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哈斯喜歡年輕報人，因為他們不像老手一樣憤世嫉俗。
──《人民》雜誌
1987年9月28日
你辦的日報有多好，或者有多壞？
是否讓人產生對於美好明天的希望？
是否讓人產生絕望情緒？
這樣的報紙是否會讓你失去平衡，是不是美國首都一位高級編輯所說的那種“聖屎”新聞？
你辦的報紙跟美國全國各地其他的報紙比較起來如何？
到1989年，美國各地已經有1643家日報。
我曾在很多家報館工作過，也看過大部分報紙，其中有許多日報是我認真看過的。我日常看10多種報紙，還有很多報紙是我經常會翻一翻的。
在加內特公司，我們會在大部分市場上進行讀者調查研究，看看讀者對公司報紙是否喜歡。下列是大多數人都會說的話：
►希望報紙給人信息，讓人娛樂。
►希望報紙能夠討論一些問題，但不要說答案一定是怎樣的。
►希望新聞是兼顧的，不帶偏見。
►最重要的是，你希望報紙能夠真實地反映自己生活其中的世界，好消息也說，壞消息也報，讓人開心和讓人悲傷的消息都要說。
很多人跟自己看的報紙是一種愛恨交加的關係。但是，哪怕想批評一些報紙，你還是會說“我看的報紙”。哪怕大部分人看電視的時間多於看報的時間，你仍然會把報紙當做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女兒丹讀三年級的時候，她在紐約羅切斯特的艾倫克裏克中學的老師曾請她對班上同學說父親靠什麽謀生，她說：“他以看報為生。”
我看了50年報紙，管理了50年報紙，並因此而得到報酬。
我在媒體業的成績單
我在全美國的報業幹了半個世紀，這個業績是否讓我有資格把自己的判斷傳遞給全國的報紙，或者傳遞給培訓新聞從業人員的學校？
實際上，你們作為讀者才是自己所看報紙的最好判官。但是，跟教新聞的教授和業內人士比較起來，我是更好的判官，因為他們隻是躲在自己的象牙塔裏斷章取義地挑選最好或最差的報紙來評論。
最好的報紙是那些為自己想要服務的讀者提供最佳服務的報紙。這樣的讀者群有可能是單單一個社區、單單一個地區、一個州或者全國的讀者，也有可能是一個專門化的讀者群。
關於全國最好的，或者讚賞太過的一些業內報紙，我想跟大家說一些純粹從個人角度得來的感受，我還會跟大家說一說理由。
我所列的“最佳”報紙單子僅限於發行量在10萬以上的那些報紙，盡管發行量在這個數字以下的某些報紙也是相當不錯的。
當然，我同意全美各地一共630萬日報讀者做出的結論，他們說《今日美國》是頭號報紙。但是，我把自己辦的這份報紙排除在外，因為這一章是講公平競爭的，我不想讓人說我自己有偏見。
美國十大報紙
1.《芝加哥論壇報》
2.《洛杉磯時報》
3.《紐約時報》
4.《達拉斯晨報》
5.《華爾街日報》
6.《波斯頓環球報》
7.《底特律新聞報》（屬加內特公司）
8.《奧倫多哨兵報》
9.《夏洛特觀察家報》
10.《亞特蘭大日報及憲法報》
這個單子列出來會得罪我在東部的很多新聞界同仁，因為其中很多人都戴著自己的眼罩，他們的眼光隻能看到芝加哥或達拉斯，更不用說看到洛杉磯之外了。
《芝加哥論壇報》之所以列在我的名單頂層，是因為這份報紙既有來自中西部地區的新聞，也有世界新聞報道。它報道自己家鄉的事情，勝過我這個單子上的許多其他的報紙。而且這份報紙的新聞報道極有趣，色彩斑斕，很公平。
要在20年前，《芝加哥論壇報》可能根本都不會列上我的“大報”單子。詹姆斯·斯奎爾斯1981年成為該報編輯，他是該報成功的重要功臣。他人極聰明，甚至都把《今日美國》的藍色偷去，搬到了他那份報紙的頭版上。
《洛杉磯時報》以前辦得爛極了，屬於二流報紙，但是，奧迪斯·錢德勒於1960年從他父親諾爾曼那裏接過這份報紙，從此改觀。如果《洛杉磯時報》的編輯能夠控製一些所謂的明星的無休止的散文，則這份報紙極有可能與《芝加哥論壇報》一爭高下。但是，《洛杉磯時報》整版登載改寫的故事，而且跳躍度極大，這使許多讀者看不下去。
當前出版人湯姆·約翰遜和編輯謝爾比·柯菲都是一流的專業人士，他們在奧迪斯·錢德勒交給他們的基礎上大顯手筆。
《紐約時報》在我的單子裏可以列入兩次，一是十佳大報，一是十家過譽之報。
該報跨度極大，報道全世界的事情過多，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的新聞。但在本埠新聞的報道上又顯不足。阿比·羅森塔爾是一個知識界的紳士，在他擔任執行編輯的9年裏，該報失去了挖掘最大潛力的機會。編輯麥克斯·弗蘭克爾1986年接手後，做了一些有意義的改進，包括模仿《今日美國》的一些讀者服務技巧。
如果《紐約時報》在接下來的10年裏仍然能夠保持自己被人過度吹捧的名聲，那我不會感到奇怪。
美國最好和最差的辦報風格都可以在首都看到。但是，波托馬克河東岸的一些報紙氣勢甚高，十分流行，那些有好有壞的報紙往往看不到這兩者之間的差別。
這種氣勢產生的傲慢光環和古怪的行為使得《華盛頓郵報》成為美國被吹捧得最為嚴重的報紙。但它無論從哪個方麵說都不是最差的報紙──當然也不在10大好報之列。
如此情況的，絕非《華盛頓郵報》一家。多年以來，其他一些報紙也列上了教務長的名單，但無法留在“好生名單”上，他們的成績時好時壞。
十大吹捧過度的報紙
1.《華盛頓郵報》
2.《邁阿密論壇報》
3.《聖彼德斯堡時報》
4.《路易斯維爾信使日報》（屬於加內特公司）
5.《費城問詢報》
6.《丹佛郵報》
7.《德斯莫瓦日報》（屬於加內特公司）
8.《紐約時報》
9.《巴爾的摩太陽報》
10.《聖路易郵政信使報》
大部分吹捧過度的報紙都是因為把得獎而不是新聞產品當做主要目的而出名的。
對於報紙來說，普利策獎被認為是最高獎項。許多編輯為了得獎而不惜一切代價，而且真的這麽幹。
他們刪除讀者需要或想要得到的新聞，為的是要把時間、金錢和新聞版麵留給可以得到普利策獎的機會。
普利策獎的大部分獎項都是因為糟糕或者令人傷心的新聞而獲得的。普利策獎的評委們在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幽暗的氣氛裏開會，正麵消息或者讓人開心的內容很少引起評委的注意。
《紐約時報》的媒體寫作人阿爾伯特·斯加丁諾是這麽回顧普利策獎的：“普利策獎項給人的地位和影響力，能夠改善以前沒有名氣的報紙的士氣和利潤，比如像《費城問詢報》。”
