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傍晚時分，史努比打來電話：“吃飯？”
“行。”我說，“我請你，正打算下樓吃呢。”
他順竿上：“不成，你做。”
我氣笑：“憑什麽呀，隻有方便麵。”
“不行。”
“那就下掛麵。”
“掛麵成。”
朋友太老就是這樣，連理都不講。
隻好去超市，買隻魚頭、料酒、一袋木耳，走到市場買點紅尖椒，又返回身買了兩隻絲瓜與青椒。下完麵，炒隻蛋放在裏麵，再拍根黃瓜。
他靠著門看，又伸手在灶上一抹。我從鍋裏拿剁椒魚頭，白他一眼：“你再戴個白手套擦擦。”
他嘿嘿一笑：“怕你這兩年忘了生活。”
吃完飯，我倆喝茶。他帶著一點認真的苦悶，說看一本雜誌每期的最後幾頁,都很受刺激。那裏的文章寫自己父輩，大都說父母盡管清貧，但是一生正直什麽的，告訴了自己什麽樣的人生道理。
他說自己的父親也老了，卻是個不反思的紅衛兵，老了對保姆還不好。他跟老朋友說話沒有遮掩，帶著困惑還有心酸：“難道就我爸跟別人不一樣？”
我跟他說，恐怕是媒體選擇的結果吧。七八年前看北京電視台一個談話節目。一個小姑娘跟她的父親，談父女之間的溝通問題。談到快一半，現場的嘉賓和觀眾就開始勸這個姑娘了，說你父親是何等不易，你怎麽能隻看他的缺點呢，他養你這麽多年你要尊敬他如何如何。女孩一直聽著。後來她說了一句話：“我到這兒來就是來談我倆之間的問題的，你這節目如果是非要聽我跟我爸怎麽好的，我也能給你談成五好家庭。”說完站起來走了。
陳虻有次罵人，就是罵這種選擇。
記者拍了個片子，說一個中學老師辭掉工作，在家裏收留了一些有智力障礙的孩子，為他們釘作業本，判作業，帶他們去吃麥當勞，把家裏床鋪都騰出來讓他們住。片子做得很動情。
陳虻說，他被那個釘作業本的動作弄得挺感動，但隱隱覺得不太對勁，就問記者：“這老師收錢嗎？”
記者說：“兩萬到三萬一年。”
他算了一下，收留四個孩子的話，怎麽算一年也有十萬塊，刨去給他們的花銷還能掙幾萬塊錢，遠遠高於他在學校當老師的收入。“當我不知道這樣一個事實的時候，那個釘作業本的舉動讓我感動，當知道的時候，我覺得那叫省錢。”
他接著問：“你為什麽不告訴觀眾他收錢？誰教給你的？你明明知道為什麽不告訴觀眾？”
記者沉默不語。
他後來說：“其實誰也沒教給他，但是在意識當中我們所拍的片子就是要歌頌一個人物，對這個人物有利的要描寫，對這個人物所謂不利的就要免去，這就是一種觀念，一種意識。”
陳蛇說得對，但是，“誰教給你的”，這話問得，好像他是外星人。
他不管這些，不問你的成長史，也不同情你，隻像把刀一樣，紮進人腦子，直沒人柄。
審個片子，他罵：“你是機器人嗎？”
等你改完了，抖抖索索給他看，他看完溫和地說：“你這次不是機器人了，你連人都不是，你隻是個機器。”還引申：“你們老說想去表達自己的思想，老覺得誰誰限製你們表達思想。我想問問，你有思想嗎？你有什麽思想我請問？真讓你開始去想的時候，真讓你拿出自己對問題看法的時候，你能有看法嗎？”
錢鋼老師是另一種風格，不訓人，也不指點人，隻是不論誰做得好，他總能看在眼裏。
我跟他哭訴，說自己除了課本，隻看過言情小說，腦中空空，敲一下都能聽到回聲。
他樂了，說不用急，好香是熏出來的。他寫的《唐山大地震》,從來沒要求兒子去看，連當中文章被收入香港學生的教材，他都覺得不安：“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需要強求，更不要變成強製。”
他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密碼，在一定年紀的時候，自然會啟動。
我苦著臉：“可我都這麽大了。”
他笑，問：“你多大？”
“七六年的。”
他說七六年他二十三歲，去唐山采訪大地震，寫了一首詩，大意是：大娘坐在那裏，路邊架著鍋，正在烙餅，她的麵粉是從山東送來的，鍋是從遼寧送來的，煤是從山西來的，油是從河南來的，全國人民都在關心唐山，在大媽的鍋裏，你看到了階級友愛。
意思是，誰都有過年輕時候認識的局限。
我說那怎麽辦，我腦袋裏舊思維習慣改不了，新的又不知道怎麽形成。他隻說，你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看曆史。
我不明白，我最痛苦的是怎麽做新聞，為什麽讓我去看曆史？
他說：“你隻管用力把一個人、一件事吃透了，後麵的就知道了。”
過了幾年，唐山地震三十年，我想去看看。孫冰川總監一開始沒批這題，我理解，這種題不好做，收視也好不到哪兒去，還麻煩。
但我也說不上來為什麽，拿著報題單又去了他辦公室。他在接電話，揮揮手讓我找個地兒坐，過了一陣子，抬頭看我愣愣地拿張紙還站著，歎口氣，伸手把紙接過去簽了。
後來有同行采訪我：“你向台裏報這個題時，是受什麽驅動？”
我說：“三十年發生了不少事兒，我也三十了，就覺得這是我的曆史，想知道。”
她問：“那時候你應該是山西一個不滿周歲的小女孩吧？怎麽會覺得這事兒跟你有關係呢？”
我跟她說：“我們會在‘九·一一’時做那麽多報道，那是另一個民族的災難，為什麽對於我們自己的災難反倒漠視呢？這一點我不明白。”
她問：“那你以前為什麽沒這個想法？”
我被問愣了一下：“到了這個年齡，像有什麽東兩扯著你一樣往回望。”
錢鋼帶我去看唐山當年的空軍機場，現在已經殘破不堪。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淩晨三點四十二分，相當於四百枚廣島原子彈威力的裏氏七點八級大地震，在距地麵十六公裏處爆發。百萬人口的工業城市瞬間摧毀，二十四萬人遇難。這個機場是幾乎所有幸存者通往外界的希望，從市區到這裏九公裏的路上，車運的、走路的、抬著擔架的……有人是用手摳著地上的石頭，一點一點爬來的，地震發生時，很多人來不及穿衣服，有老婦人赤裸著身體，隻能蹲著把一塊磚擋在身前。
一天裏，人們把衛生隊附近一個發綠的遊泳池的水都喝幹了。
當年的女醫生現已六十多歲，比劃給我看：“從你坐的地方，往北四裏，往西四裏，全是人，躺在雨裏，地上不是雨，是血水。走路的時候探著人過去，會動的是活人，不會動的就是死了。”
她白大褂下擺被染成了紅色，是被傷員和他們家人的手拽的：“醫生，救救……”最後一瓶氧氣，她給一個傷員用上。回來的時候，發現氧氣瓶周圍躺了六個人，每人鼻子裏一根導管，都接在瓶子上，也不知道哪兒找來的。
我上中學的時候，家裏有一本借來的《唐山大地震》。有個細節多年不忘，當時沒有麻藥，一位女醫生給一個小男孩用刷子把頭皮裏的沙子刷出來。這個女醫生就是她。
