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六年兩會期間,網上有段視頻熱傳,是一隻貓被一個穿著高跟鞋的女人踩死的過程。


    視頻裏,她臉上帶著笑,照著它的眼睛踩下去。那隻貓的爪子微微舉起,無力地抓撓,直到被踩死。她踩的時候麵對著一個攝像機,錄下的視頻被拿來在網上收費觀看。


    當時在忙兩會,不及細看,路上聽到出租車裏電台主持人播報這件事,說:“已經通過對踩貓地點googleearth和人肉搜索,發現踩踏的人是一名護士,拍攝者是一名記者。”


    這兩個職業?我從椅背上坐直了。一個是同事眼裏很文雅、“有潔癖”的“白衣天使”,另一個,是扛著攝像機拍新聞的同行。


    我寫博客說這件事,寫到曾收到觀眾用dv拍的錄像,在河南,鬥狗。現場全是人,老人蹲在那兒咬著煙卷,悠然說笑,小孩子嗑著瓜子跑來跑去找最好的角度,女人們抱著臉蛋紅撲撲的嬰兒,嬉笑著站在一邊。鬥狗場上的男人跪在地上,對咬在一起、身上全是血跡的狗吼叫:“殺!殺!”他們眼睛通紅,嘴角能看到掛下來的白線。贏了的人,可以拿三十塊錢。


    我在博客裏寫:“是的,生命往往要以其他生命為代價,但那是出於生存。隻有我們人類,是出於娛樂。”


    老範有隻貓,小圓臉兒,有點小劉海兒,長得跟她一模一樣。經常我打電話給她,她就扯著兩隻後腿把貓拖到話筒邊上:“叫,叫阿姨。”貓倔得很,一聲不吭。


    我一直擔心貓跟著這樣的人也就算個苟活,但她認為自己相當疼愛貓。她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但貓養得癡肥,胖得都不會喵了。每晚她還摟著睡,貓死命掙也掙不開,第二天她一臉貓毛。


    所以,她對踩貓的人氣得很。到兩會結束,這事兒已經過去一個月,她還耿耿於懷:“走,找他們去。”直到那時,踩貓的人、拍攝者、組織買賣者,都沒有接受過媒體采訪。


    也有人說,過去這麽長時間的事兒了,還是新聞麽,還做麽?


    老範和我都沒上過新聞學院,就靠直覺和欲望來判斷,覺得新聞和時間不見得有必然的關聯,就是觀眾想知而未知的東西。


    視頻拍攝地是黑龍江與俄羅斯交界的縣城,拍攝虐貓視頻的人姓李,是我們同行,事出後離開了單位。老範給他發了很多短信,沒有回複。


    找了一天,人影兒都沒有,邊境小城,晚上鐵一樣的天,蒼灰大雪,我們又凍又餓,找了一個地兒,盤著大炕。火燒得紅旺,坐在炕上穿著單衣,熱氣騰騰吃燉酸菜,一邊說這節目算是沒指望了。老範電話響了,她臉色一變,噌地滑下炕趿拉著鞋就出了門。


    過了一會兒,她還沒回來。門開的這一縫,外麵雪把地都白了,碎雪粒子夾著風一股子一股子地鑽骨冷,小宏趕緊撈起大衣給她送出去。


    老範還站在雪裏接電話,披上衣服,下意識說聲“謝謝”。對方聽見問怎麽了,她說哦沒事同事給送衣服。


    對方沉默了一會兒說:“你剛才一直沒穿大衣站在外頭?”


    “哦,一看到你電話我忘了。”她說。


    李就這樣接受了采訪。


    這個光頭坐在我對麵,一根煙銜著,粘在嘴角懸懸不掉,“‘新聞調查’這樣的節目,隔了一個月才來做,肯定不是光來譴責的。問吧,越尖銳越好。”


    他對殺死一隻貓沒有興趣,也不享受虐待的過程。他說這麽做隻是為錢,拍下來提供給網站,一次兩千,比他一個月的工資要高,還不包括賣碟和高跟鞋的錢。


    他說:“要隻是一次性我也不會幹,這是一個可以長期做的事,有一個群體需要,這是一個產業。就像一隻耗子溜到貓嘴邊了,我隻要考慮吃不吃。”


    “你在做生意?”


