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開國之父中沒有黑人，也沒有婦女……對這兩種人來說都是不幸之事。
──紐約州前美國眾議院議員謝雷·克裏斯霍爾姆
我們現在的一切都是兒時造就的，假如我們留心觀察的話。
童年有歡樂，也有傷害；有它的戰鬥，也有戰鬥留下的傷痕；有它的愛，也有它的艱辛；有它得勝的時候，也有它失敗的時候。
童年的一切都像絲線一樣織入成人時期的性格。
它們構成我們成功的秘密，也構成失敗的秘密。
童年生活形成了我們生活實踐的哲學基礎。
我早年就已經得到了偏見和固執的教訓。
12歲的時候，我開始明白歧視的巨大痛苦和不公。
我看見自己的母親工作更長時間，幹更累的活，但是，得到的報酬卻更少，她是為了養活兩個兒子，但一家之長偏偏都是男人。
我小的時候護著母親，因此打小就一股怒氣，成人之後就把這股怒氣發泄到與所有形式的偏見作鬥爭中。我堅信，對待所有人都應該平等，而不僅僅是那些有能力控製它的人。
作為一個聰明的學生，我又以另外一種方式吸取了終生的教訓。
我利用媒體的力量支持自己的朋友，打擊自己的敵人，我一直很喜歡這種方式，因為它是古老而受人尊敬的一門藝術。
很好玩，很刺激，但完全是不公的。
那件事情發生得很早，因此就能夠想辦法糾正自己的行為，從而使我把全部職業生涯都投入到一項活動中去，那就是要與自己小時候幹過的帶有偏見的新聞報道行為作鬥爭。
我到現在還在努力，要把自己的教訓告訴我的一些同事，因為他們還在搞那些“聖屎”新聞。
有朝一日，他們也會成長的。
我希望我們活在人世的時候，不要看到一件事情發展到報紙上所描述的那般糟糕的程度。
──威爾·羅傑斯
一、善待女性與少數團體
艾爾·紐哈斯給20世紀80年代的“機會”一詞賦予了新的意義。
──羅薩琳·卡特，
前美國第一夫人
我小的時候在南達科他州長大，當時，沒有人會因為性別歧視而感到羞恥，就連聯邦政府也公開搞性別歧視。
弗蘭克林·迪蘭諾·羅斯福總統建立了勞動進步管理局，目的是要為大蕭條時期找不到工作的人提供掙麵包錢的機會。那個勞動進步管理局公開張貼如下報酬標準：
►男人──每日5美元。
►婦女──每日3美元。
在南達科他州我生活的那個地區，勞動進步管理局的老板甚至走得更遠，他們根本就不聘用婦女。
我母親是我認識的第一位受性別歧視之害的婦女。
有時候，我看到一些偷懶的男人靠在勞動進步管理局為他們提供的鐵鍬上混日子，每天也拿5美元。而我母親卻隻能去當洗碗工，每星期勞動6天，從早晨6點一直幹到下午5點，每天隻有1美元，晚飯之後還得替人洗衣服。
南達科他州看上去也許不像是性別歧視或種族歧視的基地，但是，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這兩種歧視都存在著。當時之所以沒有引起別人注意，不像種族歧視情況十分嚴重的南部省份，那是因為南達科他州人口很少，受害者也不盡相同。
在南方，許多白人的誓言是要讓“有色人種”留在種植園裏。在南達科他州，主要目的是要把印第安人圈在保留區內。
而婦女的地位就是留在家裏。
那樣的生活，那樣的時代，在我心裏播下了種子，我發誓將來一定要努力根除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有朝一日，一定要以某種方式辦到。因此：
►還是南達科他州的一個小孩子的時候，我就已經成為一名平等主義者。
►20多歲和30多歲當記者和編輯的時候成為一名布道者。
►在40多歲到60多歲的20多年時間裏，我是加內特公司和《今日美國》的負責人，這期間一直都在當使徒。
在整個20世紀70年代，我和加內特公司一直都因為雇傭、培訓和宣傳婦女以及少數民族而廣受讚譽，成為媒體業界內這方麵的領導者。
我母親86歲去世，此前，我已經告訴過她，這一切獎勵都屬於她。
除非當老板的人真相信、真宣傳、真實踐，否則，無論是上市公司還是私人公司，任何一家組織都不可能實施男女機會均等。
一開始，哪怕隻是宣傳男女機會均等的事情，媒體業的白人男性都會提出反對意見。
哪怕是現在，實踐男女機會均等的時候，仍然會遇到一些白人男性決策者設置的障礙。而且，不幸的是，還有一些女性高級主管也這麽做，她們寧可當象征性的明星也不肯幫助別的婦女升到頂層。
我剛剛到加內特公司就開始嚴肅認真地開始了這樣的宣傳活動，並且跟業內一些老家夥開始幹仗。在加內特公司內外，我都在做這樣的宣傳：“我們的領導能力應該體現在我們的讀者對象上。”
下麵是我1969年在密蘇裏大學對全國女性記者們所說的一些話：
“你們都是有天才的人，為什麽竟然會有那麽多人容忍所從事的職業中根本就不存在升遷的機會？
“你們當中應該有更多的人做好準備，把自己的眼光定在出版人、編輯、廣播電台的管理人等目標上。在這一類的工作當中，所謂‘僅供男士’的牌子早該摘下來了。”
目標要定得高，聲音要壓得小
1970年，在新奧爾良召開的全國報業婦女聯合會上，我說的話是這樣的：“報紙業頂層的男性太多了，對此，你們當中的一些人應該負責任。”還指出媒體當中的婦女分下述三種情況：
►現代的女權主義者和持溫和態度的女性希望成為社會的一部分，與男子處在同一水平上。這種情況很好，你們必須要帶頭。
►激進的極端主義者希望從婦女當前的狀況和社會情形中逃脫出來。這種情況不好，你們應該壓低自己的聲音，提高自己的目標。
►還有一些婦女根本就不想升到頂層。她們常常會貶低女性領袖，說她們“是從床上升到那個地位的”。說這話的婦女才應該留在床上，或者圈在廚房裏。
我還為其他人留下了機會，讓她們也來宣傳這項事業。
1970年，作為紐約州出版人協會的會長，我邀請女權主義者格羅麗亞·斯坦因出席我們在雷克普拉西得召開的會議，並作了主題發言，我請她有話直說，她也照辦，話說得幽默，也有力。
在回答期間，紐約《羅馬哨兵日報》的出版人喬治·沃特斯表達了很多老派男士的感情，他以挑釁的口吻挑戰斯坦因：“像我本人這樣的白人男性出版人為什麽必須要支持你們女權主義運動呢？”
斯坦因是這麽反擊他的：“因為你們會操得更多，也更喜歡操！”
一些男人在竊笑。但是，後來發生在酒吧間的談話明顯指明，他們更喜歡婦女順從而不是太要強──在辦公室和在臥室都是這樣。
18年後，我又對那個出版人社團發表演講，還是這位喬治·沃特斯，他站起來提出一個問題。我打斷了他：“喬治，上次格羅麗亞·斯坦因在這裏給你提了一個建議，你照辦了嗎？”
這次是他竊笑了，神經很是緊張。後來，他妻子謝莉很自豪地對一個團體裏麵的人說：“是啊，他照辦了。而且他的確更喜歡了！”
1973年，就是我當上首席執行官的那年，我任命了加內特公司的第一位女性出版人。
