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9章
我是一朵飄零的花：東莞打工妹生存實錄 作者：房憶蘿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能拿到退保金的還是少數人，大多數人因為走得匆忙，再加上極本不懂養老保險這回事，連一分錢都沒得退呢，想想真不劃算。據說在深圳有一千多萬打工者，大部分人每月隻有幾百元的工資，再怎麽省吃儉用也存不了幾個字。我們辛苦打工幾年，就指望離開這座不屬於我們的城市時，退保可以拿到幾千塊錢回老家呢。現在單位招工，哪個不是隻要20歲左右的年輕人啊。又有幾個人能在這個城市裏連續打工15年以上而享受到養老保險呢？
何況，在這15年間，若有失業，便隻要自己去交保金了，一個失業的人，連吃穿住都成問題，哪裏有錢交保金呢？再說了，這國家的政策，象孩子的臉，說變就變，等幾十年退休後，是個什麽樣子誰又說得準呢？
但無論如何，拿到這筆錢我還是很高興的，因為比我以前幾個月加起來的工資都高。我將2000元寄回家，並買了一個手機。當我在電話裏將連續兩次升職並加薪的消息告訴媽媽時，她在電話那頭都激動得哭起來，連聲說：“海鷗再不愁學費了，海鷗再不愁學費了。”
雖然我能理解媽媽的心情，攢夠海鷗的學費也是我最急於實現的理想。但媽媽連問都沒問我過得好不好，讓我很是失落。可我的失落是無人傾訴的。我原以為，現在是行政助理了，職位比做普工時高了許多，應該有更多的男孩子追我。但恰恰相反，雖然我在男孩子很多的技術大樓，但他們卻都對我敬而遠之。開始我很不明白，後來才知道，他們看田中先生對我這麽好，都認為我己經是田中的人了，這讓我很是鬱悶。
所以，雖然我年輕漂亮，雖然我聰明勤奮，但沒有一個人追我，這讓我心如止水，把更多的時間撲在工作和田中先生身上。
一年一度的中秋節不屬於國家法定假期，照例沒有假放，雖然很多人非常想趁這個團圓之夜和親朋好友聚聚。這個願意雖然簡單，也隻能是奢望。普工們一如既往地加班加點，隻是晚飯時，每人分到了兩隻廉價的月餅。
緊跟而來的“十一”國慶節倒是有兩天法定假期。今年的“十一”正好是星期六，為了不影響正常上班秩序，廠裏早就發放了通知，九月底的最後一個星期天上班，也就是，將九月底最後一個個星期天的假期挪到“十一”。如此一來，所謂“十一”的兩天法定假期事實上變成了兩個星期天的假期，加班比例也就變成了1：2。珠三角一帶的工廠都這麽做，大家也就習以為常了。
勞資關係緊張是深圳很多工廠的通病，這與深圳乃至珠三角的經濟模式有關。由“三來一補”起家的深圳，實際上是“高技術產品、低技術製造”。企業賺的是一點“人工錢”，也就就是靠壓低工資及惡劣的勞動條件睞實現低成本，以此賺取利潤。簡而言之，就是靠“榨取工人剩餘價值”。
特別是在日本企業，勞資關係尤為緊張。因為文化及習俗的不同，日本人上司很難管理好中國員工。有些聰明的日本上司，就直接把權力下放給一個指定的中國主管，讓中國人管理中國人。但這樣做的後果就是，那個被指定的中國主管，大多會借機大權獨攬，並做出損公肥私的事，讓企業蒙受重大損失。最後弄得一團糟，還要日本人來收拾爛攤子。
但大多數日本上司緊握權利不放，凡事親力親為，這樣日本人都很辛苦，再加上文化、曆史等原因，日本上司和中國員工的矛盾往往非常緊張，勞資關係一觸即發。
雖然日本人相互之間在工作上要求非常嚴格，但一般日本人對中國人還是很寬容的。可是，勞資矛盾還時常不可避免地發生。
日資廠的管理中，一直滲透著一些傳統的陋習，別說是腳踢，就是打耳光也是常事，被打者還要連連認錯。對他們來說，上級打下級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並且，他們還把這種陋習帶到了中國。
