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總會獲準進入的。”那位布魯克林的教授說，“鑒於具體情況，這是個例外，而上帝總是會為你製造例外，相信我。”我可以接受這樣的假設，但這不是有關我的假設。它關乎在那裏等我的人——以及上帝，假如他竟存在的話，會清楚地知道那人是誰。我之所以渴望按照他的規矩行事，隻因為在那裏等我的婦人過去一直都恪守這些規矩。
正是基於這個原因，我才會打電話給猶太人喪葬自由協會和猶太教會服務機構，以及位於阿姆斯特丹大街和第六十九街的當地猶太教會堂。每個地方的回答都簡短幹脆，如出一轍：“給你的拉比[1]打電話。”我沒有機會說明，我沒有拉比，也不屬於哪個猶太教會堂，我想知道的隻是，在逾越節那一周，是否允許人們探訪猶太人的墓地。即使像我這樣的人，永遠不屬於某個猶太教會堂，而且不屬於任何地方，也有權獲得此類信息。最後，我打電話給那位布魯克林的教授，我曾向他介紹過齊奧朗的作品。我問這位熱愛虛無主義的悖論的無神論者，他是否可能認識一位拉比。
“當然。我的朋友，拉比所羅門契克。”
我向自己的聽眾解釋了我的兩難境地，一麵心存疑竇，不知道他是否同意我將他本人安置在上帝的立場上，因為他根本否認上帝的存在。
“你說得沒錯，”我向他保證，“我可以爬過位於蘇恰瓦（suceava）的墓園——我家鄉那神聖的地界——的籬笆。我還沒有老到爬不過去的地步。但我不想破壞教規，無論如何，這一次不想。如果不允許進入，我將留在那裏，在墓園門前，直到我死去，就像卡夫卡的主人公一樣，與教規來個麵對麵。但首先，我必須了解教規是怎麽說的。肯定會有關於例外狀況的規定，但我必須知道教規是怎麽說的。你明白我的意思。教規！我需要一位拉比。”
“我可以打電話給所羅門，”我的布魯克林的朋友說，“我這就打。他應該知道，此人無所不知，絕對是無所不知。”
事實證明，那位拉比的確無所不知，隻有其他幾件事除外。他宣布：“在逾越節那一周的頭兩天和最後兩天進入墓園是遭到禁止的。在這中間可以進入。”我麵前就有日曆，於是記下了日期：逾越節的頭兩天將是1997年4月22日和23日，即猶太教曆5757年尼散月[2]的13日和14日。最後兩天是4月28日和29日，即猶太教曆5757年尼散月的21日和22日。這將留給我四天時間，足以達成我的目的。然而，那位拉比又補充了些教規之上和之外的東西。聽說我要去的是羅馬尼亞，他覺得他可以讓自己產生一絲懷疑。那位以傳遞聖賢智慧為己任的中間人無法掩飾自己的困惑。
“你能想象會有這等事嗎？當那位拉比聽說是羅馬尼亞，‘啊哈，’他說，‘羅馬尼亞？羅馬尼亞？那我就不敢肯定了。他必須問問羅馬尼亞的人。’他就是這麽說的。你能想到從阿留沙·所羅門契克口中會說出這樣的回答嗎？”
阿留沙肯定是位賢人，我不得不承認。第二天，星期五，我打電話給我在布加勒斯特的基督徒朋友。
“難道你在紐約找不到此類信息嗎？”我的前同胞驚愕地問。
“我可以。拉比向我解釋了教規，但當他聽說我要去羅馬尼亞……”
我的朋友瑙姆（naum）——綽號金頭腦——大笑起來。我可以聽到他在布加勒斯特那一頭笑得咯咯的。“妙啊！我沒想到你們在紐約還有這麽聰明的拉比。”
“我們當然有。美國什麽都有，但美國拉比覺得，他不能對羅馬尼亞猶太人表示任何權威性。周日早晨——猶太人周日上班，所以這樣做沒什麽問題——請你打個電話，找出相關的規定，特別是蘇恰瓦的規定，然後告訴我。”
自然，周日我得到了答案。
“一位好心的女士給我提供了所有必要的信息。”金頭腦報告說，“我要求她把所有的話都重複一遍，以便我能把它全部記下來。原話如下：墓園在4月22日至29日間關閉，禁止入內。它將在30日重新開放。那將是——我現在讀得很仔細——尼散月——這個詞你是怎麽發音的——的23日，我重複一下，就是4月30日。所以4月30日是逾越節後的第一天，到那時，進入墓園是允許的。”
我陷入沉默。我的朋友不知道這是對拉比所羅門契克的讚頌，還是對布加勒斯特的那位好心的猶太女士的褒揚，或者，也許它有著完全不同的意味。
“有什麽問題嗎，說話啊。這樣一來，你將不得不多待兩天，這不是什麽大事。那樣的話，我們就可以好好地促膝長談了。總之，急什麽？想想吧，我們已經10年沒見麵了，老天啊！”
事實上，我們已經將近11年沒見了，但金頭腦瑙姆在一件事情上是對的：墓園不是問題之所在。真相是，我根本不想進行這次旅行。我想讓某個人，最好不是我自己，來對我的神經衰弱症做出解釋。比這更理想的是，我能夠同時應付神經衰弱症和這次旅行。我需要一個簡單的解釋，像“你不想回到那個把你踢出來的地方”之類的。我需要一枚適用於各種可能的售貨機的硬幣。你把它塞進去，三明治、蘇打汽水或擦拭眼淚的紙巾就會冒出來。但我得到的都是些可憐的陳詞濫調：“1941年秋，你5歲，你在運送牲畜的火車上醒來，旁邊擠滿了鄰居、親戚和朋友。火車載著你駛向東邊，伊甸園的東邊。”是的，我知曉所有那些冗長的陳述，它們在電影和演說中，在募集資金的晚宴上，以回憶的名義緩緩道出，並分發給後世。我所需要的是由一個客觀的聲音做出的簡明扼要的總結：“1945年，當戰爭結束時，你是個9歲男孩，你不知道如何應付你新獲得的幸存者的頭銜。隻有到了50歲，在1986年，你才最終明白了幸存的意思。你又一次離開，但這次是向西，‘決定性的啟程’——當時這個短語被用於此類告別——‘目標是西方’。”
