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ino”，黑夜在喃喃低語，過了一會兒又說，“hypocrite”（偽君子）。又停了片刻，耳語聲又回來了，我終於分辨出是“hypocrino，hypocrino”，黑夜用微弱而陰險的聲音重複道。我在睡眠的泥漿中掙紮著，我抬起沉重、乏力的左手，將被子拉上來，蓋住我塞滿棉花的腦袋，隨後再次滑入睡眠的深處。
我的眼瞼在跳動。咒罵聲已悄悄地擠了進來，我無路可逃。“hypocrino”，我又聽見那個聲音在我的耳邊低語。被子無法保護我，我再也不能自衛；我應該慢慢地、慢慢地從那黑暗、甜蜜的遺忘的泥沼中抽出身去，我太清楚這一點了。以前，我不止一次地遇到過此事，這用世界語說出的喃喃低語侵入我的睡眠，漸漸地，可辨讀的詞語從中分散開來，預示著清醒的到來。困倦不再有用，無論什麽都無法將我帶回睡眠的深處。我並非第一次慢慢從那有療效的泥沼升至表麵，然而，我努力想盡可能長地留在那暫時性昏迷中，雙眼緊閉，腦袋沉重空白，身體同樣沉甸甸的，如同背負著重物，被壓得直不起身，像是要沉入深重的暗夜。這隻會持續漫長的幾秒鍾，當然，我又失敗了。窗戶的黑幕現在分散開來，變得粉紅透明，就像以前的情形一樣。窗簾飄向一個柔聲細語、背信棄義、易於辨別的低語：“hypocrino”。
我伸出手，去摸床頭櫃上的報紙。當然，沒有報紙，但我還是毫無特殊理由地繼續撫摸著那光滑的木頭表麵。偶爾出現的自我遺忘的混亂已被粉碎，隻在數秒內使我與自我分離。我不久就會再次變得清醒，意識到我是誰，我在哪裏。我抬起左臂，困惑地盯著手表。
“你先將一個盒子放在左臂上，貼近你的心髒。這意味著你有感覺。”我的希伯來語老師說，他在教我如何安置經文護符匣。“然後你把另一個盒子放在前額上，貼近你的大腦。這兩個時刻之間不得有中斷，意念與姿態、感覺與行動間不得有分割。”那位引導我在13歲時進入成年期的導師解釋說。
在半睡半醒之間，牆上的日曆顯示的是1949年。“一千九百四十九。一千！九百！四十九！”我嘟囔道。我一直在跨越和重新跨越初入13歲的歲月，卻從未真正跨越它。自從我沒能成為一個不是我的人時起，時間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生活的所有幹擾性階段都萎陷進了那個少年之年。所有這些年來，我的左臂上戴的不是經文護符匣，而是一塊屬於同一個時間孤兒的手表，正如我在當時一樣。
我看著失眠症那張褻瀆、沉默的表麵，我轉動著時間的鍍金旋鈕：不，現在不是紐約時間晚上八點半，而是淩晨三點半，在這裏，在喀爾巴阡山與多瑙河之間。飛機著陸時我就應當把手表的指針調整到新時區，但我陷在噴氣飛行時差綜合征中，不知道自己身屬何處。
當時，在1949年，我要進入的未來已經逝去。但是，空間已經換成了過去的空間。我看著表麵上的時間，我朝窗外望去，看著1997年的土地。“彼處”不再像幾天前那樣意味著羅馬尼亞，那“遙遠的國度”。現在，遙遠的國度是美國，那所有流亡者的家園，它再次用流亡者的禮節歡迎我：“hypocrino！”
