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七封書信，都是年輕的巴金用鋼筆書寫的真跡，應該沒有發表過。收信人地址前後一致，都是“山西太原坡子街0號”，收信人姓名均為“趙黛莉女士”。七隻實寄信封俱在，其中兩封保留著民國時期郵票數枚，上麵分別印有孫中山頭像和蔣介石頭像。寄收郵戳依稀可辨，有“平滬”、“上海”、“北平”、“陽曲太原”等字樣，可辨認的時間為“民國二十五年”，即196年。巴金先生在信封上或寫“平快”二字，或寫“上海李緘”字樣。我得信時，七隻信封和七封信，已經分離開來，沒有原裝在一處，因而其前後順序尚需詳查。巴金先生在信尾注明時間，未見年份，僅有月日，也為這七封信的排序加了些難度，要依靠內容從容推斷。我認為七封信應是跨了年度的。要把七封信前後順序排列準確，包括與信封對上號，還望專家細識。
我所看重者，是信件內容。七封信加起來好幾千字，總還是豐富的。我沒有涉及過巴金研究工作，仍堅持把信收藏回來，怕它們流失損壞，就是為了給巴金研究者們救得一份素材。往日收點兒東西，總是個人私好，這次則有些為著社會之意。為了熱愛和審視著巴金的人們，也為我所從事的文學工作，盡些心責吧。過去，生活在太行山深處的老太太，有些迷信卻懂得“敬惜字紙”，應是某種尊重文化的自覺。而巴金先生本人，正是為保護文史資料而力倡修建中國現代文學館的首位作家。他甚至把建成此館當作“一生最後一個工作”，說“我願把我最後的精力貢獻給中國現代文學館”，並為此致信中共中央總書記，替文學館排憂解難。巴老本人還帶頭捐出了第一筆開辦費……
巴金先生這些信，距今七十多年風雨，仍基本上保存完好，讓人怎能不珍惜。夤夜燈下品讀，如同一位前輩作家再次向我們細敘心曲。巴金先生在信尾署名時，除首封落款“巴金”全名外，其餘六封，隻落一“金”字，更讓人倍感親切。當年，巴金先生致信黛莉一人，而今看來，則是寫給我們大家，寫給他全部讀者的。
趙黛莉這個名字，很可能不是原名，應是一位讀書女生，崇尚新生活、新風氣，自己起了好聽的名字來用，就像如今網友們很少使用真實姓名那樣。我們可以推想，在閻錫山治下的太原府，渴求新思潮的知識女性趙小姐，讀過巴金作品之後，產生強烈共鳴，心潮難平。她不滿於舊家族窒息的空氣，傾心致信作家，用了這個浪漫的名字，而這位少女顯然頗多才情，信寫得又真又好，否則，年輕的巴金也不會給一位讀者頻頻回複七封信。這時，巴金先生三十來歲，尚未與蕭珊女士結合，正處在準備戀愛抑或戀愛初期。事實上，蕭珊女士與黛莉一樣，也是讀了巴金作品，用書信方式走近巴金的。
所收第一封信，紙質薄而堅，信紙上端印有三行紅字，首行字體大些，為“文化生活出版社”，與信封上中英文印刷地址相一致。次行字小，為“上海昆明路德安裏二十號”，末行是“電話：五一五六零”。我最初見到信，便是這一封。當時，聞說有巴金舊信，我還不大相信，如今古董市場造假，絕技橫生，一笑而已，待看過信封、信紙、郵戳、郵票，始斷為真。當時，在我記憶中，僅知巴金從日本歸國後，曾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做過總編輯，還做過《文季月刊》主編，一道工作的有靳以先生等人。據此，細察陳舊發黃的信紙，覺得極難偽造。