費城有一位極喜歡普利策獎的編輯尤金·羅伯茨就是這樣一個人，而且沉迷其中。1973年他接手《費城問詢報》的時候，該報一直在報道很好的當地新聞，效果不錯，但是出了費城，就沒有多少人注意這份報紙了。
羅伯茨認為，讓該報走出《紐約時報》陰影的惟一辦法就是盯住普利策獎，因此就去報道阿富汗和非洲的事情。
結果有效。自此以後，《費城問詢報》得了14項普利策獎。該報為最大部分讀者提供的服務不如以前，但是他捕捉到了自己眼中想要的讀者，那就是普利策獎的評委。
“那些獎項也許極大地促進了員工的自尊，也促進了報紙自身的自重。”羅伯茨說。自尊，至於讀者的自尊，那就管不上了。
為了避免讀者感到奇怪，加內特公司的報紙也得過很多普利策獎，一共有37項。有些獎項是在加入加內特公司以前就得到的，另外一些是加入加內特公司以後才得到的。
在我的十大吹捧過度報紙的單子裏，有兩家是加內特公司的報紙，就是路易斯維爾的報紙和德斯莫瓦的報紙。在這兩家報紙裏，對得獎的興趣大過了對產品本身的興趣。它們都是較好的報紙，也在不斷改進，就跟得到的總體名聲一樣好。
絕望新聞
無可避免的是，喜歡得獎的編輯就喜歡搞絕望新聞，這種絕望新聞的程度一直深入紐約市和華盛頓特區的核心和內髒。
如果說這些報人有憤世嫉俗的一麵，而且還表現在波托馬克河的東邊和哈德遜河的東邊，那麽簡單地說，這隻是一個不幸的地理分布問題。但是，因為來自所謂的思想中心的那些人盯住的不僅僅是全美國，而且還盯著全世界，因此，這個問題就是全球性的問題。
我在南達科他州、佛羅裏達州和密歇根州做新聞工作的時候，並沒有意識到紐約和華盛頓一些媒體厭世情緒的深刻程度。到了羅切斯特並定期看到紐約的一些報紙以後，我才感到震驚。
《紐約每日新聞報》的比爾·裏爾專欄看起來像是憤世嫉俗者的手冊：
“好消息就是沒有消息……”
紐約人知道，事態極有希望的發展是太好的消息，不可能是真實的，因此，讓人快樂的頭版頭條消息總會引發一種讓人嘲笑和不相信的氣氛。紐約人──我相信別處的人也不例外──希望看到的故事是讓他們發瘋和憤怒的事情。
“好的報人總能夠為任何一個故事找到讓人壓抑的角度。”
我在華盛頓特區呆的時間長了，看到了《華盛頓郵報》辦新聞的有害方式，因此就決定帶頭起來批判這種絕望新聞。
我的講壇就是紐約市內的海外新聞俱樂部，當時是1983年10月24日，那是我第二次在那裏露麵。1979年3月21日，我曾在那裏對著同一群人講話。
當時，我講的題目是“保護媒體自由”。這一次，我的題目是“配上媒體自由”。
我說：“最好的報人都是懷疑主義者。
“他們不以事物的表麵價值接受事情。他們問一些刁鑽的問題，他們更深地挖掘真理。他們全麵衡量事物，不理睬公關部門的宣傳，他們寫公平的故事。
“但是，懷疑主義與犬儒主義之間有極其微妙的差別。
“憤世嫉俗者假定最糟糕的事情，並且把它發表出來。他們覺得自己的使命就是指控與定罪，而不是告知與教育。他們相信用負麵報道能夠吸引讀者，但是，結果倒是把讀者嚇跑了。
“憤世嫉俗者搞的是一套絕望新聞。
“問題的實質很簡單，那就是：
“這種舊式的絕望新聞主義，這種通常會讓讀者深感失望和瘋狂，或者極其憤怒的嘲諷式技術能否、或是否應該在20世紀末繼續下去。
“或者說，一種新的希望新聞，一種無論好壞、無論悲歡喜樂都原文照登，讓讀者得到全麵消息，並進行自我判斷，看看某些新聞是否值得自己注意和支持的新技巧，是否能夠或願意在未來的10年發展下去。”
那些話隻得到禮貌性的輕微掌聲，我知道紐約的聽眾隻會有這樣的反應。
從事希望新聞的報人
在全美各地，反應卻不盡相同，編輯和專欄作家一致讚同。有些人說，他們一直都在弄這樣的希望新聞，隻是沒有給它貼上標簽而已。另外一些人鄭重其事地說，他們馬上就來搞這樣的新聞。
《普韋伯羅（科羅拉多）科羅拉多人報》的出版人羅伯特·羅林斯把我的演講內容給他的每一個員工發了一份，並附上一個字條，說：“認真看，要注意。”
《羅倫斯（堪薩斯）日報世界》的主席多爾夫·西蒙斯歡迎我和《今日美國》的辦報方法。他為一個社區團體的領導人解釋了希望新聞和絕望新聞之間的差別。
“媒體跟媒體不同啊。網絡電視和少數報紙做一種事情，全國各地更多的報紙卻在用完全不同和負責任的方法從事另外一種事情。”
我的輕度批評和絕望新聞的標簽傷害了一些從事國內新聞報道的報紙，尤其是《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開始嘲弄他們所謂的“幸福新聞”方法，那就是他們對“希望新聞”的解釋。
因為《華盛頓郵報》是國內最受吹捧的報紙，也因為那是我們國家的首都內領袖人物看得最多的報紙，它的新聞品牌就值得進行簡單的個案分析。
“聖屎”新聞就是《華盛頓郵報》的執行編輯本·布拉德利說出來的。
他對自己的黨徒說，讀者早間拿起《華盛頓郵報》看第一版的時候，他希望這位讀者能夠說：“聖屎！”
《華盛頓郵報》經常得到這樣的讀者反饋。但他們經常的反應卻是：聖屎！我怎麽能夠相信這樣的事情？
有時候他們會產生這樣的反應，有時候又不能，或者不應該。
事實與虛構在《華盛頓郵報》的怨恨之宮裏經常會成為友好的伴侶，而怨恨之宮也就是“聖屎”新聞的老巢。對《華盛頓郵報》那種品牌的新聞來說，匿名或不標來源的新聞是關鍵。
這種不標來源的政策無異於公開承認違反了兩種新聞道德：
►無來源的消息經常會誇大自己了解的內容。
►記者寫出來的東西經常會多於自己聽到的內容。
惟一確切的辦法是將事實與虛構區分開來，因此就必須禁止不標出處的消息。效果較差的另一種辦法是要求記者向編輯透露消息來源者的身份，並讓編輯來決定是否使用這樣的材料。
《今日美國》有禁止匿名消息的嚴格政策。這項政策告訴我們的記者負起責任來，並使報紙在消息來源和讀者兩個方麵得到極高的可信度。
在未標出處的消息來源的使用上，《華盛頓郵報》以外的大多數報紙都采取了收緊政策。《紐約時報》已經退休的執行編輯阿比·羅森塔爾說，隻有在“正當”使用這些消息出處時，才能夠列出提供消息者的名字。
但羅森塔爾補充說：“讓人惡心的是，匿名來源經常隻是一種麵罩，用以掩飾無法證實或無法回擊的攻擊和謾罵。”
由於《華盛頓郵報》發表了很多未經證實的或無法回擊的不道德故事，而且是基於匿名來源，因此，裏麵能夠輕易找出的例子可以寫上一本書。有些涉及名人，有些涉及不那麽知名的人士。
