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西延伸的道路依然彎彎曲曲。路旁枯了的鴉片煙苗，開始發出嫩芽。麵色黝黑，手足肮髒的乞丐，提著竹籃，三三兩兩，在慢慢地走。牆壁上有許多奇形怪狀的漫畫，不是畫的共產共妻，就是殺人放火。還有許多標語，不是寫的打倒共產黨，就是擁護中國國民黨……
標語中有些字跡加上一層和牆壁相同的顏色，在加塗的顏色下，隱藏著模模糊糊的字跡，仔細看去，在“殺人放火”四字上麵隱約見到“禍國殃民”四字；“共產”二字上麵，是“國民”二字。
陳廉急急忙忙走到標語麵前，用黑顏色再重疊寫上去，這樣新的又掩蓋了舊的，“禍國殃民”及“國民”等字顯了出來，一句反對共產黨的標語很快成為反對國民黨的標語了。
老百姓三三兩兩，不緊不慢地圍攏來，他們臉上頗為平靜。隻有小孩子，看見壁上紅紅綠綠，就指手劃腳地當美術來欣賞；而有些曆盡滄桑的老人們，則發出深沉的歎息聲。
陳廉改了幾條標語後，指著舊標語，問老百姓說：
“同誌，這些標語是幾時寫的？幾時改的？”
一個鬢發斑白的老漢，感歎地說：
“唉呀！幾時寫的，我也記不大清楚了，不過知道一點，五年以來，這些標語都是曾經改過多次的。看到紅軍寫，白軍塗，白軍寫，紅軍塗；他們寫的時候，常常高興地念一次兩次，我雖然是個瞎子，但現在無論怎佯改，我也可以認識了，橫豎改來改去，不是說打倒你們同誌，就是說打倒那些反動家夥。”老頭蒼老的眼睛向四周掃射一下，繼續說，“你們這些改字的地方，牆壁都厚了一層！”
“這裏的蘇維埃是什麽時候成立的？”
“成立！”老人幹枯的眼裏，突然射出一道光輝，“第一次是在五年前。但五年來前後成立了三次，每次多則一年，少則兩三月，就失敗了。”
“前後成立了三次？”
“是，正是這樣，所以一句標語才翻來覆去地改。”
“蘇維埃時代，分了田嗎”
“分過的，第一次成立就分了。”
“現在呢？”
“還說什麽，一切都完了！”
“那麽，你們這裏一定有人當紅軍？”
“有的是。”
“在哪裏？”
“有些在彭德懷那裏，有些在十六師，有些是在湘鄂贛獨立第四團。”
“我有個侄子，叫劉長生。在紅軍當兵，以前有信回來。去年夏天開到你們那兒就沒有信了，所以打聽打聽。”
“劉長生，好，幫你打聽，告訴他寄信回來。”
老頭把自己的姓名、年齡、住址都說了，最後還懇求說：
“同誌，費心！費心！”
這時有兩個乞丐，左手提著竹籃，走到紅軍麵前，懇求說：“同誌，討一口吧！”
陳廉從身上掏出一兩個銅板給他們，又和老漢講話。
“這裏的蘇維埃成立過三次，也失敗過三次，分了的田怎麽辦？”
“第一次失敗的時候，國民黨縣政府，本來是要變更土地和婚姻關係。但做起來，也不那麽順利，有些土豪還在南昌不敢回來，遊擊隊有時又來打打圈子，老農們要他分東西就來得很快，要他退就那個了”老漢搖了幾下頭，“這樣拖了四五個月，北麵來了一支紅軍，紅旗又插起了，—切照舊。到去年春天。湖州何鍵的兵來進攻了，這一次進攻和過去不同。軍隊一到。清鄉隊，靖衛團、過去逃走的土豪劣紳，一齊到來。不到兩個月又翻了天，分了的土地退回了，這還不算，還要倒租，退交廢除的地租和利息，何鍵這一次進攻，除了公開殺人外，還叫本地的反動派組織暗殺隊，暗殺革命幹部和老百姓，百姓到天黑就關門睡覺，誰也不敢出去，一句話，黑了天。”
