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對前世生活的回憶</h2>
天在下雨，但幾乎算不得《聖經》中所記的大洪水。那位《聖經》人物的近代同名人物，諾亞，隻不過是在當前的喜劇中扮演著他的流亡者角色。
在紐約一處優雅之地的優雅的鄉村房屋的優雅的起居室中，談話者們似乎對一直在下的綿綿細雨視而不見。那位遭遇海難的流亡者發現自己正在向同伴講述特蘭尼斯特裏亞，講述啟蒙，講述戰爭，講述瑪麗亞，那個決心加入猶太人的死亡之旅的年輕村婦。為了回應人們的興趣，他繼續談及共產主義及其模棱兩可之處，談及流亡的模棱兩可之處。裝有鏡子的門開了又關，突然間，他從它的水晶玻璃格中看到了他不想承認的回憶錄作者的樣子。到現在，要停下來為時已晚，於是他繼續講述著自己的故事，掙紮著想在與過去的戰爭中獲得的虛假勝利。
第二天，他收到一封信：“我認為不隻是因為天在下雨，而且因為在我們愉快的午餐後，我花了大量的時間想你，我的意思是想你的故事，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不隻是因為它是你的故事，而且因為你生活、思想和行動在曆史上最可怕的時間段的中心。”出版商還寫道：“你是個目擊者，而作為一位作家，你必須抵抗。”將他的生活公之於眾，寫一部個人回憶錄？齊奧朗對此曾提出過警告：“一場煤灰浴，一次出眾的自焚練習。”這也將像一層層地剝去你的皮，與電視談話節目的坦陳一切和群體療法的自我揭露異曲同工。
我麵對這用打字機打出來的文字陷入沉思。公眾紀念活動已經將恐怖變成了老生常談，它們被一再重複，直到變成化石，就這樣履行它們的功能，接下來的，當然是疲憊與冷漠。
如果我把自己的生活拿出來當眾受審，我會成為它的揮筆杆子的代理人嗎？觀眾渴望細節，不是渴望被稱為啟蒙和特蘭尼斯特裏亞的隱喻。我在“曆史上最可怕的時間段”中接受到的逃避練習仍舊清晰可觸。想到我可能會在一場意想不到的對嫌疑犯的圍捕中突然被選中，我還會驚慌失措嗎？我寧願戴上小說的麵具。不過，鏡子在召喚，我可以看到那裏麵有被放逐者所走的道路、運輸營地、分揀中心，以及由元帥設計的墳墓。
“我讚同強製性移民。”揚·安東內斯庫，羅馬尼亞元帥，軍隊指揮官，羅馬尼亞國家領導人，在1941年夏天宣稱。“我不在乎我們是否會被當作野蠻人記錄在曆史之中。羅馬尼亞帝國有過許多野蠻之舉，卻是有史以來世界上最偉大的政權。”這位高貴的野蠻人不想錯過讓他最終根除國家害蟲的機會。“我們的國家處於曆史上的絕佳時刻。如果需要，就開槍。”希特勒的同盟宣布。
零星的大屠殺一年前已經開始，1941年秋天隻不過加速了這一活動。10月4日，將軍發布了驅逐令；10月9日，火車——以創紀錄的效率——已經啟動。公告說得清清楚楚：“今天，10月9日，火車將開始運送伊特卡尼、布杜傑尼以及蘇恰瓦城的猶太人，從斯普裏安·波魯姆貝斯庫街到佩特魯·拉熱斯街，直至斯弗·杜米特魯街和猶太人劇院，從瑪麗皇後街直至瑟塔提伊街的雷弗藥房，從美國飯店過後的第一條街至女工健身房，以及整個波塞恩西羅爾街。”
行動應在指定的那一天的下午4點於布杜傑尼火車站的軍用倉庫開始。前一天晚上，波托托阿嘎少校突然出現在我們家門口。“你得帶上兩個小孩，你必須抱著他們。路很長。除了必需品，其他什麽也別帶。”他以最友好的方式對我父親說。驅逐行動將會在第二天，即10月9日開始，在一天後結束。規定非常精確：“每個猶太居民可以攜帶大衣外套、日常衣物和鞋子，以及供幾天食用的食物，不得超過能拿得動的重量。所有猶太居民都要帶上自家的鑰匙，並將它們與家庭財產清單一起放進寫有猶太居民姓名和地址的信封中，交由火車站委員會保管。”
瑪麗亞專心致誌地聽著，眼睛一直看著小挪亞，他被嚇呆了，直愣愣地看著那位信使。他轉向她，仿佛是在要一個解釋。瑪麗亞報之以微笑，衝他做了個鬼臉，這是他們的暗號，意思是“這全都是胡說八道”。
少校繼續著自己的陳述：“不順從，或是抵製，或煽動對當局的抗議或施暴的人，試圖逃跑或破壞自己的財產的人，以及沒有將自己的現鈔、金幣、珠寶和貴重金屬交付保管的人，都將當場擊斃。幫助或藏匿犯有此類反抗罪行的猶太人的人，也將被擊斃。”少校在說出最後幾個字時，不必要地看著瑪麗亞，可她一定在當時當地就做出了決定，要犯下比僅僅幫助或藏匿那些受蔑視的人更嚴重的罪行——她要同他們一起走。
警察頭目、地方行政長官、副長官、負責指揮當地衛戍部隊的上校，以及身為當地憲兵指揮官的波托托阿嘎少校本人，在這個瘋女人被拖離火車車門時，都帶著嫌惡的神情看著她。死刑將是太體麵的死法，最好的懲罰是讓她生活在她所背叛的人中間。
幾個月後，瑪麗亞出現在集中營門口，背著裝滿了給她的小王子挪亞及其父母的衣服和食物的行李箱。這些被當場沒收的行李將成為她在軍事法庭上的證據。
“從千年之交起，一種悲劇命運就已將巴比倫囚虜[1]與特蘭尼斯特裏亞的饑餓、疾病和死亡的地獄聯係在了一起。”特拉伊阿恩·波波維奇（traian popovici）寫道，他是布克維納首府切爾諾威茨的基督徒市長。“在德涅斯特河沿岸的集合點對被放逐者依舊持有的個人財產的肆無忌憚的劫掠，光腳在冬天的雨、雪、泥中的漫長行走，饑餓和焦渴，可能來自但丁所描寫的地獄。”市長繼續寫道。他直到最後一刻，還在試圖阻止驅逐。“在一次運送過程中，隻有六分之一的嬰兒可以活下來。”他寫道，“累得走不動的人或沒有行走能力的殘疾人被留在路邊，成為禿鷹和野狗的掠食對象。總算到達目的地的人生活在肮髒得駭人聽聞的狀態下，沒有適當的住處，沒有柴火，沒有食物和衣服，暴露在嚴酷的天氣下，忍受著衛兵及集中營管理人員的折磨。”
如果不提及位於德涅斯特至阿塔基的交界點，這門曆史地理課程就是不完整的。不是《聖經》大洪水時的阿勒山[2]，而是阿塔基。小挪亞當時隻有5歲，可他永遠也不會忘記這個名字。50年後，他依然記得它。蘇恰瓦猶太人社團主席在回憶那個地方時寫道：“阿塔基將始終是個謎，隻有我們中那些從它曲折蜿蜒的街道上如同戴著鐐銬般蹣跚走過的人才能理解它。曾經強壯的人突然間就轟然倒下。以前健全的人發了瘋。律師薩穆爾·斯坦恩的遺孀羅莎·斯坦恩認為自己仍在蘇恰瓦，老是禮貌地問：‘你能好心地給我指一下回家的路嗎？我家與威尼爾書店在同一幢樓裏。’”威尼爾書店依舊存在於現在正安靜地睡在他的紐約避難所中的流亡者的記憶裏。在戰後，它成了市民的天堂，裏麵充滿了奇跡，直到共產黨查禁私有財產和所有其他私人捐助時。
1941年，拉道提的另外一位猶太裔官員從阿塔基給他在布加勒斯特的同等級別的官員送去一條令人絕望的信息：“10月14日，我們被疏散，帶到了這裏，我們現在正在這裏等著被送過德涅斯特河，遣送至烏克蘭的一個不知名的目的地。我們住在戶外，在雨中，泥中和寒冷中。這裏，在阿塔基，成百上千的人已經死去。許多人發了瘋，還有一些人自殺了。如果再不馬上采取措施拯救我們，這些不幸的人沒有一個能夠活下來。當前，有大約兩萬五千個幽靈處在這種境地中。一些人正前往烏克蘭，一些人在莫格黑勒夫，另外一些人還在阿塔基這裏。”
莫格黑勒夫也是個不會輕易忘記的名字。馬內阿家的四口人被送往的正是莫格黑勒夫。1942年1月6日，一名莫格黑勒夫的記者向日內瓦的一個支持猶太複國運動的部門發了一封信，信中提到“每天有60人死亡”。那第一個冬天其實是希特勒軍隊和安東內斯庫元帥的同盟。
特蘭尼斯特裏亞沒有得償所願，隻能展示一張死亡人數為50%的資產負債表。在這方麵，它無法與奧斯維辛集中營競爭。正如羅馬尼亞的大多數事情一樣，特蘭尼斯特裏亞的成就始終曖昧不明。羅馬尼亞可以如一些編年史所聲稱的那樣，被視為歐洲反猶最甚的國家嗎？競爭很難評估，但那可疑的大屠殺獎杯仍應授予納粹德國，盡管有報道說，德國軍隊對其羅馬尼亞同盟所實施的肆無忌憚的暴行頗為反感，因為他們總是在沒有接到命令的情況下殺人，而且使用的是手邊的任何一種原始手段。
在特蘭尼斯特裏亞，小挪亞初步了解了生命，以及它的對立麵。第一次死亡來自我摯愛的外祖父阿夫拉姆，然後是我的外祖母，三周之內的兩次打擊。無生命的突變魔術：死後的生活，在死寂的無名墓穴中。
在男孩的腦海裏，他看到自己木乃伊般地躺著，處於一種永久性的昏迷之中。他可以看見墳墓，冰雪覆蓋的大地，冰凍的雜草的葉片，蠕動的蟲子。狂風在號叫，留胡子的男人們正隨著古老的猶太教哀悼祈禱文的祈禱節奏搖擺著身體。
我活著，正在思考我自己的死亡，但我當時所能明白的是，哭泣與饑餓、寒冷和恐懼屬於生命而非死亡。沒有什麽事比活著更重要，母親總是說，一麵想方設法地讓自己的丈夫和兒子活下去。死亡就是消滅，你必須不惜一切代價與之鬥爭。這是我們可以值得活下去的唯一途徑，她總是不斷重複著說。漸漸地，局勢有所改善。戰爭轉向了西方，同盟國的勝利似乎近在眼前，安東內斯庫元帥聽任昆蟲們活了下來，充當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據和擔保人。
前公民馬爾庫·馬內阿獲準在一家工廠工作，他的報酬是買一條麵包的錢，這就是一家四口每天的食物。沒有人能夠預言，生命與死亡的輪盤賭的輪子下一次會停在哪裏。我父親據以小心翼翼地建立起自己的生活的邏輯現在毫無用處。通過與命運的腐敗交易和討價還價來保全自己的做法令他作嘔，正如活著這一最高報償令他作嘔一樣。我父親的觀點始終未變，盡管他遭到了以前很友好的軍官的粗暴鞭打，現在，那個因仇恨而麵部扭曲的軍官似乎隨時打算碾死這隻該死的蟲子。父親可以接受死亡，但不能接受羞辱。在冒險試過一切後，他厭惡地從他目前現實的嚴酷真相中退卻了。他沒有變得奴顏卑膝和虛偽狡詐，這是對奴隸的要求；他不會放棄自己的尊嚴。他的妻子不在乎此類白癡行為，可他在乎。不僅是在集中營四處蔓延的阿司匹林和麵包的黑市交易，而且包括感情的黑市交易，都讓他感到惡心，同樣令他厭惡的還有那些決心不惜一切代價將自己從壓迫者的暴行下解救出來的受害者的暴行。怪物劊子手培養出怪物受害者，他常用他那溫和但堅定的聲音重複說。
元首的“最終方案”不曾慮及掠過那些被判滅絕的受害人腦際的想法。納粹用清晰的語言定義了自己的目標，兌現了諾言，回報了它的信徒，毫不猶豫地殲滅了它的犧牲品，沒有給他們任何皈依或撒謊的機會。相反，宣揚普天同樂的卻鼓勵皈依、撒謊、陰謀，甚至對自己的信徒也並非不願吞噬。對該體製來說如此必不可少的思想警察強行利用了一個真理為黨服務。在越來越矛盾的許諾與現實之間，為懷疑、顛倒是非和恐懼敞開了空間。
這就是在卑鄙而貪婪的20世紀的第80個年頭的那個布加勒斯特的秋日午後劃過我頭腦中的想法。在安靜的房間中，讀者與書籍進行著一場無聲的對話，這時，電話鈴聲響起。我不願與任何人交談，並已經將書麵朝下放下，可是，我還是拿起了聽筒。
“你想去走走嗎？”我的朋友問。
“下雨，我們能去哪兒？來這兒吧，我們談談。”
“不，我寧願出去。雨要停了。我們半小時後在圖書館前的皇宮廣場見。”
我的朋友通常是那種久坐不動的人，所以他突如其來的散步渴望令我很是驚訝。雨確實已停了，空氣很清新。他把我領到附近的那個空無一人的小公園。長凳還濕著。
“事情終於發生了。我們總認為，隻有鄰居才會落入他們的羅網。現在事情發生了。他們出擊了。”
我沉默不語，等著他繼續說下去。
“他們一共有兩個人，一個上校，一個上尉。上尉記筆記。審問持續了三個小時。”
散步的理由變得清楚了。房間有耳朵，警察的耳朵。
“一切都與你有關。他們想知道有關你的一切，你幹什麽，你見什麽人，你從國外收到或發往國外的郵件。他們想知道你有沒有情婦，或者茄拉是否有情人。他們詢問你的財政狀況，你父母的，你嶽母的。他們問你是否曾對最高領導同誌及其妻子說過什麽壞話，你是否打算移民。”