    “對,不違法,沒有成本,沒有風險,收益很大。”他說。


    “那道德呢?”


    他笑一下:“公民道德規範裏又沒寫不能踩貓。”


    我問他:“人的心裏不該有這樣的天性嗎?”他說:“剛開始看的時候有一點點感覺,然後就麻木了。”說完眼睛不眨看著我。


    “什麽讓你麻木呢?”


    “利益。”他答得飛快。


    他不準備懺悔,也不是為了挑釁,這就是他真實的想法。


    老範坐邊上,後來她寫道:“說實話,他的坦率讓我絕望。一個過於主動甚至積極坦白自己內心陰暗麵的人,往往會讓原本想去挖掘他內心弱點的人感到尷尬和一絲不安。他甚至都不為自己辯解一句。為什麽不在鏡頭麵前,哪怕是偽裝歉意向大家懺悔以乞求寬恕呢?”


    采訪間歇,老範跟他聊天。李說起多年前也曾經養過一隻貓:“養了十七年,自己老死的,我經常抱著她睡。”我們都一愣。


    “如果現在付錢給你,讓你踩你自己的那隻貓呢?”老範試探地問。


    “這個如果不存在,她在十幾年前就已經去世了。”


    “如果有如果呢,你就當是一個心理實驗。”


    “我會收下錢,讓人把她帶走,不要讓我看見。”


    “如果一定要你看著,當麵踩死呢?”


    “如果……錢高到一定程度的話,可以。”


    老範是個七情上麵的人,臉上明明白白掛著傷心。這時候李開始反問她:“如果你也養貓……”


    她打斷:“不用如果,我就養著一隻貓。”


    “如果他們付給你足夠髙的價格呢?”


    “絕不可能!”她說得斬釘截鐵。


    “五百萬。”


    “絕不會。”


    “一千萬。”


    “不會。”


    “五千萬。”


    “不會。”


    “一億!”


    她臉上像有個頓號一樣,很短地遲疑了一下。


    “不會。”她回答。


    他詭譎地笑了笑:“如果更多呢?總有一個能打動你的點吧?你隻是不會那麽輕易地動搖你的底線,這是你和我的區別。”


    知道我們要做這期節目後,有人在我博客留言:“我們要維護一條道德的底線。那條底線,是對生命的尊重,一個社會是有規則的,不是隨性而為,不是暴力、濫交、背叛、屠戮!”


    在同一頁的留言裏,另一個人說:“到底什麽是道德的底線呢?曾經有人問過我,我說因為每個人的道德觀不同,所以這個底線是沒法規定的。他說至少要有個底線嘛,像孝敬父母什麽的。我說,每個人的處境不同,遭遇不同,所以想法不同,你怎麽知道你的底線就一定是別人的底線呢?他沒再回答。”


    道德是什麽?


    采訪完,深夜裏,我和老範人手一本日記,埋頭刷刷寫,麵對這讓人迷惑的古老問題。


    孟子說,“仁”就是“道德”……那麽,什麽是仁?他說,惻隱是“仁之端”。但惻隱是什麽?對象是誰?在什麽範圍內存在?每個人有自己的理解。


    我寫過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德國醫生施韋澤的故事,他在非洲叢林為黑人服務五十餘年。在書裏他寫道:


    “無論如何,你看到的總是你自己。死在路上的甲蟲,它是像你一樣為了生存而奮鬥的生命,像你一樣喜歡太陽,像你一樣懂得害怕和痛苦,現在,它卻成了腐爛的肌體,就像你今後也會如此。”


    在那篇文章的最後,我寫道:“如果我們對一隻貓的死亡漫不經心,我們也會同樣漫不經心地蔑視人的痛苦和生命。”


    李的同事說他曾經救過四個人,高速公路上發生了車禍,四人受重傷,他路過,把幾人陸續送到醫院。


    我問他,他說因為“看不過去”,但他對一隻貓的死不以為意,“網上說我殺了貓,接下去就會殺人,殺完人就會變成希特勒,搞種族滅絕。”他笑了一下,說:“其實對動物不好的人不一定對人不好,對動物好的人也不一定對人好。”


    踩貓的視頻被放在一個叫“crushworld”的網站上,這網站一個月的注冊量超過四萬,事發之後李聽到了無數的聲討,可他收到的信裏,還有一些,是通過新聞報道知道他的地址後,向他買光盤的。


    “不要以為他們離你很遠,他們當中有官員,有商人,什麽人都有,他們就是你生活裏的普通人。”他說,“事件過去之後,這個市場還會存在,因為需求存在。”


    他解釋:“因為如果規則隻是道德的話,人的道德底線是不一樣的。”


    “假如當時這個行為是違法的,有明確的法律規範,你覺得你會做嗎?”我問。


    “不可能。”


    “絕對不會?”