後來見到全部七封信，其中有五封信是文化生活出版社信紙；有一封是“開明”信紙；還有一封是《譯文》信紙，紙質厚些，日久發脆，損字較多的也是這封，其上還有一句白話廣告語，謂“介紹外國文學與藝術的月刊”，印有地址為“上海拉都路二八六弄一二號”，“電話：七四**一”。所有這些，都佐證了這批文件屬於真品，行話叫是老的、對的。更關鍵處，在於手跡與字體。巴金手書成篇，還有許多繁體字，他人幾乎無法模仿，除非照著印，寫是寫不成的。行話稱一眼貨，或曰大開門，取開門見山，毋庸置疑之意。當然，真正不可偽造者，還是信的內容，這是誰也編不出來的，因為巴金擁有一個與他人大不相同的獨特思想世界。第一封信，前後兩頁，巴金先生以橫寫完成。其餘六封信，皆為自右而左豎排豎寫。
現在，我們可以閱讀第一封信了。抬頭一句，巴金把少女趙黛莉稱作“先生”，給讀者以足夠尊重。全文如下，內中做“0”處，應是缺字或辨識不清之故一一
黛莉先生：
信收到了，謝謝你的好意，費了你好些時間來給我寫信。你的信給我帶來一點慰安，一些鼓舞，我決不會怪你。你十二歲就讀了我的《砂丁》，那太早了。我想到那事情心裏很不安，不該拿那慘痛的圖畫來傷害你的孩子的心靈。
你在十六歲時讀了《家》，我知道你會喜歡它，因為那主人公正是一些和你同樣的青年。他或她有一顆純白的心，有一個對於正義的信仰，愛一切需要愛的人，恨一切人為的、不合人性的傳統。
你說你認識琴，我想大概你在琴的身上看出了你自己的麵影。你姐姐也是的。不要說你沒有機會看見琴，你自己也許就是一個琴。琴有她的弱點，但是合於人性。我現在正著手在修改《家》，而且不久就要寫《群》了。我去年寫過幾頁，以後又擱了筆。所以，倘使你不介意我永久擱筆，你一定會高興我告訴你這個消息。
我有許多話要和你說，譬如談生活，談文章，都需要不少的話語。但是請恕我，我一天很忙，心又亂，所以不能多寫了。我―天總得回口幾封信，而且我又是個出名不會寫信的人。
不要“崇敬”我，我是一個極平凡的人，而且我也幼稚，甚至有不少的孩子氣。
祝好
巴金四月二十夜十二時
在全信末尾，巴金先生又補寫了一句：“以後來信可直接寄到文化生活出版社。”由此可知，趙黛莉此次去信，很可能寄到了別的什麽地方，也說明巴金先生願意收到趙黛莉新的來信。
我尚難判斷，這封信該有哪些研究價值，隻是處處感受到一位作家對於陌生讀者的深切愛心。“愛一切需要愛的人，恨一切人為的、不合人性的傳統”，話語凝練，頗多力度。巴金先生
巴金先生的心是悲憫而敞開著的，他不安於自己寫出《砂丁》來，擔心那慘痛圖畫會傷害到孩子們。
在195年《寫作生活的回顧》一文中，是這樣表述其意的：“一切舊的傳統觀念，一切阻礙社會的進化和人性發展的人為的製度，一切摧毀愛的勢力，它們都是我最大的敵人。”這些話，在致黛莉信中得到簡練使用。到了1949年以後，巴金始將“人為的製度”這個說法，改作“不合理的製度”來表述。我以為卻是原先的表述更銳利、更精確，人治的社會製度必須改革呀！而合理與不合理，則不好講，定位坐標不同，是否合理的結論也就不同了……
巴金先生的心是悲憫而敞開著的，他不安於自己寫出《砂丁》來，擔心那慘痛圖畫會傷害到孩子們。
