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在路上</h2>
1988年夏，在我抵達紐約的數月後，我意外地接到位於紐約州北部的巴德學院的院長利昂·波特斯坦的電話。他奉承了一番我用德文出版的一本書，然後問我是否有興趣在學院任教。1989年春，我應邀訪問巴德學院，終於與他見了麵。他是個高個兒，舉止優雅，打著蝴蝶領結，眼鏡片很厚，身上有點兒煉金術士的氣質。他還是位聞名遐邇的交響樂指揮。我原本以為會立即得到任職，卻不曾想被引到一個麵試小組麵前。“民主。”院長解釋道。
現在，時間已過去了八年多。我出了書，獲了獎，成了巴德學院的在校作家及教授。甚至在祖國，我的地位也已發生了變化。我在《新共和》上發表的有關米爾恰·伊利亞德和鐵衛軍的文章使我成為公眾的頭號敵人，國際級。我於1997年春重返羅馬尼亞，就如同是一次建築橋梁的練習。
下午3點45分，我來到漢莎航空公司的終點站肯尼迪機場，等待著利昂的到來。他要在布加勒斯特舉辦音樂會，我是他的陪同。這天是4月20日，星期日，碰巧是阿道爾夫·希特勒的生日。我們乘坐的是頭等艙，這使我們可以起飛前在候機室享用免費飲料。我們檢查了日程表，我告訴利昂，布加勒斯特目前的當務之急是羅馬尼亞加入nato（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問題。
“你也許會被要求在一檔電視談話節目中發表自己的意見。”我對他說。
“我？我不是五角大樓或國務院的人。”
我解釋說，在羅馬尼亞，加入nato不僅被看作一種國家榮譽，而且對國家的生存能力也至關重要。在我們離開前一周，我已像其他在美國的羅馬尼亞人一樣，收到了來自一個羅馬尼亞總統班底寄來的大信封，裏麵包括了好幾項督促大家為羅馬尼亞加入nato而立即行動的內容。“是今天，不是明天，不是後天，寫信給白宮。請將你的信件的複印件送至布加勒斯特的總統官邸，以便讓我們知道誰是我們的朋友。”一份此類文件這樣說。實際上，我已聽說，羅馬尼亞當局已製訂了計劃，準備編輯一份在這件事上履行了自己的愛國職責的羅裔美國人的名單——在布加勒斯特，這種名單可不是玩笑。
“這對我們有無好處？”利昂問。“你做我的陪同這一事實又當如何？或者說，我是你的陪同？”
事實上，nato並非布加勒斯特唯一的熱點話題。米哈伊·塞巴斯蒂安的《日記：1935—1944》剛剛出版，已成為爭論焦點。利昂可能被要求做出評論，然後被斷章取義。也許隻要幾句響當當的話就夠了，就像在美國電視上那樣：“羅馬尼亞猶太裔作家，死於1945年。他的《日記：1935—1944》描述了法西斯主義統治下的生活，是剛出版的維克多·克蘭姆珀勒[1]的《我願意作證》（i will bear witness）的羅馬尼亞翻版，後者用翔實的材料描寫了戰時納粹統治下的德累斯頓的一個猶太人的生活，反映了一些羅馬尼亞知識分子對納粹的同情及反猶太情緒。”克蘭姆珀勒這個名字也許會激發利昂談及另一個克蘭姆珀勒的奇聞逸事及其美國職業，即音樂指揮家奧托（otto），維克多的表親。
我們終於上了路，將自己安置在舒適的座位中。空姐是個金發碧眼的美女，身材高挑纖細。我們了解到，她出生在新澤西，但她和家人已經返回德國居住。利昂再次對我說，除非我願意一同前往，否則他絕不會接受羅馬尼亞的邀請。他又一次對我說，我的重返羅馬尼亞將使我與過去的生活最終脫離開來。我以前就聽到過這些個說法，盡管我希望事實證明這可能是真的，但我寧願不去想它，或者我們這一對兒象征著什麽。
