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7章
我是一朵飄零的花：東莞打工妹生存實錄 作者：房憶蘿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那天，我和往常一樣，一邊有一搭沒一搭地和媽媽說著村裏的閑話，一邊給海鷗織著毛衣。此時，天氣湛藍，空氣清新，我不禁深深吸了一口氣。想想在東莞，雖然可以掙到一點錢，但空氣中經常散發著油漆味、塑膠味及各種各樣的怪味兒，四周總是灰蒙蒙的，甚至於，因為大多數時間處於工作和睡覺兩種狀況，我根本沒機會抬頭看一看天空的顏色。
正在我又要浮想聯翩時，村裏響起了一串悠長而嘹亮的叫喊聲：“收死雞死鴨子了，誰家有死雞死鴨子拿來賣噢。”
叫喊聲剛落，我看到鄰居大嬸慌慌張張走出家門。我媽取笑她：“看你急的，又去找老相好的啦？”
大嬸沮喪地說：“我還有那份閑心？我去喊‘收死雞的’來收死雞。我家雞可能是生瘟了，剛才一眨眼的功夫，就死了四隻，要是再死下去，沒有母雞下蛋，今年油鹽錢就省下來了。”
我媽也替她著急起來：“那快去吧，喊一圈要是沒有人家賣死雞，他就會到別處去。”
大嬸“嗯”了一聲，便小跑起來。
望著大嬸幹瘦的身影，我媽歎了一口氣：“你大嬸命苦啊，你大叔和你爸那次在煤礦出事後，你大嬸就一個人拉扯著兩個孩子過。現在還好，一個初中，一個小學，以後上高中、大學可怎麽辦？現在的學費，全指望她在曹菊的塑料鞋底廠幹活掙錢。沒結婚的都不敢在裏麵做太久，聽說做久了就不能生孩子。你大嬸才做一年半，現在總說自己胸悶，喘不過來氣呢。”
我隨口問：“大嬸還不到四十歲吧，那她怎麽不改嫁呢？改嫁也有人替她養孩子。”
我媽白了我一眼：“改嫁就那麽好改的？農村人，隻要日子能過得下去，有兒有女的，誰去改嫁？再說了，就是她想改嫁，哪裏去找那麽合適的人？”
正說著，大嬸帶著“收死雞的”一前一後過來了。一看到那個“收死雞”的，我不禁笑起來：“張大維，怎麽是你？”
張大維也看到了我，看了看我的家，高興地說：“楊海燕，原來這就是你的家？我以前經常來這個村的，你們村裏人多數養免子，雞鴨養得少，後來我來得就少了。今天正好路過，我隨便來轉一圈，沒想到就遇見你。”
說話間，大嬸的雞又死了兩隻，望著剛才還活蹦亂跳的雞倒在地上，轉眼間就隻有出的氣沒有進的氣了，大嬸心疼得眼淚都快掉下來了。因為是生瘟疫死的雞，張大維按照他收死雞的慣例，出價是五毛錢一隻，但大嬸堅持要一塊錢一隻。張大維看了看我，大方地說：“一塊就一塊吧，六隻你全賣嗎？”
大嬸猶豫了很久，最後還是狠下心來說：“留一隻吧，整天青菜蘿卜的，嘴裏連鳥都淡不出來，我家兩個討債鬼早就饞死了。”
於是就留下來一隻，五隻雞賣了五塊錢。張大維把死雞一隻隻扔進自行車後的筐裏。那是一輛破舊的加重自行車，車後麵有一個大筐，筐裏麵橫七豎八地放著大半筐死雞。
張大維看我打量他自行車，解嘲道：“我這輛車，除了鈴不響，其餘什麽地方都響。沒辦法，現在賣的那些輕便自行車中看不中用。”
我媽聽說張大維是我同學，趕緊熱情地招呼他到我們家坐，還給他倒了滿滿一杯白糖水。張大維真的渴了，毫不客氣地一把接過來，仰天“咕咚咕咚”幾口就喝光了。
我媽望著他喝水的模樣，一臉歡喜。
喝完水，我媽關切地問：“你結沒結婚？多大啦？”
張大維爽快地回答：“我還沒結婚，和海燕一年生人，比她大三個月。”
我媽滿意地點點頭，別有深意地望著我笑。
知母莫若女，自從我這次回到家，我媽一看到和我年齡相當的男孩就兩眼放光。我故意裝作沒看到她的遞過來的眼色，轉頭奇怪地問張大維：“你比我大三個月？你怎麽知道你比我大三個月？”
他臉“騰”地一下紅了，不好意思地撓撓頭：“李芹說的唄，你還不知道吧，顧斌就是和李芹結的婚。”
