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沒有請市紀委處理，董書記又覺得這樣太丟麵子，太丟人，太丟縣委書記這個職務的臉，就沒有請上麵處理，隻是消極的等你們‘回心轉意’，意識到自己的不妥，然後主動糾正。”我說。
“董書記良好的願望沒有等到理想的結果，直到後來被莫名其妙地召回，九名雇工的費用仍然由紅廟鄉支付，柳順平的事也就這麽不了了之。”我說。
“董書記對我說的最後幾句話，讓我五味雜陳，聽了很心酸。”我說。
“董書記說了什麽啊？”縣委副書記、縣政法委書記趙程大問。
“董書記說，老弟，我算解放了，該輪到你去做小媳婦了。”我說。
趙書記有些奇怪、有些陌生地望著我，一言不發。
“我跟你聊了這麽長時間，主要是想告訴你，關於公款支付家庭雇工費用被捅出來一事，不是從我這裏開始的。嚴格來說，是從董書記那裏開始的，經過了馬誌代理縣委書記，才到了我這裏來的。”我說。
“這個問題總是被人拿出來說，是因為一直未解決。我們征求意見時，一些幹部群眾又反映了這個問題。所以，在我任上，這個問題不得不拿到民主生活會上來說。你以為我想拿到民主生活會上說啊？”我說。
“你也參加了民主生活會，每個人的發言，你也知道了。為了更加清晰地談好這個問題，我覺得有必要回顧一下民主生活會的情況。”我說。
“可以啊。”趙書記說。
“應該說，對雇工費用問題，我們是很認真負責的。縣紀委查了中央和省市的一些條文，沒有專門針對領導幹部和國家公職人員使用雇工的規定，縣裏也沒有拿出相關規定。”我說。
“紀委查閱了縣委和縣政府多年的會議紀要，也沒有相關的決定。查閱了多年的請示、批示、通知、意見、建議、文件，也沒找到相關依據。”我說。
“這就是說，從理論上講，公款能不能支付雇工的費用，還沒有一個明確的結論。所以，你們三人認為有理由繼續用公款支付家務雇工的費用。”我說。
“是的，這是一個灰色地帶，上麵沒有明確的規定，我們也沒有明確的意見。”趙書記說。
“在討論中，有的常委說，這個問題說了好多年了，但遲遲沒有定論，主要原因你也說了，這是一個灰色地帶。這麽一個小問題，涉及的錢又不多，拖這麽久，有的常委覺得，孫主任和馬誌應該負有很大的責任，你也有責任。”我說。
“有的常委說，孫主任是老縣長，是我們的老領導。當縣長時，為什麽當時不做個決定呢？馬誌也是，當了這麽多年的縣長，完全可以以縣長辦公會和其他形式作個決定啊。”我說。
“你先不知道這件事，如果知道了，提請縣委或者縣政府出台一個意見多好啊。如果有這個決定或者說意見，按照決定或者意見執行，不就是很簡單的事嗎？也省得老翻燒餅。現在網絡這麽發達，這種灰色地帶的事情，能瞞得住嗎？”我說。
“當時大家的意見是，要麽辭退雇工，要麽自己支付雇工費用。在目前形勢下，要以會議討論的形式，同意由縣財政支付，或者由紅廟鄉繼續支付，很難。”我說。
“我記得，駱主席的意見特別中肯。我跟你一起，把駱主席的意見重溫一下。駱主席說，說來說去，都漸漸傾向於要麽自費，要麽辭退。你們三個人多年請了雇工，已經習慣了，立即辭退，她估計一時半刻你們還適應不了。”我說。
“駱主席建議你們回去跟家人商量一下，辭退一個或者兩個雇工，剩下的自己支付費用。這你應該記得吧。如果不記得，還可以讓縣委辦公室跟你查一下會議記錄，複印下來給你看。”我說。
“不用查，我記得。不過，還是有不同的意見啊。”趙書記說。
“我知道，當時的組織部、統戰部諸葛瑾部長建議，孫主任家的雇工費用改由縣財政支付。主要理由是，孫主任雖然不再擔任縣委常委，但是老領導，從縣長崗位退下來，擔任人大主任有好幾年了，應該名正言順照顧一下。”我說
