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章
我是一朵飄零的花：東莞打工妹生存實錄 作者：房憶蘿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這樣的傳言中，廠裏人人自危。和沈洲同住一室的韋驛己經辭職了，暫時隻有他一個人住那間房，我每天一下班便和沈洲呆在一起，那段時間，沈洲對我也是少有的細心和體貼。在初夏的東莞，我們象兩隻看不到未來的流浪狗，互相安慰著等待不可預知的明天。
有一天晚上吃過飯，我又急急地朝沈洲的房間走去，段明蘭忽然在路上攔住我，她似乎比以前漂亮了，但神色之間卻有掩飾不住的憂傷。
自從做了孟姑娘的助理後，我和包裝組及車位組的老朋友都疏遠了許多，似乎之間有了一種看不見的隔閡。此時的她，也不象以前和我說話那樣隨便了。
我努力親熱地問：“明蘭，你氣色比以前好多了呢。”
她害羞地笑笑：“亂講。海燕，還會不會解雇男工？”
我為難地說：“我也不知道呢，你又不是男的，問這個做什麽？”
她猶豫了一下，終於說：“我談一個男朋友，叫謝軍，己經放假三天了，是我們車間的車位，我好怕他也被解雇。如果他被解雇，你能不能幫忙留住他？”
男車位是這次被解雇的首要職位，每一個被解雇的男工都是由各部門的主管點名的，那些主管都在想方設法留下自己的老鄉或朋友，哪有多餘的名額讓給別人？再說我在車間的地位本就是非常尷尬，英姐又哪裏會給我麵子？想到這裏，我暗中歎了一口氣，極不忍心地搖搖頭：“對不起，明蘭，不是我不幫，實在是，我沒有這個能力。”
聽了這話，她神情愈發憂鬱了起來，無助地說：“那我們該怎麽辦啊？”
我看準四下無人，小聲引導她：“或者，可以去勞動局投訴。”
她苦笑道：“勞動局？之前被解雇的那些人早就去過了。”然後她敘說了那些男工投訴的遭遇，聽得我的心冰冷到了極點。
原來，那些被解雇的男工們在親友的指點下，先是打電話給hm鎮勞動局，hm鎮勞動局讓他們找勞動仲裁機構，勞動仲裁機構讓他們找勞動監察部門，勞動監察部門要他們找社會保障部門，社會保障部門卻讓他們hm鎮找勞動局，終點又回到了起點。萬般無奈之下，他們隻好打電話給東莞市勞動局，東莞市勞動局卻又要他們找hm鎮勞動局。他們象皮球一樣被人家踢來踢去的，後來他們聯合了幾十個人硬闖進hm鎮勞動局，hm鎮勞動局第一次態度很好，讓他們回去等待處理。
他們就聽話地回來等處理了，焦急地等了三天，什麽處理結果也沒有。從廠裏出來後，他們並不是住在同一處，第二次再去就剩十幾個人了，hm鎮勞動局的人就讓他們拿勞動合同，他們拿不出，因為廠裏根本沒有和他們甚至任何人簽訂勞動合同；勞動局又讓他們拿辭退通知書，他們拿了，是複印件，但上麵結算工資那一欄有他們的簽名，勞動局便以此認定既然己經領了工資並在辭退通知書上簽了名，就是同意被解雇，還告什麽告？如是還要告下去，叫他們去找勞動仲裁機構。
他們再想去找勞動仲裁機構討說法時，才發現隻能聯係到幾個人了。同時也明白，這樣來來去去，就算討了一個說法，就算補償了一個月的辭退代通知金，還不夠車費、電話費的錢，還有這這一切所付出的精力和所受到的屈辱呢？最重要的是，還不知道要被這些人當皮球踢多久？當猴兒耍多久？
她語無倫次地說完，我完全傻住了。她哀哀地對我說了聲：“打擾了。”便拖著沉重的腳步走向不遠處一個黑瘦的男孩。我知道，那就是她的男朋友謝軍了。
一周後，針、梭織兩廠竟然又分兩次解雇了180人。這180人解雇得更加突然，名單是早就擬定好的，甚至連原先的手續都省略了，隻結了工資便將這180人打發走了。
這次解雇，連治安隊都沒有出動。但所有被解雇的人都垂頭喪氣，自認倒黴，第一次解雇那160名針織廠男工的混亂局麵，再也沒有出現過！
