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包師之子與書商之女的婚前田園詩從1933年持續到1935年。可以滿足蘇恰瓦及周圍地區的所有女士們所需的波蘭裁縫沃斯洛威茨太太幾乎無法招架來自書商家的訂單。未來新娘那位優雅而嚴謹的騎士堅持護送身著不同服飾的她前往鎮上舉辦的每場慈善舞會。這位身材苗條、神經緊張、膚色淺黑的女人像花朵一樣光彩奪目。她活潑的黑眼睛熠熠生輝，臉上的容光因一種其源頭不難確定的奇異光環而得到美化。她總是覺得時間不夠用，總是在爭分奪秒，像以前一樣，從早工作到晚，可現在，她還要投入更多的時間來打理自己的衣著、鞋子、手袋、帽子、手套、撲麵粉、發型和花邊裝飾。
你可以想象馬車和汽車裏的擁抱，前往蘇恰瓦、法爾提西尼和博托沙尼（botosani）的遊覽，也許還會去切爾諾威茨。舞會，月下漫步，猶太教會堂的聚會，未來新娘家中的歡宴。電影院、劇院和夏日花園，溜冰場和叮當作響的雪橇鈴聲，前往布克維納度假勝地的旅行。也許他們甚至會在那位單身漢的臥室中逗留盤桓。情節不難想象，愛情的急速脈搏隨著時間的節奏而悸動，災難到來之前的最後田園詩般的假日。
因而，1934年可以稱作快樂之年。布杜傑尼與伊特卡尼間的幾公裏道路成了愛情故事中的銀河，這愛情始自一輛一年前將這一對從法爾提西尼的聖埃利亞斯節帶回的悶熱、擁擠的公共汽車上。隨著事件的發展，伊特卡尼的人，特別是布杜傑尼——當時的猶太人小鎮之都——的居民，熱切地討論著它們：政治爭論和女人的閑言碎語在世界劇院的那個特殊角落裏等量齊觀；無足輕重的小事件與偉大的烏托邦的討論演說，羅馬尼亞語、意第緒語、法語和德語報紙上有關這個星球的喧嚷報道，與工作日的喧鬧聲交雜在一起。親朋好友全都參加了這次盛宴，兄弟、姐妹、父親及其體質虛弱、鬱鬱寡歡的妻子，我的外祖母海婭，她的綽號是特朱拉（tzura），意為“痛苦”。所有這些人中的一位熱心參與者是美麗的瑪麗亞，她是這個家庭收養的父母雙亡的鄉下姑娘，她渴望能陪伴書商最小的女兒前往她的新家。
所以，1934年是一個快樂之年。可是，年輕的阿裏爾，這位消息靈通、受過良好教育、擁護猶太複國主義的叛逆者，卻將這一年裁決為流氓年。未來的新娘和新郎像其他聚集在老阿夫拉姆的書店中的人一樣，正翻閱著當天的報紙和最近出版的圖書。因此，他們也許絲毫不會對阿裏爾的宣告感到訝異：一年前出版的小說《兩千年》（de douǎ mii de ani），就在布加勒斯特享有sès de scandale[1]之名。印製在灰藍色封麵上的作者的名字是米哈伊·塞巴斯蒂安，約瑟夫·海希特（joseph hechter）的筆名，而其具有煽動性的前言的作者是鐵衛軍的理論家納艾·伊奧奈斯庫。真令人難以置信，這位極右翼民族主義者居然是可憐的海希特的導師！在序言中，軍團兵伊奧奈斯庫宣稱，他的景慕者和門徒不是像他所設想的那樣，隻不過是個來自布勒依拉[2]的多瑙河流域的普通男人，而是來自多瑙河流域的布勒依拉的一個猶太人。
顯然，這一事實不會被忽視或改變：海希特—塞巴斯蒂安及其共同的宗教信仰者，即使當他們是無神論者或被同化時，也無法被認為是羅馬尼亞人。羅馬尼亞人之所以是羅馬尼亞人，是因為他們屬於東正教會，而他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是羅馬尼亞人，軍團兵伊奧奈斯庫解釋說。就這麽簡單！
到1935年，書店已經采購了塞巴斯蒂安的另一卷帙：《我是如何成為流氓的》（cum am devenit huligan）。在書中，作者宣稱，1934年，也就是對那對未來的新娘和新郎來說是如此幸福快樂的一年，是流氓年。“我們為什麽要在乎？”書商阿夫拉姆大聲問道，隻為了激怒他那位叛逆的外甥。阿裏爾，懷著瘋狂的熱忱，堅持販賣舊聞。納艾·伊奧奈斯庫先生聲稱，沒有任何解決這該死的局麵的辦法！阿裏爾搖晃著他那染成藍色的亂如蓬草的頭發，朗讀著由那位軍團兵所下的定論：“猶大正在遭受痛苦，因為他讓基督出世，因為他看到他卻不信仰他。這事本身並非如此糟糕。問題是，我們基督徒不相信他。猶大正在遭受痛苦，因為他是猶大，他將繼續忍受折磨，直至時間的盡頭。”
塞巴斯蒂安的前友納艾·伊奧奈斯庫已經成了鐵衛軍的哲學家，一個為一個東正教國度搖旗呐喊的人。在接下來的1935年這一流氓年中，伊奧奈斯庫的預言甚至更加清晰無誤，而阿裏爾極度的擔憂則難以挑戰。“約瑟夫·海希特，”伊奧奈斯庫威脅地寫道，“難道你不覺得，你已被寒冷和黑暗所俘獲？”“他在說我們，”阿裏爾引人注目地耳語道，“我們的軍團兵朋友在指我們。”
但假如同化和轉化哪一樣都無法解決所謂的猶太人問題，還有什麽可以擔當解決問題的重任呢？阿裏爾有益地提供的這種兩難境地在當代的指導性著作mein kampf[3]中得到了表述。不管阿裏爾的聽眾有何感覺，那位軍團兵已表明了觀點。最終方案（final solution）的黑暗與寒冷不是那個羅馬尼亞東正教軍團兵的發明。他自打久遠得無可追憶的時代算起的所有祖先，已賦予了猶大以一種可以令他感覺到潛在危險的基因。書商阿夫拉姆家可不是如此。
但令1934年和1935年的黑暗歲月與其他年份有所區別的東西是什麽？阿裏爾會采用約瑟夫·海希特所采用的方式來回答這個問題：它們是流氓年。“流氓”一詞讓他感到欣喜雀躍，他朝自己的聽眾揮舞著海希特-塞巴斯蒂安的那本袖珍小冊子，小冊子那粉底黑字的封麵很是紮眼，一隻貓頭鷹君臨其上，它是位於布加勒斯特馬卡街2號的民族文化出版社（cultura nationalǎ publisher）的徽標。當然，布杜傑尼的“我們的書店”已經訂購了幾冊《我是如何成為流氓的》，其冊數超過了已訂購的同一作者在前一年所寫的那本聲名狼藉的小說的冊數。“總之，”作者寫道，“羅馬尼亞的反猶主義是事實而非觀念，它偶爾也會變成一種觀念。”但對他自己祖國的愛又當如何呢？“給我看看能夠根除下麵這一無可否認的事實的反猶主義的法律：我出生在多瑙河畔，並且熱愛這塊土地。”作者勇敢地宣稱。
