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為由索羅斯基金會讚助的東歐私有化項目工作。我五年前見過他，那是在意外地接到他的信之後。“這有點碰運氣的成分。”他寫道，接著描述了他正在從事的一個項目，一本關於對文學、音樂和藝術中所反映的大屠殺的審美反應的書。“你去年春天在羅格斯大學紐奧克市分校的會議上所說的話一直困擾著我。你的那句縈繞在我腦海中的話是：大屠殺的商品化。”
我們設法在曼哈頓的一家愛爾蘭酒吧見了麵。他向我說起他的祖父，一文不名、年輕氣盛的他移居到美國，最終成了著名的科學家，獲得了諾貝爾獎金；他還說起他的法國裔的母親，她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還有他在越南戰爭中死去的兄弟；以及他自己，好幾本書的作者，即將進行一項有關現代保守主義的批評研究。漸漸地，我們之間產生了友情。我欣賞他的開放精神和他四海一家的觀念，這根源於他的法國和愛爾蘭血統，以及他的牛津大學的教育、他的天主教徒的道德感，以及他的快活的美國人的公平競爭意識。
他從莫斯科來看我，在這裏，我過去的生息之地。“當你用羅馬尼亞語對接待處的年輕人說話時，”當我們在洲際飯店的大廳裏重逢時，他對我說，“你的臉亮了起來。你很放鬆，甚至容光煥發。我看得出來，語言對你來說始終是個未愈合的傷口。”
在與一位我對其秘密效忠對象一無所知的國家飯店的雇員談話時容光煥發？然而，我接受了挑戰，語言的確是個值得談論的話題。1979年，當我的美國親戚不斷勸說我盡可能早地離開社會主義喬爾馬尼亞時，我的回答是：“我的祖國就是我的語言。”我最終離開了，但是我沒有離開我生活在其中的語言，隻是離開了使我再也無法透過氣來的國家。“我真心祝願，一天早晨醒來，我們都在說羅馬尼亞語。”意識到我的語言傷痛的辛西婭（cynthia）一次寫信給我說。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夢想……但不是在布加勒斯特。也許肯是對的。我沉浸其中的語言正在我身上施展它的魔力，這也許很不錯。不過我又得說，這也許不怎麽樣。我發現，在我離開的這些年裏，羅馬尼亞語一再使用的都是社會主義的僵硬呆板的陳詞濫調，隻不過裏麵注入了源自美國電影和廣告的混雜語。昨天，當我打開旅館房間的電視時，映入我眼簾的是一群羅馬尼亞參議院的成員，他們全都無法清晰地說出一個結構完整的句子。在法蘭克福的候機廳裏等飛機時，向我襲來的是同樣的竊竊私語、同樣的支離破碎的詞匯。
肯和我向我以前的家走去。我們途經國家圖書館，這是座雄偉卻積滿灰塵的建築；然後繼續沿利普斯坎尼街向前，這條街有點像條集市長廊；接下來我們又經過了斯塔維若坡雷歐斯教堂（stavropoleos church），它如同一粒微型寶石，頗顯突兀地位列於周圍的一片灰暗與貧困之中。我們看到的是坑窪不平的人行道，斑駁朽爛的牆壁，滑稽可笑的商店招牌，神經緊張、渾身顫抖、疲倦不堪的路人。我們走過以前的喜劇劇場，穿過橫跨丁布維塔河兩岸的新橋，發現自己置身於勝利大道上。該街道2號的那座老建築依舊佇立在那裏。我將位於第15號公寓的三樓陽台指給肯看。
我們搬進去時，陽台用玻璃嵌板圍了起來，這樣可以生出一點兒額外的空間。正如古利阿努會說的那樣，毀掉這種擴充空間的命令來自國家第一夫人墨爾杜同誌。我相當大膽地發起了一場反對權威的合法戰爭，隻為了獲取這種侵害的書麵證據，這又一天真之舉增列進了我的喬爾馬尼亞人傳記的表格之中。
“我們要不要上去，看看公寓裏現在住著什麽人？”肯問。
“我知道誰住在那裏。”
肯堅持要上去，可我巋然不為所動，這並不是因為我以前的居所會令我感傷。在我離開祖國後，在1987年、1988年、1989年這幾年裏，我一直在為這間公寓付房租，這幾年間，我從德國漫遊到了美國。1989年，在共產黨政權土崩瓦解、獨裁者及其配偶遭到追捕時，該樓的管理者強行打開公寓房門，迅速搬了進去。他顯然得到了國家最高秘密機構的幫助，他像所有自己的同類一樣，一直在為這個機構秘密工作。那位天真的大西洋彼岸的承租人將管理人告上法庭，可當局站在自己的合作者一邊。不可能性再次被證明是可能的：民主的羅馬尼亞的民主的司法體係在1990年和1991年兩次宣布，支持管理人，反對大洋彼岸的叛國者。那位外僑不僅被判承擔法庭訴訟費用，而且還得用他那肮髒的美元去支付重新裝修公寓的費用，自從他背井離鄉之日起，這麽多年來，他一直都在為它支付房租。
正如我試著向肯解釋的那樣，社會主義法律規定，無論何時，隻要有人“永遠地”離開祖國，他就得將公寓無條件地遺贈給國家。可即使我沒有將公寓“歸還”給國家，而且社會主義的法律已不再適用，但社會主義的秘密警察，以及它的線人及行政人員，都生存了下來。
我們沿勝利大道向前，經過中央郵政局，轉入國家曆史博物館，它由齊奧塞斯庫所建，但事實上是紀念他與墨爾杜同誌對國家和人民的輝煌貢獻的神龕。這條像後世本身一樣不受個人感情影響的不具人格的街道似乎並不想我，也並沒有意識到，那麽多年來，我是它的忠實的步行者。在我們的左側，緊挨著勝利百貨商店（現在恢複了它戰前的名字fayette[1]），一座醜陋的現代建築正在拔地而起。它旁邊是過去的民兵組織駐地，現在變成了布加勒斯特城市警察總部。我們的右側，像過去一樣，是時裝店和實驗電影院。
永遠也不應該輕視死後的瀏覽觀光。我意識到自己所擁有的特權，並認識到了它的虐待狂的直接好處。在抵達與林蔭大道相交叉的十字路口後，我們右轉，向大學廣場走去，在那裏，我們迎麵看到一條用巨大的黑色字母塗抹在牆上的標語：monarhia salveaz? rom?nia（君主政體拯救羅馬尼亞）。我們穿過現在充斥著小商店的地下通道，然後出現在另一端，在馬格合魯林蔭大道上，就在飯店對麵。
1點鍾，我在雅典娜神殿音樂廳與利昂再次碰麵。排練正在熱烈進行中，喬安娜一如既往地助人為樂。我發現，很難將十年前那個用其對艾倫·金斯堡[2]的《嚎叫》一詩的翻譯令聽眾渾身戰栗的詩人形象添加到她目前的文化官員的化身之上。美國大使館的汽車正在雅典娜神殿音樂廳門前等候我們，以便送我們去進午餐，那是負責公共關係的大使約翰·卡特茲卡（john katzka）為了對我們表示敬意而準備的。