格羅麗亞·比格斯是一位極受人尊敬的女士，也是棕櫚海灘和聖彼德斯堡的女編輯，我們在佛羅裏達州開辦《今日報》的時候，她就加入了加內特公司。我任命她擔任佛羅裏達州的《墨爾本時報》的出版人時，她被人看做是第一位直接從編輯室升到出版人地位的女性。她因此成為報業界名人，我們都鼓勵她多多參加任何演講邀請。
比格斯頭腦敏捷，有很強的幽默感。有一次，出席在賓漢頓召開的紐約州編輯者會議的時候，加內特公司一位保守的編輯主持演講後的問答活動，他是以這麽一個問題開場的：
“大家覺得婦女跟男人一樣好，比男人更好，或者比男人更壞？”
“在哪方麵？”格羅麗亞搶過話頭。這可把大家笑暈了，但也沒有贏得多少轉化者。
事後，《賓漢頓太陽報》的編輯大衛·伯恩斯坦寫了一篇報道。他是男性新聞工作者當中覺醒比較早的一位，他寫道：
“他們所說的一些惡意的話透露出男性在編輯者中間的不安全感……言行舉止如同沒有結婚的聰明的姨媽，但她的閨房剛剛被伯特·蘭卡斯特入侵過。”
我提拔比格斯當上我們公司的第一位女性出版人，從而打破堅冰，盡管如此，在加內特公司內部，卻沒有多少女性等在我的辦公室門外要求得到提升，這讓我十分失望。但是，我堅持下去了。
人要提升，事先不一定想得到
1974年，我請《羅切斯特時報聯盟》的社論作家克麗斯迪·巴爾克雷出任《薩拉托加養育薩拉托加人》的出版人。她感到十分震驚。
我告訴她：“你覺得自己沒有準備好。嗯，你的感覺是正常的，你是沒有準備好。但是，我以前每次提升都是事先想到的，你也應該這樣，以後慢慢就習慣了。”她真的習慣了。
1977年，我請《尼亞加納瀑布報》的編輯蘇·克拉克當出版人。那個時候，她已經是加內特公司的第15位成為出版人的婦女了，而出版人是我們報紙裏麵職位最高的工作。
“會有很大壓力。”她告訴我。
我同意她的看法，但開了一個玩笑：“但是壓力會落在你頭上，而不是我頭上。我們現在有足夠多的女出版人了，所以如果你不稱職，我們隨時可以炒掉你。”
她明白了我的意思：接受了這份工作，她會受到她那個職位上的男性員工一樣的對待。她不僅僅很稱職，而且幹得極好。今天，她是我們加內特公司的4位地區總裁之一，監督管理西部地區的16家報紙。
除這裏那裏提拔女性員工以外，加內特公司還需要基礎廣泛的宣傳活動，讓全公司的女性和少數團體都受到重視。
我們的報紙和廣播電台的許多男性經理都隻是動口不動手的人，隻是表麵宣傳，他們是從我的前任保爾·米勒那裏學來的。他的態度在羅切斯特的報業係統中尤其明顯，因為他曾經在那裏當過16年的老板。
我問主管分類廣告的經理托尼·包德利，為什麽接聽分類廣告電話的都是白人婦女──其中大部分都是包德利的朋友們的女朋友──他回答說：
“以前請過一位黑人婦女，但是，錢袋子越來越癟了，所以後來再也沒敢用。”
我後來請了一位黑人婦女，叫多莉絲·英格拉姆，她是我的兩名秘書之一。此後，包德利和其他一些人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我故意將包德利關於員工調換的請求和其他一些不太重要的請示全都堆在多莉絲的桌上。之後，他跟我問及此事，我微笑著說：
“很明顯，多莉絲還沒有批準那些請求。”
包德利隻得從我的那位黑人秘書那裏撤回部分請求，之後他的分類廣告部的人員組成就完整得多了。
20世紀70年代，在加內特公司內部，在人員提升的事情上麵，我有兩名關鍵的盟友都是公司高級主管：
約翰·赫塞爾頓，他是加內特公司主管人事的高級副總裁，他堅信應該實行男女機會均等的製度。還有一位是約翰·奎因，當時是負責新聞的高級副總裁，是一位對人事十分敏感的人。
奎因、赫塞爾頓和我弄出了一個計劃，使每個高級主管人員年薪的很大一部分與男女機會均等計劃掛起鉤來。當事情跟自己的錢包發生聯係的時候，我們公司哪怕最愛搞大男子主義的男性經理都會明白事情的重要。
我的配偶四處打探
為了鼓勵和監督男女機會均等計劃，我們實施了兩套班子，都是大家熟知的人物，黑人和白人一組，女性和男性一組。第一組是臨時聘用的谘詢人員，第二組成為公司的終身高級主管。
作為谘詢人員：
► 鮑勃·梅納德是一位黑人新聞工作者，曾在《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工作，後來又在加內特公司工作。他領導新聞教育研究院，專門培訓準備從事初級新聞工作的少數民族候選人，培養後再準備提升他們。
► 羅裏·威爾遜是一位白人婦女，當時嫁給了我。她在佛羅裏達州當參議員的時候，是平等權利修正案的主要倡導者，長期以來一直也是男女機會均等計劃的支持者。
►梅納德和威爾遜到加內特各地的報紙查訪，四處打聽。梅納德主要向奎因報道，而威爾遜主要向我報告。
由於是我的配偶在對男性經理們進行檢查，結果讓一大批經理嚇壞了。但是這樣一來，有雄心的婦女們就受到鼓勵，她們意識到可以通過羅裏和我們的枕上談話而直接與我聯係上了。
梅納德－威爾遜計劃開始以後，碰上加內特公司高層管理人員的年會。我在會上做了例行的公司狀況報告，之後就轉到了人事和男女機會均等方麵的話題上。
對著200多位高層管理人員，我口氣堅決、毫不猶豫地說：“你們當中有一些人在這方麵幹得不錯。有一些卻不然。”之後，我緩緩掃視滿屋子的人，說，“而且，我還知道都有哪些人。”
做得不好的人低下了頭，或者在座椅裏東扭西扭，坐立不安。我的樣子做得很嚇人，結果查出一些我本來以為做得不錯的人。
現在他們明白，我是相當認真的，現在到了以長期規劃認真對待梅納德和威爾遜這兩名顧問的建議的時候。
為此：
► 梅德琳·簡寧斯被任命為主管人事的副總裁。這位白人婦女以前是標準品牌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也是通用電氣的人才，她現在是資深副總裁了。
► 吉米·瓊斯，他以前是紐約噴汽機橄欖球隊的黑人隊員，也是傑西中央電力與照明公司的人事經理，現在成為我們公司反歧視行動的負責人，他現在是主管員工關係的副總裁。
“進步夥伴關係”人事計劃已經正式化了，在20世紀80年代的大部分時期，簡寧斯/瓊斯小組都在計劃和實施這項方案。
最終結果大為改觀，雖然速度慢，但進展十分穩定。在加內特公司內部，婦女和少數民族團體開始不斷地爭取和取得提升機會。話傳開了，大學校園裏和其他媒體公司的很多傑出人才和最聰明的年輕婦女及非白人都來到加內特公司。
消滅關於少數民族團體的神話
《今日美國》為從零開始配備人手的過程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機遇，證明事情是可以辦好的，而且打破了長久以來一直在重複的一個神話：“我們就是找不到任何少數民族團體的人手。”