那個客觀的聲音發出風趣的笑聲，卻增加了言辭的力量：“但與此同時，你已經找到了一個家——語言。”
一個“填隙的”家，那個聲音咕噥的就是這個嗎？不，隻是“家”——“填隙的”聽上去太自命不凡了，盡管它極其準確地傳達了個中含義。接下來是耳熟能詳的陳詞濫調：“幸存者，外僑，治外法權者，反黨分子……畢竟，語言就是你的家，不是嗎？”是的，我知曉這樣的敘述。“5歲時，你第一次遭放逐，因為一個獨裁者及其意識形態。50歲時，你第二次遭放逐，因為另一個獨裁者及其截然相反的意識形態。一場鬧劇，不是嗎？”
我可以認可那種簡單化的總結，盡管它沒能包含希望的陷阱，徒勞無益的教育。隔離的特權是什麽？“遭排斥是我們唯一擁有的尊嚴。”流亡的齊奧朗不斷重複道。排斥，是特權和公正？在剛剛步入老年時，放逐提供了剝奪方麵的終極教訓：為最終的漂泊無根做好連根拔起的準備。“1982年，你是個治外法權者，是黨的敵人。10年後，現在，你是個流亡者，你變成了一個貨真價實的治外法權者，就如現在消失得無影無蹤的黨本身。”喬爾馬尼亞的報紙一直在向其遭放逐的兒子獻殷勤：“叛國者”，“耶路撒冷來的侏儒”，“半人”。確實，祖國不曾忘記我，也不允許我忘記它。我的朋友們花了大筆的郵資從大洋彼岸向我發送來這些頌詞，一年又一年，一季又一季。1996年，新興的愛國者們要求“消滅飛蛾”——一種卡夫卡式的簡潔表述，指的是遭到鄙視的蟑螂不知怎的變成了飛蛾，漂洋過海地流亡到了天堂。為什麽我不能自己構思此類愛慕之語呢？為什麽我要把它留給掮客？“你與祖國對峙，是出於對絕望的需要，出於對更加不幸的渴望。”齊奧朗在他的一出獨角戲中說。
但仇恨不是我的職業。我將很高興將它留給別人去發泄，任何人，包括祖國。我滿足於將那沸騰的熔岩拋在了身後。1989年後，拒絕所有訪問羅馬尼亞的邀請並不太難。然而，現在，我發現，要拒絕與巴德學院的院長一起前去那裏的邀請很難，院長還是位音樂家，他被安排在布加勒斯特指揮兩場音樂會。巴德學院一直是我在美國的東道主。因此，我自然應該成為他在布加勒斯特的東道主，至少是幾天。這種10年前想都不敢想的機會本應是快樂之源。它不是。
1996年，當我初次聽說那計劃中的旅行時，我聳了聳肩，並給出了我認為自己無法進行那次旅行的理由。但利昂·波特斯坦不會接受“不”的回答。1997年冬，他的論點被賦予了新的推動力。“政治狀況正在改變，羅馬尼亞正在改變。假如你最終還是會回去，也許現在回會比較好。你會有個朋友與你一起去。”我離開祖國已經遲了，雖然並沒有真的打算離開。我不準備與那個曾經的自我重逢，或是與那個我已經變成的人調換角色。1990年春，在烏托邦及其小醜倒台後，我有了一次遲到的頓悟。事情發生在巴黎書展（salon du livre）的一次文化討論會上。羅馬尼亞代表團頭一次不是由通常的那些文化政客組成，而是由真正的作家組成。那是一次情感的團聚，載滿了鄉愁。然而，一會兒工夫之後，我感覺到那種病態的恐懼的顫抖。我莫名其妙地流汗不止，遭到某種深層的、暗藏的、隱晦的東西的襲擊。我不得不走出去，使會堂陷入一片混亂。我的前同胞們一直禮貌友善，隻是多少有了點兒改變，仿佛從先前將我們聯係在一起的糾葛中解放了出來。像我這樣生活在流亡中，身處本鄉本土之外，我就像個背著羅馬尼亞語言外殼的蝸牛。那是種誹謗性的欺詐嗎？在所有人當中，偏偏是這個“治外法權者”，他能夠向世界準確描述羅馬尼亞文化嗎？“在你與世界的鬥爭中，你必須站在世界一邊。”這是卡夫卡的建議。我曾留意過他的勸告嗎？
利昂堅持不懈。我聽見自己在說：“也許。”然後是：“我們到時看吧。”“可能吧。”“我會考慮的。”我無法習慣於那種主張，但我正漸漸回過神來。終於，我給出了一個雖然膽怯但清晰可聞的回答：“行。”一麵確信我很快就會反悔。我沒有。我必須最終打破鎖鏈，或者別人這樣告訴我。隻有回去一次，無論快樂還是不快樂，才標誌著最終的了斷，使我獲得解放。這類口號，或者一次情感的調解宴會，一次“文化”午餐（在宴席上，我也許會發現自己佩戴著紅綠相間的緞帶，因我對祖國的海外名聲的貢獻而受到傑出養老金領取者協會的嘉獎），是否真的會對我有所幫助？在享用了一以貫之的辣味香腸、啤酒和一以貫之的玩笑和擁抱之後，我接下來會在命運的閃電襲擊之下暈倒在地，那是最終得到承認的印記：在祖國得到認可。你終於得到了認可，過去的症結已經解決。你不必證明那隻是你祖國的問題：進行一場表演以愚弄整個世界。不，你不再需要證明什麽……我幾乎可以聽到金頭腦的聲音在我的耳邊低語。就在這時，突然間，電話鈴聲將我從半夢半醒之間驚起。