我們——美國明星與羅馬尼亞流亡者，一個無與倫比的組合——走上那座雄偉壯麗的建築物的台階。高大、愜意、優雅的白小醜在緊張而缺乏誠意的花臉小醜奧古斯都的陪伴下，受到文化專員（一個麵無表情的女人）及卡特茲卡先生的歡迎。卡特茲卡先生身材高大，金發碧眼，十分健談，他立即對巴德學院、我於1992年獲得的麥克阿瑟獎以及我們的行程安排表示出興趣。不久，羅馬尼亞客人們陸續到達，邀請函上稱他們為“學者”。我把安德烈·普樂蘇（andrei plesu）介紹給利昂，喬治·索羅斯對我說過，安德烈·普樂蘇很有可能成為布加勒斯特的中歐大學校長的首選候選人。普樂蘇對我沒有讓人們事先知道我的來訪表示遺憾，他本可以安排一次與新歐洲學院的一個“有趣的團體”的會麵，現在他擔任著該團體的負責人。我還來不及對自己錯過快樂機會的才幹表示自謙，就發現自己被擁入了勞仁提烏·烏利茨urentiu ulici）的懷中，他是現任作家協會主席，比我記得的樣子顯老。他也滿口責備我不曾提前告知我的來訪。他堅持要我順便訪問作家協會，他願意在協會“組織點什麽”以慶祝我的歸來：一次會議，一次歡宴，一次討論會。那個“什麽”理應是個令我的前同事們終於可以表達七年前他們未曾表達的憤慨的機會嗎？當時，到處都在散播有關他們的作家同伴的公開謊言。勞仁提烏·烏利茨壟斷了我的注意力，迫不及待地告訴我，在這些“艱難歲月”中協會所獲得的組織上及金融上的成就——例如，通過將建築物出租給外國機構所獲得的金錢，他們正在建立基金、病假資助及文學獎勵；他們已建立起一個國際作家聯合會，為翻譯項目提供度假屋和膳食住處；建立在羅馬基礎之上的羅馬尼亞圖書館（biblioteca di romania）將成為國際作家的重要會議的舉辦地；協會還與巴黎建立了有風險的合作出版關係。我點頭表示欣賞，對他沒有對我自己的事情提出問題感到釋然。午餐時，我們全都被利昂生動有趣地講述的音樂界的奇聞逸事迷住了。大使是位出色的東道主，食物豐盛，美酒可口。
外麵變得越來越暖和，陽光也越來越明媚。也許我應該出去走走，也許再去看看達樂斯書店。我要讓自己有一個放鬆的時刻。我脫下夾克和鞋，躺倒在飯店的床上。疲憊襲來，並越來越沉重，當我沉浸在空蒙狀態時，就如同被包裹在迷霧之中。
“歡迎歡迎，敏西爾。”那聲音有點兒沙啞，帶著點兒酒意和喉音。“你回到心愛的祖國了？”
我知道那是誰的聲音，可無法看清說話者。我知道誰過去常常稱我為“敏西爾”，以及為什麽。
“回到了心愛的祖國，諾德曼先生？”
如果他第三次問這個問題，他肯定會稱我為“坦克師將軍”。“你很羞澀，卻又很暴力，諾德曼先生。”他在讀過那篇1982年在社會主義新聞界引發了馬內阿醜聞的文章後對我說。“如你所知，我的雙腳是泥捏成的，就像泥人[3]一樣，可我在此，單腿站立，讀著你的文章。我無法將腳放下來，我太激動了。mes hommages,général！[4]你是個坦克師將軍，mon cher[5]諾德曼。”在電話中，他用喘息的聲音重複道。
“你從資本主義的天堂回來了嗎？那裏，在伊甸園，情況如何，將軍？”
我現在完全清醒了，正望著窗簾，望著那個死去的人，他曾是我的朋友，共產黨員，起綽號和散布閑言碎語的大師。我們第一次見麵時，他就迅速將我的名字改成了諾德曼[6]。我立即變成了北方來的人，不僅來自布克維納北部，而且來自北大西洋。我可能是在70年代中期見過他。一天晚上，我接到一個陌生女人的電話。她在一本文學周刊上讀到過我的一篇小文，邀請我參加一個朋友的晚會，晚會地址是在斯弗因圖爾·帕維爾街24號，第12號公寓。給我打電話的人有著美妙的聲音，似乎是個有鑒賞力的讀者。她報上了自己的名字，原來她是一位著名批評家兼作家的妻子。那是個耳熟能詳的名字，即使對一個在文學圈外養家糊口的人來說也是如此。
我聽過許多有關這位在斯大林教條主義時代的社會主義文化的éminence grise[7]的事，聽說過他的富有傳奇性的雙重生活，這位老於世故的圖書和陰謀的愛好者。
在我初次在唐娜·奧爾巴的圈子亮相的那天晚上，我很快就被美麗的女主人那古典的舊式優雅所征服。這位膚色淺黑的纖弱女人以一種柔中帶剛的智慧周旋於人們中間。她的聞名遐邇的丈夫不在那裏。那位背叛者常與情婦一起共度周末，在另一個對稱的文學沙龍，主持者就是他本人及其年輕的繆斯。
這故事似乎有點兒巴黎味道，但並非與巴爾幹人的風情毫無幹係。由於安東內斯庫的爪牙的審問，那位大名鼎鼎的共產黨批評家和作家已經變成了殘廢，現在他肥頭大耳，久坐不動，甚至連幾步路都走不了。他從自己居住的市中心前往他與自己的周末情婦共度良宵的郊區愛巢的旅程是借由老哈恰圖良的汽車進行的。那位退休司機也是戰爭期間就入了黨的共產黨員，他們從那時起就認識，可他並沒有因此而獲得價格優惠，哈恰圖良反而對他提起了三次以上的訴訟，如同某種不道德的稅金。
他不可能直接從三樓的床上跳下來，坐進等候著的出租車中。隻有電梯才能將這個殘廢的泥人運到底層，薩赤茲·哈恰圖良同誌的汽車已經等候在那裏。他的泥捏的雙腳再也無法勝任前去電梯的那幾步路，唐娜·奧爾巴不得不伸出援手，目送他進入電梯，然後，在司機的幫助下，幫助他坐進汽車。然後，她回到公寓，打電話給自己的情敵，讓她知道轉運已完成，像往常一樣，她周遊的丈夫將在大約40分鍾後抵達目的地，到時候，情婦已等在自己位於德魯穆爾·塔貝雷（drumul taberei）郊區的公寓外，以便將她心愛的人從汽車裏弄出來，幫他進入電梯，上到八樓，最終進入愛巢。這一切都發生在周五的午餐時間。接下來的周一的早晨，還是在哈恰圖良的合作下，他回到家，他的妻子正等在斯弗因圖爾·帕維爾街24號前，幫他進入電梯，照看著他安全地回到這對夫婦的住所。兩個女人顯然都很崇拜自己那具有超凡魅力的殘疾人。
在下一次的晚會上，我發現自己與那位多情的通勤者麵麵相對。“我不知道你聽說了我些什麽，諾德曼先生，我猜，我是個斯大林主義的怪物。事實上，我站在托洛茨基一邊，我猜這也使我成了個托洛茨基主義的怪物。作為英國傳統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你會說這是一碼事。不過，不是一碼事，相信我的話。不是一碼事。”
他一定猜出了我的想法，“諾德曼”這個綽號就是證明。
“我會因我所取的綽號和所說的雙關語而名留青史。”他粗聲粗氣地說：“人們記住我，不是因為我在‘強迫性的十年’中所寫的大量社論，‘強迫性的十年’，這是你們這些反共產主義者對階級鬥爭時代的叫法。人們記住我，也不是因為我所謂的自由化時代的多義性，‘自由化時代’，這是你們這些和平主義者對赫魯曉夫設下的那個陷阱，即所謂的和平共存的叫法。很有可能，我在這個新國家社會主義階段所寫的小說將被人遺忘。但我取的綽號和玩的文字遊戲將會被記住。”
盡管他不曾意識到，可他本人也有個綽號——“飛象”——這是他的綽號為“保加利亞人”的醫生給他起的。此類麵具和消遣是使這個貌似狂歡而沒有真正狂歡的國家充滿活力的全部遺存。共產黨地下工作時期的那位年輕、修長、熱情的青年人，正如人們所相信的那樣，因安東內斯庫的審訊者而致殘，在40年的社會主義之後，已變成了殘疾大象，動彈不得，幾乎不能在桌子、床和衛生間之間挪動。盡管如此，他的頭腦依舊靈活多變。這頭大象仍然能夠舉起自己的鼻子，發出一聲吼叫。
“那麽，天堂怎麽樣，將軍？”
我再次打起盹兒來，或者說也許我隻是陷入了過去的迷霧之中。我可以聽到那個過去的聲音，略帶醉意，含沙射影，可我看不到他，最好那樣。自從他在電話那頭將這個我並不熱切想要的名銜贈與我起，時間已經過去了16年。