所需要的不過是高層拿出一個方案來，新招聘的人員必須有不同性別和種族，當然還必須有才幹和經驗。
根據新聞采編部的人員配備來看，《今日美國》的男女機會均等比例從一開始就反映出來，我們來看看1988年的記分卡：
►員工總數：51%是女性，24%是少數民族團體。
►專業人員和經理人員：41%是女性，14%是少數民族團體。
1989年我作為董事會主席退休的時候，加內特公司的人員構成總體情況是：
►37,000名員工：40%是女性，21%是非白人。
►在頂層的4類工種──經理、專業人員、銷售人員、技術人員當中，41%是婦女，16%是少數民族人員。
►在加內特公司報紙中，22%的出版人是女性，加內特公司的女出版人占到了全美國84名女性報紙出版人當中的1/4。
►加內特公司的5位出版人是黑人，兩位是西班牙人，兩位是亞洲人。
►在廣播電視係列中，30%的無線電台總經理是女性，20%是少數民族人士。電視台的總經理當中，18%是少數民族人士，9%是女性。
►如果沒有頂層──董事會做出的表率，高級主管人員在人事級別和檔案關係上麵的進展就不可能實現。
1973年我成為首席執行官，當時加內特公司的董事會一共有12名董事，全部是白人，全部是男性。
1989年我離開加內特公司的時候，董事會的成員情況是：
►4位女性，包括1位黑人。
►1位男性黑人。
►1位亞裔男性。
除男性白人以外，這些人使董事會的經驗和專業技能、思想和地理分布都有了回報極高的多樣性，加內特公司的領導層現在更能夠體現其“觀念”的領導地位。
在加內特公司內部，我成功地消除了膚色和性別之間的差別，但是對於其他媒體大腕，我能夠產生的影響還是很小。
在美國報業出版人協會，我當了14年的會長，之後又是主席和總裁，那個機構是報業組織的最高機關。
1968年加入董事會的時候，那個機構全都是男性和白人構成的。等我升到官員級別並且能夠影響或控製人事任命過程的時候，有3位女性出版人被選為這個協會的董事。
第一位是《華盛頓郵報》的凱伊·格雷漢姆。我經過一番運作後使她進入有利地位，使她成為美國報業出版人協會的第一位女性董事長和總裁。
作為這個協會的負責人，盡管凱伊的工作做得不錯，但她本來應該為別的女性做更多工作的，她本人的領導範例就足夠有說服力了。結果卻不然，她的男性同事都返歸傳統，她縱容他們那麽做。從那以後，美國報業出版人協會再沒有選出過女性高層管理人員。
一般來說，新聞記者和編輯人員道理講得比誰都好，但總是沒有合適的行為加以印證。在男女機會均等方麵肯定是這樣的，有很多人事進展方麵的事情都是法庭訴訟的結果，而不是眼光遠大的領導層主動所為。
讓說教者羞恥的事情
最近幾年，一些媒體所采取的規模最大的行動卻因為做了正確的事情而被人起訴，因而遭受羞辱。
►《紐約每日新聞》被裁定有針對黑人記者和編輯的種族歧視行為。據說裁定的結果是賠償310萬美元。
►美聯社因為針對黑人、西班牙人後裔和婦女采取的種族歧視政策而受到200萬美元的懲罰。
►《紐約時報》支付了65萬美元來解決一起歧視案件。
►《華盛頓郵報》被行業協會罰款，因為他們涉嫌“根據種族和性別進行薪資歧視”。本書付梓過程中，這個案件還擱置在華盛頓特區的人權辦公室裏。
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是，有些媒體口若懸河地進行宣傳，對自己的員工卻那麽保守。
遲至1989年春季，《華盛頓郵報》的資深編輯本·布拉德利和他以前的黨羽及當時任《洛杉磯時報》編輯的謝爾比·柯菲還在“女性、男性及媒體”的一次大會上當眾發怒。他們的態度是：“那又怎麽樣？”
同一天晚上，大會安排貝蒂·弗裏德曼和我本人進行所謂的觀點之爭。結果答辯討論變成了一場聯誼聚會。回答問題的時候，我的發言與當天早些時候布拉德利的大男子主義和傲慢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此後不久，怒氣衝衝的布拉德利對《今日美國》的編輯部主任約翰·塞根哈勒說：“此事我一定得整一整紐哈斯。我一定得治治他！”
這有什麽新鮮的？我以前把那個婊子養的甩到一邊去過，以後還會再次弄翻他。
加內特公司在男女機會均等方麵所做的工作，都應該歸功於我的很多同仁，他們相信應該這麽做，跟我的觀點是一樣的。他們始終一貫地執行著這樣的政策。
但是，當涉及重大目標時，我總是身體力行，自己去當挖牆腳者。我挖到的兩個重要人物是：
►前第一夫人羅薩琳·卡特，她擔任了我們公司的董事會成員。
►卡茜·布萊克，她是魯帕特·默多克辦的《紐約》雜誌的前出版人，她後來擔任《今日美國》的出版人，並且擔任了加內特公司董事會的董事。
吉米·卡特總統剛剛離開白宮，我就開始去找羅薩琳·卡特。最開始我去佐治亞州的普雷因斯市拜訪卡特夫婦。之後不久，我邀請吉米·卡特夫婦作為特邀嘉賓出席我們在亞特蘭大市召開董事會議時舉行的午餐會，她給各位董事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3年8月，我第二次拜訪吉米·卡特夫婦，但她還是在拖我。
卡特總統說，如果她決定加入我們公司的董事會，他會不勝榮幸，但此事得由她本人作決定。
還需要有人站在加內特公司的立場上去做些遊說工作。當天晚上，我給伯特·蘭斯打電話，他是卡特以前的預算主管，到現在仍然是吉米一家的密友。我請他說服羅薩琳接受我的邀請：“這是一個機會，我們可以使一直處在輿論對立麵的卡特周圍的人表達出他們的觀點。”
蘭斯很熱情地接受了這個觀點。
“我今晚就跟她打電話。我會告訴她說，如果這是《華盛頓郵報》或者《紐約時報》，那我就不會跟她提起此事。但是，這個加內特公司是一家全部由美國人組成的公司，全美公司。”
第二天，卡特總統把電話打到我在紐約的辦公室。
“這是羅薩琳·卡特的秘書，”卡特總統說，“她希望跟你談話。”
她接受了，從那以後，她一直都是加內特公司工作勤奮、積極參與的董事之一。她以前在卡特家的花生農場當過簿記員，有商業眼光，她的白宮政治視角和私房話都是巨大的資產。
宣布她為公司董事之一的時候，一名來自《華盛頓郵報》的記者問：“你們為什麽不邀請卡特總統本人？”
“如果邀請卡特總統本人，那我們的董事會就會又多出一名男性白人。我們已經有很多這樣的董事了。”我這麽嘲弄記者。
大男子信使沒有成功
征服卡茜·布萊克同樣不容易。
布萊克在麥迪遜大街上有很高的名望，是出版業最好的女性推銷者。麥迪遜大街上的大部分人仍然堅持男女有別的思想。我覺得她是最好的，就是這樣。
她最初在《假日》雜誌做廣告，《女士》雜誌創辦之後，她又加入了這家雜誌。在《聖弗朗西斯科》雜誌工作了一陣子後，她加入了《紐約》雜誌，一路升到出版人的職位，直到魯帕特·默多克收購該雜誌為止。