    “這個底線堅決不能超越。”


    十九世紀初,英國有人提出禁止虐待馬、豬、牛、羊等動物。提案在國會引起巨大爭議,最終被下院否決,這是人類曆史上首次試圖從法律上肯定動物以生命體存在。一八二二年,世界上第一個反對虐待動物的法案在英國出台,之後,陸續有一百多個國家通過《反虐待動物法》。不過中國目前還沒有此項法律。


    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霍爾姆斯說:“法律不是一個道德或是倫理問題。它的作用是製定規則,規則的意義不在於告訴社會成員如何生活,而是告訴他們,在規則遭到破壞時,他們可以預期到會得到什麽。”


    我們問李,看視頻的到底是什麽人?


    他說:“我不知道,知道我也不能說。”


    我們在杭州找crushworld網站的負責人gainmas,他姓郭,名字、車號、住址、手機、照片都被人肉搜索過,貼在網上。


    大風裏我們等到半夜,傳達室的人指指堆在桌上的一厚摞報紙:“已經十幾天沒人領過了,可能早搬走了,車也沒在了。”


    第二天早上七點,我醒了,老範披頭散發坐在對麵床上,問我:“咱們……再去一趟吧?”


    做新聞的人是賭徒,我通常賭完身上最後一分錢離場。她不是,她會把外衣脫了押在桌上,赤膊再來一局。


    老範上樓去他家那層看看,我沒著沒落等在一樓。十五分鍾後,我收到她的短信:“他家門開了,有人下樓了。”


    我剛奔到電梯口,門就開了,裏頭三個人,一個老頭,一個女人,還有一個男人。但這個男人跟照片上的gainmas沒有任何相似之處,比照片裏的人起碼要胖二十斤,滿臉胡子。


    我不抱指望地迎上去喊:“郭先生。”


    他本能一應。


    反而我愣了一下,才說:“我是‘新聞調查’的記者,想跟您談談。”


    他倒是平靜,說:“到我公司吧。”


    他說起自己的“偽裝”,這一個月裏,不斷有人敲他的門,給他打電話,威脅殺了他。


    采訪前,他不斷地強調自己出身於文化世家,受過很好的教育,不像網上說的那樣是一個低級的魔鬼。


    “那為什麽要讓踩貓視頻出現在你的網站上?”我問。


    他說:“這是一個戀足的網站,我是一個戀足者。”我跟老範對望一眼,沒聽過這個詞。


    他解釋:“戀足,是一個有針對性的對人體腳部強化的愛。我個人覺得,這可能是一種母係社會的遺留吧,就是一種對女權的崇拜,戀足,欣賞美麗的腿部,把它當作一種崇拜物來崇拜。”


    “為什麽對於腳的迷戀會引申出來踩踏?”


    “作為一種極端的分支,用這種方式來剝奪生命,他會感覺到一種權力的無限擴張,感覺到女權的一種無限釋放,感覺到生命被支配,他會反過來得到一種心理的滿足。”


    他說他和很多戀足者都不願意踩踏動物,覺得踩一些水果就可以了,沒有必要利用別的生命來滿足自己。但他仍然提供了這個平台給另一些有踩踏欲望的人:“因為法律並沒有像歐美國家一樣禁止這麽做。”


    我問他,為什麽會有人要看踩貓?


    “我覺得這個跟每個人心靈從小蒙受的陰影,包括受到過很大的挫折,那種報複心態有關係。”


    已經有幾十家媒體找過踩貓的女人,她始終沒有露麵。


    她已經離開了工作的醫院,也離開了家,她的女兒沒辦法上學,因為媒體會找到學校去。院長是她信任的人,幫我們在辦公室打電話給她,免提開著,聽見她的尖叫:“再來記者我就跳樓了!”