“那麽，反猶主義的立法不會動搖你對自己祖國的熱愛，這是事實嘍？”我們口若懸河的表親阿裏爾大汗淋漓地質問著看不見的作者。“記住，我們猶太人一直在不斷地從一個亂石穿空的懸崖輾轉到另一個懸崖，在這個世界到處流浪！”他自己那些現在正專心致誌地傾聽他的議論的家人理當發出一陣哄笑——他隱約地這樣認為——對那個約瑟夫·海希特-米哈伊·塞巴斯蒂安。可他們根本沒笑。他們隻是在對被他們視為年輕演說家的年輕人冥想的東西報以微笑。他們知道，海希特-塞巴斯蒂安先生已經離開了猶太人區，在布加勒斯特寬廣而絢爛的舞台上自由馳騁，但他們那像藍天一樣永恒的小鎮不明白，既要離開自己的家族，又依然聲稱自己屬於其血統，這種做法意味著什麽。
“你書店裏的字典是錯的！”無所不知的阿裏爾喊道，一麵指向書架。他的意思是，海希特-塞巴斯蒂安沒有使用“流氓”一詞的英語含義，或者過春節的印度人所使用的含義，或者該詞的斯拉夫語義，即“褻瀆者”。阿裏爾意指法語troublion一詞，或如美國人指出的：“麻煩製造者”。
事實上，1935年的小冊子的作者所指的是新流氓主義：傳播流言蜚語、插科打諢和辛辣譏諷的混合物，它們在一種新的使命意義的作用下組合在一起，正如約瑟夫·海希特的另一位朋友伊利亞德在他的小說《流氓》中簡明扼要地闡述的那樣，該書出版於同一年，書店的櫥窗中就有展示。反抗是通向偉大的迷幻的道路上的一次通過禮儀[4]嗎？“生活中隻有一條可預見的道路：流氓主義。”年輕本身就是流氓英雄的載體。“隻有當組織成群體，準確無誤而又整齊劃一地迷醉於一種集體神話時，人類才會獲得自由。”——民兵組織和攻擊部隊，當今世界的羅馬軍團，年輕人因集體死亡的共同命運而加入其中。
“軍團兵們甚至已宣稱，民族主義詩人米哈伊·埃米內斯庫是這個國度的大流氓，是身著綠衫、口唱歌頌十字軍和科德雷亞努上尉的聖歌的殉教者們的神聖先驅！”阿裏爾激昂地咆哮道，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一旦他拋下猶大而轉向自己那些更為蕪雜的混亂思想時，他的聽眾便不再留心他的話語了。
“集體死亡！”阿裏爾叫道，“無論他選擇成為什麽人，是無神論者還是皈依的猶太教徒，乃至反猶主義者，海希特先生都不能逃避流氓們所威脅的那種黑暗。‘內部的災難’，他說。現在，既然他的朋友們正在為襲擊和集體死亡拍手叫好，那麽這正是來自布勒依拉的約瑟夫·海希特的所思所想。不可否認，我們可能是過分的、猜忌的、激動的。但這些祖傳的毛病就夠了，我們不需要新的敵人，我們得自己麵對。有沒有人問過我們，我們是願意要塞巴斯蒂安先生所謂的‘內部的災難’，還是那個軍團兵的災難？”很難說聚集在老阿夫拉姆的書店中的親戚們和親戚的親戚們是否還有人在聽他說話。於是，正如在後來的生活中一樣，阿裏爾更多地是在自說自話。他們可能還在聽，但沒有多少愉悅感，而是對那個天才頗感惱怒，因為他認為他們全都是半昏睡的笨蛋。
由納艾·伊奧奈斯庫作序的塞巴斯蒂安的小說《兩千年》出版於1934年，《我是如何成為流氓的》這本小冊子出版於1935年，與米爾恰·伊利亞德的兩卷本的《流氓》同步——這些出版物全都展示在布杜傑尼的“我們的書店”的書架上。要是他的顧客中有誰感興趣，阿夫拉姆甚至還會訂購法語和德語出版物。他妹妹芬妮的兒子阿裏爾會留意提醒他注意特殊的書名，並總是這些異國讀物的第一個讀者。
《兩千年》這本書不曾讓任何人漠然置之。我在1950年遭遇這本書並非偶然，當時，流氓們的戰爭已經結束，流氓們的和平正在實施中。它是我在姨媽——我母親的姐姐，一位沒受過什麽教育的淳樸女人——的家中找到的三四本書中的一本。我當時大約十三四歲，正在對提爾古·福魯莫斯（t?rgu frumos）的親戚們進行短暫的拜訪，結果出人意料地發現了這本小說的初版，它有著藍灰色的封麵和斜體字。無論是社會主義出版社還是公共圖書館都不敢倡導這樣的標題和主題。但在布杜傑尼的書商的另一個女兒的家中有這本書，它是過去時光的紀念物，又是新時代的指路燈。我姨媽麗貝卡是那些聽表兄阿裏爾攻擊海希特-塞巴斯蒂安的冗長演說的人中的一個，這位作者本人會用“流氓”一詞攻擊所有人，包括他的那些攻擊過他的猶太同胞。“他有權說出他想要的。但死亡——他怎麽能與死亡做交易？”阿裏爾叫道，“心思縝密的海希特-塞巴斯蒂安不願意冒犯自己的導師，接受了那個軍團兵的序言，結果，有了它，他的死亡得以宣判。而且，由於像以前一樣心思縝密，他還宣稱自己是個流氓，以此來回應那些流氓們。僅僅是諷刺？好吧，那是他的事。但死亡……死亡的禮拜式？死亡的迷境，死亡的寒冷與黑暗？這些可不是開玩笑，海希特-塞巴斯蒂安更應當知道這一點。正是在此，諷刺本身中止了行動。我們應該如何應付軍團流氓，應付被死亡的魔力神聖化的死亡的英雄？塞巴斯蒂安先生，這位無神論者，這位被同化的羅馬尼亞公民，應當早就意識到了所有這一切。”麗貝卡姨媽為我這個初出茅廬的13歲的共產主義者解釋說，其實，“我們培育生命而非死亡。《舊約》一而再、再而三地宣稱，生命是獨一無二的，不可重複的，無可衡量的。”這一急迫的副歌氣得人七竅生煙，而它的反麵不隻是令人發瘋。我們太了解死亡的禮拜式會導致什麽了，麗貝卡姨媽提醒我。具有遠見卓識的阿裏爾是對的。我外祖父一家——布朗斯坦家族——以及集鎮上的其他所有家庭，隨著旋風、騷動和被稱作生活的蜂箱的嗡嗡聲而搖擺不定，他們似乎對阿裏爾所引述的海希特-塞巴斯蒂安的至理名言“將反猶主義變為觀念”毫無興趣。可是死亡的寒冷與黑暗……這樣的詞匯不會受到輕描淡寫的對待。