“我讀了你的采訪，它是小鎮話語。你們這些自由主義者正在為你們的自由主義的勇氣歡呼喝彩，坦克師將軍。你內心中有位坦克師將軍正在掙紮著想出來，你知道。你不會相信，我是在站著讀它，一隻泥腳抬在空中，另一隻泥腳站在地上。你必須知道，這對一個像我這樣的殘疾人來說意味著什麽。”
先是“諾德曼”，然後是“將軍”——誰知道他在一輪輪的電話閑談中還會給我的名字加上何種假名。電話已經成了他僅有的消遣和唯一的社交生活。在我離開前的幾個月中，我得到了一個新綽號：“敏西爾”。這是我剛出版的小說中的主人公的名字，不是《魔山》中的荷蘭巨人的名字[8]。
“那麽，敏西爾，你對我們現在沒有了共產黨員的偉大祖國有何見教？綠色，討厭的綠色，就如軍團兵的綠製服一樣。我提醒你。”
並非普天盡綠，正如過去並非普天盡赤，我會這樣回答，像一個我曾經是的那種過時的自由主義者那樣，假如他能夠聽到我說話的話。我可以真真切切地聽到他的聲音，並且認出他——他就在某個地方，盡管我看不見他，而我唯恐真的看見他：那像嚴重膨脹的氣球般的便便大腹；那象鼻般的又粗又大的鼻子；那雙突出的、悲哀的眼睛下的深深的眼袋；那些中間存有縫隙的又大又黃的牙齒；那雙煙堿斑斑、指如臘腸的小手。他兩手撐在桌邊，以便減輕自己那不聽使喚的雙腳的負擔。在我離開後，他蓄起了一把亂蓬蓬的白胡子。最近幾年，他已無法爬出床外，他的肚子和胡子的生長速度旗鼓相當。
他現在沉默下來，但過去正在用昨日的聲音喃喃自語。“那麽，在大西洋民主政治中，有關這位斯大林主義的怪物的狂言在如何持續？我們不是身在英國或亞特蘭蒂斯[9]。這是我們自己的本鄉本土，它要麽一片赤色，要麽一片綠色，除此以外別無選擇。niente[10]。例如，由於你那本支離破碎的自傳，你理應害怕綠色更甚於害怕紅色。你受到了自由的亞特蘭蒂斯那金錢樂土的誘惑嗎？你也許會發現，那裏對你而言更加艱難。”
他沒有出席我1986年7月舉辦的聚會，當時我是為了慶祝在祖國半個世紀的生活，並且向利奧波德·布盧姆獻上貢禮。他也沒有出席我最後的告別晚餐。但後來聽說我已逃跑時，他勃然大怒。在我離開後，他沒日沒夜地打電話。他打電話給我們共同的熟人，散布足夠的綽號和謾罵之語，以確保有人會將它們說給我聽。他的痛苦日益加深，他沒有活著看到那位遭鄙視的獨裁者的垮台或資本主義的勝利，他從來不曾停止過對資本主義的仇恨。
透過迷霧，我再次聽到他刺耳的聲音。
“你是怎麽去愛我們親愛的小家園、我們親愛的小公民同胞的？我敢肯定，他們對你充滿敬意。你是否記得，要麽你拒絕想起？我已經告訴過你，將軍，這裏沒有民主混亂和軟弱無力的立足之地。它是紅的或綠的，這就是可以得到的一切。你曾是綠的，然後是紅的，然後是紅綠相間，然後你當了逃兵。你在天堂是否生活得更好？你現在是否擁有了一道包含著光譜中的所有色彩的彩虹？我也一直在旅行，現在身在死後的亞特蘭蒂斯。我們都會去那兒。隻是我可憐的配偶遲遲未到。你見過唐娜嗎？你是否看到過無與倫比的唐娜現在成了什麽樣子？”
不，我還沒有見到她，我將在周六見她，今天才是周二。
突然，我想起我有個約會。我仍然睡眼蒙矓，但我知道我在某處有個約會，盡管我不十分肯定它在何時何地。我受到了午睡的誘惑，社會主義將這種東方的休息方式變成了標準的日常行為，那位前共產黨批評家的小說一直試圖為之增添趣味。午睡耗盡了激情，卻刺激了當機立斷、吃苦耐勞的行動。這是頭腦對空乏無力的身體和空無一物的靈魂的報複嗎？午睡是否是旨在粉碎平庸、遲鈍、莊嚴和懶惰的救贖的柴堆、革命的火焰？“alles groβesteht in sturm。”馬丁·海德格爾[11]不厭其煩地重複著，胳膊按照納粹的敬禮方式舉著，為的是向柏拉圖的這句引語致意——所有偉大的事物都會在喧囂與騷動中發現。飛象本人時常舉著拳頭重複說：“無拘無束！天啟與返老還童！sturm,sturm und drang！[12]”
現在我已完全清醒過來。我看了看表。隻過去了八分鍾，我與飛象的重逢持續了八分鍾。我還有些空閑時間。畢竟，也許我可以在書店駐足，買一張老布加勒斯特的地圖，這樣，我的朋友索·s.（saul s.），像我一樣是生活在紐約的羅馬尼亞人，就可以大聲地一個音節一個音節地讀出所有那些迷人的名字：康科迪埃路，茲姆貝圖魯伊路，根提拉路，日諾瑟如魯伊路，以此來減輕他反瓦拉幾亞[13]的憤怒。
我發現自己動彈不得，於是我重新躺回床上，仔細地看著時針嘀嗒轉動。我閉上眼睛，又一次置身於美國大使館，還是那張餐桌，還是那些擺放井然的餐具，還是那些未被時間改變的熟悉麵孔。那裏有詩人慕圖（mutu）和詩人穆古，我的老朋友們。他們在微笑。他們看著我，但始終冰冷僵硬，沉默不語，如同木乃伊。
“你對這些死者有何看法，敏西爾？慕圖拉扯和邦尼兔曾經是你的朋友，不是嗎？”那泥人又在低語。
慕圖拉扯和邦尼兔，是的，配得上“綽號大王”的諢號。
“邦尼兔也是我的朋友。半騎人半獨腿兔，還記得嗎？我們的朋友的所有恐懼憂慮、卑躬屈膝和小小謊言，還記得嗎？還有他的汗流浹背，他永遠都是汗流浹背，還記得嗎？他總是在尋求惡兆，總是焦慮煩惱，追逐那微不足道的榮耀、那不值一提的阿諛奉承。然而，他是個優秀的詩人，那個邦尼兔。現在，在他死後，這甚至更加顯而易見。在這裏，在先驗王國，他的名字流傳下來。畢竟，詩人不必非得勇敢無畏，諾德曼先生，我倆都知道這一點。這也是在亞特蘭蒂斯家喻戶曉的真理。”麥克風開始劈啪作響，幹擾了長距離的傳輸嗎？泥人的聲音始終遙遠而清晰，正如我記得的一樣。刺耳的雜音屬於麥克風。
“不，道德不能用短長格和長短格[14]來計算，我們都知道這一點。但有限止，我們也都知道這一點。”
桌邊的兩位詩人仍然一動不動，仿佛根本聽不到正在說的話語。我也一動不動地站在門口。
“警察，那就是限止！詩人是諸神的特務，不是警察的特務。他得不到允許成為警察的特務。我們的小邦尼兔隻不過是恐懼繆斯的特務。他強迫她寫詩。他的詩行在戰栗，正如他常常在戰栗。它們仍能打動人，我聽說。所有那些痛苦使他成了嫌疑犯，還記得嗎？但現在我們知道，他不是警察。”
泥人又獎給自己一次停頓，然後接著說下去。
“另一個，你的密友慕圖拉扯，是的，我知道，沒有出席你向利奧波德·布盧姆致敬的年度聚會，沒有出席告別晚餐。我也沒有出席。我的所有內在器官都受了傷害，我的頭也受了傷，不僅僅是我的腿，它們似乎是泥捏的。也許慕圖拉扯認為，他不出席是對你的保護。假如——誰知道呢——聖廷要求他寫一份有關最後的晚餐的備忘錄該怎麽辦？人們發現他赤身裸體地死去，不允許進行調查。哪怕是死亡及其秘密，當局都握有擁有權。”
就連這最後的語句也無法刺激坐在那裏的木乃伊們。無動於衷，他們小心翼翼地記錄下一切，可始終冰冷僵硬。
“死亡，諾德曼先生，是真正的快樂終點。死刑是不能減刑的。現在你也知道了這一點。正如騙子馬爾羅所言，流亡最終將證明自己是正當的。隻有死亡才能將生活變成命運。還記得嗎，敏西爾？但有人告訴你我們的朋友邦尼兔是怎麽死的嗎？”
