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1章
我是一朵飄零的花：東莞打工妹生存實錄 作者：房憶蘿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金自立並不滿足，他還想把新進人事部的我拉進他的那一派裏，讓張聲翔更加孤立起來。雖然因為胡琳的事情，我和他產生了隔閡，但自從我進了人事部，他就對我格外熱情，仿佛我們之間從來沒有過節似的。但我知道，時間久了，若我還沒有下決心站在他那一派，這種照顧便會變成“小鞋”。
我現在之所以能坐在人事部寬敝、明亮的辦公室，一方麵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麵和張聲翔當初的推薦也是分不開的。何況，張聲翔為人遠比金自立坦蕩誠實得多，我不會做忘恩負義的小人。
不知是因為人事部複雜的人際關係，還是因為曾經的流水線生活和屈辱的經曆，雖然終於成了人事部文員，但我並沒有產生多少做為一個文員的自豪感和歸屬感。我依然認為，自己仍然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流水線女工。
自從進了人事部，因為工作原因，接觸到很多人事方麵的資料。櫻之廠人員每年的人員流動率高達50％，反正中國別的不多，就是人多。幾乎每天都有員工辭職或被解雇，負責辦理離職手續的陽容容常常忙得暈頭轉向。與此同時，兩個招聘點不間斷地招聘新員工，特別是普工招聘點，幾乎每天都是爆棚，門外黑壓壓站著來自五湖四海的打工者。
這些人，幾乎遍布全國各省市。人事部每月都要統計一分《各省人員分布表》，在這份表格中，排在最前麵的七個省是四川、湖南、湖北、江西、貴州、河南、安徽。而男女比便，一直在一比七左右浮動。
這些統計結果，讓我對打工仔打工妹的生活，有了更為全麵深刻的認識。
工作環境變了，在最初的新鮮感過去後，新的煩惱又接踵而至。人事部是沒有衝壓機開了，但幾乎每天都要做各種各樣的表格。有時候坐在電腦前做表，我恍然又變成了做表的機器。
日本人對做表真是癡迷，芝麻綠豆點大的事都要做個表，然後對著表重複開會，一次、兩次，三次，討論的東西全部一樣，並稱這樣比較有感全感。
這樣做的嚴重後果就是，人事部會議特別多，不但人事部會議多，整個櫻之廠會議都特別多。並且大部分會議都在休息時間召開，如周日或周一至周六晚上。有時一開就是三到四個小時，還不算加班。雖然開會不算加班，但如果遲到或不出席，卻又一律按曠工處置。
在車間上班時，每天宿舍、廠區、飯堂，三點一線，大多數時間處於睡覺和工作兩種狀態，根本不知道外麵發生了什麽事。現在才知道，櫻之幾乎每天都在發生這樣或那樣的事情，這也是會議多的原因之一。
在我進人事部半個月後，就發生了一次小規模的罷工。當時聽說罷工，我緊張得心都提到嗓子眼裏。但金自立卻無所謂地說：“一群烏合之眾，冒不出多大的泡！”
這次罷工涉及時計組立工場的六組全體工人共計八十餘人，這些工人幾乎每天都要站16個小時，但本月所發的工資，以前每天兩元的站立津貼卻改成了每天一元。30元錢對有錢人來說實在連九牛一毛都算不上，但對這些來自農村的工人而言，卻是一筆很大的數目。
如果這次罷工能把所有被減去一半站立津貼的工人聯合起來，也許會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六組並沒有這樣做，他們在向所屬科長提出恢複每天兩元的站立津貼被拒絕後，第二天便集體不來上班了。
罷工期間，我去計生組立車間看了一下，偌大的車間裏，除了六組，別的組仍在有條不紊地工作著，他們站在那兒象一棵棵高矮不等的樹，機械地重複著一個動作，麵無表情，目光呆滯。
如金自立說的那樣，這次罷工並沒有冒多大的泡。兩個小時後，那些在宿舍裏睡大覺的罷工者終於耐不住了，在保安及部分管理員的勸說下，陸陸續續回到車間上班。
雖然如此，當天下午，人事部還是張貼了一份告示，口氣十分嚴厲：
告示
今天上午，計時組立工場在別有用心的鬧事者帶領下，無故罷工兩小時，嚴重影響了車間正常的生產秩序，給工廠造成了無法估量的經濟損失和惡劣的社會影響。
