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人把我們的訓練稱為魔鬼式訓練,說得有點嚇人,我們身體素質好一些,又經常訓,沒有覺得怎麽樣,但確實有些項目是向生理和心理的極限挑戰的。
反過來說,有人沒事願意這樣做嗎?不會,因為對人的壓力超常了,沒人願意這麽危險、痛苦、難受。我們航天員必須要承受這些,因為是任務的需要,事業的需要,職責的需要,不是你願意不願意的事情。
我覺得作為一個人,你從事一項工作,如果是你喜歡的、願意做的,那是最好的情形,但當你能把不喜歡、不願做的事情做得很好,那麽離你取得成績和成功就不遠了。
在本質上我們和一般人一樣,都想安逸一點,過得舒服一點,但是理想、事業、任務、目標擺在麵前,它吸引你、規範你、也強迫你去做這樣的事情,而當目標成功達到的時候,那些痛苦就升華成了快樂。
平時,家人基本不清楚我們的訓練,怕她們擔心,我們回家都不提。後來家人還是看到了我們做訓練時的照片,臉都變形了,她們就覺得自己的老公在進行這樣“非人”的訓練,心裏很難受。但是她們也了解,這是任務需要,也是我們追求目標過程中必須經曆的。
有人說,經過多麽大的艱難就會得到多麽大的幸福,有多少痛苦就有多少快樂。實際上,在完成一項項“魔鬼訓練”時,我想的隻是完成任務,想的隻是戰勝困難,戰勝自己。我們所有航天員想的都是怎麽更好地完成任務,並沒有想過完成之後的幸福和甜蜜是什麽樣的。那時最大的心滿意足就是比昨天的成績又提高了一些,最大的勝利就是戰勝了自己。
我們有專門的體育活動館,平時經常打籃球、打乒乓球、攀岩,這也是體能訓練的一部分。參加文藝活動也很多,我自己喜歡彈吉他、唱歌,還有讀書演講活動,在國防科工委當時的演講比賽中,我代表航天員大隊在北京各大單位巡回演講。
我的戰友們也各有特長,我們組織了一個航天員樂隊,每個人選一樣樂器,每周有一個晚上的練習時間,總政軍樂團的老師做指導。我們從學譜子開始,懂了樂理,學會了演奏,後來參加過多次演出,積累了不少“舞台經驗”。
我和我的戰友們就這樣度過了五年多的學習訓練生活,一天天接近執行任務,實現夢想。但這並不是說一切都順風順水,期望的東西最後就能瓜熟蒂落。
從關鍵的 2001 年底到 2003 年初,我遇到了最大的困難,幾乎失去首飛機遇。
2001 年底,我妻子張玉梅得了腎病,很嚴重。此前她早就覺得不舒服,經常說自己腰疼,卻因為我訓練緊張,而 5 歲的兒子又需要照顧,一直沒有去醫院檢查,拖了大半年,直到出現尿血、血壓升高等症狀時,才慌忙去了醫院。當時就留院治療,在 301 醫院做了腎穿刺手術。
手術後的玉梅身體虛弱,一天 24 小時都得躺在病床上,可就在她做手術的第二天,我們大隊要去吉林某空軍基地進行飛行訓練。我們的所有訓練都是一次性的,缺了課不可以補,如果這次不參加,便無法彌補,那麽我的職業生涯就有了缺憾,可能導致我與即將進行的載人航天飛行失之交臂。
領導不想讓我錯過,又不忍把我從生病的妻子身邊拉開,但是,按慣例航天員不應帶著思想問題參訓。於是問我:“你能不能行?”我說:“我去!請放心,任何事情都不會影響我。”領導讓我再想想,去或不去。
其實那會兒我心裏很為難。家庭和親人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妻子多年來已經為我犧牲了許多,這時病中的她很需要我在身邊照顧。我怎能忍心不管,但是麵臨著無法彌補的訓練,我如果錯過將前功盡棄。走還是不走?我的心情充滿痛苦和矛盾。那一晚,我在病床前坐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一稱體重竟然掉了一斤半。
妻子看出了我的心思,問清情況後故作輕鬆說:“訓練你去你的,你在我身邊反而會讓我不習慣。”
當晚,我和大家一起上了火車,出發前我專門回了一趟家,第一次把屋子從裏到外徹底打掃整理了一遍。