《華盛頓郵報》報道說，吉米·卡特總統和他的妻子羅薩琳在裏根夫婦就職前暫住白宮對麵的布萊爾大樓時，曾在裏麵裝置了竊聽器。
卡特憤怒回擊，並要求立即撤回該報道，並在報紙上道歉。
光著屁股的布拉德利
3天之後，有人引述布拉德利的話：“怎麽能夠做這樣的公開道歉呢？總不能光著屁股在賓夕法尼亞大道上來回奔跑，大喊‘對不起’吧？”
布拉德利沒有這麽做，結果錯過了很好的一個機會。這是他的“聖屎”新聞理論最好的個人典範，可以把他的光屁股照片登在《華盛頓郵報》的頭版，那會讓吃早餐的讀者得到真正的早餐享受。
反過來，《華盛頓郵報》等了6天後才發表了一份軟弱無力的編者按，說布萊爾大廈竊聽一事完全是謠傳。
卡特並不滿意。他要求《華盛頓郵報》道歉，並威脅說要訴諸官司。
《華盛頓郵報》登載那篇關於前總統的不實和公然謠傳18天之後，最後才登載一篇撤回聲明，並致以道歉。
卡特之後宣布他不再起訴，並發表了以下聲明，這個聲明應該在全美國每一所新聞學院進行宣讀，而且應該刻在《華盛頓郵報》新聞采編室的牆上：
“走運的是，由於我以前所居的位置，我有機會接受公眾新聞媒體，並且可以吸引人們注意到我的問題。以訛傳訛的類似謠傳的許多受害人並沒有我這樣的機會，但他們受到的損害卻同樣嚴重。”
《華盛頓郵報》的出版人唐納德·格雷漢姆與布拉德利的磨擦也許遠遠超過了與他母親凱伊的磨擦，唐納德隻好自己給卡特總統寄了一封道歉的信。我給兩位格雷漢姆都送去了口信，祝賀他們完成了道歉的事情，哪怕這有可能讓布拉德利生氣，因為他一直認為自己才是《華盛頓郵報》的老板。
“你給卡特總統的信也許是你作為《華盛頓郵報》的出版人所做出的最為重要的決定之一，不僅僅對《華盛頓郵報》是如此，而且對報業來說也是如此。”我給唐·格雷漢姆的信是這麽說的。
“你（我們）處在很大的麻煩中，不僅僅是與政客，而且還與廣大的公眾有麻煩。他們時不時會原諒我們犯下判斷失誤的錯誤，但如果我們不肯承認自己的錯誤，那他們就不會原諒我們了。為此我向你致敬。”
在致凱伊·格雷漢姆信件的附記裏，我對布拉德利諷刺了一番：“祝賀你適當地施展了自己作為《華盛頓郵報》傑出和睿智的資深政客的影響力。”
《華盛頓郵報》的記者戴安娜·麥勒拉讓卡特夫婦難堪了一回，她把自己道聽途說的東西當成真事。另一位記者簡內特·庫克得罪了一個警察部門，得罪了一個城市，得罪了她的報紙，也使她所處的行業受到損害，因為她編了一個純粹想像出來的故事。
庫克寫了一個吸引人的係列故事，講一個在內城吸海洛因的有8年吸毒史的吸毒者，說此人叫吉米。這個故事本意是想把哥倫比亞特區的吸毒問題戲劇化，但看起來卻很吸引人，結果，《華盛頓郵報》提名將這個係列拿去評普利策獎，結果還真的成功了。
問題在於，根本就沒有吉米這個人。獎項頒發之後，故事被人揭發出來，說是偽造的，《華盛頓郵報》最後隻好退回普利策獎。
“聖屎！”這次令人難堪的事件之後，整個新聞界全都發出這樣的聲音。
“深喉”還活著
不過，《華盛頓郵報》也有得記一功的地方，那就是，它有時候利用匿名來源保護告發者，而這些告發者也並不一定是在說些想入非非的話。
水門事件就是一個例子。《華盛頓郵報》率領一批媒體推翻了尼克鬆政府，這也使這家報館贏得普利策獎。該報因此應該得到這個獎項，而且也值得保留它。
《華盛頓郵報》的出版人凱伊·格雷漢姆是水門事件的主要操作者。她積極參與水門事件許多報道的評審工作，總體上說，她在那個時期對布拉德利是嚴加管教的。
關於簡內特·庫克的故事，布拉德利和他的人馬可以自己去評判，他們的確濫用了自己的權威，而且錯待了自己的讀者。
但是，在涉及水門事件的報道中，《華盛頓郵報》的代筆者提出了一些到今天仍然沒有得到解決的問題。
記者鮑勃·伍德沃德和卡爾·伯恩斯坦聲稱，他們最主要的消息來源是“深喉”，此人是政府部門的一名未指出姓名的雇員，據說經常會在多層停車庫裏突然出現，並在很深的背景裏提供信息，這意思是說，“他/她”的話並不能直接引用。
我當時就有一種感覺，現在更加堅信，那個“深喉”不是別人，正是本·布拉德利本人。
大家不妨會奇怪，怎麽可能是這樣的呢？
很簡單。布拉德利在華盛頓有數以百計的政界和社交界的關係，其中很多關係人可以在酒會或者電話裏極其方便地透露消息給布拉德利。這些人當中的許多人，或者是大部分人都不會直接跟記者說話。
因此，我的預感是，布拉德利本人就是傳奇中的深喉。除非布拉德利退休，或者開始寫他的傳記，否則我們也許不可能了解實情。他的傳記應該取名為“聖屎！”
美國大部分報紙都有相當明顯的風格。《華盛頓郵報》就是一種好得古怪，也壞得出奇的報紙。其他大部分報紙都在實踐希望新聞理論，但是，有一些報紙仍然在為絕望新聞購買昂貴的車票。
《今日美國》前任編輯約翰·奎因曾被華盛頓的全國新聞基金會評為年度最佳編輯，他回顧過這樣的新聞風格。接受那個獎項的時候，他說，根據報紙頭版頭條登載最壞消息──世界末日的方式，就可以看出各家報館的風格。
奎因的預測是：
►《紐約時報》：“世界結束了。第三世界國家損失最重。”
►《華盛頓郵報》：“世界結束了。白宮忽視了早期預警，據未透露姓名人士說。”
►《今日美國》：“我們死定了！各州死亡情況，見8a版。最後一次體育決賽結果，見10c版。”
新聞理論教育工作者有助於為媒體設定基調，或積極或消極，因為大多數有才幹的新聞記者都是他們教育出來的。
在過去40年裏，我見到過很多學生從新聞院校畢業，我們從幾十所不同院校聘用了數百名畢業生。畢業生的質量是衡量最佳新聞院校的最有意義的方法。利用這個標準的話，我就可以給1980年代的那個10年評分了。
10大新聞院校
1. 北卡羅萊納大學
2. 堪薩斯大學
3. 西北大學
4. 南加州大學
5. 印第安納大學
6. 內布拉斯加大學
7. 佛羅裏達大學
8. 密蘇裏大學
9.德克薩斯大學
10.馬裏蘭大學
在1980年代，有些新聞院校並不如它們所得的名聲那麽好，這並不意味著那些學校就很差，隻是宣傳過度了而已。一般來說，這樣的名聲基於曆史，或者是一些熱情的教務長或院係負責人。正是這個原因，密蘇裏既可以列上10大新聞院校的名單，也可以列上吹捧過度的院校名單。
五所吹捧過度的院校
1. 哥倫比亞大學
2. 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萊分校