“你是什麽意思？”利昂問。
“啊，典型的一對，花臉小醜奧古斯都和白小醜。”
利昂似乎對這個話題毫無興趣。
“白小醜是老板，主人，權威，美國人，假如你願意的話，還可以是，”我趕緊加了一句，“大學校長，指揮家。”
利昂微笑起來。
“花臉小醜奧古斯都是賤民，失敗者，是那個為了取悅觀眾而總是被踢屁股的人。花臉小醜奧古斯都是個流亡者。”
“你是什麽意思，踢屁股？你，一位令人尊敬的作家，一位住校作家，因多次獲獎並擁有一個捐贈教席而享有盛譽的人？這位老板竟會踢可憐的藝術家的屁股？”
“哦，”我說，“我們是一對旅行者，正在前往東歐，前往花臉小醜奧古斯都舊時的出沒地，他將給外國的藝術大師充當向導，以報答其友愛之情，美國人正是懷著這種友愛將他迎入了新世界的馬戲團。”
利昂現在顯得嚴肅起來，他說：“在美國馬戲團，如你所說，流亡者代表了受害者。在東歐馬戲團，從美國回來的小醜是勝利者，是明星。”
現在，他大笑起來，小心地不去弄亂放在膝上的舒曼的宗教劇的樂譜。奧古斯都此時已失去了演講的熱情，他做了個表示輕蔑的手勢。兩人打起瞌睡，清醒過來，用些點心，偶爾談論幾句。
※※※
20世紀80年代出版的社會主義喬爾馬尼亞的舊版旅遊指南如是說： <blockquote>
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位於北緯43°37′07″至48°15′06″、東經20°15′44″至29°41′24″間。領土麵積為237500平方公裏（91738平方英裏），位列歐洲國家的第20位。東部和北部與蘇聯（即馬庫裏斯塔帝國）接壤，西部與兄弟般的匈牙利社會主義共和國為鄰，西南部與南斯拉夫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接壤。在喀爾巴阡山脈的中央高原周圍…… </blockquote>
奧古斯都想，一個美麗的國家，優秀的知識分子，許多體麵人。也有一些不是十分確定的東西，油滑，太多的微言瑣事，魅力中混有汙穢。
早晨7點，我們到達法蘭克福。換乘布加勒斯特的航班還需等待兩小時。我們在機場商店中轉了轉。利昂買了些雪茄、圓珠筆和鉛筆，以增加他的收藏。我們返回候機室，找了兩個座位，試著想休息一下。我聽到自己首次的羅馬尼亞語交流，我驚慌起來。窗子邊是一群穿著老式運動衫和牛仔褲的年輕人，正在用我的母語歡天喜地而又詞匯豐富地賭咒發誓。我看了看周圍。這些麵相普通的乘客是否可能其實是新的秘密政黨或老的秘密組織的特工，被雇來監視我這個重返祖國的嫌疑犯？我可以分辨出開會歸來的羅馬尼亞學者、剛剛探訪過自己在德國的女兒的老太太、醫生、政客、商人。在一個角落裏，一個穿黑西裝的男人正向自己昂貴的行李箱和一堆紙彎下腰去。他也是個秘密特工嗎？
我們登上了飛往布加勒斯特的飛機。頭等艙與經濟艙的區分不是很明顯。機艙裏熱鬧而喧嘩。我現在與自己焦慮的脈搏合上了調。利昂趣味盎然地看著我，他明白，我已經到家了。
我們在歐特佩尼（otopeni）機場著陸，它看上去像個地方性機場，很小，但不知怎的，在其相當的退斂中卻頗具吸引力。護照檢查進行得快速而冷靜。我們在一個有限而擁擠的空間裏等候行李，乘客、過客、警察、搬運工和閑逛的人將這裏擠得水泄不通——充斥著東方式的不耐煩的嗡嗡聲。我們的行李下來得較遲，我們找來一輛行李推車。是的，確實有小推車，畢竟，有些東西已經改變。