“四十分鍾。”她說，“沒有燈，用手電照著做的。”
她一邊掉眼淚，一邊用刀背刮那些結了血痂的淤泥。每刮一下，小男孩的手和腳就抽搐一下。六歲的小男孩，一滴淚也沒掉，不斷地念語錄：“下定決心，排除萬難，不怕犧牲……”
這些年，她一直惦記著他，想見他一麵：“就想看看他的頭皮好了沒有，留沒留疤。”但是，當年這裏的人，都沒有名字，沒有照片。當時不允許拍攝任何影像資料，尤其是傷亡的人，醫生也不能告訴家人這裏的情況，“這是機密”。火車路過唐山，必須放下窗簾。
我問她是否把地震往事告訴她的後代。她說沒有。
我問：“那到您孫女這一代，還會記得麽？”
頭發花白的老醫生搖搖頭。
“您不怕被遺忘嗎？”
她反問我：“不記得的事情多了，大饑荒你知道多少？反右你知道多少？”
我沒說話。
她一笑，把話收住了。
我采訪了一位攝影師，他是地震後唯一可以用相機自由拍攝的人，拍了一千多張，其中一張很著名，是孤兒們在火車上吃紅蘋果，孩子們都笑著。
他說其實當時車站上滿滿都是人，四千兩百多個孤兒，每個孩子頭上都別著小布條，布條上是遇難的父親和母親的名字。站台上拉著抱著的都有，哭聲震天。
我說：“那些照片我可以看看嗎？”
他說：“……不知淹沒在哪些底片裏了，從沒拿出來過，我隻拿出了笑的這張。”
我問，是不讓拍麽？
他說不是：“是我自己當時的世界觀。”
“這個世界觀是什麽？”
“就是要正麵報道地震。”
“你遺憾嗎？”
“遺憾，因為災難更應該反映的是人的本質。”有記者看完這段采訪，問我：“吃蘋果的孤兒的照片也是真實的，為什麽沒有直擊人的內心？”
我說：“那個刷頭皮的小男孩的細節之所以讓人記了很多年，那個醫生對他的情感之所以顯得那麽真實，是因為小男孩承受了極大的痛苦，是因為他的堅忍。西藏人有句話說，幸福是刀口舔蜜。唐山首先是個刀口，如果刀口本身的鋒利和痛感感覺不到，後來的蜜汁你吮吸起來也會覺得少了滋味。”
地震三十年，有一個唐山當地媒體組織的災民見麵會。我原以為錢鋼老師會反感組織起來的聚會，但他沒有。他見到當年的人，擁抱著，大力拍他們背。大家坐了一排，挨個按要求發言，到他發言，就誠懇地說兩句。
可是我和老範有點犯愁，這種形式感太強的見麵會，左繞右繞也繞不開安排的痕跡，要不要拍？如果拍了，怎麽能用在片子裏？隻好作罷。
事後卻後悔。
陳虻說過一個事兒。有個片子記錄山東最後一個通電的村子，拍完編導回來說：“陳虻，抱歉，片子沒拍好。”
他說：“為什麽？”
編導說：“因為當天來了另一個電視台，非要‘擺拍’。比如說農民家裏白紙裹的那種鞭炮，隻有半掛了，一直烤在爐台上，舍不得放，就等著通電這天。結果這些當地電視台的不幹，覺得這不夠氣氛，愣要給人家買一掛紅鞭炮，讓農民拿一竹竿挑著、舉著，他們就拍。農民被他們擺布得已經莫衷一是，不知道該怎麽弄，整個人的狀態都不準確了，所以我們沒有拍好。”
陳虻聽完說：“你為什麽不把擺拍新聞的過程拍下來呢？”
大家都愣一下。
他說：“在認識這個事件的時候，有一個幹預它的事件發生了，但你原本可以通過拍攝它，看到這背後更深刻的真實，你失去了一次認識它的機會。”
見麵會上，有位高位截癱的女性被介紹是身殘誌堅的典型。會後錢老師帶我們去了她家。
采訪時，我才知道，地震後她脊髓斷裂，定下婚約的戀人離開，她嫁給了另一位殘疾人，醫生說她不能生孩子，但她決定當一次母親——“我要奪回地震從我身邊奪走的一切”……小孩生下來了，但不到三個月就夭折了，之後她三年沒出門，把自己囚禁在家裏。
見麵會的當天，是當年她兒子夭折的日子。現場需要的，是一個抗震救災的典型，她說：“無法表露一點哀傷。”
我以為她會憤怒或者難受，但沒有。她拿出當年寫的書，說在那個年代她也曾經塑造過自己，捏造過情節。她在書裏寫，地震之後，哥哥看到她被壓在木板下麵動不了，卻沒救她，而是先去救別人。她疼得撕心裂肺，她哥哥卻在救完三個外人之後才來救她……但真實的情況是，她哥哥當時非常著急，和別人一起把她抬上了擔架。
她拿出書來給我看，不掩飾，也沒辯解。
去唐山之前，我對這段曆史了解很少，我是帶著逆反、帶著“認識曆史，吸取教訓”的預設去的。但她是活生生的人，一邊把頭發編成辮子，一邊帶著點羞赧問我：“這樣上鏡行嗎？”我端詳一會兒，把口紅給她，讓她塗上一點。我問她采訪前要不要先去上個廁所，她挺平靜地說：“癱瘓後小便失禁是感覺不到的，常常是褲子尿濕了才知道，來不及，隻能在輪椅裏坐深一些。”
罪是她受的，但她沒有痛恨過去，連底掀翻。她一直留著七十年代與戀人的通信，怕這些信腐壞，就把信剪下來貼在本子裏，在旁邊手抄一遍，這樣想看信的時候，就不必翻看原件了。十年前她與戀人重見，男人看到她坐在輪椅上的模樣，放聲痛哭，她反過來安慰他。三十年來，她承受這一切，就像接受四季來臨。
采訪這樣的人，如果隻是為了印證自己已經想好的主題，這個主題不管多正確，都是一種妨害。談了一個多小時後，她說：我接受了這麽多采訪，但我從來沒這麽談過。
我隻是一直在聽而已，聽我從沒經曆過的生活。
她說地震後躺在地上，天上下著雨，她渴極了，張開嘴，接雨水喝。她的手碰到一條大腿，還以為是死人呢，沿著那條腿往上摸，摸到腰上才發現是自己的身體，腿已經沒有任何知覺。她抬頭看四周：“我覺得我已經破碎了，和唐山一樣。整個都拾不起來了，我後來所做的不過是把我一點點撿回來然後拚湊在一塊，跟唐山一樣。”
我小臂上全是碎雞皮疙瘩，就像那雨水也澆在我的身上。
唐山的節目播了。有記者問我：“這樣的節目有什麽呢？不過是把我們對災難的想象具體化了。”
我說：“錢鋼在八十年代已經意識到文學的本質是人，災難的本質就是災難。過了二十年，我們又重新回到這個軌跡上。換句話說，錢鋼在八十年代所做的那些努力，放到現在也並不奢侈。”
還有人在節目留言裏問我：“有那麽多人民更關心的事，為什麽要做陳年的舊事？”
是，土地拆遷，醫療事故，教育腐敗……哪一項都是“人民”更現實更切身的問題。為什麽要去掀動陳舊的曆史？
很多人也問過崔永元這問題。
二〇〇八年，他離開了新聞，去做口述曆史的工作，訪問當年參加過抗日戰爭的中國老兵。走之前給我打過一個電話，說：“這時代太二，我不跟了。”
有一年他去日本nhk電視台，密密麻麻的中國影像資料。操作的小姐問他看什麽？他說看東北。問東北什麽，他說看張學良，“張學良調出來了，最早的是九·一八事變三天後的九月二十一日，三十分鍾，張學良的演講。我記得很清楚，裏麵說了一句，委員長說，兩年之內，不把日本人趕出滿洲，他就辭職。這是張學良演講裏說的，我當時很受刺激。”
他的刺激是，我們也是電視工作者，但沒有這樣的資料，“而且這三十分鍾拿回來，誰也不會把它當回事”。