在社會主義的羅馬尼亞，告密者的花名冊漸漸類似於一次人口普查。自我謙讓、做出一切正常的表象的策略不再起作用。事實證明，與世隔絕並沒有保護作用。
“你不會相信，可我最終還是投降了，簽了字。我別無選擇。他們還給了我一個代號，‘阿林’。”
警察給他選的名字正是他們的新線人在文學雜誌上發表詩歌和戲劇評論時所用的筆名。讓這成為他的一個教訓吧，畢竟，這兩種職業，詩人與線人，都是要探明我們隱藏的全部秘密。
“你為什麽要簽字？你以後隻有到了棺材裏才能擺脫他們，也許到那時也擺脫不了。假如你再堅持一個小時，他們就會放棄的。現在不再是斯大林時代，他們也許不會招惹你的。”
阿林沒有回答，於是我也陷入沉默。畢竟，我不能假裝自己是個了不起的英雄，那有點屈尊俯就的感覺。建議或責備同樣毫無意義。在地獄，麵包意味著一切，在煉獄中，它也意味良多。在集中營的門上，衛兵常常寫上：“天堂”，“地獄”，“煉獄”。麵包無論在哪裏都是勒索的杠杆。
“他們威脅我。他們對我說，你是國家職工，你有責任幫助我們。”
換言之，你可能連一個普普通通的工作也保不住。正如這位國家職工所了解的那樣，這樣的威脅是違背法律的，可他也知道，法律不過是權力的玩物。不僅阿林的麵包危如累卵，就連他年老多病的父母雙親的麵包也危在旦夕。
“阿林”就這樣，不但是文學中的阿林，而且成了生活中的阿林。他身為社會主義公民的二三重的生活現在因一個精確、秘密、無報酬的任務而擴大：匯報他最要好的朋友的二三重的生活。他將每周都要與聯絡官員碰麵，不僅是在意料之中的後者的辦公室裏，而且是在安全部控製下的“安全的”私人住宅中。粗陋的家庭裝置，一個灰色的、狹窄的社會主義的居住空間，會使這種行動人性化嗎？警察線人數量的增長速度遠遠快於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而且這一招募戰役已經加速。“猶太人區的飽受創傷的幸存者，與戰前民族主義國家的警察和社會主義政權的接任者——指揮官同誌，沒有任何區別。”一次，我瞅準了機會說。
從布加勒斯特至蘇恰瓦——從這個國家的一端到另一端——的通宵火車旅程，結束於對那對老夫婦的短暫探訪。隻有時間喝杯咖啡，乘機打量他們的麵容，看看電話交談所無法記錄的東西。他們顯得驚恐不安，這是千年的恐懼所培育出的驚恐，它們永遠都是可更新的。我再次看了看我的父母，然後站起身走出來，把喝了一半的咖啡留在了身後。驅使我登上火車的緊迫感現在迫使我回到過去的街道。
以前的奧地利市政廳現在成了當地共產黨總部所在地，把門的衛兵專注地聽著我說的話。20世紀70年代末，作家協會會員證在羅馬尼亞的偏僻之處依舊具有某種權威性。他記下了細節，然後看著他的會麵登記表說：“我不知道第一書記同誌什麽時候能夠見你，可我會把信息送過去的。”
“我今天必須見他。我今晚就要乘火車回布加勒斯特。”我堅持道。他猶豫了片刻，然後帶著聽天由命的神情說：“午餐左右再回來，到那時我告訴你答案。”
我不會等下去，於是更加冒險地決定前往安全部總部，它位於一座全新的現代建築中，距老醫院不遠。我再次出示了我的會員證。接待人員似乎沒有留下什麽印象。一次會麵？與指揮官？今天？為什麽這麽急？
“是的，今天，午飯前。在那之後，我要去見第一書記。”
衛兵拿起電話，撥了一個數字，然後他離開了，另外一個人接替了他的崗位。等了好一陣子，第一個衛兵再次出現。
“指揮官同誌不在市裏，但副指揮官——瓦西劉同誌，將在11點接見你。”
現在是10點過5分。我田園詩般的故鄉的每個角落都有鮮花盛開的花園和熱情好客的長凳。阿德爾公園就在附近。春日的陽光令我昏昏欲睡。我走過那些老樹，它們是古老過去的見證者。
11點，我被護送至一樓。巨大的辦公桌後坐著位麵色蒼白的人，他稀少的頭發呈灰色，穿著件灰色羊毛背心和一件沒打領帶的白襯衫。他的左手坐著位麵容英俊的黑發男子，留著黑色的胡須，穿著上尉的製服。我開門見山地說：“幾個月來，退休人員馬爾庫·馬內阿一直被一個特工糾纏不放，特工指控他要麽是以色列間諜，要麽是個以猶太人社團秘書的身份進行私下交易的騙子。如果這有證據，那就起訴他。如果沒有，這種恐嚇活動必須停止。無論是在過去還是近段時間，嫌疑人都已經受夠了。他終其一生生活的那個鎮子裏的人都知道他是個正派人。”
上校的熱切凝視標誌著他想起了叫作“特蘭尼斯特裏亞”的過去和“佩日普拉瓦”的最近時段。他也知道“正派”意味著什麽。拘留所的有罪和無辜的幸存者最終都被迫成了國家的告密者。但是，前同誌和前囚犯馬內阿拒絕這一榮譽已一年多了，用的也是同樣的句子：“我是個正派人。”這白癡般單調重複的滑稽陳述終於惹惱了警察，他的上級適時地獲知了招募失敗的消息。
上校簡單地評論了幾句，他是個聰明但危險的談話對象。他表麵的矜持是引我上鉤的精巧策略，但此刻沒有時間思前想後了。
“以色列間諜？”我說，“通過什麽方式？”
我並不指望會有人回答，這次會麵會按照其自身的動力繼續下去。
“他被指控，”我繼續說，“利用他猶太人社團秘書之職陪同參觀布克維納的美國和以色列要人。這些都是正式訪問，得到了外交部的批準，可能還得到了所有相關部長的批準。監視機構必定早就了解了每個人所做的每件事。”
上校又一次高深莫測地微笑起來，慢慢地點了一下頭，證實了我的大膽陳述。
“是的，是的，我們當然知道。”他無聲地說。
我乘勝追擊。“據稱，參觀者中有一位肯定是布裏爾（brill），以色列一秘密組織的頭目。他在蘇聯邊境附近的錫雷特（siret）參觀了著名的猶太人墓地。我們就應該猜他在那裏是要收集情報，用他的裸眼或他根本沒有的雙筒望遠鏡偵察邊境地區嗎？他甚至沒有邁出給遊客規定的區域一步。至於我父親，小小的蘇恰瓦的小小的猶太人社團的卑微雇員，怎麽會知道羅馬尼亞秘密黑名單上的嫌疑犯的名字？畢竟，監視機構效率很高，羅馬尼亞安全部在世界各地都頗具聲譽。”上校此刻幾乎大笑起來，上尉從他正在用打字機打的記錄上抬起眼，加入了進來。是的，他絕對是在笑。
我沒有停下來。“假如馬內阿先生，以前的馬內阿同誌，讓我們假設，患有心髒病怎麽辦？他老朽的身體上布滿了安東內斯庫元帥的特蘭尼斯特裏亞、戰後的斯大林主義以及20世紀50年代的非斯大林的斯大林主義的傷痕。過去的錯誤不應當在20世紀70年代重犯。報紙上都這麽說。”
我的兩位聽眾似乎對這種全新的敘述性歪曲的興趣比對前麵的一言堂更濃厚，於是我加快了速度。“猶太人區的後裔弄不清過去的民族主義國家的心懷鬼胎的警察與如今的社會主義民兵之間的區別。對他們而言，事情並非總是清晰可辨。社會主義法律宣稱所有公民一律平等，而且戰後確實有猶太人占據了重要的、甚至是部長級的職位。一些人仍留在這些職位上。但這不會讓記憶或恐懼愈合。嫌疑犯都很謹慎，上校同誌。也許他們有權那樣。”
我已結束了我的輝煌詠歎調。我已證明了我的機敏與勇氣，那麽我的兩位雙手叉腰站在那裏微笑著的對話者還在等什麽？掌聲在哪裏？鮮花在哪裏？
我的恐懼和我的反抗精神聯合起來產生了一段一氣嗬成、甚至堪稱勇敢的陳述，但這出戲並未到此結束。我依然在此，活著，我的全部思想和加劇的情感也依舊活著。
輪到上校出場時，他將自己的角色表演得盡善盡美，你很難不為他的表演所折服。他沒有反駁我的任何譴責，一副聽天由命的神情，看上去就像個因整天不得不與白癡打交道而疲憊不堪的人。通過接受我的論點的方式，他幾乎解除了我的精神防線。然而，我設法自始至終保持住了鎮靜。最後他說：“謝謝你，這是有關猶太人區心理的非常重要的信息。我們不是經常能夠獲得如此有用的信息。我們在布加勒斯特的同事會請求你的合作，我肯定。”我所能做的就是虛弱無力地咕噥道：“不，我不合適，不是我。”上校不再聽下去。他站起身，伸出手。會麵結束了。
我離開時，上尉向我保證，有關馬爾庫·馬內阿先生的誤會很快就會得到處理。上校同誌總是會信守諾言，他是個非常特別的人，正如你自己可以看出來的那樣。確實，那個場合一直很特殊，但我已不再在意上尉及其漸漸飄遠的話語。
那次會見的壓力使我飽受折磨。由於全神貫注於自己的目的，因自身的衝動而變得盲目，我忽視了我是在哪裏，在對誰說話。如果整件事再多持續五分鍾，我可能就會像個破布娃娃似的癱倒在上校和上尉的懷中，那時他們就真的可以開始逼迫我告密了。這次努力讓我精疲力竭，並對自己的膽大包天吃驚不已。我一步步地走下那座可詛咒的大樓的台階，渴望趕快逃離，忘掉一切。
但是，我不能忘記的是，在麵對這樣令人發狂的兩難境地時，沒有人有權扮演道德家的角色。阿林了解曾加在經曆了佩日普拉瓦之後的退休人員馬爾庫·馬內阿身上的警察的壓力，了解瓦西劉上校循循善誘的魅力，了解上校在布加勒斯特的同事們與我——他們未來的受害人心理學方麵的專家的兩次交談。他知道，會見很短，並且我拒絕了那討人喜歡的合作要求。現在，警察再次圍了上來。除了常規報告及與我的詩人朋友的每周談話所提供的信息外，他們一定還擁有更多的有關他們的嫌疑犯的信息。
阿林是個好朋友，他告訴我，他對自己的質詢者寫下的有關我的文字是：“一個誠實的人，對政治不感興趣。由於性格內向、憂鬱，他喜歡書籍和獨處。”但那種描述不知怎的似乎無法令人信服，它缺少黨的陳詞濫調的注釋。我已經染上了自我懷疑的毛病，開始認為，我的朋友對我隱瞞了一些事，為的是保護我不受我自己的傷害，而不是僅僅不受我的追隨者的傷害。我變得越來越依賴於我的雙重線人了。
阿林是個大高個兒，一雙大手，有著愛爾蘭人般的火紅頭發，活力四射，聲音渾厚，做起手勢來幅度大得像個樂隊指揮，可不知怎的，他變成了個小矮個兒，大鼻頭，鬃毛般的頭發突然像個油光發亮的頭盔似的緊貼在他縮小了的頭顱上。他曾經低沉渾厚的聲音現在變得尖聲尖氣，很難聽得明白。他省略了有可能讓我感到不安的細節嗎？我不斷要求見他，不管為時多麽短暫。一次又一次地，我與他反複檢查著細節，不管它們看上去多麽微不足道。警察調查過我的病曆嗎？在精神病病房中的拘禁當然是警察相當喜愛的一種實踐。
那些審問顯然流於例行公事和官僚主義。警察會推遲所有勒索性的策略，就像他們遲遲不去解決在總部堆積如山的檔案一樣。為了防止被指控為懶惰或無效率，他們不斷增加合作者的數量，不是為了也許能夠獲得的微不足道的情報，而是為了維持共謀者的網絡。
正如我的詩人朋友向我報告的，他傳送的有關我的情報沒有引起警覺的理由，甚至還帶點兒消遣性。警察沒有了解到任何關於我的他們所不知道的情況。但我所發現的深埋在我內心的焦慮向我自己揭示的有關我的東西，遠比我那些揭示著過去隱晦創傷的警察局檔案要多。
我發現，我是這種調查的真正受益者，不是通過我從阿林的報告中了解到的情況，而是通過它所觸動的我的內心反應。我看見自己仿佛身處一出提供了迷人見識的鬧劇的特權中心。光是對於官員與線人每周會麵的私人公寓的描述就足以引起任何人類學家的注意，但我隻能聚焦於我自己的焦慮，就像一個尋求毒品注射的吸毒者一樣。突然間，我沉浸在20世紀40年代的恐怖之中，有機會去理解（雖然有些遲了）那時的焦慮，以及它的所有那些循環往複的不確定性和神經分泌物。
這種奇怪的狀況會持續多久——一年，兩年？阿林證實，即使是在共產黨警察國家，友誼也可能是深摯而持久的。
他繼續提供自己的報告，不斷讓我了解它們瑣屑的內容，直到他終於決定，他已經受夠了社會主義天堂，選擇移居到一個遙遠的地方，從那裏，他將定期寫信給我。幾年後，我們又見麵了，但絕口不提他充當線人的微妙話題。我很高興地知道，我的朋友始終是為數不多的幾個其命運沒有與我分離的人中的一個。
阿林的替代者沒有那麽快地暴露自己，我永遠也不曾發現他的身份。上頭的力量一定優化了他們的招募標準。我對與我密切接觸的人十分警惕，你永遠不會知道誰可能是告密者，每張臉都戴著麵具。這種瀕於妄想狂的驚懼已經變得如此普遍化，以致被當作了正常狀態。焦慮現在是一種集體財產。
