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朝，駱養性把奏折遞了上去，崇禎看到駱養性竟然為袁崇煥求情，第一反應就是他為什麽這麽做。
駱養性貪財，這他知道，但是駱養性對他還是忠心的，基本上什麽事都是順著他的意誌。
仔細一看奏折上的內容，內容清晰，條理分明，站在大義的角度，隻說了一個道理。
那就是留著袁崇煥，讓他對付滿人，一個活人總比死人作用大！
可是道理他都明白，但作為帝王，總有一些心理作祟。
袁崇煥有能力不假，但是有點太狂了，這讓他很不爽，而且他擅自殺了毛文龍，後來還“見死不救”這就有點太不把他放在眼裏，還拿不拿他這個皇帝當回事了？
“怎麽著，有點功勞就飄了？沒了你朕還對付不了皇太極了？”
宋溪妱不在這裏，誰也不知道崇禎心裏到底怎麽想的。
正當他猶豫不決，想把這件事拿到朝堂上去義一義的時候，民間傳來的聲音，讓他臉色驟
崇禎三年，七月，太和殿。
崇禎之前的皇帝，其實都不怎麽上朝，其中最誇張的就是嘉靖皇帝，有二十年不上朝。
這裏的原因其實有很多，有的皇帝是無能，有的皇帝是真懶，有的皇帝是荒唐，也有的是力不從心。
朱元璋建立政權之初，許多製度都直接承襲自元朝，如中書省、禦史台等，但朝會製度卻不徇元製。
元代朝會極其簡略，“每日則宰執入延春閣及別殿奏事而已”。
至末年尚有臣子進言：“今國家有天下百年，典章文物，悉宜粲然光於前代……惟朝儀之典，不講而行”，建議“參酌古今之宜，或三日二日一常朝”。
因此有學者認為元朝沒有朝會，而有的學者則認為“禦前奏聞”，是一種特殊的視朝，但範圍極小，時間地點都不固定。
元代的禦前會議，“得奏事者”隻有中書省、禦史台、宣政院、樞密院等“二三大臣”以及怯薛近侍“數人而已”。
無疑，這樣的“朝會”很不利於擴大皇帝的信息來源，而朱元璋對元主失鹿的一個最重要經驗總結，就是權臣蒙蔽、威柄下移，他自然將其視作弊政而予以徹底改造。
應該說，明代朝會製度設計的初衷，是直接受到元代朝會接見麵過窄的反麵啟示的。
元朝朝會的特點，與其遊牧民族“行國”、“行殿”的立國傳統密切相關。
朱元璋雖反而行之，但他一手創立的朝會，與漢、唐等漢族王朝的朝會相比，仍有極大的不同，主要體現在三方麵：
首先，早朝獨重，朝會缺乏合理的功能劃分。周天子有幾朝，曆來說法不一，大體有“三朝”、“四朝”二說，蓋因理解不同之故。
但根據不同需要——禮儀、政事、發令、商榷——分別在不同殿廷上朝，則為曆朝通例。
明初，朝會原是有功能分布的：禮儀性的大朝會及朔、望朝在正殿，早朝在正門，晚朝在便殿門。
但在發展中，形成早朝獨重的局麵，這主要是晚朝長期停廢造成的。
早朝和晚朝合稱常朝，除了必要的禮儀，以處理政事為主。
但晚朝初無定製，以致不少人誤以為國初“一日三朝”，丘浚就說：“至午複出朝，晩亦如之，此每日常朝之製也”。
其實晚朝與午朝實為一事，稱謂不同而已。
朱元璋時，晚朝或於奉天門，或於右順門；永樂時在右順門，宣德後在左順門。
早朝與晚朝的政事安排是這樣的：“百司皆於早朝奏事，非警急事當奏者不須赴晚朝，聽在司理職務，惟通政司達四方奏牘，早晚須朝。”
也就是說，晚朝以奏“警急事”為主，不需要百司都來赴朝；早、晚必朝的，隻是掌管章奏進呈的通政司官。
永樂四年，以“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可從容陳論”，命“自今凡有事當商略者，皆於晚朝來，庶得盡委曲。”
晚朝僅奏重事，參加者有限，禮儀也較輕簡，君臣可從容展論，因此，它是早朝的重要補充。
但晚朝自英宗即位後長期停廢，景泰及弘治初曾試圖複興，但都維持不久。
所以君主聽政之所，實隻有正門早朝，早朝乃等於常朝。
這是明代朝會與前朝最大的不同。
其次，明代“大小公私之事並令公朝陳奏”，早朝所理之事異常繁碎。
《明會典》載洪武二十八年所定各府部衙門“合奏啟事目”，達184款，除了選舉、盤糧、建言、決囚、開設衙門等大事，以及災異、雨澤、囚數等類奏事項，還有許多像“收買牛支農具”、“追贓不足家屬”之類的雜事。