3. 密蘇裏大學
4. 俄亥俄州大學
5. 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
空中的希望與絕望
由於我搞了半個世紀的報紙，但了解廣播業才隻有10年時間，因為，在這個領域裏麵，我對自己的信心並不是很足。
在管理廣播事業或者評定廣播員的表現上麵，事情的確如此。
但絕望與希望新聞理論，當然還包括“聖屎”新聞理論，隻需要撥動電話號碼就可以拿到空中去了。
傑拉爾多·裏佛拉和莫頓·東雷隻能夠端出滿盤子的“聖屎”。太多了，大部分觀眾遲早會換台，或者幹脆關閉電視。
菲爾·多納胡、奧普拉·溫弗雷和拉裏·金拿出的是希望新聞與“聖屎”新聞的奇妙混合物。他們跟自己的觀眾談話，而不是僅僅對自己說話，他們還會在電視裏工作很長時間。
“60分鍾”是空中的絕望之音。但是，這個節目辦得很有娛樂性，哪怕不喜歡報紙上絕望新聞的一些人也會對華萊士和布拉德利、雷森納和薩弗爾保持興趣。
我仍然收聽那些節目，哪怕他們不提供機會讓我上鏡，盡管他們已經花費了數百小時和數千美元做我的節目。
我記得非常清楚，“60分鍾”節目的製片人唐·休韋特當著國家廣播公司“今日”欄目的布萊恩特·甘伯爾的麵對我說，他們準備“做你”的節目。
我們當時在麥爾科姆·富布斯的高地人二號遊船上巡遊，看紐約周圍的高樓大廈。《今日美國》當時快到第5周年了，休韋特覺得我那份報紙的成功使我成為他那個欄目的候選人。
我當時懷有戒心，因為我知道，“60分鍾”的目標是要找你的麻煩。但是，我還是同意合作，因為我覺得那裏有很大一個觀眾群，我希望能夠借機會鼓吹我那份報紙5周年的事情。
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裏，“60分鍾”派來的人跟在我屁股後麵拍，從紐約到洛杉磯，又從洛杉磯拍到紐約。
最後，我們坐下來錄製一對一的采訪節目：哈裏·雷森納和我本人。製片人桑迪·索柯婁在我們周圍忙來忙去的。
采訪進行了一個小時，我們進行中間休息，雷森納和索柯婁催促我拿出暴烈的一麵。“拿出你慣常的脾氣來。”他們說。
我們再次進行采訪的時候，雷森納變得很粗魯了，想在《今日美國》的事情上惹我生氣：“麥當報，新聞業的快餐食品。”
但是，我以前已經聽說過這樣的話了。我保持鎮定，一臉微笑，很禮貌地回答了最尖銳的一些問題。
那次人物簡介根本就沒有播出來。他們告訴我說，我在節目裏麵做出來的樣子太禮貌了。他們沒有能夠想出我那個版本的婊子養的形象來。
談到婊子養的，泰德·特納應該得到比他在有線新聞網上的成功更大的表揚n每天24小時不間斷地把電視上最全麵的新聞報道傳遞給4,960萬美國家庭。它提供了動力，使3家大型網絡得到升級並擴充了新聞節目，使我們大家都因此受益。
美國廣播公司、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國家廣播公司都提供了相當好的希望與絕望平衡，從早間新聞節目到深夜新聞都是如此。
我是希望撥號的人，在辦公室裏和家裏，我有4個屏幕並排擺著，所有的節目總是開著，哪個頻道吸引我的注意力就打開哪個頻道的聲音。
我是從林頓·約翰遜總統那裏學會這個方法的。1966年，林頓總統做了一次外科手術，我的老板保爾·米勒和我跟林頓總統及私人助理傑克·華倫迪一起在白宮進午餐，傑克·華倫迪現在是美國電影協會的會長了。此後，林頓邀請我們到總統臥室去看看，一邊脫衣準備午睡。他想讓我們看看他在床腳處擺放的3台電視機。
當時，遙控板是相當新潮的東西。他的枕頭底下就有一塊遙控板。
“3台電視我一天到晚都開著，但是，隻有當我看圖像的時候，我才會打開聲音。”林頓總統說。
分析節目主持人
我看美國廣播公司的彼德·簡寧斯的節目，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丹·拉特的節目，有線新聞網的伯納德·肖的節目和國家廣播公司的湯姆·布羅柯的節目。根據這些節目主持人所說的內容而決定是否打開聲音。
所有4個主持人都不錯，沒有沃爾特·克隆凱特的節目好看，但也相當不錯了。
每個人都有希望和絕望的混合物。一般來說都趨向絕望，還有可以拿到的電影膠片，但平衡得不錯。
他們是如何進行比較的呢？
加內特公司準備收購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時候，我以為加內特公司最後會成為第四家好的電視台。
我是這麽給幾位主持人評級的：
1. 湯姆·布羅柯
2. 彼德·簡寧斯
3. 伯納德·肖
4. 丹·拉特
我承認自己有偏見，因為我更偏向於布羅柯。他是南達科他州來的小夥子，而且他的妻子麥裏迪絲也在加內特公司的董事會。但是，布羅柯屬於全美國或全美利堅的小孩子，哪怕他已經快到50歲了。他在佩奧裏亞表現不錯，在美國各地中心地帶也都表現不俗。如果有別的人替他挑選領帶，他一定會表現更好。
簡寧斯是一位挺複雜的外國人，主要對東部沿海地區的人有吸引力。他很聰明，能夠以極其出色的手段處理實質性的新聞題材。但是，周末到中西部地區的農場清掃馬廄或者擠一擠牛奶，一定會對他打開眼界大有裨益。
肖在有線電視網得到的電視時間比他在別的網絡得到的時間長得多，他充分利用了這一優勢，講話直截了當，穩實而有次序，報道新聞時從不妄加粉飾，但他必須學會如何微笑。
拉特是廣播業裏的本·布拉德利。這很好，但不如他自己以為的那般好。1987年，拉特因為生氣而突然從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屏幕上消失了7分鍾。克隆凱特說，“我本想炒掉他的。”換了我也會。
這4位主持人和所有電視業人員都可以聽聽查爾斯·庫拉爾特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辦的“在路上”節目，可以從那裏學到很多東西。
庫拉爾特有一句話，是我們所有紙質媒體和廣播電視業人員都應該記住的：
“我從報紙頭條和電視屏幕上看到的國家，跟我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用自己的耳朵聽到的，和用自己的身心感受到的國家不盡相同。”
有話直說：
第一修正案保障了新聞的自由；新聞自身必須要保障新聞的公正。