時間是早晨6點，電話另一頭的聲音不是我愛開玩笑的老朋友的，而是我童年和青少年時代生活的城鎮蘇恰瓦的某個人的。那是個禮貌而溫和的聲音——蘇恰瓦商業銀行行長的聲音。聽說我即將返回羅馬尼亞，因此他有責任滯後地通知我，去年冬天，布克維納基金會授予了我文學獎。我家鄉的市民會很榮幸，假如……蘇恰瓦！布克維納！從集中營回來後，我是在那裏重生的，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它。我有可能在沒有任何慶典、沒有電視或公開場合的情況下領取獎金嗎？行長向我保證說，慶典一年前就在我這個美國獎金獲得者不在場的情況下舉行過了。蘇恰瓦的銀行家似乎不擅長談論文學事宜，但他在履行自己的職責，用他那我如此熟悉的柔和方言催促我接受“微不足道的”獎勵。“微不足道”這個詞以及講話者的名字卡卡（cucu）贏得了我的心。不過，我還是堅持確立鐵的原則——不接受采訪，不在公眾場合露麵。畢竟，旅行的正當性已經得到確認——蘇恰瓦的墓地。說實話，我甚至對那種慰藉也不曾有所準備。
1986年秋，在離開羅馬尼亞之前，我從布加勒斯特乘了八個小時的火車前往蘇恰瓦，進入布克維納的心髒所在，進行我最後的告別。我一走進車廂，就毫不費勁地認出了我的旅伴，一個穿西裝打領帶的矮壯男人，膝上放著公文包，全神貫注地看著一張黨報。毫無疑問，他就是那個將陪伴我前往目的地的“影子”，還可能一直與我如影隨形，直到我安全回來。那是在11月，一個寒冷、灰暗的日子。那幾年，羅馬尼亞正陷入一種世界末日的氣氛之中，很顯然，在這種氣氛中，我青年時代曾經熱鬧繁華的小鎮也變得步履維艱。人們顯得無精打采，沉默寡言。你可以從他們幹枯的、皺巴巴的臉上，從他們緊張的問候中，甚至從最普通的交流中，讀到悲傷、痛苦和鬱積的憤怒。我的“影子”或他可能的替代者潛伏在何處，戴著怎樣的麵具，這一點兒也不重要。被監視者和監視者顯然都同樣被判在他們毫無指望的世界中慢性中毒。我並不期待令人愉悅的驚喜，全國各地的情形都如出一轍。然而，蘇恰瓦似乎滲透著一種葬禮的悲哀，這隻能加重我遊移未定的離去的負擔。我千方百計地希望能夠減輕那種負擔。我試圖將注意力集中在有趣的方麵，將日常事務的陰沉細節變成玩笑成分，但這毫無用處。所有的談話都會回到老路上，不是回到無處不在的悲慘、恐怖的狀態中，而是回到我來訪的理由上。我無法讓正神情沮喪、麵帶懷疑地聽我說話的我的老邁雙親相信，我的離去隻是一次暫時的分離。
在重返布加勒斯特的前一天，我施以安慰的天真努力遭到了反駁。那天早晨，我還躺在床上，我母親便被領進了我的房間。在過去的一年中，她的狀況每況愈下。她雙目失明，隻能在別人的攙扶下才能行走。
我父母住在一個社會主義風格的街區的小公寓，有一室一廳兩個房間。我母親睡在客廳的長沙發上，負責照料房子的女人睡在旁邊的帆布床上。我父親占據了臥室，在我來探親的短暫時間內，我與他都睡在這間屋子裏的同一張床上。早晨，我們都在客廳裏吃布克維納式的早餐，kaffeemit milch[3]，其他所有的日常活動也都在客廳進行，包括吃飯、串門、閑談。
她沒有像往常一樣等到吃早飯時再與我說話，而是想趁我父親去了市場或猶太會堂之時早點兒見我。她想在沒有目擊者的情況下與我單獨談談。她敲了敲門，然後在幫她的人的攙扶下猶豫不決地走了進來。她的心髒狀況顯然已耗幹了她弱不禁風的身體的能量。她在睡衣外麵套著件浴袍，腳上穿著我從貝爾格萊德買來作為禮物送給她的拖鞋。那厚厚的浴袍令人驚訝。她終其一生都在抱怨覺得熱。現在，她似乎總感到冷，一心想著保暖問題。
在看護者的攙扶下，她來到我的床邊。我向那女人做了個手勢，讓她幫母親坐在床邊。那女人剛一退出，母親便開始滔滔不絕說起話來。
“我要你答應我一件事。我要你來參加我的葬禮。”
我不想進行這樣的談話，但時間如此有限，我可不能挑起爭論。
“我覺得你的這次離開與以往不同。你不會回來了。你會把我孤零零地留在這兒。”
1982年，她曾與我一起住在布加勒斯特，當時，一份發行量很大的官方報紙宣布我是個“治外法權者”。她知道那不是讚美。她也知道，“黨的敵人”和“世界主義者”這些詞也不是稱讚之辭。當一個朋友打電話來問我家的窗戶是否被打碎時，她正與我在一起。對於這樣的征兆，她通常比我看得更明白。沉默中，我們知道，那些警告激活了我們心底的何種記憶。
我打斷她，再次向她說起我前幾天一再對她說過的話。她專心地聽著，但沒有絲毫的好奇。這些話已是老生常談。
“我希望你答應我，萬一我死時你不在這兒，你會回來參加葬禮。”
“你不會死的，說這話毫無意義。”
“對我來說有意義。”
“你不會死的，我們別說這個了。”
“我們必須得說。我想要你參加葬禮。答應我。”
我隻能給她相同的回答：“我對回來的事一無所知，我還沒有做出任何決定。假如我獲準去柏林，那麽我會在那裏待上半年一年的，這要視獲準時間而定。我還沒有德國方麵的消息。誰知道呢，信也許正躺在某個檢查員的抽屜裏。不過我聽到我已獲批的謠傳。什麽都沒有確定，隻不過是些謠傳而已。”
她重複著她唯一的請求。最後，我心虛地堅決告訴她：“我不能答應。”
她似乎突然間委頓了下去。“這就是說，你不會來了？”
“這說明不了任何東西。它說明你不會死，說這話毫無意義。”
“誰都不知道何時會死，以及怎樣死去。”
“完全正確。”
“這正是我們談論它的原因。”
“誰都不知道自己將來會發生什麽。我不知道我可能會遇到什麽。”
