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俄摩拉城中有十個正義之士，這座邪惡之城是否會得到拯救？1986年7月，為我的五十年戰爭前來慶祝的朋友們——不止十人——都是祖國而非離去的化身。藝術家們到了，請留神！/藝術家們穿過一扇又一扇門，毛猴子，效顰者，/假獨臂人，假瘸子，假國王和假大臣。/他們來了，因魔力和灼熱而醉意醺醺，/奧古斯都大帝的子孫們。他們之中包括牙間咬著寫有詩句的紙張的詩人自己，他是我的朋友穆古，半騎人半獨腿兔。
勝利日……客人們於1986年7月19日聚集在位於勝利大道的公寓中進行慶祝的對象正在於此——勝利日。我幸存了下來，他們幸存了下來，我們全都活著，而且聚在一起，舉著一杯葡萄酒，為天與地所蔽護——詩人、小說家、文學批評家、猿猴、小醜、假國王、假獨臂人，全都是花臉小醜奧古斯都皇帝的親戚。
我對在那個特殊時刻草擬資產平衡表毫無興趣，我隻是準備麵對那位等在角落中的無影無形的中國聖人，不僅要告訴他我出生前的模樣，還要告訴他在經曆了已落座在護照桌邊的死亡之後，我將會是個什麽樣子。未在這次聚會上露麵的人有我的鄰居保羅（paul）、飛象——每年都要重讀普魯斯特和托爾斯泰的共產黨員，以及唐娜·奧爾巴（donna alba），飛象那翩若驚鴻、婉若遊龍的妻子。錯過聚會的還有那些死者、流亡者，以及隻是被忘記的朋友。不過，實際在場的人很容易就可構成即將召開的座談會的適當人數。像我這樣的入侵者無權忘記俄摩拉城的愉悅與快樂，忘記此時此刻的藝術激情：生命一如過眼雲煙。
我生來就是一個羅馬尼亞公民，我的父母和祖父母本身也都是羅馬尼亞國民。我出生前的書籍提到了流氓年。很顯然，憎惡無法消除魅力。它們似乎是不可分離的時間符號。
在啟蒙之前，我對這些事一無所知，在一個幸福而陽光燦爛的世界中自得其樂。直到5歲，我本人才成了一個公敵，一個不純淨的胎盤上的不純淨的產物。正是在那時，在1941年10月，啟蒙開始了。四年後，在決算時，倒下的人數接近被放逐至那遼闊曠野的人數的一半。我是活下來的幸運兒之一。1945年7月，我安全地重返天堂，為童話故事中常常描繪的每日奇跡所淹沒——點綴著青翠欲滴的綠色植物和色彩繽紛的鮮花的狹窄街道，身材豐滿、心地善良的姑媽與姨媽們，她們讓我重新嚐到了美味的牛奶和餡兒餅。這個伊甸園的名字是法爾提西尼，也就是九年前命運的公共汽車的駛離之地。
一個無精打采、闃無人跡的午後，在一個蔭涼的房間裏。天地宇宙之間，我形單影隻，正在傾聽那既是我的又不是我的聲音。我深深地沉浸於一本書中，它有著厚厚的綠色封麵，是本民間故事集，是我於幾天前，即7月19日收到的一份禮物。
可能正是在那時，詞語的病狀與治療開始了。我已經體驗過對別的東西的需求，它是種迫切的、在所不惜的需求，當時我隻有4歲，已經做出逃向無人之地的嚐試。現在，文學展開了一場與看不見的朋友間的對話，將我從權威那扭曲毀人的鉗製之中解救出來。體製正竭其所能地將我們從希望的鎖鏈中解放出來，但我們仍然缺點纏身，心存希望。隻有那些懷有藝術與寫作注定要遭受懲罰的或浪漫或宿命的觀點的人，才不會對在專權體製下寫作的威脅心生反感。然而，不容置疑地令人反感的是這樣一個事實：所有那些剝奪和危險已變為常規，仿佛全體公民都必須為某種模糊不明的罪行贖罪。在將謊言製度化的社會中，個人的自我要想生存，隻能是在那些雖說不完美但畢竟保護隱私的飛地。
1986年7月19日的夜晚就是這樣的飛地之一，也許是我們的最後一塊飛地。但失望已在那晚參加聚會的我們每個人的心中滋長。我們與世隔絕的小房間不再是舊時的象牙塔。
1945年4月，處所的魔力已隨著我自己的重生而重生，它似乎不僅難以抵禦，而且無窮無盡。恐懼已經龜縮至過去。我已將它放逐，並非不曾懷著憤怒地將它當作“猶太人區的染疾”從身上抖掉。外來災難似乎業已消失，可讓塞巴斯蒂安如此驕傲的內部災難卻作為其殘渣餘孽保留下來。接下來的數十年中，人們每天都在努力，試圖通過談判，在憎惡與魅力，即無窮無盡地燃燒著的困惑之間達成奇怪的兼容性。40年前，我曾把那本綠色封麵的民間故事集當成庇護所，那時我就該弄明白的事，到1986年終於變得清晰起來。暴君統治下的恐怖不僅取代了以前的恐怖，而且吸納了它。
難道我必須留在9歲時那個文字的魔力將我迷住的地方，被拴在我日複一日地在其中一再誕生的語言中嗎？直到現在我才知道，重生的過程可以在任何時候戛然而止，也許就在明天早上，甚至就在那個特別的夜晚。
我已將離開的決定推延至極限的極限：布盧姆日的第五十個紀念日。離開真的意味著要回歸我一直試圖躲避的“猶太人區的染疾”嗎？也許不是，因為沒有一次回歸是可能成行的，就連回歸猶太人區也不可能。