在這樣一個小集鎮，鄰裏關係以及與權威人士的關係是友好和睦的。農人會來老阿夫拉姆這裏就法律甚至宗教問題向他請教，或是借一小筆錢。這家人像愛女兒一樣愛著瑪麗亞，也就是書商從街道上撿回家的那個孤女，大家把她當家人一樣看待，她也快樂地留在這個家中。瑪麗亞絕無可疑之處，但他們周圍的一切，在書籍中，在報紙上，在顧客的眼睛中，猜疑正在不斷增加。你不得不小心警惕，極其小心警惕。
書商阿夫拉姆對這些祖傳的強迫症始終保持著一種和顏悅色、心存懷疑的超然態度，仿佛莊重與虔誠可以阻擋邪惡似的。然而，他最小的女兒，也就是我母親，對任何令人懷疑的征兆都會迅速做出反應。麗貝卡姨媽讓我記起這些細節，我從家族傳說中對它們已耳熟能詳。
馬爾庫，也就是來自伊特卡尼的會計師，我未來的父親，在與任何人相處時都始終泰然自若，友好和善，小心謹慎。他沒有多少朋友，但他也沒有敵人。他與形形色色的同事們打交道時都輕鬆自如，盡管他在自己的親戚中間覺得更自在。他的非猶太朋友紮哈利亞總讓他不知所措，此人堪稱當地的唐璜，一味逍遙自在，喜歡參加聚會，與女人打情罵俏，打獵騎馬，終其一生都唇帶微笑，帽子俏皮地斜扣在腦門上。他們的友情一直牢不可破。馬爾庫無論如何也無法想象紮哈利亞會對狂熱的口號和口唱聖歌的軍團兵產生任何興趣。
1935年，老阿夫拉姆對阿裏爾熱烈呼籲的小心謹慎毫不在意。對他而言，敵意和危險是萬事萬物的自然規律的一部分。既然它們是不可避免的，也就不必為它們憂心忡忡。你必須認真履行日常的工作，接受周圍的蠢事和苦楚，就這麽回事。人們始終記得一個和藹可親、體麵端莊的人——別無他樣。畢竟，阿裏爾因其紮眼刺目的衣著和誇大其詞的宏論為自己贏得了令人可疑的狼藉聲名。除了塞巴斯蒂安的醜聞，或將內部與外部災難間的對峙理論化外，這家人還有其他事要關心。由於他們全神貫注於婚禮計劃，他們的日常生活便被其他的想法所主宰。事實上，準備工作的緊張忙碌讓他們想起，他們在這個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生活得如魚得水。確實，他們沒有像約瑟夫·海希特那樣出生在多瑙河畔，但布克維納的山崗也不會被嗤之以鼻。他們對自己祖國的熱愛一點兒也不亞於約瑟夫·海希特-米哈伊·塞巴斯蒂安，沒打算也沒有時間去把微言瑣事之類的東西哲學化——阿裏爾最近就沉迷在微言瑣事之中。
很正常，微言瑣事也許會被看作令人愜意的東西：它們具有迷人的甜美與天真。隻有滑稽可笑的阿裏爾，也就是書商的外甥、新娘的表兄，才可能認為它們是惡兆。它們滴下毒液，隻能暫時受到控製而隱而不發的毒液。微言瑣事可在完全出乎你意料的情況下招致災難！“在這裏，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沒有什麽是不可調和的。”那年輕人朗誦著引自塞巴斯蒂安的語句。阿裏爾什麽事都全盤吞下，什麽事都記得一清二楚，隨心所欲地歪曲詞義。“逃避”，這正是他對此種做法的稱謂。逃避！這個詞找到了一位聽眾，它激發了信任。宿命論，幽默感，快樂主義與憂鬱煩惱，腐敗墮落與奔放的激情，都在扮演自己的角色，激動的阿裏爾聲稱，其方式正是生存的超級技巧：逃避。這就是他帶著他那慣常的輕蔑和傲慢神情所一再重複的。可有誰在聽呢？他的聽眾們沉浸在準備婚禮的喜悅中，覺得他們沒有理由拒絕快樂，或奔放的激情，或對自己命運的信心，以及被年輕氣盛的阿裏爾所抨擊的一切。
1934年這個所謂的流氓年一直是快樂的，那麽為什麽接下來的一年會有所不同？書商最喜愛的女兒風華正盛，快樂充溢在整個家庭，興高采烈的情緒讓人想到，這個他們世代居住的地方並不比其他任何地方差。風景與人物，氣候和語言——全都為他們所有。他們與鄰居相處和睦。災難？沒有什麽特殊的理由去懷疑人們瞧你的眼神，或對這個古怪的世界怒不可遏：畢竟，與他們有著相同宗教信仰的人也並非聖徒。偶爾，他們甚至納悶，不知邪惡是否可能不存在於他們自身，盡管他們所到之處，似乎都在吸引敵意。
生活真的必需毒藥的振聾發聵的力量嗎？雖說通常經過稀釋，而且幾乎不存在，可它總是準備在突如其來、令人恐怖的爆發中噴湧而出，將那些甜美的小東西——昨日溫和的微言瑣事——擊得粉碎，並預示著災難的到來。這正是滑稽的阿裏爾所做的，將眾多的名字與引言擲向他們，旨在提醒他們其自身已不再留意的陷阱。“就連托爾斯泰也聽任自己遭人愚弄。在羅馬尼亞短暫逗留期間，他欣然接受了這裏的一切。該地及其居民的迷人之處……這位年高德劭的賢人煥發了青春，變得年輕爛漫。”年輕的阿裏爾學著教皇的口吻說道。阿裏爾，書商的外甥，他居住在布哈西（buhusi）的妹妹的兒子，輕率狂妄的阿裏爾，頂著一頭染成藍色的頭發，朗誦著蘭波[5]的詩句，能夠每隔一周便走上二十五公裏的路程，前來與自己的姨父基法·雷米爾下棋，對亞博廷斯基和即將來臨的地中海地區的猶太人狀況發表熱情洋溢的演說——這是個認為自己比海希特—塞巴斯蒂安處在更優越位置的人。“同化？為何而同化？”那年輕人怒吼道，“為了變得像其他所有人一樣？事事都和諧一致？我們生活在一個對一切都兼容並蓄的國度嗎，就像那位布加勒斯特的作家所聲稱的那樣？”他似乎並不在意，舅舅阿夫拉姆臉上掛著消遣的微笑，或是阿夫拉姆的女兒聽得過於聚精會神，所以實際上並沒在聽。
