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月20日，星期三，這是d日（d-day），決定性的日子（decision day）。我已經在這個過渡性的城市逗留了整整一年。經過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之後，目前已經到了無法再拖延的時刻。“做決定是一個精神錯亂的時刻。”克爾凱郭爾[1]這麽念叨。猶豫不決似乎沒有什麽新奇。猶豫不決了一生的荒唐，又被持續了一年多。
說穿了，這一切，不過是歸屬感著落不明所致，以及這種感覺的可笑性，如此而已。我們的主人公麵色蒼白，他被自己的滑稽劇選為主角，並被這滑稽劇弄得不知所措。在星球上眾多的、被每一時刻的麻煩纏身的人當中，他顯然是其中之一。難道，他還沒有從禁錮了一生的皮囊中解脫出來嗎？難道，盡管他記不住一小時前見過的臉孔，卻還沒有忘卻往昔嗎？
“輪到您了。您得與委員會小組麵談。”
穿著藍製服的女士向他示意。他抓起公文包，從長凳上站了起來。那長凳上另外還擠了五個人。
她說：“您先與法國領事談。完後，再回到我這邊來。”
她向他指了指自己辦公桌左邊的那扇門。
僅三步，就到裏麵了。坐在辦公桌後麵的一位瘦骨嶙峋的先生，請他在自己對麵坐下。他坐下，把包放在兩臂中間。
“您想用德語？要不，還是用法語？”那位法國人用德語問。
“法語就行。”他，簽證申請者，用德語回答。
“那我很高興，我很高興，”這位官員微笑著用法語接著說，“羅馬尼亞人幾乎都會說法語，不是嗎？我在巴黎的羅馬尼亞朋友對法國社會適應起來一點兒困難也沒有。”
“對，對羅馬尼亞人來說，法語很容易。”這個羅馬尼亞人，用法語確認。
他更仔細地端詳這個坐在麵前的先生。這個羅馬尼亞人，用羅馬尼亞語想：如今的時代，所有的考察官都比被考察的要年輕。
這位官員有一張長形臉，鼻子突出，鼻梁細瘦，雙眼很黑，顯出智慧，頭發濃密，他的笑容年輕而悅人。他的領帶結是鬆的，天藍色襯衫領子的口子也開著，沒有係扣子的深藍色西裝，瀟灑地從他消瘦的肩頭垂落下來。他的聲音和藹親切，是的，既和藹又親切。
“昨天我跟一位羅馬尼亞女士提起您。因為知道今天我們要談話，我就問她是否認識您。”
申請人沒有反應。他隻是用法語（這語言剛說出了讓他吃驚的話）保持沉默。
他麵前的法國官員點起了一支香煙，然後，把雙手掌心朝下放在寫字台的邊上。他在皮轉椅裏舒適地放鬆了兩肩。他在這轉椅裏顯得更自在了。
“您不是一位默默無聞的人。昨天，我看您填的表格，這些書名……這個巧合讓我吃驚。”
他在說“這些書”的時候，從書桌上拿起了申請人填的表格。他在空中舉起這份表格，然後把它放回桌上。接著是一段冗長而無法解釋的沉默。隻是過了片刻後，這法國人才重新抑揚頓挫地說：“我看過您的小說《俘虜》（captives）。”
靜謐的房間裏，這個節奏完美的句子，令人想到擊劍角鬥。劍鋒所指：中！不，房間裏的靜謐未被刺破。
那法國人接著說：“我想，大概是在70年代中期，我在巴黎上大學，我選了一門羅馬尼亞文。”
申請人摘下眼鏡擦拭。
“那時大家都在談論審查。審查和隱語。獨裁製度下的隱語評論？！囚犯們的……隱語。”
申請人抓緊了提包的手柄。他想用自己會說的所有語言這麽吼叫：騙子！此刻，他肯定，麵前的這個人，不是一般的外交官。難道西方與東方是一樣的嗎？一樣的暗示，一樣的語言，一樣的陷阱？……這個非黨人士，曾經拒絕了與本國的魔鬼達成協議，難道，此刻，他得被迫跟他們的國際同謀成交？難道，在還沒有獲得無國籍證書之前，他已經變成一個毫無防衛的囚徒了？已經成為一個無名的賤民，一上來就任人宰割？
