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問的第六個問題是，報告說，責成黃長省人民政府向國務院作出深刻檢查。為什麽隻是省政府作出深刻檢查呢？為什麽沒有省委呢？難道省委就沒有責任了嗎？剛才不是說了嗎？黨政應該同責啊，在某種情況下，黨委的責任還應該大一些啊。”我說。
“你在省機關呆了那麽長時間，是白呆了的啊。你要認真讀報告啊，我懷疑你沒有用心讀。”我的大學同學、在國務院辦公廳工作的、淩河大橋垮塌事故調查組成員楊明亮說。
“怎麽白呆啊？怎麽沒用心讀啊？”
“說你還不服氣，你看清楚了沒有啊？是國務院的調查報告，不是黨中央的。如果是黨中央的調查報告，才可以讓省委作出深刻檢查啊，怎麽你連這麽一點常識都沒有啊。說你在省機關白呆了那麽長時間，你還不服氣。”
“正因為我過去在省裏工作過，我才知道，國務院布置的工作，省委也是高度重視，認認真真抓貫徹落實的啊。”
“省委認認真真抓貫徹落實是一回事，寫在書麵報告裏又是一回事，兩者不能混為一談。”楊明亮說。
“你的意思是，國務院沒有權利批評省委？”我問。
“應該有權利。”
“堂堂國務院官員，你怎麽說話模棱兩可啊？請你明確告訴我，到底是有？還是沒有？”
“我覺得，應該有。”
“還是模棱兩可啊，看來，你自己也拿不準啊。”
“有。”楊明亮說。
“既然按你說的，國務院有權利批評省委，那為什麽不在報告裏明說呢？”我問。
“書麵用語，還是謹慎一點為好。”
“那省委的責任呢？我不是對省委有意見，我是就事論事。”我說。
“在黃長省的管轄範圍內，發生這麽重大的事故，省委當然有責任啊，而且要承擔重大責任。黨中央要求更嚴，省委要痛定思痛，要向黨中央作出更加深刻的檢查。隻不過這部分內容，超出了我們調查報告的範圍，我們沒有寫在報告裏麵。”
“我問的第七個問題是，從事故發生到現在，已經四個多月了，為什麽拖得這麽久？”
“不知道內情的人，都覺得我們辦事拖拉，一份報告就花了這麽長時間。可置身其中的我們，酸甜苦辣，寢食難安，就一言難盡了。”楊明亮說。
“怎麽一言難盡啊？”我問。
“首先是在大橋垮塌主要原因的認定上，就耗費了我們大量的時間。可以毫不隱晦地說，淩河大橋建設的全過程，我們共同的感覺就是兩個字，稀亂。我們請的各方麵專家，看法也不盡一致。為了統一認識，我們開了多次分析會，就是達不到共識。”楊明亮說。
“社會上，有人經常吐槽專家，對專家有些不屑。但就我們請的專家來說，都是在全國有影響力、有權威的，有的還是有國際聲望的。實事求是地說，還是很盡職盡責的，說的也是頭頭是道，條條在理。”楊明亮說。
“可令人傷腦筋的是，他們的看法不一致。還互相不服氣，各持己見，爭得麵紅耳赤。有時好端端的分析會，弄得不歡而散。”楊明亮說。
“你們頂級單位召開分析會，還弄得不歡而散啊？”
“是啊，別以為在金字塔塔尖，就風平浪靜，一帆風順，一切安好。”
“那你們是怎麽處理這些專家們的意見呢？”我問。
“我們畢竟不是專業人員，是非曲直我們不好判斷，不敢妄下論斷。不過，我們充分發揮了我們的智力。”
“什麽智力啊？”
“沒有做不到，隻有想不到。說出來不怕你笑話，我們采取的是最原始的辦法，解決了最棘手、最複雜的問題。”楊明亮說。
“什麽辦法啊？”我問。
“我們把專家說的大橋垮塌的各種原因，一一列出來。分別召開了三次專家分析會，請了不同的專家對大橋垮塌原因進行會診。我們像發選票一樣，讓專家對大橋垮塌的原因進行打勾。說好聽一點，就是由專家無記名投票。”
“這管用嗎？”
“不管管不管用，我們最後采用的就是專家投票最多的那個原因，就是我們公布的這個原因。”楊明亮說。
“好有意思啊。”
“專家們引經據典，都說的有道理，我們又不懂，隻好采用這種辦法了。對各方麵，我們也好有個交待，也說得過去。”