信中所指《砂丁》，是巴金先生一篇早期中篇小說，成稿在191年，取材於艱辛的底層工人群體。我沒有讀過《砂丁》原作，隻是從李存光、陳丹晨等先生的研究文獻中得知，巴金在那一時期，曾經到浙江長興煤礦，深入礦井工作麵，體察窯工們的勞作。他下井前不久，這裏發生了一次瓦斯爆炸，死去十五名礦工，情景慘烈。此後，一位雲南留日青年黃子方，又向巴金細述了雲南個舊錫礦中淘砂工人的悲情。講到“砂丁”們被五塊銀元騙到礦山，在暗無天日的礦井裏，同牛馬不如的悲慘生活相抗爭，自發組織了拚死逃生行動，又橫遭鎮壓。巴金據此寫出悲憤的《砂丁》。作品筆調沉鬱而絕望。他反對當局的暴力，控訴血腥鎮壓，站在無政府主義者的革命立場，痛斥正在興起的資本主義秩序。這部《砂丁》與不久後完成的《萌芽》，是巴金少有的兩部反映底層工人生活的浸淚之作。次年初春，巴金在回顧去歲時寫道，“奮鬥、孤獨、黑暗、幻滅，在這人心的沙漠裏我過了一年”。秋天，巴金北上旅行，在青島沈從文寓中小住，又在這裏為《砂丁》寫了序言。在這篇《序》中，巴金說：“我是把一個垂死的製度擺在人們的麵前，指給人們看：這兒是傷痕，這兒是血，你們看！”
偏偏如此慘烈的一篇《砂丁》，竟讓一位十二歲的山西小女孩趙黛莉讀到了。巴金於心不安，在信中致歉：我不該拿那慘痛圖畫，來傷害你的孩子的心靈。
在“文化大革命”中，《砂丁》被當作巴金“汙蔑工人階級”的壞作品，遭到猛烈批判。及至晚年，巴金先生還寫過一篇關於《砂丁》的創作談。
信中談到了曾經擱筆又即將再寫的《群》，這是巴金先生191年在《家》的後記中做過預告的一部書。當時曾說要把這部《群》作為《激流三部曲》的第二部來寫。巴金先生決計，“寫一個社會的曆史，因為我的主人翁是從家庭走進到社會裏麵去了”。從這封信中可見，這部叫做《群》的小說，果真寫過開頭，隻是後來被作者放棄了。查閱手邊史料，皆沒有提到巴金有過一部作品叫做《群》。
從李存光先生的研究中可知，巴金在預告這部書之前，確實有過一種“群”的感動，乃至於196年致黛莉信中，還念念不忘。這是因為，198年以後，福建南部特別是泉州一帶，成為年輕的無政府主義者們一個重要的活動區域。吳克剛、麗尼、陸蠡、魯彥等幾十名新青年，在那裏創辦新學，普及教育，宣傳無政府主義的革命主張，組織工人反抗資本家的鬥爭。其中吳克剛擔任高中學校校長，是巴金留法的同學。巴金始終向往那裏，曾於190年秋、19年和19年初夏，三赴泉州相聚。巴金盛讚這群為信仰而戰鬥的人們“從家庭走進到社會裏麵去了”，這群青年“忘記了自己的健康，忘了自己的家庭，他們隻知道一個責任”。有胡景敏先生分析說，當年巴金認為，無政府主義理想在中國的實現，一是借鑒法國和俄國大革命，走一條民眾暴力的道路；二是借鑒英式的“總同盟罷工”進行鬥爭，壯大工人力量，推進革命巨瀾。據此，巴金曾經回憶在泉州參加這種職業革命的生活，極富吸引力：“白天在荒涼的園子裏的草地上，或者寂寞的公園裏涼亭的欄杆上，我們興奮地談論著那些使我們熱血沸騰的問題。晚上我們打著火把，走過黑暗的窄巷，聽見那帶著威脅似的狗吠，到一個古老的院子裏去捶油漆脫落的木門。在那個陰暗的舊式房間裏，圍著一盞發出微光的油燈，大家懷著獻身的熱情，準備找一個機會犧牲自己。”“在這裏每個人都不會為他個人的事情煩心，每個人都沒有一點顧慮。我們的目標是群，是事業，我們的口號是坦白。”請看，巴金曾經就是這樣一個激進青年。而從190年開始，在辛亥革命前後很長一段時間裏，最先輸入中國的西方思想，就是無政府主義，亦稱為“安那其主義”，吸引著大批熱血青年，影響了上世紀兩三代中國知識分子。簡單地說，安那其主義和李大釗等人引進宣傳的馬克思主義，看去有不少相似處，又很不相同。在中國，散落著幾十個無政府主義團體，要真正成就大業，是無比艱難的。而巴金卻被這個信仰所推動，為著這個“群”而激動，是這種精神的力量，支撐著巴金寫作的信念。