“假如我們一直以來僅僅是像這些人，像那些人，或像其他人，我們會存在這麽久嗎？五千年！不是兩千年，就如那位布加勒斯特的紳士所認為的那樣！讓我們瞧瞧流氓先生將證明他與自己那些流氓朋友是如何和諧一致的！”老阿夫拉姆及其女兒，演說者本人，就連可憐的內森，也就是那位不知自己該喜歡斯大林還是托洛茨基的信仰共產主義的裁縫——他們似乎都比那位遭到同化的塞巴斯蒂安處於更優越的位置。當然，拉比約賽爾·維基尼特澤爾，該鎮的精神領袖，也處於一個比海希特-塞巴斯蒂安更清醒和優越的位置。他們的家是幻境！家的幻境是塞巴斯蒂安先生不再擁有的東西。
布朗斯坦家族在1934年那個流氓年很快樂，在將舉行婚禮的1935年和他們的後代將要出生的1936年也很快樂。在布杜傑尼鎮，這幾年並非如塞巴斯蒂安、他的批評者阿裏爾以及報紙所廣泛宣稱的那樣，是流氓年。流氓時代正在向我們逼近，或者不如說，它們已經抵達此地，老阿夫拉姆從車站背到自己位於布杜傑尼的書店的羅馬尼亞語、意第緒語、德語和法語報紙稱。雖說到處都沉浸在褻瀆辱罵的病態的喜悅中，可在那個東歐小集鎮，書商一家仍過著快樂的生活。
如果在那個流氓年之後的半個世紀，我能夠問問那位中國聖人，在我出生的前一年，我是個什麽樣子，他可能會報以老生常談。他可能會告訴我我已經知道並在隨後得到證實的東西：僅僅作為一種假設，作為非現實性，你隻能擁有你在後來的現實生活中的長相。例如，我無法成為猶太裔羅馬尼亞人安娜·波克爾[6]，也就是那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明星，她離開了猶太人區，徑直穿過了無產者國際主義的紅色大門；我也成不了世間的猶太裔羅馬尼亞人尼庫·斯坦哈特[7]，皈依東正教，甚至軍團主義；我甚至成不了阿夫拉姆或他的女兒珍尼塔·布朗斯坦，最不可能成為拉比約賽爾，他們聰明的顧問。同理，我不可能成為他們桀驁不馴的親戚，也就是那位支持猶太複國運動的阿裏爾。有可能的倒是，在1935年，即我出生的前一年，我是流氓塞巴斯蒂安——而且50年後，50年以後的10年後，再過10年後，以及所有那些年間，我都將是流氓塞巴斯蒂安。
但在1950年的那個周六，我對此一無所知，當時，我是個共產主義少年先鋒隊隊員，正坐在我姨媽位於雅西[8]附近的提爾古·福魯莫斯的黑暗房屋的小房間裏，輪到我打開《兩千年》這本書。
在1935年，我外祖父和我未來的父母同樣沒有意識到那中國筆觸在模糊難辨的天空上繪下了何物，這天空睡意蒙矓地罩在布杜傑尼之上，處於暴風雨到來前的寧靜中。他們完全沉浸在準備婚禮的喜悅中——誰能夠為此而指責他們。他們忙著草擬名單、菜單、服裝目錄和演說詞，將複雜的計算核對了又核對。龐大的計劃正在得到精細的討論：怎樣租下位於糖廠附近的伊特卡尼的藥劑師的房子，以供那對年輕夫婦居住，而且家裏要有布朗斯坦家的善良仙子瑪麗亞的房間；買什麽樣的新家具；如何應對最近的一起訴訟所帶來的債務，書商因這起訴訟而失去了自己的房子。書商阿夫拉姆·布朗斯坦不富裕——盡管他從早到晚地辛苦工作——可一場婚禮畢竟是一場婚禮，而且它將得到書的讚美。客人名單數量不斷增加：來自博托沙尼、法爾提西尼和雅西的阿夫拉姆及其妻子的兄弟姐妹，他們全都會帶上自己的兒子女兒、孫子孫女；來自法爾提西尼、羅曼（roman）和福克撒尼（focsani）的新郎的父母、姐妹和兄弟，以及他們自己的兒子女兒、孫子孫女；鄰居，朋友和官員——市長，警察局長、法官博斯科亞努，獸醫馬瑙留；公證人杜米特雷斯庫；甚至令人難以忍受的韋克斯勒，此人是書商的競爭對手，從不放過對自己的競爭對手暗施冷箭的機會。有數不清的事情要與人商量，這主要由新娘本人來完成，商量的對象包括廚師舒拉——一位操辦婚禮的行家裏手——攝影師巴爾特費爾德，還有無價之寶萬達·沃斯洛威茨，即那位裁縫。實際上，新娘事必躬親，表現出無與倫比的旺盛精力，並且難以取悅。沃斯洛威茨太太已經將新娘禮服反複做了三遍。這位波蘭裁縫是個大塊頭的女人，一副堅定不移的神情，此時還未得到她晚年的一身贅肉和急躁脾性，等到了晚年，隻有她那鋼青色的眼睛、精巧的手指和嘶啞的聲音會讓她回憶起年輕時的自己。當時，就像後來那樣，她因無理的要求而氣惱不已。然而，她無法拒絕一位忠實的老顧客，這位顧客讓她有過那麽多的成就感，而且，她不得不承認，這位顧客因其對新設計的創新建議而多次得到她的賞識，她從中獲得了靈感，天知道這些靈感來自何方，也許來自於她自己無窮無盡的好奇想象。她甚至設法弄到了一本時尚雜誌《時尚》（modisch），是從切爾諾威茨訂購的。衣服的顏色、麵料、零碎的搭配，這些全都得比平日更加別出心裁。此刻所需的是冷靜的優雅，而不是平常那種下裏巴人的全套裝備。
沒有時間去爭論猶大的痛苦。生命，而非死亡，現在主宰著舞台。然而，死亡正蓄勢待發，積聚複仇的火焰，時刻準備著，隻要輪到它出馬，就將大展身手。
[1]法語，意指小說以其內容醜惡引起公憤和震驚而獲得的壞名聲。
[2]布勒依拉（brǎ），羅馬尼亞縣名。
[3]即《我的奮鬥》，阿道夫·希特勒的自傳，於1925年7月18日出版。
[4]通過禮儀（rite of passage），人類學用語，指為人生進入如出生、命名、成年、結婚、患病、死亡等新階段而舉行的儀式。
[5]蘭波（arthur rimbaud，1854—1891），法國19世紀象征派詩人。主要詩集有《地獄的一季》《靈光集》。
[6]安娜·波克爾（ana pauker，1893—1960），曾任羅馬尼亞共和國政治局委員、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羅馬尼亞外交部部長。