這180人中有謝軍的名字，再看到段明蘭時，我感到十分慚愧。而她，除了不停地歎氣，什麽也沒有說。
雖然我現在是助理了，但我知道這個職位於我是名不副實的。不但幫不了段明蘭，甚至自身難保。以前在學校，我一直拚命用成績證明我的勤奮，用一點一滴的善良與寬容來證明我的人品。所以自從來東莞後，我一直認為，少出錯最好不出錯就可以證明我有能力勝任本職工作，與人為善可以證明我的友好。
可惜事實證明，我錯了，並且錯得很離譜。無論我如何努力、如何與人為善，辦公區的人依然對我刻意疏遠了，即便偶有同事和我多說兩句話，看到孟姑娘、英姐及珍姐等人，也立刻會訕笑著離開，這讓我百思不得其解。
雖說孟姑娘對我不象過去那樣疏遠了，特別是有時高總進車間時，她對我是益發親熱了起來。我隱隱感覺有些不安，但腦子卻總也轉不過來彎。所以在工作上，我並不開心。
幸好因為非典，很多人轉移了視線。人們更多的是擔心自己有沒有發燒，以及非典會不會大規模爆發。一有發燒或咳嗽的員工，馬上會被送去醫院，或搬進特定宿舍進行隔離觀察。
這種特殊的禮遇連職員也不例外，衛夢不過是輕微的咳嗽，去醫院馬上被要求照x光，打針吃藥花了不下三百元，回來後還被廠裏要求搬到特定宿舍隔離起來。在非典如此嚴峻的形勢下，上級己有文件嚴禁打工者返鄉，回家己不可能。搬家那天，衛夢身後跟著一個勒令她搬宿舍的保安，她委屈得眼淚都流出來了。
我有一種兔死狐悲的哀傷，剛想直上去幫她，旁邊的朱蜜卻一把拉住我，小聲說：“別去，小心傳染上也把你隔離了。”
我怯聲說：“她好可憐呢。”
朱蜜也歎了一口氣：“這還算好的，要不是政府現在硬性規定非典期間不能解雇人，廠裏早就象解雇那批男工那樣把她解雇了。”
我隻好眼睜睜地看著衛夢拿著行李，低著頭跟在保安身後。那一刻，心裏有說不出的愧疚。
更讓人鬱悶的人，在發放三月份工資時，我們每人亦被扣除了16元的植樹費。在東莞的各個鎮，每年的3月12號，各廠都會向所有員工收取“義務植樹費”。所謂的“義務植樹費”，就是每個人先交8元的“購置樹苗費”，然後再交8元的“代植費”。鎮上想得很周到，知道我們天天加班，便幫我們買好樹苗，然後還要雇人為我們“代植”。
有一天晚上吃過飯，我又急急地朝沈洲的房間走去，段明蘭忽然在路上攔住我，她似乎比以前漂亮了，但神色之間卻有掩飾不住的憂傷。
自從做了孟姑娘的助理後，我和包裝組及車位組的老朋友都疏遠了許多，似乎之間有了一種看不見的隔閡。此時的她，也不象以前和我說話那樣隨便了。
我努力親熱地問：“明蘭，你氣色比以前好多了呢。”
她害羞地笑笑：“亂講。海燕，還會不會解雇男工？”
我為難地說：“我也不知道呢，你又不是男的，問這個做什麽？”
她猶豫了一下，終於說：“我談一個男朋友，叫謝軍，己經放假三天了，是我們車間的車位，我好怕他也被解雇。如果他被解雇，你能不能幫忙留住他？”
男車位是這次被解雇的首要職位，每一個被解雇的男工都是由各部門的主管點名的，那些主管都在想方設法留下自己的老鄉或朋友，哪有多餘的名額讓給別人？再說我在車間的地位本就是非常尷尬，英姐又哪裏會給我麵子？想到這裏，我暗中歎了一口氣，極不忍心地搖搖頭：“對不起，明蘭，不是我不幫，實在是，我沒有這個能力。”
聽了這話，她神情愈發憂鬱了起來，無助地說：“那我們該怎麽辦啊？”
我看準四下無人，小聲引導她：“或者，可以去勞動局投訴。”
她苦笑道：“勞動局？之前被解雇的那些人早就去過了。”然後她敘說了那些男工投訴的遭遇，聽得我的心冰冷到了極點。
原來，那些被解雇的男工們在親友的指點下，先是打電話給hm鎮勞動局，hm鎮勞動局讓他們找勞動仲裁機構，勞動仲裁機構讓他們找勞動監察部門，勞動監察部門要他們找社會保障部門，社會保障部門卻讓他們hm鎮找勞動局，終點又回到了起點。萬般無奈之下，他們隻好打電話給東莞市勞動局，東莞市勞動局卻又要他們找hm鎮勞動局。他們象皮球一樣被人家踢來踢去的，後來他們聯合了幾十個人硬闖進hm鎮勞動局，hm鎮勞動局第一次態度很好，讓他們回去等待處理。