他跟我說：“是林語堂還是陳寅恪說的，這個民族有五千年曆史，非常了不起。他說，不管怎麽個混法，能混五千年就了不起。我覺得他一針見血。這個民族淺薄，沒有文化，不重視曆史。我說這個話根本就不怕得罪誰，就這麽淺薄。”
中國這些參與曆史的人很多已死去，有的正在老去，正在失去記憶。“不能再等了。”他說。
他做曆史：“《論語》都是孔子死三百年以後才成書的，已經都不對了，再心得一遍，不知道說的是誰的事。我們做口述曆史這件事，就是直接聽孔子說……世世代代老聽心得，進步速度會非常慢。”
他采訪的是參加抗日戰爭的國共老兵，題目叫《我的抗戰》，“我們總說國家要體麵，如果生活在這個國家的每一個人都灰頭土臉的，我不相信這個國家會體麵。所以我建議多用‘我的’，少用‘我們的’。”
二〇一〇年我主持《我的抗戰》發布會時，他已經采訪了三千五百個人，有時候一個人采訪一個多月，一百多盤帶子。收集的口述曆史影像超過了兩百萬分鍾，收集的紀錄影像也超過兩百萬分鍾，收集的曆史老照片超過了三百萬張。兩年花了一億兩千萬，這些錢都是他自己籌來的，到處找，“最感興趣的投資人是我們抗戰的對手，日本人。”
底下人笑。
我說：“很多人覺得這些事應該是搞研究的人來幹。”
他一笑，多麽熟悉的嘴角一彎：“他們在評職稱，還有更緊要的事。他們評完職稱也會想起來幹，不著急，誰想起來誰幹。”
有一位電視台的同行，站起來請他談一些對當下電視台紀錄片的看法。
“我對電視台的使命和節目編排沒有什麽想法，我也不願意想，因為那樣可能會耽誤我幹正事。我有那個時間，就能多采訪一個人，多整理一些材料，這樣可能更有功德。我現在想，我二〇〇二年為什麽得病，就是老想不該想的事，現在為什麽快樂，就是不想那些事，隻想怎麽把該做的事情做好，這一點可能更重要。”
他在台上衝我笑，說：“柴靜那時候總看到我憂鬱的樣子，不開心，但是她最近看到我，我很高興。”
二〇〇二年時，他不大上“實話實說”了，有一些傳聞，說的人都欲言又止。有次大夥在食堂吃飯，他坐下自自然然地說“我的抑鬱症”，場麵上靜得有點異樣。
有天我坐在電腦前，辦公室門一響，小崔進來了。我很意外：“你找誰？”
“找你。”他拉過一把藍布工作椅，坐我對麵。
我們對坐著聊天，同事路過說：“嗬，真像調查的采訪。”
這不像普通辦公室裏的閑談。他一句寒暄沒有，談的是都直見性命的事。這些話題我不陌生——讓人失望的現實，缺少良知，缺少希望，玦少堅守的人……這些話，很多人在攝像機的紅燈麵前說，很多人在文章裏說，很多人在喝酒後說。他是在一個平凡的下午，坐在一個並不熟絡的同事麵前談這些。他說話的樣子，就好像，就好像這些東西都是石頭一樣，死沉地壓著他，逼著他。
我隱隱地有些不安。我隻能對他說我們需要他，不是因為他有名，或是幽默，而是他代表著我心裏評論部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這是那塊牌子上“前衛”兩個字在我心裏的意義。姚大姐過來找我問個事，他立刻起身走了。
臨走拉開門，又回身說了聲“謝謝”。
我一時不知說什麽好，有點心酸。
他說現在一遍遍看自己片子裏的這些抗戰老兵：“我每看這個，就覺得自己非常渺小，我們受那點委屈算個屁啊。這裏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多沉重的詞啊，對他們來說小意思。受盡委屈，有誤會，沒有錢，半輩子吃不飽飯，兒女找不到工作，女朋友被人撬走，鄰居一輩子在盯著你。當我每天看他們經曆的時候，我忽然覺得我這個年齡經曆的所有事都特別淡。”
看片會上，拍《我的團長我的團》的康洪雷坐在底下，他說拍該劇之前自己隻知道抗戰時國民黨的將領杜聿明、孫立人，他們確實戰功赫赫，很有名，有文字記載。“可下麵的士兵就沒有人知道了。我和蘭曉龍開車沿著昆明一路走，一個一個采訪，越了解渾身越顫栗，越顫栗就越想了解。”
他拍《激情燃燒的歲月》之前，聽父親說了快五十年往事，每次回家都要說，采訪後，才發現這些國民黨老兵和他的父輩完全不一樣，“他們從來不說。越不說我越想知道，於是我們利用各種技巧，各種各樣的方式，一點點地知道。”
采訪完，他和蘭曉龍回到酒店，相對號啕。“之後我們在想，哭什麽呢？是哭這些老兵壯麗的往事和寂寥的今天，還是哭什麽？後來發現，我們哭我們自己的無知，自己的可憐。我們快五十歲了，中國抗戰這麽大塊波瀾壯闊的史實，你居然絲毫不知，你不可悲嗎？所以，就有了《我的團長我的團》。觀眾可以說好，可以說不好，但就我個人來說，我快五十的時候，做了《我的團長我的團》，隻是為了讓自己心安。”
會上有觀眾發言，很動感情。
小崔拿過話筒說了一句：“我想補充一點，我聽出一點危險。我不希望大家誤解這個片子，《我的抗戰》就是‘我的抗戰’，是自己的敘述。你之前聽到的共產黨把日本打敗，還是國民黨把日本打敗，這個片子不負擔這個任務，不管這個事。如果你想聽我知道的宏觀敘述，那就是日本投降時，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感到很詭異。”
他說不要以為《我的抗戰》是要翻案，沒有那個味道，他和他的團隊對結論沒有什麽興趣。“去采訪幾萬個人，多少多少個小時，去重新對曆史下一個結論，可能又會誤導一批人，我們不想幹這樣的事。我希望五六十年以後終於有一本被大家公認的書，不管它是宏觀敘述的還是細節敘述的，大家認為它是真實的。它在最後寫一句‘本書部分資料取自崔永元《口述曆史》’，就行了，不要指望著我們這一代人因為這一點采訪能夠對曆史得出什麽結論，做不到。”
陳虻某天在樓下碰到我，說：“我今天琢磨出來一句特別重要的話：要服務，不要表達。”
這話沒頭沒腦，我也不知怎麽搭腔。
他說剛才在講課，有個人問他：“我們這工作，如果隻是記錄一個人的生活，跟著他走，我們自己的人生會不會沒有意義啊？”
他生氣了：“他活著，他的存在要成了你表達思想的一個道具，他活著才沒有意義呢。別在生活裏找你想要的，要去感受生活裏發生的東西。”
[文、]他說：“別瞧不上服務這兩個字，描述複雜比評論簡單難多了。”
[人、]九六年他去日本考察時，曾與《朝日新聞》的人討論如何寫評論，對方說：“現在早過了我提供觀點讓別人讀的年代，我們隻提供信息，讓人們自己作是非對錯的判斷。”
[書、]我找到一本書，是《朝日新聞》從一九八六年開始征集的讀者來信，記錄普通國民對於二戰的回憶。