    院長慢慢按了電話,抬眼看我。我說那我們明天走吧。臨走,我委托他:“您就轉告她一聲,我們既不是為了譴責她,也不是為了同情她才來的,隻是想聽她說說看是怎麽回事。今晚正好有一期我的節目,請她看看,再選擇要不要見一麵吧。”


    當晚播的節目是“以公眾的名義”,主角是郝勁鬆和陳法慶。節目放完半小時,院長打來電話,說她同意見見你們,但隻是見一麵,不采訪。


    約在一百公裏外一個陌生城市的賓館裏,開門時我幾乎沒認出她,比視頻上瘦很多,長發剪得很短,眼睛敏感,嘴唇極薄,塗了一線口紅。


    我們說了很多,她隻是有些拘謹地聽著,說:“不,不采訪。”老範委婉地再試,她說得很客氣:“我見你們,隻是不想讓你們走的時候留下遺憾。”


    手機響了,她接了,突然站起身,“啪”一下按開電視,拿起遙控器,一個頻道一個頻道迅速往下翻。


    我們問:“怎麽了?”


    她不說話,眼睛盯著屏幕。一個電視節目剛播完預告片,要播虐貓的事。她一句話不說,眼睛盯著電視裏自己的截圖,麵部沒有作遮擋,主持人正指著她說:“沒有人性。”


    我們一起坐在床上,尷尬地把那期十分鍾的節目看完,她一言不發,走進洗手間。我聽到她隱隱在哭。


    她出來的時候,已經洗淨了臉,看不出表情,拿起包要走:“你們去吃飯吧,我不陪了。”


    我們僵在那兒。


    還是院長說:“一起去吃頓飯吧,算我的麵子。”


    雪粒子下起來了,越下越密,我們四個人,下午三點,找到一個空無一人的小館子。


    知道不可能再采訪,氣氛倒是放鬆下來。院長跟我們聊看過的節目,她一直側著頭,不跟我們目光接觸,隻是說到抑鬱症那期,我提到心理醫生說有的人為什麽要拚命吃東西,因為要抑製自己表達不出來的欲望。她擰過臉看著我,很專心地聽。


    過了一會兒,她話多了一點:“你們之前發給我的短信我都收到了,沒有刪,經常返回去看一看。”


    老範看著我傻樂。


    院長給大家杯裏倒了一點酒,舉杯。這酒烈得,一點兒下去,老範就眼淚汪汪的,斜在我肩膀上。


    王忽然說:“這是我一個月來最快樂的一天。”我們三人都意外得接不上話。


    她說事發之後,女兒被媒體圍著,沒法上學,她就一個人,一隻包,離開單位,離開父母和孩子,四處走。不知去哪兒,也不知道未來怎麽樣。但看見老範的短信裏有句“一個人不應該一輩子背著不加解釋的汙點生活”,心裏一動。


    下午很長,很靜。外頭雪下得更緊了,漫天都是。


    我們喝了挺多酒,那之前我從沒喝過白酒,但她有東北女人張羅的習慣,過一小會兒就站起身給每個人添滿。


    她說這些年,心裏真是痛苦的時候,沒人說,房子邊上都是鄰居,她就把音響開得很大,在音樂掩蓋下大聲尖叫……我問過她的同事,知道她婚姻有多年的問題,但她從不向人說起。她的同事說:“她太可憐了,連個說的人都沒有。”


    “我再喝,就回不去了。”我手臂通紅,轉著手裏那個已經空了的玻璃杯。


    “那就不回去了。”她說。


    誰也沒提那件事,但臨走前,她突兀地說了一句:“其實我也很善良很有愛心,這件事隻是欠考慮。”


    我和老範沒接話。


    晚上我們沒走。反正也不拍了,飛機明天才有,來都來了,就待一天吧。她叫上了自己的兩個朋友,約我們一起去唱歌。


    小城市裏的ktv,就是一個皮革綻開的長沙發,一台電視,頭頂一個會轉的圓球燈。她不唱,手交握著,兩膝並攏,靜靜聽別人唱。過一會兒,扭頭對我說,你唱一個吧。


    我離開k壇很多年了,實在難為情。她堅持,我看了眼塑料袋裏卷著邊兒的點歌單,指了指第一行,陳淑樺的《問》,我高中時的歌。


    誰讓你心動,


    誰讓你心痛,


    誰會讓你偶爾想要擁他在懷中。


    誰又在乎你的夢,誰說你的心思


    他會懂,誰為你感動。


    ……


    我的媽呀,這個幽怨的調調,已經多年沒操弄了,我對著雪花飄飄的電視機唱:“隻是女人,容易一往情深,總是為情所困,終於越陷越深……”


    ktv包間裏煙霧騰騰,男人們正大聲聊著,我隻好唱得聲嘶力竭:“……可是女人,愛是她的靈魂,她可以奉獻一生,為她所愛的人。”