──《人民》雜誌
1987年9月28日
你辦的日報有多好，或者有多壞？
是否讓人產生對於美好明天的希望？
是否讓人產生絕望情緒？
這樣的報紙是否會讓你失去平衡，是不是美國首都一位高級編輯所說的那種“聖屎”新聞？
你辦的報紙跟美國全國各地其他的報紙比較起來如何？
到1989年，美國各地已經有1643家日報。
我曾在很多家報館工作過，也看過大部分報紙，其中有許多日報是我認真看過的。我日常看10多種報紙，還有很多報紙是我經常會翻一翻的。
在加內特公司，我們會在大部分市場上進行讀者調查研究，看看讀者對公司報紙是否喜歡。下列是大多數人都會說的話：
►希望報紙給人信息，讓人娛樂。
►希望報紙能夠討論一些問題，但不要說答案一定是怎樣的。
►希望新聞是兼顧的，不帶偏見。
►最重要的是，你希望報紙能夠真實地反映自己生活其中的世界，好消息也說，壞消息也報，讓人開心和讓人悲傷的消息都要說。
很多人跟自己看的報紙是一種愛恨交加的關係。但是，哪怕想批評一些報紙，你還是會說“我看的報紙”。哪怕大部分人看電視的時間多於看報的時間，你仍然會把報紙當做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女兒丹讀三年級的時候，她在紐約羅切斯特的艾倫克裏克中學的老師曾請她對班上同學說父親靠什麽謀生，她說：“他以看報為生。”
我看了50年報紙，管理了50年報紙，並因此而得到報酬。
我在媒體業的成績單
我在全美國的報業幹了半個世紀，這個業績是否讓我有資格把自己的判斷傳遞給全國的報紙，或者傳遞給培訓新聞從業人員的學校？
實際上，你們作為讀者才是自己所看報紙的最好判官。但是，跟教新聞的教授和業內人士比較起來，我是更好的判官，因為他們隻是躲在自己的象牙塔裏斷章取義地挑選最好或最差的報紙來評論。
最好的報紙是那些為自己想要服務的讀者提供最佳服務的報紙。這樣的讀者群有可能是單單一個社區、單單一個地區、一個州或者全國的讀者，也有可能是一個專門化的讀者群。
關於全國最好的，或者讚賞太過的一些業內報紙，我想跟大家說一些純粹從個人角度得來的感受，我還會跟大家說一說理由。
我所列的“最佳”報紙單子僅限於發行量在10萬以上的那些報紙，盡管發行量在這個數字以下的某些報紙也是相當不錯的。
當然，我同意全美各地一共630萬日報讀者做出的結論，他們說《今日美國》是頭號報紙。但是，我把自己辦的這份報紙排除在外，因為這一章是講公平競爭的，我不想讓人說我自己有偏見。
美國十大報紙
1.《芝加哥論壇報》
2.《洛杉磯時報》
3.《紐約時報》
4.《達拉斯晨報》
5.《華爾街日報》
6.《波斯頓環球報》
7.《底特律新聞報》（屬加內特公司）
8.《奧倫多哨兵報》
9.《夏洛特觀察家報》
10.《亞特蘭大日報及憲法報》
這個單子列出來會得罪我在東部的很多新聞界同仁，因為其中很多人都戴著自己的眼罩，他們的眼光隻能看到芝加哥或達拉斯，更不用說看到洛杉磯之外了。
《芝加哥論壇報》之所以列在我的名單頂層，是因為這份報紙既有來自中西部地區的新聞，也有世界新聞報道。它報道自己家鄉的事情，勝過我這個單子上的許多其他的報紙。而且這份報紙的新聞報道極有趣，色彩斑斕，很公平。
要在20年前，《芝加哥論壇報》可能根本都不會列上我的“大報”單子。詹姆斯·斯奎爾斯1981年成為該報編輯，他是該報成功的重要功臣。他人極聰明，甚至都把《今日美國》的藍色偷去，搬到了他那份報紙的頭版上。
《洛杉磯時報》以前辦得爛極了，屬於二流報紙，但是，奧迪斯·錢德勒於1960年從他父親諾爾曼那裏接過這份報紙，從此改觀。如果《洛杉磯時報》的編輯能夠控製一些所謂的明星的無休止的散文，則這份報紙極有可能與《芝加哥論壇報》一爭高下。但是，《洛杉磯時報》整版登載改寫的故事，而且跳躍度極大，這使許多讀者看不下去。
當前出版人湯姆·約翰遜和編輯謝爾比·柯菲都是一流的專業人士，他們在奧迪斯·錢德勒交給他們的基礎上大顯手筆。
《紐約時報》在我的單子裏可以列入兩次，一是十佳大報，一是十家過譽之報。
該報跨度極大，報道全世界的事情過多，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的新聞。但在本埠新聞的報道上又顯不足。阿比·羅森塔爾是一個知識界的紳士，在他擔任執行編輯的9年裏，該報失去了挖掘最大潛力的機會。編輯麥克斯·弗蘭克爾1986年接手後，做了一些有意義的改進，包括模仿《今日美國》的一些讀者服務技巧。
如果《紐約時報》在接下來的10年裏仍然能夠保持自己被人過度吹捧的名聲，那我不會感到奇怪。
美國最好和最差的辦報風格都可以在首都看到。但是，波托馬克河東岸的一些報紙氣勢甚高，十分流行，那些有好有壞的報紙往往看不到這兩者之間的差別。
這種氣勢產生的傲慢光環和古怪的行為使得《華盛頓郵報》成為美國被吹捧得最為嚴重的報紙。但它無論從哪個方麵說都不是最差的報紙──當然也不在10大好報之列。
如此情況的，絕非《華盛頓郵報》一家。多年以來，其他一些報紙也列上了教務長的名單，但無法留在“好生名單”上，他們的成績時好時壞。
十大吹捧過度的報紙
1.《華盛頓郵報》
2.《邁阿密論壇報》
3.《聖彼德斯堡時報》
4.《路易斯維爾信使日報》（屬於加內特公司）
5.《費城問詢報》
6.《丹佛郵報》
7.《德斯莫瓦日報》（屬於加內特公司）
8.《紐約時報》
9.《巴爾的摩太陽報》
10.《聖路易郵政信使報》
大部分吹捧過度的報紙都是因為把得獎而不是新聞產品當做主要目的而出名的。
對於報紙來說，普利策獎被認為是最高獎項。許多編輯為了得獎而不惜一切代價，而且真的這麽幹。
他們刪除讀者需要或想要得到的新聞，為的是要把時間、金錢和新聞版麵留給可以得到普利策獎的機會。
普利策獎的大部分獎項都是因為糟糕或者令人傷心的新聞而獲得的。普利策獎的評委們在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幽暗的氣氛裏開會，正麵消息或者讓人開心的內容很少引起評委的注意。
《紐約時報》的媒體寫作人阿爾伯特·斯加丁諾是這麽回顧普利策獎的：“普利策獎項給人的地位和影響力，能夠改善以前沒有名氣的報紙的士氣和利潤，比如像《費城問詢報》。”