“我隻是想讓你答應。求你了，答應我，我想讓你來這裏參加我的葬禮。”
“我不能答應。我就是不能。”我隨後想也沒想地又加了一句：“再說這並不重要。”
“對我來說很重要。”
話說到了盡頭，沒什麽可說的了。但我竭力想繼續下去：“即使我真的沒來參加葬禮，我也仍舊在這兒，無論我在哪裏。你務必要明白這一點。請記住這一點。”
我無法開始猜想那個回答是否讓她滿意，而且我將永遠也無從知曉這一點。1986年11月後，我再也沒有見過她。她死於1988年7月，當時我已經到了美國。她死後一個月，父親才通知我——不是因為他想減輕我參加葬禮的職責，而是因為他知道，假如我回來，我將永遠不被允許再離開。他還想讓我免去不遵守傳統的七日喪期的規定的罪名，他懷疑，不管他的兒子多麽痛苦，還是無法遵守這些規定。
1989年夏，父親在81歲高齡時離開羅馬尼亞遷居以色列之前，在一封信裏向我描述了母親生命中最後幾個月中的情況。因為隻要我還留在德國，她似乎就能堅持活下去，唯一的原因是她也許會收到我的消息。無論是信件和頻頻打來的電話，還是寄來的含有食物和藥品的包裹，都不能讓她獲得平靜。實際上，它們僅僅證實了如她所見的那不可避免的分離。我前往美國的消息最終粉碎了她的幻想：我也許還會回來。再沒有什麽人或什麽事能讓她繼續掙紮下去，再沒有什麽希望了。不久後，她的頭腦開始糊塗起來。攙扶她變得很難，哪怕是去浴室的幾步路。一天，她摔倒了，你得費很大的力氣才能把她那虛弱僵硬的身子抬起來。那個曾經快言快語的她變得又聾又啞，完全忘記了周圍的一切。當她開口說話時，則是處於一種恍惚迷離的狀態中，說的都是她的父親和我，時常將我倆混為一談。她相信我們就在觸手可及的地方，擔心我們回家遲了，或者我們沒有告訴她去了哪裏。有時她會說自己被殺了——凶手的名字是馬爾庫和瑪麗亞，不知怎的，這似乎並不奇怪。她會產生抵抗的短暫痙攣，但不久就累了，重新陷入睡眠所帶來的微薄的安寧中，隻有同一種擔憂會打破這種安寧：我的兒子在哪裏，父親阿夫拉姆在哪裏？這種夢境狀態總是以同一種模式出現，並且來得毫無征兆，而接下來的事情也如出一轍：溫和地滑入有治療之功的非現實的寧靜之中，現在，那將是她真正的家。“他們回來了嗎？那孩子回來了嗎？父親在哪裏？還在鎮上，還在鎮上嗎？天黑了……”她不會放這兩個幻影走，即使是在她似乎已經放棄了大多數其他的人和事的時候。
她死後，她開始在縈繞不去的怪夢中來探訪我。我有時也能感覺到她的存在，在那些我在流浪生活中尋找棲息的無名居所中。氣氛會突然發生改變，我感到一種奇特而溫柔的擁抱，昔日的溫柔的精靈扇動著翅膀掠過我疲憊的眼瞼和前額，以一個溫柔的擁抱落在我的肩頭。
在我重返羅馬尼亞之前的那一周裏，我又見到了她。我們一起在布加勒斯特的街道上散步。她同我談及享譽全國的詩人米哈伊·埃米內斯庫[4]，並說如果能夠與我重逢，她該多麽開心。她很活躍，全神貫注於那些似乎會給她帶來愉悅的事，但那主要是為了取悅我。突然，她跌進了人行道邊的一個壕溝中，就是工人們維修下水管道的那種通風井。事情發生得太過突然，我來不及抓住她。但她抓住了我的胳膊，她蒼老、沉重的身軀懸掛在深坑之上，而我則趴在人行道上，左手抓著她，好使她不至跌入深淵。我的右手摳著人行道邊緣，左手抓著她瘦骨嶙峋的手指。我可以感到自己在滑動，我無法支撐她身體的重量，她的身子正絕望地在空中左右搖擺，她蒼白纖細的雙腿在空中無助地踢蹬。
洞底有人在工作。我可以看見他們白色的頭盔，但他們看不見我，聽不到我徒勞的呼救聲。我在竭力尖叫，但發不出一點兒聲音。我在窒息，我可以感到自己的力量正在一點一滴地消失。那隻蒼老的枯手抓著我，正在將我拽進下方黑暗的虛空。我滑向人行道的邊緣，準備要麽擺脫那個負擔，要麽讓自己被拽進無底的深淵，我的母親正在那深淵上方掙紮翻騰。我剛剛才重新找到她，我在與她交談，我無法忍受再次失去她。
不，我不能向那熟悉的觸摸繳械投降。那個念頭劃過我的腦際，讓我感到刺痛，但並沒有給我所需的力量。恰恰相反，我幾乎暈厥，我最後一點兒力氣正在耗盡。不過，我還沒有失敗，事情還沒有結束，我仍在掙紮，盡管我知道這麽做徒勞無益。
我緊緊地抓著那隻抓著我的手，但我可以感到，隨著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那隻手正一點兒一點兒地鬆開。我們一起，滑入了深淵。可是不，事情還沒有結束，我不能放棄……我發出嗚咽，我精疲力竭，我不斷下滑，一寸一寸，越滑越深。我的左手指已經麻木無力，而我幾乎毫無用處的右手也幾乎無法握緊。事情結束了，我正在鬆手，無助地，內疚地。事情結束了，結束了。算了吧，結束了，我再也無法堅持，我投降。隨著我們的墜落，我感到心髒一陣刺痛，仿佛一把尖錐在不斷地刺向我。
我在我位於上西區的熟悉的床上醒來，大汗淋漓，筋疲力盡，垂頭喪氣。我躺在床上，旁邊是被晨光照亮的窗戶。這一天是1997年4月16日，星期三，距我預計重返祖國的時間還有四天。
[1]拉比（rabbi），指猶太教負責執行教規、律法並主持宗教儀式的人員或猶太教眾領袖。
[2]尼散月（nisan），即猶太教曆1月。
[3]德語，牛奶咖啡。