我聽說，穆古是猝死，一手拿著本書，一手拿著麵包和意大利香腸。我所不知道的是，死者是否知道我本人死後的不端行為。
“不端行為，諾德曼先生？你是說不端行為嗎？噢，你想向兩位詩人解釋誤會，是嗎？你不必為自己辯護，敏西爾！你是個身處錯誤境遇中的懷疑論者。噢，他不想被懷疑為天真無邪的人，我們的敏西爾。對你而言，堅定不移和簡單直率顯然是一回事，是一碼事。你為堅定不移、前後一致和天真爛漫感到羞愧，不是嗎？但你不必在這兩位紳士麵前為自己辯護，也不必在其他紳士們麵前為自己辯護，相信我。”
那些坐在桌邊的人似乎沒有聽到他的話語，他們已經昏昏欲睡地進入了冥府世界。我想擁抱他們，至少我可以做到這一點。就在這時，警鈴大作，電話開始響起。
“我是服務員。有人在大廳等你。弗朗索瓦茲·吉拉爾德（fran?oise girard）夫人。”
我看了看時鍾。我約會遲到了五分鍾。我匆匆梳洗了一下，乘電梯下樓。我因自己不停頓的角色扮演而疲憊不堪，迷惑不已。
大廳裏有位背著小背包的年輕女子。她看到我，走過來，伸出手。“弗朗索瓦茲。”她說，是東歐索羅斯基金會的新任主管。昨天在雅典娜神殿音樂廳，我曾看到她經過，那是在排練期間，她穿著不同的裝束，留著不同的發型，麵孔也大不相同。我們找了兩個座位，立即開始談事情。我告訴她，我不打算參加基金會在羅馬尼亞的工作，寧肯參加克盧日（cluj）的一項受巴德學院資助的項目。雖說不合適，我還是禮貌地聽她不得不談及的基金會在羅馬尼亞的作為。她微笑著，低聲說著有關“這個拜占庭式國家”的事情。她告訴我，她是加拿大人，我們同意，等她下次來紐約時討論那個巴德學院項目。一次輕快的美國式的會麵，像在布加勒斯特的這頭幾天那樣快速緊湊。
我又一次走在馬格合魯林蔭大道上，朝雅典娜神殿音樂廳走去。我再次有種化了裝的感覺，一個間諜，裝成遊客的樣子從我身邊走過。如果揭去麵具，我能夠與我的那些公民同胞們進行友好的閑聊嗎？他們也許會認出我，但不再稱我是他們中的一員。他們可能不確定這個陌生人配不配得上他們的友情或憎恨，正如他不確定自己是否該不做片刻停留地匆匆前行。
我在斯卡拉糕餅店前停下腳步，凝視著街對麵的那座建築。過去，它的一樓是尤尼克商店，顧客們總是為了買雞或乳酪排隊等上幾個小時。我在想b單元及其成排的信箱，特別是84號信箱，五年前，1992年，在一個很像今天的春日，它遭到了焚燒，那是在我《新共和》上的關於米爾恰·伊利亞德的文章用羅馬尼亞語重印之後。“你的文章在這裏受到惡劣對待。”茄拉的母親伊夫琳當時寫信說，她就住在b單元的84號。“非常惡劣。”我的嶽母在電話上重複道。“這裏，媒體的寵兒現在都是些反共產黨的英雄——伊利亞德，齊奧朗，尼庫·斯坦哈特，約爾加[15]，納艾·伊奧奈斯庫，甚至於安東內斯庫，甚至於科德雷亞努，那個老鐵衛軍怪物。”
我肯定不會寫迎合羅馬尼亞媒體的評論文章，但我不曾料到那飛出的彈片以及對一位老婦人的生命威脅，我甚至來不及向她發出警告。“對你文章的敵對反應是無異議的，”她寫道，“最近連續好幾個月，我們的信箱總是不斷地遭撬，兩把鎖都壞了，還有縱火的痕跡。現在我們安裝了一把耶爾鎖，花了500列伊。假如你想讓我們收到你的信，就寫我們鄰居的地址。”84號信箱上仍然留有遭襲的痕跡嗎？與此同時，84號公寓的那位房客已經在另一個世界找到了新家。我不想拜訪那個公寓。
我來到雅典娜神殿音樂廳。這一次，排練早早結束，並且頗為成功。我與利昂一起向卡薩·羅馬那走去，這是一家位於勝利大道末端的餐館，緊挨著我在布加拉斯特最後的住處。領班用英語歡迎我們。出於對羅馬尼亞填餡甘藍的熱愛，利昂決定再試試運氣。為了對過去表示敬意，我點了份鰨魚bonne femme[16]。結果大失所望，就如那劣等的葡萄酒一般。但利昂對自己的填餡甘藍很是滿意，一點兒也沒有注意到我失望的表情。
在鄰桌，一出類似黑手黨場景的好戲正在上演。那夥兒人的老板長得矮壯結實，看著像個建築工地的工頭，但從我們聽到的話來看，他正在做一筆生意，肯定與建築業無關。他的副手與他年歲相仿，坐在他們中間的年輕人似乎是這場冒險的學徒工。餐館老板點頭哈腰地周旋在他們之間。老板做了個手勢，身材魁梧的副手給了餐館老板一疊厚厚的鈔票。三人津津有味地吃著接二連三送上的美味佳肴。他們都穿著牛仔褲和皮夾克，被當地人稱作“美國佬”，這並非隻因為他們的穿著打扮，還因為他們花起錢來大手大腳。這三人對麵的桌子上坐著兩個濃妝豔抹、笑聲粗啞的年輕女人。當我們起身離去時，那兩桌並在了一處。
從餐館出來，我們拜訪了一位女作家，她是金頭腦的朋友。到此時，我已相當疲倦，腦子裏記得的有關那次談話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她有關自己配偶的獨白：“我丈夫，一個令人欽佩的人，令人欽佩，但十分愚蠢，蠢到直到現在，當共產主義的玉米粥已經打翻在地時，他還不想離開這個國家。你們能夠想象這樣的白癡嗎？”我們在午夜時分回到飯店。我倆都累了。明早利昂要進行最後一次排練，晚上將是他的第一場音樂會，我將出席。午夜是給紐約打電話的時間。茄拉提醒我，菲利浦要求我每天都要給他發份傳真，向他保證一切都好。
[1fayette，中文一般翻譯為“老佛爺百貨商店”。
[2]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1926—1997），美國詩人，“舊金山文藝複興運動”和“垮掉的一代”文學運動的領袖之一。詩集有《嚎叫及其他》等。
[3]泥人（the golem），猶太傳說中用泥土、水和空氣構成的假人，責任是保護猶太人遠離邪惡。
[4]法語，很高興認識您，將軍。
[5]法語，親愛的。
[6]馬內阿原名諾曼（norman），而諾德曼（nordman）具有北歐人、斯堪的納維亞人的意思。
[7]法語，幕後掌權者，後台人物。
[8]敏西爾，英文為mynheer，意為先生，是荷蘭人對男人的尊稱。
[9]亞特蘭蒂斯（antis），傳說中沉沒於大西洋海底的島嶼。
[10]ne，意大利語，什麽也沒有，一點兒也不。
[11]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德國哲學家、存在主義的創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代表作有《存在與時間》等。
[12]德語，喧囂，喧囂與騷動。
[13]瓦拉幾亞（wachia），羅馬尼亞南部一地區，此處指羅馬尼亞。
[14]短長格（iamb），又稱抑揚格，指由一短一長或一輕一重的兩音節組成的音步；長短格（trochee），又稱揚抑格，指由一長一短或一重一輕的兩音節組成的音步。
[15]約爾加（nice iorga，1871—1940），羅馬尼亞曆史學家。著有《羅馬尼亞人民史》《鄂圖曼帝國史》等。