主管技術部的日籍職員吉永副總經理，平時是一個非常和氣的人，任誰都想象不出他會打罵員工，並且是自己的同胞。有一次，技術二部日籍經理小林因為一時疏忽，導致設計圖紙上出現了一個微小錯誤，不過在進入正式生產程序前，他及時糾正過來，並沒有引起任何不良後果。
田中得知後，沒有理會小林，而是站到比他還高半頭的吉永麵前，當著辦公室全體職員的麵，二話不說，上前“啪啪”就甩了吉永兩個大嘴巴，並大聲訓斥他。吉永沒有任何的憤怒和抵觸，身體依然站得筆直，嘴裏連聲喊著：“哈依，哈依。”態度謙恭有加。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就是這樣一個態度謙恭有加的人，在田中罵完離開後，他也對小林破口大罵，罵完還不解氣，飛起一腳將小林踢倒在地，然後揚長而去。小林迅速站起身來，衝著吉永的背影連連鞠躬。
後來聽懂日語的同事說，田中罵吉永的話特別難聽特別惡毒；而吉永則警告小林，倘若己經投產，就讓他剖腹謝罪。若不是親眼所見，我根本想象不到，儒雅的田中和和氣的吉永在發起火來竟然與平時判若兩人！
在驚訝於日本人這種上級打罵下級陋習的同時，也為他們的敬業精神所感動。不過是那麽微小的一個錯誤，並且錯誤還沒有造成任何嚴重後果，卻得到如此嚴厲的處罰。這些事情，如果發生在中國人之間，根本算不上個事。
兩相對比，再看看自己的國家，在多少血的教訓發生後，當事人隻是被輕描淡寫地小小處份了一下。最刻骨銘心的是1994年12月8日發生的那場克拉瑪依大火，那年我13歲。當時聽老師講，大火中有323個生命永遠地消失了，並有132名傷殘者命運因此改命。這四百多人大多是中小學生，應該有許多我的同齡人。但這場大火的所有責任人，很多至已今仍然逍遙法外，幾個替罪羊也不過是被判了幾年徒刑。唯一流傳下來的，就是那句經典台詞：“讓領導先走。”
上行下效，這也是中國遠遠落後於日本的主要原因，可惜政府依然沒有警醒！
還在衝壓三科時，我就經常聽說日本職員打罵普工的事件，當時很是義憤填膺，但當我現在有機會了解事件真相後，卻再也義憤不起來了。
在吉永和小林被打不久，裝配二科也發生了日本人毆打中國員工事件。按理說，這種事在櫻之廠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並不是什麽大事。但這次卻略有不同，因為驚動了警察。
何況，在這15年間，若有失業，便隻要自己去交保金了，一個失業的人，連吃穿住都成問題，哪裏有錢交保金呢？再說了，這國家的政策，象孩子的臉，說變就變，等幾十年退休後，是個什麽樣子誰又說得準呢？
但無論如何，拿到這筆錢我還是很高興的，因為比我以前幾個月加起來的工資都高。我將2000元寄回家，並買了一個手機。當我在電話裏將連續兩次升職並加薪的消息告訴媽媽時，她在電話那頭都激動得哭起來，連聲說：“海鷗再不愁學費了，海鷗再不愁學費了。”
雖然我能理解媽媽的心情，攢夠海鷗的學費也是我最急於實現的理想。但媽媽連問都沒問我過得好不好，讓我很是失落。可我的失落是無人傾訴的。我原以為，現在是行政助理了，職位比做普工時高了許多，應該有更多的男孩子追我。但恰恰相反，雖然我在男孩子很多的技術大樓，但他們卻都對我敬而遠之。開始我很不明白，後來才知道，他們看田中先生對我這麽好，都認為我己經是田中的人了，這讓我很是鬱悶。
所以，雖然我年輕漂亮，雖然我聰明勤奮，但沒有一個人追我，這讓我心如止水，把更多的時間撲在工作和田中先生身上。
一年一度的中秋節不屬於國家法定假期，照例沒有假放，雖然很多人非常想趁這個團圓之夜和親朋好友聚聚。這個願意雖然簡單，也隻能是奢望。普工們一如既往地加班加點，隻是晚飯時，每人分到了兩隻廉價的月餅。
緊跟而來的“十一”國慶節倒是有兩天法定假期。今年的“十一”正好是星期六，為了不影響正常上班秩序，廠裏早就發放了通知，九月底的最後一個星期天上班，也就是，將九月底最後一個個星期天的假期挪到“十一”。如此一來，所謂“十一”的兩天法定假期事實上變成了兩個星期天的假期，加班比例也就變成了1：2。珠三角一帶的工廠都這麽做，大家也就習以為常了。