1982年夏季，我們開始對布萊克展開攻勢，當時我們正在網羅《今日美國》的人才。但是，我犯了一個錯誤，派一個大男子氣的人去見她，是《今日美國》的總裁菲爾·吉亞蘭拉，還有高級主管文斯·斯佩佐羅。
他們拿主管廣告的副總裁這個職位來試探她，他們回來報告說她沒有興趣。的確，她是沒有興趣，她覺得自己比他們兩個人都強，因此不願意在那兩個人手下幹活。
實際上，她小瞧了那兩個人，他們也小瞧了她。特別是斯佩佐羅，他是一位多麵手，跟男性和女性都合得來。
吉亞蘭拉當時是《今日美國》的總裁，他跟頂層女性不太容易合得來。跟許多男性一樣，他隻是不明白應該如何跟她們相處而已。結果，他一般總會犯大部分男性高級業務主管同樣的錯誤：
► 要麽溺愛或縱容女性。
► 要麽拿她們當女奴對待。
當然，答案是非常簡單的：男性高級主管應該拿女性當同事、當人看待；應該為她們提供同樣的機會，要求得到同樣的結果，給她們同樣的回報；做得好就表揚她們，表現不好就踢她們的屁股。
一年之後，我就是這麽向卡茜·布萊克許諾的，說她將會得到這樣的待遇。當時我已經意識到，我們極需要她這樣的人，因此就親自去跟她做工作。我也的確就是這麽對待她的，有幾次我當真狠狠批評過她，多少讓她有些失望。
瑪德琳·簡寧斯安排了我與布萊克的第一次見麵。見麵之前，我盡量多了解她，從職業和個人生活兩個方麵掌握了她的情況。
她的銷售推廣工作做得極好，也有積極的世界觀。給人留下很好的個人印象，是個金發碧眼的漂亮女人，有一點喜歡炫耀自己。她剛剛再婚。新丈夫湯姆·哈維是一位律師，為聯邦政府工作。他們屬於“牛郎織女”式的婚姻，一個在紐約，一個在華盛頓，各自在兩個城市有自己的房子。
在《紐約》雜誌社，布萊克一直做到了頂層，結果感到不順暢，默多克並不想在雜誌上做到更大。麥迪遜大街上一家大型廣告公司跟她談過，想讓她過去做頂層的工作，她也正在加以考慮。
簡短地說，從個人生活和職業兩個方麵，布萊克都在重新估量自己的價值，這正是理想的遊說時機。
一開始，我們雙方都以低調方式彼此試探。
在四季餐廳進晚餐，在沃爾多夫大樓的套間喝雞尾酒，我們都簡單地談到不斷成長的加內特公司的高層銷售執行的工作，如果她能夠接受銷售總管的職位，我們保證，我們提供的補償一定會超過她當時拿到的很低的6位數。
第三次見麵的時候，她說她和湯姆將在周末去康涅狄格州雷克威爾的別墅度周末，並且會在那裏談到他們的未來計劃。
會麵之後我打電話給瑪德琳：“為了讓卡茜度周末假期的時候認真考慮加內特公司，我可以做些什麽樣的事情？”
瑪德琳跟卡茜有過談話，因此知道她在鄉下度假的時候，很喜歡親自動手做飯。還知道卡茜會在索荷大樓一個很別致的美食店挑選雜貨。
豪華轎車送來蒲式籃
我們做好安排，讓那個店子準備好一大籃子草藥和其他奇妙的調味品，據說都是卡茜最喜歡的，籃子中間還插著一瓶多姆佩良香檳。星期六晚上，我在紐約的司機開著豪華車把籃子送到了康乃狄格州她的別墅。
籃子上還有一張紙條：“跟你的小夥子度一段愉快的時光。我希望你能夠考慮一下加內特公司。我們下周接著談吧。”
當時我想，如果能夠給她提出合適的條件，她有可能答應我們的要求。但是，我們得定出比一年以前更高的要求。
在接下來的那個星期五，我們接著在沃爾多夫大樓的套間裏繼續會麵，參加的有簡寧斯、赫塞爾頓、布萊克和我。
“我可否假定你現在已經明白我們的意思，而且對加內特公司有一點興趣了？”
“是啊，假如條件合適的話。”她的回答。
“我們是否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想出適合你的職位呢？”
“是啊。”她的答案。
“你覺得出任《今日美國》的總裁如何？”
她的眼睛亮起來，容光煥發。她將成為全國大報的廣告銷售巨星，而且擁有合適的名分。我已經擊中目標，遊戲已經結束。
“如果一開始就提及此事，你們本可以節省一大筆晚餐費用的，”布萊克得意地說。
她並沒有立即答複。但是，我知道她星期一早晨就會答應的，而且她的確也答應了。
在接下來的周末，文斯·斯佩佐羅被提升為加內特公司負責聯絡事務的高級副總裁，這樣就可以騰出《今日美國》總裁的職位，給布萊克留下空缺。菲爾·吉亞蘭拉已經離開《今日美國》，回頭去管理我們在檀香山的報紙了。
公開宣布聘用布萊克之前，出於禮貌，我給她的雇主魯帕特·默多克打了電話，當時他在《紐約郵報》。他有澳大利亞和英國式的紳士風格，當時拿出了他最好的表現。
“恭喜，她是個不錯的人才。”他說，“我早就擔心有可能會讓她跑掉，但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才能留住她。”
問及為什麽調換工作時，布萊克是這麽解釋的：
“艾爾是個不隨俗的人，總想弄出一些變化來。他想改變美國新聞業的頭版模樣，他還想放手從根本上改變社會和商業運轉的模式，我覺得魯帕特並不關心這一類的事情。”
5年之後，默多克似乎吸取了自己的教訓，但之後又忘了。
默多克支付30億美元收購了沃爾特·阿倫伯格的出版帝國，幾個月後，他就轉向加內特公司和一位婦女，希望有人來管理他的新旗艦《電視指南》。
華勒莉·薩倫比亞是《今日美國》負責廣告業務的高級副總裁，她是加內特公司成就非凡有著全國聲望的許多女性職員之一。默多克說服薩倫比亞去當了《電視指南》的出版人。但是，他們在一起僅僅工作了5個月。默多克犯了一個錯誤，讓一位並不知道如何管理她的一位高級主管去管理她，薩倫比亞很快就成為了《紐約郵報》的總裁。
《今日美國》的用人政策給了另外一位厲害的女性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她在廣告銷售團隊接替了薩倫比亞。帕特·希格爾最開始在《今日美國》工作，之後成為《美國周末》的出版人，後來成為負責廣告銷售的高級副總裁。
卡茜·布萊克在加內特公司提升極快，這是給所有員工樹立的一個榜樣，說明職員的提升不分性別，不論種族。加入加內特公司一年之後，布萊克從總裁位置提升為加內特公司的出版人。她現在是美國女性出版人當中名聲極大的一位，也是最好的一位。
她得到的報酬是公開信息，因為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要求，加內特公司薪金最高的5位員工的薪水必須在年度委托書中公開加以詳細說明。
1988年，她得到585000美元的現金收入，還有加內特公司的很多股票收益和其他福利津貼，她的總體收入接近百萬美元。
我母親當年一天掙1美元，這已經是相當大的一步跳躍了。但是，我母親可能會第一個說，卡茜掙得的每一分錢都是應該得到的。
有話直說：
管理女性或少數民族的秘密在於：