“有意思，有意思。”我說。
“你別笑我們，我是看在我們是同學的份上，我才實話實說。”
“你們時間拖得這麽久，還有別的原因嗎？”我問。
“我們時間拖長的第二個原因，就是在單位人員責任的認定上。單位的責任很好判定，按照工作職責可以很好地判定出來。但對具體的個人責任方麵，耗費了我們大量的時間。”楊明亮說。
“譬如說，需要承擔責任的單位，有主要領導，分管領導，各部處室，各科室，各班組，具體的人，我們本著絕不漏掉一人的原則，都要仔細地一一甄別，一一分清責任。這個工作量，出奇地大。一晃就一星期，時間耗得很多。”楊明亮說。
“還有什麽原因呢？”我問。
“有啊，第三個原因，就是責任追究到哪一級？”楊明亮說。
“這是什麽意思？”我問。
“黨中央、國務院的態度非常堅決，就是追到哪一級就是哪一級，上不封頂，下不保底。”楊明亮說。
“這很好啊，旗幟鮮明啊。”
“說是這麽好說，可執行起來很有難度啊。”
“什麽難度啊？”
“往下追還好說，往上追就不好說了。”
“怎麽不好說啊？”
“我不說你也明白，說是上不封頂，那怎麽可能呢？我們自己心裏明白，還是要封頂的，我們不可能不封頂啊。”楊明亮說。
“是不是止步省這一級啊？”我問。
“對，你很聰明啊。你從報告裏也可以看出來，我們就是追到省這一級。省以上的，譬如說，國務院各相關部門及其具體人員，隻要沒有受賄的，我們都沒有追究。”楊明亮說。
“實事求是地說，國務院相關部門有沒有責任呢？你想想看，花了30多億的大橋垮塌了，死了那麽多人，不說其它的，至少可以說監督檢查沒有到位吧，至少可以責任追究吧。”楊明亮說。
“我們調查組內部意見很一致，就是追到省一級。小剛，我們總不能把板子打到我們自己頭上吧。”楊明亮說。
“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啊。”
“看來，你有點批評我們的意思啊。”
“不敢。我哪敢批評你們啊？批評國家最高行政機關，那不是活得不耐煩了嗎？”
“雖然我們沒有繼續往上追，但我們還是很負責的。我們以調查組的名義，給國務院的相關部門發了提醒和建議函，請相關部門注意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要眼睛向下，多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多監督檢查，多督促整改，避免悲劇重演。”楊明亮說。
“你們很負責啊，對自己要求很嚴啊。”
“謝謝表揚。”
“該表揚的還是要表揚，該說的還是要說，尤其是對你這樣的國家高級幹部。”
“什麽國家高級幹部？高級個屁！說起來在國務院工作，可實際上，就是一個打雜的，接電話跑腿寫材料打掃衛生幹粗活的。”楊明亮說。
“不管怎麽說，你在國務院工作，說起來如雷貫耳，讓人肅然起敬。我在貧困縣工作，說起來就心虛，底氣不足啊。”
“革命工作隻有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啊，縣委書記同誌。”
“不愧是國務院幹部啊，思想覺悟高，認識深刻，理論見解高。謝謝賜教。”
“不用謝，這是我應該做的。”楊明亮說。
“還有其它的原因嗎？”我問。
“有，第四個原因，就是說情風。不說調查組的正副組長，就是我這個小小的，在北京，扔一塊磚頭就能砸一大群的處級幹部，就有不少人通過各種方式找過來，弄得我煩不勝煩。”
“你跟人家開綠燈了嗎？”
“我既沒有那個膽量，又沒有那個權力。找我是瞎子點燈，白費蠟。”
“還有什麽原因？”
‘基本上就這些。”
“那個德國的可思曼聯係得怎麽樣了？”我問。