死亡後的生活語言，無論是在現世還是在冥間，都不屬於個人，不是人與生俱來的權利，而僅僅是租來的。hypocrino！在所有的考驗、騙局和重生的獎賞中，這種租來的語言是一種生存功能。“為了發揮一個美國公民的作用，你必須能夠在模式、流派和媒體的廣大範圍內閱讀、解釋和批評文本。”這是我從羅伯特·斯科爾斯（robert scholes）的《英語的興起與衰落》（the rise and fall of english）一書中了解到的指令。為流亡者的新國度所接納的外國人必須參加必不可少的hypocrino測試。“hypocrisy（偽善）”一詞的古希臘語詞根？自主的順從、讚同的感歎？“人們發現，‘hypocrite（偽君子）’的詞根是古希臘動詞hypocrino，這個詞意義廣泛，從簡單的言辭，到演說，到舞台表演，到杜撰和錯誤言論，無所不包。”你在幼兒園時就學會了這些詞匯及其意義和發音嗎？自然的手勢和麵部表情隻不過是孩童時代學會的、從被派來代替和代表你的替角口中說出的演員台詞嗎？
我從報紙上將斯科爾斯的書評剪下來，擱在床頭櫃上，打算第二天去買這本書。“hypocrino。”夜晚偽善的低語將我喚醒。我試著不去諦聽。我將剪報揉成團，扔在地板上，仿佛希望轉移那咒語。
早晨，揉皺的報紙團還在原位。我將它鋪展開來，剪下引起我失眠的那個句子。我將它貼在電腦前麵的牆上，然後默記那理應保護我這樣的流亡者不受真理的噩夢傷害的公式：“hypocrino……意義廣泛，從簡單的言辭，到演說，到舞台表演，到杜撰和錯誤言論，無所不包。”
那是個陽光燦爛的早晨，那一年是1993年。從我在新世界著陸算起，時間已過去了5年。既然流亡中的一年要抵本鄉本土中的4年，那麽時間已經過去了20年。郵差送來了辛西婭的一張明信片：“我祝願，一天早晨醒來，我們全都在說、讀、寫羅馬尼亞語，羅馬尼亞語被宣布為美國國語！”在沒有意識到那誘人命運的危險性的情況下，她用她那熟悉的筆跡又加了一句：“既然世界正在做著它現在正在做的怪事，這事就沒有理由不會發生。”公寓樓的看門人突然用羅馬尼亞語歡迎我？巴德學院的院長用流利的羅馬尼亞語與我交談？我的會計用羅馬尼亞語向我解釋美國稅收製度？地鐵廣播終於用一種可理解的語言報下一個站名？我與美國朋友、學生和出版商的關係突然鬆弛下來？這是個玩笑，還是個噩夢？不，我現在生活於其間的美國環境必須保持原樣，辛西婭信件中想象的奇跡隻會往一個已經十分奇異的狀態中加入一個新的維度。然而，她的願望真的變成了現實，但不是按照她所表達的方式。它不是發生在紐約，而是發生在我重返布加勒斯特之時，在布加勒斯特，人人都說羅馬尼亞語。
肯注意到，我在說羅馬尼亞語時，變得容光煥發，他對此的評論瞄準了那中毒極深的快樂心靈。40歲時，我第一次前往“自由世界”旅行，當時，我拜訪的許多親戚朋友都督促我最終離開可詛咒的羅馬尼亞。我的回答是：“假如我不是生活在一個國度，而是生活在一種語言中，那該怎麽辦？”這是逃避的詭辯嗎？既然我真的在流亡，我還能繼續保有那應許之地，也就是語言嗎？倒黴者的夜晚的庇護所？我背負在身的家，那蝸牛殼，並非完全不可滲透。屬於流亡者的新地理的新的洪亮音調和意義在設法滲透流浪者的外殼。然而，無意義不能再度遭到忽視。每一秒都是對存在於你內心之中的死亡的警示。語言隻提供了一種失敗的驕傲符號。失敗正是使你合法化的東西，hypocrino先生。