[屋、]第一封信是六十六歲的熊田雅男寫的，“有人質問，當初你們為什麽沒有反對戰爭？我想，是因為國民已經被教育得對‘上邊作出的決定’不抱懷疑。”當時還是少女的羽田廣子說：“我所知道的是日本人口增加，農村凋敝，甚至迫使和我一樣的少女賣身，讓我心痛不已。列強在離本國很遙遠的地方有很多殖民地，還有國際包圍圈的壓力，讓我這個小女孩也感到受到了欺侮，而五內如焚，不管是誰，都自然而然地認為隻有戰爭才能解決問題。”
一九三八年，孩子們都要學習武士道，年滿七歲，就要穿著黑色製服，背誦當時的兒歌“和大哥哥並肩坐，我今天上學堂感謝士兵，感謝士兵，他們為國戰鬥，戰鬥為國”，向被放在大門口中心位置的天皇照片行鞠躬禮。曆史課和德育課根據天皇的《教育敕語》，“忠誠是最高的美德”。
當時小學三年級的古澤敦郎在信中回憶說：“市禮堂的柔道拳擊對抗賽，日本人與美國人對抗，從頭到尾，觀眾興奮不已，給柔道選手鼓勁，斥罵拳擊選手。最後，柔道選手取勝時，全場歡呼之聲鼎沸，接著放映電影，是‘滿洲事變’的戰鬥場麵，我軍占領敵方的地盤，升起太陽旗，觀眾使勁鼓掌。”
他說：“從小，我們對於日本在戰爭中獲勝，以及我們長大了就要當兵，沒有任何懷疑，為戰爭而生的日本人，就是這樣造就的。”
直到一九八六年，六十三歲的岩浪安男仍然認為：“為了我國的安定，必須絕對保證我國在包括‘滿洲國’在內的中國大陸的利益，如與英美妥協，等於將我國的未來聽任他們的安排。”
他說：“我是被這樣教導的，我也相信這一點。”
那麽，知識分子去了什麽地方？那些本來應該發出聲音和警示的人呢？
日軍人侵華北日漸深人時，東京大學的校長和理學院的教授曾反對日語對華教學計劃，“不要再為了日本的利益去妨害支那人的生活”，但“隨著‘跟上形勢’‘整肅學風’的聲音，自由派教授一個個被解職，或者沉默下去”。
一九二五年，《治安維持法》頒布。警察麵對“煽動”或是“不敬”，可以以極大的權力處置。一開始是不宣布對軍隊與政府不利的消息，後來發展為對軍隊和政府有利的消息要大力宣傳。那些敢於堅持獨立性、發出不同聲音的報業成為受害者，一九三六年，暴徒襲擊《朝日新聞》，砸毀辦公室，記者因批評政府被騷擾和逮捕。
之後，大眾傳媒上盛行的，是有獎征集軍歌，和“為飛機捐款”的新聞。
反對戰爭的人，被叫作“思想犯”和“非國民”。
在七十四歲的稻永仁的信裏，他記錄一個當年的小學教師，因為這個罪名而遭逮捕，又被作為現役兵扔進軍隊，老兵和下士官“眼神中帶著對知識分子的反感，因為他是思想犯，非國民，軍隊會默許對這個人的半公開的暴力行為”。
“他們先喊一聲‘摘下眼鏡’，接著鐵拳打得他鼻青臉腫，滿嘴的牙都東倒西歪，第二天早上喝醬湯也鑽心的疼。再來，釘著三十六顆大頭釘的軍鞋、棍棒、木槍都成了打人的工具。用棍棒毆打臀部時，老兵讓新兵‘間隔一字排開’，從頭打，打過一輪，解散，把他單獨留下，再打第二遍，連兩年兵齡的新兵也發瘋似的對他揮舞棍棒。
“那時部隊在靠近中蘇東部邊境的老黑山露營，是國境線，有的士兵自殺了，有些人逃跑了，衛兵實彈上崗，他抱著短槍上崗時，也曾經有好幾次把槍口塞進嘴裏——但是，戰爭終究會結束，無論如何，也要看著和平和民主降臨這個國家，這個頑強的信念阻止他去死。”
在信的末尾，稻永仁說：“這個人就是我，時間是一九三八年，離戰爭結束還有很長時間。”
戰爭結束四十年後，《朝日新聞》征集這些信件，很多人寫信給他們希望停止，“我們正在極力將過去忘掉”，“翻舊賬沒有一點好處”。
《朝日新聞》的編輯說：“一個人忘掉過去可能有自我淨化的作用，但一個國家的曆史就不同了，盡量掩蓋，假裝這類事根本沒有發生過，難道我們民族的良知沒有損害麽？”
出版這本書的是美國人。“這樣的事情怎麽會發生？這些現在生活在和平中、守法的社會公民，怎麽會像野獸一樣行事？再看看我的國家，我自己那些總體上可稱為良善之輩的美國同胞，又怎麽與那些人——他們轟炸越南村莊，在驚懼中殘殺朝鮮難民——扯在一起？人們又怎麽能將那些聰明、好客、有著豐富想象力的中國人，與‘文革’中那些麻木的人們聯係起來？”
他說：“這些應該是有著足夠道德良知的個體，為什麽會落人集體性的狂熱和盲從之中？每個民族或國家的人，不妨都這樣問問自己。”
對曆史說真話，就是對現實說真話。
這本書的最後，收錄了一封十七歲的高中學生小林範子的信。
“記得學校課本裏是這樣講的：‘美國用原子彈轟炸廣島和長崎，戰爭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結束……特攻隊年輕的士兵犧牲了他們的生命，戰爭毫無意義，因此我們再也不要發動戰爭。’但為什麽是我們，而不是發動戰爭的人在反省？我在閱讀了這個專欄之後，不再坐在教室裏被動地接受別人灌輸給我的東西了，而是主動地去了解。你們這些真正了解戰爭的人，請多告訴我們一些，你們有責任把你們知道的告訴我們，就像我們有責任去知道它，這樣，一代接一代，到我們向後代講述的時候，我們才確信自己能擔起這個責任。”
錢鋼日後去了香港，不再做新聞，轉向曆史，埋頭發掘故紙堆裏的事，寫了一本書，托人帶給我一本。
其中有一個故事，是寫當年的《大公報》在國民黨治下，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立世，一紙風行。
恪守這八個字極不易，報紙因披露一九四二年河南數百萬人的大災荒觸怒蔣介石，曾被罰停刊三日，記者被捕。抗戰時報館被敵機炸毀後，把印刷機搬進山洞裏出報，困窘中仍然拒絕政府資助，被迫到鄉間收購手工紙，印刷質量令讀者忍無可忍，投書批評。報社頭版頭條刊發《緊縮發行啟事》道歉。寫到此處，錢鋼筆端有濃得要滴下來的感情：“誰聽過一家媒體對讀者有這樣的懇求？‘一，將閱讀之報轉贈親友閱讀；二，迄今為止單獨訂閱者，在可能情況下約集若幹人聯合訂閱’……”
重壓常致人屈從或憤懣，但《大公報》主編張季鸞說大時代中的中國記者，要秉持公心與誠意，“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衝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於事實，是謂盲爭”。
他說，“不願陷於盲。”
錢鋼這本書叫作《舊聞記者》，他離群而去，在港大圖書館裏裹著厚大衣，閱讀數以萬計的微縮膠卷，寫下六十年前舊報紙裏的往事。他寫道：“研究新聞史的後人，會因為不是在報紙和電訊稿上，而是在曆史讀物上發現某些記者的名字而不無惋歎，但他們終將意會的是，當曲折奔突的河流遇到沉沉壅蔽，改道是曆史的尋常，這也是一個新聞記者的職責，他似乎心有旁騖，‘改道’別出，但他根本未曾離開一名真正記者的信條。”
錢老師送這本書給我，我明白他當年讓我讀曆史的原因：“新舊之間沒有怨訟，唯有真與偽是大敵。”