[7]尼庫·斯坦哈特（nicu steinhardt，1912—1989），羅馬尼亞作家。代表作有《快樂日記》等。
[8]雅西（iasi），羅馬尼亞東北部城市。
你可以想象馬車和汽車裏的擁抱，前往蘇恰瓦、法爾提西尼和博托沙尼（botosani）的遊覽，也許還會去切爾諾威茨。舞會，月下漫步，猶太教會堂的聚會，未來新娘家中的歡宴。電影院、劇院和夏日花園，溜冰場和叮當作響的雪橇鈴聲，前往布克維納度假勝地的旅行。也許他們甚至會在那位單身漢的臥室中逗留盤桓。情節不難想象，愛情的急速脈搏隨著時間的節奏而悸動，災難到來之前的最後田園詩般的假日。
因而，1934年可以稱作快樂之年。布杜傑尼與伊特卡尼間的幾公裏道路成了愛情故事中的銀河，這愛情始自一輛一年前將這一對從法爾提西尼的聖埃利亞斯節帶回的悶熱、擁擠的公共汽車上。隨著事件的發展，伊特卡尼的人，特別是布杜傑尼——當時的猶太人小鎮之都——的居民，熱切地討論著它們：政治爭論和女人的閑言碎語在世界劇院的那個特殊角落裏等量齊觀；無足輕重的小事件與偉大的烏托邦的討論演說，羅馬尼亞語、意第緒語、法語和德語報紙上有關這個星球的喧嚷報道，與工作日的喧鬧聲交雜在一起。親朋好友全都參加了這次盛宴，兄弟、姐妹、父親及其體質虛弱、鬱鬱寡歡的妻子，我的外祖母海婭，她的綽號是特朱拉（tzura），意為“痛苦”。所有這些人中的一位熱心參與者是美麗的瑪麗亞，她是這個家庭收養的父母雙亡的鄉下姑娘，她渴望能陪伴書商最小的女兒前往她的新家。
所以，1934年是一個快樂之年。可是，年輕的阿裏爾，這位消息靈通、受過良好教育、擁護猶太複國主義的叛逆者，卻將這一年裁決為流氓年。未來的新娘和新郎像其他聚集在老阿夫拉姆的書店中的人一樣，正翻閱著當天的報紙和最近出版的圖書。因此，他們也許絲毫不會對阿裏爾的宣告感到訝異：一年前出版的小說《兩千年》（de douǎ mii de ani），就在布加勒斯特享有sès de scandale[1]之名。印製在灰藍色封麵上的作者的名字是米哈伊·塞巴斯蒂安，約瑟夫·海希特（joseph hechter）的筆名，而其具有煽動性的前言的作者是鐵衛軍的理論家納艾·伊奧奈斯庫。真令人難以置信，這位極右翼民族主義者居然是可憐的海希特的導師！在序言中，軍團兵伊奧奈斯庫宣稱，他的景慕者和門徒不是像他所設想的那樣，隻不過是個來自布勒依拉[2]的多瑙河流域的普通男人，而是來自多瑙河流域的布勒依拉的一個猶太人。
顯然，這一事實不會被忽視或改變：海希特—塞巴斯蒂安及其共同的宗教信仰者，即使當他們是無神論者或被同化時，也無法被認為是羅馬尼亞人。羅馬尼亞人之所以是羅馬尼亞人，是因為他們屬於東正教會，而他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是羅馬尼亞人，軍團兵伊奧奈斯庫解釋說。就這麽簡單！
到1935年，書店已經采購了塞巴斯蒂安的另一卷帙：《我是如何成為流氓的》（cum am devenit huligan）。在書中，作者宣稱，1934年，也就是對那對未來的新娘和新郎來說是如此幸福快樂的一年，是流氓年。“我們為什麽要在乎？”書商阿夫拉姆大聲問道，隻為了激怒他那位叛逆的外甥。阿裏爾，懷著瘋狂的熱忱，堅持販賣舊聞。納艾·伊奧奈斯庫先生聲稱，沒有任何解決這該死的局麵的辦法！阿裏爾搖晃著他那染成藍色的亂如蓬草的頭發，朗讀著由那位軍團兵所下的定論：“猶大正在遭受痛苦，因為他讓基督出世，因為他看到他卻不信仰他。這事本身並非如此糟糕。問題是，我們基督徒不相信他。猶大正在遭受痛苦，因為他是猶大，他將繼續忍受折磨，直至時間的盡頭。”
塞巴斯蒂安的前友納艾·伊奧奈斯庫已經成了鐵衛軍的哲學家，一個為一個東正教國度搖旗呐喊的人。在接下來的1935年這一流氓年中，伊奧奈斯庫的預言甚至更加清晰無誤，而阿裏爾極度的擔憂則難以挑戰。“約瑟夫·海希特，”伊奧奈斯庫威脅地寫道，“難道你不覺得，你已被寒冷和黑暗所俘獲？”“他在說我們，”阿裏爾引人注目地耳語道，“我們的軍團兵朋友在指我們。”
但假如同化和轉化哪一樣都無法解決所謂的猶太人問題，還有什麽可以擔當解決問題的重任呢？阿裏爾有益地提供的這種兩難境地在當代的指導性著作mein kampf[3]中得到了表述。不管阿裏爾的聽眾有何感覺，那位軍團兵已表明了觀點。最終方案（final solution）的黑暗與寒冷不是那個羅馬尼亞東正教軍團兵的發明。他自打久遠得無可追憶的時代算起的所有祖先，已賦予了猶大以一種可以令他感覺到潛在危險的基因。書商阿夫拉姆家可不是如此。
但令1934年和1935年的黑暗歲月與其他年份有所區別的東西是什麽？阿裏爾會采用約瑟夫·海希特所采用的方式來回答這個問題：它們是流氓年。“流氓”一詞讓他感到欣喜雀躍，他朝自己的聽眾揮舞著海希特-塞巴斯蒂安的那本袖珍小冊子，小冊子那粉底黑字的封麵很是紮眼，一隻貓頭鷹君臨其上，它是位於布加勒斯特馬卡街2號的民族文化出版社（cultura nationalǎ publisher）的徽標。當然，布杜傑尼的“我們的書店”已經訂購了幾冊《我是如何成為流氓的》，其冊數超過了已訂購的同一作者在前一年所寫的那本聲名狼藉的小說的冊數。“總之，”作者寫道，“羅馬尼亞的反猶主義是事實而非觀念，它偶爾也會變成一種觀念。”但對他自己祖國的愛又當如何呢？“給我看看能夠根除下麵這一無可否認的事實的反猶主義的法律：我出生在多瑙河畔，並且熱愛這塊土地。”作者勇敢地宣稱。