對待她們應該跟對待其他所有人一樣。
──紐約州前美國眾議院議員謝雷·克裏斯霍爾姆
我們現在的一切都是兒時造就的，假如我們留心觀察的話。
童年有歡樂，也有傷害；有它的戰鬥，也有戰鬥留下的傷痕；有它的愛，也有它的艱辛；有它得勝的時候，也有它失敗的時候。
童年的一切都像絲線一樣織入成人時期的性格。
它們構成我們成功的秘密，也構成失敗的秘密。
童年生活形成了我們生活實踐的哲學基礎。
我早年就已經得到了偏見和固執的教訓。
12歲的時候，我開始明白歧視的巨大痛苦和不公。
我看見自己的母親工作更長時間，幹更累的活，但是，得到的報酬卻更少，她是為了養活兩個兒子，但一家之長偏偏都是男人。
我小的時候護著母親，因此打小就一股怒氣，成人之後就把這股怒氣發泄到與所有形式的偏見作鬥爭中。我堅信，對待所有人都應該平等，而不僅僅是那些有能力控製它的人。
作為一個聰明的學生，我又以另外一種方式吸取了終生的教訓。
我利用媒體的力量支持自己的朋友，打擊自己的敵人，我一直很喜歡這種方式，因為它是古老而受人尊敬的一門藝術。
很好玩，很刺激，但完全是不公的。
那件事情發生得很早，因此就能夠想辦法糾正自己的行為，從而使我把全部職業生涯都投入到一項活動中去，那就是要與自己小時候幹過的帶有偏見的新聞報道行為作鬥爭。
我到現在還在努力，要把自己的教訓告訴我的一些同事，因為他們還在搞那些“聖屎”新聞。
有朝一日，他們也會成長的。
我希望我們活在人世的時候，不要看到一件事情發展到報紙上所描述的那般糟糕的程度。
──威爾·羅傑斯
一、善待女性與少數團體
艾爾·紐哈斯給20世紀80年代的“機會”一詞賦予了新的意義。
──羅薩琳·卡特，
前美國第一夫人
我小的時候在南達科他州長大，當時，沒有人會因為性別歧視而感到羞恥，就連聯邦政府也公開搞性別歧視。
弗蘭克林·迪蘭諾·羅斯福總統建立了勞動進步管理局，目的是要為大蕭條時期找不到工作的人提供掙麵包錢的機會。那個勞動進步管理局公開張貼如下報酬標準：
►男人──每日5美元。
►婦女──每日3美元。
在南達科他州我生活的那個地區，勞動進步管理局的老板甚至走得更遠，他們根本就不聘用婦女。
我母親是我認識的第一位受性別歧視之害的婦女。
有時候，我看到一些偷懶的男人靠在勞動進步管理局為他們提供的鐵鍬上混日子，每天也拿5美元。而我母親卻隻能去當洗碗工，每星期勞動6天，從早晨6點一直幹到下午5點，每天隻有1美元，晚飯之後還得替人洗衣服。
南達科他州看上去也許不像是性別歧視或種族歧視的基地，但是，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這兩種歧視都存在著。當時之所以沒有引起別人注意，不像種族歧視情況十分嚴重的南部省份，那是因為南達科他州人口很少，受害者也不盡相同。
在南方，許多白人的誓言是要讓“有色人種”留在種植園裏。在南達科他州，主要目的是要把印第安人圈在保留區內。
而婦女的地位就是留在家裏。
那樣的生活，那樣的時代，在我心裏播下了種子，我發誓將來一定要努力根除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有朝一日，一定要以某種方式辦到。因此：
►還是南達科他州的一個小孩子的時候，我就已經成為一名平等主義者。
►20多歲和30多歲當記者和編輯的時候成為一名布道者。
►在40多歲到60多歲的20多年時間裏，我是加內特公司和《今日美國》的負責人，這期間一直都在當使徒。
在整個20世紀70年代，我和加內特公司一直都因為雇傭、培訓和宣傳婦女以及少數民族而廣受讚譽，成為媒體業界內這方麵的領導者。
我母親86歲去世，此前，我已經告訴過她，這一切獎勵都屬於她。
除非當老板的人真相信、真宣傳、真實踐，否則，無論是上市公司還是私人公司，任何一家組織都不可能實施男女機會均等。
一開始，哪怕隻是宣傳男女機會均等的事情，媒體業的白人男性都會提出反對意見。
哪怕是現在，實踐男女機會均等的時候，仍然會遇到一些白人男性決策者設置的障礙。而且，不幸的是，還有一些女性高級主管也這麽做，她們寧可當象征性的明星也不肯幫助別的婦女升到頂層。
我剛剛到加內特公司就開始嚴肅認真地開始了這樣的宣傳活動，並且跟業內一些老家夥開始幹仗。在加內特公司內外，我都在做這樣的宣傳：“我們的領導能力應該體現在我們的讀者對象上。”
下麵是我1969年在密蘇裏大學對全國女性記者們所說的一些話：
“你們都是有天才的人，為什麽竟然會有那麽多人容忍所從事的職業中根本就不存在升遷的機會？
“你們當中應該有更多的人做好準備，把自己的眼光定在出版人、編輯、廣播電台的管理人等目標上。在這一類的工作當中，所謂‘僅供男士’的牌子早該摘下來了。”
目標要定得高，聲音要壓得小
1970年，在新奧爾良召開的全國報業婦女聯合會上，我說的話是這樣的：“報紙業頂層的男性太多了，對此，你們當中的一些人應該負責任。”還指出媒體當中的婦女分下述三種情況：
►現代的女權主義者和持溫和態度的女性希望成為社會的一部分，與男子處在同一水平上。這種情況很好，你們必須要帶頭。
►激進的極端主義者希望從婦女當前的狀況和社會情形中逃脫出來。這種情況不好，你們應該壓低自己的聲音，提高自己的目標。
►還有一些婦女根本就不想升到頂層。她們常常會貶低女性領袖，說她們“是從床上升到那個地位的”。說這話的婦女才應該留在床上，或者圈在廚房裏。
我還為其他人留下了機會，讓她們也來宣傳這項事業。
1970年，作為紐約州出版人協會的會長，我邀請女權主義者格羅麗亞·斯坦因出席我們在雷克普拉西得召開的會議，並作了主題發言，我請她有話直說，她也照辦，話說得幽默，也有力。
在回答期間，紐約《羅馬哨兵日報》的出版人喬治·沃特斯表達了很多老派男士的感情，他以挑釁的口吻挑戰斯坦因：“像我本人這樣的白人男性出版人為什麽必須要支持你們女權主義運動呢？”
斯坦因是這麽反擊他的：“因為你們會操得更多，也更喜歡操！”
一些男人在竊笑。但是，後來發生在酒吧間的談話明顯指明，他們更喜歡婦女順從而不是太要強──在辦公室和在臥室都是這樣。
18年後，我又對那個出版人社團發表演講，還是這位喬治·沃特斯，他站起來提出一個問題。我打斷了他：“喬治，上次格羅麗亞·斯坦因在這裏給你提了一個建議，你照辦了嗎？”
這次是他竊笑了，神經很是緊張。後來，他妻子謝莉很自豪地對一個團體裏麵的人說：“是啊，他照辦了。而且他的確更喜歡了！”
1973年，就是我當上首席執行官的那年，我任命了加內特公司的第一位女性出版人。
格羅麗亞·比格斯是一位極受人尊敬的女士，也是棕櫚海灘和聖彼德斯堡的女編輯，我們在佛羅裏達州開辦《今日報》的時候，她就加入了加內特公司。我任命她擔任佛羅裏達州的《墨爾本時報》的出版人時，她被人看做是第一位直接從編輯室升到出版人地位的女性。她因此成為報業界名人，我們都鼓勵她多多參加任何演講邀請。