[4]米哈伊·埃米內斯庫（mihai eminescu，1850—1889），羅馬尼亞曆史上最偉大的詩人，被稱為羅馬尼亞詩歌的“金星”和羅馬尼亞文化的象征。
正是基於這個原因，我才會打電話給猶太人喪葬自由協會和猶太教會服務機構，以及位於阿姆斯特丹大街和第六十九街的當地猶太教會堂。每個地方的回答都簡短幹脆，如出一轍：“給你的拉比[1]打電話。”我沒有機會說明，我沒有拉比，也不屬於哪個猶太教會堂，我想知道的隻是，在逾越節那一周，是否允許人們探訪猶太人的墓地。即使像我這樣的人，永遠不屬於某個猶太教會堂，而且不屬於任何地方，也有權獲得此類信息。最後，我打電話給那位布魯克林的教授，我曾向他介紹過齊奧朗的作品。我問這位熱愛虛無主義的悖論的無神論者，他是否可能認識一位拉比。
“當然。我的朋友，拉比所羅門契克。”
我向自己的聽眾解釋了我的兩難境地，一麵心存疑竇，不知道他是否同意我將他本人安置在上帝的立場上，因為他根本否認上帝的存在。
“你說得沒錯，”我向他保證，“我可以爬過位於蘇恰瓦（suceava）的墓園——我家鄉那神聖的地界——的籬笆。我還沒有老到爬不過去的地步。但我不想破壞教規，無論如何，這一次不想。如果不允許進入，我將留在那裏，在墓園門前，直到我死去，就像卡夫卡的主人公一樣，與教規來個麵對麵。但首先，我必須了解教規是怎麽說的。肯定會有關於例外狀況的規定，但我必須知道教規是怎麽說的。你明白我的意思。教規！我需要一位拉比。”
“我可以打電話給所羅門，”我的布魯克林的朋友說，“我這就打。他應該知道，此人無所不知，絕對是無所不知。”
事實證明，那位拉比的確無所不知，隻有其他幾件事除外。他宣布：“在逾越節那一周的頭兩天和最後兩天進入墓園是遭到禁止的。在這中間可以進入。”我麵前就有日曆，於是記下了日期：逾越節的頭兩天將是1997年4月22日和23日，即猶太教曆5757年尼散月[2]的13日和14日。最後兩天是4月28日和29日，即猶太教曆5757年尼散月的21日和22日。這將留給我四天時間，足以達成我的目的。然而，那位拉比又補充了些教規之上和之外的東西。聽說我要去的是羅馬尼亞，他覺得他可以讓自己產生一絲懷疑。那位以傳遞聖賢智慧為己任的中間人無法掩飾自己的困惑。
“你能想象會有這等事嗎？當那位拉比聽說是羅馬尼亞，‘啊哈，’他說，‘羅馬尼亞？羅馬尼亞？那我就不敢肯定了。他必須問問羅馬尼亞的人。’他就是這麽說的。你能想到從阿留沙·所羅門契克口中會說出這樣的回答嗎？”
阿留沙肯定是位賢人，我不得不承認。第二天，星期五，我打電話給我在布加勒斯特的基督徒朋友。
“難道你在紐約找不到此類信息嗎？”我的前同胞驚愕地問。
“我可以。拉比向我解釋了教規，但當他聽說我要去羅馬尼亞……”
我的朋友瑙姆（naum）——綽號金頭腦——大笑起來。我可以聽到他在布加勒斯特那一頭笑得咯咯的。“妙啊！我沒想到你們在紐約還有這麽聰明的拉比。”
“我們當然有。美國什麽都有，但美國拉比覺得，他不能對羅馬尼亞猶太人表示任何權威性。周日早晨——猶太人周日上班，所以這樣做沒什麽問題——請你打個電話，找出相關的規定，特別是蘇恰瓦的規定，然後告訴我。”
自然，周日我得到了答案。
“一位好心的女士給我提供了所有必要的信息。”金頭腦報告說，“我要求她把所有的話都重複一遍，以便我能把它全部記下來。原話如下：墓園在4月22日至29日間關閉，禁止入內。它將在30日重新開放。那將是——我現在讀得很仔細——尼散月——這個詞你是怎麽發音的——的23日，我重複一下，就是4月30日。所以4月30日是逾越節後的第一天，到那時，進入墓園是允許的。”
我陷入沉默。我的朋友不知道這是對拉比所羅門契克的讚頌，還是對布加勒斯特的那位好心的猶太女士的褒揚，或者，也許它有著完全不同的意味。
“有什麽問題嗎，說話啊。這樣一來，你將不得不多待兩天，這不是什麽大事。那樣的話，我們就可以好好地促膝長談了。總之，急什麽？想想吧，我們已經10年沒見麵了，老天啊！”
事實上，我們已經將近11年沒見了，但金頭腦瑙姆在一件事情上是對的：墓園不是問題之所在。真相是，我根本不想進行這次旅行。我想讓某個人，最好不是我自己，來對我的神經衰弱症做出解釋。比這更理想的是，我能夠同時應付神經衰弱症和這次旅行。我需要一個簡單的解釋，像“你不想回到那個把你踢出來的地方”之類的。我需要一枚適用於各種可能的售貨機的硬幣。你把它塞進去，三明治、蘇打汽水或擦拭眼淚的紙巾就會冒出來。但我得到的都是些可憐的陳詞濫調：“1941年秋，你5歲，你在運送牲畜的火車上醒來，旁邊擠滿了鄰居、親戚和朋友。火車載著你駛向東邊，伊甸園的東邊。”是的，我知曉所有那些冗長的陳述，它們在電影和演說中，在募集資金的晚宴上，以回憶的名義緩緩道出，並分發給後世。我所需要的是由一個客觀的聲音做出的簡明扼要的總結：“1945年，當戰爭結束時，你是個9歲男孩，你不知道如何應付你新獲得的幸存者的頭銜。隻有到了50歲，在1986年，你才最終明白了幸存的意思。你又一次離開，但這次是向西，‘決定性的啟程’——當時這個短語被用於此類告別——‘目標是西方’。”