突然，透過霧蒙蒙的窗戶，我看到了齊奧朗。他慎重地順著醫院的走廊走著，嘴裏嘟囔著些莫明其妙的詞語。半個世紀前，他通過一次陰間的移植手術，從自己的母語中解放了自己，像個君主一樣，定居在笛卡爾的法語矛盾的王國之中。然而，在此時此刻，他又在嘟囔著那些過去的詞語。與他的性情如此相配的羅馬尼亞語——他在春風得意時，曾設法使之“解除國有化”——在他老年性癡呆症的迷霧中，重新回到了他身上。他正在用自己過去的語言咕噥著過去的毫無意義的詞語，他的無國界的興奮被一種溫和的、出生前的衰老所取代。
他也許很樂意被叫做hypocrino先生。我們可以解剖流亡者的恍惚神誌，如同我們1990年的一個晚上在他位於巴黎的閣樓上所做的那樣。我現在應當敲響來世的窗戶，使他想起我離開羅馬尼亞後他寫給我的信嗎？“c’est de loin l’acte le plusintelligent que j’aie jamaismis。”他寫道——到目前為止，移民是他所做的最明智的舉動。那僅僅是過去的創傷性的空虛嗎，齊奧朗先生？為什麽要不惜一切代價地活下去呢？我們需要對我們名字的阿諛奉承，而非其他任何東西嗎？為什麽我們不接受結局，為什麽我們想再次成為演說者？
還有，你對仇恨有何感想，hypocrino先生？別人對我們的仇恨最終能夠治愈我們的困惑和幻想，使我們在自己眼中變得更有趣嗎？那位“形而上學的猶太人”齊奧朗比真正的猶太人更好地領悟到了祖先對仇恨的解說嗎？我們自己所熱愛的布加勒斯特是適合於這種爭論的地方嗎？
我左手靠近心髒處的表麵上不同於我的老手表那樣有三根指針：一根秒針，一根分針，一根時針，我也不再需要每晚上床前給它上弦。我不再傾聽著它的嘀嗒聲，借此來傾聽我的時間一秒鍾一秒鍾地流逝。無論如何，我將不用聽任何東西。在新表密封的腹髒中，秒數悄無聲息地消失了。
我應該走下樓去，來到大廳中，傾聽過去的語言，聽齊奧朗的聲音，聽我自己的聲音，聽老聲音，聽老語言，聽一個人在出生之前的記憶嗎？這樣的機會不應該錯過。1992年，在都靈，在東歐作家會議上，我的發言稿的英文翻譯，感謝上帝，證明毫無用處。那裏隨處可見許多從羅馬尼亞來到意大利的優秀翻譯。聽到這個消息，我如釋重負，如夢初醒，十分快意，就在這時，我發現有兩個同胞在同我搭訕。那個矮墩墩、圓滾滾、衣著瀟灑的人帶著一臉慣例的燦爛笑容自我介紹說，他是羅馬尼亞駐意大利使館的文化參讚；另一位，作為來自羅馬尼亞的文學人士，也住在羅馬。“你將使用什麽語言？”文化參讚直視著我的眼睛問。“羅馬尼亞語。”我答道。“這麽久之後，我終於可以說羅馬尼亞語了。”我興高采烈地加了一句。我的同胞們竭力掩飾著自己的笑容，裏麵夾雜著懷疑與猜忌。他們繼續沉默地仔細打量著這個令人吃驚的祖國的文學代表的麵容和姿態。你會相信嗎？他因為要用羅馬尼亞語向世界說話而顯得如此快樂。可憐的東西，為能說羅馬尼亞語而快樂無比，哪怕是對他毫無理由加以信任的官場的官員說。
當我們道別，我走向講台時，我無意間將一位偷聽者留在了身後。那兩人沒有意識到，就在一步之外，有一個此情此景的目擊者，我妻子。她機警的耳朵捕捉到了他們的反應。“你聽到了嗎？”一個人說，“他要用羅馬尼亞語發言。大人物！他還為此很高興。”他的同伴答道：“隻要他願意，他甚至可以用匈牙利語發言，不幹我的事。”——當然，匈牙利語比英語要糟些。
是的，肯就語言問題向hypocrino先生發出質問是對的。它的夜晚的喃喃低語常常喚醒我，如同一道正在為自己尋找出口的流浪的電流——夜晚的深處的地下水在用溫和而喧囂的微波捕捉著詞匯：夢遊者關於失敗的豐足和失眠的好處的獨白。
