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把支票還給杜月笙，道：“三哥，你聽我把話說完。我退禮品、拒絕赴宴，為的是免得招人攻擊詆毀、授人把柄。你倒好，還托楊虎送支票給我，難道我們的交情是三十萬元就可以買到的嗎？你自己收好，我們既然是結拜兄弟，你的災難就是我的災難！”
杜月笙心裏一熱，叫道：“拿酒來！”說著，把舉起的水果刀劃向自己的左手拇指，酒來後，把血滴進酒裏。
戴笠見狀，也抓過水果刀劃破指頭，兩人喝了血酒，結拜生死兄弟。
就這樣，一件轟動全國的毒品製造廠案在戴笠的一手操縱下，隻把淞滬警備司令部副官溫建剛當成替罪羊，拉出去槍斃以應付輿論，而真正的主犯杜月笙則安然無恙。
這件事使杜月笙對戴笠刮目相看，認為他才是江湖上真正的高手，深悔以前交往不深，發誓今後要加倍補償。自此，杜月笙成了繼胡宗南之後，戴笠的第二個知己。
戴笠從上海歸來後，根據蔣介石的意圖，將工作重心轉移到西北。
在此之前，蔣介石得知紅軍長征到了陝北，急忙把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胡宗南的中央軍共三十萬大軍調往北方，與紅軍作戰，並任命張學良為“西北剿共”副總司令。
特務處成立之初，戴笠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長江流域和東南各省，對華北各省滲透較晚，對西北地區抓得更晚。從1932年至1933年，西北陝甘地區隻有一些零星的情報活動，直到1934年，才開始派陝西華陰人、黃埔軍校一期生馬誌超任陝西站站長，公開職務是西安市警察局局長。馬誌超原任八十師團長，因與師長陳明仁爭權奪利失敗，一怒之下投奔戴笠。此時，戴笠急於加強西北地區的特工活動，馬誌超又是陝西人，立即將其派往陝西。這是戴笠在西北地區建立的第一個省站組織。
真正使西北地區的特工形勢為之一變的，是1935年。這年的1月1日，蔣介石到杭州浙江警校視察，並由戴笠召集警校的高級特務聽蔣訓話，蔣作了題為《特務工作人員之基本修養》的講話。蔣對特務工作曆來是諱莫如深，很少有係統的長篇講話，也從來沒有文字見諸書麵。一般說來，對戴笠或陳果夫、徐恩曾等人交代任務，也沒有第三者在場，因此外人很難了解和研究他的特工思想。而這次蔣在浙警校的講話卻是個例外，他在講話中反複強調的隻有兩句話：第一，絕對服從命令；第二，不許自作主張，要求特務工作的內容就是做領袖的耳目與手足。並指示戴笠迅速在全國各地建立特工網絡，加強特務組織作為領袖的耳目與手足的特殊功能。根據蔣介石這次講話的精神，戴笠進一步調整部署，強化外勤機構的建設，並把西北地區特工組織的建立列為特務處的工作重點。
根據蔣介石的指示，戴笠迅速成立西北區，以統一指揮陝、甘、寧、青四省區的特工活動。接著又成立了榆林站、晉南站、太原站等省站一級的組織，單是針對陝甘寧邊區而建立的特務組織就有二十多個。為了加強情報的傳遞速度，提高特工效率，戴笠下令在西安建立了無線電話總台，在西北各省站建立無線電分台，配置各地特務組織的電台有三十個左右，並對西北區規定了三個工作對象。
第一個工作對象是紅軍。要求西北區以所謂“看不見的力量”，一方麵廣泛搜集紅軍的軍事情報，供蔣介石和西北“剿共”時圍剿決策的參考，一方麵在西北各大中城市和後方各地大肆搜集偵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員、進步人士及愛國青年學生，以維護蔣管區的社會秩序和治安。
第二個工作對象是張學良和東北軍。重點監視和控製張學良手下一批具有抗日救國思想的高級將領和進步人士的活動，防止他們對蔣有怨恨情緒，消極對待“剿共”軍事。
第三個工作對象是楊虎城和十七路軍。在西北方麵，戴笠對楊虎城的注視僅次於共產黨。
這段時間，因戴笠在南方忙於瓦解十九路軍、分化陳濟堂的廣東軍、追殺王亞樵等諸事，對西北一直采取遙控的辦法，因此進展不快。
從上海回來不久，戴笠的妻子來南京治病，經檢查，確診為子宮癌晚期。這時候，戴笠已準備培養自己的第二梯隊—因他特別羨慕楊虎在上海的排場，尤其喜愛楊虎幾個姨太太的交際應酬手段，於是，在帶妻子毛秀叢去上海治病時，也把葉霞翟帶到楊虎家中學習禮節和交際應酬，準備等妻子一死，正式迎娶葉霞翟。
戴笠在毛秀叢重病時突然良心發現，親自去廣愛醫院看望。當毛秀叢在病危中不停地叨念那句“我吃虧了，那天白日我不該拒絕他”，戴笠聽後，從心底湧起一股厭惡，速速出了病房，覺得和這種土氣的農婦簡直無話可說。為此，他決心把葉霞翟培養成摩登的貴婦人，準備等她在楊虎家中學完禮節再送往美國留學。
幾日後，毛秀叢在上海廣愛醫院去世，由兒子戴藏宜扶棺運往江山保安鄉安葬。
此時，戴笠已利用自己的權力在軍統局和多名女青年發生性關係。其中，浙江警校畢業的趙藹蘭、周誌英最能給他帶來激情和亢奮，他經常把兩人帶在身邊，整日和西北方麵的軍人周旋，千方百計以財、色、官等手段收買和拉攏他們。
戴笠使出渾身解數，結果還是一無所獲，這時候，他才明白手下搜集西北情報的艱難。