[16]bonne femme是法語“好妻子”或“好女人”之意，在烹飪中通常指砂鍋菜等家常菜肴。鰨魚bonne femme是指配以白葡萄酒和黃油沙司的清蒸鰨魚，通常還會佐以蘑菇和洋蔥。
我們設法在曼哈頓的一家愛爾蘭酒吧見了麵。他向我說起他的祖父，一文不名、年輕氣盛的他移居到美國，最終成了著名的科學家，獲得了諾貝爾獎金；他還說起他的法國裔的母親，她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還有他在越南戰爭中死去的兄弟；以及他自己，好幾本書的作者，即將進行一項有關現代保守主義的批評研究。漸漸地，我們之間產生了友情。我欣賞他的開放精神和他四海一家的觀念，這根源於他的法國和愛爾蘭血統，以及他的牛津大學的教育、他的天主教徒的道德感，以及他的快活的美國人的公平競爭意識。
他從莫斯科來看我，在這裏，我過去的生息之地。“當你用羅馬尼亞語對接待處的年輕人說話時，”當我們在洲際飯店的大廳裏重逢時，他對我說，“你的臉亮了起來。你很放鬆，甚至容光煥發。我看得出來，語言對你來說始終是個未愈合的傷口。”
在與一位我對其秘密效忠對象一無所知的國家飯店的雇員談話時容光煥發？然而，我接受了挑戰，語言的確是個值得談論的話題。1979年，當我的美國親戚不斷勸說我盡可能早地離開社會主義喬爾馬尼亞時，我的回答是：“我的祖國就是我的語言。”我最終離開了，但是我沒有離開我生活在其中的語言，隻是離開了使我再也無法透過氣來的國家。“我真心祝願，一天早晨醒來，我們都在說羅馬尼亞語。”意識到我的語言傷痛的辛西婭（cynthia）一次寫信給我說。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夢想……但不是在布加勒斯特。也許肯是對的。我沉浸其中的語言正在我身上施展它的魔力，這也許很不錯。不過我又得說，這也許不怎麽樣。我發現，在我離開的這些年裏，羅馬尼亞語一再使用的都是社會主義的僵硬呆板的陳詞濫調，隻不過裏麵注入了源自美國電影和廣告的混雜語。昨天，當我打開旅館房間的電視時，映入我眼簾的是一群羅馬尼亞參議院的成員，他們全都無法清晰地說出一個結構完整的句子。在法蘭克福的候機廳裏等飛機時，向我襲來的是同樣的竊竊私語、同樣的支離破碎的詞匯。
肯和我向我以前的家走去。我們途經國家圖書館，這是座雄偉卻積滿灰塵的建築；然後繼續沿利普斯坎尼街向前，這條街有點像條集市長廊；接下來我們又經過了斯塔維若坡雷歐斯教堂（stavropoleos church），它如同一粒微型寶石，頗顯突兀地位列於周圍的一片灰暗與貧困之中。我們看到的是坑窪不平的人行道，斑駁朽爛的牆壁，滑稽可笑的商店招牌，神經緊張、渾身顫抖、疲倦不堪的路人。我們走過以前的喜劇劇場，穿過橫跨丁布維塔河兩岸的新橋，發現自己置身於勝利大道上。該街道2號的那座老建築依舊佇立在那裏。我將位於第15號公寓的三樓陽台指給肯看。
我們搬進去時，陽台用玻璃嵌板圍了起來，這樣可以生出一點兒額外的空間。正如古利阿努會說的那樣，毀掉這種擴充空間的命令來自國家第一夫人墨爾杜同誌。我相當大膽地發起了一場反對權威的合法戰爭，隻為了獲取這種侵害的書麵證據，這又一天真之舉增列進了我的喬爾馬尼亞人傳記的表格之中。
“我們要不要上去，看看公寓裏現在住著什麽人？”肯問。
“我知道誰住在那裏。”
肯堅持要上去，可我巋然不為所動，這並不是因為我以前的居所會令我感傷。在我離開祖國後，在1987年、1988年、1989年這幾年裏，我一直在為這間公寓付房租，這幾年間，我從德國漫遊到了美國。1989年，在共產黨政權土崩瓦解、獨裁者及其配偶遭到追捕時，該樓的管理者強行打開公寓房門，迅速搬了進去。他顯然得到了國家最高秘密機構的幫助，他像所有自己的同類一樣，一直在為這個機構秘密工作。那位天真的大西洋彼岸的承租人將管理人告上法庭，可當局站在自己的合作者一邊。不可能性再次被證明是可能的：民主的羅馬尼亞的民主的司法體係在1990年和1991年兩次宣布，支持管理人，反對大洋彼岸的叛國者。那位外僑不僅被判承擔法庭訴訟費用，而且還得用他那肮髒的美元去支付重新裝修公寓的費用，自從他背井離鄉之日起，這麽多年來，他一直都在為它支付房租。
正如我試著向肯解釋的那樣，社會主義法律規定，無論何時，隻要有人“永遠地”離開祖國，他就得將公寓無條件地遺贈給國家。可即使我沒有將公寓“歸還”給國家，而且社會主義的法律已不再適用，但社會主義的秘密警察，以及它的線人及行政人員，都生存了下來。
我們沿勝利大道向前，經過中央郵政局，轉入國家曆史博物館，它由齊奧塞斯庫所建，但事實上是紀念他與墨爾杜同誌對國家和人民的輝煌貢獻的神龕。這條像後世本身一樣不受個人感情影響的不具人格的街道似乎並不想我，也並沒有意識到，那麽多年來，我是它的忠實的步行者。在我們的左側，緊挨著勝利百貨商店（現在恢複了它戰前的名字fayette[1]），一座醜陋的現代建築正在拔地而起。它旁邊是過去的民兵組織駐地，現在變成了布加勒斯特城市警察總部。我們的右側，像過去一樣，是時裝店和實驗電影院。
永遠也不應該輕視死後的瀏覽觀光。我意識到自己所擁有的特權，並認識到了它的虐待狂的直接好處。在抵達與林蔭大道相交叉的十字路口後，我們右轉，向大學廣場走去，在那裏，我們迎麵看到一條用巨大的黑色字母塗抹在牆上的標語：monarhia salveaz? rom?nia（君主政體拯救羅馬尼亞）。我們穿過現在充斥著小商店的地下通道，然後出現在另一端，在馬格合魯林蔭大道上，就在飯店對麵。
1點鍾，我在雅典娜神殿音樂廳與利昂再次碰麵。排練正在熱烈進行中，喬安娜一如既往地助人為樂。我發現，很難將十年前那個用其對艾倫·金斯堡[2]的《嚎叫》一詩的翻譯令聽眾渾身戰栗的詩人形象添加到她目前的文化官員的化身之上。美國大使館的汽車正在雅典娜神殿音樂廳門前等候我們，以便送我們去進午餐，那是負責公共關係的大使約翰·卡特茲卡（john katzka）為了對我們表示敬意而準備的。