“已經聯係上了，我在中國駐德國的大使館裏，有個朋友，她的德育說的比我們漢語還好。你去德國時，她會去機場接你們，還會請你們吃飯，然後帶你們去找可思曼。我請她盡量跟可思曼做工作，盡量把泉水係列開發項目談成功。”楊明亮說。
“我私下裏有個想法，還沒來得及跟你商量。”楊明亮說。
“什麽想法啊？”
“我想一不做二不休，幹脆把項目做大一點。如果項目能成功，我們請兩國總理都出席合同簽訂儀式。”
“如果你能做到這一步，我要請你喝酒，喝死為止。”
“別嚇我啊，我上有老，下有小，中間還有一個不老不少的。我喝死了，他們怎麽辦？”
“壯烈犧牲的家屬，有國家，我們可愛的祖國照顧啊。”
“喝酒喝死了，能叫壯烈犧牲嗎？”
“至少我們兩人可以叫壯烈犧牲啊。”我說。
“你想得美。”
“別人是寧可花下死，做鬼也風流。我們是寧可喝酒死，做鬼也風流啊。”我說。
“誰說跟你喝酒死啊？我告訴你，我戒酒了。”
“戒酒好啊，戒酒好。陰間又少了兩個酒鬼。”我說。
“你一個縣委書記，怎麽老說喝酒啊，喝死啊？怎麽不說一點健康有趣的、有高尚情調的事呢？”
“悉聽遵命，我問你，你那個德國大使館的朋友，是男是女啊？”
“你問這幹什麽啊？”
“是男是女，我總不能空手見她吧，我總要跟她準備一點小禮品吧。”
“她什麽都不需要，什麽都不缺，你用不著準備什麽，別搞的太俗氣了。”
“那我總要知道是男是女吧。”
“好吧，滿足一下你的好奇心，不是男的。”楊明亮說。
“多大了？結婚了沒有？漂不漂亮啊？”
“隻要能跟你辦事就行了，你問這些幹什麽啊？對你有用嗎？你一個人在窮山溝是不是悶騷啊？有空你到京城來，我帶你逛八大胡同。”
“你說得好難聽啊，好吧，我不問了。”
“這就對了嘛，你們到時會見麵的，見麵了，你不就知道了？好好把心思用在工作上，用在如何帶領50萬人民群眾脫貧致富奔小康上，別七想八想的。別辜負了黨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謝謝國務院官員語重心長的諄諄教誨。”我說。
“你在省機關呆了那麽長時間，是白呆了的啊。你要認真讀報告啊，我懷疑你沒有用心讀。”我的大學同學、在國務院辦公廳工作的、淩河大橋垮塌事故調查組成員楊明亮說。
“怎麽白呆啊？怎麽沒用心讀啊？”
“說你還不服氣，你看清楚了沒有啊？是國務院的調查報告，不是黨中央的。如果是黨中央的調查報告，才可以讓省委作出深刻檢查啊，怎麽你連這麽一點常識都沒有啊。說你在省機關白呆了那麽長時間，你還不服氣。”
“正因為我過去在省裏工作過，我才知道，國務院布置的工作，省委也是高度重視，認認真真抓貫徹落實的啊。”
“省委認認真真抓貫徹落實是一回事，寫在書麵報告裏又是一回事，兩者不能混為一談。”楊明亮說。
“你的意思是，國務院沒有權利批評省委？”我問。
“應該有權利。”
“堂堂國務院官員，你怎麽說話模棱兩可啊？請你明確告訴我，到底是有？還是沒有？”
“我覺得，應該有。”
“還是模棱兩可啊，看來，你自己也拿不準啊。”
“有。”楊明亮說。
“既然按你說的，國務院有權利批評省委，那為什麽不在報告裏明說呢？”我問。
“書麵用語，還是謹慎一點為好。”
“那省委的責任呢？我不是對省委有意見，我是就事論事。”我說。
“在黃長省的管轄範圍內，發生這麽重大的事故，省委當然有責任啊，而且要承擔重大責任。黨中央要求更嚴，省委要痛定思痛，要向黨中央作出更加深刻的檢查。隻不過這部分內容，超出了我們調查報告的範圍，我們沒有寫在報告裏麵。”
“我問的第七個問題是，從事故發生到現在，已經四個多月了，為什麽拖得這麽久？”
“不知道內情的人，都覺得我們辦事拖拉，一份報告就花了這麽長時間。可置身其中的我們，酸甜苦辣，寢食難安，就一言難盡了。”楊明亮說。
“怎麽一言難盡啊？”我問。