凡涉及“軍中機密事情及守衛門禁關防等事”，許官旗軍人“徑奏”；民間詞訟，也往往“實封聞奏”。
有司所守之事，亦須一一麵請，就連守衛皇城官軍搜檢出被盜內府財物，也要引到朝門，由皇帝親自發落。
可謂“煩瀆”至極。
像明代皇帝這樣，親坐朝門，一切庶政，不分輕重大小，樣樣過目親理，這是前所未有的。
而事豈能持久？
但太祖定製又不準，這實際上已埋下了後世朝會走向虛應故事，“名”存而“實”亡的隱機。
特別是宣德以後，早朝決政方麵的內容不斷萎縮，上朝不過趨拜行禮，其性質便與大朝、朔望朝沒有太大的區別了。
再次，因為凡事都要請旨，旨不發，則政不行，因此皇帝必須日日上朝。
皇帝“日理萬機”，與天天坐朝，其實是不同的。
以前朝為例，西漢中期以前的情況不詳，自漢宣帝始實行五日一朝的常朝製度。
製度雖如此，但常朝之外，皇帝也於便殿辦理公務，接見大臣。一直到三國時期，“五日視朝之儀”仍被視作舊製。
唐代，除了大朝、朔望朝外，還有“常參”，就是每日朝參。
常參製度後為宋代所繼承。因此，明代的朝會，主要借鑒了唐宋製度。
但每日的朝參又非常不同，如唐製，除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禦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日參”，號“常參官”，其他官員由“九參”、“六參”降及“四時參”，而“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及二王後，則朝朔、望而已。”
這顯示了前代朝參的一個基本特點，即官員由其地位不同，朝參日數遞減，並非不加區別，一體見君。
即便漢代，“朝臣”與“非朝臣”之間也是有清晰界定的，在上奏文書等方麵均有體現。
但明代，常朝是大多數京官的義務，從宰輔到九品小吏乃至不入流雜職，每日接踵趨朝，駢首門下，了無親疏輕重之別。
就連在京“倉場衛分”小官，也“日逐隨朝”。
駱養性貪財，這他知道，但是駱養性對他還是忠心的，基本上什麽事都是順著他的意誌。
仔細一看奏折上的內容，內容清晰，條理分明，站在大義的角度，隻說了一個道理。
那就是留著袁崇煥，讓他對付滿人，一個活人總比死人作用大！
可是道理他都明白，但作為帝王，總有一些心理作祟。
袁崇煥有能力不假，但是有點太狂了，這讓他很不爽，而且他擅自殺了毛文龍，後來還“見死不救”這就有點太不把他放在眼裏，還拿不拿他這個皇帝當回事了？
“怎麽著，有點功勞就飄了？沒了你朕還對付不了皇太極了？”
宋溪妱不在這裏，誰也不知道崇禎心裏到底怎麽想的。
正當他猶豫不決，想把這件事拿到朝堂上去義一義的時候，民間傳來的聲音，讓他臉色驟
崇禎三年，七月，太和殿。
崇禎之前的皇帝，其實都不怎麽上朝，其中最誇張的就是嘉靖皇帝，有二十年不上朝。
這裏的原因其實有很多，有的皇帝是無能，有的皇帝是真懶，有的皇帝是荒唐，也有的是力不從心。
朱元璋建立政權之初，許多製度都直接承襲自元朝，如中書省、禦史台等，但朝會製度卻不徇元製。
元代朝會極其簡略，“每日則宰執入延春閣及別殿奏事而已”。
至末年尚有臣子進言：“今國家有天下百年，典章文物，悉宜粲然光於前代……惟朝儀之典，不講而行”，建議“參酌古今之宜，或三日二日一常朝”。
因此有學者認為元朝沒有朝會，而有的學者則認為“禦前奏聞”，是一種特殊的視朝，但範圍極小，時間地點都不固定。
元代的禦前會議，“得奏事者”隻有中書省、禦史台、宣政院、樞密院等“二三大臣”以及怯薛近侍“數人而已”。
無疑，這樣的“朝會”很不利於擴大皇帝的信息來源，而朱元璋對元主失鹿的一個最重要經驗總結，就是權臣蒙蔽、威柄下移，他自然將其視作弊政而予以徹底改造。
應該說，明代朝會製度設計的初衷，是直接受到元代朝會接見麵過窄的反麵啟示的。
元朝朝會的特點，與其遊牧民族“行國”、“行殿”的立國傳統密切相關。
朱元璋雖反而行之，但他一手創立的朝會，與漢、唐等漢族王朝的朝會相比，仍有極大的不同，主要體現在三方麵：