費城有一位極喜歡普利策獎的編輯尤金·羅伯茨就是這樣一個人，而且沉迷其中。1973年他接手《費城問詢報》的時候，該報一直在報道很好的當地新聞，效果不錯，但是出了費城，就沒有多少人注意這份報紙了。
羅伯茨認為，讓該報走出《紐約時報》陰影的惟一辦法就是盯住普利策獎，因此就去報道阿富汗和非洲的事情。
結果有效。自此以後，《費城問詢報》得了14項普利策獎。該報為最大部分讀者提供的服務不如以前，但是他捕捉到了自己眼中想要的讀者，那就是普利策獎的評委。
“那些獎項也許極大地促進了員工的自尊，也促進了報紙自身的自重。”羅伯茨說。自尊，至於讀者的自尊，那就管不上了。
為了避免讀者感到奇怪，加內特公司的報紙也得過很多普利策獎，一共有37項。有些獎項是在加入加內特公司以前就得到的，另外一些是加入加內特公司以後才得到的。
在我的十大吹捧過度報紙的單子裏，有兩家是加內特公司的報紙，就是路易斯維爾的報紙和德斯莫瓦的報紙。在這兩家報紙裏，對得獎的興趣大過了對產品本身的興趣。它們都是較好的報紙，也在不斷改進，就跟得到的總體名聲一樣好。
絕望新聞
無可避免的是，喜歡得獎的編輯就喜歡搞絕望新聞，這種絕望新聞的程度一直深入紐約市和華盛頓特區的核心和內髒。
如果說這些報人有憤世嫉俗的一麵，而且還表現在波托馬克河的東邊和哈德遜河的東邊，那麽簡單地說，這隻是一個不幸的地理分布問題。但是，因為來自所謂的思想中心的那些人盯住的不僅僅是全美國，而且還盯著全世界，因此，這個問題就是全球性的問題。
我在南達科他州、佛羅裏達州和密歇根州做新聞工作的時候，並沒有意識到紐約和華盛頓一些媒體厭世情緒的深刻程度。到了羅切斯特並定期看到紐約的一些報紙以後，我才感到震驚。
《紐約每日新聞報》的比爾·裏爾專欄看起來像是憤世嫉俗者的手冊：
“好消息就是沒有消息……”
紐約人知道，事態極有希望的發展是太好的消息，不可能是真實的，因此，讓人快樂的頭版頭條消息總會引發一種讓人嘲笑和不相信的氣氛。紐約人──我相信別處的人也不例外──希望看到的故事是讓他們發瘋和憤怒的事情。
“好的報人總能夠為任何一個故事找到讓人壓抑的角度。”
我在華盛頓特區呆的時間長了，看到了《華盛頓郵報》辦新聞的有害方式，因此就決定帶頭起來批判這種絕望新聞。
我的講壇就是紐約市內的海外新聞俱樂部，當時是1983年10月24日，那是我第二次在那裏露麵。1979年3月21日，我曾在那裏對著同一群人講話。
當時，我講的題目是“保護媒體自由”。這一次，我的題目是“配上媒體自由”。
我說：“最好的報人都是懷疑主義者。
“他們不以事物的表麵價值接受事情。他們問一些刁鑽的問題，他們更深地挖掘真理。他們全麵衡量事物，不理睬公關部門的宣傳，他們寫公平的故事。
“但是，懷疑主義與犬儒主義之間有極其微妙的差別。
“憤世嫉俗者假定最糟糕的事情，並且把它發表出來。他們覺得自己的使命就是指控與定罪，而不是告知與教育。他們相信用負麵報道能夠吸引讀者，但是，結果倒是把讀者嚇跑了。
“憤世嫉俗者搞的是一套絕望新聞。
“問題的實質很簡單，那就是：
“這種舊式的絕望新聞主義，這種通常會讓讀者深感失望和瘋狂，或者極其憤怒的嘲諷式技術能否、或是否應該在20世紀末繼續下去。
“或者說，一種新的希望新聞，一種無論好壞、無論悲歡喜樂都原文照登，讓讀者得到全麵消息，並進行自我判斷，看看某些新聞是否值得自己注意和支持的新技巧，是否能夠或願意在未來的10年發展下去。”
那些話隻得到禮貌性的輕微掌聲，我知道紐約的聽眾隻會有這樣的反應。
從事希望新聞的報人
在全美各地，反應卻不盡相同，編輯和專欄作家一致讚同。有些人說，他們一直都在弄這樣的希望新聞，隻是沒有給它貼上標簽而已。另外一些人鄭重其事地說，他們馬上就來搞這樣的新聞。
《普韋伯羅（科羅拉多）科羅拉多人報》的出版人羅伯特·羅林斯把我的演講內容給他的每一個員工發了一份，並附上一個字條，說：“認真看，要注意。”
《羅倫斯（堪薩斯）日報世界》的主席多爾夫·西蒙斯歡迎我和《今日美國》的辦報方法。他為一個社區團體的領導人解釋了希望新聞和絕望新聞之間的差別。
“媒體跟媒體不同啊。網絡電視和少數報紙做一種事情，全國各地更多的報紙卻在用完全不同和負責任的方法從事另外一種事情。”
我的輕度批評和絕望新聞的標簽傷害了一些從事國內新聞報道的報紙，尤其是《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開始嘲弄他們所謂的“幸福新聞”方法，那就是他們對“希望新聞”的解釋。
因為《華盛頓郵報》是國內最受吹捧的報紙，也因為那是我們國家的首都內領袖人物看得最多的報紙，它的新聞品牌就值得進行簡單的個案分析。
“聖屎”新聞就是《華盛頓郵報》的執行編輯本·布拉德利說出來的。
他對自己的黨徒說，讀者早間拿起《華盛頓郵報》看第一版的時候，他希望這位讀者能夠說：“聖屎！”
《華盛頓郵報》經常得到這樣的讀者反饋。但他們經常的反應卻是：聖屎！我怎麽能夠相信這樣的事情？
有時候他們會產生這樣的反應，有時候又不能，或者不應該。
事實與虛構在《華盛頓郵報》的怨恨之宮裏經常會成為友好的伴侶，而怨恨之宮也就是“聖屎”新聞的老巢。對《華盛頓郵報》那種品牌的新聞來說，匿名或不標來源的新聞是關鍵。
這種不標來源的政策無異於公開承認違反了兩種新聞道德：
►無來源的消息經常會誇大自己了解的內容。
►記者寫出來的東西經常會多於自己聽到的內容。
惟一確切的辦法是將事實與虛構區分開來，因此就必須禁止不標出處的消息。效果較差的另一種辦法是要求記者向編輯透露消息來源者的身份，並讓編輯來決定是否使用這樣的材料。
《今日美國》有禁止匿名消息的嚴格政策。這項政策告訴我們的記者負起責任來，並使報紙在消息來源和讀者兩個方麵得到極高的可信度。
在未標出處的消息來源的使用上，《華盛頓郵報》以外的大多數報紙都采取了收緊政策。《紐約時報》已經退休的執行編輯阿比·羅森塔爾說，隻有在“正當”使用這些消息出處時，才能夠列出提供消息者的名字。
但羅森塔爾補充說：“讓人惡心的是，匿名來源經常隻是一種麵罩，用以掩飾無法證實或無法回擊的攻擊和謾罵。”
由於《華盛頓郵報》發表了很多未經證實的或無法回擊的不道德故事，而且是基於匿名來源，因此，裏麵能夠輕易找出的例子可以寫上一本書。有些涉及名人，有些涉及不那麽知名的人士。
《華盛頓郵報》報道說，吉米·卡特總統和他的妻子羅薩琳在裏根夫婦就職前暫住白宮對麵的布萊爾大樓時，曾在裏麵裝置了竊聽器。