終於，他用法語結結巴巴地說：“這對我來說非常意外。我不知道，從來沒人向我提起這個……我不知道我的這本書竟然出現在巴黎。”
“這對我也非常意外。您想，當我在這表格上看到您的名字……”
他重新把書桌上那張申請人的表格拿起來，再重新把它放下。
“我看到這個名字，那些書名……您應當在法國定居，而不是在德國。”
應當在法國定居……這是建議？一種許諾？一個不用明示的契約？但都不像。他對簽證申請人非常有禮，把他當作一個著名人士對待，充滿了敬意。如果這些都是些陷阱，那也不是用來對待凡夫俗子的。
“對一個羅馬尼亞人來說，最合適的流亡地是法國，這您知道。您很快會有朋友。跟其他許多著名的同胞一樣，您會用法文寫作……”
沒錯，這位考察官不僅知道小說《俘虜》的書名和主題，而且了解伊奧奈斯庫—齊奧朗—伊利亞德[2]的三重奏，他甚至提到碧貝斯克公主（princess bibesco），還有諾亞蕾絲公主（princess de noailles）和娃卡瑞斯克公主（princess vacaresco）[3]，他愛堅持區分一個是大公主另一個是小公主。他甚至聽說過本傑明·馮達[4]。他顯然是備了課的。
對話以同樣的形式，一直進行到最後。結果，考察官從書桌的另一邊，挪到了被考察者身旁。表明他友好的最終證據：名片——他的名片上有柏林的地址和巴黎的地址；邀請晚宴；答應幫忙，任何性質的幫忙——要是有必要，就在那兒，柏林，或者，更理所當然，在巴黎。總之，在任何情況下……在任何情況下，每種情況下，任何時刻，他這麽念叨，帶著微笑。他與他友好地握手，並穿過對方的眼鏡片，送去了這個意思：要是能在這個命運讓我們意外認識的地方，共同度過一個晚上，那真是太好了。
這位成了朋友的官員，不僅把他送到門口，而且把他送到那個穿天藍製服接待員所在的前廳裏。他宣布：他的這位朋友，某某先生，已經結束了與法國當局的麵談，現在可以接著與掌管西柏林的其他強權盟國代表交涉了。麵對拉丁人的結盟，德國秘書毫不怯弱，她鎮靜地等著這兩個說法語的人分手。
左邊的門關上了。這位簽證申請者被撂在那兒，繼續等待。他看了看表，中午12點差10分。這時，德國秘書終於抬起眼睛，用她短促生硬的德語說：“完了。今天你沒事了。明早8點你再來。先到前門登記你的名字，然後9點鍾到135室去。”
那天很冷，但有太陽。他先乘公共汽車，然後是有軌電車。下午2時左右，他終於到家了。
他到達這個過渡城市已經有一年多。從一開始，他就在這個自由島上，感到十分自在。色彩繽紛的廣告，繁多的商店，人們自管自的忙碌，這一切，對這個外國人來說，逐漸地，都成了習以為常的生活景色。而僅在這不久以前，他習慣的還隻是黑暗和寒冷，監視和舉報。這裏的自由讓他驚喜而又害怕。他已經不再能回去了，但似乎對新生卻沒有準備。太多的不肯定，太多的心理障礙。在原來那個火柴盒的生存中，在習以為常的挫折和幻想的並存中，不知怎麽，他覺得自己絕無僅有，覺得自己是重要的。難道他將丟失那個在歲月長河中成形的、刻入社會暗號的語言嗎？這等於自殺，這與回到慣於謀殺的祖國沒有什麽兩樣。起碼，他這麽想。
與法國專員麵談的前一夜，是無數個猶豫不決的漫長之夜中最艱難的一夜。自從他，也是在一個冬天的夜裏，紮入這個自由島以來，那些不眠之夜，一直折磨著他。無論這另一個世界帶給他多少歡樂和新生，他仍然害怕，在有了一定年紀的這時，自己會變成一個不斷得學說話的孩童，並將在這個第二次兒童時代，磕磕巴巴地，連著手勢，用含糊不清的發音，來表達各種感恩之情。
過渡城衝破夜晚的白霧，顯露出它豪華的高樓和大道。遠處，傳來了節日的音樂。這個充滿了藝術家和間諜的城市，有著極其豐富的夜生活。他好像看到了那道城牆：它圍護自由，使其不受牆外囚徒世界的騷擾；它圍護牆那邊的監獄，使其不受自由病毒的侵入。