表麵現在指示的時間是布加勒斯特的早晨5點多，紐約則處在死寂的暗夜中。房間的寂靜和老心髒的靜謐量出了時間那孩子氣的、不安靜的跳動的節奏。對於時間的暫時的寄宿者而言，飯店的空間足夠大了。
我的眼瞼在跳動。咒罵聲已悄悄地擠了進來，我無路可逃。“hypocrino”，我又聽見那個聲音在我的耳邊低語。被子無法保護我，我再也不能自衛；我應該慢慢地、慢慢地從那黑暗、甜蜜的遺忘的泥沼中抽出身去，我太清楚這一點了。以前，我不止一次地遇到過此事，這用世界語說出的喃喃低語侵入我的睡眠，漸漸地，可辨讀的詞語從中分散開來，預示著清醒的到來。困倦不再有用，無論什麽都無法將我帶回睡眠的深處。我並非第一次慢慢從那有療效的泥沼升至表麵，然而，我努力想盡可能長地留在那暫時性昏迷中，雙眼緊閉，腦袋沉重空白，身體同樣沉甸甸的，如同背負著重物，被壓得直不起身，像是要沉入深重的暗夜。這隻會持續漫長的幾秒鍾，當然，我又失敗了。窗戶的黑幕現在分散開來，變得粉紅透明，就像以前的情形一樣。窗簾飄向一個柔聲細語、背信棄義、易於辨別的低語：“hypocrino”。
我伸出手，去摸床頭櫃上的報紙。當然，沒有報紙，但我還是毫無特殊理由地繼續撫摸著那光滑的木頭表麵。偶爾出現的自我遺忘的混亂已被粉碎，隻在數秒內使我與自我分離。我不久就會再次變得清醒，意識到我是誰，我在哪裏。我抬起左臂，困惑地盯著手表。
“你先將一個盒子放在左臂上，貼近你的心髒。這意味著你有感覺。”我的希伯來語老師說，他在教我如何安置經文護符匣。“然後你把另一個盒子放在前額上，貼近你的大腦。這兩個時刻之間不得有中斷，意念與姿態、感覺與行動間不得有分割。”那位引導我在13歲時進入成年期的導師解釋說。
在半睡半醒之間，牆上的日曆顯示的是1949年。“一千九百四十九。一千！九百！四十九！”我嘟囔道。我一直在跨越和重新跨越初入13歲的歲月，卻從未真正跨越它。自從我沒能成為一個不是我的人時起，時間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生活的所有幹擾性階段都萎陷進了那個少年之年。所有這些年來，我的左臂上戴的不是經文護符匣，而是一塊屬於同一個時間孤兒的手表，正如我在當時一樣。
我看著失眠症那張褻瀆、沉默的表麵，我轉動著時間的鍍金旋鈕：不，現在不是紐約時間晚上八點半，而是淩晨三點半，在這裏，在喀爾巴阡山與多瑙河之間。飛機著陸時我就應當把手表的指針調整到新時區，但我陷在噴氣飛行時差綜合征中，不知道自己身屬何處。
當時，在1949年，我要進入的未來已經逝去。但是，空間已經換成了過去的空間。我看著表麵上的時間，我朝窗外望去，看著1997年的土地。“彼處”不再像幾天前那樣意味著羅馬尼亞，那“遙遠的國度”。現在，遙遠的國度是美國，那所有流亡者的家園，它再次用流亡者的禮節歡迎我：“hypocrino！”
死亡後的生活語言，無論是在現世還是在冥間，都不屬於個人，不是人與生俱來的權利，而僅僅是租來的。hypocrino！在所有的考驗、騙局和重生的獎賞中，這種租來的語言是一種生存功能。“為了發揮一個美國公民的作用，你必須能夠在模式、流派和媒體的廣大範圍內閱讀、解釋和批評文本。”這是我從羅伯特·斯科爾斯（robert scholes）的《英語的興起與衰落》（the rise and fall of english）一書中了解到的指令。為流亡者的新國度所接納的外國人必須參加必不可少的hypocrino測試。“hypocrisy（偽善）”一詞的古希臘語詞根？自主的順從、讚同的感歎？“人們發現，‘hypocrite（偽君子）’的詞根是古希臘動詞hypocrino，這個詞意義廣泛，從簡單的言辭，到演說，到舞台表演，到杜撰和錯誤言論，無所不包。”你在幼兒園時就學會了這些詞匯及其意義和發音嗎？自然的手勢和麵部表情隻不過是孩童時代學會的、從被派來代替和代表你的替角口中說出的演員台詞嗎？