巴金先生致黛莉第一封信，讓人聯想到許多曆史場景，令我難以平靜。（未完待續）
我所看重者，是信件內容。七封信加起來好幾千字，總還是豐富的。我沒有涉及過巴金研究工作，仍堅持把信收藏回來，怕它們流失損壞，就是為了給巴金研究者們救得一份素材。往日收點兒東西，總是個人私好，這次則有些為著社會之意。為了熱愛和審視著巴金的人們，也為我所從事的文學工作，盡些心責吧。過去，生活在太行山深處的老太太，有些迷信卻懂得“敬惜字紙”，應是某種尊重文化的自覺。而巴金先生本人，正是為保護文史資料而力倡修建中國現代文學館的首位作家。他甚至把建成此館當作“一生最後一個工作”，說“我願把我最後的精力貢獻給中國現代文學館”，並為此致信中共中央總書記，替文學館排憂解難。巴老本人還帶頭捐出了第一筆開辦費……
巴金先生這些信，距今七十多年風雨，仍基本上保存完好，讓人怎能不珍惜。夤夜燈下品讀，如同一位前輩作家再次向我們細敘心曲。巴金先生在信尾署名時，除首封落款“巴金”全名外，其餘六封，隻落一“金”字，更讓人倍感親切。當年，巴金先生致信黛莉一人，而今看來，則是寫給我們大家，寫給他全部讀者的。
趙黛莉這個名字，很可能不是原名，應是一位讀書女生，崇尚新生活、新風氣，自己起了好聽的名字來用，就像如今網友們很少使用真實姓名那樣。我們可以推想，在閻錫山治下的太原府，渴求新思潮的知識女性趙小姐，讀過巴金作品之後，產生強烈共鳴，心潮難平。她不滿於舊家族窒息的空氣，傾心致信作家，用了這個浪漫的名字，而這位少女顯然頗多才情，信寫得又真又好，否則，年輕的巴金也不會給一位讀者頻頻回複七封信。這時，巴金先生三十來歲，尚未與蕭珊女士結合，正處在準備戀愛抑或戀愛初期。事實上，蕭珊女士與黛莉一樣，也是讀了巴金作品，用書信方式走近巴金的。
所收第一封信，紙質薄而堅，信紙上端印有三行紅字，首行字體大些，為“文化生活出版社”，與信封上中英文印刷地址相一致。次行字小，為“上海昆明路德安裏二十號”，末行是“電話：五一五六零”。我最初見到信，便是這一封。當時，聞說有巴金舊信，我還不大相信，如今古董市場造假，絕技橫生，一笑而已，待看過信封、信紙、郵戳、郵票，始斷為真。當時，在我記憶中，僅知巴金從日本歸國後，曾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做過總編輯，還做過《文季月刊》主編，一道工作的有靳以先生等人。據此，細察陳舊發黃的信紙，覺得極難偽造。後來見到全部七封信，其中有五封信是文化生活出版社信紙；有一封是“開明”信紙；還有一封是《譯文》信紙，紙質厚些，日久發脆，損字較多的也是這封，其上還有一句白話廣告語，謂“介紹外國文學與藝術的月刊”，印有地址為“上海拉都路二八六弄一二號”，“電話：七四**一”。所有這些，都佐證了這批文件屬於真品，行話叫是老的、對的。更關鍵處，在於手跡與字體。巴金手書成篇，還有許多繁體字，他人幾乎無法模仿，除非照著印，寫是寫不成的。行話稱一眼貨，或曰大開門，取開門見山，毋庸置疑之意。當然，真正不可偽造者，還是信的內容，這是誰也編不出來的，因為巴金擁有一個與他人大不相同的獨特思想世界。第一封信，前後兩頁，巴金先生以橫寫完成。其餘六封信，皆為自右而左豎排豎寫。