一夜，一日，再過一天，再走上幾步，這個50歲之人，便會在這另一個世界，得到新生。從1988年1月21日起的生活，被叫作：來世。
他躺在沙發上，瞧著日曆上畫著紅圈的地方。他起身，用紅筆，仔細地在紅圈上寫上：mariane（瑪麗安娜）[5]！對著這名字，靜想了片刻：不，不夠好！他抹去了這個名字，然後，還是用紅筆，在這頁日曆的底邊，寫了：france（法國）！接著，他微笑了，像是一個對阿姨耍了把戲而興高采烈的孩童。他又在那個字旁邊加了：anatole，anatole france（阿納托爾·法朗士）[6]。他這才又回到沙發裏。在裏麵坐了很長時間，他的右手，一直握著那個法國官員的名片。
與這位巴黎代表共進晚宴，共進許多晚宴？這能洗去自己從令人懷疑的喬爾馬尼亞來的嫌疑嗎？這需要時間，需要進一步的許多見麵。而且連一場關於文學的討論他都沒來得及與這位自己的仰慕者展開呢。不知此人是以何種語言讀了自己的書？他慢慢地，將法國官員的名片撕成碎片，一再證明：對於自由世界能夠提供的優惠，他顯然不懂如何加以利用。
次日，1988年1月21日，這個外國人又來到市中心，沿著庫夫斯坦大道，來到了郊區神聖的三國委員會。他按照要求，準8點即到大門，9點，出現在135室門前。他手攜提包，在135室門外的長凳上，耐心等著。11點15分，接待女士，不說一句話，向他指著右邊的美國門。
跨三步，他進入了門裏。辦公桌後麵一位年輕禿頂的先生，請他在辦公桌前坐下。他坐下了，雙手捧著提包。
“說英語嗎？”這美國人用美國口音的英語問。
“說一點兒。”申請人用含糊其詞的國際語回答。
“好吧，不過我們也可以用德文，怎麽樣？”這美國人繼續用帶美國口音的德文說。
申請人點了點頭。他細心觀察麵前的這位先生，此考察官甚至比前一天的那位更年輕。他結實的身材，固緊在大翻領的咖啡色製服裏。裏麵的白襯衫的領口非常緊，他的脖子卻很粗，很白。雙眼很黑，帶有審視的目光，雙手很小。左手一指戴著很粗的金戒指，與外衣袖口露出的白襯衫袖口上的金扣鏈相配套。
“護照。”軍人的口氣，軍人的風格。
申請人朝著雙臂間捧著的大包低下頭去。他從裏麵拿出一個夾著許多紙張的綠色夾子，從夾子裏拿出綠色的護照。考察人一頁一頁仔細地翻閱。
“您不是頭一次到西方旅行。”
對這個評論，申請人沒有評論。那位強權代表盯著他看了很長時間，然後，語氣堅定地把籠罩室內的沉默打破了：
“您在這之前兩次到西歐，一次到以色列。”
沉默開始沉重起來。
“您旅行的經濟來源？”沉默被打破了，“您的東歐錢幣在西方是不能兌換的。除非政府提供西方貨幣。而政府隻在對自己有利的條件下才這麽做。”
“我從來沒有用政府的錢旅行過。”他趕緊對持懷疑人提出抗議，“我在國外的親戚給我寄的錢。”
“親戚？好慷慨……他們在哪裏？在哪個國家？”
旅行者不能讓可疑的沉默變得更加可疑，於是趕快將自己四散的家族成員們所在的國家一一列出來。
“在美國也有嗎？”這位美利堅合眾國的代表興奮起來。“在哪兒？是些什麽樣的親戚？”
“我妻子的妹妹。她與一位美國人結婚十多年了。她是兩個美國孩子的母親：一個10歲的女孩，一個4歲的男孩。”
“那麽柏林呢？您是怎麽來柏林的？您的親戚總不見得為您選了這麽一個地方吧？我想您的親戚不會熱愛柏林的。”
沉默又延長了。這次，這美國人好像對自己很滿意。
“我來這兒是因為德國政府提供的獎金，我在申請表的個人履曆部分中清楚地解釋了。”
“是的，您清楚地解釋了。”這位官員承認，並從辦公桌上舉起了一個卷宗，在空中舉了一會兒，然後把它放下，並把它推到一邊，它似乎對他再也不重要了。