聽了這話，我驚訝地瞪大了眼晴。我清楚得記得，我們初中時的同學，都是鄰近幾個村莊的學生，彼此之間都很熟悉。那時的學校周圍，一到春暖花開之際，學校就被掩映在墨綠色的小麥、黃燦燦的油菜花、細長的蘆葦和許多叫不出名字的青草野花之間。每到這個季節，是我們最快樂的時光。特別是女孩子們，都正值豆蔻年華，課餘時間，我們常常三五成群找個地方坐下，然後談論理想、事業和愛情等等朦朦朧朧的話題。
這個世界對於那時的我們是那麽新奇啊，我們經常談論的，便是班裏的男孩們。每每提到顧斌，李芹總是不屑一顧：“悶葫蘆一個，三腳踹不出個屁來，誰嫁給他誰倒黴！”
想到這裏，我不由笑出聲來：“顧斌和李芹，都不知道他們是誰追誰的呢。”
張大維哈哈一笑：“他們誰也沒追誰，想起來真有意思。你應該還記得汪秀麗吧，就是個子很高，坐在後排的那個女孩子。”
我點點頭：“記得的，長得很漂亮，好象比我們都要大兩歲。有一次，老師讓她到黑板上板書，她磨磨蹭蹭到黑板前，拿著粉筆，就是不寫字，把老師氣得半死。”
張大維連連點頭，興高采烈地說：“對對對，就是她，她和顧斌是一個村的。初中畢業後，她們都沒有繼續讀書。你也知道，中考升學率那麽低，當時我們班五十幾個同學，上高中、中師加起來才隻有一、二十個，考上大學的也不過就那幾個人，還包括你這個沒考上沒去上的。所以，大多數同學都外出打工了。張雲葉也是初中畢業就到廣東打工的，張雲葉就是坐在我後麵的那個女孩，你一定記得的。有一年張雲葉從廣東打工回來，她想找幾個同學聚一聚。她先去李芹家找李芹玩，然後兩人又去汪秀麗家找汪秀麗玩，汪秀麗不在家，李芹和張雲葉就坐在汪秀麗家的草垛邊等，正好被顧斌看到了，就把她們兩人領到家，管了一頓飯，後來幾個人開始走動，李芹和顧斌就談上了，現在他們兒子都快三歲了。”
乍一聽到這麽多同學的消息，我仿佛又回到了無憂無慮的少年時光。不過是短短的七年時間，真是物是人非。原來我的這些同學們，並沒有幾個象小英那樣強烈地渴望出人投地，也沒幾個象曹菊那樣大富大貴。他們平平淡淡生活在這片土地上，守望著清貧而安穩的生活。同樣都是農村出身的人，他們可以這樣生活，我為什麽不可以呢？
正在我又要浮想聯翩時，村裏響起了一串悠長而嘹亮的叫喊聲：“收死雞死鴨子了，誰家有死雞死鴨子拿來賣噢。”
叫喊聲剛落，我看到鄰居大嬸慌慌張張走出家門。我媽取笑她：“看你急的，又去找老相好的啦？”
大嬸沮喪地說：“我還有那份閑心？我去喊‘收死雞的’來收死雞。我家雞可能是生瘟了，剛才一眨眼的功夫，就死了四隻，要是再死下去，沒有母雞下蛋，今年油鹽錢就省下來了。”
我媽也替她著急起來：“那快去吧，喊一圈要是沒有人家賣死雞，他就會到別處去。”
大嬸“嗯”了一聲，便小跑起來。
望著大嬸幹瘦的身影，我媽歎了一口氣：“你大嬸命苦啊，你大叔和你爸那次在煤礦出事後，你大嬸就一個人拉扯著兩個孩子過。現在還好，一個初中，一個小學，以後上高中、大學可怎麽辦？現在的學費，全指望她在曹菊的塑料鞋底廠幹活掙錢。沒結婚的都不敢在裏麵做太久，聽說做久了就不能生孩子。你大嬸才做一年半，現在總說自己胸悶，喘不過來氣呢。”
我隨口問：“大嬸還不到四十歲吧，那她怎麽不改嫁呢？改嫁也有人替她養孩子。”
我媽白了我一眼：“改嫁就那麽好改的？農村人，隻要日子能過得下去，有兒有女的，誰去改嫁？再說了，就是她想改嫁，哪裏去找那麽合適的人？”
正說著，大嬸帶著“收死雞的”一前一後過來了。一看到那個“收死雞”的，我不禁笑起來：“張大維，怎麽是你？”
張大維也看到了我，看了看我的家，高興地說：“楊海燕，原來這就是你的家？我以前經常來這個村的，你們村裏人多數養免子，雞鴨養得少，後來我來得就少了。今天正好路過，我隨便來轉一圈，沒想到就遇見你。”