在錢幣兌換台邊，一位可愛的年輕女子負責兌換。“多少？”利昂問我。“100美元。”我回答。利昂似乎認為這個數目太少，換了200美元，結果收到了100萬列伊。他困惑地盯著那厚厚一疊皺巴巴的鈔票。“瞧啊，”我說，“你終於成了百萬富翁了！”在機場外麵，來接我們的是布加勒斯特交響樂團的一位代表和一位司機。
我們駛過歐特佩尼，這裏是土地貧瘠的郊區，到處都是壺穴，兩邊是宣傳美國商品的廣告牌。到了蘇茜區附近，視野開闊起來，有了樹、公園和舊別墅。利昂似乎被這個地區的建築迷住了，它們是東西方的奇怪混合。我咕噥著一些旅行導遊的胡言亂語。是的，這地區曾經輝煌一時，頗為典雅，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漸趨退化，後又在一代代暴發戶手下進一步墮落。我們沿著勝利大道行駛，它是布加勒斯特的主幹道之一。我第一次大失所望。在我的記憶中，即使是在共產主義運動時代，這條著名的街道也是無比優雅的，現在卻滿目瘡痍。我們駛過離我最後的住處不遠的丁布維塔河（dmbovita river）大橋，在大學左轉，然後再向左轉，向洲際飯店的方向駛去。
“我不知道安全部是否還會在飯店安置竊聽裝置。”我耳語道。我對利昂說了那個80年代早期在布加勒斯特廣為流傳的故事。一位住在洲際飯店的上了年紀的優雅的法國女士走近接待員，怯生生地說：“請原諒，我有個請求……”那位裝扮成接待員的友好的秘密警察用可接受的法語禮貌地問她有何要求。她說：“我聽說房間裏有麥克風。你能不能發發善心……我能要間沒有麥克風的嗎？”可憐的chérie[2]。一連數月，她都是布加勒斯特的笑柄。
[1]維克多·克蘭姆珀勒（victor klemperer，1881—1960），德國作家，代表作為《我願意作證》。
[2]chérie，法語，親愛的人，心愛的人（指女性）。
1988年夏，在我抵達紐約的數月後，我意外地接到位於紐約州北部的巴德學院的院長利昂·波特斯坦的電話。他奉承了一番我用德文出版的一本書，然後問我是否有興趣在學院任教。1989年春，我應邀訪問巴德學院，終於與他見了麵。他是個高個兒，舉止優雅，打著蝴蝶領結，眼鏡片很厚，身上有點兒煉金術士的氣質。他還是位聞名遐邇的交響樂指揮。我原本以為會立即得到任職，卻不曾想被引到一個麵試小組麵前。“民主。”院長解釋道。
現在，時間已過去了八年多。我出了書，獲了獎，成了巴德學院的在校作家及教授。甚至在祖國，我的地位也已發生了變化。我在《新共和》上發表的有關米爾恰·伊利亞德和鐵衛軍的文章使我成為公眾的頭號敵人，國際級。我於1997年春重返羅馬尼亞，就如同是一次建築橋梁的練習。
下午3點45分，我來到漢莎航空公司的終點站肯尼迪機場，等待著利昂的到來。他要在布加勒斯特舉辦音樂會，我是他的陪同。這天是4月20日，星期日，碰巧是阿道爾夫·希特勒的生日。我們乘坐的是頭等艙，這使我們可以起飛前在候機室享用免費飲料。我們檢查了日程表，我告訴利昂，布加勒斯特目前的當務之急是羅馬尼亞加入nato（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問題。
“你也許會被要求在一檔電視談話節目中發表自己的意見。”我對他說。
“我？我不是五角大樓或國務院的人。”
我解釋說，在羅馬尼亞，加入nato不僅被看作一種國家榮譽，而且對國家的生存能力也至關重要。在我們離開前一周，我已像其他在美國的羅馬尼亞人一樣，收到了來自一個羅馬尼亞總統班底寄來的大信封，裏麵包括了好幾項督促大家為羅馬尼亞加入nato而立即行動的內容。“是今天，不是明天，不是後天，寫信給白宮。請將你的信件的複印件送至布加勒斯特的總統官邸，以便讓我們知道誰是我們的朋友。”一份此類文件這樣說。實際上，我已聽說，羅馬尼亞當局已製訂了計劃，準備編輯一份在這件事上履行了自己的愛國職責的羅裔美國人的名單——在布加勒斯特，這種名單可不是玩笑。