    我唱完,把自己都肉麻著了,不好意思。她一直盯著字幕看,一直到最後一點兒音樂消失,轉頭看了我一眼,說:“挺好的。”


    過了一會兒,誰點了一首的士髙舞曲。音樂響起,頭頂小球一轉,小包間都是五顏六色小斑點,在座的人有點尷尬地坐立不安。


    她忽然站起身把外套脫了,我吃驚地看著,這人身上好像發生了小小的爆炸,從原來的身體裏迸裂出來,她閉著眼睛,半彎著上身低著頭狂熱地甩,撲得滿臉是頭發,就是這一個姿勢,跳了半個小時。別人也站起來陪著她跳,但她誰也不看,不理。


    深夜,我們回了賓館,送她到房間,也沒開燈,借著街燈的光斜坐著。


    她忽然說起踩貓當天的事,李是怎麽找的她,怎麽說的。她根本不在乎錢,一口就答應了。他們怎麽找的地方,怎麽開始的。說得又多,又亂,又碎,像噴出來的,我和老範都沒有問的間隙。又說起二十二年的婚姻,她弄不明白的感情,她的仇恨……她強調說,是仇恨,還有對未來的絕望。


    “我覺得我再也不會有歸宿了。”她說,“男人不會愛我這樣的女人。”


    我和老範沉默地聽著。她忽然說:“你們錄音了嗎?”


    老範立刻把身邊的東西都掀開:“怎麽會呢?我們肯定尊重你怎麽會這麽……”


    她打斷:“不,我是說,如果錄了音的話,你們就這樣播吧。”我和老範對看一下,沉默了一小會兒,我說:“你休息吧。”


    第二天早上,七點,院長來敲我們的門,說:“她同意接受釆訪。”


    我們在攝像機麵前坐下來,拍她的剪影。


    她帶著笑容,甚至愉快地和我的同事們都打了招呼。


    我們從她在網上寫的公開信說起,信裏她道歉:“我不需要大家的同情,隻求你們的一份理解,有誰能理解一個離異女人內心的抑鬱和對生活的煩悶?正是這份壓抑和煩悶,使我對生活喪失信心,致使發泄到無辜小動物的身上,成為不光彩的角色……我是多麽可悲、可恨。”


    我問她:“後來為什麽要在網上寫那封公開信呢?”


    “讓他們能對我有一份理解。”


    “你希望大家怎麽理解你?”


    “內心深處有一些畸形吧。可以用‘畸形’這個詞。”


    “為什麽要用這麽嚴重的詞呢?”


    “心裏有病,的確是心裏有病,病態的心理。內心的壓抑和鬱悶,如果說我不發泄出去的話,那我會崩潰的。”


    她看著我,眼光很信任,有一種終於把它說出來的鬆弛。


    但是問完這些,我必須往下問,這是一期節目,我是記者。


    “你為什麽要麵帶微笑?”我指的是她踩貓的時候。


    “我笑了麽?”她是真不知道。


    “你是說你都沒覺察到自己臉上帶著笑容?”我心裏咯噔一下。


    “是。”


    “怎麽踩是他們給你的指令麽?”


    她毫無猶豫:“不是。”


    “那為什麽要選擇踩它的眼睛呢?”我問。


    “這個細節不要描述了。”


    “你為什麽不想再談起這些細節?”


    “如果再談起這件事,好像又勾起我這些仇恨,不要談這些了。”“你是說你把它想象成你仇恨的人,我可以這樣理解嗎?”


    “對,可以這麽理解。”


    “你踩的時候能聽見貓在叫嗎?”


    “當時頭腦一片空白,好像什麽都沒想過,也沒有感覺到什麽。”


    “你沒有意識到腳下這是個生命?”


    “沒有。”


    “你後來為這件事情自責過嗎?”