我從報紙上將斯科爾斯的書評剪下來，擱在床頭櫃上，打算第二天去買這本書。“hypocrino。”夜晚偽善的低語將我喚醒。我試著不去諦聽。我將剪報揉成團，扔在地板上，仿佛希望轉移那咒語。
早晨，揉皺的報紙團還在原位。我將它鋪展開來，剪下引起我失眠的那個句子。我將它貼在電腦前麵的牆上，然後默記那理應保護我這樣的流亡者不受真理的噩夢傷害的公式：“hypocrino……意義廣泛，從簡單的言辭，到演說，到舞台表演，到杜撰和錯誤言論，無所不包。”
那是個陽光燦爛的早晨，那一年是1993年。從我在新世界著陸算起，時間已過去了5年。既然流亡中的一年要抵本鄉本土中的4年，那麽時間已經過去了20年。郵差送來了辛西婭的一張明信片：“我祝願，一天早晨醒來，我們全都在說、讀、寫羅馬尼亞語，羅馬尼亞語被宣布為美國國語！”在沒有意識到那誘人命運的危險性的情況下，她用她那熟悉的筆跡又加了一句：“既然世界正在做著它現在正在做的怪事，這事就沒有理由不會發生。”公寓樓的看門人突然用羅馬尼亞語歡迎我？巴德學院的院長用流利的羅馬尼亞語與我交談？我的會計用羅馬尼亞語向我解釋美國稅收製度？地鐵廣播終於用一種可理解的語言報下一個站名？我與美國朋友、學生和出版商的關係突然鬆弛下來？這是個玩笑，還是個噩夢？不，我現在生活於其間的美國環境必須保持原樣，辛西婭信件中想象的奇跡隻會往一個已經十分奇異的狀態中加入一個新的維度。然而，她的願望真的變成了現實，但不是按照她所表達的方式。它不是發生在紐約，而是發生在我重返布加勒斯特之時，在布加勒斯特，人人都說羅馬尼亞語。
肯注意到，我在說羅馬尼亞語時，變得容光煥發，他對此的評論瞄準了那中毒極深的快樂心靈。40歲時，我第一次前往“自由世界”旅行，當時，我拜訪的許多親戚朋友都督促我最終離開可詛咒的羅馬尼亞。我的回答是：“假如我不是生活在一個國度，而是生活在一種語言中，那該怎麽辦？”這是逃避的詭辯嗎？既然我真的在流亡，我還能繼續保有那應許之地，也就是語言嗎？倒黴者的夜晚的庇護所？我背負在身的家，那蝸牛殼，並非完全不可滲透。屬於流亡者的新地理的新的洪亮音調和意義在設法滲透流浪者的外殼。然而，無意義不能再度遭到忽視。每一秒都是對存在於你內心之中的死亡的警示。語言隻提供了一種失敗的驕傲符號。失敗正是使你合法化的東西，hypocrino先生。
突然，透過霧蒙蒙的窗戶，我看到了齊奧朗。他慎重地順著醫院的走廊走著，嘴裏嘟囔著些莫明其妙的詞語。半個世紀前，他通過一次陰間的移植手術，從自己的母語中解放了自己，像個君主一樣，定居在笛卡爾的法語矛盾的王國之中。然而，在此時此刻，他又在嘟囔著那些過去的詞語。與他的性情如此相配的羅馬尼亞語——他在春風得意時，曾設法使之“解除國有化”——在他老年性癡呆症的迷霧中，重新回到了他身上。他正在用自己過去的語言咕噥著過去的毫無意義的詞語，他的無國界的興奮被一種溫和的、出生前的衰老所取代。