“這對我們有無好處？”利昂問。“你做我的陪同這一事實又當如何？或者說，我是你的陪同？”
事實上，nato並非布加勒斯特唯一的熱點話題。米哈伊·塞巴斯蒂安的《日記：1935—1944》剛剛出版，已成為爭論焦點。利昂可能被要求做出評論，然後被斷章取義。也許隻要幾句響當當的話就夠了，就像在美國電視上那樣：“羅馬尼亞猶太裔作家，死於1945年。他的《日記：1935—1944》描述了法西斯主義統治下的生活，是剛出版的維克多·克蘭姆珀勒[1]的《我願意作證》（i will bear witness）的羅馬尼亞翻版，後者用翔實的材料描寫了戰時納粹統治下的德累斯頓的一個猶太人的生活，反映了一些羅馬尼亞知識分子對納粹的同情及反猶太情緒。”克蘭姆珀勒這個名字也許會激發利昂談及另一個克蘭姆珀勒的奇聞逸事及其美國職業，即音樂指揮家奧托（otto），維克多的表親。
我們終於上了路，將自己安置在舒適的座位中。空姐是個金發碧眼的美女，身材高挑纖細。我們了解到，她出生在新澤西，但她和家人已經返回德國居住。利昂再次對我說，除非我願意一同前往，否則他絕不會接受羅馬尼亞的邀請。他又一次對我說，我的重返羅馬尼亞將使我與過去的生活最終脫離開來。我以前就聽到過這些個說法，盡管我希望事實證明這可能是真的，但我寧願不去想它，或者我們這一對兒象征著什麽。
“你是什麽意思？”利昂問。
“啊，典型的一對，花臉小醜奧古斯都和白小醜。”
利昂似乎對這個話題毫無興趣。
“白小醜是老板，主人，權威，美國人，假如你願意的話，還可以是，”我趕緊加了一句，“大學校長，指揮家。”
利昂微笑起來。
“花臉小醜奧古斯都是賤民，失敗者，是那個為了取悅觀眾而總是被踢屁股的人。花臉小醜奧古斯都是個流亡者。”
“你是什麽意思，踢屁股？你，一位令人尊敬的作家，一位住校作家，因多次獲獎並擁有一個捐贈教席而享有盛譽的人？這位老板竟會踢可憐的藝術家的屁股？”
“哦，”我說，“我們是一對旅行者，正在前往東歐，前往花臉小醜奧古斯都舊時的出沒地，他將給外國的藝術大師充當向導，以報答其友愛之情，美國人正是懷著這種友愛將他迎入了新世界的馬戲團。”
利昂現在顯得嚴肅起來，他說：“在美國馬戲團，如你所說，流亡者代表了受害者。在東歐馬戲團，從美國回來的小醜是勝利者，是明星。”
現在，他大笑起來，小心地不去弄亂放在膝上的舒曼的宗教劇的樂譜。奧古斯都此時已失去了演講的熱情，他做了個表示輕蔑的手勢。兩人打起瞌睡，清醒過來，用些點心，偶爾談論幾句。
※※※
20世紀80年代出版的社會主義喬爾馬尼亞的舊版旅遊指南如是說： <blockquote>
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位於北緯43°37′07″至48°15′06″、東經20°15′44″至29°41′24″間。領土麵積為237500平方公裏（91738平方英裏），位列歐洲國家的第20位。東部和北部與蘇聯（即馬庫裏斯塔帝國）接壤，西部與兄弟般的匈牙利社會主義共和國為鄰，西南部與南斯拉夫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接壤。在喀爾巴阡山脈的中央高原周圍…… </blockquote>