“諸葛部長還建議，如果縣政協主席請雇工，也可以照此辦理，但僅限於縣人大、縣政協兩位主要領導。你和馬誌的雇工費用，他還沒想好，還拿不準。縣財政支付也行，自己支付也未嚐不可。他建議你們兩位領導自己拿主意。我說的不錯吧？”我說。
“不錯，很對。”趙書記說。
“錢縣長還建議，都辭退雇工，如果家裏有人和事情需要照顧和打理，一時半刻還辭退不了的，就繼續雇請。至於費用問題，他建議，維持現狀到年底。從明年開始，要麽辭退，要麽自己掏腰包。”我說。
“錢縣長還開玩笑說，你們平時少抽點煙，這點錢不就節約回來了嗎？”我說。
“是的，錢縣長當時就是這麽說的。”趙書記說。
“後來，大家的的眼睛都望著我，等著我最後表態。不瞞你說，雖然事情不大，但這是一個很微妙、很複雜、很能揣度人心的時刻，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既要維護縣委書記的形象又不能使事情過於複雜化。”我說。
“最後，我說，這不是第一次議論、討論這個問題了，我記得前任縣委書記也曾過問過這件事，結果是不了了之。我想說的是，關於雇工費用這個問題不應該由我們來決定。”我說。
“我繼續說，你們三個人都在我們月光縣工作多年，是一步一個腳印走過來的，是我們月光縣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領導，完全知道哪些事該做，哪些事不該做。也就是說，對於雇工費用問題，完完全全可以自由地，獨立地做出決定。”我說。
“不需要我們來議論，來討論，更不需要我們替你們三位領導做出決定。今後，在我的任內，我不希望這件事再拿出來議論，討論，我也不會允許在這樣的會上討論這樣的事。對於我來說，這件事已經結束，不管你們三位領導做出的決定是什麽。”我說。
“這是民主生活會的大概情況，你覺得，我說漏了什麽？”我問。
“董書記良好的願望沒有等到理想的結果，直到後來被莫名其妙地召回，九名雇工的費用仍然由紅廟鄉支付，柳順平的事也就這麽不了了之。”我說。
“董書記對我說的最後幾句話，讓我五味雜陳，聽了很心酸。”我說。
“董書記說了什麽啊？”縣委副書記、縣政法委書記趙程大問。
“董書記說，老弟，我算解放了，該輪到你去做小媳婦了。”我說。
趙書記有些奇怪、有些陌生地望著我，一言不發。
“我跟你聊了這麽長時間，主要是想告訴你，關於公款支付家庭雇工費用被捅出來一事，不是從我這裏開始的。嚴格來說，是從董書記那裏開始的，經過了馬誌代理縣委書記，才到了我這裏來的。”我說。
“這個問題總是被人拿出來說，是因為一直未解決。我們征求意見時，一些幹部群眾又反映了這個問題。所以，在我任上，這個問題不得不拿到民主生活會上來說。你以為我想拿到民主生活會上說啊？”我說。
“你也參加了民主生活會，每個人的發言，你也知道了。為了更加清晰地談好這個問題，我覺得有必要回顧一下民主生活會的情況。”我說。
“可以啊。”趙書記說。
“應該說，對雇工費用問題，我們是很認真負責的。縣紀委查了中央和省市的一些條文，沒有專門針對領導幹部和國家公職人員使用雇工的規定，縣裏也沒有拿出相關規定。”我說。
“紀委查閱了縣委和縣政府多年的會議紀要，也沒有相關的決定。查閱了多年的請示、批示、通知、意見、建議、文件，也沒找到相關依據。”我說。
“這就是說，從理論上講，公款能不能支付雇工的費用，還沒有一個明確的結論。所以，你們三人認為有理由繼續用公款支付家務雇工的費用。”我說。
“是的，這是一個灰色地帶，上麵沒有明確的規定，我們也沒有明確的意見。”趙書記說。