在一個社交場所，戴笠偶然發現楊虎城派到南京的辦事處處長胡逸民的姨太太向友新十分活躍，於是心生一計。
乍一看，向友新並沒有沉魚落雁之貌，但也楚楚動人，極會打扮，再配上一副顧盼生輝、奪人魂魄的姿態神情，令男人想入非非。
戴笠是風月場上的高手，一眼便看出向友新是多情的女子。
戴笠盯上向友新後，馬上請武漢警察局局長蔡孟堅出麵，邀請胡逸民、向友新、戴笠參加舞會，由此，戴笠結識了向友新。
很快，戴笠和向友新打得火熱，同床共枕。
戴笠第一步達到後，又利用他的特務優勢，對胡逸民進行調查、盯梢、拍照，很快弄清胡逸民不但老家有明媒正娶的妻子，且經常光顧煙花柳巷，最近又將一位姓穆的小姐金屋藏嬌。
戴笠裝出無限同情的樣子把這些告訴向友新。向友新拿著胡逸民和穆小姐的照片，不禁醋海翻波。戴笠趁機道：“他既然心中沒你，你不如加入我的軍統局，專搞他的情報！”
向友新爽快地答應下來，成為軍統局的正式特務，自此，西北方麵的情報便源源不斷地送到戴笠手上。
為縝密起見，戴笠采用了單線聯係的辦法，讓他的親信同鄉毛人鳳做交通員。
舊中國社會曆來有結黨營私的政治陋習，古語雲“幫親不幫理”，可見鄉黨情結之根深蒂固。戴笠自當上特務處長以後，也免不了把大批大批的宗親姻戚、同窗同鄉網羅到手下。
這些鄉黨中，幾個最出色的還是不能令他滿意，周念行博學而太迂腐；王滿臣聰明有餘，老辣不足；張冠夫過於忠厚；毛萬裏雖有勇有謀，但額角太突，容易樹敵。一次，毛萬裏在浙江警校和他的頂頭上司爭吵起來，自恃是“老板”的同鄉，對王孔安很不客氣。戴笠教訓道：“毛萬裏這個萬字，頭上有兩隻角，我要磨平它們！你怎麽不學學你五哥遇事多思考？”
毛萬裏頂撞道：“你怎麽不叫他來？”
一句話提醒了戴笠，當時，恰好黃埔好友葉彥世向他求職，於是戴笠下定決心，派人把在崇德縣任秘書的毛人鳳叫了出來，安排他在浙江警校任文書。
和其他江山同鄉比起來，毛人鳳集中了更多的、適合戴笠需要的特點。他工於心計，不好張揚，有謀善斷，謹慎勤勉，寡言少語，處世圓滑，尤其是那一套逆來順受的隱忍功夫和謙恭態度，從不招惹是非，在特務處元老眼裏，充其量是個卑下的“小人物”。培養毛人鳳，不會引起元老們的不滿。戴笠在叫毛人鳳出山之前，已作好打算，一旦自己爬上更高的位置，把軍統局交給毛人鳳才能使他放心。
戴笠吩咐向友新和毛人鳳，說蔣介石最擔心的是東北軍和西北軍聯合起來，停止剿共，把槍口調過去打日本人。
向友新、毛人鳳根據旨意，認真搜集有關西北軍和東北軍相處方麵的情報，結果發現，雙方的中下級軍官和士兵關係很差，從居住爭房、看戲爭座到上街爭路，動輒爭吵打架，甚至相互開槍，雙方有很大惡感。
戴笠得知，馬上指使西北區的特務們大肆煽風點火，挑撥離間。轉而又想，張學良、楊虎城也是十分狡猾的家夥，他們會不會采取“上合作下不合作，暗通明不通”的辦法來對付我的監視呢？
特務工作最好是多點懷疑心，想到這一點，戴笠立即指示向友新、毛人鳳：重點注意東北軍和西北軍的上層人物關係。
這一招果然起了奇效，向友新、毛人鳳很快發來一份急電：東北軍和西北軍上層接觸頻繁、關係密切。近日，張學良、楊虎城正與陝北紅軍的某一負責人進行秘密接觸，內容不詳。
戴笠把這份情報向蔣介石報告，蔣介石大驚，並指示：弄清詳情，注意保密。
事隔兩天，向友新、毛人鳳又傳來密報：據張學良身邊的親信透露，張、楊將采取“兵諫”方式，逼委員長停止“剿共”，領導抗日。
戴笠得此緊急情報，立即飛報蔣介石。
此時，蔣介石正準備飛抵西安，親自指揮西北大軍對共產黨實行大規模進攻，爭取在日軍大舉入侵前把紅軍消滅幹淨。
得到戴笠的密報，蔣介石愣了半晌，道：“這不可能吧，以前不是經常收到漢卿和楊虎城不和的情報嗎？”
戴笠說：“那是張、楊兩人采取的計謀，用以迷惑校長的。”
蔣介石又認真想了想，仍是搖頭：“這不可能，漢卿的為人我最了解，一向最講忠義。”
戴笠說：“漢卿的父親是日本人炸死的，打日本人替父報仇，也算是忠義？”
蔣介石不悅道：“好了，不要說了。”
戴笠咽下欲說的話，知道再怎麽說也沒用，隻好勸道：“不管情報可不可靠，我建議校長暫時不要去西安。”
蔣介石說：“我不要聽，漢卿手下個別極端分子造出的謠言就把你嚇成這樣！你別說了，不要妨礙我去西安剿共！”
戴笠無奈，隻好唯唯退下，心想：但願這份情報是別人造出的謠言。
蔣介石一行飛往西安去了，戴笠因脫不了身，隻好在家裏密切關注西安的秘密電台。
1936年12月12日，戴笠坐鎮電訊總台，連續不斷地向西安的秘密電台呼叫，對方均沒有回答。戴笠這才意識到問題嚴重，氣得打罵部下，以泄心頭之氣。
深夜，宋美齡一個緊急電話把戴笠召去，戴笠忐忑不安地來到中央軍校蔣介石的官邸，隻見孔祥熙、宋美齡神色焦急地在書房裏等戴笠。
見戴笠來了，宋美齡急忙奔過來，遞過一紙電文道：“戴處長，你總算來了，幫我想想辦法吧！”
戴笠看了一眼電文，全文隻有十三個字：西安發生兵變委員長消息不明。
最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戴笠驚得愣了足足有半分鍾。