在火車上,當時的所長宿雙寧和我一個包廂。到了部隊,大隊長申行運和我住一個房間。我知道這是領導的特意安排,他們擔心我的情緒和心理狀態。我反複向他們表示:“沒問題,保證完成任務!”而他們也反複關心我、叮囑我。
那次訓練進行得一切順利,和平時沒什麽差別。
在接下來的一年多時間裏,妻子的身體一直需要治療,每個月有十天在醫院裏度過。病床緊張,要提前預約,每次我都要提前開好轉院單送到301 醫院去,在住院部排隊辦理手續,之後再趕回航天城繼續訓練。
在玉梅住院時,兒子沒人照顧,我被特許可以住在家裏。兒子剛上小學一年級,晚上我先給他做飯,然後陪他做功課、入睡,十點後我開始自己的學習,第二天清晨六點,我送他上班車,之後去大隊報到開始一天的訓練。
如果不離開北京,雖然辛苦,我還能堅持。但是去外地訓練就無計可施了。逢到這種情況,玉梅就說:“你不用管,我自有辦法。”
後來我才知道,她的辦法就是上午去醫院輸液,然後舉著吊瓶坐車回航天城,這樣治療和照顧家“兩不誤”……
這一年多,我承受的精神壓力可想而知,但訓練始終沒落下。上級對我的狀態也很擔心,家裏的具體情況在那兒擺著,沒有別的辦法,隻能用更好的成績和更出色的表現,證明自己信心和決心都沒有絲毫動搖,以更穩定的狀態讓他們放心。在這近兩年的時間裏,我沒有缺過一次訓練,並取得了很好的成績。
2003 年“非典”期間我們完全封閉,與家人隔離,數十天難見一麵,盡管擔心家人,我還是一門心思投入到訓練中,迎來了首飛航天員的選拔。航醫所的領導對我關懷和幫助很多,妻子住院、治療的許多事情都是他們安排,讓我全身心投入訓練。
2003 年是世界航天界的多事之秋。
2 月 1 日,美國“哥倫比亞號”航天飛機返回時發生爆炸解體,7 名航天員遇難;5 月 4 日,俄羅斯“聯盟 tma-1”飛船返回時落點偏離 400 多公裏,險些釀成惡果;8 月 22 日,巴西的運載火箭在發射場爆炸,星箭無存,21 人喪生……
對於航天所包含的風險,我們在成為航天員時早已熟知,其實不單在執行任務時有危險,平時訓練也有。在很多訓練科目進行時,救護車、醫生都必須到位,做低壓艙訓練時,醫學專家都在現場,出了問題趕快把我們送到醫院高壓艙,兩者有通道直接相連。
盡管風險隨時都有,我們卻能夠從容地麵對。
很多危急情況,我們敘述的時候外人聽起來輕描淡寫的,很多人會問我怎麽可以把那些驚險說得這麽輕鬆呢?這來自我們的飛行經曆,也來自我們對風險的認識和理解。
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我認為,做任何事情,“零風險”是不存在的,尤其做大事更需要冒險精神。從當飛行員的第一天起,我就了解飛行是與危險相伴的,成為航天員之後更是如此。
2002 年 10 月,中央專門召開會議,同意在 2003 年實施首次載人航天飛行
從最初的恐懼,到對風險的認識,開始習慣風險,這不是一個適應和麻木的過程,而是一個對自己要求更加嚴格,操作更加細致認真,提高控製能力、降低風險的過程。
我們不憂,不是我們不珍惜生命,我們不懼,也不是無視風險,而是我們對自己的能力與技術充滿自信,而敢於奉獻、對信念和理想的堅持,也讓我們勇敢麵對一切艱險。
載人飛行前的這些世界航天事故,又考驗了我們承受和認識風險的能力。說實話,在最初聽到“哥倫比亞號”航天飛機災難事件時,我並沒感到震驚,因為這是航天事業本身的一部分。它隻是再次讓我們明白,危險時時存在,你不能有哪怕一點疏忽,所有的操作訓練應當更為細致。
航醫所為此召開的座談會,則變成了全體航天員的請戰會。我記得景海鵬說:“我想用一如既往來表達我對航天員職業的態度,決不會因為出現了風險就猶豫。”
我表態說:“我們身為軍人,本身就準備奉獻和犧牲。存在風險是載人航天的正常現象,這不會動搖我……”
任何事物都是相對的,換個角度看,在巨大的風險後麵,是對理想的巨大渴望——代表億萬中華兒女去俯瞰地球,掠覽宇宙,圓千年夢想,它足以讓我們蔑視一切風險與個人犧牲。