事實證明，國家對人的利用並不比人對人的利用更具吸引力。私有製的廢除擾亂了經濟，逐漸建立起國家對公民的占有權。仇外情緒變得更微妙，懷疑統治著全部的個人生活。不再有黨派間的具有煽動性的相互競爭，現在隻有一個政黨的絕對蠱惑。自由市場與自由言論的混亂被禁忌的精神分裂症所取代。強迫性同謀在一種象征性的濫用那裏達到了頂點——紅本本。
甚至在精神病學家的躺椅上也有禁忌話題嗎？那位從醫學角度解除我的工程學工作事宜的醫生的不滿變得越來越令人難以忍受，他也是位詩人，就像幾年後我的那位線人一樣，但所不同的是，他不是我的朋友。公開談論的風險始終很難估價。在精神病學家的躺椅上坦承的焦慮不再是一種個人的私有財產。
隨著新秩序統治力的擴張，你能靈活機動地利用的灰色地帶變得更加有限，常態的飛地也是如此。隨著歲月的流逝，人人都在等待神奇的解凍。實際上，這會定期發生，但隻是為了強化不確定性，增加陷阱的數量。懷疑和口是心非漸漸滲透到了廚房和臥室，悄悄潛入睡眠、語言和心境。
我是否應該告訴那位精神病學家兼詩人他肯定心知肚明的東西，即不僅學校、醫院、出版社和報刊新聞業屬於國家，而且森林、空氣、水、土地、體育館、銀行、電影院、紐扣和兵工廠、軍隊和馬戲團、幼兒園和養老院、樂器廠、製藥企業以及羊群也都屬於國家？醫生及其病人也是國家財產。在你買手紙、床、早餐牛奶、手表、鞋子、假牙時，你處在那些無動於衷、傲慢無禮的國家職員的憐憫之下，他們對“社會主義的道德規範和平等”準則舉雙手讚成，這種準則可以翻譯為“我們假裝在工作，他們假裝在付錢”。
精神病學家的另一個身份隻能是又一個國家職員——可能有紅本本的。黨是至高無上的。經營著中學、屠宰場、裁縫鋪、當然還有門診部的正是黨的書記，而不是那些其本身就是由書記任命的責任人們。
在一個有著強大的右翼政治傳統的國家，紅本本的數量呈指數函數增加。沒有紅本本你什麽也不是，可即使有了紅本本，你也值不了大價錢。宣傳的陳詞濫調很合適於這極權主義的馬戲團的變戲法者們，但誰也不再相信他們。生活，或者生活中所剩的東西，已經轉入了地下通道，裏麵充滿了沉默的聲音和秘密的符號。
醫生同誌能夠允許一個為這雙重角色的喜劇所困擾的病人對自己進行精神分析嗎？這位詩人能夠發現口是心非的混亂中的詩情畫意的聯係嗎？這種混亂表麵上是由戴著麵具的掌權者控製，而在私底下，卻是因怨恨的毒液而常存不朽。
病人的問題迅速反彈給了他自己，仿佛他已借去了醫生的怪癖，能夠閉著眼睛閱讀精神病學會議的主題：啟蒙之後的啟蒙。或者它應當被稱為適應？幸存者們到底要適應什麽呢？一個熟悉的問題。十年後，一位美國精神病學家也會問同樣的問題。回答也是熟悉的：病人盡可能簡單地適應生活。實際上，所有幸存者在適應的都是生活，無論他們是黑色、綠色或紅色專政的幸存者。他們這麽做了，以不合理的常態，而這種常態就是生活本身。這就是我在流亡前夜對自己的傳記的總結，這是一種與前麵的試驗具有同等教育性的試驗。
一個人假如沒有自由，怎麽可能成為一個作家？這是那位美國精神病學家提出的兩難局麵，他是新世界的關乎自由的精神病方麵的專家。如果這個問題由他的東歐同行提出來，聽上去就會像個不成功的笑話，但限製性病理學專家與自由創傷分析家間的意見互換將不會是毫無用處的。這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的精神病學家們將會在不同之中發現許多令人驚奇的相同之處。
新人的自由意味著接受必要性——這正是醫生和病人從一個日益變得不那麽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中的馬克思主義辯證家那裏學來的東西：必要性，因此要有適應性；適應性，因此要有實用主義：因此，接受必要性。適應生活，醫生，這正是身處日常生活按部就班地提供的平庸陳腐中的學徒所麵臨的任務。生活，這就是一切。在東方，在西方，在天地宇宙中。
共產主義童話故事所許諾的未來對於那些處於審訊下和監獄中的人來說成了地獄。位於審訊與監獄之間的是被迫向黨的變化無常屈服的煉獄的滑稽表演。當糊口度日的折磨不再是唯一目的時，滿口托詞的交往就會生出某種令人愉快的弄虛作假來。這就是東歐後斯大林主義的“自由主義化”的麵目。日益增加的模糊性甚至使我們——醫生與病人，病人與線人——在黨和國家的期刊和出版社中登台亮相。
這是一種規則不斷改變的遊戲：禁忌詞匯、禁忌觀念和禁忌暗示按照黨的不斷變化的需要的反複無常的教規進行校準。我想方設法地擠過檢查者的探測器，出版了一本書，然後是另一本書，在此之後，我會享受更大的社會保護嗎？千真萬確，但監視也增加了。黨用特權和津貼來表彰藝術家，寫作是一種隻有受黨管理和控製的作家協會的成員才能使其合法化的職業，一個沒有工作和收入的嫌疑犯有被指控為“流氓主義”的危險，也就是說，他過著一種寄生蟲式的生活，這是社會主義法律給它的定義。
剩下的隻有逃避了——不是這樣嗎，醫生同誌？揭露了現實的真麵目的不僅是水果市場和肉鋪的狀況，還包括醫院的狀況。有一則故事說，一個警察被叫到了首都最大的精神病醫院，他震驚地發現，病人們在狂喊：“打倒共產主義！打倒領袖！”他準備當場逮捕他們，但醫院的院長阻止了他。院長反對道：“我們是在一家精神病醫院。這些人是瘋子，你不明白嗎？”警察以完美的常識回答道：“瘋子？你是什麽意思？瘋子？怎麽沒有一個人喊‘共產主義萬歲，領袖萬歲’？”無意間，他發現了國民疾病的模糊性的症結所在。
從所有醫學實踐的幻想中得以保全下來的老詩人的皺巴巴的臉抬起來看著你。這位醫生大腹便便，頭發漸禿，說r時帶有喉音，他已接受了一位失敗方麵的專家的態度。
“那麽一兩年後你要幹什麽？補助金很少，甚至不到你工程師薪水的一半。另外，你認為你可以讓一份醫療補助延續多久？永永遠遠，你想這麽說嗎？”
一個瘋子在一間充塞著製圖板、電話和香煙煙霧的巨大倉庫中幹著工程學方麵的工作，每天12小時，藍圖讓他窒息，冗長的公式讓他頭暈眼花。
為了生活，為什麽夢遊者不接受一個自己的籠子？治療傷口的將是一個更大的傷口嗎？寫作至少提供了一條脫離流放地的捷徑，將屠殺留在身後。正如卡夫卡所雲：“躍出暗殺者之列，你可以觀察事實。”
“那麽，二級補助，要麽三級補助？”詩人兼醫生問。“三級補助意味著每六個月接受一次專家組的重新審核。二級補助的重新審核是每年一次。”
“一級補助怎麽樣？”病人問。
“那意味著無法治愈，一種嚴重的精神狀態，沒有複原的可能。我不會選擇這樣的診斷。想也別想！”
“為什麽不？”瘋子據理力爭。作家是毫無治愈希望的，這難道不是事實嗎？難道他唯一能夠做的不就是像個精神病患者那樣坐在自己的籠子裏舞文弄墨嗎？閱讀，寫作，再閱讀，再寫作，這難道不正是他的生活嗎？醫生——疾病，治療，治療，疾病，如此等等，直到盡頭的盡頭？你幹的是醫學，醫生，所以你不會治不好，可坐在你麵前的工程師會怎樣？我已在太長的時間裏過著雙重人格和口是心非的精神病患者的生活。我一直在與計算、繪圖板、發貨單打交道，幾乎成了我假裝的人，生活在不斷的恐懼中，生怕偽裝會隨時被揭去，扔下樓梯，成為一個精神病院的小醜，成為觀眾喝彩和譏笑的笑柄。隻有逃避才能拯救我們，醫生。
你應當向他描述你的僵局，還是應當隻把他當作接下來的弄虛作假的一個起點？你必須說服他，說他事實上隻是在參與一次友好的合作性冒險，而不是在進行一次醫學會診。
“好的，那麽二級補助。”你不熱心地咕噥道。
在一個連時間都是國家財產的社會中，你突然成了自己的時間的擁有者，這一優勢與一種內置的陷阱相伴而至：要麽你與真實的權力機關合作，要麽我們將你作為一個你假裝成為的不負責任的人孤立起來。為了為新啟蒙的冒險做好準備，你得參加協議所要求的運動，醫生則要簽署必要的文件。
如果醫療報告中所描述的症狀是真的會怎樣？你拒絕認為自己是個病人，你寧願扮演較次要的弄虛作假者的角色。弄虛作假本身就是一種疾病的征象嗎？你不是為了治療而來，而是為了尋找走出煉獄的道路而來，在煉獄中，患病的當局與其患病的國民緊密相連。
你永遠不相信精神病學家。你寧願讀他們的書，而不願向他們谘詢。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問，在一個既不信仰宗教也不是民族主義者的猶太人身上，在一個對《聖經》的語言置之不理的猶太人身上，還殘存有多少猶太性時，你會費勁地吐出他本人給出的答案：很多。你沒有解釋這是什麽意思，因為他已經足夠小心地沒有給出解釋。
問題與答案由一個簡單的詞令人震驚地聯係在了一起——猶太人。不信教，不是民族主義者，不說那神聖的語言，這是弗洛伊德博士在說自己，而不是在為這個詞下定義嗎？猶太人的定義僅僅建立在宗教、民族主義和語言的蹤跡基礎之上嗎？它能夠使那位如此關注性及俄狄浦斯情結的精神分析學奠基人忽略割禮，也就是在男嬰出生後第八天刻在血肉之軀中的契約嗎？因為刻在血肉之軀中，所以割禮不可被廢除。
在外祖父阿夫拉姆的祝福下，你通過割禮，成了諾亞，一個《聖經》符號的名字，不是為了公開使用。畢竟，你不會當眾拉開自己的褲子拉鏈。弗洛伊德博士不是有興趣了解更多的有關受了割禮的諾亞的事情嗎，這位諾亞與藏在他褲子中的“雙重性”、與其隱藏的、相似的生活進行著一次對話？這種雙重生活，並不比一個有或者沒有宗教信仰、種族性或神聖語言的個人的生活少些滑稽性或啟示作用——這難道不會讓弗洛伊德博士先生感到興趣嗎？
與此同時，正如弗洛伊德博士一樣，你已經接受了引號。例如，讓-弗朗索瓦·利奧塔認為[3]，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個“猶太人”，而非猶太人，同屬猶太人的瓦爾特·本雅明[4]、西奧多·阿多諾[5]、漢娜·阿倫特[6]、保羅·策蘭等人也是如此。正如存在非德國人的德國人一樣，也存在非猶太人的猶太人，那位法國人有益地解釋道。他們懷疑傳統、模擬和上帝無所不在的觀念，也懷疑“移民、流散和整合之不可能性”——換言之，“非變化與變化的雙重陽痿”。
5歲時，在特蘭尼斯特裏亞，那個小猶太人被叫作諾亞，而非諾曼。50歲時，在新的流亡的前夜，自我與猶太人之間的關係變成了一個複雜的結，它不可能不讓弗洛伊德博士感興趣。這位精神病學家最終將被要求回答的問題不僅有他本人已經問過的問題，而且還包括後世提出的：不是“在你已經失去了你不曾擁有過的東西後，你還剩下些什麽”這一必要問題，而是“在經曆了大屠殺、共產主義運動和流亡之後，你怎樣成為一個猶太人”的問題。從定義上說，這些是本質上的猶太人的創傷嗎？這些是不僅刻在了你的肉體上，而且刻在了你的靈魂中，甚至使你在不是猶太人時成為猶太人的啟蒙嗎？“幸存者中的非人者”是利奧塔給那些非猶太人的猶太人的名字，據他看來，這些人的團體感依靠的是“一種獨一無二、無比深刻、永無止境的記憶”，即一種永無止境的對往事的回憶。
在鏡子前的回憶？你為什麽要皺眉頭，弗洛伊德博士？弗朗茲·卡夫卡——不是弗洛伊德式記憶的偉大崇拜者——沒有列入利奧塔的引號中的那群人中。如果他捫心自問：“與猶太人斷交，我會得到什麽？”卡夫卡會回答：“與我自己斷交，我幾乎什麽也得不到。”
然而，卡夫卡不是個非猶太人的猶太人，而是一個天才的猶太人，盡管他並不精通希伯來語——盡管他確實做過幾番努力，試圖學習那種神聖的語言——不信奉宗教，不是一位民族主義者。在一個場景中，他試圖將全體選民都塞進一隻抽屜。“最終也包括我自己。”他又說。這是一種毫無歧義的猶太信仰告白，取代了宗教、種族性和那種神聖語言。