比格斯頭腦敏捷，有很強的幽默感。有一次，出席在賓漢頓召開的紐約州編輯者會議的時候，加內特公司一位保守的編輯主持演講後的問答活動，他是以這麽一個問題開場的：
“大家覺得婦女跟男人一樣好，比男人更好，或者比男人更壞？”
“在哪方麵？”格羅麗亞搶過話頭。這可把大家笑暈了，但也沒有贏得多少轉化者。
事後，《賓漢頓太陽報》的編輯大衛·伯恩斯坦寫了一篇報道。他是男性新聞工作者當中覺醒比較早的一位，他寫道：
“他們所說的一些惡意的話透露出男性在編輯者中間的不安全感……言行舉止如同沒有結婚的聰明的姨媽，但她的閨房剛剛被伯特·蘭卡斯特入侵過。”
我提拔比格斯當上我們公司的第一位女性出版人，從而打破堅冰，盡管如此，在加內特公司內部，卻沒有多少女性等在我的辦公室門外要求得到提升，這讓我十分失望。但是，我堅持下去了。
人要提升，事先不一定想得到
1974年，我請《羅切斯特時報聯盟》的社論作家克麗斯迪·巴爾克雷出任《薩拉托加養育薩拉托加人》的出版人。她感到十分震驚。
我告訴她：“你覺得自己沒有準備好。嗯，你的感覺是正常的，你是沒有準備好。但是，我以前每次提升都是事先想到的，你也應該這樣，以後慢慢就習慣了。”她真的習慣了。
1977年，我請《尼亞加納瀑布報》的編輯蘇·克拉克當出版人。那個時候，她已經是加內特公司的第15位成為出版人的婦女了，而出版人是我們報紙裏麵職位最高的工作。
“會有很大壓力。”她告訴我。
我同意她的看法，但開了一個玩笑：“但是壓力會落在你頭上，而不是我頭上。我們現在有足夠多的女出版人了，所以如果你不稱職，我們隨時可以炒掉你。”
她明白了我的意思：接受了這份工作，她會受到她那個職位上的男性員工一樣的對待。她不僅僅很稱職，而且幹得極好。今天，她是我們加內特公司的4位地區總裁之一，監督管理西部地區的16家報紙。
除這裏那裏提拔女性員工以外，加內特公司還需要基礎廣泛的宣傳活動，讓全公司的女性和少數團體都受到重視。
我們的報紙和廣播電台的許多男性經理都隻是動口不動手的人，隻是表麵宣傳，他們是從我的前任保爾·米勒那裏學來的。他的態度在羅切斯特的報業係統中尤其明顯，因為他曾經在那裏當過16年的老板。
我問主管分類廣告的經理托尼·包德利，為什麽接聽分類廣告電話的都是白人婦女──其中大部分都是包德利的朋友們的女朋友──他回答說：
“以前請過一位黑人婦女，但是，錢袋子越來越癟了，所以後來再也沒敢用。”
我後來請了一位黑人婦女，叫多莉絲·英格拉姆，她是我的兩名秘書之一。此後，包德利和其他一些人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我故意將包德利關於員工調換的請求和其他一些不太重要的請示全都堆在多莉絲的桌上。之後，他跟我問及此事，我微笑著說：
“很明顯，多莉絲還沒有批準那些請求。”
包德利隻得從我的那位黑人秘書那裏撤回部分請求，之後他的分類廣告部的人員組成就完整得多了。
20世紀70年代，在加內特公司內部，在人員提升的事情上麵，我有兩名關鍵的盟友都是公司高級主管：
約翰·赫塞爾頓，他是加內特公司主管人事的高級副總裁，他堅信應該實行男女機會均等的製度。還有一位是約翰·奎因，當時是負責新聞的高級副總裁，是一位對人事十分敏感的人。
奎因、赫塞爾頓和我弄出了一個計劃，使每個高級主管人員年薪的很大一部分與男女機會均等計劃掛起鉤來。當事情跟自己的錢包發生聯係的時候，我們公司哪怕最愛搞大男子主義的男性經理都會明白事情的重要。
我的配偶四處打探
為了鼓勵和監督男女機會均等計劃，我們實施了兩套班子，都是大家熟知的人物，黑人和白人一組，女性和男性一組。第一組是臨時聘用的谘詢人員，第二組成為公司的終身高級主管。
作為谘詢人員：
► 鮑勃·梅納德是一位黑人新聞工作者，曾在《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工作，後來又在加內特公司工作。他領導新聞教育研究院，專門培訓準備從事初級新聞工作的少數民族候選人，培養後再準備提升他們。
► 羅裏·威爾遜是一位白人婦女，當時嫁給了我。她在佛羅裏達州當參議員的時候，是平等權利修正案的主要倡導者，長期以來一直也是男女機會均等計劃的支持者。
►梅納德和威爾遜到加內特各地的報紙查訪，四處打聽。梅納德主要向奎因報道，而威爾遜主要向我報告。
由於是我的配偶在對男性經理們進行檢查，結果讓一大批經理嚇壞了。但是這樣一來，有雄心的婦女們就受到鼓勵，她們意識到可以通過羅裏和我們的枕上談話而直接與我聯係上了。
梅納德－威爾遜計劃開始以後，碰上加內特公司高層管理人員的年會。我在會上做了例行的公司狀況報告，之後就轉到了人事和男女機會均等方麵的話題上。
對著200多位高層管理人員，我口氣堅決、毫不猶豫地說：“你們當中有一些人在這方麵幹得不錯。有一些卻不然。”之後，我緩緩掃視滿屋子的人，說，“而且，我還知道都有哪些人。”
做得不好的人低下了頭，或者在座椅裏東扭西扭，坐立不安。我的樣子做得很嚇人，結果查出一些我本來以為做得不錯的人。
現在他們明白，我是相當認真的，現在到了以長期規劃認真對待梅納德和威爾遜這兩名顧問的建議的時候。
為此：
► 梅德琳·簡寧斯被任命為主管人事的副總裁。這位白人婦女以前是標準品牌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也是通用電氣的人才，她現在是資深副總裁了。
► 吉米·瓊斯，他以前是紐約噴汽機橄欖球隊的黑人隊員，也是傑西中央電力與照明公司的人事經理，現在成為我們公司反歧視行動的負責人，他現在是主管員工關係的副總裁。
“進步夥伴關係”人事計劃已經正式化了，在20世紀80年代的大部分時期，簡寧斯/瓊斯小組都在計劃和實施這項方案。
最終結果大為改觀，雖然速度慢，但進展十分穩定。在加內特公司內部，婦女和少數民族團體開始不斷地爭取和取得提升機會。話傳開了，大學校園裏和其他媒體公司的很多傑出人才和最聰明的年輕婦女及非白人都來到加內特公司。
消滅關於少數民族團體的神話
《今日美國》為從零開始配備人手的過程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機遇，證明事情是可以辦好的，而且打破了長久以來一直在重複的一個神話：“我們就是找不到任何少數民族團體的人手。”
所需要的不過是高層拿出一個方案來，新招聘的人員必須有不同性別和種族，當然還必須有才幹和經驗。