“那麽，反猶主義的立法不會動搖你對自己祖國的熱愛，這是事實嘍？”我們口若懸河的表親阿裏爾大汗淋漓地質問著看不見的作者。“記住，我們猶太人一直在不斷地從一個亂石穿空的懸崖輾轉到另一個懸崖，在這個世界到處流浪！”他自己那些現在正專心致誌地傾聽他的議論的家人理當發出一陣哄笑——他隱約地這樣認為——對那個約瑟夫·海希特-米哈伊·塞巴斯蒂安。可他們根本沒笑。他們隻是在對被他們視為年輕演說家的年輕人冥想的東西報以微笑。他們知道，海希特-塞巴斯蒂安先生已經離開了猶太人區，在布加勒斯特寬廣而絢爛的舞台上自由馳騁，但他們那像藍天一樣永恒的小鎮不明白，既要離開自己的家族，又依然聲稱自己屬於其血統，這種做法意味著什麽。
“你書店裏的字典是錯的！”無所不知的阿裏爾喊道，一麵指向書架。他的意思是，海希特-塞巴斯蒂安沒有使用“流氓”一詞的英語含義，或者過春節的印度人所使用的含義，或者該詞的斯拉夫語義，即“褻瀆者”。阿裏爾意指法語troublion一詞，或如美國人指出的：“麻煩製造者”。
事實上，1935年的小冊子的作者所指的是新流氓主義：傳播流言蜚語、插科打諢和辛辣譏諷的混合物，它們在一種新的使命意義的作用下組合在一起，正如約瑟夫·海希特的另一位朋友伊利亞德在他的小說《流氓》中簡明扼要地闡述的那樣，該書出版於同一年，書店的櫥窗中就有展示。反抗是通向偉大的迷幻的道路上的一次通過禮儀[4]嗎？“生活中隻有一條可預見的道路：流氓主義。”年輕本身就是流氓英雄的載體。“隻有當組織成群體，準確無誤而又整齊劃一地迷醉於一種集體神話時，人類才會獲得自由。”——民兵組織和攻擊部隊，當今世界的羅馬軍團，年輕人因集體死亡的共同命運而加入其中。
“軍團兵們甚至已宣稱，民族主義詩人米哈伊·埃米內斯庫是這個國度的大流氓，是身著綠衫、口唱歌頌十字軍和科德雷亞努上尉的聖歌的殉教者們的神聖先驅！”阿裏爾激昂地咆哮道，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一旦他拋下猶大而轉向自己那些更為蕪雜的混亂思想時，他的聽眾便不再留心他的話語了。
“集體死亡！”阿裏爾叫道，“無論他選擇成為什麽人，是無神論者還是皈依的猶太教徒，乃至反猶主義者，海希特先生都不能逃避流氓們所威脅的那種黑暗。‘內部的災難’，他說。現在，既然他的朋友們正在為襲擊和集體死亡拍手叫好，那麽這正是來自布勒依拉的約瑟夫·海希特的所思所想。不可否認，我們可能是過分的、猜忌的、激動的。但這些祖傳的毛病就夠了，我們不需要新的敵人，我們得自己麵對。有沒有人問過我們，我們是願意要塞巴斯蒂安先生所謂的‘內部的災難’，還是那個軍團兵的災難？”很難說聚集在老阿夫拉姆的書店中的親戚們和親戚的親戚們是否還有人在聽他說話。於是，正如在後來的生活中一樣，阿裏爾更多地是在自說自話。他們可能還在聽，但沒有多少愉悅感，而是對那個天才頗感惱怒，因為他認為他們全都是半昏睡的笨蛋。
由納艾·伊奧奈斯庫作序的塞巴斯蒂安的小說《兩千年》出版於1934年，《我是如何成為流氓的》這本小冊子出版於1935年，與米爾恰·伊利亞德的兩卷本的《流氓》同步——這些出版物全都展示在布杜傑尼的“我們的書店”的書架上。要是他的顧客中有誰感興趣，阿夫拉姆甚至還會訂購法語和德語出版物。他妹妹芬妮的兒子阿裏爾會留意提醒他注意特殊的書名，並總是這些異國讀物的第一個讀者。
《兩千年》這本書不曾讓任何人漠然置之。我在1950年遭遇這本書並非偶然，當時，流氓們的戰爭已經結束，流氓們的和平正在實施中。它是我在姨媽——我母親的姐姐，一位沒受過什麽教育的淳樸女人——的家中找到的三四本書中的一本。我當時大約十三四歲，正在對提爾古·福魯莫斯（t?rgu frumos）的親戚們進行短暫的拜訪，結果出人意料地發現了這本小說的初版，它有著藍灰色的封麵和斜體字。無論是社會主義出版社還是公共圖書館都不敢倡導這樣的標題和主題。但在布杜傑尼的書商的另一個女兒的家中有這本書，它是過去時光的紀念物，又是新時代的指路燈。我姨媽麗貝卡是那些聽表兄阿裏爾攻擊海希特-塞巴斯蒂安的冗長演說的人中的一個，這位作者本人會用“流氓”一詞攻擊所有人，包括他的那些攻擊過他的猶太同胞。“他有權說出他想要的。但死亡——他怎麽能與死亡做交易？”阿裏爾叫道，“心思縝密的海希特-塞巴斯蒂安不願意冒犯自己的導師，接受了那個軍團兵的序言，結果，有了它，他的死亡得以宣判。而且，由於像以前一樣心思縝密，他還宣稱自己是個流氓，以此來回應那些流氓們。僅僅是諷刺？好吧，那是他的事。但死亡……死亡的禮拜式？死亡的迷境，死亡的寒冷與黑暗？這些可不是開玩笑，海希特-塞巴斯蒂安更應當知道這一點。正是在此，諷刺本身中止了行動。我們應該如何應付軍團流氓，應付被死亡的魔力神聖化的死亡的英雄？塞巴斯蒂安先生，這位無神論者，這位被同化的羅馬尼亞公民，應當早就意識到了所有這一切。”麗貝卡姨媽為我這個初出茅廬的13歲的共產主義者解釋說，其實，“我們培育生命而非死亡。《舊約》一而再、再而三地宣稱，生命是獨一無二的，不可重複的，無可衡量的。”這一急迫的副歌氣得人七竅生煙，而它的反麵不隻是令人發瘋。我們太了解死亡的禮拜式會導致什麽了，麗貝卡姨媽提醒我。具有遠見卓識的阿裏爾是對的。我外祖父一家——布朗斯坦家族——以及集鎮上的其他所有家庭，隨著旋風、騷動和被稱作生活的蜂箱的嗡嗡聲而搖擺不定，他們似乎對阿裏爾所引述的海希特-塞巴斯蒂安的至理名言“將反猶主義變為觀念”毫無興趣。可是死亡的寒冷與黑暗……這樣的詞匯不會受到輕描淡寫的對待。