這是一份最早知道西安事變的情報，是12月12日下午3時由駐守潼關的七十九師師長陳安寶發來的。軍政部長何應欽收到這份情報後竊喜萬分，因為國民黨的政府要員都已隨蔣介石去了西安，留在南京的，數他位置最高……何應欽當即封鎖了消息，因此戴笠也被蒙在鼓裏，隻有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知道，立即通知正在上海秘查“陳小姐”的宋美齡。
宋美齡得知，星夜趕回南京商議對策，把戴笠找去查詢情況。12月13日，戴笠接到正在潛逃的向友新發來的電文：張、楊叛變，委員長被扣，生死未卜。
以後又中斷了聯係，可見向友新的處境很危險，西安的形勢十分緊張。
張、楊叛變，蔣介石被扣的事更進一步被證實了，戴笠哭喪著臉，惶惶如喪家之犬，甚至到了精神失常的程度。每遇到一個黃埔軍校的同學或特務處的特務就哭道：“校長這次一定凶多吉少。沒有了領袖，我們的革命就要失敗了，這如何是好？”
戴笠去找何應欽，了解國民政府對西安事變的反應和部署，何應欽堅決主張立即調動中央大軍，討伐張、楊。
戴笠又去見宋子文、宋美齡，宋氏兄妹認為一旦打起來豈不要了蔣的命，一定要通過政治途徑達到和平解決。
戴笠又去見複興社的高幹們，複興社內分成主戰、主和兩派，針鋒相對，爭吵不休。主戰派陣營由賀衷寒、鄧文儀、桂永清等人領銜，主和派以鄭介民、梁千喬等人組成。兩派爭吵激烈，鄭介民為了避免複興社被賀衷寒等主戰派分子利用，拒絕參加會議。
戴笠看到南京政府和複興社內意見如此對立，更加六神無主，一籌莫展，如熱鍋上的螞蟻。他坐了汽車跑到南京慧圓街慧圓裏參謀業務訓練班，召集特務副處長鄭介民、書記長梁千喬、參訓班教官餘樂醒、政治指導員文強等高級特務開會。
戴笠敘述了這兩天裏南京到處一片混亂的情況，淚流滿麵地說：“如此情況，領袖又如何能救呢？我想親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飛簷走壁的同去，混入西安去救領袖。請樂醒兄想出辦法來。”鄭介民、梁千喬則在分析打與不打的利弊和策略。
戴笠說：“不打都難以救活命出來，打不是催命符嗎？夫人顧慮重重，認為主張打是另有文章。自古以來，政治如果沒武力做後盾，誰又會與你談，沒有武力便是空談。我看兩手都要，不過不能真打，隻能做手段，談是目的。隻要兵臨城下，張、楊不能不有所顧慮。如果說共產黨從中挑撥，我看他們目前窮途末路，作用不大。”戴笠說罷，大家默然。
12月21日，宋子文第一次赴西安後回到南京，與宋美齡商定，22日宋子文再次偕宋美齡飛赴西安，與張、楊談判。戴笠聽到消息後，決定冒死赴西安，又感到此行風險太大，無異於上門送死。
正在猶豫不決時，忽然想起把兄弟胡宗南，心想：宗南久駐西北，對張、楊所部情況比較熟悉，對天下大勢常有驚人之語。何不請他決斷？於是戴笠當即去一電，請其決疑。
胡宗南很快回電：根據從各方麵掌握的情報分析判斷，西安事變能否和平解決完全決定於校長本人，而非張、楊。張、楊發動兵變之目的，無非是逼其抗日，洗雪亡國亡家之恥。蔣亡，國必亂，張、楊初衷則不能實現，反成千古罪人。以張、楊的聰明，斷不會出此下策。綜上所述，校長絕無生命危險。校長不亡，豈有學生先亡之理？雨農兄去西安，不但沒有生命危險，相反卻有勤王保駕之功，此乃千古難逢的建功機會，得之終身受用，失之卻難逃殺身之禍。
胡宗南的複電，使戴笠茅塞頓開，去意遂堅。於是，正式向宋美齡提出同機赴西安營救校長，決心與校長同生死、共存亡。
宋美齡見戴笠對蔣介石如此忠心，非常感動，嘴裏卻道：“你不能跟我們同去，西安都知道戴雨農是個特務頭子，去了反而壞事。”
戴笠見夫人不同意，求助地望了一眼宋子文。
宋子文幹咳一聲，對宋美齡道：“還是讓雨農一起去吧。雨農和漢卿的關係很好，而且漢卿周圍有不少他的手下。去了以後，還要發動他們說服漢卿。”
宋美齡這才對戴笠說：“和我們同去可以，但到了西安千萬不要亂來，免得影響大局。”戴笠喜道：“雨農記住了。”
原來，戴笠早料到宋美齡可能不同意，便事先和宋子文說好了，到時請替自己說話。
12月21日晚，戴笠在南京曹都巷特務處大禮堂，召集科、股長以上骨幹特務講話。戴笠涕淚交下地說：“校長一身係天下安危，今竟被張、楊叛逆所扣押，生命垂危，前途堪慮。我們失職，致校長蒙難，真是罪該萬死。現在唯有盡量努力，進行挽救。我現在決心隨蔣夫人、宋部長飛赴西安，去營救校長。此行凶多吉少，我到西安後願和校長共生死。同時你們在家，也要把日常工作做好。”當即，戴笠交代，特務處所屬內勤機關和各省站組織要繼續加強偵查戒備，並與當地軍警憲機關配合，防止壞人造謠，擾亂治安；指示所屬密電研究譯室對桂係、閻錫山、龍雲、劉湘、韓複榘等各派係加強監督偵查，以秘密掌握他們對西安事變的態度和行動。戴笠還反複交代鄭介民，一定要隨時與胡宗南保持聯係，並防止複興社內部的主戰派惹是生非，輕舉妄動，一切要等蔣夫人和宋部長從西安回來後再作定奪等。
1936年12月22日，戴笠帶上兩支勃朗寧手槍，上滿子彈，暗藏在身上，在南京機場隨宋美齡、宋子文、端納、蔣鼎文，另外還有宋美齡的侍女、廚師，一共七人，登上一架福克式三引擎飛機。