“你得到了失敗者向勝利者提供的獎金，我們可以這麽說嗎？”
他好像並不急於結束關於德國的話題。戰勝敵人完全不是容易的……他好像在提示：這才是把他，一個美國年輕人，和麵前的這位上了年紀的東歐人，結合起來的真正原因。
德國是因罪孽感而設立獎金？是的，這位獎金獲得者，曾經多次這麽認為。這是戰敗者們向他們無法滅絕的幸存者們提供的獎金？這是戰敗後的德國，在複興後，向永遠處於失敗地位，且注定貧困和移民的東歐提供的獎金？戰後的德國，盡管處於被壓縮到最大限度的德國邊境內，卻仍然以同樣的旗幟，同樣的國歌，保持了勤奮和效率。即使巴伐利亞，也沒有像一些人所預見的：歌德和俾斯麥的國家將由死亡集中營的幸存者們掌管。新預言家們肯定：猶太人將要求德國人用三代人的時間來證明他們不再反對而是維護猶太人，然後，猶太人才會重新認領他們在災難中失去的德國國籍。
當然，這不過是一個玩笑而已，這個幸存者，自言自語，重複道。這隻不過是一個對事實做了相反結論的玩笑，把事情給看反了，從右向左，猶如希伯來文的《聖經》。而事實是，人們要求，從死亡集中營出來的幸存猶太人，必須向那個想要滅絕他們的國家，用血緣來證明他們的所屬。隻有這樣，他們才能被允許得到那個令人羨慕的戰後德國國籍，這個國家對不再指望享有勝利果實的窮人和失落者們慷慨施舍獎金。
簽證申請人自然沒有時間來訴說這一切。那個年輕的考察官截斷了對話，他開始書寫起來，他在填寫卷宗裏的問答。要不然，他也許會樂於聽到這些用來取悅於強權的譏諷聯想的。
當申請人從公文包上抬起眼時，他看到，這位美國官員已經站起身來，微笑著向他伸出手來。“先生，祝您好運，祝您好運氣！”他向他祝賀，用美國的方式，此刻，他放棄了他們共同敵人的語言。
這個關鍵日的下一步，是會見英國雄獅，其實它已經不再是獅子了。那位女接待員，此刻，正津津樂道地在講電話，她沒有發現，美國的麵試已經完畢。甚至在她放下話筒時，仍然沒有注意到她前麵的影子。
“接著是跟英國人見麵嗎？”這個外國人靦腆地問。
“先生，什麽也不接著，”她脫口而出，“您的事情結束了。傑克遜先生也替英國人簽了字。”
申請人捏緊了提包柄，然後，朝著出口走去。
“先生，請別忘了，明天上午9點30分。”
反正，是完了，卻又沒完。他轉過身來，對著接待女士，不知所措。
“明天您將與德國當局做最後的會談。在一樓，202室，9點30分。”
這是沉悶陰濕的一天。他向著汽車站，慢得不能再慢地走去。
爬樓梯，用慢得不能再慢的步子，走向三樓，七號單元。他從大衣口袋裏拿出鑰匙，打開門，在門口待了片刻。房內很暖，靜得很。他沒有脫下大衣，從桌上拿起那隻粗大的紅筆，走向日曆。他用手指把日曆翻到1月20日那頁，然後翻到1月21日那一頁。他在1988年1月22日星期五那頁上，畫了個圈：兩個粗大的圈，紅顏色的。然後，他在上麵寫著：“假如我活到明天，”接著，又加上括弧，在裏麵寫上：“托爾斯泰公爵，亞斯納亞·泊利阿納[7]。”
這位幸存者，又一次得以存活過來。他想起了那位波蘭詩人的《天堂的報告》，便大聲朗讀起來： <blockquote>
天堂裏的勞動時間是每星期三十小時
社會製度穩定而執政者講理
在天堂裏人們真的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 </blockquote>