我們——美國明星與羅馬尼亞流亡者，一個無與倫比的組合——走上那座雄偉壯麗的建築物的台階。高大、愜意、優雅的白小醜在緊張而缺乏誠意的花臉小醜奧古斯都的陪伴下，受到文化專員（一個麵無表情的女人）及卡特茲卡先生的歡迎。卡特茲卡先生身材高大，金發碧眼，十分健談，他立即對巴德學院、我於1992年獲得的麥克阿瑟獎以及我們的行程安排表示出興趣。不久，羅馬尼亞客人們陸續到達，邀請函上稱他們為“學者”。我把安德烈·普樂蘇（andrei plesu）介紹給利昂，喬治·索羅斯對我說過，安德烈·普樂蘇很有可能成為布加勒斯特的中歐大學校長的首選候選人。普樂蘇對我沒有讓人們事先知道我的來訪表示遺憾，他本可以安排一次與新歐洲學院的一個“有趣的團體”的會麵，現在他擔任著該團體的負責人。我還來不及對自己錯過快樂機會的才幹表示自謙，就發現自己被擁入了勞仁提烏·烏利茨urentiu ulici）的懷中，他是現任作家協會主席，比我記得的樣子顯老。他也滿口責備我不曾提前告知我的來訪。他堅持要我順便訪問作家協會，他願意在協會“組織點什麽”以慶祝我的歸來：一次會議，一次歡宴，一次討論會。那個“什麽”理應是個令我的前同事們終於可以表達七年前他們未曾表達的憤慨的機會嗎？當時，到處都在散播有關他們的作家同伴的公開謊言。勞仁提烏·烏利茨壟斷了我的注意力，迫不及待地告訴我，在這些“艱難歲月”中協會所獲得的組織上及金融上的成就——例如，通過將建築物出租給外國機構所獲得的金錢，他們正在建立基金、病假資助及文學獎勵；他們已建立起一個國際作家聯合會，為翻譯項目提供度假屋和膳食住處；建立在羅馬基礎之上的羅馬尼亞圖書館（biblioteca di romania）將成為國際作家的重要會議的舉辦地；協會還與巴黎建立了有風險的合作出版關係。我點頭表示欣賞，對他沒有對我自己的事情提出問題感到釋然。午餐時，我們全都被利昂生動有趣地講述的音樂界的奇聞逸事迷住了。大使是位出色的東道主，食物豐盛，美酒可口。
外麵變得越來越暖和，陽光也越來越明媚。也許我應該出去走走，也許再去看看達樂斯書店。我要讓自己有一個放鬆的時刻。我脫下夾克和鞋，躺倒在飯店的床上。疲憊襲來，並越來越沉重，當我沉浸在空蒙狀態時，就如同被包裹在迷霧之中。
“歡迎歡迎，敏西爾。”那聲音有點兒沙啞，帶著點兒酒意和喉音。“你回到心愛的祖國了？”
我知道那是誰的聲音，可無法看清說話者。我知道誰過去常常稱我為“敏西爾”，以及為什麽。
“回到了心愛的祖國，諾德曼先生？”
如果他第三次問這個問題，他肯定會稱我為“坦克師將軍”。“你很羞澀，卻又很暴力，諾德曼先生。”他在讀過那篇1982年在社會主義新聞界引發了馬內阿醜聞的文章後對我說。“如你所知，我的雙腳是泥捏成的，就像泥人[3]一樣，可我在此，單腿站立，讀著你的文章。我無法將腳放下來，我太激動了。mes hommages,général！[4]你是個坦克師將軍，mon cher[5]諾德曼。”在電話中，他用喘息的聲音重複道。
“你從資本主義的天堂回來了嗎？那裏，在伊甸園，情況如何，將軍？”
我現在完全清醒了，正望著窗簾，望著那個死去的人，他曾是我的朋友，共產黨員，起綽號和散布閑言碎語的大師。我們第一次見麵時，他就迅速將我的名字改成了諾德曼[6]。我立即變成了北方來的人，不僅來自布克維納北部，而且來自北大西洋。我可能是在70年代中期見過他。一天晚上，我接到一個陌生女人的電話。她在一本文學周刊上讀到過我的一篇小文，邀請我參加一個朋友的晚會，晚會地址是在斯弗因圖爾·帕維爾街24號，第12號公寓。給我打電話的人有著美妙的聲音，似乎是個有鑒賞力的讀者。她報上了自己的名字，原來她是一位著名批評家兼作家的妻子。那是個耳熟能詳的名字，即使對一個在文學圈外養家糊口的人來說也是如此。
我聽過許多有關這位在斯大林教條主義時代的社會主義文化的éminence grise[7]的事，聽說過他的富有傳奇性的雙重生活，這位老於世故的圖書和陰謀的愛好者。
在我初次在唐娜·奧爾巴的圈子亮相的那天晚上，我很快就被美麗的女主人那古典的舊式優雅所征服。這位膚色淺黑的纖弱女人以一種柔中帶剛的智慧周旋於人們中間。她的聞名遐邇的丈夫不在那裏。那位背叛者常與情婦一起共度周末，在另一個對稱的文學沙龍，主持者就是他本人及其年輕的繆斯。
這故事似乎有點兒巴黎味道，但並非與巴爾幹人的風情毫無幹係。由於安東內斯庫的爪牙的審問，那位大名鼎鼎的共產黨批評家和作家已經變成了殘廢，現在他肥頭大耳，久坐不動，甚至連幾步路都走不了。他從自己居住的市中心前往他與自己的周末情婦共度良宵的郊區愛巢的旅程是借由老哈恰圖良的汽車進行的。那位退休司機也是戰爭期間就入了黨的共產黨員，他們從那時起就認識，可他並沒有因此而獲得價格優惠，哈恰圖良反而對他提起了三次以上的訴訟，如同某種不道德的稅金。
他不可能直接從三樓的床上跳下來，坐進等候著的出租車中。隻有電梯才能將這個殘廢的泥人運到底層，薩赤茲·哈恰圖良同誌的汽車已經等候在那裏。他的泥捏的雙腳再也無法勝任前去電梯的那幾步路，唐娜·奧爾巴不得不伸出援手，目送他進入電梯，然後，在司機的幫助下，幫助他坐進汽車。然後，她回到公寓，打電話給自己的情敵，讓她知道轉運已完成，像往常一樣，她周遊的丈夫將在大約40分鍾後抵達目的地，到時候，情婦已等在自己位於德魯穆爾·塔貝雷（drumul taberei）郊區的公寓外，以便將她心愛的人從汽車裏弄出來，幫他進入電梯，上到八樓，最終進入愛巢。這一切都發生在周五的午餐時間。接下來的周一的早晨，還是在哈恰圖良的合作下，他回到家，他的妻子正等在斯弗因圖爾·帕維爾街24號前，幫他進入電梯，照看著他安全地回到這對夫婦的住所。兩個女人顯然都很崇拜自己那具有超凡魅力的殘疾人。
在下一次的晚會上，我發現自己與那位多情的通勤者麵麵相對。“我不知道你聽說了我些什麽，諾德曼先生，我猜，我是個斯大林主義的怪物。事實上，我站在托洛茨基一邊，我猜這也使我成了個托洛茨基主義的怪物。作為英國傳統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你會說這是一碼事。不過，不是一碼事，相信我的話。不是一碼事。”
他一定猜出了我的想法，“諾德曼”這個綽號就是證明。
“我會因我所取的綽號和所說的雙關語而名留青史。”他粗聲粗氣地說：“人們記住我，不是因為我在‘強迫性的十年’中所寫的大量社論，‘強迫性的十年’，這是你們這些反共產主義者對階級鬥爭時代的叫法。人們記住我，也不是因為我所謂的自由化時代的多義性，‘自由化時代’，這是你們這些和平主義者對赫魯曉夫設下的那個陷阱，即所謂的和平共存的叫法。很有可能，我在這個新國家社會主義階段所寫的小說將被人遺忘。但我取的綽號和玩的文字遊戲將會被記住。”
盡管他不曾意識到，可他本人也有個綽號——“飛象”——這是他的綽號為“保加利亞人”的醫生給他起的。此類麵具和消遣是使這個貌似狂歡而沒有真正狂歡的國家充滿活力的全部遺存。共產黨地下工作時期的那位年輕、修長、熱情的青年人，正如人們所相信的那樣，因安東內斯庫的審訊者而致殘，在40年的社會主義之後，已變成了殘疾大象，動彈不得，幾乎不能在桌子、床和衛生間之間挪動。盡管如此，他的頭腦依舊靈活多變。這頭大象仍然能夠舉起自己的鼻子，發出一聲吼叫。
“那麽，天堂怎麽樣，將軍？”
我再次打起盹兒來，或者說也許我隻是陷入了過去的迷霧之中。我可以聽到那個過去的聲音，略帶醉意，含沙射影，可我看不到他，最好那樣。自從他在電話那頭將這個我並不熱切想要的名銜贈與我起，時間已經過去了16年。
“我讀了你的采訪，它是小鎮話語。你們這些自由主義者正在為你們的自由主義的勇氣歡呼喝彩，坦克師將軍。你內心中有位坦克師將軍正在掙紮著想出來，你知道。你不會相信，我是在站著讀它，一隻泥腳抬在空中，另一隻泥腳站在地上。你必須知道，這對一個像我這樣的殘疾人來說意味著什麽。”