“祖國利益高於一切,榮譽至高無上,責任重於泰山。”這是我們這些軍人的核心精神所在,也是我們“無憂無懼”的心理依據。
反過來說,有人沒事願意這樣做嗎?不會,因為對人的壓力超常了,沒人願意這麽危險、痛苦、難受。我們航天員必須要承受這些,因為是任務的需要,事業的需要,職責的需要,不是你願意不願意的事情。
我覺得作為一個人,你從事一項工作,如果是你喜歡的、願意做的,那是最好的情形,但當你能把不喜歡、不願做的事情做得很好,那麽離你取得成績和成功就不遠了。
在本質上我們和一般人一樣,都想安逸一點,過得舒服一點,但是理想、事業、任務、目標擺在麵前,它吸引你、規範你、也強迫你去做這樣的事情,而當目標成功達到的時候,那些痛苦就升華成了快樂。
平時,家人基本不清楚我們的訓練,怕她們擔心,我們回家都不提。後來家人還是看到了我們做訓練時的照片,臉都變形了,她們就覺得自己的老公在進行這樣“非人”的訓練,心裏很難受。但是她們也了解,這是任務需要,也是我們追求目標過程中必須經曆的。
有人說,經過多麽大的艱難就會得到多麽大的幸福,有多少痛苦就有多少快樂。實際上,在完成一項項“魔鬼訓練”時,我想的隻是完成任務,想的隻是戰勝困難,戰勝自己。我們所有航天員想的都是怎麽更好地完成任務,並沒有想過完成之後的幸福和甜蜜是什麽樣的。那時最大的心滿意足就是比昨天的成績又提高了一些,最大的勝利就是戰勝了自己。
我們有專門的體育活動館,平時經常打籃球、打乒乓球、攀岩,這也是體能訓練的一部分。參加文藝活動也很多,我自己喜歡彈吉他、唱歌,還有讀書演講活動,在國防科工委當時的演講比賽中,我代表航天員大隊在北京各大單位巡回演講。
我的戰友們也各有特長,我們組織了一個航天員樂隊,每個人選一樣樂器,每周有一個晚上的練習時間,總政軍樂團的老師做指導。我們從學譜子開始,懂了樂理,學會了演奏,後來參加過多次演出,積累了不少“舞台經驗”。
我和我的戰友們就這樣度過了五年多的學習訓練生活,一天天接近執行任務,實現夢想。但這並不是說一切都順風順水,期望的東西最後就能瓜熟蒂落。
從關鍵的 2001 年底到 2003 年初,我遇到了最大的困難,幾乎失去首飛機遇。
2001 年底,我妻子張玉梅得了腎病,很嚴重。此前她早就覺得不舒服,經常說自己腰疼,卻因為我訓練緊張,而 5 歲的兒子又需要照顧,一直沒有去醫院檢查,拖了大半年,直到出現尿血、血壓升高等症狀時,才慌忙去了醫院。當時就留院治療,在 301 醫院做了腎穿刺手術。
手術後的玉梅身體虛弱,一天 24 小時都得躺在病床上,可就在她做手術的第二天,我們大隊要去吉林某空軍基地進行飛行訓練。我們的所有訓練都是一次性的,缺了課不可以補,如果這次不參加,便無法彌補,那麽我的職業生涯就有了缺憾,可能導致我與即將進行的載人航天飛行失之交臂。
領導不想讓我錯過,又不忍把我從生病的妻子身邊拉開,但是,按慣例航天員不應帶著思想問題參訓。於是問我:“你能不能行?”我說:“我去!請放心,任何事情都不會影響我。”領導讓我再想想,去或不去。
其實那會兒我心裏很為難。家庭和親人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妻子多年來已經為我犧牲了許多,這時病中的她很需要我在身邊照顧。我怎能忍心不管,但是麵臨著無法彌補的訓練,我如果錯過將前功盡棄。走還是不走?我的心情充滿痛苦和矛盾。那一晚,我在病床前坐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一稱體重竟然掉了一斤半。
妻子看出了我的心思,問清情況後故作輕鬆說:“訓練你去你的,你在我身邊反而會讓我不習慣。”
當晚,我和大家一起上了火車,出發前我專門回了一趟家,第一次把屋子從裏到外徹底打掃整理了一遍。
在火車上,當時的所長宿雙寧和我一個包廂。到了部隊,大隊長申行運和我住一個房間。我知道這是領導的特意安排,他們擔心我的情緒和心理狀態。我反複向他們表示:“沒問題,保證完成任務!”而他們也反複關心我、叮囑我。