他也許很樂意被叫做hypocrino先生。我們可以解剖流亡者的恍惚神誌，如同我們1990年的一個晚上在他位於巴黎的閣樓上所做的那樣。我現在應當敲響來世的窗戶，使他想起我離開羅馬尼亞後他寫給我的信嗎？“c’est de loin l’acte le plusintelligent que j’aie jamaismis。”他寫道——到目前為止，移民是他所做的最明智的舉動。那僅僅是過去的創傷性的空虛嗎，齊奧朗先生？為什麽要不惜一切代價地活下去呢？我們需要對我們名字的阿諛奉承，而非其他任何東西嗎？為什麽我們不接受結局，為什麽我們想再次成為演說者？
還有，你對仇恨有何感想，hypocrino先生？別人對我們的仇恨最終能夠治愈我們的困惑和幻想，使我們在自己眼中變得更有趣嗎？那位“形而上學的猶太人”齊奧朗比真正的猶太人更好地領悟到了祖先對仇恨的解說嗎？我們自己所熱愛的布加勒斯特是適合於這種爭論的地方嗎？
我左手靠近心髒處的表麵上不同於我的老手表那樣有三根指針：一根秒針，一根分針，一根時針，我也不再需要每晚上床前給它上弦。我不再傾聽著它的嘀嗒聲，借此來傾聽我的時間一秒鍾一秒鍾地流逝。無論如何，我將不用聽任何東西。在新表密封的腹髒中，秒數悄無聲息地消失了。
我應該走下樓去，來到大廳中，傾聽過去的語言，聽齊奧朗的聲音，聽我自己的聲音，聽老聲音，聽老語言，聽一個人在出生之前的記憶嗎？這樣的機會不應該錯過。1992年，在都靈，在東歐作家會議上，我的發言稿的英文翻譯，感謝上帝，證明毫無用處。那裏隨處可見許多從羅馬尼亞來到意大利的優秀翻譯。聽到這個消息，我如釋重負，如夢初醒，十分快意，就在這時，我發現有兩個同胞在同我搭訕。那個矮墩墩、圓滾滾、衣著瀟灑的人帶著一臉慣例的燦爛笑容自我介紹說，他是羅馬尼亞駐意大利使館的文化參讚；另一位，作為來自羅馬尼亞的文學人士，也住在羅馬。“你將使用什麽語言？”文化參讚直視著我的眼睛問。“羅馬尼亞語。”我答道。“這麽久之後，我終於可以說羅馬尼亞語了。”我興高采烈地加了一句。我的同胞們竭力掩飾著自己的笑容，裏麵夾雜著懷疑與猜忌。他們繼續沉默地仔細打量著這個令人吃驚的祖國的文學代表的麵容和姿態。你會相信嗎？他因為要用羅馬尼亞語向世界說話而顯得如此快樂。可憐的東西，為能說羅馬尼亞語而快樂無比，哪怕是對他毫無理由加以信任的官場的官員說。
當我們道別，我走向講台時，我無意間將一位偷聽者留在了身後。那兩人沒有意識到，就在一步之外，有一個此情此景的目擊者，我妻子。她機警的耳朵捕捉到了他們的反應。“你聽到了嗎？”一個人說，“他要用羅馬尼亞語發言。大人物！他還為此很高興。”他的同伴答道：“隻要他願意，他甚至可以用匈牙利語發言，不幹我的事。”——當然，匈牙利語比英語要糟些。
是的，肯就語言問題向hypocrino先生發出質問是對的。它的夜晚的喃喃低語常常喚醒我，如同一道正在為自己尋找出口的流浪的電流——夜晚的深處的地下水在用溫和而喧囂的微波捕捉著詞匯：夢遊者關於失敗的豐足和失眠的好處的獨白。
表麵現在指示的時間是布加勒斯特的早晨5點多，紐約則處在死寂的暗夜中。房間的寂靜和老心髒的靜謐量出了時間那孩子氣的、不安靜的跳動的節奏。對於時間的暫時的寄宿者而言，飯店的空間足夠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