隻有猶太人才會選擇這種方式來釋放千年以來一直是自身命運的自我厭惡和憎恨。當卡夫卡向米蕾娜[7]描述在布拉格街頭以及沙龍中和學術界的憎恨猶太人者唱響的對“肮髒的烏合之眾”的惡言謾罵時，你可以聽到這些回聲。憎恨沒有止於卡夫卡的布拉格，沒有止於弗洛伊德博士摯愛的維也納，沒有止於弗洛伊德在去世前不久被迫設法流亡的倫敦，也沒有止於其他那些不那麽著名的地方。但是，我們能夠像卡夫卡那樣，也能聽到我們自己內心鬥爭的回音嗎？我們聽到的是什麽？是我們不再捍衛自己時自身的疲乏感嗎？是其他那些不能接受我們自身的不完美的人的完美嗎？
“在你自己與世界的較量中，站在世界一邊。”未被征服的卡夫卡建議。
“歸屬的疲乏感可以得到寬恕”，弗洛伊德博士在與我們自己間的持續對話中低語道。“沒有人能夠因你試圖不理會災難而指控你”，他又說。這一分鍾，你捍衛自己的命運，下一分鍾，忘掉它，然後再來捍衛它，直到你厭倦了所有這些無用功。所以，別再把日常的鬧劇看得太認真，別再用問題為它增光添彩，要優雅得體地顯得心不在焉、茫然無措，與漠然的簡單和荒謬保持一致——這將是你的治療方法，即變得又聾又啞，天真爛漫，心不在焉，疏忽大意。
在經過大屠殺和共產主義運動後，當猶太人不再肯定他與自身有何關聯時，流亡與猶太人會有什麽樣的關聯呢？很多，那位維也納的醫生聲稱，無論喜歡與否，你都與他們和你自己有著許多共性。弗洛伊德博士宣稱，當你在5歲時加入一種集體命運時，你就得到了一份比刻在血肉之軀上的契約更重要的合格證明。
“我們猶太人永遠不會因大屠殺而得到寬恕。”在你躲進柏林的避難所（不是躲避大屠殺，而是躲避共產主義運動）的那些日子裏，一位德國猶太裔作家寫道。是的，有太多的證據，使你無法否認大屠殺，而且那種暴行是不可寬恕的。但它不僅僅是大屠殺，不僅僅是共產主義運動，它是猶太人的罪惡。還有大量其他微不足道、較為隱晦的罪惡是無法寬恕的。弗洛伊德博士，創建了被稱為“猶太人科學”的精神分析的罪人，對此再了解不過了。
然而，即使有可能，一個人也無法簡單地棄絕那種被當作惡魔的化身而遭受懷疑、放逐和譴責的榮譽，自始至終都是如此——這是某種榮耀！我們不能簡單地拒絕此類特權，即使是在那些陳詞濫調本身不易忍受之時——受害人，複仇者，陰謀家，近代的耶路撒冷的長者們又往裏麵加進了一個新協議：“猶太人對受苦受難的壟斷。”
受苦受難的平凡化……人類永無止境的事業。隻有當悲劇成為一種老生常談時，它才會在集體記憶中找到自己的家園。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告知，必須不斷進行回憶，以便恐懼不再重複。我們必須堅守身份，分享記憶、種族氣質、種族劃分、宗教信仰、意識形態。在終於踏上實用主義的星球之後，你以為自己也許逃脫了你的過去和你的身份，隻是變成了一個簡單的實體，正如在巴黎的美國人格特魯德·斯坦[8]所夢想的那樣——到頭來隻不過發現，周四的暴行已變成了周五t恤衫上的格言來源，一種立即可用於銷售的集體記憶的產品。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會明白流亡及它的剝奪、它的不滿以及你也許會提及的它的自由所帶來的混亂。他會了解在某個無名旅館的房間裏的一個非個人的家的意義，這房間是流亡者最後的避難所，是他暫時租借來的民主家園，它像一個家園應該的那樣，既熱情周到，又漠不關心。
你在尋找一張小照片，它隨著時間的流逝已變得起皺發黃，現在起到的是鏡子的作用。那是在1945年6月，在羅馬尼亞北部如詩如畫的法爾提西尼鎮，在那個初學者從特蘭尼斯特裏亞的遠征返回的兩個月後，在年終學校慶典結束的兩個小時後。
那個可愛的小男孩穿著白衣白褲，站在其他獲獎者（三個小男孩和三個小女孩）前麵四分之一步的地方。使他與其他那些未曾從啟蒙的特殊待遇中獲益的獲獎者得以區分的唯一之處似乎在於他的勝者風度，他現在被獲獎桂冠所證實的幸存者的地位。他穿戴整齊，毫無瑕疵，左腳向前，一手叉腰，臉上露出燦爛的笑容，怎麽看都像個明星，在照相機鏡頭麵前表現得從容不迫。
男孩似乎完全忘記了他在成千上萬名饑寒交迫的人中、在死亡製造者和指揮者的玩物中充當學徒時的一切。花臉小醜奧古斯都一變而為他的對立麵，白小醜，一個頭戴桂冠、受到情節劇演員們喝彩的騎士。從世界上消失的那些年已經被取消。他重新渡過了冥河，發現自己回到了原來的岸邊，活著，真真切切地活著，回到了伊甸園，這裏曾經屬於他，現在又被重新奪了回來。
伊甸園最終變成了一個流放地。你再次穿越冥河，這一次是要渡過一片海洋。現在你身處不同的海岸，你頭發花白，頭頂漸禿，你的麵容不再堪稱完美。你失去了少年時代的坦誠直率。圍繞著你的幸存者的光環現在是最近由記憶出演的戲劇中的支柱。
回憶的過程——這用解剖刀無窮無盡地摸索的過程，這與你進行的辯論賽——是否借助於對9歲小男孩的照片的思索而得以加速？即使在那時，你還是覺得想縮回身去，在房間一角忙自己的事，讓所有人把你永遠忘記——實體的巨大孤獨，格特魯德·斯坦會說，興奮至極的喜悅，因為你在由困惑不解的自我所構成的無窮無盡的河流中迷失了自己時，卻發現了你自己。
在你父親那張沉穩莊重、全神貫注的臉上，有時會流露出一絲突然老去的表情，那是孤獨麻痹症。你會恐懼地注視著它，但很快便回到你在那生動鮮活的舞台上的位置，舞台上有老師、父母、同學、朋友。兒童時代的結束並不標誌著這種交替出現的迷狂與恐懼的結束，你總是在思索同樣的問題：如果你突然停止活動，在遙遠的無關聯的世界中化為齏粉時，情況會怎樣？不過，你保持了逃跑的幻想，即在最後一分鍾從潛伏在黑暗中的無所不在的危險中獲救的可能性。
不了解隨時都會變成敵意。昨天就發生了這樣的事，那是在1941年10月9日，當表象一個接一個地坍塌，粉碎了日常生活的麵具時。在布杜傑尼火車站的月台上，誰也無法阻止那場戲的上演。在你的睡夢中，你將仍會時常看到那一長串由饑餓、顫抖、驚懼的囚犯構成的演員表，這些演員們正在賣力地取悅著他們那些坐在包廂中的劊子手。“小心”是那些日子的口令。在那之後，你害怕喧嘩，不敢挑戰未知數。最終，你依偎在由語言構成的流動的掩蔽所中，它是最後的、實質性的避難所。但這就是你所尋找的一切嗎，一個避難所？
弗洛伊德博士不可能不對此類回憶練習深感興趣。“成為你自己”，品達[9]說。尼采[10]和這位維也納醫生本人也應聲唱和。可這是什麽，弗洛伊德博士：集體悲劇的回憶，或者這個孤獨的個人的無能為力——他無法穿起悲劇的製服，在大街小巷出售自己？弗洛伊德博士會對那些否認所發生的恐怖事件、例行公事地幹巴巴地對它們發出嘲笑的人有何見教？在最終的分析中，平凡化能否像使人間喜劇鮮活不朽的唯一途徑的消化和排泄一樣，成為一種基本功能？如果不如此，那些可憐的演員如何才能依舊享用大地的果實？記住普裏默·萊維[11]的例子，他因為奧斯維辛而成了作家，後來卻寫不出一篇如意大利的天空般寧靜的簡單的愛情小說。
被一種集體否定行為或一種集體災難所定義的羞辱是不可忽視的，弗洛伊德博士。然而，我們不是集體災難的簡單相加，不管這些災難可能是什麽。我們不止如此，而且我們每個人也是各不相同的。是的，各不相同，我們應該大聲疾呼，用地球上的所有語言，永不停止地大聲疾呼，就像一台無法關閉的錄音機一樣。
磨難不會使我們成為更優秀的人或英雄。像所有人類之事一樣，磨難會腐爛變質，而當眾叫賣的磨難絕對會腐爛變質。
不過，你不能棄絕被輕蔑和嘲笑的榮耀，我們也不應該拋棄成為流亡者的榮耀。畢竟，除了流亡，我們還擁有什麽？不應該為剝奪而哀歎不已，它隻是最終的剝奪的準備階段而已。
當一切都成為過去時，還存在諾亞方舟飯店和實用主義藝術嗎？
※※※
現在，更多的時間已經流逝。你已經了解了自由的歡樂與悲愁。你已經接受了流亡者的榮耀。這正是你在那個距紐約不遠的鄉村中的令人愉悅的地方對朋友們所說的。你告訴他們，你最終接受了自己的命運，可你還在繼續談論模糊性——集中營、共產黨流放地以及流亡的模糊性。你懷疑確定性，即使在你也是談論確定性的人中的一員時。不過，你發現自己在表達一種確定性：“流亡始於我們離開子宮之時。”這簡單易懂的句子似乎並不駭人，“一個人的母親應該是他的真正家園。隻有死亡才能最終將我們從這最終的歸屬中解放出來。”你繼續背誦道，仿佛它出自一本手冊。當然，你隻是試圖在重返早期生活情境的前夜給自己打氣，但毫無幽默感的語調不是個好兆頭。
“重返家園隻不過是重返母親的墳塋。”你得出結論。似乎你已經真的開始相信那些話，將之視為邁向不可能又不可避免的回歸的第一步。
在沒有確切理解的情況下，你是不會發表關於墳墓的言論的。你的朋友們繼續滿懷同情地、全神貫注地傾聽著。你告訴自己，你身在活生生的現在，而不是永遠存在的過去。
這是個鄉間的美麗的午後。有的是善意的沉默——沒有思想，沒有問題，隻有卓然不凡的日子，此時，此刻。
[1]巴比倫囚虜（babylonian captivity），指公元前6世紀耶路撒冷陷落，大批猶太人被俘至巴比倫。
[2]阿勒山（ararat），一譯亞拉臘，位於土耳其東部，據《聖經》記載，大洪水後，諾亞方舟就停泊在此。
[3]讓-弗朗索瓦·利奧塔（jean-fran?ois lyotard，1929—），法國當代後結構主義哲學的重要代表，現為巴黎第八大學和美國加州大學哲學教授，著有《利比多經濟學》《後現代狀態：關於知識的報告》《給後人的後現代解釋》等。
[4]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德國猶太裔文藝評論家，法蘭克福學派成員。由於法西斯主義迫害，1935年流亡巴黎，1940年試圖避居西班牙未果，在邊境自殺身亡。主要著作有《德國悲劇的起源》《波德萊爾研究》《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論曆史哲學》等。
[5]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w.adorno，1903—1969），德國猶太裔哲學家、法蘭克福學派成員、音樂理論家、社會學家。1933年，因為父親是猶太人，他被禁止在法蘭克福大學授課。1934年後，他先後移居英國和美國，1949年回到法蘭克福。有《阿多諾文集》24卷。
[6]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德國猶太裔哲學家，與法蘭克福學派有深厚的淵源。1933年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國，1951年成為美國公民。著有《極權主義的起源》《人的境況》《在過去與未來之間》《論革命》等。
[7]米蕾娜·耶森斯卡（milena jesenska，1896—1944），捷克記者，1919年在布拉格的阿果咖啡館（ale areo）與卡夫卡相遇，成為其女友。她是第一位把卡夫卡的作品翻譯成捷克文的人，“二戰”期間，從事反納粹的地下活動，1944年死於納粹集中營。
[8]格特魯德·斯坦（gertrude stein，1874—1946），美國前衛詩人、先鋒派女作家、評論家及小說家，著有《三個女人》等。
[9]品達（pindar，518?—438?bc），古希臘詩人，著有《合唱琴歌》《競技勝利者頌》等。
[10]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德國哲學家、詩人，著有《悲劇的誕生》《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權力意誌》等。
[11]普裏默·萊維（primo levi，1919—1987），意大利猶太裔作家，1944年被投入奧斯維辛集中營，成名作為自傳體小說《活在奧斯維辛》。