兩個多鍾頭後，飛機降落在西安機場。出了艙，張學良早已迎候在機場。
宋美齡與張學良寒暄之際，戴笠以他職業的敏銳掃視周圍。但見機場四周是荷槍實彈的士兵，戴笠一下子情緒十分低落，心底湧起一種大難臨頭的悲哀。
正想著，一個年輕士兵用東北官話對戴笠說：“先生，請舉起雙手接受檢查！”
戴笠機械地舉起雙手，身上兩支手槍被搜去。
這時，宋美齡對張學良道：“漢卿，我的行李希望你不要檢查。”
張學良回道：“夫人請便，漢卿不敢。”
上了車，戴笠暗忖：早知如此，我不如把槍藏在夫人皮箱裏。
正想著，車隊已開至西安市東門裏金家巷張學良公館。剛下車，張學良對戴笠說：“雨農兄在這裏委屈一下，家裏還有一個客人，我先送夫人、宋先生、端納三人去高桂滋公館見委員長。”
戴笠苦笑道：“漢卿請便。”然後，戴笠被張學良的副官帶進了張公館。
剛進門，隻見一位穿軍裝的壯年漢子操著四川口音叫道：“戴雨農，你怎麽來了？我以為漢卿要我陪哪位貴賓呢。”
這漢子是曾擴情，黃埔軍校一期生，因他年紀是黃埔生中最大又名列複興社“十三太保”之首，加之他為人和藹、平易近人、樂於助人，被黃埔生尊稱為“擴大哥”。戴笠跑單幫時曾得過他不少救濟。“擴大哥”常常帶著他去南京下等妓院，因此很有交情。
曾擴情是個很有意思的人，由於他是黃埔軍校一期的老大哥，隻在北伐軍打惠州時當過連長，一上火線就“帶花”。1928年，蔣介石從日本回國複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後，當年10月間，就派曾擴情為特派員去四川，與四川軍閥聯係。那次，他除了帶去蔣介石給四川軍閥的親筆信外，還帶有孫中山先生給蔣介石的親筆信印成的精美的冊子，分贈給劉湘、楊森、劉文輝、鄧錫侯、田頌翹等人。劉湘等不但把他看成貴賓，而且所到之處，還發動當地軍民郊迎十裏，天天都是隆重款待，連當時打了敗仗逃到四川的吳佩孚，也親書一副對聯送他。吳用杜甫送給劍南東西川節度使嚴武的七律中一聯：“川合東西瞻使節，地分南北任流萍。”他得到這副對聯，比衣錦還鄉更感榮耀。因為他過去一直欽佩這位北洋軍閥首領，如今吳佩孚用這兩句詩來送給他，認為這比當年保皇派頭子康有為送吳佩孚五十大壽的對聯更加顯示吳佩孚對自己的尊敬。
嚐過第一次入川當特派員的甜頭之後，1933年8月間，曾擴情再一次興高采烈地隨同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浚去四川，委任軍閥劉湘為“四川剿匪總司令”。劉湘特派他的師長範紹增負責招待，範是有名的吃喝玩樂的能手，特地叫來四川名妓陳八、馬九來陪伴他，使他飽嚐家鄉美味。曾擴情便產生了“樂不思寧（南京）”的思想。劉湘看出了他的心意，想利用他向蔣介石要些武器裝備，便電呈蔣介石，保薦他為川軍教導師師長。蔣一看電報，大為震怒，認為他的學生要別人向他保薦，不僅是給他丟臉，也是背叛他的行為，立即電召他回南京，大罵一通之後，“擴大哥”的官運便每況愈下。到了現在，隻在張學良手下任西北剿共總部政訓處處長。
和這位“擴大哥”在一起，戴笠一點心情也沒有，一味地長籲短歎。
曾擴情勸道：“雨農兄不要想得太複雜，船到橋頭自然直，是好是歹，明天就會見分曉。”
戴笠說：“你能保證漢卿百分之百不殺校長嗎？”
曾擴情一驚，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戴笠於是悲從中來，歎道：“你作為政訓處長都不知道漢卿的用意，說明校長的處境是何等危險。西北軍都恨我，這回是死定了。”言罷，潸然淚下。見書案上有紙筆，取過，遂寫好一紙遺書……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監視，默察情形，離死不遠，來此殉難，固誌所願也。唯未見領袖，死不甘心也。戴笠。自儲備，和曾擴情同床而眠，唯聽擴大哥鼾聲雷動，全無睡意，輾轉至天明。”
天明，張學良不曾露麵。見“西北剿總”二科科長陳昶新從這裏經過，戴笠一把拉住他道：“陳科長，你帶我去見漢卿！”
陳昶新脫不了身，皺著眉頭道：“我這樣冒冒失失帶你去見副總不行，這樣吧，你放了我，我先去請示副總，經得同意再來接你。”
戴笠還是不肯放，道：“你要是不去跟漢卿說怎麽辦？憑什麽讓我信你？”
一旁的曾擴情道：“你自己是耍賴慣了的人，懷疑別人也是？你放心吧，陳科長不是說話不算數的人。”
戴笠這才放了陳昶新，待他走遠後，問曾擴情：“擴大哥，你怎知道他是說話算數的人？”
曾擴情笑道：“真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你這個聰明絕頂的特務頭子，這回反倒糊塗了。我這樣褒獎他，他陳昶新就算是個從不講信用的人，也會變得說話算數。”
戴笠恍然大悟，笑道：“別人都說擴大哥是個‘大而化之’的人，我看你才鬼呢！”這是戴笠來西安後第一次露了笑臉。
果如曾擴情所料，一會兒，陳昶新回來對戴笠說：“副總同意見你，你隨我來吧。”