很容易猜想出詩人在此指的是何處。要是他將詩句寫成散文，那麽，那個法國官員和英國與美國的官員們，都將明白這個編成暗語的報告：在天堂裏，人們每星期隻勞動三十小時，他們的工資卻更高而物價則持續下降，體力活並不累人（因為重力比較小），砍木頭並不比打字更艱苦。社會製度穩定而執政者講理。在天堂裏人們真的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然後，他試圖加以簡化：社會製度穩定，執政者講理，在天堂裏人們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對了，這用來當每日的祈禱文很好。
他又把波蘭詩人的文字過了好幾遍，他在每個詩行裏挑選出一些文字，好讓明天那個他要會見的德國官員讀起來容易些。人們無法準確地將靈魂和肉體區分開來，於是他便帶著一滴脂肪和一線肌肉來了。接著，他又概括了下一段詩：隻有極少數人見到上帝。他隻對少數純淨無瑕的人顯露。其餘的人隻能聆聽關於奇跡和洪災的報告。
那晚無夢，一覺睡到鬧鍾響。
出門之前，他又退回來，從桌上拿起祈禱文的草稿：在天堂裏人們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社會製度穩定而執政者講理。在天堂裏人們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他疊起紙張，放進口袋裏。他覺得受到一些保護，他又熬過了一個晚上，他也會熬過這將臨的一天。
他在指定的時間，來到了指定的房間。一個矮小短矬的德國官員，沒有穿製服打領帶，穿一條燈芯絨褲子，一件很厚的羊毛外套，綠色的，裏麵的羊毛衫，也是綠色的。他的頭發梳理得很整齊，頭路分在中間。雙手很大，上麵有大塊淺色的斑，他的前額和頭頸上也有類似的斑。
一個半小時的麵試後，這外國人暈暈乎乎地出來，記不住被問了些什麽。唯一記得的，是這個辦事員對他重複了兩次的警告：您選擇的道路將是漫長的，沒把握的，第一步僅是第一步。
對，對……布克維納，他的出生地，那是第一步，然而，正如他所了解的，德國身份是由血緣認可的，而非取決於出生地點。我們不是法國人，也不是美國人……不，不是美國人，也不是英國人，即使我們是在盟國大委員會的樓裏麵……這個官員這麽解釋了，一邊站起身，大驚小怪似的，朝天舉起了雙手、抬起雙眼。
“出生在德國並不等於就是德國人！哪怕出生在德國內陸！更別說別的地方……”他重新低下頭，念表格上的內容，繼續核對上麵的外國名字。“啊，對了，布克維納……以前是奧地利的省份，我們承認。但這隻延續了百來年，我們承認。奧地利和德國是兩碼事，完全兩碼事。作為從東歐來的，先生您肯定了解這一點。那個瘋子毀了德國，正因為他，現在這個盟國大委員會設在柏林……”這個純德國血統的德國官員，朝著無恥玩弄了德國命運的萬能上帝，重新舉起了雙手、抬起眼睛。“不是嗎？那個瘋子，就是因為他，德國沒完沒了地在賠償，再賠償，並一再欠下新的債，吞下新的詛咒，並得承受由這個盟國大委員會送來的乞丐和窮人潮水般的入侵。而那個瘋子甚至根本不是個德國人，他是奧地利人，眾所周知。從那個林茲，從奧地利，來了個瘋子阿道夫！……他本人從來沒有否認過這個事實。而且，即使你是德國人，但你離開德國八百年了，那你還算什麽德國人？那天我在電視上看到您的一位女同胞，她自稱：既然她是被驅逐的德國人，她認為，她現在要重歸德國。八百年過去了！八百年，您聽見了嗎？八——百——年，自從德國殖民者遠征到了那個，叫什麽來著，對了，那個百納沱（banat）。”
這個異國名字“百納沱”，是羅馬尼亞西南部的一個省，古老殖民者的後代們至今仍然生活在那裏。但他麵前的卷宗裏並沒有這個名字，它也不在布克維納的旁邊，他隻是在自己的記憶裏找出了它。他顯得對自己非常滿意。
“對了，對了，bestimmt，百納沱！八百年之後……人們可以立刻看出區別來，從口音，從用詞，從舉止，請相信我，請您相信我。”