天在下雨，但幾乎算不得《聖經》中所記的大洪水。那位《聖經》人物的近代同名人物，諾亞，隻不過是在當前的喜劇中扮演著他的流亡者角色。
在紐約一處優雅之地的優雅的鄉村房屋的優雅的起居室中，談話者們似乎對一直在下的綿綿細雨視而不見。那位遭遇海難的流亡者發現自己正在向同伴講述特蘭尼斯特裏亞，講述啟蒙，講述戰爭，講述瑪麗亞，那個決心加入猶太人的死亡之旅的年輕村婦。為了回應人們的興趣，他繼續談及共產主義及其模棱兩可之處，談及流亡的模棱兩可之處。裝有鏡子的門開了又關，突然間，他從它的水晶玻璃格中看到了他不想承認的回憶錄作者的樣子。到現在，要停下來為時已晚，於是他繼續講述著自己的故事，掙紮著想在與過去的戰爭中獲得的虛假勝利。
第二天，他收到一封信：“我認為不隻是因為天在下雨，而且因為在我們愉快的午餐後，我花了大量的時間想你，我的意思是想你的故事，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不隻是因為它是你的故事，而且因為你生活、思想和行動在曆史上最可怕的時間段的中心。”出版商還寫道：“你是個目擊者，而作為一位作家，你必須抵抗。”將他的生活公之於眾，寫一部個人回憶錄？齊奧朗對此曾提出過警告：“一場煤灰浴，一次出眾的自焚練習。”這也將像一層層地剝去你的皮，與電視談話節目的坦陳一切和群體療法的自我揭露異曲同工。
我麵對這用打字機打出來的文字陷入沉思。公眾紀念活動已經將恐怖變成了老生常談，它們被一再重複，直到變成化石，就這樣履行它們的功能，接下來的，當然是疲憊與冷漠。
如果我把自己的生活拿出來當眾受審，我會成為它的揮筆杆子的代理人嗎？觀眾渴望細節，不是渴望被稱為啟蒙和特蘭尼斯特裏亞的隱喻。我在“曆史上最可怕的時間段”中接受到的逃避練習仍舊清晰可觸。想到我可能會在一場意想不到的對嫌疑犯的圍捕中突然被選中，我還會驚慌失措嗎？我寧願戴上小說的麵具。不過，鏡子在召喚，我可以看到那裏麵有被放逐者所走的道路、運輸營地、分揀中心，以及由元帥設計的墳墓。
“我讚同強製性移民。”揚·安東內斯庫，羅馬尼亞元帥，軍隊指揮官，羅馬尼亞國家領導人，在1941年夏天宣稱。“我不在乎我們是否會被當作野蠻人記錄在曆史之中。羅馬尼亞帝國有過許多野蠻之舉，卻是有史以來世界上最偉大的政權。”這位高貴的野蠻人不想錯過讓他最終根除國家害蟲的機會。“我們的國家處於曆史上的絕佳時刻。如果需要，就開槍。”希特勒的同盟宣布。
零星的大屠殺一年前已經開始，1941年秋天隻不過加速了這一活動。10月4日，將軍發布了驅逐令；10月9日，火車——以創紀錄的效率——已經啟動。公告說得清清楚楚：“今天，10月9日，火車將開始運送伊特卡尼、布杜傑尼以及蘇恰瓦城的猶太人，從斯普裏安·波魯姆貝斯庫街到佩特魯·拉熱斯街，直至斯弗·杜米特魯街和猶太人劇院，從瑪麗皇後街直至瑟塔提伊街的雷弗藥房，從美國飯店過後的第一條街至女工健身房，以及整個波塞恩西羅爾街。”
行動應在指定的那一天的下午4點於布杜傑尼火車站的軍用倉庫開始。前一天晚上，波托托阿嘎少校突然出現在我們家門口。“你得帶上兩個小孩，你必須抱著他們。路很長。除了必需品，其他什麽也別帶。”他以最友好的方式對我父親說。驅逐行動將會在第二天，即10月9日開始，在一天後結束。規定非常精確：“每個猶太居民可以攜帶大衣外套、日常衣物和鞋子，以及供幾天食用的食物，不得超過能拿得動的重量。所有猶太居民都要帶上自家的鑰匙，並將它們與家庭財產清單一起放進寫有猶太居民姓名和地址的信封中，交由火車站委員會保管。”
瑪麗亞專心致誌地聽著，眼睛一直看著小挪亞，他被嚇呆了，直愣愣地看著那位信使。他轉向她，仿佛是在要一個解釋。瑪麗亞報之以微笑，衝他做了個鬼臉，這是他們的暗號，意思是“這全都是胡說八道”。
少校繼續著自己的陳述：“不順從，或是抵製，或煽動對當局的抗議或施暴的人，試圖逃跑或破壞自己的財產的人，以及沒有將自己的現鈔、金幣、珠寶和貴重金屬交付保管的人，都將當場擊斃。幫助或藏匿犯有此類反抗罪行的猶太人的人，也將被擊斃。”少校在說出最後幾個字時，不必要地看著瑪麗亞，可她一定在當時當地就做出了決定，要犯下比僅僅幫助或藏匿那些受蔑視的人更嚴重的罪行——她要同他們一起走。
警察頭目、地方行政長官、副長官、負責指揮當地衛戍部隊的上校，以及身為當地憲兵指揮官的波托托阿嘎少校本人，在這個瘋女人被拖離火車車門時，都帶著嫌惡的神情看著她。死刑將是太體麵的死法，最好的懲罰是讓她生活在她所背叛的人中間。
幾個月後，瑪麗亞出現在集中營門口，背著裝滿了給她的小王子挪亞及其父母的衣服和食物的行李箱。這些被當場沒收的行李將成為她在軍事法庭上的證據。
“從千年之交起，一種悲劇命運就已將巴比倫囚虜[1]與特蘭尼斯特裏亞的饑餓、疾病和死亡的地獄聯係在了一起。”特拉伊阿恩·波波維奇（traian popovici）寫道，他是布克維納首府切爾諾威茨的基督徒市長。“在德涅斯特河沿岸的集合點對被放逐者依舊持有的個人財產的肆無忌憚的劫掠，光腳在冬天的雨、雪、泥中的漫長行走，饑餓和焦渴，可能來自但丁所描寫的地獄。”市長繼續寫道。他直到最後一刻，還在試圖阻止驅逐。“在一次運送過程中，隻有六分之一的嬰兒可以活下來。”他寫道，“累得走不動的人或沒有行走能力的殘疾人被留在路邊，成為禿鷹和野狗的掠食對象。總算到達目的地的人生活在肮髒得駭人聽聞的狀態下，沒有適當的住處，沒有柴火，沒有食物和衣服，暴露在嚴酷的天氣下，忍受著衛兵及集中營管理人員的折磨。”
如果不提及位於德涅斯特至阿塔基的交界點，這門曆史地理課程就是不完整的。不是《聖經》大洪水時的阿勒山[2]，而是阿塔基。小挪亞當時隻有5歲，可他永遠也不會忘記這個名字。50年後，他依然記得它。蘇恰瓦猶太人社團主席在回憶那個地方時寫道：“阿塔基將始終是個謎，隻有我們中那些從它曲折蜿蜒的街道上如同戴著鐐銬般蹣跚走過的人才能理解它。曾經強壯的人突然間就轟然倒下。以前健全的人發了瘋。律師薩穆爾·斯坦恩的遺孀羅莎·斯坦恩認為自己仍在蘇恰瓦，老是禮貌地問：‘你能好心地給我指一下回家的路嗎？我家與威尼爾書店在同一幢樓裏。’”威尼爾書店依舊存在於現在正安靜地睡在他的紐約避難所中的流亡者的記憶裏。在戰後，它成了市民的天堂，裏麵充滿了奇跡，直到共產黨查禁私有財產和所有其他私人捐助時。
1941年，拉道提的另外一位猶太裔官員從阿塔基給他在布加勒斯特的同等級別的官員送去一條令人絕望的信息：“10月14日，我們被疏散，帶到了這裏，我們現在正在這裏等著被送過德涅斯特河，遣送至烏克蘭的一個不知名的目的地。我們住在戶外，在雨中，泥中和寒冷中。這裏，在阿塔基，成百上千的人已經死去。許多人發了瘋，還有一些人自殺了。如果再不馬上采取措施拯救我們，這些不幸的人沒有一個能夠活下來。當前，有大約兩萬五千個幽靈處在這種境地中。一些人正前往烏克蘭，一些人在莫格黑勒夫，另外一些人還在阿塔基這裏。”
莫格黑勒夫也是個不會輕易忘記的名字。馬內阿家的四口人被送往的正是莫格黑勒夫。1942年1月6日，一名莫格黑勒夫的記者向日內瓦的一個支持猶太複國運動的部門發了一封信，信中提到“每天有60人死亡”。那第一個冬天其實是希特勒軍隊和安東內斯庫元帥的同盟。
特蘭尼斯特裏亞沒有得償所願，隻能展示一張死亡人數為50%的資產負債表。在這方麵，它無法與奧斯維辛集中營競爭。正如羅馬尼亞的大多數事情一樣，特蘭尼斯特裏亞的成就始終曖昧不明。羅馬尼亞可以如一些編年史所聲稱的那樣，被視為歐洲反猶最甚的國家嗎？競爭很難評估，但那可疑的大屠殺獎杯仍應授予納粹德國，盡管有報道說，德國軍隊對其羅馬尼亞同盟所實施的肆無忌憚的暴行頗為反感，因為他們總是在沒有接到命令的情況下殺人，而且使用的是手邊的任何一種原始手段。
在特蘭尼斯特裏亞，小挪亞初步了解了生命，以及它的對立麵。第一次死亡來自我摯愛的外祖父阿夫拉姆，然後是我的外祖母，三周之內的兩次打擊。無生命的突變魔術：死後的生活，在死寂的無名墓穴中。
在男孩的腦海裏，他看到自己木乃伊般地躺著，處於一種永久性的昏迷之中。他可以看見墳墓，冰雪覆蓋的大地，冰凍的雜草的葉片，蠕動的蟲子。狂風在號叫，留胡子的男人們正隨著古老的猶太教哀悼祈禱文的祈禱節奏搖擺著身體。
我活著，正在思考我自己的死亡，但我當時所能明白的是，哭泣與饑餓、寒冷和恐懼屬於生命而非死亡。沒有什麽事比活著更重要，母親總是說，一麵想方設法地讓自己的丈夫和兒子活下去。死亡就是消滅，你必須不惜一切代價與之鬥爭。這是我們可以值得活下去的唯一途徑，她總是不斷重複著說。漸漸地，局勢有所改善。戰爭轉向了西方，同盟國的勝利似乎近在眼前，安東內斯庫元帥聽任昆蟲們活了下來，充當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據和擔保人。
前公民馬爾庫·馬內阿獲準在一家工廠工作，他的報酬是買一條麵包的錢，這就是一家四口每天的食物。沒有人能夠預言，生命與死亡的輪盤賭的輪子下一次會停在哪裏。我父親據以小心翼翼地建立起自己的生活的邏輯現在毫無用處。通過與命運的腐敗交易和討價還價來保全自己的做法令他作嘔，正如活著這一最高報償令他作嘔一樣。我父親的觀點始終未變，盡管他遭到了以前很友好的軍官的粗暴鞭打，現在，那個因仇恨而麵部扭曲的軍官似乎隨時打算碾死這隻該死的蟲子。父親可以接受死亡，但不能接受羞辱。在冒險試過一切後，他厭惡地從他目前現實的嚴酷真相中退卻了。他沒有變得奴顏卑膝和虛偽狡詐，這是對奴隸的要求；他不會放棄自己的尊嚴。他的妻子不在乎此類白癡行為，可他在乎。不僅是在集中營四處蔓延的阿司匹林和麵包的黑市交易，而且包括感情的黑市交易，都讓他感到惡心，同樣令他厭惡的還有那些決心不惜一切代價將自己從壓迫者的暴行下解救出來的受害者的暴行。怪物劊子手培養出怪物受害者，他常用他那溫和但堅定的聲音重複說。
元首的“最終方案”不曾慮及掠過那些被判滅絕的受害人腦際的想法。納粹用清晰的語言定義了自己的目標，兌現了諾言，回報了它的信徒，毫不猶豫地殲滅了它的犧牲品，沒有給他們任何皈依或撒謊的機會。相反，宣揚普天同樂的卻鼓勵皈依、撒謊、陰謀，甚至對自己的信徒也並非不願吞噬。對該體製來說如此必不可少的思想警察強行利用了一個真理為黨服務。在越來越矛盾的許諾與現實之間，為懷疑、顛倒是非和恐懼敞開了空間。
這就是在卑鄙而貪婪的20世紀的第80個年頭的那個布加勒斯特的秋日午後劃過我頭腦中的想法。在安靜的房間中，讀者與書籍進行著一場無聲的對話，這時，電話鈴聲響起。我不願與任何人交談，並已經將書麵朝下放下，可是，我還是拿起了聽筒。
“你想去走走嗎？”我的朋友問。
“下雨，我們能去哪兒？來這兒吧，我們談談。”
“不，我寧願出去。雨要停了。我們半小時後在圖書館前的皇宮廣場見。”
我的朋友通常是那種久坐不動的人，所以他突如其來的散步渴望令我很是驚訝。雨確實已停了，空氣很清新。他把我領到附近的那個空無一人的小公園。長凳還濕著。
“事情終於發生了。我們總認為，隻有鄰居才會落入他們的羅網。現在事情發生了。他們出擊了。”
我沉默不語，等著他繼續說下去。
“他們一共有兩個人，一個上校，一個上尉。上尉記筆記。審問持續了三個小時。”
散步的理由變得清楚了。房間有耳朵，警察的耳朵。
“一切都與你有關。他們想知道有關你的一切，你幹什麽，你見什麽人，你從國外收到或發往國外的郵件。他們想知道你有沒有情婦，或者茄拉是否有情人。他們詢問你的財政狀況，你父母的，你嶽母的。他們問你是否曾對最高領導同誌及其妻子說過什麽壞話，你是否打算移民。”
在社會主義的羅馬尼亞，告密者的花名冊漸漸類似於一次人口普查。自我謙讓、做出一切正常的表象的策略不再起作用。事實證明，與世隔絕並沒有保護作用。