在這樣一個小集鎮，鄰裏關係以及與權威人士的關係是友好和睦的。農人會來老阿夫拉姆這裏就法律甚至宗教問題向他請教，或是借一小筆錢。這家人像愛女兒一樣愛著瑪麗亞，也就是書商從街道上撿回家的那個孤女，大家把她當家人一樣看待，她也快樂地留在這個家中。瑪麗亞絕無可疑之處，但他們周圍的一切，在書籍中，在報紙上，在顧客的眼睛中，猜疑正在不斷增加。你不得不小心警惕，極其小心警惕。
書商阿夫拉姆對這些祖傳的強迫症始終保持著一種和顏悅色、心存懷疑的超然態度，仿佛莊重與虔誠可以阻擋邪惡似的。然而，他最小的女兒，也就是我母親，對任何令人懷疑的征兆都會迅速做出反應。麗貝卡姨媽讓我記起這些細節，我從家族傳說中對它們已耳熟能詳。
馬爾庫，也就是來自伊特卡尼的會計師，我未來的父親，在與任何人相處時都始終泰然自若，友好和善，小心謹慎。他沒有多少朋友，但他也沒有敵人。他與形形色色的同事們打交道時都輕鬆自如，盡管他在自己的親戚中間覺得更自在。他的非猶太朋友紮哈利亞總讓他不知所措，此人堪稱當地的唐璜，一味逍遙自在，喜歡參加聚會，與女人打情罵俏，打獵騎馬，終其一生都唇帶微笑，帽子俏皮地斜扣在腦門上。他們的友情一直牢不可破。馬爾庫無論如何也無法想象紮哈利亞會對狂熱的口號和口唱聖歌的軍團兵產生任何興趣。
1935年，老阿夫拉姆對阿裏爾熱烈呼籲的小心謹慎毫不在意。對他而言，敵意和危險是萬事萬物的自然規律的一部分。既然它們是不可避免的，也就不必為它們憂心忡忡。你必須認真履行日常的工作，接受周圍的蠢事和苦楚，就這麽回事。人們始終記得一個和藹可親、體麵端莊的人——別無他樣。畢竟，阿裏爾因其紮眼刺目的衣著和誇大其詞的宏論為自己贏得了令人可疑的狼藉聲名。除了塞巴斯蒂安的醜聞，或將內部與外部災難間的對峙理論化外，這家人還有其他事要關心。由於他們全神貫注於婚禮計劃，他們的日常生活便被其他的想法所主宰。事實上，準備工作的緊張忙碌讓他們想起，他們在這個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生活得如魚得水。確實，他們沒有像約瑟夫·海希特那樣出生在多瑙河畔，但布克維納的山崗也不會被嗤之以鼻。他們對自己祖國的熱愛一點兒也不亞於約瑟夫·海希特-米哈伊·塞巴斯蒂安，沒打算也沒有時間去把微言瑣事之類的東西哲學化——阿裏爾最近就沉迷在微言瑣事之中。
很正常，微言瑣事也許會被看作令人愜意的東西：它們具有迷人的甜美與天真。隻有滑稽可笑的阿裏爾，也就是書商的外甥、新娘的表兄，才可能認為它們是惡兆。它們滴下毒液，隻能暫時受到控製而隱而不發的毒液。微言瑣事可在完全出乎你意料的情況下招致災難！“在這裏，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沒有什麽是不可調和的。”那年輕人朗誦著引自塞巴斯蒂安的語句。阿裏爾什麽事都全盤吞下，什麽事都記得一清二楚，隨心所欲地歪曲詞義。“逃避”，這正是他對此種做法的稱謂。逃避！這個詞找到了一位聽眾，它激發了信任。宿命論，幽默感，快樂主義與憂鬱煩惱，腐敗墮落與奔放的激情，都在扮演自己的角色，激動的阿裏爾聲稱，其方式正是生存的超級技巧：逃避。這就是他帶著他那慣常的輕蔑和傲慢神情所一再重複的。可有誰在聽呢？他的聽眾們沉浸在準備婚禮的喜悅中，覺得他們沒有理由拒絕快樂，或奔放的激情，或對自己命運的信心，以及被年輕氣盛的阿裏爾所抨擊的一切。
1934年這個所謂的流氓年一直是快樂的，那麽為什麽接下來的一年會有所不同？書商最喜愛的女兒風華正盛，快樂充溢在整個家庭，興高采烈的情緒讓人想到，這個他們世代居住的地方並不比其他任何地方差。風景與人物，氣候和語言——全都為他們所有。他們與鄰居相處和睦。災難？沒有什麽特殊的理由去懷疑人們瞧你的眼神，或對這個古怪的世界怒不可遏：畢竟，與他們有著相同宗教信仰的人也並非聖徒。偶爾，他們甚至納悶，不知邪惡是否可能不存在於他們自身，盡管他們所到之處，似乎都在吸引敵意。
生活真的必需毒藥的振聾發聵的力量嗎？雖說通常經過稀釋，而且幾乎不存在，可它總是準備在突如其來、令人恐怖的爆發中噴湧而出，將那些甜美的小東西——昨日溫和的微言瑣事——擊得粉碎，並預示著災難的到來。這正是滑稽的阿裏爾所做的，將眾多的名字與引言擲向他們，旨在提醒他們其自身已不再留意的陷阱。“就連托爾斯泰也聽任自己遭人愚弄。在羅馬尼亞短暫逗留期間，他欣然接受了這裏的一切。該地及其居民的迷人之處……這位年高德劭的賢人煥發了青春，變得年輕爛漫。”年輕的阿裏爾學著教皇的口吻說道。阿裏爾，書商的外甥，他居住在布哈西（buhusi）的妹妹的兒子，輕率狂妄的阿裏爾，頂著一頭染成藍色的頭發，朗誦著蘭波[5]的詩句，能夠每隔一周便走上二十五公裏的路程，前來與自己的姨父基法·雷米爾下棋，對亞博廷斯基和即將來臨的地中海地區的猶太人狀況發表熱情洋溢的演說——這是個認為自己比海希特—塞巴斯蒂安處在更優越位置的人。“同化？為何而同化？”那年輕人怒吼道，“為了變得像其他所有人一樣？事事都和諧一致？我們生活在一個對一切都兼容並蓄的國度嗎，就像那位布加勒斯特的作家所聲稱的那樣？”他似乎並不在意，舅舅阿夫拉姆臉上掛著消遣的微笑，或是阿夫拉姆的女兒聽得過於聚精會神，所以實際上並沒在聽。
“假如我們一直以來僅僅是像這些人，像那些人，或像其他人，我們會存在這麽久嗎？五千年！不是兩千年，就如那位布加勒斯特的紳士所認為的那樣！讓我們瞧瞧流氓先生將證明他與自己那些流氓朋友是如何和諧一致的！”老阿夫拉姆及其女兒，演說者本人，就連可憐的內森，也就是那位不知自己該喜歡斯大林還是托洛茨基的信仰共產主義的裁縫——他們似乎都比那位遭到同化的塞巴斯蒂安處於更優越的位置。當然，拉比約賽爾·維基尼特澤爾，該鎮的精神領袖，也處於一個比海希特-塞巴斯蒂安更清醒和優越的位置。他們的家是幻境！家的幻境是塞巴斯蒂安先生不再擁有的東西。
