟了蘇菲一眼，用手撫弄著話筒說："多麽驚人的通訊工具！"布蘭克斯托克確實是個幸福的人，他愛希爾維亞勝過自己的生命。有一次他告訴蘇菲，除了沒有孩子這個遺憾之外，他是世上最幸福、最快樂的人。
正如在適當的時候將會看見的那樣，蘇菲在那年夏天對我說了許多謊話。知道這一點對整個故事非常重要。也許我應該說她在逃避某些東西，而為了能保持內心的平靜，或者說為了保持頭腦的清醒，她那時的確有必要這樣做。我當然不會責怪她，因為從事後我才認識到的某些原因來看，她的謊話似乎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說她對克拉科夫的早期生活的描述，我曾盡量搜尋我的記憶，將她的敘述準確地加以轉達。我敢肯定大部分都是真的，但有一兩處謊話，還有一些關鍵點是空白。這些最終都會弄清楚的。事實上，回過頭去重讀我寫下的這些東西，我注意到，在蘇菲與內森那次可怕的爭吵瀑發後，她曾絕望地看著我，說內森是她丈夫以外惟一的男人。盡管這並不重要，但終究不是真實的(很久以後她向我承認說，在丈夫被納粹槍殺後，她在華沙曾有過一個情人--這是實話)。我提起這件事並非出於對絕對誠實的要求，而是想借此指出蘇菲對性這個問題的謹慎態度，這也是她想對醫師講她那可怕的身體不適時感到那麽難以啟口的原因。她想那病痛是因在地鐵遭受的淫奸所致。
她一直為要不要說出她的秘密而輾轉不安，即使是告訴布蘭克斯托克這樣一個醫生，更何況他還是她能夠吐露心事的人。從孩提時候起，蘇菲就是一個波蘭天主教徒，在清教徒的約束中長大，對性的壓抑和禁忌如同任何一個亞拉巴馬教的處女一樣堅定。而在經曆了長達兩年之久的集中營裏的一切殘暴事件，以及每日赤身裸體的非人生活之後，對蘇菲來說，性早已退化成一種汙穢(她後來告訴我，是內森的開放、熱情讓她產生了性衝動，而此前她連做夢也想不到她會擁有這些)。所以這事讓她覺得醜惡無比，那種發自靈魂深處的被玷汙感超過了此前的一切羞辱。再加上那種畸形的強暴方式，更讓她感到無以言狀的羞恥。她窘迫之極，幾乎無法向醫師講出這件事。她是那麽孤獨無助。
但終於，在又一次去聖阿本街時，坐在卡迪拉克車上，她用生硬、正式的波蘭語向他說出了她對身體的擔心，她的衰弱，她腿上的疼痛，以及流血不止等等，最後，幾乎像講悄悄話似的，她說出了地鐵裏發生的事。正如她所預料的，布蘭克斯托克並沒有馬上明白她的話是什麽意思。停了一會兒，她吞吞吐吐地加以解釋，總算讓他明白，那動作不是以一種普通方式完成的，但這種不同尋常的方式導致的遠不是厭惡和心靈的傷害。"醫生，難道你還不明白嗎？"她小聲地用英語說，"甚至更為惡劣。"她說著，眼淚湧了出來。他能明白她的意思嗎？"你是說，"他打斷她，"用手指？他沒用他的……"他識趣地打住了，沒有繼續往下說。因為涉及到性的話題，布蘭克斯托克並不是一個粗俗的人。等蘇菲又一次證實她所講的一切後，他用同情的目光看著她，十分痛苦地咕噥著："噢，多麽醜惡的世界。"
這一切的結果是，醫師很快明白她所遭受的暴行，並認為這種不同尋常的摧殘完全可能引起那些症狀，尤其是大量出血。他診斷的結果是，她在骨盆處的損傷導致骶椎輕微錯位，但這個問題不可輕視，因為這可能導致第五腰椎神經或第一骶骨神經受到壓迫，也許兩個部位同時受到壓迫；而其中任何一種情況都會直接導致食欲不振、疲乏和骨骼疼痛等等症狀。嚴重出血則是另外的症狀。他告訴蘇菲，很明顯，她需要接受一個療程的脊椎按摩治療，以恢複正常神經功能，讓她重獲"豐潤的健康"。甚至對蘇菲並不老練的耳朵來說，這說法也顯得十分動聽。醫師向她保證說，隻需經過兩個星期的按摩治療，她便會恢複得很好；而且，她差不多已是他的親戚，他不會收她一分錢的。為了讓她高興起來，他非要讓蘇菲看他變一個最新學來的戲法：手裏抓著一束五顏六色的絲巾，往空中一拋便消失不見了，然後馬上變成一串微型美國國旗，在他從嘴裏拉出的一根線上慢慢展開。不管怎樣，蘇菲還能發出笑聲，但同時她卻覺得沮喪難受之極，以至於她覺得自己快要發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