那個慶祝之夜已成為分離的最後一次練習。魅力與憎惡間的關係再次發生了轉變。午夜過後很久，在客人們離去之後，我茫然地看著自己的雙手——一片孩子的指甲，一根孩子的手指，一雙孩子的手。它們似乎不夠粗壯，不足以應對即將到來的誕生。
勝利日……客人們於1986年7月19日聚集在位於勝利大道的公寓中進行慶祝的對象正在於此——勝利日。我幸存了下來，他們幸存了下來，我們全都活著，而且聚在一起，舉著一杯葡萄酒，為天與地所蔽護——詩人、小說家、文學批評家、猿猴、小醜、假國王、假獨臂人，全都是花臉小醜奧古斯都皇帝的親戚。
我對在那個特殊時刻草擬資產平衡表毫無興趣，我隻是準備麵對那位等在角落中的無影無形的中國聖人，不僅要告訴他我出生前的模樣，還要告訴他在經曆了已落座在護照桌邊的死亡之後，我將會是個什麽樣子。未在這次聚會上露麵的人有我的鄰居保羅（paul）、飛象——每年都要重讀普魯斯特和托爾斯泰的共產黨員，以及唐娜·奧爾巴（donna alba），飛象那翩若驚鴻、婉若遊龍的妻子。錯過聚會的還有那些死者、流亡者，以及隻是被忘記的朋友。不過，實際在場的人很容易就可構成即將召開的座談會的適當人數。像我這樣的入侵者無權忘記俄摩拉城的愉悅與快樂，忘記此時此刻的藝術激情：生命一如過眼雲煙。
我生來就是一個羅馬尼亞公民，我的父母和祖父母本身也都是羅馬尼亞國民。我出生前的書籍提到了流氓年。很顯然，憎惡無法消除魅力。它們似乎是不可分離的時間符號。
在啟蒙之前，我對這些事一無所知，在一個幸福而陽光燦爛的世界中自得其樂。直到5歲，我本人才成了一個公敵，一個不純淨的胎盤上的不純淨的產物。正是在那時，在1941年10月，啟蒙開始了。四年後，在決算時，倒下的人數接近被放逐至那遼闊曠野的人數的一半。我是活下來的幸運兒之一。1945年7月，我安全地重返天堂，為童話故事中常常描繪的每日奇跡所淹沒——點綴著青翠欲滴的綠色植物和色彩繽紛的鮮花的狹窄街道，身材豐滿、心地善良的姑媽與姨媽們，她們讓我重新嚐到了美味的牛奶和餡兒餅。這個伊甸園的名字是法爾提西尼，也就是九年前命運的公共汽車的駛離之地。
一個無精打采、闃無人跡的午後，在一個蔭涼的房間裏。天地宇宙之間，我形單影隻，正在傾聽那既是我的又不是我的聲音。我深深地沉浸於一本書中，它有著厚厚的綠色封麵，是本民間故事集，是我於幾天前，即7月19日收到的一份禮物。
可能正是在那時，詞語的病狀與治療開始了。我已經體驗過對別的東西的需求，它是種迫切的、在所不惜的需求，當時我隻有4歲，已經做出逃向無人之地的嚐試。現在，文學展開了一場與看不見的朋友間的對話，將我從權威那扭曲毀人的鉗製之中解救出來。體製正竭其所能地將我們從希望的鎖鏈中解放出來，但我們仍然缺點纏身，心存希望。隻有那些懷有藝術與寫作注定要遭受懲罰的或浪漫或宿命的觀點的人，才不會對在專權體製下寫作的威脅心生反感。然而，不容置疑地令人反感的是這樣一個事實：所有那些剝奪和危險已變為常規，仿佛全體公民都必須為某種模糊不明的罪行贖罪。在將謊言製度化的社會中，個人的自我要想生存，隻能是在那些雖說不完美但畢竟保護隱私的飛地。
1986年7月19日的夜晚就是這樣的飛地之一，也許是我們的最後一塊飛地。但失望已在那晚參加聚會的我們每個人的心中滋長。我們與世隔絕的小房間不再是舊時的象牙塔。
1945年4月，處所的魔力已隨著我自己的重生而重生，它似乎不僅難以抵禦，而且無窮無盡。恐懼已經龜縮至過去。我已將它放逐，並非不曾懷著憤怒地將它當作“猶太人區的染疾”從身上抖掉。外來災難似乎業已消失，可讓塞巴斯蒂安如此驕傲的內部災難卻作為其殘渣餘孽保留下來。接下來的數十年中，人們每天都在努力，試圖通過談判，在憎惡與魅力，即無窮無盡地燃燒著的困惑之間達成奇怪的兼容性。40年前，我曾把那本綠色封麵的民間故事集當成庇護所，那時我就該弄明白的事，到1986年終於變得清晰起來。暴君統治下的恐怖不僅取代了以前的恐怖，而且吸納了它。
難道我必須留在9歲時那個文字的魔力將我迷住的地方，被拴在我日複一日地在其中一再誕生的語言中嗎？直到現在我才知道，重生的過程可以在任何時候戛然而止，也許就在明天早上，甚至就在那個特別的夜晚。
我已將離開的決定推延至極限的極限：布盧姆日的第五十個紀念日。離開真的意味著要回歸我一直試圖躲避的“猶太人區的染疾”嗎？也許不是，因為沒有一次回歸是可能成行的，就連回歸猶太人區也不可能。
那個慶祝之夜已成為分離的最後一次練習。魅力與憎惡間的關係再次發生了轉變。午夜過後很久，在客人們離去之後，我茫然地看著自己的雙手——一片孩子的指甲，一根孩子的手指，一雙孩子的手。它們似乎不夠粗壯，不足以應對即將到來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