戴笠隨陳昶新來到張學良辦公室，一眼見到張學良，一下子來個長跪不起，哭求道：“請副總司令千萬保全委員長性命！”
杜月笙心裏一熱，叫道：“拿酒來！”說著，把舉起的水果刀劃向自己的左手拇指，酒來後，把血滴進酒裏。
戴笠見狀，也抓過水果刀劃破指頭，兩人喝了血酒，結拜生死兄弟。
就這樣，一件轟動全國的毒品製造廠案在戴笠的一手操縱下，隻把淞滬警備司令部副官溫建剛當成替罪羊，拉出去槍斃以應付輿論，而真正的主犯杜月笙則安然無恙。
這件事使杜月笙對戴笠刮目相看，認為他才是江湖上真正的高手，深悔以前交往不深，發誓今後要加倍補償。自此，杜月笙成了繼胡宗南之後，戴笠的第二個知己。
戴笠從上海歸來後，根據蔣介石的意圖，將工作重心轉移到西北。
在此之前，蔣介石得知紅軍長征到了陝北，急忙把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胡宗南的中央軍共三十萬大軍調往北方，與紅軍作戰，並任命張學良為“西北剿共”副總司令。
特務處成立之初，戴笠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長江流域和東南各省，對華北各省滲透較晚，對西北地區抓得更晚。從1932年至1933年，西北陝甘地區隻有一些零星的情報活動，直到1934年，才開始派陝西華陰人、黃埔軍校一期生馬誌超任陝西站站長，公開職務是西安市警察局局長。馬誌超原任八十師團長，因與師長陳明仁爭權奪利失敗，一怒之下投奔戴笠。此時，戴笠急於加強西北地區的特工活動，馬誌超又是陝西人，立即將其派往陝西。這是戴笠在西北地區建立的第一個省站組織。
真正使西北地區的特工形勢為之一變的，是1935年。這年的1月1日，蔣介石到杭州浙江警校視察，並由戴笠召集警校的高級特務聽蔣訓話，蔣作了題為《特務工作人員之基本修養》的講話。蔣對特務工作曆來是諱莫如深，很少有係統的長篇講話，也從來沒有文字見諸書麵。一般說來，對戴笠或陳果夫、徐恩曾等人交代任務，也沒有第三者在場，因此外人很難了解和研究他的特工思想。而這次蔣在浙警校的講話卻是個例外，他在講話中反複強調的隻有兩句話：第一，絕對服從命令；第二，不許自作主張，要求特務工作的內容就是做領袖的耳目與手足。並指示戴笠迅速在全國各地建立特工網絡，加強特務組織作為領袖的耳目與手足的特殊功能。根據蔣介石這次講話的精神，戴笠進一步調整部署，強化外勤機構的建設，並把西北地區特工組織的建立列為特務處的工作重點。
根據蔣介石的指示，戴笠迅速成立西北區，以統一指揮陝、甘、寧、青四省區的特工活動。接著又成立了榆林站、晉南站、太原站等省站一級的組織，單是針對陝甘寧邊區而建立的特務組織就有二十多個。為了加強情報的傳遞速度，提高特工效率，戴笠下令在西安建立了無線電話總台，在西北各省站建立無線電分台，配置各地特務組織的電台有三十個左右，並對西北區規定了三個工作對象。
第一個工作對象是紅軍。要求西北區以所謂“看不見的力量”，一方麵廣泛搜集紅軍的軍事情報，供蔣介石和西北“剿共”時圍剿決策的參考，一方麵在西北各大中城市和後方各地大肆搜集偵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員、進步人士及愛國青年學生，以維護蔣管區的社會秩序和治安。
第二個工作對象是張學良和東北軍。重點監視和控製張學良手下一批具有抗日救國思想的高級將領和進步人士的活動，防止他們對蔣有怨恨情緒，消極對待“剿共”軍事。
第三個工作對象是楊虎城和十七路軍。在西北方麵，戴笠對楊虎城的注視僅次於共產黨。
這段時間，因戴笠在南方忙於瓦解十九路軍、分化陳濟堂的廣東軍、追殺王亞樵等諸事，對西北一直采取遙控的辦法，因此進展不快。
從上海回來不久，戴笠的妻子來南京治病，經檢查，確診為子宮癌晚期。這時候，戴笠已準備培養自己的第二梯隊—因他特別羨慕楊虎在上海的排場，尤其喜愛楊虎幾個姨太太的交際應酬手段，於是，在帶妻子毛秀叢去上海治病時，也把葉霞翟帶到楊虎家中學習禮節和交際應酬，準備等妻子一死，正式迎娶葉霞翟。
戴笠在毛秀叢重病時突然良心發現，親自去廣愛醫院看望。當毛秀叢在病危中不停地叨念那句“我吃虧了，那天白日我不該拒絕他”，戴笠聽後，從心底湧起一股厭惡，速速出了病房，覺得和這種土氣的農婦簡直無話可說。為此，他決心把葉霞翟培養成摩登的貴婦人，準備等她在楊虎家中學完禮節再送往美國留學。
幾日後，毛秀叢在上海廣愛醫院去世，由兒子戴藏宜扶棺運往江山保安鄉安葬。
此時，戴笠已利用自己的權力在軍統局和多名女青年發生性關係。其中，浙江警校畢業的趙藹蘭、周誌英最能給他帶來激情和亢奮，他經常把兩人帶在身邊，整日和西北方麵的軍人周旋，千方百計以財、色、官等手段收買和拉攏他們。
戴笠使出渾身解數，結果還是一無所獲，這時候，他才明白手下搜集西北情報的艱難。
在一個社交場所，戴笠偶然發現楊虎城派到南京的辦事處處長胡逸民的姨太太向友新十分活躍，於是心生一計。
乍一看，向友新並沒有沉魚落雁之貌，但也楚楚動人，極會打扮，再配上一副顧盼生輝、奪人魂魄的姿態神情，令男人想入非非。