“你不會相信，可我最終還是投降了，簽了字。我別無選擇。他們還給了我一個代號，‘阿林’。”
警察給他選的名字正是他們的新線人在文學雜誌上發表詩歌和戲劇評論時所用的筆名。讓這成為他的一個教訓吧，畢竟，這兩種職業，詩人與線人，都是要探明我們隱藏的全部秘密。
“你為什麽要簽字？你以後隻有到了棺材裏才能擺脫他們，也許到那時也擺脫不了。假如你再堅持一個小時，他們就會放棄的。現在不再是斯大林時代，他們也許不會招惹你的。”
阿林沒有回答，於是我也陷入沉默。畢竟，我不能假裝自己是個了不起的英雄，那有點屈尊俯就的感覺。建議或責備同樣毫無意義。在地獄，麵包意味著一切，在煉獄中，它也意味良多。在集中營的門上，衛兵常常寫上：“天堂”，“地獄”，“煉獄”。麵包無論在哪裏都是勒索的杠杆。
“他們威脅我。他們對我說，你是國家職工，你有責任幫助我們。”
換言之，你可能連一個普普通通的工作也保不住。正如這位國家職工所了解的那樣，這樣的威脅是違背法律的，可他也知道，法律不過是權力的玩物。不僅阿林的麵包危如累卵，就連他年老多病的父母雙親的麵包也危在旦夕。
“阿林”就這樣，不但是文學中的阿林，而且成了生活中的阿林。他身為社會主義公民的二三重的生活現在因一個精確、秘密、無報酬的任務而擴大：匯報他最要好的朋友的二三重的生活。他將每周都要與聯絡官員碰麵，不僅是在意料之中的後者的辦公室裏，而且是在安全部控製下的“安全的”私人住宅中。粗陋的家庭裝置，一個灰色的、狹窄的社會主義的居住空間，會使這種行動人性化嗎？警察線人數量的增長速度遠遠快於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而且這一招募戰役已經加速。“猶太人區的飽受創傷的幸存者，與戰前民族主義國家的警察和社會主義政權的接任者——指揮官同誌，沒有任何區別。”一次，我瞅準了機會說。
從布加勒斯特至蘇恰瓦——從這個國家的一端到另一端——的通宵火車旅程，結束於對那對老夫婦的短暫探訪。隻有時間喝杯咖啡，乘機打量他們的麵容，看看電話交談所無法記錄的東西。他們顯得驚恐不安，這是千年的恐懼所培育出的驚恐，它們永遠都是可更新的。我再次看了看我的父母，然後站起身走出來，把喝了一半的咖啡留在了身後。驅使我登上火車的緊迫感現在迫使我回到過去的街道。
以前的奧地利市政廳現在成了當地共產黨總部所在地，把門的衛兵專注地聽著我說的話。20世紀70年代末，作家協會會員證在羅馬尼亞的偏僻之處依舊具有某種權威性。他記下了細節，然後看著他的會麵登記表說：“我不知道第一書記同誌什麽時候能夠見你，可我會把信息送過去的。”
“我今天必須見他。我今晚就要乘火車回布加勒斯特。”我堅持道。他猶豫了片刻，然後帶著聽天由命的神情說：“午餐左右再回來，到那時我告訴你答案。”
我不會等下去，於是更加冒險地決定前往安全部總部，它位於一座全新的現代建築中，距老醫院不遠。我再次出示了我的會員證。接待人員似乎沒有留下什麽印象。一次會麵？與指揮官？今天？為什麽這麽急？
“是的，今天，午飯前。在那之後，我要去見第一書記。”
衛兵拿起電話，撥了一個數字，然後他離開了，另外一個人接替了他的崗位。等了好一陣子，第一個衛兵再次出現。
“指揮官同誌不在市裏，但副指揮官——瓦西劉同誌，將在11點接見你。”
現在是10點過5分。我田園詩般的故鄉的每個角落都有鮮花盛開的花園和熱情好客的長凳。阿德爾公園就在附近。春日的陽光令我昏昏欲睡。我走過那些老樹，它們是古老過去的見證者。
11點，我被護送至一樓。巨大的辦公桌後坐著位麵色蒼白的人，他稀少的頭發呈灰色，穿著件灰色羊毛背心和一件沒打領帶的白襯衫。他的左手坐著位麵容英俊的黑發男子，留著黑色的胡須，穿著上尉的製服。我開門見山地說：“幾個月來，退休人員馬爾庫·馬內阿一直被一個特工糾纏不放，特工指控他要麽是以色列間諜，要麽是個以猶太人社團秘書的身份進行私下交易的騙子。如果這有證據，那就起訴他。如果沒有，這種恐嚇活動必須停止。無論是在過去還是近段時間，嫌疑人都已經受夠了。他終其一生生活的那個鎮子裏的人都知道他是個正派人。”
上校的熱切凝視標誌著他想起了叫作“特蘭尼斯特裏亞”的過去和“佩日普拉瓦”的最近時段。他也知道“正派”意味著什麽。拘留所的有罪和無辜的幸存者最終都被迫成了國家的告密者。但是，前同誌和前囚犯馬內阿拒絕這一榮譽已一年多了，用的也是同樣的句子：“我是個正派人。”這白癡般單調重複的滑稽陳述終於惹惱了警察，他的上級適時地獲知了招募失敗的消息。
上校簡單地評論了幾句，他是個聰明但危險的談話對象。他表麵的矜持是引我上鉤的精巧策略，但此刻沒有時間思前想後了。
“以色列間諜？”我說，“通過什麽方式？”
我並不指望會有人回答，這次會麵會按照其自身的動力繼續下去。
“他被指控，”我繼續說，“利用他猶太人社團秘書之職陪同參觀布克維納的美國和以色列要人。這些都是正式訪問，得到了外交部的批準，可能還得到了所有相關部長的批準。監視機構必定早就了解了每個人所做的每件事。”
上校又一次高深莫測地微笑起來，慢慢地點了一下頭，證實了我的大膽陳述。
“是的，是的，我們當然知道。”他無聲地說。
我乘勝追擊。“據稱，參觀者中有一位肯定是布裏爾（brill），以色列一秘密組織的頭目。他在蘇聯邊境附近的錫雷特（siret）參觀了著名的猶太人墓地。我們就應該猜他在那裏是要收集情報，用他的裸眼或他根本沒有的雙筒望遠鏡偵察邊境地區嗎？他甚至沒有邁出給遊客規定的區域一步。至於我父親，小小的蘇恰瓦的小小的猶太人社團的卑微雇員，怎麽會知道羅馬尼亞秘密黑名單上的嫌疑犯的名字？畢竟，監視機構效率很高，羅馬尼亞安全部在世界各地都頗具聲譽。”上校此刻幾乎大笑起來，上尉從他正在用打字機打的記錄上抬起眼，加入了進來。是的，他絕對是在笑。
我沒有停下來。“假如馬內阿先生，以前的馬內阿同誌，讓我們假設，患有心髒病怎麽辦？他老朽的身體上布滿了安東內斯庫元帥的特蘭尼斯特裏亞、戰後的斯大林主義以及20世紀50年代的非斯大林的斯大林主義的傷痕。過去的錯誤不應當在20世紀70年代重犯。報紙上都這麽說。”
我的兩位聽眾似乎對這種全新的敘述性歪曲的興趣比對前麵的一言堂更濃厚，於是我加快了速度。“猶太人區的後裔弄不清過去的民族主義國家的心懷鬼胎的警察與如今的社會主義民兵之間的區別。對他們而言，事情並非總是清晰可辨。社會主義法律宣稱所有公民一律平等，而且戰後確實有猶太人占據了重要的、甚至是部長級的職位。一些人仍留在這些職位上。但這不會讓記憶或恐懼愈合。嫌疑犯都很謹慎，上校同誌。也許他們有權那樣。”
我已結束了我的輝煌詠歎調。我已證明了我的機敏與勇氣，那麽我的兩位雙手叉腰站在那裏微笑著的對話者還在等什麽？掌聲在哪裏？鮮花在哪裏？
我的恐懼和我的反抗精神聯合起來產生了一段一氣嗬成、甚至堪稱勇敢的陳述，但這出戲並未到此結束。我依然在此，活著，我的全部思想和加劇的情感也依舊活著。
輪到上校出場時，他將自己的角色表演得盡善盡美，你很難不為他的表演所折服。他沒有反駁我的任何譴責，一副聽天由命的神情，看上去就像個因整天不得不與白癡打交道而疲憊不堪的人。通過接受我的論點的方式，他幾乎解除了我的精神防線。然而，我設法自始至終保持住了鎮靜。最後他說：“謝謝你，這是有關猶太人區心理的非常重要的信息。我們不是經常能夠獲得如此有用的信息。我們在布加勒斯特的同事會請求你的合作，我肯定。”我所能做的就是虛弱無力地咕噥道：“不，我不合適，不是我。”上校不再聽下去。他站起身，伸出手。會麵結束了。
我離開時，上尉向我保證，有關馬爾庫·馬內阿先生的誤會很快就會得到處理。上校同誌總是會信守諾言，他是個非常特別的人，正如你自己可以看出來的那樣。確實，那個場合一直很特殊，但我已不再在意上尉及其漸漸飄遠的話語。
那次會見的壓力使我飽受折磨。由於全神貫注於自己的目的，因自身的衝動而變得盲目，我忽視了我是在哪裏，在對誰說話。如果整件事再多持續五分鍾，我可能就會像個破布娃娃似的癱倒在上校和上尉的懷中，那時他們就真的可以開始逼迫我告密了。這次努力讓我精疲力竭，並對自己的膽大包天吃驚不已。我一步步地走下那座可詛咒的大樓的台階，渴望趕快逃離，忘掉一切。
但是，我不能忘記的是，在麵對這樣令人發狂的兩難境地時，沒有人有權扮演道德家的角色。阿林了解曾加在經曆了佩日普拉瓦之後的退休人員馬爾庫·馬內阿身上的警察的壓力，了解瓦西劉上校循循善誘的魅力，了解上校在布加勒斯特的同事們與我——他們未來的受害人心理學方麵的專家的兩次交談。他知道，會見很短，並且我拒絕了那討人喜歡的合作要求。現在，警察再次圍了上來。除了常規報告及與我的詩人朋友的每周談話所提供的信息外，他們一定還擁有更多的有關他們的嫌疑犯的信息。
阿林是個好朋友，他告訴我，他對自己的質詢者寫下的有關我的文字是：“一個誠實的人，對政治不感興趣。由於性格內向、憂鬱，他喜歡書籍和獨處。”但那種描述不知怎的似乎無法令人信服，它缺少黨的陳詞濫調的注釋。我已經染上了自我懷疑的毛病，開始認為，我的朋友對我隱瞞了一些事，為的是保護我不受我自己的傷害，而不是僅僅不受我的追隨者的傷害。我變得越來越依賴於我的雙重線人了。
阿林是個大高個兒，一雙大手，有著愛爾蘭人般的火紅頭發，活力四射，聲音渾厚，做起手勢來幅度大得像個樂隊指揮，可不知怎的，他變成了個小矮個兒，大鼻頭，鬃毛般的頭發突然像個油光發亮的頭盔似的緊貼在他縮小了的頭顱上。他曾經低沉渾厚的聲音現在變得尖聲尖氣，很難聽得明白。他省略了有可能讓我感到不安的細節嗎？我不斷要求見他，不管為時多麽短暫。一次又一次地，我與他反複檢查著細節，不管它們看上去多麽微不足道。警察調查過我的病曆嗎？在精神病病房中的拘禁當然是警察相當喜愛的一種實踐。
那些審問顯然流於例行公事和官僚主義。警察會推遲所有勒索性的策略，就像他們遲遲不去解決在總部堆積如山的檔案一樣。為了防止被指控為懶惰或無效率，他們不斷增加合作者的數量，不是為了也許能夠獲得的微不足道的情報，而是為了維持共謀者的網絡。
正如我的詩人朋友向我報告的，他傳送的有關我的情報沒有引起警覺的理由，甚至還帶點兒消遣性。警察沒有了解到任何關於我的他們所不知道的情況。但我所發現的深埋在我內心的焦慮向我自己揭示的有關我的東西，遠比我那些揭示著過去隱晦創傷的警察局檔案要多。
我發現，我是這種調查的真正受益者，不是通過我從阿林的報告中了解到的情況，而是通過它所觸動的我的內心反應。我看見自己仿佛身處一出提供了迷人見識的鬧劇的特權中心。光是對於官員與線人每周會麵的私人公寓的描述就足以引起任何人類學家的注意，但我隻能聚焦於我自己的焦慮，就像一個尋求毒品注射的吸毒者一樣。突然間，我沉浸在20世紀40年代的恐怖之中，有機會去理解（雖然有些遲了）那時的焦慮，以及它的所有那些循環往複的不確定性和神經分泌物。
這種奇怪的狀況會持續多久——一年，兩年？阿林證實，即使是在共產黨警察國家，友誼也可能是深摯而持久的。
他繼續提供自己的報告，不斷讓我了解它們瑣屑的內容，直到他終於決定，他已經受夠了社會主義天堂，選擇移居到一個遙遠的地方，從那裏，他將定期寫信給我。幾年後，我們又見麵了，但絕口不提他充當線人的微妙話題。我很高興地知道，我的朋友始終是為數不多的幾個其命運沒有與我分離的人中的一個。
阿林的替代者沒有那麽快地暴露自己，我永遠也不曾發現他的身份。上頭的力量一定優化了他們的招募標準。我對與我密切接觸的人十分警惕，你永遠不會知道誰可能是告密者，每張臉都戴著麵具。這種瀕於妄想狂的驚懼已經變得如此普遍化，以致被當作了正常狀態。焦慮現在是一種集體財產。