“在討論中，有的常委說，這個問題說了好多年了，但遲遲沒有定論，主要原因你也說了，這是一個灰色地帶。這麽一個小問題，涉及的錢又不多，拖這麽久，有的常委覺得，孫主任和馬誌應該負有很大的責任，你也有責任。”我說。
“有的常委說，孫主任是老縣長，是我們的老領導。當縣長時，為什麽當時不做個決定呢？馬誌也是，當了這麽多年的縣長，完全可以以縣長辦公會和其他形式作個決定啊。”我說。
“你先不知道這件事，如果知道了，提請縣委或者縣政府出台一個意見多好啊。如果有這個決定或者說意見，按照決定或者意見執行，不就是很簡單的事嗎？也省得老翻燒餅。現在網絡這麽發達，這種灰色地帶的事情，能瞞得住嗎？”我說。
“當時大家的意見是，要麽辭退雇工，要麽自己支付雇工費用。在目前形勢下，要以會議討論的形式，同意由縣財政支付，或者由紅廟鄉繼續支付，很難。”我說。
“我記得，駱主席的意見特別中肯。我跟你一起，把駱主席的意見重溫一下。駱主席說，說來說去，都漸漸傾向於要麽自費，要麽辭退。你們三個人多年請了雇工，已經習慣了，立即辭退，她估計一時半刻你們還適應不了。”我說。
“駱主席建議你們回去跟家人商量一下，辭退一個或者兩個雇工，剩下的自己支付費用。這你應該記得吧。如果不記得，還可以讓縣委辦公室跟你查一下會議記錄，複印下來給你看。”我說。
“不用查，我記得。不過，還是有不同的意見啊。”趙書記說。
“我知道，當時的組織部、統戰部諸葛瑾部長建議，孫主任家的雇工費用改由縣財政支付。主要理由是，孫主任雖然不再擔任縣委常委，但是老領導，從縣長崗位退下來，擔任人大主任有好幾年了，應該名正言順照顧一下。”我說
“諸葛部長還建議，如果縣政協主席請雇工，也可以照此辦理，但僅限於縣人大、縣政協兩位主要領導。你和馬誌的雇工費用，他還沒想好，還拿不準。縣財政支付也行，自己支付也未嚐不可。他建議你們兩位領導自己拿主意。我說的不錯吧？”我說。
“不錯，很對。”趙書記說。
“錢縣長還建議，都辭退雇工，如果家裏有人和事情需要照顧和打理，一時半刻還辭退不了的，就繼續雇請。至於費用問題，他建議，維持現狀到年底。從明年開始，要麽辭退，要麽自己掏腰包。”我說。
“錢縣長還開玩笑說，你們平時少抽點煙，這點錢不就節約回來了嗎？”我說。
“是的，錢縣長當時就是這麽說的。”趙書記說。
“後來，大家的的眼睛都望著我，等著我最後表態。不瞞你說，雖然事情不大，但這是一個很微妙、很複雜、很能揣度人心的時刻，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既要維護縣委書記的形象又不能使事情過於複雜化。”我說。
“最後，我說，這不是第一次議論、討論這個問題了，我記得前任縣委書記也曾過問過這件事，結果是不了了之。我想說的是，關於雇工費用這個問題不應該由我們來決定。”我說。
“我繼續說，你們三個人都在我們月光縣工作多年，是一步一個腳印走過來的，是我們月光縣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領導，完全知道哪些事該做，哪些事不該做。也就是說，對於雇工費用問題，完完全全可以自由地，獨立地做出決定。”我說。
“不需要我們來議論，來討論，更不需要我們替你們三位領導做出決定。今後，在我的任內，我不希望這件事再拿出來議論，討論，我也不會允許在這樣的會上討論這樣的事。對於我來說，這件事已經結束，不管你們三位領導做出的決定是什麽。”我說。
“這是民主生活會的大概情況，你覺得，我說漏了什麽？”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