戴笠是風月場上的高手，一眼便看出向友新是多情的女子。
戴笠盯上向友新後，馬上請武漢警察局局長蔡孟堅出麵，邀請胡逸民、向友新、戴笠參加舞會，由此，戴笠結識了向友新。
很快，戴笠和向友新打得火熱，同床共枕。
戴笠第一步達到後，又利用他的特務優勢，對胡逸民進行調查、盯梢、拍照，很快弄清胡逸民不但老家有明媒正娶的妻子，且經常光顧煙花柳巷，最近又將一位姓穆的小姐金屋藏嬌。
戴笠裝出無限同情的樣子把這些告訴向友新。向友新拿著胡逸民和穆小姐的照片，不禁醋海翻波。戴笠趁機道：“他既然心中沒你，你不如加入我的軍統局，專搞他的情報！”
向友新爽快地答應下來，成為軍統局的正式特務，自此，西北方麵的情報便源源不斷地送到戴笠手上。
為縝密起見，戴笠采用了單線聯係的辦法，讓他的親信同鄉毛人鳳做交通員。
舊中國社會曆來有結黨營私的政治陋習，古語雲“幫親不幫理”，可見鄉黨情結之根深蒂固。戴笠自當上特務處長以後，也免不了把大批大批的宗親姻戚、同窗同鄉網羅到手下。
這些鄉黨中，幾個最出色的還是不能令他滿意，周念行博學而太迂腐；王滿臣聰明有餘，老辣不足；張冠夫過於忠厚；毛萬裏雖有勇有謀，但額角太突，容易樹敵。一次，毛萬裏在浙江警校和他的頂頭上司爭吵起來，自恃是“老板”的同鄉，對王孔安很不客氣。戴笠教訓道：“毛萬裏這個萬字，頭上有兩隻角，我要磨平它們！你怎麽不學學你五哥遇事多思考？”
毛萬裏頂撞道：“你怎麽不叫他來？”
一句話提醒了戴笠，當時，恰好黃埔好友葉彥世向他求職，於是戴笠下定決心，派人把在崇德縣任秘書的毛人鳳叫了出來，安排他在浙江警校任文書。
和其他江山同鄉比起來，毛人鳳集中了更多的、適合戴笠需要的特點。他工於心計，不好張揚，有謀善斷，謹慎勤勉，寡言少語，處世圓滑，尤其是那一套逆來順受的隱忍功夫和謙恭態度，從不招惹是非，在特務處元老眼裏，充其量是個卑下的“小人物”。培養毛人鳳，不會引起元老們的不滿。戴笠在叫毛人鳳出山之前，已作好打算，一旦自己爬上更高的位置，把軍統局交給毛人鳳才能使他放心。
戴笠吩咐向友新和毛人鳳，說蔣介石最擔心的是東北軍和西北軍聯合起來，停止剿共，把槍口調過去打日本人。
向友新、毛人鳳根據旨意，認真搜集有關西北軍和東北軍相處方麵的情報，結果發現，雙方的中下級軍官和士兵關係很差，從居住爭房、看戲爭座到上街爭路，動輒爭吵打架，甚至相互開槍，雙方有很大惡感。
戴笠得知，馬上指使西北區的特務們大肆煽風點火，挑撥離間。轉而又想，張學良、楊虎城也是十分狡猾的家夥，他們會不會采取“上合作下不合作，暗通明不通”的辦法來對付我的監視呢？
特務工作最好是多點懷疑心，想到這一點，戴笠立即指示向友新、毛人鳳：重點注意東北軍和西北軍的上層人物關係。
這一招果然起了奇效，向友新、毛人鳳很快發來一份急電：東北軍和西北軍上層接觸頻繁、關係密切。近日，張學良、楊虎城正與陝北紅軍的某一負責人進行秘密接觸，內容不詳。
戴笠把這份情報向蔣介石報告，蔣介石大驚，並指示：弄清詳情，注意保密。
事隔兩天，向友新、毛人鳳又傳來密報：據張學良身邊的親信透露，張、楊將采取“兵諫”方式，逼委員長停止“剿共”，領導抗日。
戴笠得此緊急情報，立即飛報蔣介石。
此時，蔣介石正準備飛抵西安，親自指揮西北大軍對共產黨實行大規模進攻，爭取在日軍大舉入侵前把紅軍消滅幹淨。
得到戴笠的密報，蔣介石愣了半晌，道：“這不可能吧，以前不是經常收到漢卿和楊虎城不和的情報嗎？”
戴笠說：“那是張、楊兩人采取的計謀，用以迷惑校長的。”
蔣介石又認真想了想，仍是搖頭：“這不可能，漢卿的為人我最了解，一向最講忠義。”
戴笠說：“漢卿的父親是日本人炸死的，打日本人替父報仇，也算是忠義？”
蔣介石不悅道：“好了，不要說了。”
戴笠咽下欲說的話，知道再怎麽說也沒用，隻好勸道：“不管情報可不可靠，我建議校長暫時不要去西安。”
蔣介石說：“我不要聽，漢卿手下個別極端分子造出的謠言就把你嚇成這樣！你別說了，不要妨礙我去西安剿共！”
戴笠無奈，隻好唯唯退下，心想：但願這份情報是別人造出的謠言。
蔣介石一行飛往西安去了，戴笠因脫不了身，隻好在家裏密切關注西安的秘密電台。
1936年12月12日，戴笠坐鎮電訊總台，連續不斷地向西安的秘密電台呼叫，對方均沒有回答。戴笠這才意識到問題嚴重，氣得打罵部下，以泄心頭之氣。
深夜，宋美齡一個緊急電話把戴笠召去，戴笠忐忑不安地來到中央軍校蔣介石的官邸，隻見孔祥熙、宋美齡神色焦急地在書房裏等戴笠。
見戴笠來了，宋美齡急忙奔過來，遞過一紙電文道：“戴處長，你總算來了，幫我想想辦法吧！”
戴笠看了一眼電文，全文隻有十三個字：西安發生兵變委員長消息不明。
最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戴笠驚得愣了足足有半分鍾。
這是一份最早知道西安事變的情報，是12月12日下午3時由駐守潼關的七十九師師長陳安寶發來的。軍政部長何應欽收到這份情報後竊喜萬分，因為國民黨的政府要員都已隨蔣介石去了西安，留在南京的，數他位置最高……何應欽當即封鎖了消息，因此戴笠也被蒙在鼓裏，隻有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知道，立即通知正在上海秘查“陳小姐”的宋美齡。