事實證明，國家對人的利用並不比人對人的利用更具吸引力。私有製的廢除擾亂了經濟，逐漸建立起國家對公民的占有權。仇外情緒變得更微妙，懷疑統治著全部的個人生活。不再有黨派間的具有煽動性的相互競爭，現在隻有一個政黨的絕對蠱惑。自由市場與自由言論的混亂被禁忌的精神分裂症所取代。強迫性同謀在一種象征性的濫用那裏達到了頂點——紅本本。
甚至在精神病學家的躺椅上也有禁忌話題嗎？那位從醫學角度解除我的工程學工作事宜的醫生的不滿變得越來越令人難以忍受，他也是位詩人，就像幾年後我的那位線人一樣，但所不同的是，他不是我的朋友。公開談論的風險始終很難估價。在精神病學家的躺椅上坦承的焦慮不再是一種個人的私有財產。
隨著新秩序統治力的擴張，你能靈活機動地利用的灰色地帶變得更加有限，常態的飛地也是如此。隨著歲月的流逝，人人都在等待神奇的解凍。實際上，這會定期發生，但隻是為了強化不確定性，增加陷阱的數量。懷疑和口是心非漸漸滲透到了廚房和臥室，悄悄潛入睡眠、語言和心境。
我是否應該告訴那位精神病學家兼詩人他肯定心知肚明的東西，即不僅學校、醫院、出版社和報刊新聞業屬於國家，而且森林、空氣、水、土地、體育館、銀行、電影院、紐扣和兵工廠、軍隊和馬戲團、幼兒園和養老院、樂器廠、製藥企業以及羊群也都屬於國家？醫生及其病人也是國家財產。在你買手紙、床、早餐牛奶、手表、鞋子、假牙時，你處在那些無動於衷、傲慢無禮的國家職員的憐憫之下，他們對“社會主義的道德規範和平等”準則舉雙手讚成，這種準則可以翻譯為“我們假裝在工作，他們假裝在付錢”。
精神病學家的另一個身份隻能是又一個國家職員——可能有紅本本的。黨是至高無上的。經營著中學、屠宰場、裁縫鋪、當然還有門診部的正是黨的書記，而不是那些其本身就是由書記任命的責任人們。
在一個有著強大的右翼政治傳統的國家，紅本本的數量呈指數函數增加。沒有紅本本你什麽也不是，可即使有了紅本本，你也值不了大價錢。宣傳的陳詞濫調很合適於這極權主義的馬戲團的變戲法者們，但誰也不再相信他們。生活，或者生活中所剩的東西，已經轉入了地下通道，裏麵充滿了沉默的聲音和秘密的符號。
醫生同誌能夠允許一個為這雙重角色的喜劇所困擾的病人對自己進行精神分析嗎？這位詩人能夠發現口是心非的混亂中的詩情畫意的聯係嗎？這種混亂表麵上是由戴著麵具的掌權者控製，而在私底下，卻是因怨恨的毒液而常存不朽。
病人的問題迅速反彈給了他自己，仿佛他已借去了醫生的怪癖，能夠閉著眼睛閱讀精神病學會議的主題：啟蒙之後的啟蒙。或者它應當被稱為適應？幸存者們到底要適應什麽呢？一個熟悉的問題。十年後，一位美國精神病學家也會問同樣的問題。回答也是熟悉的：病人盡可能簡單地適應生活。實際上，所有幸存者在適應的都是生活，無論他們是黑色、綠色或紅色專政的幸存者。他們這麽做了，以不合理的常態，而這種常態就是生活本身。這就是我在流亡前夜對自己的傳記的總結，這是一種與前麵的試驗具有同等教育性的試驗。
一個人假如沒有自由，怎麽可能成為一個作家？這是那位美國精神病學家提出的兩難局麵，他是新世界的關乎自由的精神病方麵的專家。如果這個問題由他的東歐同行提出來，聽上去就會像個不成功的笑話，但限製性病理學專家與自由創傷分析家間的意見互換將不會是毫無用處的。這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的精神病學家們將會在不同之中發現許多令人驚奇的相同之處。
新人的自由意味著接受必要性——這正是醫生和病人從一個日益變得不那麽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中的馬克思主義辯證家那裏學來的東西：必要性，因此要有適應性；適應性，因此要有實用主義：因此，接受必要性。適應生活，醫生，這正是身處日常生活按部就班地提供的平庸陳腐中的學徒所麵臨的任務。生活，這就是一切。在東方，在西方，在天地宇宙中。
共產主義童話故事所許諾的未來對於那些處於審訊下和監獄中的人來說成了地獄。位於審訊與監獄之間的是被迫向黨的變化無常屈服的煉獄的滑稽表演。當糊口度日的折磨不再是唯一目的時，滿口托詞的交往就會生出某種令人愉快的弄虛作假來。這就是東歐後斯大林主義的“自由主義化”的麵目。日益增加的模糊性甚至使我們——醫生與病人，病人與線人——在黨和國家的期刊和出版社中登台亮相。
這是一種規則不斷改變的遊戲：禁忌詞匯、禁忌觀念和禁忌暗示按照黨的不斷變化的需要的反複無常的教規進行校準。我想方設法地擠過檢查者的探測器，出版了一本書，然後是另一本書，在此之後，我會享受更大的社會保護嗎？千真萬確，但監視也增加了。黨用特權和津貼來表彰藝術家，寫作是一種隻有受黨管理和控製的作家協會的成員才能使其合法化的職業，一個沒有工作和收入的嫌疑犯有被指控為“流氓主義”的危險，也就是說，他過著一種寄生蟲式的生活，這是社會主義法律給它的定義。
剩下的隻有逃避了——不是這樣嗎，醫生同誌？揭露了現實的真麵目的不僅是水果市場和肉鋪的狀況，還包括醫院的狀況。有一則故事說，一個警察被叫到了首都最大的精神病醫院，他震驚地發現，病人們在狂喊：“打倒共產主義！打倒領袖！”他準備當場逮捕他們，但醫院的院長阻止了他。院長反對道：“我們是在一家精神病醫院。這些人是瘋子，你不明白嗎？”警察以完美的常識回答道：“瘋子？你是什麽意思？瘋子？怎麽沒有一個人喊‘共產主義萬歲，領袖萬歲’？”無意間，他發現了國民疾病的模糊性的症結所在。
從所有醫學實踐的幻想中得以保全下來的老詩人的皺巴巴的臉抬起來看著你。這位醫生大腹便便，頭發漸禿，說r時帶有喉音，他已接受了一位失敗方麵的專家的態度。
“那麽一兩年後你要幹什麽？補助金很少，甚至不到你工程師薪水的一半。另外，你認為你可以讓一份醫療補助延續多久？永永遠遠，你想這麽說嗎？”
一個瘋子在一間充塞著製圖板、電話和香煙煙霧的巨大倉庫中幹著工程學方麵的工作，每天12小時，藍圖讓他窒息，冗長的公式讓他頭暈眼花。
為了生活，為什麽夢遊者不接受一個自己的籠子？治療傷口的將是一個更大的傷口嗎？寫作至少提供了一條脫離流放地的捷徑，將屠殺留在身後。正如卡夫卡所雲：“躍出暗殺者之列，你可以觀察事實。”
“那麽，二級補助，要麽三級補助？”詩人兼醫生問。“三級補助意味著每六個月接受一次專家組的重新審核。二級補助的重新審核是每年一次。”
“一級補助怎麽樣？”病人問。
“那意味著無法治愈，一種嚴重的精神狀態，沒有複原的可能。我不會選擇這樣的診斷。想也別想！”
“為什麽不？”瘋子據理力爭。作家是毫無治愈希望的，這難道不是事實嗎？難道他唯一能夠做的不就是像個精神病患者那樣坐在自己的籠子裏舞文弄墨嗎？閱讀，寫作，再閱讀，再寫作，這難道不正是他的生活嗎？醫生——疾病，治療，治療，疾病，如此等等，直到盡頭的盡頭？你幹的是醫學，醫生，所以你不會治不好，可坐在你麵前的工程師會怎樣？我已在太長的時間裏過著雙重人格和口是心非的精神病患者的生活。我一直在與計算、繪圖板、發貨單打交道，幾乎成了我假裝的人，生活在不斷的恐懼中，生怕偽裝會隨時被揭去，扔下樓梯，成為一個精神病院的小醜，成為觀眾喝彩和譏笑的笑柄。隻有逃避才能拯救我們，醫生。
你應當向他描述你的僵局，還是應當隻把他當作接下來的弄虛作假的一個起點？你必須說服他，說他事實上隻是在參與一次友好的合作性冒險，而不是在進行一次醫學會診。
“好的，那麽二級補助。”你不熱心地咕噥道。
在一個連時間都是國家財產的社會中，你突然成了自己的時間的擁有者，這一優勢與一種內置的陷阱相伴而至：要麽你與真實的權力機關合作，要麽我們將你作為一個你假裝成為的不負責任的人孤立起來。為了為新啟蒙的冒險做好準備，你得參加協議所要求的運動，醫生則要簽署必要的文件。
如果醫療報告中所描述的症狀是真的會怎樣？你拒絕認為自己是個病人，你寧願扮演較次要的弄虛作假者的角色。弄虛作假本身就是一種疾病的征象嗎？你不是為了治療而來，而是為了尋找走出煉獄的道路而來，在煉獄中，患病的當局與其患病的國民緊密相連。
你永遠不相信精神病學家。你寧願讀他們的書，而不願向他們谘詢。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問，在一個既不信仰宗教也不是民族主義者的猶太人身上，在一個對《聖經》的語言置之不理的猶太人身上，還殘存有多少猶太性時，你會費勁地吐出他本人給出的答案：很多。你沒有解釋這是什麽意思，因為他已經足夠小心地沒有給出解釋。
問題與答案由一個簡單的詞令人震驚地聯係在了一起——猶太人。不信教，不是民族主義者，不說那神聖的語言，這是弗洛伊德博士在說自己，而不是在為這個詞下定義嗎？猶太人的定義僅僅建立在宗教、民族主義和語言的蹤跡基礎之上嗎？它能夠使那位如此關注性及俄狄浦斯情結的精神分析學奠基人忽略割禮，也就是在男嬰出生後第八天刻在血肉之軀中的契約嗎？因為刻在血肉之軀中，所以割禮不可被廢除。
在外祖父阿夫拉姆的祝福下，你通過割禮，成了諾亞，一個《聖經》符號的名字，不是為了公開使用。畢竟，你不會當眾拉開自己的褲子拉鏈。弗洛伊德博士不是有興趣了解更多的有關受了割禮的諾亞的事情嗎，這位諾亞與藏在他褲子中的“雙重性”、與其隱藏的、相似的生活進行著一次對話？這種雙重生活，並不比一個有或者沒有宗教信仰、種族性或神聖語言的個人的生活少些滑稽性或啟示作用——這難道不會讓弗洛伊德博士先生感到興趣嗎？
與此同時，正如弗洛伊德博士一樣，你已經接受了引號。例如，讓-弗朗索瓦·利奧塔認為[3]，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個“猶太人”，而非猶太人，同屬猶太人的瓦爾特·本雅明[4]、西奧多·阿多諾[5]、漢娜·阿倫特[6]、保羅·策蘭等人也是如此。正如存在非德國人的德國人一樣，也存在非猶太人的猶太人，那位法國人有益地解釋道。他們懷疑傳統、模擬和上帝無所不在的觀念，也懷疑“移民、流散和整合之不可能性”——換言之，“非變化與變化的雙重陽痿”。
5歲時，在特蘭尼斯特裏亞，那個小猶太人被叫作諾亞，而非諾曼。50歲時，在新的流亡的前夜，自我與猶太人之間的關係變成了一個複雜的結，它不可能不讓弗洛伊德博士感興趣。這位精神病學家最終將被要求回答的問題不僅有他本人已經問過的問題，而且還包括後世提出的：不是“在你已經失去了你不曾擁有過的東西後，你還剩下些什麽”這一必要問題，而是“在經曆了大屠殺、共產主義運動和流亡之後，你怎樣成為一個猶太人”的問題。從定義上說，這些是本質上的猶太人的創傷嗎？這些是不僅刻在了你的肉體上，而且刻在了你的靈魂中，甚至使你在不是猶太人時成為猶太人的啟蒙嗎？“幸存者中的非人者”是利奧塔給那些非猶太人的猶太人的名字，據他看來，這些人的團體感依靠的是“一種獨一無二、無比深刻、永無止境的記憶”，即一種永無止境的對往事的回憶。
在鏡子前的回憶？你為什麽要皺眉頭，弗洛伊德博士？弗朗茲·卡夫卡——不是弗洛伊德式記憶的偉大崇拜者——沒有列入利奧塔的引號中的那群人中。如果他捫心自問：“與猶太人斷交，我會得到什麽？”卡夫卡會回答：“與我自己斷交，我幾乎什麽也得不到。”
然而，卡夫卡不是個非猶太人的猶太人，而是一個天才的猶太人，盡管他並不精通希伯來語——盡管他確實做過幾番努力，試圖學習那種神聖的語言——不信奉宗教，不是一位民族主義者。在一個場景中，他試圖將全體選民都塞進一隻抽屜。“最終也包括我自己。”他又說。這是一種毫無歧義的猶太信仰告白，取代了宗教、種族性和那種神聖語言。
隻有猶太人才會選擇這種方式來釋放千年以來一直是自身命運的自我厭惡和憎恨。當卡夫卡向米蕾娜[7]描述在布拉格街頭以及沙龍中和學術界的憎恨猶太人者唱響的對“肮髒的烏合之眾”的惡言謾罵時，你可以聽到這些回聲。憎恨沒有止於卡夫卡的布拉格，沒有止於弗洛伊德博士摯愛的維也納，沒有止於弗洛伊德在去世前不久被迫設法流亡的倫敦，也沒有止於其他那些不那麽著名的地方。但是，我們能夠像卡夫卡那樣，也能聽到我們自己內心鬥爭的回音嗎？我們聽到的是什麽？是我們不再捍衛自己時自身的疲乏感嗎？是其他那些不能接受我們自身的不完美的人的完美嗎？