先是“諾德曼”，然後是“將軍”——誰知道他在一輪輪的電話閑談中還會給我的名字加上何種假名。電話已經成了他僅有的消遣和唯一的社交生活。在我離開前的幾個月中，我得到了一個新綽號：“敏西爾”。這是我剛出版的小說中的主人公的名字，不是《魔山》中的荷蘭巨人的名字[8]。
“那麽，敏西爾，你對我們現在沒有了共產黨員的偉大祖國有何見教？綠色，討厭的綠色，就如軍團兵的綠製服一樣。我提醒你。”
並非普天盡綠，正如過去並非普天盡赤，我會這樣回答，像一個我曾經是的那種過時的自由主義者那樣，假如他能夠聽到我說話的話。我可以真真切切地聽到他的聲音，並且認出他——他就在某個地方，盡管我看不見他，而我唯恐真的看見他：那像嚴重膨脹的氣球般的便便大腹；那象鼻般的又粗又大的鼻子；那雙突出的、悲哀的眼睛下的深深的眼袋；那些中間存有縫隙的又大又黃的牙齒；那雙煙堿斑斑、指如臘腸的小手。他兩手撐在桌邊，以便減輕自己那不聽使喚的雙腳的負擔。在我離開後，他蓄起了一把亂蓬蓬的白胡子。最近幾年，他已無法爬出床外，他的肚子和胡子的生長速度旗鼓相當。
他現在沉默下來，但過去正在用昨日的聲音喃喃自語。“那麽，在大西洋民主政治中，有關這位斯大林主義的怪物的狂言在如何持續？我們不是身在英國或亞特蘭蒂斯[9]。這是我們自己的本鄉本土，它要麽一片赤色，要麽一片綠色，除此以外別無選擇。niente[10]。例如，由於你那本支離破碎的自傳，你理應害怕綠色更甚於害怕紅色。你受到了自由的亞特蘭蒂斯那金錢樂土的誘惑嗎？你也許會發現，那裏對你而言更加艱難。”
他沒有出席我1986年7月舉辦的聚會，當時我是為了慶祝在祖國半個世紀的生活，並且向利奧波德·布盧姆獻上貢禮。他也沒有出席我最後的告別晚餐。但後來聽說我已逃跑時，他勃然大怒。在我離開後，他沒日沒夜地打電話。他打電話給我們共同的熟人，散布足夠的綽號和謾罵之語，以確保有人會將它們說給我聽。他的痛苦日益加深，他沒有活著看到那位遭鄙視的獨裁者的垮台或資本主義的勝利，他從來不曾停止過對資本主義的仇恨。
透過迷霧，我再次聽到他刺耳的聲音。
“你是怎麽去愛我們親愛的小家園、我們親愛的小公民同胞的？我敢肯定，他們對你充滿敬意。你是否記得，要麽你拒絕想起？我已經告訴過你，將軍，這裏沒有民主混亂和軟弱無力的立足之地。它是紅的或綠的，這就是可以得到的一切。你曾是綠的，然後是紅的，然後是紅綠相間，然後你當了逃兵。你在天堂是否生活得更好？你現在是否擁有了一道包含著光譜中的所有色彩的彩虹？我也一直在旅行，現在身在死後的亞特蘭蒂斯。我們都會去那兒。隻是我可憐的配偶遲遲未到。你見過唐娜嗎？你是否看到過無與倫比的唐娜現在成了什麽樣子？”
不，我還沒有見到她，我將在周六見她，今天才是周二。
突然，我想起我有個約會。我仍然睡眼蒙矓，但我知道我在某處有個約會，盡管我不十分肯定它在何時何地。我受到了午睡的誘惑，社會主義將這種東方的休息方式變成了標準的日常行為，那位前共產黨批評家的小說一直試圖為之增添趣味。午睡耗盡了激情，卻刺激了當機立斷、吃苦耐勞的行動。這是頭腦對空乏無力的身體和空無一物的靈魂的報複嗎？午睡是否是旨在粉碎平庸、遲鈍、莊嚴和懶惰的救贖的柴堆、革命的火焰？“alles groβesteht in sturm。”馬丁·海德格爾[11]不厭其煩地重複著，胳膊按照納粹的敬禮方式舉著，為的是向柏拉圖的這句引語致意——所有偉大的事物都會在喧囂與騷動中發現。飛象本人時常舉著拳頭重複說：“無拘無束！天啟與返老還童！sturm,sturm und drang！[12]”
現在我已完全清醒過來。我看了看表。隻過去了八分鍾，我與飛象的重逢持續了八分鍾。我還有些空閑時間。畢竟，也許我可以在書店駐足，買一張老布加勒斯特的地圖，這樣，我的朋友索·s.（saul s.），像我一樣是生活在紐約的羅馬尼亞人，就可以大聲地一個音節一個音節地讀出所有那些迷人的名字：康科迪埃路，茲姆貝圖魯伊路，根提拉路，日諾瑟如魯伊路，以此來減輕他反瓦拉幾亞[13]的憤怒。
我發現自己動彈不得，於是我重新躺回床上，仔細地看著時針嘀嗒轉動。我閉上眼睛，又一次置身於美國大使館，還是那張餐桌，還是那些擺放井然的餐具，還是那些未被時間改變的熟悉麵孔。那裏有詩人慕圖（mutu）和詩人穆古，我的老朋友們。他們在微笑。他們看著我，但始終冰冷僵硬，沉默不語，如同木乃伊。
“你對這些死者有何看法，敏西爾？慕圖拉扯和邦尼兔曾經是你的朋友，不是嗎？”那泥人又在低語。
慕圖拉扯和邦尼兔，是的，配得上“綽號大王”的諢號。
“邦尼兔也是我的朋友。半騎人半獨腿兔，還記得嗎？我們的朋友的所有恐懼憂慮、卑躬屈膝和小小謊言，還記得嗎？還有他的汗流浹背，他永遠都是汗流浹背，還記得嗎？他總是在尋求惡兆，總是焦慮煩惱，追逐那微不足道的榮耀、那不值一提的阿諛奉承。然而，他是個優秀的詩人，那個邦尼兔。現在，在他死後，這甚至更加顯而易見。在這裏，在先驗王國，他的名字流傳下來。畢竟，詩人不必非得勇敢無畏，諾德曼先生，我倆都知道這一點。這也是在亞特蘭蒂斯家喻戶曉的真理。”麥克風開始劈啪作響，幹擾了長距離的傳輸嗎？泥人的聲音始終遙遠而清晰，正如我記得的一樣。刺耳的雜音屬於麥克風。
“不，道德不能用短長格和長短格[14]來計算，我們都知道這一點。但有限止，我們也都知道這一點。”
桌邊的兩位詩人仍然一動不動，仿佛根本聽不到正在說的話語。我也一動不動地站在門口。
“警察，那就是限止！詩人是諸神的特務，不是警察的特務。他得不到允許成為警察的特務。我們的小邦尼兔隻不過是恐懼繆斯的特務。他強迫她寫詩。他的詩行在戰栗，正如他常常在戰栗。它們仍能打動人，我聽說。所有那些痛苦使他成了嫌疑犯，還記得嗎？但現在我們知道，他不是警察。”
泥人又獎給自己一次停頓，然後接著說下去。
“另一個，你的密友慕圖拉扯，是的，我知道，沒有出席你向利奧波德·布盧姆致敬的年度聚會，沒有出席告別晚餐。我也沒有出席。我的所有內在器官都受了傷害，我的頭也受了傷，不僅僅是我的腿，它們似乎是泥捏的。也許慕圖拉扯認為，他不出席是對你的保護。假如——誰知道呢——聖廷要求他寫一份有關最後的晚餐的備忘錄該怎麽辦？人們發現他赤身裸體地死去，不允許進行調查。哪怕是死亡及其秘密，當局都握有擁有權。”
就連這最後的語句也無法刺激坐在那裏的木乃伊們。無動於衷，他們小心翼翼地記錄下一切，可始終冰冷僵硬。
“死亡，諾德曼先生，是真正的快樂終點。死刑是不能減刑的。現在你也知道了這一點。正如騙子馬爾羅所言，流亡最終將證明自己是正當的。隻有死亡才能將生活變成命運。還記得嗎，敏西爾？但有人告訴你我們的朋友邦尼兔是怎麽死的嗎？”
我聽說，穆古是猝死，一手拿著本書，一手拿著麵包和意大利香腸。我所不知道的是，死者是否知道我本人死後的不端行為。