宋美齡得知，星夜趕回南京商議對策，把戴笠找去查詢情況。12月13日，戴笠接到正在潛逃的向友新發來的電文：張、楊叛變，委員長被扣，生死未卜。
以後又中斷了聯係，可見向友新的處境很危險，西安的形勢十分緊張。
張、楊叛變，蔣介石被扣的事更進一步被證實了，戴笠哭喪著臉，惶惶如喪家之犬，甚至到了精神失常的程度。每遇到一個黃埔軍校的同學或特務處的特務就哭道：“校長這次一定凶多吉少。沒有了領袖，我們的革命就要失敗了，這如何是好？”
戴笠去找何應欽，了解國民政府對西安事變的反應和部署，何應欽堅決主張立即調動中央大軍，討伐張、楊。
戴笠又去見宋子文、宋美齡，宋氏兄妹認為一旦打起來豈不要了蔣的命，一定要通過政治途徑達到和平解決。
戴笠又去見複興社的高幹們，複興社內分成主戰、主和兩派，針鋒相對，爭吵不休。主戰派陣營由賀衷寒、鄧文儀、桂永清等人領銜，主和派以鄭介民、梁千喬等人組成。兩派爭吵激烈，鄭介民為了避免複興社被賀衷寒等主戰派分子利用，拒絕參加會議。
戴笠看到南京政府和複興社內意見如此對立，更加六神無主，一籌莫展，如熱鍋上的螞蟻。他坐了汽車跑到南京慧圓街慧圓裏參謀業務訓練班，召集特務副處長鄭介民、書記長梁千喬、參訓班教官餘樂醒、政治指導員文強等高級特務開會。
戴笠敘述了這兩天裏南京到處一片混亂的情況，淚流滿麵地說：“如此情況，領袖又如何能救呢？我想親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飛簷走壁的同去，混入西安去救領袖。請樂醒兄想出辦法來。”鄭介民、梁千喬則在分析打與不打的利弊和策略。
戴笠說：“不打都難以救活命出來，打不是催命符嗎？夫人顧慮重重，認為主張打是另有文章。自古以來，政治如果沒武力做後盾，誰又會與你談，沒有武力便是空談。我看兩手都要，不過不能真打，隻能做手段，談是目的。隻要兵臨城下，張、楊不能不有所顧慮。如果說共產黨從中挑撥，我看他們目前窮途末路，作用不大。”戴笠說罷，大家默然。
12月21日，宋子文第一次赴西安後回到南京，與宋美齡商定，22日宋子文再次偕宋美齡飛赴西安，與張、楊談判。戴笠聽到消息後，決定冒死赴西安，又感到此行風險太大，無異於上門送死。
正在猶豫不決時，忽然想起把兄弟胡宗南，心想：宗南久駐西北，對張、楊所部情況比較熟悉，對天下大勢常有驚人之語。何不請他決斷？於是戴笠當即去一電，請其決疑。
胡宗南很快回電：根據從各方麵掌握的情報分析判斷，西安事變能否和平解決完全決定於校長本人，而非張、楊。張、楊發動兵變之目的，無非是逼其抗日，洗雪亡國亡家之恥。蔣亡，國必亂，張、楊初衷則不能實現，反成千古罪人。以張、楊的聰明，斷不會出此下策。綜上所述，校長絕無生命危險。校長不亡，豈有學生先亡之理？雨農兄去西安，不但沒有生命危險，相反卻有勤王保駕之功，此乃千古難逢的建功機會，得之終身受用，失之卻難逃殺身之禍。
胡宗南的複電，使戴笠茅塞頓開，去意遂堅。於是，正式向宋美齡提出同機赴西安營救校長，決心與校長同生死、共存亡。
宋美齡見戴笠對蔣介石如此忠心，非常感動，嘴裏卻道：“你不能跟我們同去，西安都知道戴雨農是個特務頭子，去了反而壞事。”
戴笠見夫人不同意，求助地望了一眼宋子文。
宋子文幹咳一聲，對宋美齡道：“還是讓雨農一起去吧。雨農和漢卿的關係很好，而且漢卿周圍有不少他的手下。去了以後，還要發動他們說服漢卿。”
宋美齡這才對戴笠說：“和我們同去可以，但到了西安千萬不要亂來，免得影響大局。”戴笠喜道：“雨農記住了。”
原來，戴笠早料到宋美齡可能不同意，便事先和宋子文說好了，到時請替自己說話。
12月21日晚，戴笠在南京曹都巷特務處大禮堂，召集科、股長以上骨幹特務講話。戴笠涕淚交下地說：“校長一身係天下安危，今竟被張、楊叛逆所扣押，生命垂危，前途堪慮。我們失職，致校長蒙難，真是罪該萬死。現在唯有盡量努力，進行挽救。我現在決心隨蔣夫人、宋部長飛赴西安，去營救校長。此行凶多吉少，我到西安後願和校長共生死。同時你們在家，也要把日常工作做好。”當即，戴笠交代，特務處所屬內勤機關和各省站組織要繼續加強偵查戒備，並與當地軍警憲機關配合，防止壞人造謠，擾亂治安；指示所屬密電研究譯室對桂係、閻錫山、龍雲、劉湘、韓複榘等各派係加強監督偵查，以秘密掌握他們對西安事變的態度和行動。戴笠還反複交代鄭介民，一定要隨時與胡宗南保持聯係，並防止複興社內部的主戰派惹是生非，輕舉妄動，一切要等蔣夫人和宋部長從西安回來後再作定奪等。
1936年12月22日，戴笠帶上兩支勃朗寧手槍，上滿子彈，暗藏在身上，在南京機場隨宋美齡、宋子文、端納、蔣鼎文，另外還有宋美齡的侍女、廚師，一共七人，登上一架福克式三引擎飛機。
兩個多鍾頭後，飛機降落在西安機場。出了艙，張學良早已迎候在機場。
宋美齡與張學良寒暄之際，戴笠以他職業的敏銳掃視周圍。但見機場四周是荷槍實彈的士兵，戴笠一下子情緒十分低落，心底湧起一種大難臨頭的悲哀。