“首先是在大橋垮塌主要原因的認定上，就耗費了我們大量的時間。可以毫不隱晦地說，淩河大橋建設的全過程，我們共同的感覺就是兩個字，稀亂。我們請的各方麵專家，看法也不盡一致。為了統一認識，我們開了多次分析會，就是達不到共識。”楊明亮說。
“社會上，有人經常吐槽專家，對專家有些不屑。但就我們請的專家來說，都是在全國有影響力、有權威的，有的還是有國際聲望的。實事求是地說，還是很盡職盡責的，說的也是頭頭是道，條條在理。”楊明亮說。
“可令人傷腦筋的是，他們的看法不一致。還互相不服氣，各持己見，爭得麵紅耳赤。有時好端端的分析會，弄得不歡而散。”楊明亮說。
“你們頂級單位召開分析會，還弄得不歡而散啊？”
“是啊，別以為在金字塔塔尖，就風平浪靜，一帆風順，一切安好。”
“那你們是怎麽處理這些專家們的意見呢？”我問。
“我們畢竟不是專業人員，是非曲直我們不好判斷，不敢妄下論斷。不過，我們充分發揮了我們的智力。”
“什麽智力啊？”
“沒有做不到，隻有想不到。說出來不怕你笑話，我們采取的是最原始的辦法，解決了最棘手、最複雜的問題。”楊明亮說。
“什麽辦法啊？”我問。
“我們把專家說的大橋垮塌的各種原因，一一列出來。分別召開了三次專家分析會，請了不同的專家對大橋垮塌原因進行會診。我們像發選票一樣，讓專家對大橋垮塌的原因進行打勾。說好聽一點，就是由專家無記名投票。”
“這管用嗎？”
“不管管不管用，我們最後采用的就是專家投票最多的那個原因，就是我們公布的這個原因。”楊明亮說。
“好有意思啊。”
“專家們引經據典，都說的有道理，我們又不懂，隻好采用這種辦法了。對各方麵，我們也好有個交待，也說得過去。”
“有意思，有意思。”我說。
“你別笑我們，我是看在我們是同學的份上，我才實話實說。”
“你們時間拖得這麽久，還有別的原因嗎？”我問。
“我們時間拖長的第二個原因，就是在單位人員責任的認定上。單位的責任很好判定，按照工作職責可以很好地判定出來。但對具體的個人責任方麵，耗費了我們大量的時間。”楊明亮說。
“譬如說，需要承擔責任的單位，有主要領導，分管領導，各部處室，各科室，各班組，具體的人，我們本著絕不漏掉一人的原則，都要仔細地一一甄別，一一分清責任。這個工作量，出奇地大。一晃就一星期，時間耗得很多。”楊明亮說。
“還有什麽原因呢？”我問。
“有啊，第三個原因，就是責任追究到哪一級？”楊明亮說。
“這是什麽意思？”我問。
“黨中央、國務院的態度非常堅決，就是追到哪一級就是哪一級，上不封頂，下不保底。”楊明亮說。
“這很好啊，旗幟鮮明啊。”
“說是這麽好說，可執行起來很有難度啊。”
“什麽難度啊？”
“往下追還好說，往上追就不好說了。”
“怎麽不好說啊？”
“我不說你也明白，說是上不封頂，那怎麽可能呢？我們自己心裏明白，還是要封頂的，我們不可能不封頂啊。”楊明亮說。
“是不是止步省這一級啊？”我問。
“對，你很聰明啊。你從報告裏也可以看出來，我們就是追到省這一級。省以上的，譬如說，國務院各相關部門及其具體人員，隻要沒有受賄的，我們都沒有追究。”楊明亮說。
“實事求是地說，國務院相關部門有沒有責任呢？你想想看，花了30多億的大橋垮塌了，死了那麽多人，不說其它的，至少可以說監督檢查沒有到位吧，至少可以責任追究吧。”楊明亮說。
“我們調查組內部意見很一致，就是追到省一級。小剛，我們總不能把板子打到我們自己頭上吧。”楊明亮說。
“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啊。”
“看來，你有點批評我們的意思啊。”
“不敢。我哪敢批評你們啊？批評國家最高行政機關，那不是活得不耐煩了嗎？”