現在，我們可以閱讀第一封信了。抬頭一句，巴金把少女趙黛莉稱作“先生”，給讀者以足夠尊重。全文如下，內中做“0”處，應是缺字或辨識不清之故一一
黛莉先生：
信收到了，謝謝你的好意，費了你好些時間來給我寫信。你的信給我帶來一點慰安，一些鼓舞，我決不會怪你。你十二歲就讀了我的《砂丁》，那太早了。我想到那事情心裏很不安，不該拿那慘痛的圖畫來傷害你的孩子的心靈。
你在十六歲時讀了《家》，我知道你會喜歡它，因為那主人公正是一些和你同樣的青年。他或她有一顆純白的心，有一個對於正義的信仰，愛一切需要愛的人，恨一切人為的、不合人性的傳統。
你說你認識琴，我想大概你在琴的身上看出了你自己的麵影。你姐姐也是的。不要說你沒有機會看見琴，你自己也許就是一個琴。琴有她的弱點，但是合於人性。我現在正著手在修改《家》，而且不久就要寫《群》了。我去年寫過幾頁，以後又擱了筆。所以，倘使你不介意我永久擱筆，你一定會高興我告訴你這個消息。
我有許多話要和你說，譬如談生活，談文章，都需要不少的話語。但是請恕我，我一天很忙，心又亂，所以不能多寫了。我―天總得回口幾封信，而且我又是個出名不會寫信的人。
不要“崇敬”我，我是一個極平凡的人，而且我也幼稚，甚至有不少的孩子氣。
祝好
巴金四月二十夜十二時
在全信末尾，巴金先生又補寫了一句：“以後來信可直接寄到文化生活出版社。”由此可知，趙黛莉此次去信，很可能寄到了別的什麽地方，也說明巴金先生願意收到趙黛莉新的來信。
我尚難判斷，這封信該有哪些研究價值，隻是處處感受到一位作家對於陌生讀者的深切愛心。“愛一切需要愛的人，恨一切人為的、不合人性的傳統”，話語凝練，頗多力度。巴金先生
巴金先生的心是悲憫而敞開著的，他不安於自己寫出《砂丁》來，擔心那慘痛圖畫會傷害到孩子們。
在195年《寫作生活的回顧》一文中，是這樣表述其意的：“一切舊的傳統觀念，一切阻礙社會的進化和人性發展的人為的製度，一切摧毀愛的勢力，它們都是我最大的敵人。”這些話，在致黛莉信中得到簡練使用。到了1949年以後，巴金始將“人為的製度”這個說法，改作“不合理的製度”來表述。我以為卻是原先的表述更銳利、更精確，人治的社會製度必須改革呀！而合理與不合理，則不好講，定位坐標不同，是否合理的結論也就不同了……
巴金先生的心是悲憫而敞開著的，他不安於自己寫出《砂丁》來，擔心那慘痛圖畫會傷害到孩子們。
信中所指《砂丁》，是巴金先生一篇早期中篇小說，成稿在191年，取材於艱辛的底層工人群體。我沒有讀過《砂丁》原作，隻是從李存光、陳丹晨等先生的研究文獻中得知，巴金在那一時期，曾經到浙江長興煤礦，深入礦井工作麵，體察窯工們的勞作。他下井前不久，這裏發生了一次瓦斯爆炸，死去十五名礦工，情景慘烈。此後，一位雲南留日青年黃子方，又向巴金細述了雲南個舊錫礦中淘砂工人的悲情。講到“砂丁”們被五塊銀元騙到礦山，在暗無天日的礦井裏，同牛馬不如的悲慘生活相抗爭，自發組織了拚死逃生行動，又橫遭鎮壓。巴金據此寫出悲憤的《砂丁》。作品筆調沉鬱而絕望。他反對當局的暴力，控訴血腥鎮壓，站在無政府主義者的革命立場，痛斥正在興起的資本主義秩序。這部《砂丁》與不久後完成的《萌芽》，是巴金少有的兩部反映底層工人生活的浸淚之作。次年初春，巴金在回顧去歲時寫道，“奮鬥、孤獨、黑暗、幻滅，在這人心的沙漠裏我過了一年”。秋天，巴金北上旅行，在青島沈從文寓中小住，又在這裏為《砂丁》寫了序言。在這篇《序》中，巴金說：“我是把一個垂死的製度擺在人們的麵前，指給人們看：這兒是傷痕，這兒是血，你們看！”