正想著，一個年輕士兵用東北官話對戴笠說：“先生，請舉起雙手接受檢查！”
戴笠機械地舉起雙手，身上兩支手槍被搜去。
這時，宋美齡對張學良道：“漢卿，我的行李希望你不要檢查。”
張學良回道：“夫人請便，漢卿不敢。”
上了車，戴笠暗忖：早知如此，我不如把槍藏在夫人皮箱裏。
正想著，車隊已開至西安市東門裏金家巷張學良公館。剛下車，張學良對戴笠說：“雨農兄在這裏委屈一下，家裏還有一個客人，我先送夫人、宋先生、端納三人去高桂滋公館見委員長。”
戴笠苦笑道：“漢卿請便。”然後，戴笠被張學良的副官帶進了張公館。
剛進門，隻見一位穿軍裝的壯年漢子操著四川口音叫道：“戴雨農，你怎麽來了？我以為漢卿要我陪哪位貴賓呢。”
這漢子是曾擴情，黃埔軍校一期生，因他年紀是黃埔生中最大又名列複興社“十三太保”之首，加之他為人和藹、平易近人、樂於助人，被黃埔生尊稱為“擴大哥”。戴笠跑單幫時曾得過他不少救濟。“擴大哥”常常帶著他去南京下等妓院，因此很有交情。
曾擴情是個很有意思的人，由於他是黃埔軍校一期的老大哥，隻在北伐軍打惠州時當過連長，一上火線就“帶花”。1928年，蔣介石從日本回國複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後，當年10月間，就派曾擴情為特派員去四川，與四川軍閥聯係。那次，他除了帶去蔣介石給四川軍閥的親筆信外，還帶有孫中山先生給蔣介石的親筆信印成的精美的冊子，分贈給劉湘、楊森、劉文輝、鄧錫侯、田頌翹等人。劉湘等不但把他看成貴賓，而且所到之處，還發動當地軍民郊迎十裏，天天都是隆重款待，連當時打了敗仗逃到四川的吳佩孚，也親書一副對聯送他。吳用杜甫送給劍南東西川節度使嚴武的七律中一聯：“川合東西瞻使節，地分南北任流萍。”他得到這副對聯，比衣錦還鄉更感榮耀。因為他過去一直欽佩這位北洋軍閥首領，如今吳佩孚用這兩句詩來送給他，認為這比當年保皇派頭子康有為送吳佩孚五十大壽的對聯更加顯示吳佩孚對自己的尊敬。
嚐過第一次入川當特派員的甜頭之後，1933年8月間，曾擴情再一次興高采烈地隨同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浚去四川，委任軍閥劉湘為“四川剿匪總司令”。劉湘特派他的師長範紹增負責招待，範是有名的吃喝玩樂的能手，特地叫來四川名妓陳八、馬九來陪伴他，使他飽嚐家鄉美味。曾擴情便產生了“樂不思寧（南京）”的思想。劉湘看出了他的心意，想利用他向蔣介石要些武器裝備，便電呈蔣介石，保薦他為川軍教導師師長。蔣一看電報，大為震怒，認為他的學生要別人向他保薦，不僅是給他丟臉，也是背叛他的行為，立即電召他回南京，大罵一通之後，“擴大哥”的官運便每況愈下。到了現在，隻在張學良手下任西北剿共總部政訓處處長。
和這位“擴大哥”在一起，戴笠一點心情也沒有，一味地長籲短歎。
曾擴情勸道：“雨農兄不要想得太複雜，船到橋頭自然直，是好是歹，明天就會見分曉。”
戴笠說：“你能保證漢卿百分之百不殺校長嗎？”
曾擴情一驚，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戴笠於是悲從中來，歎道：“你作為政訓處長都不知道漢卿的用意，說明校長的處境是何等危險。西北軍都恨我，這回是死定了。”言罷，潸然淚下。見書案上有紙筆，取過，遂寫好一紙遺書……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監視，默察情形，離死不遠，來此殉難，固誌所願也。唯未見領袖，死不甘心也。戴笠。自儲備，和曾擴情同床而眠，唯聽擴大哥鼾聲雷動，全無睡意，輾轉至天明。”
天明，張學良不曾露麵。見“西北剿總”二科科長陳昶新從這裏經過，戴笠一把拉住他道：“陳科長，你帶我去見漢卿！”
陳昶新脫不了身，皺著眉頭道：“我這樣冒冒失失帶你去見副總不行，這樣吧，你放了我，我先去請示副總，經得同意再來接你。”
戴笠還是不肯放，道：“你要是不去跟漢卿說怎麽辦？憑什麽讓我信你？”
一旁的曾擴情道：“你自己是耍賴慣了的人，懷疑別人也是？你放心吧，陳科長不是說話不算數的人。”
戴笠這才放了陳昶新，待他走遠後，問曾擴情：“擴大哥，你怎知道他是說話算數的人？”
曾擴情笑道：“真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你這個聰明絕頂的特務頭子，這回反倒糊塗了。我這樣褒獎他，他陳昶新就算是個從不講信用的人，也會變得說話算數。”
戴笠恍然大悟，笑道：“別人都說擴大哥是個‘大而化之’的人，我看你才鬼呢！”這是戴笠來西安後第一次露了笑臉。
果如曾擴情所料，一會兒，陳昶新回來對戴笠說：“副總同意見你，你隨我來吧。”
戴笠隨陳昶新來到張學良辦公室，一眼見到張學良，一下子來個長跪不起，哭求道：“請副總司令千萬保全委員長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