    “嗯。”


    “你曾經有過極端的念頭嗎?”


    “有過,我總感覺我內心受的傷,好像任何人都幫不了我,這些不談了,我不想談這些。對不起。”


    她哭了。我知道她痛恨在別人麵前流淚,對她說:“你去房間休息一會兒吧。”


    她起身離開,我們幾個在房間裏等著,沒人說話。過了十幾分鍾,我去敲她的門,沒有反應。我突然想起,她的同事提過她有美尼爾綜合征,這種病受到驚嚇或是情緒極激動時可能會發生暈眩,我大聲叫來服務員打開房門。


    她蜷在床上,縮作一團,手指僵硬痙攣,撕扯著枕頭。我蹲下來,給她把脖子上的絲巾解開,她皮膚滾熱。我試著去觸摸她的手,她掙開了我。


    我們叫來醫生,注射了十毫克的安定,她才平靜下來。


    我和老範坐在床邊看著她。


    慢慢地,她睡著了。


    回去路上,大家都許久不說話。


    小宏說:“你的問題太刺激了,讓她窘迫了。”他看了看我,又安慰性地補了一句:“當然,你也不能不問。”


    之後誰也不再提這件事,包括老範。夜裏,老範睡了,我睜著眼睛,台燈的光擰得很微弱。本子上什麽也看不清,我還是用圓珠筆歪歪扭扭地寫下來:


    “作為一個記者,通往人心之路是如此艱難,你要付出自己的生命,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但又必須在真相麵前放下普通人的情感……在這個職業中,我願意傾盡所有,但是,作為一個人,我是如此不安。”


    放下筆,我給王發了一條短信,希望她了解這個采訪對我來說絕不輕鬆,但是我希望,承受痛苦對我們都是一種清洗。


    她沒有回。


    後來我才知道,老範在機房編這段的時候也很掙紮。王的臉作了遮擋,但鏡頭裏可以看見她臉上帶著的那點笑容,側影的弧度。


    老範說一直不敢看那笑容,總是下意識地用機器擋住眼睛。她知道很多人都期待著王在鏡頭麵前低頭和懺悔,以便寬恕她。


    “她的表情即便不是哭泣,最少也應該是沉痛的。”老範寫道,“可是她居然笑著。”


    機房的深夜裏,老範再次麵臨“雙城的創傷”時的選擇:要不要把這些人性複雜的狀態剪上去?會不會違背觀眾的願望甚至觸怒他們?


    她說後來想起我告訴她的一件事。


    非典的時候,小鵬目擊過一件摧折我心的事,當時我轉身走了,他沒來勸我,去跟大家會合吃飯了。我找了個地方坐了一會兒,也去了。


    張潔有記錄的習慣,他讓小鵬拍一些大家的資料,小鵬就拿個dv問各人無厘頭問題,大家鬧哄哄。


    問到我,他說:“你怕什麽?”


    我跟邊上人說笑,沒理他。


    他說:“我知道你怕什麽,你怕眼淚流下來。”


    大家哄笑:“靠,太作了太作了。”


    我嬉皮笑臉把dv接過來,倒轉鏡頭對著他問“那你最怕什麽呀?”


    他看著我,說:“我最怕看見眼淚流下來。”


    這幫壞蛋笑得更厲害了:“你倆是不是相愛了?”小鵬也一笑,把機器收了。


    老範說她坐在機房的屏幕前,想起這件事,看著王的臉,理解了“有的笑容背後是咬緊牙關的靈魂”。


    最終她剪了上去。


    虐貓事件中,有網友發起人肉搜索,公布過這三個相關人的個人信息,有人把這幾個人的照片製成通緝今,以五十萬買他們人頭。我們采訪了搜索的發起者,他問起我郭的情況現在怎麽樣,我簡單說了說,他沉默了一會兒。


    我說:“你為什麽要關心他的處境?”


    “他現在的處境吧,多多少少跟我有一些關係,我這邊想跟他說一聲抱歉。”


    “有的人覺得,如果一個人可以直接對動物做出很殘忍的事情,那麽為什麽我們不可以用語言來攻擊他呢?”


    他說:“當初他做出這樣的行為以後,就已經是錯了,既然他都錯了,為什麽我們還要跟著他一起錯呢。”


    “你說的這個錯是指什麽?”