那個客觀的聲音發出風趣的笑聲，卻增加了言辭的力量：“但與此同時，你已經找到了一個家——語言。”
一個“填隙的”家，那個聲音咕噥的就是這個嗎？不，隻是“家”——“填隙的”聽上去太自命不凡了，盡管它極其準確地傳達了個中含義。接下來是耳熟能詳的陳詞濫調：“幸存者，外僑，治外法權者，反黨分子……畢竟，語言就是你的家，不是嗎？”是的，我知曉這樣的敘述。“5歲時，你第一次遭放逐，因為一個獨裁者及其意識形態。50歲時，你第二次遭放逐，因為另一個獨裁者及其截然相反的意識形態。一場鬧劇，不是嗎？”
我可以認可那種簡單化的總結，盡管它沒能包含希望的陷阱，徒勞無益的教育。隔離的特權是什麽？“遭排斥是我們唯一擁有的尊嚴。”流亡的齊奧朗不斷重複道。排斥，是特權和公正？在剛剛步入老年時，放逐提供了剝奪方麵的終極教訓：為最終的漂泊無根做好連根拔起的準備。“1982年，你是個治外法權者，是黨的敵人。10年後，現在，你是個流亡者，你變成了一個貨真價實的治外法權者，就如現在消失得無影無蹤的黨本身。”喬爾馬尼亞的報紙一直在向其遭放逐的兒子獻殷勤：“叛國者”，“耶路撒冷來的侏儒”，“半人”。確實，祖國不曾忘記我，也不允許我忘記它。我的朋友們花了大筆的郵資從大洋彼岸向我發送來這些頌詞，一年又一年，一季又一季。1996年，新興的愛國者們要求“消滅飛蛾”——一種卡夫卡式的簡潔表述，指的是遭到鄙視的蟑螂不知怎的變成了飛蛾，漂洋過海地流亡到了天堂。為什麽我不能自己構思此類愛慕之語呢？為什麽我要把它留給掮客？“你與祖國對峙，是出於對絕望的需要，出於對更加不幸的渴望。”齊奧朗在他的一出獨角戲中說。
但仇恨不是我的職業。我將很高興將它留給別人去發泄，任何人，包括祖國。我滿足於將那沸騰的熔岩拋在了身後。1989年後，拒絕所有訪問羅馬尼亞的邀請並不太難。然而，現在，我發現，要拒絕與巴德學院的院長一起前去那裏的邀請很難，院長還是位音樂家，他被安排在布加勒斯特指揮兩場音樂會。巴德學院一直是我在美國的東道主。因此，我自然應該成為他在布加勒斯特的東道主，至少是幾天。這種10年前想都不敢想的機會本應是快樂之源。它不是。
1996年，當我初次聽說那計劃中的旅行時，我聳了聳肩，並給出了我認為自己無法進行那次旅行的理由。但利昂·波特斯坦不會接受“不”的回答。1997年冬，他的論點被賦予了新的推動力。“政治狀況正在改變，羅馬尼亞正在改變。假如你最終還是會回去，也許現在回會比較好。你會有個朋友與你一起去。”我離開祖國已經遲了，雖然並沒有真的打算離開。我不準備與那個曾經的自我重逢，或是與那個我已經變成的人調換角色。1990年春，在烏托邦及其小醜倒台後，我有了一次遲到的頓悟。事情發生在巴黎書展（salon du livre）的一次文化討論會上。羅馬尼亞代表團頭一次不是由通常的那些文化政客組成，而是由真正的作家組成。那是一次情感的團聚，載滿了鄉愁。然而，一會兒工夫之後，我感覺到那種病態的恐懼的顫抖。我莫名其妙地流汗不止，遭到某種深層的、暗藏的、隱晦的東西的襲擊。我不得不走出去，使會堂陷入一片混亂。我的前同胞們一直禮貌友善，隻是多少有了點兒改變，仿佛從先前將我們聯係在一起的糾葛中解放了出來。像我這樣生活在流亡中，身處本鄉本土之外，我就像個背著羅馬尼亞語言外殼的蝸牛。那是種誹謗性的欺詐嗎？在所有人當中，偏偏是這個“治外法權者”，他能夠向世界準確描述羅馬尼亞文化嗎？“在你與世界的鬥爭中，你必須站在世界一邊。”這是卡夫卡的建議。我曾留意過他的勸告嗎？
利昂堅持不懈。我聽見自己在說：“也許。”然後是：“我們到時看吧。”“可能吧。”“我會考慮的。”我無法習慣於那種主張，但我正漸漸回過神來。終於，我給出了一個雖然膽怯但清晰可聞的回答：“行。”一麵確信我很快就會反悔。我沒有。我必須最終打破鎖鏈，或者別人這樣告訴我。隻有回去一次，無論快樂還是不快樂，才標誌著最終的了斷，使我獲得解放。這類口號，或者一次情感的調解宴會，一次“文化”午餐（在宴席上，我也許會發現自己佩戴著紅綠相間的緞帶，因我對祖國的海外名聲的貢獻而受到傑出養老金領取者協會的嘉獎），是否真的會對我有所幫助？在享用了一以貫之的辣味香腸、啤酒和一以貫之的玩笑和擁抱之後，我接下來會在命運的閃電襲擊之下暈倒在地，那是最終得到承認的印記：在祖國得到認可。你終於得到了認可，過去的症結已經解決。你不必證明那隻是你祖國的問題：進行一場表演以愚弄整個世界。不，你不再需要證明什麽……我幾乎可以聽到金頭腦的聲音在我的耳邊低語。就在這時，突然間，電話鈴聲將我從半夢半醒之間驚起。
時間是早晨6點，電話另一頭的聲音不是我愛開玩笑的老朋友的，而是我童年和青少年時代生活的城鎮蘇恰瓦的某個人的。那是個禮貌而溫和的聲音——蘇恰瓦商業銀行行長的聲音。聽說我即將返回羅馬尼亞，因此他有責任滯後地通知我，去年冬天，布克維納基金會授予了我文學獎。我家鄉的市民會很榮幸，假如……蘇恰瓦！布克維納！從集中營回來後，我是在那裏重生的，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它。我有可能在沒有任何慶典、沒有電視或公開場合的情況下領取獎金嗎？行長向我保證說，慶典一年前就在我這個美國獎金獲得者不在場的情況下舉行過了。蘇恰瓦的銀行家似乎不擅長談論文學事宜，但他在履行自己的職責，用他那我如此熟悉的柔和方言催促我接受“微不足道的”獎勵。“微不足道”這個詞以及講話者的名字卡卡（cucu）贏得了我的心。不過，我還是堅持確立鐵的原則——不接受采訪，不在公眾場合露麵。畢竟，旅行的正當性已經得到確認——蘇恰瓦的墓地。說實話，我甚至對那種慰藉也不曾有所準備。