“國民黨隻有半年，北麵的紅軍又打來了，紅旗又插起來，這一次蘇維埃抬頭，百姓特別快活。正當芒種節，土豪的田地都插好了秧，農民照著過去蘇維埃政府分的田耕種，大家都覺得那年可以吃餐白米飯。可是，過了兩個多月，快要秋收了，白軍又來了，兩個多月費的力氣，又白白送給了土豪。此後紅軍雖然來過幾次，隻寫幾個或改幾個標語就走了。”
“這一帶的土豪走了嗎？”
“沒全走。”老頭說，“有些去南昌沒有回來，有的在碉堡裏麵。還有一些小土豪紅白都不走，也不住碉堡。紅軍來了照蘇維埃的辦法，白軍來了照國民黨的辦法。”
“紅軍家屬受欺負嗎？”
“怎麽不受欺負？抽捐派款按人頭算，每個還要罰款五到十塊大洋，交不出錢就抓人頂錢。”一位青年大聲說，“我們這有兩個當紅軍的，他們以前欠了土豪的錢，後來一定要他們家裏還，但無田無土，拿什麽來還？土豪就到縣裏去告狀，衙門裏出了批，把他們的老婆頂錢還。”
紅軍戰士氣憤地說：“老婆也被人搶了！”
老漢垂著頭，無神的眼睛眨了兩下，慢慢說“我們這裏最傷心的有兩件事，一件是退田。當著分了田的時候，大家得到一塊地，好象從天上掉下來金子一樣，下力耕種，哪曉得快要下喉了，又從口裏吐出來。還有一件事是自由戀愛的婚姻也被拆散，害了多少人……”
旁邊的青年農民接著說：“他老人家有個外甥女，從小就訂婚。革命後，和一個姓李的自由，去年夏天國民黨縣政府叫他和李家離婚，去和革命前許過的朱家後生結婚。朱家後生，也和別的女子自由了的，照縣的公事辦，那個女子也應該和朱家後生離婚，另和以前許過的男子結婚。可是那個男子，也和另一個女子自由，這樣一個連一個，從他老人家外甥女離婚起，共有四對半夫婦離婚。他的外甥女，以前名聲很好，從這件事出來以後，有些人就給她起了一個諢名，叫女冤家，其實她也很可憐呀……”
陳廉皺著眉頭說：“他們都不會是願意的。”
“誰願意，不過是衙門裏的公事，沒有價錢講，不然就要叫你‘腦袋吃草’，頂少也會叫你進籠子。”
“嗬！”陳廉感慨而十分憤慨地說：“現在你的外甥女呢？”
“嗨！”老頭皺著眉頭，又羞又憤，似乎不願意再說，但卻不能不說，“她第二次結婚又生孩子了，她現在是做一家的老婆和兩家的母親。她想大孩子，卻不容易見麵；她也喜歡大孩子的父親，卻沒有辦法，回娘家一次就哭一次，直到第二個孩子出世，才揩幹眼淚。”
“咦！”陳廉和他的戰友，都憤恨而鄙視地說：“國民黨！國民黨真他媽壞！”
“是，同誌！”老人親切地叫著紅軍，“國民黨把千千萬萬人的終身大事，隨隨便便改了——好象他們改標語一樣，要塗就塗，要畫就畫，哪裏替別人想一下……”
幾個衣服襤褸的乞丐，又到紅軍麵前討吃的。陳廉自言自語地說：“討口的人多了！”
“是，”老漢說，“多。”
青年農民接著說：
“我們這裏現在有三多。第一是叫化子多；第二是病多；第三是鴉片煙多——你們看到田裏種的煙苗嗎？”
“看到了，一路都是。”
“蘇維埃時代沒有吧？”
“沒有！一點也沒有。”
老漢忽然笑起來說：“蘇維埃時代也有三多，不過不是這個三多罷了。”
“哪三多？”
“哪三多！第一是糧食多，第二是豬牛多，第三是遊擊隊多。你想想有了這三多，哪裏還有那三多。”
“對，對。蘇維埃時代沒有那三多，鴉片煙是絕了種的。”
“那為什麽又種起來了？種煙合算嗎？”
“不合算。”
“不合算？不是煙價高得很嗎？”
“價錢是高，但不歸種煙的人得。國民黨隻要百姓種鴉片煙，卻不準百姓自己賣。到收煙的時候，由他定價收買，定價隻能抵上肥料和人工錢。所以很不合算。”
“不種不行嗎？”