    “他攻擊了動物,而我們攻擊他。”


    “攻擊的背後是什麽呢?”


    “是在發泄,發泄當時憤怒的感情。”他說。


    片子播出後,有人給老範留言說:“踩貓拍貓的人不見你譴責,倒讓正義的人道起歉來了,這是什麽邏輯?”


    有天翻書,看到斯賓諾莎在《倫理學》裏說:“嘲笑、輕蔑、憤怒、報複……這些情緒,都與恨有關或者含有因恨而起的成分,不能成為善。”


    初做記者,我有過一個習慣,問那些被指證的人:“你不對這件事感到抱歉嗎?你要不要對著鏡頭對當事人表達一下?”總覺得這樣才能收場。袁總有一次批評我:“媒體不能介入,隻能在對方有需求時提供平台。”這個界限細如一線,但決不能邁過。


    有次采訪一位老人。十六年前他是校長,被人勒索,未答應條件,對方強迫未成年少女誣陷校長嫖娼,並作偽證,校長上訪十六年,才得以脫罪。


    當年的少女已經是母親,在我們鏡頭前麵掉淚後悔,向校長道歉。


    校長並不接受:“這麽多年,你隻需要寫封信來就可以了,為什麽不呢?”


    辦這個案件的是一個當年二十出頭的警察,冷淡地說工作太忙,沒空考慮此事。


    老校長長歎一聲:“原諒他吧,原諒他吧……他跟我三小子一樣大,不要處分他,我嚐過處分,那個滋味不好受。”


    誣陷者現在是一個整天坐在門口太陽地裏的老人,六十四歲了,腦血栓,滿臉的斑,已經很難走路,也不會講話了,但能聽懂我說什麽,拿棍子在地上劃。


    我拿張照片給他看:“你能幫我回憶一下嗎,十六年前在派出所的時候曾經指證過這個人說他嫖娼,到底有沒有這回事兒?”


    他拿棍子狠狠敲地:“有。”


    “您親眼見著的嗎?”


    他點頭。


    “警察說,那個小姑娘是你找來的。”我說。


    他不答,勾起眼睛紮了我一眼。那一眼,能看到他當年的樣子。


    我看了一眼他身後的房間,他住在一個櫃子大小的三合板搭成的棚子裏,被子卷成一團,旁邊放著一隻滿是積垢的碗,蒼蠅直飛。鄰居說他老婆每天來給他送一次飯。


    我問他:“你現在這個病有人照顧你嗎?”


    他搖頭。


    “孩子呢,不來看你?”


    搖頭。


    他臉上沒有悔恨,也沒有傷感。


    真實的人性有無盡的可能。善當然存在,但惡也可能一直存在。歉意不一定能彌補,傷害卻有可能被原諒,懺悔也許存在,也許永遠沒有,都無法強製,強製出來也沒有意義。一個片子裏的人,心裏有什麽,記者隻要別拿石頭攔著,他自己會流淌出來的,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斯賓諾莎還說過一句:“希望和失望也絕不能是善。因為恐懼是一種痛苦,希望不能脫離恐懼而存在,所以希望和失望都表示知識的缺乏,和心靈的軟弱無力。”


    這話太硬了,我消化了好久。


    他界定“觀察”的實質是:“不讚美,不責難,甚至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認識而已。”


    虐貓那期節目播出後,我收到王的短信。


    看到她名字,我沉了一下氣,才打開。


    她開頭寫“老妹”,說:“節目我看了,非常感謝你們尊重我的感受,看了節目我有一種輕鬆感,心裏也沒有太大的壓力,請你放心。”


    她要的並不是同情,節目也沒給她同情。采訪對象對一個記者的要求,不是你去同情和粉飾,她隻期望得到公正,公正就是以她的本來麵目去呈現她。


    有人說,那麽她內心的暴力和仇恨怎麽辦?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運,有自己的鬱積和化解,我不太清楚怎麽辦,也不敢貿然說。


    二〇一〇年,在雲南大理旅行,當地朋友約著一起吃飯,當中有一對父子,兒子是一個十五六歲的黑瘦男孩。從小失母輟學,看了很多書,跟大人交談很敏銳,也很尖刻,往往當眾嘲弄,一點情麵不留。他坐我邊上,說常常折磨小動物,看著它們的眼睛,說垂死的眼睛裏才有真實。