1986年秋，在離開羅馬尼亞之前，我從布加勒斯特乘了八個小時的火車前往蘇恰瓦，進入布克維納的心髒所在，進行我最後的告別。我一走進車廂，就毫不費勁地認出了我的旅伴，一個穿西裝打領帶的矮壯男人，膝上放著公文包，全神貫注地看著一張黨報。毫無疑問，他就是那個將陪伴我前往目的地的“影子”，還可能一直與我如影隨形，直到我安全回來。那是在11月，一個寒冷、灰暗的日子。那幾年，羅馬尼亞正陷入一種世界末日的氣氛之中，很顯然，在這種氣氛中，我青年時代曾經熱鬧繁華的小鎮也變得步履維艱。人們顯得無精打采，沉默寡言。你可以從他們幹枯的、皺巴巴的臉上，從他們緊張的問候中，甚至從最普通的交流中，讀到悲傷、痛苦和鬱積的憤怒。我的“影子”或他可能的替代者潛伏在何處，戴著怎樣的麵具，這一點兒也不重要。被監視者和監視者顯然都同樣被判在他們毫無指望的世界中慢性中毒。我並不期待令人愉悅的驚喜，全國各地的情形都如出一轍。然而，蘇恰瓦似乎滲透著一種葬禮的悲哀，這隻能加重我遊移未定的離去的負擔。我千方百計地希望能夠減輕那種負擔。我試圖將注意力集中在有趣的方麵，將日常事務的陰沉細節變成玩笑成分，但這毫無用處。所有的談話都會回到老路上，不是回到無處不在的悲慘、恐怖的狀態中，而是回到我來訪的理由上。我無法讓正神情沮喪、麵帶懷疑地聽我說話的我的老邁雙親相信，我的離去隻是一次暫時的分離。
在重返布加勒斯特的前一天，我施以安慰的天真努力遭到了反駁。那天早晨，我還躺在床上，我母親便被領進了我的房間。在過去的一年中，她的狀況每況愈下。她雙目失明，隻能在別人的攙扶下才能行走。
我父母住在一個社會主義風格的街區的小公寓，有一室一廳兩個房間。我母親睡在客廳的長沙發上，負責照料房子的女人睡在旁邊的帆布床上。我父親占據了臥室，在我來探親的短暫時間內，我與他都睡在這間屋子裏的同一張床上。早晨，我們都在客廳裏吃布克維納式的早餐，kaffeemit milch[3]，其他所有的日常活動也都在客廳進行，包括吃飯、串門、閑談。
她沒有像往常一樣等到吃早飯時再與我說話，而是想趁我父親去了市場或猶太會堂之時早點兒見我。她想在沒有目擊者的情況下與我單獨談談。她敲了敲門，然後在幫她的人的攙扶下猶豫不決地走了進來。她的心髒狀況顯然已耗幹了她弱不禁風的身體的能量。她在睡衣外麵套著件浴袍，腳上穿著我從貝爾格萊德買來作為禮物送給她的拖鞋。那厚厚的浴袍令人驚訝。她終其一生都在抱怨覺得熱。現在，她似乎總感到冷，一心想著保暖問題。
在看護者的攙扶下，她來到我的床邊。我向那女人做了個手勢，讓她幫母親坐在床邊。那女人剛一退出，母親便開始滔滔不絕說起話來。
“我要你答應我一件事。我要你來參加我的葬禮。”
我不想進行這樣的談話，但時間如此有限，我可不能挑起爭論。
“我覺得你的這次離開與以往不同。你不會回來了。你會把我孤零零地留在這兒。”
1982年，她曾與我一起住在布加勒斯特，當時，一份發行量很大的官方報紙宣布我是個“治外法權者”。她知道那不是讚美。她也知道，“黨的敵人”和“世界主義者”這些詞也不是稱讚之辭。當一個朋友打電話來問我家的窗戶是否被打碎時，她正與我在一起。對於這樣的征兆，她通常比我看得更明白。沉默中，我們知道，那些警告激活了我們心底的何種記憶。
我打斷她，再次向她說起我前幾天一再對她說過的話。她專心地聽著，但沒有絲毫的好奇。這些話已是老生常談。
“我希望你答應我，萬一我死時你不在這兒，你會回來參加葬禮。”
“你不會死的，說這話毫無意義。”
“對我來說有意義。”
“你不會死的，我們別說這個了。”
“我們必須得說。我想要你參加葬禮。答應我。”
我隻能給她相同的回答：“我對回來的事一無所知，我還沒有做出任何決定。假如我獲準去柏林，那麽我會在那裏待上半年一年的，這要視獲準時間而定。我還沒有德國方麵的消息。誰知道呢，信也許正躺在某個檢查員的抽屜裏。不過我聽到我已獲批的謠傳。什麽都沒有確定，隻不過是些謠傳而已。”
她重複著她唯一的請求。最後，我心虛地堅決告訴她：“我不能答應。”
她似乎突然間委頓了下去。“這就是說，你不會來了？”
“這說明不了任何東西。它說明你不會死，說這話毫無意義。”
“誰都不知道何時會死，以及怎樣死去。”
“完全正確。”
“這正是我們談論它的原因。”
“誰都不知道自己將來會發生什麽。我不知道我可能會遇到什麽。”
“我隻是想讓你答應。求你了，答應我，我想讓你來這裏參加我的葬禮。”
“我不能答應。我就是不能。”我隨後想也沒想地又加了一句：“再說這並不重要。”
“對我來說很重要。”
話說到了盡頭，沒什麽可說的了。但我竭力想繼續下去：“即使我真的沒來參加葬禮，我也仍舊在這兒，無論我在哪裏。你務必要明白這一點。請記住這一點。”