他們就聽話地回來等處理了，焦急地等了三天，什麽處理結果也沒有。從廠裏出來後，他們並不是住在同一處，第二次再去就剩十幾個人了，hm鎮勞動局的人就讓他們拿勞動合同，他們拿不出，因為廠裏根本沒有和他們甚至任何人簽訂勞動合同；勞動局又讓他們拿辭退通知書，他們拿了，是複印件，但上麵結算工資那一欄有他們的簽名，勞動局便以此認定既然己經領了工資並在辭退通知書上簽了名，就是同意被解雇，還告什麽告？如是還要告下去，叫他們去找勞動仲裁機構。
他們再想去找勞動仲裁機構討說法時，才發現隻能聯係到幾個人了。同時也明白，這樣來來去去，就算討了一個說法，就算補償了一個月的辭退代通知金，還不夠車費、電話費的錢，還有這這一切所付出的精力和所受到的屈辱呢？最重要的是，還不知道要被這些人當皮球踢多久？當猴兒耍多久？
她語無倫次地說完，我完全傻住了。她哀哀地對我說了聲：“打擾了。”便拖著沉重的腳步走向不遠處一個黑瘦的男孩。我知道，那就是她的男朋友謝軍了。
一周後，針、梭織兩廠竟然又分兩次解雇了180人。這180人解雇得更加突然，名單是早就擬定好的，甚至連原先的手續都省略了，隻結了工資便將這180人打發走了。
這次解雇，連治安隊都沒有出動。但所有被解雇的人都垂頭喪氣，自認倒黴，第一次解雇那160名針織廠男工的混亂局麵，再也沒有出現過！
這180人中有謝軍的名字，再看到段明蘭時，我感到十分慚愧。而她，除了不停地歎氣，什麽也沒有說。
雖然我現在是助理了，但我知道這個職位於我是名不副實的。不但幫不了段明蘭，甚至自身難保。以前在學校，我一直拚命用成績證明我的勤奮，用一點一滴的善良與寬容來證明我的人品。所以自從來東莞後，我一直認為，少出錯最好不出錯就可以證明我有能力勝任本職工作，與人為善可以證明我的友好。
可惜事實證明，我錯了，並且錯得很離譜。無論我如何努力、如何與人為善，辦公區的人依然對我刻意疏遠了，即便偶有同事和我多說兩句話，看到孟姑娘、英姐及珍姐等人，也立刻會訕笑著離開，這讓我百思不得其解。
雖說孟姑娘對我不象過去那樣疏遠了，特別是有時高總進車間時，她對我是益發親熱了起來。我隱隱感覺有些不安，但腦子卻總也轉不過來彎。所以在工作上，我並不開心。
幸好因為非典，很多人轉移了視線。人們更多的是擔心自己有沒有發燒，以及非典會不會大規模爆發。一有發燒或咳嗽的員工，馬上會被送去醫院，或搬進特定宿舍進行隔離觀察。
這種特殊的禮遇連職員也不例外，衛夢不過是輕微的咳嗽，去醫院馬上被要求照x光，打針吃藥花了不下三百元，回來後還被廠裏要求搬到特定宿舍隔離起來。在非典如此嚴峻的形勢下，上級己有文件嚴禁打工者返鄉，回家己不可能。搬家那天，衛夢身後跟著一個勒令她搬宿舍的保安，她委屈得眼淚都流出來了。
我有一種兔死狐悲的哀傷，剛想直上去幫她，旁邊的朱蜜卻一把拉住我，小聲說：“別去，小心傳染上也把你隔離了。”
我怯聲說：“她好可憐呢。”
朱蜜也歎了一口氣：“這還算好的，要不是政府現在硬性規定非典期間不能解雇人，廠裏早就象解雇那批男工那樣把她解雇了。”
我隻好眼睜睜地看著衛夢拿著行李，低著頭跟在保安身後。那一刻，心裏有說不出的愧疚。
更讓人鬱悶的人，在發放三月份工資時，我們每人亦被扣除了16元的植樹費。在東莞的各個鎮，每年的3月12號，各廠都會向所有員工收取“義務植樹費”。所謂的“義務植樹費”，就是每個人先交8元的“購置樹苗費”，然後再交8元的“代植費”。鎮上想得很周到，知道我們天天加班，便幫我們買好樹苗，然後還要雇人為我們“代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