卡特憤怒回擊，並要求立即撤回該報道，並在報紙上道歉。
光著屁股的布拉德利
3天之後，有人引述布拉德利的話：“怎麽能夠做這樣的公開道歉呢？總不能光著屁股在賓夕法尼亞大道上來回奔跑，大喊‘對不起’吧？”
布拉德利沒有這麽做，結果錯過了很好的一個機會。這是他的“聖屎”新聞理論最好的個人典範，可以把他的光屁股照片登在《華盛頓郵報》的頭版，那會讓吃早餐的讀者得到真正的早餐享受。
反過來，《華盛頓郵報》等了6天後才發表了一份軟弱無力的編者按，說布萊爾大廈竊聽一事完全是謠傳。
卡特並不滿意。他要求《華盛頓郵報》道歉，並威脅說要訴諸官司。
《華盛頓郵報》登載那篇關於前總統的不實和公然謠傳18天之後，最後才登載一篇撤回聲明，並致以道歉。
卡特之後宣布他不再起訴，並發表了以下聲明，這個聲明應該在全美國每一所新聞學院進行宣讀，而且應該刻在《華盛頓郵報》新聞采編室的牆上：
“走運的是，由於我以前所居的位置，我有機會接受公眾新聞媒體，並且可以吸引人們注意到我的問題。以訛傳訛的類似謠傳的許多受害人並沒有我這樣的機會，但他們受到的損害卻同樣嚴重。”
《華盛頓郵報》的出版人唐納德·格雷漢姆與布拉德利的磨擦也許遠遠超過了與他母親凱伊的磨擦，唐納德隻好自己給卡特總統寄了一封道歉的信。我給兩位格雷漢姆都送去了口信，祝賀他們完成了道歉的事情，哪怕這有可能讓布拉德利生氣，因為他一直認為自己才是《華盛頓郵報》的老板。
“你給卡特總統的信也許是你作為《華盛頓郵報》的出版人所做出的最為重要的決定之一，不僅僅對《華盛頓郵報》是如此，而且對報業來說也是如此。”我給唐·格雷漢姆的信是這麽說的。
“你（我們）處在很大的麻煩中，不僅僅是與政客，而且還與廣大的公眾有麻煩。他們時不時會原諒我們犯下判斷失誤的錯誤，但如果我們不肯承認自己的錯誤，那他們就不會原諒我們了。為此我向你致敬。”
在致凱伊·格雷漢姆信件的附記裏，我對布拉德利諷刺了一番：“祝賀你適當地施展了自己作為《華盛頓郵報》傑出和睿智的資深政客的影響力。”
《華盛頓郵報》的記者戴安娜·麥勒拉讓卡特夫婦難堪了一回，她把自己道聽途說的東西當成真事。另一位記者簡內特·庫克得罪了一個警察部門，得罪了一個城市，得罪了她的報紙，也使她所處的行業受到損害，因為她編了一個純粹想像出來的故事。
庫克寫了一個吸引人的係列故事，講一個在內城吸海洛因的有8年吸毒史的吸毒者，說此人叫吉米。這個故事本意是想把哥倫比亞特區的吸毒問題戲劇化，但看起來卻很吸引人，結果，《華盛頓郵報》提名將這個係列拿去評普利策獎，結果還真的成功了。
問題在於，根本就沒有吉米這個人。獎項頒發之後，故事被人揭發出來，說是偽造的，《華盛頓郵報》最後隻好退回普利策獎。
“聖屎！”這次令人難堪的事件之後，整個新聞界全都發出這樣的聲音。
“深喉”還活著
不過，《華盛頓郵報》也有得記一功的地方，那就是，它有時候利用匿名來源保護告發者，而這些告發者也並不一定是在說些想入非非的話。
水門事件就是一個例子。《華盛頓郵報》率領一批媒體推翻了尼克鬆政府，這也使這家報館贏得普利策獎。該報因此應該得到這個獎項，而且也值得保留它。
《華盛頓郵報》的出版人凱伊·格雷漢姆是水門事件的主要操作者。她積極參與水門事件許多報道的評審工作，總體上說，她在那個時期對布拉德利是嚴加管教的。
關於簡內特·庫克的故事，布拉德利和他的人馬可以自己去評判，他們的確濫用了自己的權威，而且錯待了自己的讀者。
但是，在涉及水門事件的報道中，《華盛頓郵報》的代筆者提出了一些到今天仍然沒有得到解決的問題。
記者鮑勃·伍德沃德和卡爾·伯恩斯坦聲稱，他們最主要的消息來源是“深喉”，此人是政府部門的一名未指出姓名的雇員，據說經常會在多層停車庫裏突然出現，並在很深的背景裏提供信息，這意思是說，“他/她”的話並不能直接引用。
我當時就有一種感覺，現在更加堅信，那個“深喉”不是別人，正是本·布拉德利本人。
大家不妨會奇怪，怎麽可能是這樣的呢？
很簡單。布拉德利在華盛頓有數以百計的政界和社交界的關係，其中很多關係人可以在酒會或者電話裏極其方便地透露消息給布拉德利。這些人當中的許多人，或者是大部分人都不會直接跟記者說話。
因此，我的預感是，布拉德利本人就是傳奇中的深喉。除非布拉德利退休，或者開始寫他的傳記，否則我們也許不可能了解實情。他的傳記應該取名為“聖屎！”
美國大部分報紙都有相當明顯的風格。《華盛頓郵報》就是一種好得古怪，也壞得出奇的報紙。其他大部分報紙都在實踐希望新聞理論，但是，有一些報紙仍然在為絕望新聞購買昂貴的車票。
《今日美國》前任編輯約翰·奎因曾被華盛頓的全國新聞基金會評為年度最佳編輯，他回顧過這樣的新聞風格。接受那個獎項的時候，他說，根據報紙頭版頭條登載最壞消息──世界末日的方式，就可以看出各家報館的風格。
奎因的預測是：
►《紐約時報》：“世界結束了。第三世界國家損失最重。”
►《華盛頓郵報》：“世界結束了。白宮忽視了早期預警，據未透露姓名人士說。”
►《今日美國》：“我們死定了！各州死亡情況，見8a版。最後一次體育決賽結果，見10c版。”
新聞理論教育工作者有助於為媒體設定基調，或積極或消極，因為大多數有才幹的新聞記者都是他們教育出來的。
在過去40年裏，我見到過很多學生從新聞院校畢業，我們從幾十所不同院校聘用了數百名畢業生。畢業生的質量是衡量最佳新聞院校的最有意義的方法。利用這個標準的話，我就可以給1980年代的那個10年評分了。
10大新聞院校
1. 北卡羅萊納大學
2. 堪薩斯大學
3. 西北大學
4. 南加州大學
5. 印第安納大學
6. 內布拉斯加大學
7. 佛羅裏達大學
8. 密蘇裏大學
9.德克薩斯大學
10.馬裏蘭大學
在1980年代，有些新聞院校並不如它們所得的名聲那麽好，這並不意味著那些學校就很差，隻是宣傳過度了而已。一般來說，這樣的名聲基於曆史，或者是一些熱情的教務長或院係負責人。正是這個原因，密蘇裏既可以列上10大新聞院校的名單，也可以列上吹捧過度的院校名單。
五所吹捧過度的院校
1. 哥倫比亞大學
2. 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萊分校
3. 密蘇裏大學
4. 俄亥俄州大學
5. 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