“雖然我們沒有繼續往上追，但我們還是很負責的。我們以調查組的名義，給國務院的相關部門發了提醒和建議函，請相關部門注意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要眼睛向下，多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多監督檢查，多督促整改，避免悲劇重演。”楊明亮說。
“你們很負責啊，對自己要求很嚴啊。”
“謝謝表揚。”
“該表揚的還是要表揚，該說的還是要說，尤其是對你這樣的國家高級幹部。”
“什麽國家高級幹部？高級個屁！說起來在國務院工作，可實際上，就是一個打雜的，接電話跑腿寫材料打掃衛生幹粗活的。”楊明亮說。
“不管怎麽說，你在國務院工作，說起來如雷貫耳，讓人肅然起敬。我在貧困縣工作，說起來就心虛，底氣不足啊。”
“革命工作隻有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啊，縣委書記同誌。”
“不愧是國務院幹部啊，思想覺悟高，認識深刻，理論見解高。謝謝賜教。”
“不用謝，這是我應該做的。”楊明亮說。
“還有其它的原因嗎？”我問。
“有，第四個原因，就是說情風。不說調查組的正副組長，就是我這個小小的，在北京，扔一塊磚頭就能砸一大群的處級幹部，就有不少人通過各種方式找過來，弄得我煩不勝煩。”
“你跟人家開綠燈了嗎？”
“我既沒有那個膽量，又沒有那個權力。找我是瞎子點燈，白費蠟。”
“還有什麽原因？”
‘基本上就這些。”
“那個德國的可思曼聯係得怎麽樣了？”我問。
“已經聯係上了，我在中國駐德國的大使館裏，有個朋友，她的德育說的比我們漢語還好。你去德國時，她會去機場接你們，還會請你們吃飯，然後帶你們去找可思曼。我請她盡量跟可思曼做工作，盡量把泉水係列開發項目談成功。”楊明亮說。
“我私下裏有個想法，還沒來得及跟你商量。”楊明亮說。
“什麽想法啊？”
“我想一不做二不休，幹脆把項目做大一點。如果項目能成功，我們請兩國總理都出席合同簽訂儀式。”
“如果你能做到這一步，我要請你喝酒，喝死為止。”
“別嚇我啊，我上有老，下有小，中間還有一個不老不少的。我喝死了，他們怎麽辦？”
“壯烈犧牲的家屬，有國家，我們可愛的祖國照顧啊。”
“喝酒喝死了，能叫壯烈犧牲嗎？”
“至少我們兩人可以叫壯烈犧牲啊。”我說。
“你想得美。”
“別人是寧可花下死，做鬼也風流。我們是寧可喝酒死，做鬼也風流啊。”我說。
“誰說跟你喝酒死啊？我告訴你，我戒酒了。”
“戒酒好啊，戒酒好。陰間又少了兩個酒鬼。”我說。
“你一個縣委書記，怎麽老說喝酒啊，喝死啊？怎麽不說一點健康有趣的、有高尚情調的事呢？”
“悉聽遵命，我問你，你那個德國大使館的朋友，是男是女啊？”
“你問這幹什麽啊？”
“是男是女，我總不能空手見她吧，我總要跟她準備一點小禮品吧。”
“她什麽都不需要，什麽都不缺，你用不著準備什麽，別搞的太俗氣了。”
“那我總要知道是男是女吧。”
“好吧，滿足一下你的好奇心，不是男的。”楊明亮說。
“多大了？結婚了沒有？漂不漂亮啊？”
“隻要能跟你辦事就行了，你問這些幹什麽啊？對你有用嗎？你一個人在窮山溝是不是悶騷啊？有空你到京城來，我帶你逛八大胡同。”
“你說得好難聽啊，好吧，我不問了。”
“這就對了嘛，你們到時會見麵的，見麵了，你不就知道了？好好把心思用在工作上，用在如何帶領50萬人民群眾脫貧致富奔小康上，別七想八想的。別辜負了黨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謝謝國務院官員語重心長的諄諄教誨。”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