“不行。”老漢左手張開五指，左右擺了幾下說，“你不種煙，他也要抽捐，照理來說，不種煙也不應該有捐了，不過他不叫煙捐而叫另一種捐名，同誌，你們豬豬是叫什麽？”
紅軍猜了一下，沒有猜著，老漢苦笑著說：“叫懶捐。”
“懶捐？我種別的莊稼，難道也叫懶嗎？”
“同誌，那不能由你說。他說你懶種鴉片，所以給懶捐，看你種不種。”
“呀！太可惡了！太可惡了！真是刮(國)民黨！蔣該(介)死(石)！”
老漢眉頭一皺，好象很不忍說下去似的，稍停一下，也開口了：
“我們這地方，本來山多田少，百姓好多沒有田地，有點田的又要種鴉片煙，所以很多人沒飯吃，沒力氣的，隻好討口。‘肚空必多病’，沒有飯吃的人，還管得上病？我們這裏病特別多，還有一個原因，是國民黨進攻的時侯，見人就殺，見了豬牛雞鴨也殺，他們把皮一剝，五髒六腑，頭和腳都丟了，蘇區到處是骨頭肉漿，差不多有兩個月，這一帶到處都是臭的，後來發大瘟疫，不知道病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一直到現在，病的還是很多。”
“老大伯，不要著急。”陳廉安慰老漢說，“反動派現在雖然占了上風，但總有一天要倒黴的。你們現在雖然受苦，以後一定會翻身。你的侄子我幫你打聽，你老人家現在不必掛心，他在隊伍裏麵，和我們一樣，也是很好的。”
“是，是，我不著急，我也知道紅軍將來會得天下，不過他出去很久，想他罷了。”
“老大伯，我們走了，以後再見……”
陳廉回到司令部，把所見所聞向杜崇惠匯報了。杜崇惠眉頭緊鎖，踱了幾步，自言自語地說：“這裏赤白交界，老百姓太苦了！紅軍家屬太苦了。”
他叫來了供給部長，當著陳廉的麵嚴肅地說：“拿出兩百元現金，今晚就分給紅軍家屬。”
供給部長麵有難色，剛要說什麽，杜崇惠不耐煩地瞪了他一眼，說：“知道你有困難，但要完成。怏去！”
標語中有些字跡加上一層和牆壁相同的顏色，在加塗的顏色下，隱藏著模模糊糊的字跡，仔細看去，在“殺人放火”四字上麵隱約見到“禍國殃民”四字；“共產”二字上麵，是“國民”二字。
陳廉急急忙忙走到標語麵前，用黑顏色再重疊寫上去，這樣新的又掩蓋了舊的，“禍國殃民”及“國民”等字顯了出來，一句反對共產黨的標語很快成為反對國民黨的標語了。
老百姓三三兩兩，不緊不慢地圍攏來，他們臉上頗為平靜。隻有小孩子，看見壁上紅紅綠綠，就指手劃腳地當美術來欣賞；而有些曆盡滄桑的老人們，則發出深沉的歎息聲。
陳廉改了幾條標語後，指著舊標語，問老百姓說：
“同誌，這些標語是幾時寫的？幾時改的？”
一個鬢發斑白的老漢，感歎地說：
“唉呀！幾時寫的，我也記不大清楚了，不過知道一點，五年以來，這些標語都是曾經改過多次的。看到紅軍寫，白軍塗，白軍寫，紅軍塗；他們寫的時候，常常高興地念一次兩次，我雖然是個瞎子，但現在無論怎佯改，我也可以認識了，橫豎改來改去，不是說打倒你們同誌，就是說打倒那些反動家夥。”老頭蒼老的眼睛向四周掃射一下，繼續說，“你們這些改字的地方，牆壁都厚了一層！”
“這裏的蘇維埃是什麽時候成立的？”
“成立！”老人幹枯的眼裏，突然射出一道光輝，“第一次是在五年前。但五年來前後成立了三次，每次多則一年，少則兩三月，就失敗了。”
“前後成立了三次？”
“是，正是這樣，所以一句標語才翻來覆去地改。”
“蘇維埃時代，分了田嗎”
“分過的，第一次成立就分了。”
“現在呢？”
“還說什麽，一切都完了！”