偏偏如此慘烈的一篇《砂丁》，竟讓一位十二歲的山西小女孩趙黛莉讀到了。巴金於心不安，在信中致歉：我不該拿那慘痛圖畫，來傷害你的孩子的心靈。
在“文化大革命”中，《砂丁》被當作巴金“汙蔑工人階級”的壞作品，遭到猛烈批判。及至晚年，巴金先生還寫過一篇關於《砂丁》的創作談。
信中談到了曾經擱筆又即將再寫的《群》，這是巴金先生191年在《家》的後記中做過預告的一部書。當時曾說要把這部《群》作為《激流三部曲》的第二部來寫。巴金先生決計，“寫一個社會的曆史，因為我的主人翁是從家庭走進到社會裏麵去了”。從這封信中可見，這部叫做《群》的小說，果真寫過開頭，隻是後來被作者放棄了。查閱手邊史料，皆沒有提到巴金有過一部作品叫做《群》。
從李存光先生的研究中可知，巴金在預告這部書之前，確實有過一種“群”的感動，乃至於196年致黛莉信中，還念念不忘。這是因為，198年以後，福建南部特別是泉州一帶，成為年輕的無政府主義者們一個重要的活動區域。吳克剛、麗尼、陸蠡、魯彥等幾十名新青年，在那裏創辦新學，普及教育，宣傳無政府主義的革命主張，組織工人反抗資本家的鬥爭。其中吳克剛擔任高中學校校長，是巴金留法的同學。巴金始終向往那裏，曾於190年秋、19年和19年初夏，三赴泉州相聚。巴金盛讚這群為信仰而戰鬥的人們“從家庭走進到社會裏麵去了”，這群青年“忘記了自己的健康，忘了自己的家庭，他們隻知道一個責任”。有胡景敏先生分析說，當年巴金認為，無政府主義理想在中國的實現，一是借鑒法國和俄國大革命，走一條民眾暴力的道路；二是借鑒英式的“總同盟罷工”進行鬥爭，壯大工人力量，推進革命巨瀾。據此，巴金曾經回憶在泉州參加這種職業革命的生活，極富吸引力：“白天在荒涼的園子裏的草地上，或者寂寞的公園裏涼亭的欄杆上，我們興奮地談論著那些使我們熱血沸騰的問題。晚上我們打著火把，走過黑暗的窄巷，聽見那帶著威脅似的狗吠，到一個古老的院子裏去捶油漆脫落的木門。在那個陰暗的舊式房間裏，圍著一盞發出微光的油燈，大家懷著獻身的熱情，準備找一個機會犧牲自己。”“在這裏每個人都不會為他個人的事情煩心，每個人都沒有一點顧慮。我們的目標是群，是事業，我們的口號是坦白。”請看，巴金曾經就是這樣一個激進青年。而從190年開始，在辛亥革命前後很長一段時間裏，最先輸入中國的西方思想，就是無政府主義，亦稱為“安那其主義”，吸引著大批熱血青年，影響了上世紀兩三代中國知識分子。簡單地說，安那其主義和李大釗等人引進宣傳的馬克思主義，看去有不少相似處，又很不相同。在中國，散落著幾十個無政府主義團體，要真正成就大業，是無比艱難的。而巴金卻被這個信仰所推動，為著這個“群”而激動，是這種精神的力量，支撐著巴金寫作的信念。
巴金先生致黛莉第一封信，讓人聯想到許多曆史場景，令我難以平靜。（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