我無法開始猜想那個回答是否讓她滿意，而且我將永遠也無從知曉這一點。1986年11月後，我再也沒有見過她。她死於1988年7月，當時我已經到了美國。她死後一個月，父親才通知我——不是因為他想減輕我參加葬禮的職責，而是因為他知道，假如我回來，我將永遠不被允許再離開。他還想讓我免去不遵守傳統的七日喪期的規定的罪名，他懷疑，不管他的兒子多麽痛苦，還是無法遵守這些規定。
1989年夏，父親在81歲高齡時離開羅馬尼亞遷居以色列之前，在一封信裏向我描述了母親生命中最後幾個月中的情況。因為隻要我還留在德國，她似乎就能堅持活下去，唯一的原因是她也許會收到我的消息。無論是信件和頻頻打來的電話，還是寄來的含有食物和藥品的包裹，都不能讓她獲得平靜。實際上，它們僅僅證實了如她所見的那不可避免的分離。我前往美國的消息最終粉碎了她的幻想：我也許還會回來。再沒有什麽人或什麽事能讓她繼續掙紮下去，再沒有什麽希望了。不久後，她的頭腦開始糊塗起來。攙扶她變得很難，哪怕是去浴室的幾步路。一天，她摔倒了，你得費很大的力氣才能把她那虛弱僵硬的身子抬起來。那個曾經快言快語的她變得又聾又啞，完全忘記了周圍的一切。當她開口說話時，則是處於一種恍惚迷離的狀態中，說的都是她的父親和我，時常將我倆混為一談。她相信我們就在觸手可及的地方，擔心我們回家遲了，或者我們沒有告訴她去了哪裏。有時她會說自己被殺了——凶手的名字是馬爾庫和瑪麗亞，不知怎的，這似乎並不奇怪。她會產生抵抗的短暫痙攣，但不久就累了，重新陷入睡眠所帶來的微薄的安寧中，隻有同一種擔憂會打破這種安寧：我的兒子在哪裏，父親阿夫拉姆在哪裏？這種夢境狀態總是以同一種模式出現，並且來得毫無征兆，而接下來的事情也如出一轍：溫和地滑入有治療之功的非現實的寧靜之中，現在，那將是她真正的家。“他們回來了嗎？那孩子回來了嗎？父親在哪裏？還在鎮上，還在鎮上嗎？天黑了……”她不會放這兩個幻影走，即使是在她似乎已經放棄了大多數其他的人和事的時候。
她死後，她開始在縈繞不去的怪夢中來探訪我。我有時也能感覺到她的存在，在那些我在流浪生活中尋找棲息的無名居所中。氣氛會突然發生改變，我感到一種奇特而溫柔的擁抱，昔日的溫柔的精靈扇動著翅膀掠過我疲憊的眼瞼和前額，以一個溫柔的擁抱落在我的肩頭。
在我重返羅馬尼亞之前的那一周裏，我又見到了她。我們一起在布加勒斯特的街道上散步。她同我談及享譽全國的詩人米哈伊·埃米內斯庫[4]，並說如果能夠與我重逢，她該多麽開心。她很活躍，全神貫注於那些似乎會給她帶來愉悅的事，但那主要是為了取悅我。突然，她跌進了人行道邊的一個壕溝中，就是工人們維修下水管道的那種通風井。事情發生得太過突然，我來不及抓住她。但她抓住了我的胳膊，她蒼老、沉重的身軀懸掛在深坑之上，而我則趴在人行道上，左手抓著她，好使她不至跌入深淵。我的右手摳著人行道邊緣，左手抓著她瘦骨嶙峋的手指。我可以感到自己在滑動，我無法支撐她身體的重量，她的身子正絕望地在空中左右搖擺，她蒼白纖細的雙腿在空中無助地踢蹬。
洞底有人在工作。我可以看見他們白色的頭盔，但他們看不見我，聽不到我徒勞的呼救聲。我在竭力尖叫，但發不出一點兒聲音。我在窒息，我可以感到自己的力量正在一點一滴地消失。那隻蒼老的枯手抓著我，正在將我拽進下方黑暗的虛空。我滑向人行道的邊緣，準備要麽擺脫那個負擔，要麽讓自己被拽進無底的深淵，我的母親正在那深淵上方掙紮翻騰。我剛剛才重新找到她，我在與她交談，我無法忍受再次失去她。
不，我不能向那熟悉的觸摸繳械投降。那個念頭劃過我的腦際，讓我感到刺痛，但並沒有給我所需的力量。恰恰相反，我幾乎暈厥，我最後一點兒力氣正在耗盡。不過，我還沒有失敗，事情還沒有結束，我仍在掙紮，盡管我知道這麽做徒勞無益。
我緊緊地抓著那隻抓著我的手，但我可以感到，隨著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那隻手正一點兒一點兒地鬆開。我們一起，滑入了深淵。可是不，事情還沒有結束，我不能放棄……我發出嗚咽，我精疲力竭，我不斷下滑，一寸一寸，越滑越深。我的左手指已經麻木無力，而我幾乎毫無用處的右手也幾乎無法握緊。事情結束了，我正在鬆手，無助地，內疚地。事情結束了，結束了。算了吧，結束了，我再也無法堅持，我投降。隨著我們的墜落，我感到心髒一陣刺痛，仿佛一把尖錐在不斷地刺向我。
我在我位於上西區的熟悉的床上醒來，大汗淋漓，筋疲力盡，垂頭喪氣。我躺在床上，旁邊是被晨光照亮的窗戶。這一天是1997年4月16日，星期三，距我預計重返祖國的時間還有四天。
[1]拉比（rabbi），指猶太教負責執行教規、律法並主持宗教儀式的人員或猶太教眾領袖。
[2]尼散月（nisan），即猶太教曆1月。
[3]德語，牛奶咖啡。
[4]米哈伊·埃米內斯庫（mihai eminescu，1850—1889），羅馬尼亞曆史上最偉大的詩人，被稱為羅馬尼亞詩歌的“金星”和羅馬尼亞文化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