勞資關係緊張是深圳很多工廠的通病，這與深圳乃至珠三角的經濟模式有關。由“三來一補”起家的深圳，實際上是“高技術產品、低技術製造”。企業賺的是一點“人工錢”，也就就是靠壓低工資及惡劣的勞動條件睞實現低成本，以此賺取利潤。簡而言之，就是靠“榨取工人剩餘價值”。
特別是在日本企業，勞資關係尤為緊張。因為文化及習俗的不同，日本人上司很難管理好中國員工。有些聰明的日本上司，就直接把權力下放給一個指定的中國主管，讓中國人管理中國人。但這樣做的後果就是，那個被指定的中國主管，大多會借機大權獨攬，並做出損公肥私的事，讓企業蒙受重大損失。最後弄得一團糟，還要日本人來收拾爛攤子。
但大多數日本上司緊握權利不放，凡事親力親為，這樣日本人都很辛苦，再加上文化、曆史等原因，日本上司和中國員工的矛盾往往非常緊張，勞資關係一觸即發。
雖然日本人相互之間在工作上要求非常嚴格，但一般日本人對中國人還是很寬容的。可是，勞資矛盾還時常不可避免地發生。
日資廠的管理中，一直滲透著一些傳統的陋習，別說是腳踢，就是打耳光也是常事，被打者還要連連認錯。對他們來說，上級打下級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並且，他們還把這種陋習帶到了中國。
主管技術部的日籍職員吉永副總經理，平時是一個非常和氣的人，任誰都想象不出他會打罵員工，並且是自己的同胞。有一次，技術二部日籍經理小林因為一時疏忽，導致設計圖紙上出現了一個微小錯誤，不過在進入正式生產程序前，他及時糾正過來，並沒有引起任何不良後果。
田中得知後，沒有理會小林，而是站到比他還高半頭的吉永麵前，當著辦公室全體職員的麵，二話不說，上前“啪啪”就甩了吉永兩個大嘴巴，並大聲訓斥他。吉永沒有任何的憤怒和抵觸，身體依然站得筆直，嘴裏連聲喊著：“哈依，哈依。”態度謙恭有加。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就是這樣一個態度謙恭有加的人，在田中罵完離開後，他也對小林破口大罵，罵完還不解氣，飛起一腳將小林踢倒在地，然後揚長而去。小林迅速站起身來，衝著吉永的背影連連鞠躬。
後來聽懂日語的同事說，田中罵吉永的話特別難聽特別惡毒；而吉永則警告小林，倘若己經投產，就讓他剖腹謝罪。若不是親眼所見，我根本想象不到，儒雅的田中和和氣的吉永在發起火來竟然與平時判若兩人！
在驚訝於日本人這種上級打罵下級陋習的同時，也為他們的敬業精神所感動。不過是那麽微小的一個錯誤，並且錯誤還沒有造成任何嚴重後果，卻得到如此嚴厲的處罰。這些事情，如果發生在中國人之間，根本算不上個事。
兩相對比，再看看自己的國家，在多少血的教訓發生後，當事人隻是被輕描淡寫地小小處份了一下。最刻骨銘心的是1994年12月8日發生的那場克拉瑪依大火，那年我13歲。當時聽老師講，大火中有323個生命永遠地消失了，並有132名傷殘者命運因此改命。這四百多人大多是中小學生，應該有許多我的同齡人。但這場大火的所有責任人，很多至已今仍然逍遙法外，幾個替罪羊也不過是被判了幾年徒刑。唯一流傳下來的，就是那句經典台詞：“讓領導先走。”
上行下效，這也是中國遠遠落後於日本的主要原因，可惜政府依然沒有警醒！
還在衝壓三科時，我就經常聽說日本職員打罵普工的事件，當時很是義憤填膺，但當我現在有機會了解事件真相後，卻再也義憤不起來了。
在吉永和小林被打不久，裝配二科也發生了日本人毆打中國員工事件。按理說，這種事在櫻之廠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並不是什麽大事。但這次卻略有不同，因為驚動了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