根據新聞采編部的人員配備來看，《今日美國》的男女機會均等比例從一開始就反映出來，我們來看看1988年的記分卡：
►員工總數：51%是女性，24%是少數民族團體。
►專業人員和經理人員：41%是女性，14%是少數民族團體。
1989年我作為董事會主席退休的時候，加內特公司的人員構成總體情況是：
►37,000名員工：40%是女性，21%是非白人。
►在頂層的4類工種──經理、專業人員、銷售人員、技術人員當中，41%是婦女，16%是少數民族人員。
►在加內特公司報紙中，22%的出版人是女性，加內特公司的女出版人占到了全美國84名女性報紙出版人當中的1/4。
►加內特公司的5位出版人是黑人，兩位是西班牙人，兩位是亞洲人。
►在廣播電視係列中，30%的無線電台總經理是女性，20%是少數民族人士。電視台的總經理當中，18%是少數民族人士，9%是女性。
►如果沒有頂層──董事會做出的表率，高級主管人員在人事級別和檔案關係上麵的進展就不可能實現。
1973年我成為首席執行官，當時加內特公司的董事會一共有12名董事，全部是白人，全部是男性。
1989年我離開加內特公司的時候，董事會的成員情況是：
►4位女性，包括1位黑人。
►1位男性黑人。
►1位亞裔男性。
除男性白人以外，這些人使董事會的經驗和專業技能、思想和地理分布都有了回報極高的多樣性，加內特公司的領導層現在更能夠體現其“觀念”的領導地位。
在加內特公司內部，我成功地消除了膚色和性別之間的差別，但是對於其他媒體大腕，我能夠產生的影響還是很小。
在美國報業出版人協會，我當了14年的會長，之後又是主席和總裁，那個機構是報業組織的最高機關。
1968年加入董事會的時候，那個機構全都是男性和白人構成的。等我升到官員級別並且能夠影響或控製人事任命過程的時候，有3位女性出版人被選為這個協會的董事。
第一位是《華盛頓郵報》的凱伊·格雷漢姆。我經過一番運作後使她進入有利地位，使她成為美國報業出版人協會的第一位女性董事長和總裁。
作為這個協會的負責人，盡管凱伊的工作做得不錯，但她本來應該為別的女性做更多工作的，她本人的領導範例就足夠有說服力了。結果卻不然，她的男性同事都返歸傳統，她縱容他們那麽做。從那以後，美國報業出版人協會再沒有選出過女性高層管理人員。
一般來說，新聞記者和編輯人員道理講得比誰都好，但總是沒有合適的行為加以印證。在男女機會均等方麵肯定是這樣的，有很多人事進展方麵的事情都是法庭訴訟的結果，而不是眼光遠大的領導層主動所為。
讓說教者羞恥的事情
最近幾年，一些媒體所采取的規模最大的行動卻因為做了正確的事情而被人起訴，因而遭受羞辱。
►《紐約每日新聞》被裁定有針對黑人記者和編輯的種族歧視行為。據說裁定的結果是賠償310萬美元。
►美聯社因為針對黑人、西班牙人後裔和婦女采取的種族歧視政策而受到200萬美元的懲罰。
►《紐約時報》支付了65萬美元來解決一起歧視案件。
►《華盛頓郵報》被行業協會罰款，因為他們涉嫌“根據種族和性別進行薪資歧視”。本書付梓過程中，這個案件還擱置在華盛頓特區的人權辦公室裏。
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是，有些媒體口若懸河地進行宣傳，對自己的員工卻那麽保守。
遲至1989年春季，《華盛頓郵報》的資深編輯本·布拉德利和他以前的黨羽及當時任《洛杉磯時報》編輯的謝爾比·柯菲還在“女性、男性及媒體”的一次大會上當眾發怒。他們的態度是：“那又怎麽樣？”
同一天晚上，大會安排貝蒂·弗裏德曼和我本人進行所謂的觀點之爭。結果答辯討論變成了一場聯誼聚會。回答問題的時候，我的發言與當天早些時候布拉德利的大男子主義和傲慢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此後不久，怒氣衝衝的布拉德利對《今日美國》的編輯部主任約翰·塞根哈勒說：“此事我一定得整一整紐哈斯。我一定得治治他！”
這有什麽新鮮的？我以前把那個婊子養的甩到一邊去過，以後還會再次弄翻他。
加內特公司在男女機會均等方麵所做的工作，都應該歸功於我的很多同仁，他們相信應該這麽做，跟我的觀點是一樣的。他們始終一貫地執行著這樣的政策。
但是，當涉及重大目標時，我總是身體力行，自己去當挖牆腳者。我挖到的兩個重要人物是：
►前第一夫人羅薩琳·卡特，她擔任了我們公司的董事會成員。
►卡茜·布萊克，她是魯帕特·默多克辦的《紐約》雜誌的前出版人，她後來擔任《今日美國》的出版人，並且擔任了加內特公司董事會的董事。
吉米·卡特總統剛剛離開白宮，我就開始去找羅薩琳·卡特。最開始我去佐治亞州的普雷因斯市拜訪卡特夫婦。之後不久，我邀請吉米·卡特夫婦作為特邀嘉賓出席我們在亞特蘭大市召開董事會議時舉行的午餐會，她給各位董事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3年8月，我第二次拜訪吉米·卡特夫婦，但她還是在拖我。
卡特總統說，如果她決定加入我們公司的董事會，他會不勝榮幸，但此事得由她本人作決定。
還需要有人站在加內特公司的立場上去做些遊說工作。當天晚上，我給伯特·蘭斯打電話，他是卡特以前的預算主管，到現在仍然是吉米一家的密友。我請他說服羅薩琳接受我的邀請：“這是一個機會，我們可以使一直處在輿論對立麵的卡特周圍的人表達出他們的觀點。”
蘭斯很熱情地接受了這個觀點。
“我今晚就跟她打電話。我會告訴她說，如果這是《華盛頓郵報》或者《紐約時報》，那我就不會跟她提起此事。但是，這個加內特公司是一家全部由美國人組成的公司，全美公司。”
第二天，卡特總統把電話打到我在紐約的辦公室。
“這是羅薩琳·卡特的秘書，”卡特總統說，“她希望跟你談話。”
她接受了，從那以後，她一直都是加內特公司工作勤奮、積極參與的董事之一。她以前在卡特家的花生農場當過簿記員，有商業眼光，她的白宮政治視角和私房話都是巨大的資產。
宣布她為公司董事之一的時候，一名來自《華盛頓郵報》的記者問：“你們為什麽不邀請卡特總統本人？”
“如果邀請卡特總統本人，那我們的董事會就會又多出一名男性白人。我們已經有很多這樣的董事了。”我這麽嘲弄記者。
大男子信使沒有成功
征服卡茜·布萊克同樣不容易。
布萊克在麥迪遜大街上有很高的名望，是出版業最好的女性推銷者。麥迪遜大街上的大部分人仍然堅持男女有別的思想。我覺得她是最好的，就是這樣。
她最初在《假日》雜誌做廣告，《女士》雜誌創辦之後，她又加入了這家雜誌。在《聖弗朗西斯科》雜誌工作了一陣子後，她加入了《紐約》雜誌，一路升到出版人的職位，直到魯帕特·默多克收購該雜誌為止。
1982年夏季，我們開始對布萊克展開攻勢，當時我們正在網羅《今日美國》的人才。但是，我犯了一個錯誤，派一個大男子氣的人去見她，是《今日美國》的總裁菲爾·吉亞蘭拉，還有高級主管文斯·斯佩佐羅。