現要求知情員工舉報別有用心的鬧事者，可直接向上級舉報或將鬧事者名字投入意見箱，必有重賞。
若有知情不報者，一旦被查出，將嚴懲不怠！
落款是“總經理室”，後麵還有田中總經理的簽名，可見廠方對這次舉報是極為重視的。
雖然沒有知情者來人事部舉報。但第二天打開意見箱上，我看到金自立麵露喜色，從意見箱中拿出好幾頁紙，邀功功似地交給了黃經理。
難道真有知情者舉報，這讓我很為那些所謂的“別有用心的鬧事者”擔心。
我的擔心絕對不是多餘的，因為在櫻之廠，大部分中國人在日本人麵前都表現得奴性十足，一個奴性十足的人，在利益麵前，出賣兄弟也就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
很多中國員工，在要求別人協助的時候，並不是坦誠自己要求協助的理由，而是要反複強調：“這是日本人說的。”雖然我為說這些話的人悲哀，但這句話卻是屢試不爽。
比如有一次，我們人事部預定好的會議室被別的部門搶占了，大家憤憤不平，立刻有人厲聲訓斥：“吵什麽吵，沒見到裏麵都是日本人嗎？”
當然，為了害怕驚動裏麵的日本人，他的聲音很輕，但就這一句話，剛才還群情激憤的人們立刻變得鴉雀無聲了。
在這樣的環境下，似乎每個人都很累，辦公室的氣氛也很壓抑。
在車間裏，我這樣的年齡己算大齡，但在辦公室，幾乎都是大專以上學曆的，畢業後都二十初頭了，所以我的年齡並不算太大。除了各部門的頭頭腦腦超過三十外，大多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正是最活潑好動的時候。可上班時，我們不能談論與工作無關的事，不得大聲說話，不可隨便發笑，不能吃零食，每天坐到屁股抽筋，同事們腳步匆匆，似乎一個比一個忙。
我每天都要把幾十甚至近幾百個新入職員工資料輸入電腦，然後再把離職人員的資料從在職名單中刪除。在這樣的工作重壓下，我的倉頡打字速度突飛猛進，一個月後，每分鍾就可以打到近50個字了。我的打字速度被黃經理得知，連他都對我刮目相看：“即便在香港，也很少有人能把倉頡打得這麽快。”
黃經理雖是四十多歲的男人，但白白胖胖的，總是笑眯眯的樣子，看上去很是溫和，沒有一點當官的架子。這可不象大陸同事，很多大陸同事，即便是做了班長、組長的，在下屬麵前也喜歡打官腔。
我現在之所以能坐在人事部寬敝、明亮的辦公室，一方麵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麵和張聲翔當初的推薦也是分不開的。何況，張聲翔為人遠比金自立坦蕩誠實得多，我不會做忘恩負義的小人。
不知是因為人事部複雜的人際關係，還是因為曾經的流水線生活和屈辱的經曆，雖然終於成了人事部文員，但我並沒有產生多少做為一個文員的自豪感和歸屬感。我依然認為，自己仍然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流水線女工。
自從進了人事部，因為工作原因，接觸到很多人事方麵的資料。櫻之廠人員每年的人員流動率高達50％，反正中國別的不多，就是人多。幾乎每天都有員工辭職或被解雇，負責辦理離職手續的陽容容常常忙得暈頭轉向。與此同時，兩個招聘點不間斷地招聘新員工，特別是普工招聘點，幾乎每天都是爆棚，門外黑壓壓站著來自五湖四海的打工者。
這些人，幾乎遍布全國各省市。人事部每月都要統計一分《各省人員分布表》，在這份表格中，排在最前麵的七個省是四川、湖南、湖北、江西、貴州、河南、安徽。而男女比便，一直在一比七左右浮動。
這些統計結果，讓我對打工仔打工妹的生活，有了更為全麵深刻的認識。
工作環境變了，在最初的新鮮感過去後，新的煩惱又接踵而至。人事部是沒有衝壓機開了，但幾乎每天都要做各種各樣的表格。有時候坐在電腦前做表，我恍然又變成了做表的機器。
日本人對做表真是癡迷，芝麻綠豆點大的事都要做個表，然後對著表重複開會，一次、兩次，三次，討論的東西全部一樣，並稱這樣比較有感全感。
這樣做的嚴重後果就是，人事部會議特別多，不但人事部會議多，整個櫻之廠會議都特別多。並且大部分會議都在休息時間召開，如周日或周一至周六晚上。有時一開就是三到四個小時，還不算加班。雖然開會不算加班，但如果遲到或不出席，卻又一律按曠工處置。