“行。”我說，“我請你，正打算下樓吃呢。”
他順竿上：“不成，你做。”
我氣笑：“憑什麽呀，隻有方便麵。”
“不行。”
“那就下掛麵。”
“掛麵成。”
朋友太老就是這樣，連理都不講。
隻好去超市，買隻魚頭、料酒、一袋木耳，走到市場買點紅尖椒，又返回身買了兩隻絲瓜與青椒。下完麵，炒隻蛋放在裏麵，再拍根黃瓜。
他靠著門看，又伸手在灶上一抹。我從鍋裏拿剁椒魚頭，白他一眼：“你再戴個白手套擦擦。”
他嘿嘿一笑：“怕你這兩年忘了生活。”
吃完飯，我倆喝茶。他帶著一點認真的苦悶，說看一本雜誌每期的最後幾頁,都很受刺激。那裏的文章寫自己父輩，大都說父母盡管清貧，但是一生正直什麽的，告訴了自己什麽樣的人生道理。
他說自己的父親也老了，卻是個不反思的紅衛兵，老了對保姆還不好。他跟老朋友說話沒有遮掩，帶著困惑還有心酸：“難道就我爸跟別人不一樣？”
我跟他說，恐怕是媒體選擇的結果吧。七八年前看北京電視台一個談話節目。一個小姑娘跟她的父親，談父女之間的溝通問題。談到快一半，現場的嘉賓和觀眾就開始勸這個姑娘了，說你父親是何等不易，你怎麽能隻看他的缺點呢，他養你這麽多年你要尊敬他如何如何。女孩一直聽著。後來她說了一句話：“我到這兒來就是來談我倆之間的問題的，你這節目如果是非要聽我跟我爸怎麽好的，我也能給你談成五好家庭。”說完站起來走了。
陳虻有次罵人，就是罵這種選擇。
記者拍了個片子，說一個中學老師辭掉工作，在家裏收留了一些有智力障礙的孩子，為他們釘作業本，判作業，帶他們去吃麥當勞，把家裏床鋪都騰出來讓他們住。片子做得很動情。
陳虻說，他被那個釘作業本的動作弄得挺感動，但隱隱覺得不太對勁，就問記者：“這老師收錢嗎？”
記者說：“兩萬到三萬一年。”
他算了一下，收留四個孩子的話，怎麽算一年也有十萬塊，刨去給他們的花銷還能掙幾萬塊錢，遠遠高於他在學校當老師的收入。“當我不知道這樣一個事實的時候，那個釘作業本的舉動讓我感動，當知道的時候，我覺得那叫省錢。”
他接著問：“你為什麽不告訴觀眾他收錢？誰教給你的？你明明知道為什麽不告訴觀眾？”
記者沉默不語。
他後來說：“其實誰也沒教給他，但是在意識當中我們所拍的片子就是要歌頌一個人物，對這個人物有利的要描寫，對這個人物所謂不利的就要免去，這就是一種觀念，一種意識。”
陳蛇說得對，但是，“誰教給你的”，這話問得，好像他是外星人。
他不管這些，不問你的成長史，也不同情你，隻像把刀一樣，紮進人腦子，直沒人柄。
審個片子，他罵：“你是機器人嗎？”
等你改完了，抖抖索索給他看，他看完溫和地說：“你這次不是機器人了，你連人都不是，你隻是個機器。”還引申：“你們老說想去表達自己的思想，老覺得誰誰限製你們表達思想。我想問問，你有思想嗎？你有什麽思想我請問？真讓你開始去想的時候，真讓你拿出自己對問題看法的時候，你能有看法嗎？”
錢鋼老師是另一種風格，不訓人，也不指點人，隻是不論誰做得好，他總能看在眼裏。
我跟他哭訴，說自己除了課本，隻看過言情小說，腦中空空，敲一下都能聽到回聲。
他樂了，說不用急，好香是熏出來的。他寫的《唐山大地震》,從來沒要求兒子去看，連當中文章被收入香港學生的教材，他都覺得不安：“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需要強求，更不要變成強製。”
他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密碼，在一定年紀的時候，自然會啟動。
我苦著臉：“可我都這麽大了。”
他笑，問：“你多大？”
“七六年的。”
他說七六年他二十三歲，去唐山采訪大地震，寫了一首詩，大意是：大娘坐在那裏，路邊架著鍋，正在烙餅，她的麵粉是從山東送來的，鍋是從遼寧送來的，煤是從山西來的，油是從河南來的，全國人民都在關心唐山，在大媽的鍋裏，你看到了階級友愛。
意思是，誰都有過年輕時候認識的局限。
我說那怎麽辦，我腦袋裏舊思維習慣改不了，新的又不知道怎麽形成。他隻說，你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看曆史。
我不明白，我最痛苦的是怎麽做新聞，為什麽讓我去看曆史？
他說：“你隻管用力把一個人、一件事吃透了，後麵的就知道了。”
過了幾年，唐山地震三十年，我想去看看。孫冰川總監一開始沒批這題，我理解，這種題不好做，收視也好不到哪兒去，還麻煩。
但我也說不上來為什麽，拿著報題單又去了他辦公室。他在接電話，揮揮手讓我找個地兒坐，過了一陣子，抬頭看我愣愣地拿張紙還站著，歎口氣，伸手把紙接過去簽了。
後來有同行采訪我：“你向台裏報這個題時，是受什麽驅動？”
我說：“三十年發生了不少事兒，我也三十了，就覺得這是我的曆史，想知道。”
她問：“那時候你應該是山西一個不滿周歲的小女孩吧？怎麽會覺得這事兒跟你有關係呢？”
我跟她說：“我們會在‘九·一一’時做那麽多報道，那是另一個民族的災難，為什麽對於我們自己的災難反倒漠視呢？這一點我不明白。”
她問：“那你以前為什麽沒這個想法？”
我被問愣了一下：“到了這個年齡，像有什麽東兩扯著你一樣往回望。”
錢鋼帶我去看唐山當年的空軍機場，現在已經殘破不堪。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淩晨三點四十二分，相當於四百枚廣島原子彈威力的裏氏七點八級大地震，在距地麵十六公裏處爆發。百萬人口的工業城市瞬間摧毀，二十四萬人遇難。這個機場是幾乎所有幸存者通往外界的希望，從市區到這裏九公裏的路上，車運的、走路的、抬著擔架的……有人是用手摳著地上的石頭，一點一點爬來的，地震發生時，很多人來不及穿衣服，有老婦人赤裸著身體，隻能蹲著把一塊磚擋在身前。
一天裏，人們把衛生隊附近一個發綠的遊泳池的水都喝幹了。
當年的女醫生現已六十多歲，比劃給我看：“從你坐的地方，往北四裏，往西四裏，全是人，躺在雨裏，地上不是雨，是血水。走路的時候探著人過去，會動的是活人，不會動的就是死了。”
她白大褂下擺被染成了紅色，是被傷員和他們家人的手拽的：“醫生，救救……”最後一瓶氧氣，她給一個傷員用上。回來的時候，發現氧氣瓶周圍躺了六個人，每人鼻子裏一根導管，都接在瓶子上，也不知道哪兒找來的。
我上中學的時候，家裏有一本借來的《唐山大地震》。有個細節多年不忘，當時沒有麻藥，一位女醫生給一個小男孩用刷子把頭皮裏的沙子刷出來。這個女醫生就是她。
“四十分鍾。”她說，“沒有燈，用手電照著做的。”