奧古斯都想，一個美麗的國家，優秀的知識分子，許多體麵人。也有一些不是十分確定的東西，油滑，太多的微言瑣事，魅力中混有汙穢。
早晨7點，我們到達法蘭克福。換乘布加勒斯特的航班還需等待兩小時。我們在機場商店中轉了轉。利昂買了些雪茄、圓珠筆和鉛筆，以增加他的收藏。我們返回候機室，找了兩個座位，試著想休息一下。我聽到自己首次的羅馬尼亞語交流，我驚慌起來。窗子邊是一群穿著老式運動衫和牛仔褲的年輕人，正在用我的母語歡天喜地而又詞匯豐富地賭咒發誓。我看了看周圍。這些麵相普通的乘客是否可能其實是新的秘密政黨或老的秘密組織的特工，被雇來監視我這個重返祖國的嫌疑犯？我可以分辨出開會歸來的羅馬尼亞學者、剛剛探訪過自己在德國的女兒的老太太、醫生、政客、商人。在一個角落裏，一個穿黑西裝的男人正向自己昂貴的行李箱和一堆紙彎下腰去。他也是個秘密特工嗎？
我們登上了飛往布加勒斯特的飛機。頭等艙與經濟艙的區分不是很明顯。機艙裏熱鬧而喧嘩。我現在與自己焦慮的脈搏合上了調。利昂趣味盎然地看著我，他明白，我已經到家了。
我們在歐特佩尼（otopeni）機場著陸，它看上去像個地方性機場，很小，但不知怎的，在其相當的退斂中卻頗具吸引力。護照檢查進行得快速而冷靜。我們在一個有限而擁擠的空間裏等候行李，乘客、過客、警察、搬運工和閑逛的人將這裏擠得水泄不通——充斥著東方式的不耐煩的嗡嗡聲。我們的行李下來得較遲，我們找來一輛行李推車。是的，確實有小推車，畢竟，有些東西已經改變。
在錢幣兌換台邊，一位可愛的年輕女子負責兌換。“多少？”利昂問我。“100美元。”我回答。利昂似乎認為這個數目太少，換了200美元，結果收到了100萬列伊。他困惑地盯著那厚厚一疊皺巴巴的鈔票。“瞧啊，”我說，“你終於成了百萬富翁了！”在機場外麵，來接我們的是布加勒斯特交響樂團的一位代表和一位司機。
我們駛過歐特佩尼，這裏是土地貧瘠的郊區，到處都是壺穴，兩邊是宣傳美國商品的廣告牌。到了蘇茜區附近，視野開闊起來，有了樹、公園和舊別墅。利昂似乎被這個地區的建築迷住了，它們是東西方的奇怪混合。我咕噥著一些旅行導遊的胡言亂語。是的，這地區曾經輝煌一時，頗為典雅，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漸趨退化，後又在一代代暴發戶手下進一步墮落。我們沿著勝利大道行駛，它是布加勒斯特的主幹道之一。我第一次大失所望。在我的記憶中，即使是在共產主義運動時代，這條著名的街道也是無比優雅的，現在卻滿目瘡痍。我們駛過離我最後的住處不遠的丁布維塔河（dmbovita river）大橋，在大學左轉，然後再向左轉，向洲際飯店的方向駛去。
“我不知道安全部是否還會在飯店安置竊聽裝置。”我耳語道。我對利昂說了那個80年代早期在布加勒斯特廣為流傳的故事。一位住在洲際飯店的上了年紀的優雅的法國女士走近接待員，怯生生地說：“請原諒，我有個請求……”那位裝扮成接待員的友好的秘密警察用可接受的法語禮貌地問她有何要求。她說：“我聽說房間裏有麥克風。你能不能發發善心……我能要間沒有麥克風的嗎？”可憐的chérie[2]。一連數月，她都是布加勒斯特的笑柄。
[1]維克多·克蘭姆珀勒（victor klemperer，1881—1960），德國作家，代表作為《我願意作證》。
[2]chérie，法語，親愛的人，心愛的人（指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