“不端行為，諾德曼先生？你是說不端行為嗎？噢，你想向兩位詩人解釋誤會，是嗎？你不必為自己辯護，敏西爾！你是個身處錯誤境遇中的懷疑論者。噢，他不想被懷疑為天真無邪的人，我們的敏西爾。對你而言，堅定不移和簡單直率顯然是一回事，是一碼事。你為堅定不移、前後一致和天真爛漫感到羞愧，不是嗎？但你不必在這兩位紳士麵前為自己辯護，也不必在其他紳士們麵前為自己辯護，相信我。”
那些坐在桌邊的人似乎沒有聽到他的話語，他們已經昏昏欲睡地進入了冥府世界。我想擁抱他們，至少我可以做到這一點。就在這時，警鈴大作，電話開始響起。
“我是服務員。有人在大廳等你。弗朗索瓦茲·吉拉爾德（fran?oise girard）夫人。”
我看了看時鍾。我約會遲到了五分鍾。我匆匆梳洗了一下，乘電梯下樓。我因自己不停頓的角色扮演而疲憊不堪，迷惑不已。
大廳裏有位背著小背包的年輕女子。她看到我，走過來，伸出手。“弗朗索瓦茲。”她說，是東歐索羅斯基金會的新任主管。昨天在雅典娜神殿音樂廳，我曾看到她經過，那是在排練期間，她穿著不同的裝束，留著不同的發型，麵孔也大不相同。我們找了兩個座位，立即開始談事情。我告訴她，我不打算參加基金會在羅馬尼亞的工作，寧肯參加克盧日（cluj）的一項受巴德學院資助的項目。雖說不合適，我還是禮貌地聽她不得不談及的基金會在羅馬尼亞的作為。她微笑著，低聲說著有關“這個拜占庭式國家”的事情。她告訴我，她是加拿大人，我們同意，等她下次來紐約時討論那個巴德學院項目。一次輕快的美國式的會麵，像在布加勒斯特的這頭幾天那樣快速緊湊。
我又一次走在馬格合魯林蔭大道上，朝雅典娜神殿音樂廳走去。我再次有種化了裝的感覺，一個間諜，裝成遊客的樣子從我身邊走過。如果揭去麵具，我能夠與我的那些公民同胞們進行友好的閑聊嗎？他們也許會認出我，但不再稱我是他們中的一員。他們可能不確定這個陌生人配不配得上他們的友情或憎恨，正如他不確定自己是否該不做片刻停留地匆匆前行。
我在斯卡拉糕餅店前停下腳步，凝視著街對麵的那座建築。過去，它的一樓是尤尼克商店，顧客們總是為了買雞或乳酪排隊等上幾個小時。我在想b單元及其成排的信箱，特別是84號信箱，五年前，1992年，在一個很像今天的春日，它遭到了焚燒，那是在我《新共和》上的關於米爾恰·伊利亞德的文章用羅馬尼亞語重印之後。“你的文章在這裏受到惡劣對待。”茄拉的母親伊夫琳當時寫信說，她就住在b單元的84號。“非常惡劣。”我的嶽母在電話上重複道。“這裏，媒體的寵兒現在都是些反共產黨的英雄——伊利亞德，齊奧朗，尼庫·斯坦哈特，約爾加[15]，納艾·伊奧奈斯庫，甚至於安東內斯庫，甚至於科德雷亞努，那個老鐵衛軍怪物。”
我肯定不會寫迎合羅馬尼亞媒體的評論文章，但我不曾料到那飛出的彈片以及對一位老婦人的生命威脅，我甚至來不及向她發出警告。“對你文章的敵對反應是無異議的，”她寫道，“最近連續好幾個月，我們的信箱總是不斷地遭撬，兩把鎖都壞了，還有縱火的痕跡。現在我們安裝了一把耶爾鎖，花了500列伊。假如你想讓我們收到你的信，就寫我們鄰居的地址。”84號信箱上仍然留有遭襲的痕跡嗎？與此同時，84號公寓的那位房客已經在另一個世界找到了新家。我不想拜訪那個公寓。
我來到雅典娜神殿音樂廳。這一次，排練早早結束，並且頗為成功。我與利昂一起向卡薩·羅馬那走去，這是一家位於勝利大道末端的餐館，緊挨著我在布加拉斯特最後的住處。領班用英語歡迎我們。出於對羅馬尼亞填餡甘藍的熱愛，利昂決定再試試運氣。為了對過去表示敬意，我點了份鰨魚bonne femme[16]。結果大失所望，就如那劣等的葡萄酒一般。但利昂對自己的填餡甘藍很是滿意，一點兒也沒有注意到我失望的表情。
在鄰桌，一出類似黑手黨場景的好戲正在上演。那夥兒人的老板長得矮壯結實，看著像個建築工地的工頭，但從我們聽到的話來看，他正在做一筆生意，肯定與建築業無關。他的副手與他年歲相仿，坐在他們中間的年輕人似乎是這場冒險的學徒工。餐館老板點頭哈腰地周旋在他們之間。老板做了個手勢，身材魁梧的副手給了餐館老板一疊厚厚的鈔票。三人津津有味地吃著接二連三送上的美味佳肴。他們都穿著牛仔褲和皮夾克，被當地人稱作“美國佬”，這並非隻因為他們的穿著打扮，還因為他們花起錢來大手大腳。這三人對麵的桌子上坐著兩個濃妝豔抹、笑聲粗啞的年輕女人。當我們起身離去時，那兩桌並在了一處。
從餐館出來，我們拜訪了一位女作家，她是金頭腦的朋友。到此時，我已相當疲倦，腦子裏記得的有關那次談話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她有關自己配偶的獨白：“我丈夫，一個令人欽佩的人，令人欽佩，但十分愚蠢，蠢到直到現在，當共產主義的玉米粥已經打翻在地時，他還不想離開這個國家。你們能夠想象這樣的白癡嗎？”我們在午夜時分回到飯店。我倆都累了。明早利昂要進行最後一次排練，晚上將是他的第一場音樂會，我將出席。午夜是給紐約打電話的時間。茄拉提醒我，菲利浦要求我每天都要給他發份傳真，向他保證一切都好。
[1fayette，中文一般翻譯為“老佛爺百貨商店”。
[2]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1926—1997），美國詩人，“舊金山文藝複興運動”和“垮掉的一代”文學運動的領袖之一。詩集有《嚎叫及其他》等。
[3]泥人（the golem），猶太傳說中用泥土、水和空氣構成的假人，責任是保護猶太人遠離邪惡。
[4]法語，很高興認識您，將軍。
[5]法語，親愛的。
[6]馬內阿原名諾曼（norman），而諾德曼（nordman）具有北歐人、斯堪的納維亞人的意思。
[7]法語，幕後掌權者，後台人物。
[8]敏西爾，英文為mynheer，意為先生，是荷蘭人對男人的尊稱。
[9]亞特蘭蒂斯（antis），傳說中沉沒於大西洋海底的島嶼。
[10]ne，意大利語，什麽也沒有，一點兒也不。
[11]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德國哲學家、存在主義的創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代表作有《存在與時間》等。
[12]德語，喧囂，喧囂與騷動。
[13]瓦拉幾亞（wachia），羅馬尼亞南部一地區，此處指羅馬尼亞。
[14]短長格（iamb），又稱抑揚格，指由一短一長或一輕一重的兩音節組成的音步；長短格（trochee），又稱揚抑格，指由一長一短或一重一輕的兩音節組成的音步。
[15]約爾加（nice iorga，1871—1940），羅馬尼亞曆史學家。著有《羅馬尼亞人民史》《鄂圖曼帝國史》等。
[16]bonne femme是法語“好妻子”或“好女人”之意，在烹飪中通常指砂鍋菜等家常菜肴。鰨魚bonne femme是指配以白葡萄酒和黃油沙司的清蒸鰨魚，通常還會佐以蘑菇和洋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