她一邊掉眼淚，一邊用刀背刮那些結了血痂的淤泥。每刮一下，小男孩的手和腳就抽搐一下。六歲的小男孩，一滴淚也沒掉，不斷地念語錄：“下定決心，排除萬難，不怕犧牲……”
這些年，她一直惦記著他，想見他一麵：“就想看看他的頭皮好了沒有，留沒留疤。”但是，當年這裏的人，都沒有名字，沒有照片。當時不允許拍攝任何影像資料，尤其是傷亡的人，醫生也不能告訴家人這裏的情況，“這是機密”。火車路過唐山，必須放下窗簾。
我問她是否把地震往事告訴她的後代。她說沒有。
我問：“那到您孫女這一代，還會記得麽？”
頭發花白的老醫生搖搖頭。
“您不怕被遺忘嗎？”
她反問我：“不記得的事情多了，大饑荒你知道多少？反右你知道多少？”
我沒說話。
她一笑，把話收住了。
我采訪了一位攝影師，他是地震後唯一可以用相機自由拍攝的人，拍了一千多張，其中一張很著名，是孤兒們在火車上吃紅蘋果，孩子們都笑著。
他說其實當時車站上滿滿都是人，四千兩百多個孤兒，每個孩子頭上都別著小布條，布條上是遇難的父親和母親的名字。站台上拉著抱著的都有，哭聲震天。
我說：“那些照片我可以看看嗎？”
他說：“……不知淹沒在哪些底片裏了，從沒拿出來過，我隻拿出了笑的這張。”
我問，是不讓拍麽？
他說不是：“是我自己當時的世界觀。”
“這個世界觀是什麽？”
“就是要正麵報道地震。”
“你遺憾嗎？”
“遺憾，因為災難更應該反映的是人的本質。”有記者看完這段采訪，問我：“吃蘋果的孤兒的照片也是真實的，為什麽沒有直擊人的內心？”
我說：“那個刷頭皮的小男孩的細節之所以讓人記了很多年，那個醫生對他的情感之所以顯得那麽真實，是因為小男孩承受了極大的痛苦，是因為他的堅忍。西藏人有句話說，幸福是刀口舔蜜。唐山首先是個刀口，如果刀口本身的鋒利和痛感感覺不到，後來的蜜汁你吮吸起來也會覺得少了滋味。”
地震三十年，有一個唐山當地媒體組織的災民見麵會。我原以為錢鋼老師會反感組織起來的聚會，但他沒有。他見到當年的人，擁抱著，大力拍他們背。大家坐了一排，挨個按要求發言，到他發言，就誠懇地說兩句。
可是我和老範有點犯愁，這種形式感太強的見麵會，左繞右繞也繞不開安排的痕跡，要不要拍？如果拍了，怎麽能用在片子裏？隻好作罷。
事後卻後悔。
陳虻說過一個事兒。有個片子記錄山東最後一個通電的村子，拍完編導回來說：“陳虻，抱歉，片子沒拍好。”
他說：“為什麽？”
編導說：“因為當天來了另一個電視台，非要‘擺拍’。比如說農民家裏白紙裹的那種鞭炮，隻有半掛了，一直烤在爐台上，舍不得放，就等著通電這天。結果這些當地電視台的不幹，覺得這不夠氣氛，愣要給人家買一掛紅鞭炮，讓農民拿一竹竿挑著、舉著，他們就拍。農民被他們擺布得已經莫衷一是，不知道該怎麽弄，整個人的狀態都不準確了，所以我們沒有拍好。”
陳虻聽完說：“你為什麽不把擺拍新聞的過程拍下來呢？”
大家都愣一下。
他說：“在認識這個事件的時候，有一個幹預它的事件發生了，但你原本可以通過拍攝它，看到這背後更深刻的真實，你失去了一次認識它的機會。”
見麵會上，有位高位截癱的女性被介紹是身殘誌堅的典型。會後錢老師帶我們去了她家。
采訪時，我才知道，地震後她脊髓斷裂，定下婚約的戀人離開，她嫁給了另一位殘疾人，醫生說她不能生孩子，但她決定當一次母親——“我要奪回地震從我身邊奪走的一切”……小孩生下來了，但不到三個月就夭折了，之後她三年沒出門，把自己囚禁在家裏。
見麵會的當天，是當年她兒子夭折的日子。現場需要的，是一個抗震救災的典型，她說：“無法表露一點哀傷。”
我以為她會憤怒或者難受，但沒有。她拿出當年寫的書，說在那個年代她也曾經塑造過自己，捏造過情節。她在書裏寫，地震之後，哥哥看到她被壓在木板下麵動不了，卻沒救她，而是先去救別人。她疼得撕心裂肺，她哥哥卻在救完三個外人之後才來救她……但真實的情況是，她哥哥當時非常著急，和別人一起把她抬上了擔架。
她拿出書來給我看，不掩飾，也沒辯解。
去唐山之前，我對這段曆史了解很少，我是帶著逆反、帶著“認識曆史，吸取教訓”的預設去的。但她是活生生的人，一邊把頭發編成辮子，一邊帶著點羞赧問我：“這樣上鏡行嗎？”我端詳一會兒，把口紅給她，讓她塗上一點。我問她采訪前要不要先去上個廁所，她挺平靜地說：“癱瘓後小便失禁是感覺不到的，常常是褲子尿濕了才知道，來不及，隻能在輪椅裏坐深一些。”
罪是她受的，但她沒有痛恨過去，連底掀翻。她一直留著七十年代與戀人的通信，怕這些信腐壞，就把信剪下來貼在本子裏，在旁邊手抄一遍，這樣想看信的時候，就不必翻看原件了。十年前她與戀人重見，男人看到她坐在輪椅上的模樣，放聲痛哭，她反過來安慰他。三十年來，她承受這一切，就像接受四季來臨。
采訪這樣的人，如果隻是為了印證自己已經想好的主題，這個主題不管多正確，都是一種妨害。談了一個多小時後，她說：我接受了這麽多采訪，但我從來沒這麽談過。
我隻是一直在聽而已，聽我從沒經曆過的生活。
她說地震後躺在地上，天上下著雨，她渴極了，張開嘴，接雨水喝。她的手碰到一條大腿，還以為是死人呢，沿著那條腿往上摸，摸到腰上才發現是自己的身體，腿已經沒有任何知覺。她抬頭看四周：“我覺得我已經破碎了，和唐山一樣。整個都拾不起來了，我後來所做的不過是把我一點點撿回來然後拚湊在一塊，跟唐山一樣。”
我小臂上全是碎雞皮疙瘩，就像那雨水也澆在我的身上。
唐山的節目播了。有記者問我：“這樣的節目有什麽呢？不過是把我們對災難的想象具體化了。”
我說：“錢鋼在八十年代已經意識到文學的本質是人，災難的本質就是災難。過了二十年，我們又重新回到這個軌跡上。換句話說，錢鋼在八十年代所做的那些努力，放到現在也並不奢侈。”
還有人在節目留言裏問我：“有那麽多人民更關心的事，為什麽要做陳年的舊事？”
是，土地拆遷，醫療事故，教育腐敗……哪一項都是“人民”更現實更切身的問題。為什麽要去掀動陳舊的曆史？
很多人也問過崔永元這問題。
二〇〇八年，他離開了新聞，去做口述曆史的工作，訪問當年參加過抗日戰爭的中國老兵。走之前給我打過一個電話，說：“這時代太二，我不跟了。”
有一年他去日本nhk電視台，密密麻麻的中國影像資料。操作的小姐問他看什麽？他說看東北。問東北什麽，他說看張學良，“張學良調出來了，最早的是九·一八事變三天後的九月二十一日，三十分鍾，張學良的演講。我記得很清楚，裏麵說了一句，委員長說，兩年之內，不把日本人趕出滿洲，他就辭職。這是張學良演講裏說的，我當時很受刺激。”
他的刺激是，我們也是電視工作者，但沒有這樣的資料，“而且這三十分鍾拿回來，誰也不會把它當回事”。
他跟我說：“是林語堂還是陳寅恪說的，這個民族有五千年曆史，非常了不起。他說，不管怎麽個混法，能混五千年就了不起。我覺得他一針見血。這個民族淺薄，沒有文化，不重視曆史。我說這個話根本就不怕得罪誰，就這麽淺薄。”