布朗斯坦家族在1934年那個流氓年很快樂，在將舉行婚禮的1935年和他們的後代將要出生的1936年也很快樂。在布杜傑尼鎮，這幾年並非如塞巴斯蒂安、他的批評者阿裏爾以及報紙所廣泛宣稱的那樣，是流氓年。流氓時代正在向我們逼近，或者不如說，它們已經抵達此地，老阿夫拉姆從車站背到自己位於布杜傑尼的書店的羅馬尼亞語、意第緒語、德語和法語報紙稱。雖說到處都沉浸在褻瀆辱罵的病態的喜悅中，可在那個東歐小集鎮，書商一家仍過著快樂的生活。
如果在那個流氓年之後的半個世紀，我能夠問問那位中國聖人，在我出生的前一年，我是個什麽樣子，他可能會報以老生常談。他可能會告訴我我已經知道並在隨後得到證實的東西：僅僅作為一種假設，作為非現實性，你隻能擁有你在後來的現實生活中的長相。例如，我無法成為猶太裔羅馬尼亞人安娜·波克爾[6]，也就是那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明星，她離開了猶太人區，徑直穿過了無產者國際主義的紅色大門；我也成不了世間的猶太裔羅馬尼亞人尼庫·斯坦哈特[7]，皈依東正教，甚至軍團主義；我甚至成不了阿夫拉姆或他的女兒珍尼塔·布朗斯坦，最不可能成為拉比約賽爾，他們聰明的顧問。同理，我不可能成為他們桀驁不馴的親戚，也就是那位支持猶太複國運動的阿裏爾。有可能的倒是，在1935年，即我出生的前一年，我是流氓塞巴斯蒂安——而且50年後，50年以後的10年後，再過10年後，以及所有那些年間，我都將是流氓塞巴斯蒂安。
但在1950年的那個周六，我對此一無所知，當時，我是個共產主義少年先鋒隊隊員，正坐在我姨媽位於雅西[8]附近的提爾古·福魯莫斯的黑暗房屋的小房間裏，輪到我打開《兩千年》這本書。
在1935年，我外祖父和我未來的父母同樣沒有意識到那中國筆觸在模糊難辨的天空上繪下了何物，這天空睡意蒙矓地罩在布杜傑尼之上，處於暴風雨到來前的寧靜中。他們完全沉浸在準備婚禮的喜悅中——誰能夠為此而指責他們。他們忙著草擬名單、菜單、服裝目錄和演說詞，將複雜的計算核對了又核對。龐大的計劃正在得到精細的討論：怎樣租下位於糖廠附近的伊特卡尼的藥劑師的房子，以供那對年輕夫婦居住，而且家裏要有布朗斯坦家的善良仙子瑪麗亞的房間；買什麽樣的新家具；如何應對最近的一起訴訟所帶來的債務，書商因這起訴訟而失去了自己的房子。書商阿夫拉姆·布朗斯坦不富裕——盡管他從早到晚地辛苦工作——可一場婚禮畢竟是一場婚禮，而且它將得到書的讚美。客人名單數量不斷增加：來自博托沙尼、法爾提西尼和雅西的阿夫拉姆及其妻子的兄弟姐妹，他們全都會帶上自己的兒子女兒、孫子孫女；來自法爾提西尼、羅曼（roman）和福克撒尼（focsani）的新郎的父母、姐妹和兄弟，以及他們自己的兒子女兒、孫子孫女；鄰居，朋友和官員——市長，警察局長、法官博斯科亞努，獸醫馬瑙留；公證人杜米特雷斯庫；甚至令人難以忍受的韋克斯勒，此人是書商的競爭對手，從不放過對自己的競爭對手暗施冷箭的機會。有數不清的事情要與人商量，這主要由新娘本人來完成，商量的對象包括廚師舒拉——一位操辦婚禮的行家裏手——攝影師巴爾特費爾德，還有無價之寶萬達·沃斯洛威茨，即那位裁縫。實際上，新娘事必躬親，表現出無與倫比的旺盛精力，並且難以取悅。沃斯洛威茨太太已經將新娘禮服反複做了三遍。這位波蘭裁縫是個大塊頭的女人，一副堅定不移的神情，此時還未得到她晚年的一身贅肉和急躁脾性，等到了晚年，隻有她那鋼青色的眼睛、精巧的手指和嘶啞的聲音會讓她回憶起年輕時的自己。當時，就像後來那樣，她因無理的要求而氣惱不已。然而，她無法拒絕一位忠實的老顧客，這位顧客讓她有過那麽多的成就感，而且，她不得不承認，這位顧客因其對新設計的創新建議而多次得到她的賞識，她從中獲得了靈感，天知道這些靈感來自何方，也許來自於她自己無窮無盡的好奇想象。她甚至設法弄到了一本時尚雜誌《時尚》（modisch），是從切爾諾威茨訂購的。衣服的顏色、麵料、零碎的搭配，這些全都得比平日更加別出心裁。此刻所需的是冷靜的優雅，而不是平常那種下裏巴人的全套裝備。
沒有時間去爭論猶大的痛苦。生命，而非死亡，現在主宰著舞台。然而，死亡正蓄勢待發，積聚複仇的火焰，時刻準備著，隻要輪到它出馬，就將大展身手。
[1]法語，意指小說以其內容醜惡引起公憤和震驚而獲得的壞名聲。
[2]布勒依拉（brǎ），羅馬尼亞縣名。
[3]即《我的奮鬥》，阿道夫·希特勒的自傳，於1925年7月18日出版。
[4]通過禮儀（rite of passage），人類學用語，指為人生進入如出生、命名、成年、結婚、患病、死亡等新階段而舉行的儀式。
[5]蘭波（arthur rimbaud，1854—1891），法國19世紀象征派詩人。主要詩集有《地獄的一季》《靈光集》。
[6]安娜·波克爾（ana pauker，1893—1960），曾任羅馬尼亞共和國政治局委員、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羅馬尼亞外交部部長。
[7]尼庫·斯坦哈特（nicu steinhardt，1912—1989），羅馬尼亞作家。代表作有《快樂日記》等。
[8]雅西（iasi），羅馬尼亞東北部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