首先，早朝獨重，朝會缺乏合理的功能劃分。周天子有幾朝，曆來說法不一，大體有“三朝”、“四朝”二說，蓋因理解不同之故。
但根據不同需要——禮儀、政事、發令、商榷——分別在不同殿廷上朝，則為曆朝通例。
明初，朝會原是有功能分布的：禮儀性的大朝會及朔、望朝在正殿，早朝在正門，晚朝在便殿門。
但在發展中，形成早朝獨重的局麵，這主要是晚朝長期停廢造成的。
早朝和晚朝合稱常朝，除了必要的禮儀，以處理政事為主。
但晚朝初無定製，以致不少人誤以為國初“一日三朝”，丘浚就說：“至午複出朝，晩亦如之，此每日常朝之製也”。
其實晚朝與午朝實為一事，稱謂不同而已。
朱元璋時，晚朝或於奉天門，或於右順門；永樂時在右順門，宣德後在左順門。
早朝與晚朝的政事安排是這樣的：“百司皆於早朝奏事，非警急事當奏者不須赴晚朝，聽在司理職務，惟通政司達四方奏牘，早晚須朝。”
也就是說，晚朝以奏“警急事”為主，不需要百司都來赴朝；早、晚必朝的，隻是掌管章奏進呈的通政司官。
永樂四年，以“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可從容陳論”，命“自今凡有事當商略者，皆於晚朝來，庶得盡委曲。”
晚朝僅奏重事，參加者有限，禮儀也較輕簡，君臣可從容展論，因此，它是早朝的重要補充。
但晚朝自英宗即位後長期停廢，景泰及弘治初曾試圖複興，但都維持不久。
所以君主聽政之所，實隻有正門早朝，早朝乃等於常朝。
這是明代朝會與前朝最大的不同。
其次，明代“大小公私之事並令公朝陳奏”，早朝所理之事異常繁碎。
《明會典》載洪武二十八年所定各府部衙門“合奏啟事目”，達184款，除了選舉、盤糧、建言、決囚、開設衙門等大事，以及災異、雨澤、囚數等類奏事項，還有許多像“收買牛支農具”、“追贓不足家屬”之類的雜事。
凡涉及“軍中機密事情及守衛門禁關防等事”，許官旗軍人“徑奏”；民間詞訟，也往往“實封聞奏”。
有司所守之事，亦須一一麵請，就連守衛皇城官軍搜檢出被盜內府財物，也要引到朝門，由皇帝親自發落。
可謂“煩瀆”至極。
像明代皇帝這樣，親坐朝門，一切庶政，不分輕重大小，樣樣過目親理，這是前所未有的。
而事豈能持久？
但太祖定製又不準，這實際上已埋下了後世朝會走向虛應故事，“名”存而“實”亡的隱機。
特別是宣德以後，早朝決政方麵的內容不斷萎縮，上朝不過趨拜行禮，其性質便與大朝、朔望朝沒有太大的區別了。
再次，因為凡事都要請旨，旨不發，則政不行，因此皇帝必須日日上朝。
皇帝“日理萬機”，與天天坐朝，其實是不同的。
以前朝為例，西漢中期以前的情況不詳，自漢宣帝始實行五日一朝的常朝製度。
製度雖如此，但常朝之外，皇帝也於便殿辦理公務，接見大臣。一直到三國時期，“五日視朝之儀”仍被視作舊製。
唐代，除了大朝、朔望朝外，還有“常參”，就是每日朝參。
常參製度後為宋代所繼承。因此，明代的朝會，主要借鑒了唐宋製度。
但每日的朝參又非常不同，如唐製，除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禦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日參”，號“常參官”，其他官員由“九參”、“六參”降及“四時參”，而“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及二王後，則朝朔、望而已。”
這顯示了前代朝參的一個基本特點，即官員由其地位不同，朝參日數遞減，並非不加區別，一體見君。
即便漢代，“朝臣”與“非朝臣”之間也是有清晰界定的，在上奏文書等方麵均有體現。
但明代，常朝是大多數京官的義務，從宰輔到九品小吏乃至不入流雜職，每日接踵趨朝，駢首門下，了無親疏輕重之別。
就連在京“倉場衛分”小官，也“日逐隨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