總之，昨天的麵試完全不是這麽回事，前天的也不是這麽回事，而今天就不同了：實際上，這位好意的德國代表是想告誡他。
他來到汽車站，然後坐有軌電車，心裏想著那位德國官員的話，忘了下車，到了城市的另一頭——一個有著低層房屋的郊外住宅區。他叫了一輛出租，讓司機開往市中心的紀念大教堂（ged?chtnis kirche）的廢墟附近。
教堂四周的人行道上滿是生氣勃勃的行人。市中心，到處是人，尤其是年輕人。他，心不在焉，踏上了一條邊緣小路，走進了見到的頭一家飯館，彌補這徒勞的一天，犒勞自己受到的令人迷惑的挫折。
晚上，當他打開單元的房門時，黑暗中，他聽到室友慣常的問候。“做決定是一個精神錯亂的時刻。”與每天晚上一樣，克爾凱郭爾先生滿懷心計地這麽念叨。是的，然而，猶豫不決所帶來的精神錯亂，也是不能忽略的。於是，這般夜間的爭執便毫無疑義。
上床前，他念了晚禱：在天堂裏人們真的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上帝隻對少數純淨無瑕的人顯露。人們無法準確地將靈魂和肉體區分開來，於是他便帶著一滴脂肪和一線肌肉來了。在天堂裏人們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社會製度穩定而執政者講理。上帝隻對少數純淨無瑕的人顯露。在天堂裏人們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
一個月之後，他到了巴黎。在那裏，他無數次地後悔沒把那個盟國委員會的法國仰慕者的名片保存下來。又過了一個月，他又跨出更遠的一步，走向另一個世界的來世。這是跨越汪洋的一大步，在1988年3月，這一大步，把他帶到了新世界。
在眾多外國人中做一個外國人的歡樂，自由女神像和自由的限製及其麵具，新街區和新語法，這些不僅包圍著他，同時也活在他的身心裏，棄國而去的創痛，心靈和頭腦的新毛病，身處異地的眩暈，活在自己來世新生活裏的機遇。一點兒，一點兒，他開始接受這新日曆，接受天堂的飛躍數目：自由流亡生活的每一年，都相當於前世生活的四年。
到美國一年半後，也就是說，按新日曆算，便是第六年，柏林牆轟然倒塌。在社會主義喬爾馬尼亞，喀爾巴阡山的白臉小醜和他的妻子墨爾杜同誌受到了審判。他現在是希望重歸往昔，重歸故國，重過舊日嗎？從另一個王國傳來的信息打消了他這些念頭。他重新審視了以往經曆的困惑，重念了波蘭詩人關於天堂報告的詩（他已經把它當作祈禱文），又複習了關於天堂的現實警句：抑鬱是體內化學平衡的失調，而非個性的缺陷。
奧維德（ovid），這個被羅馬帝國驅逐的古代詩人，生活在遙遠的東方，黑海邊的托米省（tomi）的錫西厄沙漠（scythian），他是否超越了悲哀？此刻，話得反過來說：在托米省與他自己之間，距離日複一日地變得遙遠。紐約那多礁石的哈德孫河畔，是他沉船的地方，在他的新家，眼前的羅馬，悲傷是用抗抑鬱藥劑和練身房來治療的：抑鬱是體內化學平衡的失調，而非個性的缺陷。每一種東西都有其療法。請撥1—800—求助熱線。
1997年，新日曆的第九年，即柏林d日——1988年冬天的柏林——後的第三十六年，向他提供了回到往昔的空間和時間的機會。
按新日曆算來，這時的他，已經有94歲了。老了，太老了，已經不適合再做這般遠行了。但是，與此同時，如果按他拋棄前世日常生活那日算起的話，他僅為11歲。對於一個如此年輕而感情衝動的人來說，這類朝聖似乎又顯得過早。
[1]克爾凱郭爾（kierkegaard，1813—1855），丹麥哲學家。