那次訓練進行得一切順利,和平時沒什麽差別。
在接下來的一年多時間裏,妻子的身體一直需要治療,每個月有十天在醫院裏度過。病床緊張,要提前預約,每次我都要提前開好轉院單送到301 醫院去,在住院部排隊辦理手續,之後再趕回航天城繼續訓練。
在玉梅住院時,兒子沒人照顧,我被特許可以住在家裏。兒子剛上小學一年級,晚上我先給他做飯,然後陪他做功課、入睡,十點後我開始自己的學習,第二天清晨六點,我送他上班車,之後去大隊報到開始一天的訓練。
如果不離開北京,雖然辛苦,我還能堅持。但是去外地訓練就無計可施了。逢到這種情況,玉梅就說:“你不用管,我自有辦法。”
後來我才知道,她的辦法就是上午去醫院輸液,然後舉著吊瓶坐車回航天城,這樣治療和照顧家“兩不誤”……
這一年多,我承受的精神壓力可想而知,但訓練始終沒落下。上級對我的狀態也很擔心,家裏的具體情況在那兒擺著,沒有別的辦法,隻能用更好的成績和更出色的表現,證明自己信心和決心都沒有絲毫動搖,以更穩定的狀態讓他們放心。在這近兩年的時間裏,我沒有缺過一次訓練,並取得了很好的成績。
2003 年“非典”期間我們完全封閉,與家人隔離,數十天難見一麵,盡管擔心家人,我還是一門心思投入到訓練中,迎來了首飛航天員的選拔。航醫所的領導對我關懷和幫助很多,妻子住院、治療的許多事情都是他們安排,讓我全身心投入訓練。
2003 年是世界航天界的多事之秋。
2 月 1 日,美國“哥倫比亞號”航天飛機返回時發生爆炸解體,7 名航天員遇難;5 月 4 日,俄羅斯“聯盟 tma-1”飛船返回時落點偏離 400 多公裏,險些釀成惡果;8 月 22 日,巴西的運載火箭在發射場爆炸,星箭無存,21 人喪生……
對於航天所包含的風險,我們在成為航天員時早已熟知,其實不單在執行任務時有危險,平時訓練也有。在很多訓練科目進行時,救護車、醫生都必須到位,做低壓艙訓練時,醫學專家都在現場,出了問題趕快把我們送到醫院高壓艙,兩者有通道直接相連。
盡管風險隨時都有,我們卻能夠從容地麵對。
很多危急情況,我們敘述的時候外人聽起來輕描淡寫的,很多人會問我怎麽可以把那些驚險說得這麽輕鬆呢?這來自我們的飛行經曆,也來自我們對風險的認識和理解。
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我認為,做任何事情,“零風險”是不存在的,尤其做大事更需要冒險精神。從當飛行員的第一天起,我就了解飛行是與危險相伴的,成為航天員之後更是如此。
2002 年 10 月,中央專門召開會議,同意在 2003 年實施首次載人航天飛行
從最初的恐懼,到對風險的認識,開始習慣風險,這不是一個適應和麻木的過程,而是一個對自己要求更加嚴格,操作更加細致認真,提高控製能力、降低風險的過程。
我們不憂,不是我們不珍惜生命,我們不懼,也不是無視風險,而是我們對自己的能力與技術充滿自信,而敢於奉獻、對信念和理想的堅持,也讓我們勇敢麵對一切艱險。
載人飛行前的這些世界航天事故,又考驗了我們承受和認識風險的能力。說實話,在最初聽到“哥倫比亞號”航天飛機災難事件時,我並沒感到震驚,因為這是航天事業本身的一部分。它隻是再次讓我們明白,危險時時存在,你不能有哪怕一點疏忽,所有的操作訓練應當更為細致。
航醫所為此召開的座談會,則變成了全體航天員的請戰會。我記得景海鵬說:“我想用一如既往來表達我對航天員職業的態度,決不會因為出現了風險就猶豫。”
我表態說:“我們身為軍人,本身就準備奉獻和犧牲。存在風險是載人航天的正常現象,這不會動搖我……”
任何事物都是相對的,換個角度看,在巨大的風險後麵,是對理想的巨大渴望——代表億萬中華兒女去俯瞰地球,掠覽宇宙,圓千年夢想,它足以讓我們蔑視一切風險與個人犧牲。
“祖國利益高於一切,榮譽至高無上,責任重於泰山。”這是我們這些軍人的核心精神所在,也是我們“無憂無懼”的心理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