    “有時候……”他逼近盯著我說,“甚至想殺人。”


    他帶著挑釁,想看到人們會怎麽反應。


    我問他,為什麽想殺人?他靠回椅背,說討厭周圍虛偽的世界,隻能在暴力中感到真實。


    我說:“你說的這種真實感要靠量的不斷累加才能滿足吧。”


    他看著我,意思是你往下說。


    我說你可以去看一本書叫《罪與罰》,講一個人認為隻要上帝不存在,殺人就是可以的,是意誌的體現。這本書就講了他真的殺了人之後全部的心理過程,最後發現殺人滿足不了人,“什麽是真實?真實是很豐富的,需要有強大的能力才能看到,光從惡中看到真實是很單一的,人能從潔白裏拷打出罪惡,也能從罪惡中拷打出潔白。”


    他問我:“什麽是潔白?”


    我被這問題逼住,無法不答,想了一下,說:“將來有一天你愛上一個人,她也愛上你,從她看你的眼神裏流露出來的,就是真正的潔白。”


    一桌子人都是旅客,深夜裏雨下起來,沒有告別就匆匆散了,我擋著頭回客棧的路上,背後青石地上有個人踢踢踏踏跑來,是這個孩子,過來抱了我一下,什麽也沒說,倒退了幾步,就頭也不回地在微雨打濕的光裏返身跑走了。


    當年我們拿到的河南鬥狗的線索,有一位叫馬宏傑的攝影師也在拍,拍了好幾年,他跟組織鬥狗的老板是朋友。對方不久前還給他打過電話,很熟稔的口氣:“哥很不幸啊,又娶個新媳婦。”


    很明顯他不是站在動物保護者的角度去拍的。


    我問他:“你沒有那種難受嗎?”


    他沒正麵回答這個問題,隻說不輕易用譴責的方式,他想“知道為什麽”。


    《耍猴人的江湖》,他陸續跟拍了八年。跟農民一起扒火車出行,帶著饅頭和十公斤自來水,眾人躲在下雨的敞篷車廂裏,頭頂塑料布站著。猴子套著繩索,鑽進人堆裏避雨,都瑟縮著。


    有張照片是耍猴人鞭打猴子,鞭子抽得山響,一個路人上前指責猴戲藝人虐待動物,要驅逐他們。下一張是猴子像被打急的樣子,撿起一塊磚頭向耍猴人老楊扔過來,又從地上操起刀子和棒子反擊,攆得老楊滿場跑,圍觀者開始喝彩,把石頭和水果放在猴子手裏。收工之後,老楊說這是他和猴子的共同表演,鞭子響,不會打到猴子身上,否則打壞了靠什麽吃飯?這場戲有個名字,叫“放下你的鞭子”。


    收的錢有張五十元是假幣,老楊心情不好,盛了一碗飯蹲在窩棚邊吃,大公猴拿起一塊石頭扔到鍋裏,把一鍋飯菜都打翻了——因為每天回來吃飯,猴子都是要吃第一碗的,這是祖上傳下的規矩,老楊這一天忘了。


    最後一張照片,是老楊的小兒子,摟著小猴子睡在被窩裏,小猴子露出一隻小腦袋,閉著眼睡著了,一隻細小黑毛手掌擱在孩子的臉上。


    生活就是生活。他沒有隻站在哪一方的立場上。在赤貧的中部鄉村,曆史上的黃河故道,土壤沙化後的貧瘠之地,猴子和人共同生活了六百多年。人和動物就是這樣,心裏磨著砂石,相互依存,都吃著勁活著。


    刊登這些照片的《讀庫》主編老六說,他選這些照片的原因是:“預設主題進行創作,是一種可怕的習慣。往往大家認為拍弱者,都要拍成高尚的,或者讓人同情心酸的,但是,馬宏傑超越了這種‘政治正確’。”


    我跟六哥說,做節目常犯的毛病是剛爬上一個山頭,就插上紅旗,宣告到達,“馬宏傑是翻過一座,前麵又是一山,再翻過,前麵還是,等到了山腳下,隻見遠處青山連綿不絕。”


    馬宏傑說他會一直把這些人拍下去:“拍到他們死,或者我死。”


    我問他的原則是什麽。


    “真實。”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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