中國這些參與曆史的人很多已死去，有的正在老去，正在失去記憶。“不能再等了。”他說。
他做曆史：“《論語》都是孔子死三百年以後才成書的，已經都不對了，再心得一遍，不知道說的是誰的事。我們做口述曆史這件事，就是直接聽孔子說……世世代代老聽心得，進步速度會非常慢。”
他采訪的是參加抗日戰爭的國共老兵，題目叫《我的抗戰》，“我們總說國家要體麵，如果生活在這個國家的每一個人都灰頭土臉的，我不相信這個國家會體麵。所以我建議多用‘我的’，少用‘我們的’。”
二〇一〇年我主持《我的抗戰》發布會時，他已經采訪了三千五百個人，有時候一個人采訪一個多月，一百多盤帶子。收集的口述曆史影像超過了兩百萬分鍾，收集的紀錄影像也超過兩百萬分鍾，收集的曆史老照片超過了三百萬張。兩年花了一億兩千萬，這些錢都是他自己籌來的，到處找，“最感興趣的投資人是我們抗戰的對手，日本人。”
底下人笑。
我說：“很多人覺得這些事應該是搞研究的人來幹。”
他一笑，多麽熟悉的嘴角一彎：“他們在評職稱，還有更緊要的事。他們評完職稱也會想起來幹，不著急，誰想起來誰幹。”
有一位電視台的同行，站起來請他談一些對當下電視台紀錄片的看法。
“我對電視台的使命和節目編排沒有什麽想法，我也不願意想，因為那樣可能會耽誤我幹正事。我有那個時間，就能多采訪一個人，多整理一些材料，這樣可能更有功德。我現在想，我二〇〇二年為什麽得病，就是老想不該想的事，現在為什麽快樂，就是不想那些事，隻想怎麽把該做的事情做好，這一點可能更重要。”
他在台上衝我笑，說：“柴靜那時候總看到我憂鬱的樣子，不開心，但是她最近看到我，我很高興。”
二〇〇二年時，他不大上“實話實說”了，有一些傳聞，說的人都欲言又止。有次大夥在食堂吃飯，他坐下自自然然地說“我的抑鬱症”，場麵上靜得有點異樣。
有天我坐在電腦前，辦公室門一響，小崔進來了。我很意外：“你找誰？”
“找你。”他拉過一把藍布工作椅，坐我對麵。
我們對坐著聊天，同事路過說：“嗬，真像調查的采訪。”
這不像普通辦公室裏的閑談。他一句寒暄沒有，談的是都直見性命的事。這些話題我不陌生——讓人失望的現實，缺少良知，缺少希望，玦少堅守的人……這些話，很多人在攝像機的紅燈麵前說，很多人在文章裏說，很多人在喝酒後說。他是在一個平凡的下午，坐在一個並不熟絡的同事麵前談這些。他說話的樣子，就好像，就好像這些東西都是石頭一樣，死沉地壓著他，逼著他。
我隱隱地有些不安。我隻能對他說我們需要他，不是因為他有名，或是幽默，而是他代表著我心裏評論部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這是那塊牌子上“前衛”兩個字在我心裏的意義。姚大姐過來找我問個事，他立刻起身走了。
臨走拉開門，又回身說了聲“謝謝”。
我一時不知說什麽好，有點心酸。
他說現在一遍遍看自己片子裏的這些抗戰老兵：“我每看這個，就覺得自己非常渺小，我們受那點委屈算個屁啊。這裏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多沉重的詞啊，對他們來說小意思。受盡委屈，有誤會，沒有錢，半輩子吃不飽飯，兒女找不到工作，女朋友被人撬走，鄰居一輩子在盯著你。當我每天看他們經曆的時候，我忽然覺得我這個年齡經曆的所有事都特別淡。”
看片會上，拍《我的團長我的團》的康洪雷坐在底下，他說拍該劇之前自己隻知道抗戰時國民黨的將領杜聿明、孫立人，他們確實戰功赫赫，很有名，有文字記載。“可下麵的士兵就沒有人知道了。我和蘭曉龍開車沿著昆明一路走，一個一個采訪，越了解渾身越顫栗，越顫栗就越想了解。”
他拍《激情燃燒的歲月》之前，聽父親說了快五十年往事，每次回家都要說，采訪後，才發現這些國民黨老兵和他的父輩完全不一樣，“他們從來不說。越不說我越想知道，於是我們利用各種技巧，各種各樣的方式，一點點地知道。”
采訪完，他和蘭曉龍回到酒店，相對號啕。“之後我們在想，哭什麽呢？是哭這些老兵壯麗的往事和寂寥的今天，還是哭什麽？後來發現，我們哭我們自己的無知，自己的可憐。我們快五十歲了，中國抗戰這麽大塊波瀾壯闊的史實，你居然絲毫不知，你不可悲嗎？所以，就有了《我的團長我的團》。觀眾可以說好，可以說不好，但就我個人來說，我快五十的時候，做了《我的團長我的團》，隻是為了讓自己心安。”
會上有觀眾發言，很動感情。
小崔拿過話筒說了一句：“我想補充一點，我聽出一點危險。我不希望大家誤解這個片子，《我的抗戰》就是‘我的抗戰’，是自己的敘述。你之前聽到的共產黨把日本打敗，還是國民黨把日本打敗，這個片子不負擔這個任務，不管這個事。如果你想聽我知道的宏觀敘述，那就是日本投降時，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感到很詭異。”
他說不要以為《我的抗戰》是要翻案，沒有那個味道，他和他的團隊對結論沒有什麽興趣。“去采訪幾萬個人，多少多少個小時，去重新對曆史下一個結論，可能又會誤導一批人，我們不想幹這樣的事。我希望五六十年以後終於有一本被大家公認的書，不管它是宏觀敘述的還是細節敘述的，大家認為它是真實的。它在最後寫一句‘本書部分資料取自崔永元《口述曆史》’，就行了，不要指望著我們這一代人因為這一點采訪能夠對曆史得出什麽結論，做不到。”
陳虻某天在樓下碰到我，說：“我今天琢磨出來一句特別重要的話：要服務，不要表達。”
這話沒頭沒腦，我也不知怎麽搭腔。
他說剛才在講課，有個人問他：“我們這工作，如果隻是記錄一個人的生活，跟著他走，我們自己的人生會不會沒有意義啊？”
他生氣了：“他活著，他的存在要成了你表達思想的一個道具，他活著才沒有意義呢。別在生活裏找你想要的，要去感受生活裏發生的東西。”
[文、]他說：“別瞧不上服務這兩個字，描述複雜比評論簡單難多了。”
[人、]九六年他去日本考察時，曾與《朝日新聞》的人討論如何寫評論，對方說：“現在早過了我提供觀點讓別人讀的年代，我們隻提供信息，讓人們自己作是非對錯的判斷。”
[書、]我找到一本書，是《朝日新聞》從一九八六年開始征集的讀者來信，記錄普通國民對於二戰的回憶。
[屋、]第一封信是六十六歲的熊田雅男寫的，“有人質問，當初你們為什麽沒有反對戰爭？我想，是因為國民已經被教育得對‘上邊作出的決定’不抱懷疑。”當時還是少女的羽田廣子說：“我所知道的是日本人口增加，農村凋敝，甚至迫使和我一樣的少女賣身，讓我心痛不已。列強在離本國很遙遠的地方有很多殖民地，還有國際包圍圈的壓力，讓我這個小女孩也感到受到了欺侮，而五內如焚，不管是誰，都自然而然地認為隻有戰爭才能解決問題。”