“那麽，你們這裏一定有人當紅軍？”
“有的是。”
“在哪裏？”
“有些在彭德懷那裏，有些在十六師，有些是在湘鄂贛獨立第四團。”
“我有個侄子，叫劉長生。在紅軍當兵，以前有信回來。去年夏天開到你們那兒就沒有信了，所以打聽打聽。”
“劉長生，好，幫你打聽，告訴他寄信回來。”
老頭把自己的姓名、年齡、住址都說了，最後還懇求說：
“同誌，費心！費心！”
這時有兩個乞丐，左手提著竹籃，走到紅軍麵前，懇求說：“同誌，討一口吧！”
陳廉從身上掏出一兩個銅板給他們，又和老漢講話。
“這裏的蘇維埃成立過三次，也失敗過三次，分了的田怎麽辦？”
“第一次失敗的時候，國民黨縣政府，本來是要變更土地和婚姻關係。但做起來，也不那麽順利，有些土豪還在南昌不敢回來，遊擊隊有時又來打打圈子，老農們要他分東西就來得很快，要他退就那個了”老漢搖了幾下頭，“這樣拖了四五個月，北麵來了一支紅軍，紅旗又插起了，—切照舊。到去年春天。湖州何鍵的兵來進攻了，這一次進攻和過去不同。軍隊一到。清鄉隊，靖衛團、過去逃走的土豪劣紳，一齊到來。不到兩個月又翻了天，分了的土地退回了，這還不算，還要倒租，退交廢除的地租和利息，何鍵這一次進攻，除了公開殺人外，還叫本地的反動派組織暗殺隊，暗殺革命幹部和老百姓，百姓到天黑就關門睡覺，誰也不敢出去，一句話，黑了天。”
“國民黨隻有半年，北麵的紅軍又打來了，紅旗又插起來，這一次蘇維埃抬頭，百姓特別快活。正當芒種節，土豪的田地都插好了秧，農民照著過去蘇維埃政府分的田耕種，大家都覺得那年可以吃餐白米飯。可是，過了兩個多月，快要秋收了，白軍又來了，兩個多月費的力氣，又白白送給了土豪。此後紅軍雖然來過幾次，隻寫幾個或改幾個標語就走了。”
“這一帶的土豪走了嗎？”
“沒全走。”老頭說，“有些去南昌沒有回來，有的在碉堡裏麵。還有一些小土豪紅白都不走，也不住碉堡。紅軍來了照蘇維埃的辦法，白軍來了照國民黨的辦法。”
“紅軍家屬受欺負嗎？”
“怎麽不受欺負？抽捐派款按人頭算，每個還要罰款五到十塊大洋，交不出錢就抓人頂錢。”一位青年大聲說，“我們這有兩個當紅軍的，他們以前欠了土豪的錢，後來一定要他們家裏還，但無田無土，拿什麽來還？土豪就到縣裏去告狀，衙門裏出了批，把他們的老婆頂錢還。”
紅軍戰士氣憤地說：“老婆也被人搶了！”
老漢垂著頭，無神的眼睛眨了兩下，慢慢說“我們這裏最傷心的有兩件事，一件是退田。當著分了田的時候，大家得到一塊地，好象從天上掉下來金子一樣，下力耕種，哪曉得快要下喉了，又從口裏吐出來。還有一件事是自由戀愛的婚姻也被拆散，害了多少人……”
旁邊的青年農民接著說：“他老人家有個外甥女，從小就訂婚。革命後，和一個姓李的自由，去年夏天國民黨縣政府叫他和李家離婚，去和革命前許過的朱家後生結婚。朱家後生，也和別的女子自由了的，照縣的公事辦，那個女子也應該和朱家後生離婚，另和以前許過的男子結婚。可是那個男子，也和另一個女子自由，這樣一個連一個，從他老人家外甥女離婚起，共有四對半夫婦離婚。他的外甥女，以前名聲很好，從這件事出來以後，有些人就給她起了一個諢名，叫女冤家，其實她也很可憐呀……”
陳廉皺著眉頭說：“他們都不會是願意的。”
“誰願意，不過是衙門裏的公事，沒有價錢講，不然就要叫你‘腦袋吃草’，頂少也會叫你進籠子。”
“嗬！”陳廉感慨而十分憤慨地說：“現在你的外甥女呢？”