他們拿主管廣告的副總裁這個職位來試探她，他們回來報告說她沒有興趣。的確，她是沒有興趣，她覺得自己比他們兩個人都強，因此不願意在那兩個人手下幹活。
實際上，她小瞧了那兩個人，他們也小瞧了她。特別是斯佩佐羅，他是一位多麵手，跟男性和女性都合得來。
吉亞蘭拉當時是《今日美國》的總裁，他跟頂層女性不太容易合得來。跟許多男性一樣，他隻是不明白應該如何跟她們相處而已。結果，他一般總會犯大部分男性高級業務主管同樣的錯誤：
► 要麽溺愛或縱容女性。
► 要麽拿她們當女奴對待。
當然，答案是非常簡單的：男性高級主管應該拿女性當同事、當人看待；應該為她們提供同樣的機會，要求得到同樣的結果，給她們同樣的回報；做得好就表揚她們，表現不好就踢她們的屁股。
一年之後，我就是這麽向卡茜·布萊克許諾的，說她將會得到這樣的待遇。當時我已經意識到，我們極需要她這樣的人，因此就親自去跟她做工作。我也的確就是這麽對待她的，有幾次我當真狠狠批評過她，多少讓她有些失望。
瑪德琳·簡寧斯安排了我與布萊克的第一次見麵。見麵之前，我盡量多了解她，從職業和個人生活兩個方麵掌握了她的情況。
她的銷售推廣工作做得極好，也有積極的世界觀。給人留下很好的個人印象，是個金發碧眼的漂亮女人，有一點喜歡炫耀自己。她剛剛再婚。新丈夫湯姆·哈維是一位律師，為聯邦政府工作。他們屬於“牛郎織女”式的婚姻，一個在紐約，一個在華盛頓，各自在兩個城市有自己的房子。
在《紐約》雜誌社，布萊克一直做到了頂層，結果感到不順暢，默多克並不想在雜誌上做到更大。麥迪遜大街上一家大型廣告公司跟她談過，想讓她過去做頂層的工作，她也正在加以考慮。
簡短地說，從個人生活和職業兩個方麵，布萊克都在重新估量自己的價值，這正是理想的遊說時機。
一開始，我們雙方都以低調方式彼此試探。
在四季餐廳進晚餐，在沃爾多夫大樓的套間喝雞尾酒，我們都簡單地談到不斷成長的加內特公司的高層銷售執行的工作，如果她能夠接受銷售總管的職位，我們保證，我們提供的補償一定會超過她當時拿到的很低的6位數。
第三次見麵的時候，她說她和湯姆將在周末去康涅狄格州雷克威爾的別墅度周末，並且會在那裏談到他們的未來計劃。
會麵之後我打電話給瑪德琳：“為了讓卡茜度周末假期的時候認真考慮加內特公司，我可以做些什麽樣的事情？”
瑪德琳跟卡茜有過談話，因此知道她在鄉下度假的時候，很喜歡親自動手做飯。還知道卡茜會在索荷大樓一個很別致的美食店挑選雜貨。
豪華轎車送來蒲式籃
我們做好安排，讓那個店子準備好一大籃子草藥和其他奇妙的調味品，據說都是卡茜最喜歡的，籃子中間還插著一瓶多姆佩良香檳。星期六晚上，我在紐約的司機開著豪華車把籃子送到了康乃狄格州她的別墅。
籃子上還有一張紙條：“跟你的小夥子度一段愉快的時光。我希望你能夠考慮一下加內特公司。我們下周接著談吧。”
當時我想，如果能夠給她提出合適的條件，她有可能答應我們的要求。但是，我們得定出比一年以前更高的要求。
在接下來的那個星期五，我們接著在沃爾多夫大樓的套間裏繼續會麵，參加的有簡寧斯、赫塞爾頓、布萊克和我。
“我可否假定你現在已經明白我們的意思，而且對加內特公司有一點興趣了？”
“是啊，假如條件合適的話。”她的回答。
“我們是否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想出適合你的職位呢？”
“是啊。”她的答案。
“你覺得出任《今日美國》的總裁如何？”
她的眼睛亮起來，容光煥發。她將成為全國大報的廣告銷售巨星，而且擁有合適的名分。我已經擊中目標，遊戲已經結束。
“如果一開始就提及此事，你們本可以節省一大筆晚餐費用的，”布萊克得意地說。
她並沒有立即答複。但是，我知道她星期一早晨就會答應的，而且她的確也答應了。
在接下來的周末，文斯·斯佩佐羅被提升為加內特公司負責聯絡事務的高級副總裁，這樣就可以騰出《今日美國》總裁的職位，給布萊克留下空缺。菲爾·吉亞蘭拉已經離開《今日美國》，回頭去管理我們在檀香山的報紙了。
公開宣布聘用布萊克之前，出於禮貌，我給她的雇主魯帕特·默多克打了電話，當時他在《紐約郵報》。他有澳大利亞和英國式的紳士風格，當時拿出了他最好的表現。
“恭喜，她是個不錯的人才。”他說，“我早就擔心有可能會讓她跑掉，但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才能留住她。”
問及為什麽調換工作時，布萊克是這麽解釋的：
“艾爾是個不隨俗的人，總想弄出一些變化來。他想改變美國新聞業的頭版模樣，他還想放手從根本上改變社會和商業運轉的模式，我覺得魯帕特並不關心這一類的事情。”
5年之後，默多克似乎吸取了自己的教訓，但之後又忘了。
默多克支付30億美元收購了沃爾特·阿倫伯格的出版帝國，幾個月後，他就轉向加內特公司和一位婦女，希望有人來管理他的新旗艦《電視指南》。
華勒莉·薩倫比亞是《今日美國》負責廣告業務的高級副總裁，她是加內特公司成就非凡有著全國聲望的許多女性職員之一。默多克說服薩倫比亞去當了《電視指南》的出版人。但是，他們在一起僅僅工作了5個月。默多克犯了一個錯誤，讓一位並不知道如何管理她的一位高級主管去管理她，薩倫比亞很快就成為了《紐約郵報》的總裁。
《今日美國》的用人政策給了另外一位厲害的女性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她在廣告銷售團隊接替了薩倫比亞。帕特·希格爾最開始在《今日美國》工作，之後成為《美國周末》的出版人，後來成為負責廣告銷售的高級副總裁。
卡茜·布萊克在加內特公司提升極快，這是給所有員工樹立的一個榜樣，說明職員的提升不分性別，不論種族。加入加內特公司一年之後，布萊克從總裁位置提升為加內特公司的出版人。她現在是美國女性出版人當中名聲極大的一位，也是最好的一位。
她得到的報酬是公開信息，因為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要求，加內特公司薪金最高的5位員工的薪水必須在年度委托書中公開加以詳細說明。
1988年，她得到585000美元的現金收入，還有加內特公司的很多股票收益和其他福利津貼，她的總體收入接近百萬美元。
我母親當年一天掙1美元，這已經是相當大的一步跳躍了。但是，我母親可能會第一個說，卡茜掙得的每一分錢都是應該得到的。
有話直說：
管理女性或少數民族的秘密在於：
對待她們應該跟對待其他所有人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