一九三八年，孩子們都要學習武士道，年滿七歲，就要穿著黑色製服，背誦當時的兒歌“和大哥哥並肩坐，我今天上學堂感謝士兵，感謝士兵，他們為國戰鬥，戰鬥為國”，向被放在大門口中心位置的天皇照片行鞠躬禮。曆史課和德育課根據天皇的《教育敕語》，“忠誠是最高的美德”。
當時小學三年級的古澤敦郎在信中回憶說：“市禮堂的柔道拳擊對抗賽，日本人與美國人對抗，從頭到尾，觀眾興奮不已，給柔道選手鼓勁，斥罵拳擊選手。最後，柔道選手取勝時，全場歡呼之聲鼎沸，接著放映電影，是‘滿洲事變’的戰鬥場麵，我軍占領敵方的地盤，升起太陽旗，觀眾使勁鼓掌。”
他說：“從小，我們對於日本在戰爭中獲勝，以及我們長大了就要當兵，沒有任何懷疑，為戰爭而生的日本人，就是這樣造就的。”
直到一九八六年，六十三歲的岩浪安男仍然認為：“為了我國的安定，必須絕對保證我國在包括‘滿洲國’在內的中國大陸的利益，如與英美妥協，等於將我國的未來聽任他們的安排。”
他說：“我是被這樣教導的，我也相信這一點。”
那麽，知識分子去了什麽地方？那些本來應該發出聲音和警示的人呢？
日軍人侵華北日漸深人時，東京大學的校長和理學院的教授曾反對日語對華教學計劃，“不要再為了日本的利益去妨害支那人的生活”，但“隨著‘跟上形勢’‘整肅學風’的聲音，自由派教授一個個被解職，或者沉默下去”。
一九二五年，《治安維持法》頒布。警察麵對“煽動”或是“不敬”，可以以極大的權力處置。一開始是不宣布對軍隊與政府不利的消息，後來發展為對軍隊和政府有利的消息要大力宣傳。那些敢於堅持獨立性、發出不同聲音的報業成為受害者，一九三六年，暴徒襲擊《朝日新聞》，砸毀辦公室，記者因批評政府被騷擾和逮捕。
之後，大眾傳媒上盛行的，是有獎征集軍歌，和“為飛機捐款”的新聞。
反對戰爭的人，被叫作“思想犯”和“非國民”。
在七十四歲的稻永仁的信裏，他記錄一個當年的小學教師，因為這個罪名而遭逮捕，又被作為現役兵扔進軍隊，老兵和下士官“眼神中帶著對知識分子的反感，因為他是思想犯，非國民，軍隊會默許對這個人的半公開的暴力行為”。
“他們先喊一聲‘摘下眼鏡’，接著鐵拳打得他鼻青臉腫，滿嘴的牙都東倒西歪，第二天早上喝醬湯也鑽心的疼。再來，釘著三十六顆大頭釘的軍鞋、棍棒、木槍都成了打人的工具。用棍棒毆打臀部時，老兵讓新兵‘間隔一字排開’，從頭打，打過一輪，解散，把他單獨留下，再打第二遍，連兩年兵齡的新兵也發瘋似的對他揮舞棍棒。
“那時部隊在靠近中蘇東部邊境的老黑山露營，是國境線，有的士兵自殺了，有些人逃跑了，衛兵實彈上崗，他抱著短槍上崗時，也曾經有好幾次把槍口塞進嘴裏——但是，戰爭終究會結束，無論如何，也要看著和平和民主降臨這個國家，這個頑強的信念阻止他去死。”
在信的末尾，稻永仁說：“這個人就是我，時間是一九三八年，離戰爭結束還有很長時間。”
戰爭結束四十年後，《朝日新聞》征集這些信件，很多人寫信給他們希望停止，“我們正在極力將過去忘掉”，“翻舊賬沒有一點好處”。
《朝日新聞》的編輯說：“一個人忘掉過去可能有自我淨化的作用，但一個國家的曆史就不同了，盡量掩蓋，假裝這類事根本沒有發生過，難道我們民族的良知沒有損害麽？”
出版這本書的是美國人。“這樣的事情怎麽會發生？這些現在生活在和平中、守法的社會公民，怎麽會像野獸一樣行事？再看看我的國家，我自己那些總體上可稱為良善之輩的美國同胞，又怎麽與那些人——他們轟炸越南村莊，在驚懼中殘殺朝鮮難民——扯在一起？人們又怎麽能將那些聰明、好客、有著豐富想象力的中國人，與‘文革’中那些麻木的人們聯係起來？”
他說：“這些應該是有著足夠道德良知的個體，為什麽會落人集體性的狂熱和盲從之中？每個民族或國家的人，不妨都這樣問問自己。”
對曆史說真話，就是對現實說真話。
這本書的最後，收錄了一封十七歲的高中學生小林範子的信。
“記得學校課本裏是這樣講的：‘美國用原子彈轟炸廣島和長崎，戰爭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結束……特攻隊年輕的士兵犧牲了他們的生命，戰爭毫無意義，因此我們再也不要發動戰爭。’但為什麽是我們，而不是發動戰爭的人在反省？我在閱讀了這個專欄之後，不再坐在教室裏被動地接受別人灌輸給我的東西了，而是主動地去了解。你們這些真正了解戰爭的人，請多告訴我們一些，你們有責任把你們知道的告訴我們，就像我們有責任去知道它，這樣，一代接一代，到我們向後代講述的時候，我們才確信自己能擔起這個責任。”
錢鋼日後去了香港，不再做新聞，轉向曆史，埋頭發掘故紙堆裏的事，寫了一本書，托人帶給我一本。
其中有一個故事，是寫當年的《大公報》在國民黨治下，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立世，一紙風行。
恪守這八個字極不易，報紙因披露一九四二年河南數百萬人的大災荒觸怒蔣介石，曾被罰停刊三日，記者被捕。抗戰時報館被敵機炸毀後，把印刷機搬進山洞裏出報，困窘中仍然拒絕政府資助，被迫到鄉間收購手工紙，印刷質量令讀者忍無可忍，投書批評。報社頭版頭條刊發《緊縮發行啟事》道歉。寫到此處，錢鋼筆端有濃得要滴下來的感情：“誰聽過一家媒體對讀者有這樣的懇求？‘一，將閱讀之報轉贈親友閱讀；二，迄今為止單獨訂閱者，在可能情況下約集若幹人聯合訂閱’……”
重壓常致人屈從或憤懣，但《大公報》主編張季鸞說大時代中的中國記者，要秉持公心與誠意，“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衝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於事實，是謂盲爭”。
他說，“不願陷於盲。”
錢鋼這本書叫作《舊聞記者》，他離群而去，在港大圖書館裏裹著厚大衣，閱讀數以萬計的微縮膠卷，寫下六十年前舊報紙裏的往事。他寫道：“研究新聞史的後人，會因為不是在報紙和電訊稿上，而是在曆史讀物上發現某些記者的名字而不無惋歎，但他們終將意會的是，當曲折奔突的河流遇到沉沉壅蔽，改道是曆史的尋常，這也是一個新聞記者的職責，他似乎心有旁騖，‘改道’別出，但他根本未曾離開一名真正記者的信條。”
錢老師送這本書給我，我明白他當年讓我讀曆史的原因：“新舊之間沒有怨訟，唯有真與偽是大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