“嗨！”老頭皺著眉頭，又羞又憤，似乎不願意再說，但卻不能不說，“她第二次結婚又生孩子了，她現在是做一家的老婆和兩家的母親。她想大孩子，卻不容易見麵；她也喜歡大孩子的父親，卻沒有辦法，回娘家一次就哭一次，直到第二個孩子出世，才揩幹眼淚。”
“咦！”陳廉和他的戰友，都憤恨而鄙視地說：“國民黨！國民黨真他媽壞！”
“是，同誌！”老人親切地叫著紅軍，“國民黨把千千萬萬人的終身大事，隨隨便便改了——好象他們改標語一樣，要塗就塗，要畫就畫，哪裏替別人想一下……”
幾個衣服襤褸的乞丐，又到紅軍麵前討吃的。陳廉自言自語地說：“討口的人多了！”
“是，”老漢說，“多。”
青年農民接著說：
“我們這裏現在有三多。第一是叫化子多；第二是病多；第三是鴉片煙多——你們看到田裏種的煙苗嗎？”
“看到了，一路都是。”
“蘇維埃時代沒有吧？”
“沒有！一點也沒有。”
老漢忽然笑起來說：“蘇維埃時代也有三多，不過不是這個三多罷了。”
“哪三多？”
“哪三多！第一是糧食多，第二是豬牛多，第三是遊擊隊多。你想想有了這三多，哪裏還有那三多。”
“對，對。蘇維埃時代沒有那三多，鴉片煙是絕了種的。”
“那為什麽又種起來了？種煙合算嗎？”
“不合算。”
“不合算？不是煙價高得很嗎？”
“價錢是高，但不歸種煙的人得。國民黨隻要百姓種鴉片煙，卻不準百姓自己賣。到收煙的時候，由他定價收買，定價隻能抵上肥料和人工錢。所以很不合算。”
“不種不行嗎？”
“不行。”老漢左手張開五指，左右擺了幾下說，“你不種煙，他也要抽捐，照理來說，不種煙也不應該有捐了，不過他不叫煙捐而叫另一種捐名，同誌，你們豬豬是叫什麽？”
紅軍猜了一下，沒有猜著，老漢苦笑著說：“叫懶捐。”
“懶捐？我種別的莊稼，難道也叫懶嗎？”
“同誌，那不能由你說。他說你懶種鴉片，所以給懶捐，看你種不種。”
“呀！太可惡了！太可惡了！真是刮(國)民黨！蔣該(介)死(石)！”
老漢眉頭一皺，好象很不忍說下去似的，稍停一下，也開口了：
“我們這地方，本來山多田少，百姓好多沒有田地，有點田的又要種鴉片煙，所以很多人沒飯吃，沒力氣的，隻好討口。‘肚空必多病’，沒有飯吃的人，還管得上病？我們這裏病特別多，還有一個原因，是國民黨進攻的時侯，見人就殺，見了豬牛雞鴨也殺，他們把皮一剝，五髒六腑，頭和腳都丟了，蘇區到處是骨頭肉漿，差不多有兩個月，這一帶到處都是臭的，後來發大瘟疫，不知道病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一直到現在，病的還是很多。”
“老大伯，不要著急。”陳廉安慰老漢說，“反動派現在雖然占了上風，但總有一天要倒黴的。你們現在雖然受苦，以後一定會翻身。你的侄子我幫你打聽，你老人家現在不必掛心，他在隊伍裏麵，和我們一樣，也是很好的。”
“是，是，我不著急，我也知道紅軍將來會得天下，不過他出去很久，想他罷了。”
“老大伯，我們走了，以後再見……”
陳廉回到司令部，把所見所聞向杜崇惠匯報了。杜崇惠眉頭緊鎖，踱了幾步，自言自語地說：“這裏赤白交界，老百姓太苦了！紅軍家屬太苦了。”
他叫來了供給部長，當著陳廉的麵嚴肅地說：“拿出兩百元現金，今晚就分給紅軍家屬。”
供給部長麵有難色，剛要說什麽，杜崇惠不耐煩地瞪了他一眼，說：“知道你有困難，但要完成。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