“在你自己與世界的較量中，站在世界一邊。”未被征服的卡夫卡建議。
“歸屬的疲乏感可以得到寬恕”，弗洛伊德博士在與我們自己間的持續對話中低語道。“沒有人能夠因你試圖不理會災難而指控你”，他又說。這一分鍾，你捍衛自己的命運，下一分鍾，忘掉它，然後再來捍衛它，直到你厭倦了所有這些無用功。所以，別再把日常的鬧劇看得太認真，別再用問題為它增光添彩，要優雅得體地顯得心不在焉、茫然無措，與漠然的簡單和荒謬保持一致——這將是你的治療方法，即變得又聾又啞，天真爛漫，心不在焉，疏忽大意。
在經過大屠殺和共產主義運動後，當猶太人不再肯定他與自身有何關聯時，流亡與猶太人會有什麽樣的關聯呢？很多，那位維也納的醫生聲稱，無論喜歡與否，你都與他們和你自己有著許多共性。弗洛伊德博士宣稱，當你在5歲時加入一種集體命運時，你就得到了一份比刻在血肉之軀上的契約更重要的合格證明。
“我們猶太人永遠不會因大屠殺而得到寬恕。”在你躲進柏林的避難所（不是躲避大屠殺，而是躲避共產主義運動）的那些日子裏，一位德國猶太裔作家寫道。是的，有太多的證據，使你無法否認大屠殺，而且那種暴行是不可寬恕的。但它不僅僅是大屠殺，不僅僅是共產主義運動，它是猶太人的罪惡。還有大量其他微不足道、較為隱晦的罪惡是無法寬恕的。弗洛伊德博士，創建了被稱為“猶太人科學”的精神分析的罪人，對此再了解不過了。
然而，即使有可能，一個人也無法簡單地棄絕那種被當作惡魔的化身而遭受懷疑、放逐和譴責的榮譽，自始至終都是如此——這是某種榮耀！我們不能簡單地拒絕此類特權，即使是在那些陳詞濫調本身不易忍受之時——受害人，複仇者，陰謀家，近代的耶路撒冷的長者們又往裏麵加進了一個新協議：“猶太人對受苦受難的壟斷。”
受苦受難的平凡化……人類永無止境的事業。隻有當悲劇成為一種老生常談時，它才會在集體記憶中找到自己的家園。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告知，必須不斷進行回憶，以便恐懼不再重複。我們必須堅守身份，分享記憶、種族氣質、種族劃分、宗教信仰、意識形態。在終於踏上實用主義的星球之後，你以為自己也許逃脫了你的過去和你的身份，隻是變成了一個簡單的實體，正如在巴黎的美國人格特魯德·斯坦[8]所夢想的那樣——到頭來隻不過發現，周四的暴行已變成了周五t恤衫上的格言來源，一種立即可用於銷售的集體記憶的產品。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會明白流亡及它的剝奪、它的不滿以及你也許會提及的它的自由所帶來的混亂。他會了解在某個無名旅館的房間裏的一個非個人的家的意義，這房間是流亡者最後的避難所，是他暫時租借來的民主家園，它像一個家園應該的那樣，既熱情周到，又漠不關心。
你在尋找一張小照片，它隨著時間的流逝已變得起皺發黃，現在起到的是鏡子的作用。那是在1945年6月，在羅馬尼亞北部如詩如畫的法爾提西尼鎮，在那個初學者從特蘭尼斯特裏亞的遠征返回的兩個月後，在年終學校慶典結束的兩個小時後。
那個可愛的小男孩穿著白衣白褲，站在其他獲獎者（三個小男孩和三個小女孩）前麵四分之一步的地方。使他與其他那些未曾從啟蒙的特殊待遇中獲益的獲獎者得以區分的唯一之處似乎在於他的勝者風度，他現在被獲獎桂冠所證實的幸存者的地位。他穿戴整齊，毫無瑕疵，左腳向前，一手叉腰，臉上露出燦爛的笑容，怎麽看都像個明星，在照相機鏡頭麵前表現得從容不迫。
男孩似乎完全忘記了他在成千上萬名饑寒交迫的人中、在死亡製造者和指揮者的玩物中充當學徒時的一切。花臉小醜奧古斯都一變而為他的對立麵，白小醜，一個頭戴桂冠、受到情節劇演員們喝彩的騎士。從世界上消失的那些年已經被取消。他重新渡過了冥河，發現自己回到了原來的岸邊，活著，真真切切地活著，回到了伊甸園，這裏曾經屬於他，現在又被重新奪了回來。
伊甸園最終變成了一個流放地。你再次穿越冥河，這一次是要渡過一片海洋。現在你身處不同的海岸，你頭發花白，頭頂漸禿，你的麵容不再堪稱完美。你失去了少年時代的坦誠直率。圍繞著你的幸存者的光環現在是最近由記憶出演的戲劇中的支柱。
回憶的過程——這用解剖刀無窮無盡地摸索的過程，這與你進行的辯論賽——是否借助於對9歲小男孩的照片的思索而得以加速？即使在那時，你還是覺得想縮回身去，在房間一角忙自己的事，讓所有人把你永遠忘記——實體的巨大孤獨，格特魯德·斯坦會說，興奮至極的喜悅，因為你在由困惑不解的自我所構成的無窮無盡的河流中迷失了自己時，卻發現了你自己。
在你父親那張沉穩莊重、全神貫注的臉上，有時會流露出一絲突然老去的表情，那是孤獨麻痹症。你會恐懼地注視著它，但很快便回到你在那生動鮮活的舞台上的位置，舞台上有老師、父母、同學、朋友。兒童時代的結束並不標誌著這種交替出現的迷狂與恐懼的結束，你總是在思索同樣的問題：如果你突然停止活動，在遙遠的無關聯的世界中化為齏粉時，情況會怎樣？不過，你保持了逃跑的幻想，即在最後一分鍾從潛伏在黑暗中的無所不在的危險中獲救的可能性。
不了解隨時都會變成敵意。昨天就發生了這樣的事，那是在1941年10月9日，當表象一個接一個地坍塌，粉碎了日常生活的麵具時。在布杜傑尼火車站的月台上，誰也無法阻止那場戲的上演。在你的睡夢中，你將仍會時常看到那一長串由饑餓、顫抖、驚懼的囚犯構成的演員表，這些演員們正在賣力地取悅著他們那些坐在包廂中的劊子手。“小心”是那些日子的口令。在那之後，你害怕喧嘩，不敢挑戰未知數。最終，你依偎在由語言構成的流動的掩蔽所中，它是最後的、實質性的避難所。但這就是你所尋找的一切嗎，一個避難所？
弗洛伊德博士不可能不對此類回憶練習深感興趣。“成為你自己”，品達[9]說。尼采[10]和這位維也納醫生本人也應聲唱和。可這是什麽，弗洛伊德博士：集體悲劇的回憶，或者這個孤獨的個人的無能為力——他無法穿起悲劇的製服，在大街小巷出售自己？弗洛伊德博士會對那些否認所發生的恐怖事件、例行公事地幹巴巴地對它們發出嘲笑的人有何見教？在最終的分析中，平凡化能否像使人間喜劇鮮活不朽的唯一途徑的消化和排泄一樣，成為一種基本功能？如果不如此，那些可憐的演員如何才能依舊享用大地的果實？記住普裏默·萊維[11]的例子，他因為奧斯維辛而成了作家，後來卻寫不出一篇如意大利的天空般寧靜的簡單的愛情小說。
被一種集體否定行為或一種集體災難所定義的羞辱是不可忽視的，弗洛伊德博士。然而，我們不是集體災難的簡單相加，不管這些災難可能是什麽。我們不止如此，而且我們每個人也是各不相同的。是的，各不相同，我們應該大聲疾呼，用地球上的所有語言，永不停止地大聲疾呼，就像一台無法關閉的錄音機一樣。
磨難不會使我們成為更優秀的人或英雄。像所有人類之事一樣，磨難會腐爛變質，而當眾叫賣的磨難絕對會腐爛變質。
不過，你不能棄絕被輕蔑和嘲笑的榮耀，我們也不應該拋棄成為流亡者的榮耀。畢竟，除了流亡，我們還擁有什麽？不應該為剝奪而哀歎不已，它隻是最終的剝奪的準備階段而已。
當一切都成為過去時，還存在諾亞方舟飯店和實用主義藝術嗎？
※※※
現在，更多的時間已經流逝。你已經了解了自由的歡樂與悲愁。你已經接受了流亡者的榮耀。這正是你在那個距紐約不遠的鄉村中的令人愉悅的地方對朋友們所說的。你告訴他們，你最終接受了自己的命運，可你還在繼續談論模糊性——集中營、共產黨流放地以及流亡的模糊性。你懷疑確定性，即使在你也是談論確定性的人中的一員時。不過，你發現自己在表達一種確定性：“流亡始於我們離開子宮之時。”這簡單易懂的句子似乎並不駭人，“一個人的母親應該是他的真正家園。隻有死亡才能最終將我們從這最終的歸屬中解放出來。”你繼續背誦道，仿佛它出自一本手冊。當然，你隻是試圖在重返早期生活情境的前夜給自己打氣，但毫無幽默感的語調不是個好兆頭。
“重返家園隻不過是重返母親的墳塋。”你得出結論。似乎你已經真的開始相信那些話，將之視為邁向不可能又不可避免的回歸的第一步。
在沒有確切理解的情況下，你是不會發表關於墳墓的言論的。你的朋友們繼續滿懷同情地、全神貫注地傾聽著。你告訴自己，你身在活生生的現在，而不是永遠存在的過去。
這是個鄉間的美麗的午後。有的是善意的沉默——沒有思想，沒有問題，隻有卓然不凡的日子，此時，此刻。
[1]巴比倫囚虜（babylonian captivity），指公元前6世紀耶路撒冷陷落，大批猶太人被俘至巴比倫。
[2]阿勒山（ararat），一譯亞拉臘，位於土耳其東部，據《聖經》記載，大洪水後，諾亞方舟就停泊在此。
[3]讓-弗朗索瓦·利奧塔（jean-fran?ois lyotard，1929—），法國當代後結構主義哲學的重要代表，現為巴黎第八大學和美國加州大學哲學教授，著有《利比多經濟學》《後現代狀態：關於知識的報告》《給後人的後現代解釋》等。
[4]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德國猶太裔文藝評論家，法蘭克福學派成員。由於法西斯主義迫害，1935年流亡巴黎，1940年試圖避居西班牙未果，在邊境自殺身亡。主要著作有《德國悲劇的起源》《波德萊爾研究》《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論曆史哲學》等。
[5]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w.adorno，1903—1969），德國猶太裔哲學家、法蘭克福學派成員、音樂理論家、社會學家。1933年，因為父親是猶太人，他被禁止在法蘭克福大學授課。1934年後，他先後移居英國和美國，1949年回到法蘭克福。有《阿多諾文集》24卷。
[6]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德國猶太裔哲學家，與法蘭克福學派有深厚的淵源。1933年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國，1951年成為美國公民。著有《極權主義的起源》《人的境況》《在過去與未來之間》《論革命》等。
[7]米蕾娜·耶森斯卡（milena jesenska，1896—1944），捷克記者，1919年在布拉格的阿果咖啡館（ale areo）與卡夫卡相遇，成為其女友。她是第一位把卡夫卡的作品翻譯成捷克文的人，“二戰”期間，從事反納粹的地下活動，1944年死於納粹集中營。
[8]格特魯德·斯坦（gertrude stein，1874—1946），美國前衛詩人、先鋒派女作家、評論家及小說家，著有《三個女人》等。
[9]品達（pindar，518?—438?bc），古希臘詩人，著有《合唱琴歌》《競技勝利者頌》等。
[10]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德國哲學家、詩人，著有《悲劇的誕生》《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權力意誌》等。
[11]普裏默·萊維（primo levi，1919—1987），意大利猶太裔作家，1944年被投入奧斯維辛集中營，成名作為自傳體小說《活在奧斯維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