說話間，大嬸的雞又死了兩隻，望著剛才還活蹦亂跳的雞倒在地上，轉眼間就隻有出的氣沒有進的氣了，大嬸心疼得眼淚都快掉下來了。因為是生瘟疫死的雞，張大維按照他收死雞的慣例，出價是五毛錢一隻，但大嬸堅持要一塊錢一隻。張大維看了看我，大方地說：“一塊就一塊吧，六隻你全賣嗎？”
大嬸猶豫了很久，最後還是狠下心來說：“留一隻吧，整天青菜蘿卜的，嘴裏連鳥都淡不出來，我家兩個討債鬼早就饞死了。”
於是就留下來一隻，五隻雞賣了五塊錢。張大維把死雞一隻隻扔進自行車後的筐裏。那是一輛破舊的加重自行車，車後麵有一個大筐，筐裏麵橫七豎八地放著大半筐死雞。
張大維看我打量他自行車，解嘲道：“我這輛車，除了鈴不響，其餘什麽地方都響。沒辦法，現在賣的那些輕便自行車中看不中用。”
我媽聽說張大維是我同學，趕緊熱情地招呼他到我們家坐，還給他倒了滿滿一杯白糖水。張大維真的渴了，毫不客氣地一把接過來，仰天“咕咚咕咚”幾口就喝光了。
我媽望著他喝水的模樣，一臉歡喜。
喝完水，我媽關切地問：“你結沒結婚？多大啦？”
張大維爽快地回答：“我還沒結婚，和海燕一年生人，比她大三個月。”
我媽滿意地點點頭，別有深意地望著我笑。
知母莫若女，自從我這次回到家，我媽一看到和我年齡相當的男孩就兩眼放光。我故意裝作沒看到她的遞過來的眼色，轉頭奇怪地問張大維：“你比我大三個月？你怎麽知道你比我大三個月？”
他臉“騰”地一下紅了，不好意思地撓撓頭：“李芹說的唄，你還不知道吧，顧斌就是和李芹結的婚。”
聽了這話，我驚訝地瞪大了眼晴。我清楚得記得，我們初中時的同學，都是鄰近幾個村莊的學生，彼此之間都很熟悉。那時的學校周圍，一到春暖花開之際，學校就被掩映在墨綠色的小麥、黃燦燦的油菜花、細長的蘆葦和許多叫不出名字的青草野花之間。每到這個季節，是我們最快樂的時光。特別是女孩子們，都正值豆蔻年華，課餘時間，我們常常三五成群找個地方坐下，然後談論理想、事業和愛情等等朦朦朧朧的話題。
這個世界對於那時的我們是那麽新奇啊，我們經常談論的，便是班裏的男孩們。每每提到顧斌，李芹總是不屑一顧：“悶葫蘆一個，三腳踹不出個屁來，誰嫁給他誰倒黴！”
想到這裏，我不由笑出聲來：“顧斌和李芹，都不知道他們是誰追誰的呢。”
張大維哈哈一笑：“他們誰也沒追誰，想起來真有意思。你應該還記得汪秀麗吧，就是個子很高，坐在後排的那個女孩子。”
我點點頭：“記得的，長得很漂亮，好象比我們都要大兩歲。有一次，老師讓她到黑板上板書，她磨磨蹭蹭到黑板前，拿著粉筆，就是不寫字，把老師氣得半死。”
張大維連連點頭，興高采烈地說：“對對對，就是她，她和顧斌是一個村的。初中畢業後，她們都沒有繼續讀書。你也知道，中考升學率那麽低，當時我們班五十幾個同學，上高中、中師加起來才隻有一、二十個，考上大學的也不過就那幾個人，還包括你這個沒考上沒去上的。所以，大多數同學都外出打工了。張雲葉也是初中畢業就到廣東打工的，張雲葉就是坐在我後麵的那個女孩，你一定記得的。有一年張雲葉從廣東打工回來，她想找幾個同學聚一聚。她先去李芹家找李芹玩，然後兩人又去汪秀麗家找汪秀麗玩，汪秀麗不在家，李芹和張雲葉就坐在汪秀麗家的草垛邊等，正好被顧斌看到了，就把她們兩人領到家，管了一頓飯，後來幾個人開始走動，李芹和顧斌就談上了，現在他們兒子都快三歲了。”
乍一聽到這麽多同學的消息，我仿佛又回到了無憂無慮的少年時光。不過是短短的七年時間，真是物是人非。原來我的這些同學們，並沒有幾個象小英那樣強烈地渴望出人投地，也沒幾個象曹菊那樣大富大貴。他們平平淡淡生活在這片土地上，守望著清貧而安穩的生活。同樣都是農村出身的人，他們可以這樣生活，我為什麽不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