空中的希望與絕望
由於我搞了半個世紀的報紙，但了解廣播業才隻有10年時間，因為，在這個領域裏麵，我對自己的信心並不是很足。
在管理廣播事業或者評定廣播員的表現上麵，事情的確如此。
但絕望與希望新聞理論，當然還包括“聖屎”新聞理論，隻需要撥動電話號碼就可以拿到空中去了。
傑拉爾多·裏佛拉和莫頓·東雷隻能夠端出滿盤子的“聖屎”。太多了，大部分觀眾遲早會換台，或者幹脆關閉電視。
菲爾·多納胡、奧普拉·溫弗雷和拉裏·金拿出的是希望新聞與“聖屎”新聞的奇妙混合物。他們跟自己的觀眾談話，而不是僅僅對自己說話，他們還會在電視裏工作很長時間。
“60分鍾”是空中的絕望之音。但是，這個節目辦得很有娛樂性，哪怕不喜歡報紙上絕望新聞的一些人也會對華萊士和布拉德利、雷森納和薩弗爾保持興趣。
我仍然收聽那些節目，哪怕他們不提供機會讓我上鏡，盡管他們已經花費了數百小時和數千美元做我的節目。
我記得非常清楚，“60分鍾”節目的製片人唐·休韋特當著國家廣播公司“今日”欄目的布萊恩特·甘伯爾的麵對我說，他們準備“做你”的節目。
我們當時在麥爾科姆·富布斯的高地人二號遊船上巡遊，看紐約周圍的高樓大廈。《今日美國》當時快到第5周年了，休韋特覺得我那份報紙的成功使我成為他那個欄目的候選人。
我當時懷有戒心，因為我知道，“60分鍾”的目標是要找你的麻煩。但是，我還是同意合作，因為我覺得那裏有很大一個觀眾群，我希望能夠借機會鼓吹我那份報紙5周年的事情。
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裏，“60分鍾”派來的人跟在我屁股後麵拍，從紐約到洛杉磯，又從洛杉磯拍到紐約。
最後，我們坐下來錄製一對一的采訪節目：哈裏·雷森納和我本人。製片人桑迪·索柯婁在我們周圍忙來忙去的。
采訪進行了一個小時，我們進行中間休息，雷森納和索柯婁催促我拿出暴烈的一麵。“拿出你慣常的脾氣來。”他們說。
我們再次進行采訪的時候，雷森納變得很粗魯了，想在《今日美國》的事情上惹我生氣：“麥當報，新聞業的快餐食品。”
但是，我以前已經聽說過這樣的話了。我保持鎮定，一臉微笑，很禮貌地回答了最尖銳的一些問題。
那次人物簡介根本就沒有播出來。他們告訴我說，我在節目裏麵做出來的樣子太禮貌了。他們沒有能夠想出我那個版本的婊子養的形象來。
談到婊子養的，泰德·特納應該得到比他在有線新聞網上的成功更大的表揚n每天24小時不間斷地把電視上最全麵的新聞報道傳遞給4,960萬美國家庭。它提供了動力，使3家大型網絡得到升級並擴充了新聞節目，使我們大家都因此受益。
美國廣播公司、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國家廣播公司都提供了相當好的希望與絕望平衡，從早間新聞節目到深夜新聞都是如此。
我是希望撥號的人，在辦公室裏和家裏，我有4個屏幕並排擺著，所有的節目總是開著，哪個頻道吸引我的注意力就打開哪個頻道的聲音。
我是從林頓·約翰遜總統那裏學會這個方法的。1966年，林頓總統做了一次外科手術，我的老板保爾·米勒和我跟林頓總統及私人助理傑克·華倫迪一起在白宮進午餐，傑克·華倫迪現在是美國電影協會的會長了。此後，林頓邀請我們到總統臥室去看看，一邊脫衣準備午睡。他想讓我們看看他在床腳處擺放的3台電視機。
當時，遙控板是相當新潮的東西。他的枕頭底下就有一塊遙控板。
“3台電視我一天到晚都開著，但是，隻有當我看圖像的時候，我才會打開聲音。”林頓總統說。
分析節目主持人
我看美國廣播公司的彼德·簡寧斯的節目，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丹·拉特的節目，有線新聞網的伯納德·肖的節目和國家廣播公司的湯姆·布羅柯的節目。根據這些節目主持人所說的內容而決定是否打開聲音。
所有4個主持人都不錯，沒有沃爾特·克隆凱特的節目好看，但也相當不錯了。
每個人都有希望和絕望的混合物。一般來說都趨向絕望，還有可以拿到的電影膠片，但平衡得不錯。
他們是如何進行比較的呢？
加內特公司準備收購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時候，我以為加內特公司最後會成為第四家好的電視台。
我是這麽給幾位主持人評級的：
1. 湯姆·布羅柯
2. 彼德·簡寧斯
3. 伯納德·肖
4. 丹·拉特
我承認自己有偏見，因為我更偏向於布羅柯。他是南達科他州來的小夥子，而且他的妻子麥裏迪絲也在加內特公司的董事會。但是，布羅柯屬於全美國或全美利堅的小孩子，哪怕他已經快到50歲了。他在佩奧裏亞表現不錯，在美國各地中心地帶也都表現不俗。如果有別的人替他挑選領帶，他一定會表現更好。
簡寧斯是一位挺複雜的外國人，主要對東部沿海地區的人有吸引力。他很聰明，能夠以極其出色的手段處理實質性的新聞題材。但是，周末到中西部地區的農場清掃馬廄或者擠一擠牛奶，一定會對他打開眼界大有裨益。
肖在有線電視網得到的電視時間比他在別的網絡得到的時間長得多，他充分利用了這一優勢，講話直截了當，穩實而有次序，報道新聞時從不妄加粉飾，但他必須學會如何微笑。
拉特是廣播業裏的本·布拉德利。這很好，但不如他自己以為的那般好。1987年，拉特因為生氣而突然從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屏幕上消失了7分鍾。克隆凱特說，“我本想炒掉他的。”換了我也會。
這4位主持人和所有電視業人員都可以聽聽查爾斯·庫拉爾特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辦的“在路上”節目，可以從那裏學到很多東西。
庫拉爾特有一句話，是我們所有紙質媒體和廣播電視業人員都應該記住的：
“我從報紙頭條和電視屏幕上看到的國家，跟我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用自己的耳朵聽到的，和用自己的身心感受到的國家不盡相同。”
有話直說：
第一修正案保障了新聞的自由；新聞自身必須要保障新聞的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