在車間上班時，每天宿舍、廠區、飯堂，三點一線，大多數時間處於睡覺和工作兩種狀態，根本不知道外麵發生了什麽事。現在才知道，櫻之幾乎每天都在發生這樣或那樣的事情，這也是會議多的原因之一。
在我進人事部半個月後，就發生了一次小規模的罷工。當時聽說罷工，我緊張得心都提到嗓子眼裏。但金自立卻無所謂地說：“一群烏合之眾，冒不出多大的泡！”
這次罷工涉及時計組立工場的六組全體工人共計八十餘人，這些工人幾乎每天都要站16個小時，但本月所發的工資，以前每天兩元的站立津貼卻改成了每天一元。30元錢對有錢人來說實在連九牛一毛都算不上，但對這些來自農村的工人而言，卻是一筆很大的數目。
如果這次罷工能把所有被減去一半站立津貼的工人聯合起來，也許會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六組並沒有這樣做，他們在向所屬科長提出恢複每天兩元的站立津貼被拒絕後，第二天便集體不來上班了。
罷工期間，我去計生組立車間看了一下，偌大的車間裏，除了六組，別的組仍在有條不紊地工作著，他們站在那兒象一棵棵高矮不等的樹，機械地重複著一個動作，麵無表情，目光呆滯。
如金自立說的那樣，這次罷工並沒有冒多大的泡。兩個小時後，那些在宿舍裏睡大覺的罷工者終於耐不住了，在保安及部分管理員的勸說下，陸陸續續回到車間上班。
雖然如此，當天下午，人事部還是張貼了一份告示，口氣十分嚴厲：
告示
今天上午，計時組立工場在別有用心的鬧事者帶領下，無故罷工兩小時，嚴重影響了車間正常的生產秩序，給工廠造成了無法估量的經濟損失和惡劣的社會影響。
現要求知情員工舉報別有用心的鬧事者，可直接向上級舉報或將鬧事者名字投入意見箱，必有重賞。
若有知情不報者，一旦被查出，將嚴懲不怠！
落款是“總經理室”，後麵還有田中總經理的簽名，可見廠方對這次舉報是極為重視的。
雖然沒有知情者來人事部舉報。但第二天打開意見箱上，我看到金自立麵露喜色，從意見箱中拿出好幾頁紙，邀功功似地交給了黃經理。
難道真有知情者舉報，這讓我很為那些所謂的“別有用心的鬧事者”擔心。
我的擔心絕對不是多餘的，因為在櫻之廠，大部分中國人在日本人麵前都表現得奴性十足，一個奴性十足的人，在利益麵前，出賣兄弟也就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
很多中國員工，在要求別人協助的時候，並不是坦誠自己要求協助的理由，而是要反複強調：“這是日本人說的。”雖然我為說這些話的人悲哀，但這句話卻是屢試不爽。
比如有一次，我們人事部預定好的會議室被別的部門搶占了，大家憤憤不平，立刻有人厲聲訓斥：“吵什麽吵，沒見到裏麵都是日本人嗎？”
當然，為了害怕驚動裏麵的日本人，他的聲音很輕，但就這一句話，剛才還群情激憤的人們立刻變得鴉雀無聲了。
在這樣的環境下，似乎每個人都很累，辦公室的氣氛也很壓抑。
在車間裏，我這樣的年齡己算大齡，但在辦公室，幾乎都是大專以上學曆的，畢業後都二十初頭了，所以我的年齡並不算太大。除了各部門的頭頭腦腦超過三十外，大多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正是最活潑好動的時候。可上班時，我們不能談論與工作無關的事，不得大聲說話，不可隨便發笑，不能吃零食，每天坐到屁股抽筋，同事們腳步匆匆，似乎一個比一個忙。
我每天都要把幾十甚至近幾百個新入職員工資料輸入電腦，然後再把離職人員的資料從在職名單中刪除。在這樣的工作重壓下，我的倉頡打字速度突飛猛進，一個月後，每分鍾就可以打到近50個字了。我的打字速度被黃經理得知，連他都對我刮目相看：“即便在香港，也很少有人能把倉頡打得這麽快。”
黃經理雖是四十多歲的男人，但白白胖胖的，總是笑眯眯的樣子，看上去很是溫和，沒有一點當官的架子。這可不象大陸同事，很多大陸同事，即便是做了班長、組長的，在下屬麵前也喜歡打官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