[2]此三人均為羅馬尼亞著名作家（其中伊利亞德也是學者），他們都先後離開了羅馬尼亞去巴黎居住，並用法文寫作。
[3]她們都是羅馬尼亞舊貴族，也都是文人和作家，都定居於巴黎並用法文寫作。
[4]本傑明·馮達（benjamin fondane，1898—1944）,羅馬尼亞詩人，20世紀30年代在巴黎定居，“二戰”時死於納粹集中營。
[5]法國象征自由的女神。
[6]阿納托爾·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法國作家、文學評論家、社會活動家。顯然，這名字在此既被用來象征法國，又被用來暗喻作者自己。
[7]亞斯納亞·泊利阿納（yasnaya polyana），阿·托爾斯泰的出生地。
說穿了，這一切，不過是歸屬感著落不明所致，以及這種感覺的可笑性，如此而已。我們的主人公麵色蒼白，他被自己的滑稽劇選為主角，並被這滑稽劇弄得不知所措。在星球上眾多的、被每一時刻的麻煩纏身的人當中，他顯然是其中之一。難道，他還沒有從禁錮了一生的皮囊中解脫出來嗎？難道，盡管他記不住一小時前見過的臉孔，卻還沒有忘卻往昔嗎？
“輪到您了。您得與委員會小組麵談。”
穿著藍製服的女士向他示意。他抓起公文包，從長凳上站了起來。那長凳上另外還擠了五個人。
她說：“您先與法國領事談。完後，再回到我這邊來。”
她向他指了指自己辦公桌左邊的那扇門。
僅三步，就到裏麵了。坐在辦公桌後麵的一位瘦骨嶙峋的先生，請他在自己對麵坐下。他坐下，把包放在兩臂中間。
“您想用德語？要不，還是用法語？”那位法國人用德語問。
“法語就行。”他，簽證申請者，用德語回答。
“那我很高興，我很高興，”這位官員微笑著用法語接著說，“羅馬尼亞人幾乎都會說法語，不是嗎？我在巴黎的羅馬尼亞朋友對法國社會適應起來一點兒困難也沒有。”
“對，對羅馬尼亞人來說，法語很容易。”這個羅馬尼亞人，用法語確認。
他更仔細地端詳這個坐在麵前的先生。這個羅馬尼亞人，用羅馬尼亞語想：如今的時代，所有的考察官都比被考察的要年輕。
這位官員有一張長形臉，鼻子突出，鼻梁細瘦，雙眼很黑，顯出智慧，頭發濃密，他的笑容年輕而悅人。他的領帶結是鬆的，天藍色襯衫領子的口子也開著，沒有係扣子的深藍色西裝，瀟灑地從他消瘦的肩頭垂落下來。他的聲音和藹親切，是的，既和藹又親切。
“昨天我跟一位羅馬尼亞女士提起您。因為知道今天我們要談話，我就問她是否認識您。”
申請人沒有反應。他隻是用法語（這語言剛說出了讓他吃驚的話）保持沉默。
他麵前的法國官員點起了一支香煙，然後，把雙手掌心朝下放在寫字台的邊上。他在皮轉椅裏舒適地放鬆了兩肩。他在這轉椅裏顯得更自在了。
“您不是一位默默無聞的人。昨天，我看您填的表格，這些書名……這個巧合讓我吃驚。”
他在說“這些書”的時候，從書桌上拿起了申請人填的表格。他在空中舉起這份表格，然後把它放回桌上。接著是一段冗長而無法解釋的沉默。隻是過了片刻後，這法國人才重新抑揚頓挫地說：“我看過您的小說《俘虜》（captives）。”
靜謐的房間裏，這個節奏完美的句子，令人想到擊劍角鬥。劍鋒所指：中！不，房間裏的靜謐未被刺破。
那法國人接著說：“我想，大概是在70年代中期，我在巴黎上大學，我選了一門羅馬尼亞文。”
申請人摘下眼鏡擦拭。
“那時大家都在談論審查。審查和隱語。獨裁製度下的隱語評論？！囚犯們的……隱語。”
申請人抓緊了提包的手柄。他想用自己會說的所有語言這麽吼叫：騙子！此刻，他肯定，麵前的這個人，不是一般的外交官。難道西方與東方是一樣的嗎？一樣的暗示，一樣的語言，一樣的陷阱？……這個非黨人士，曾經拒絕了與本國的魔鬼達成協議，難道，此刻，他得被迫跟他們的國際同謀成交？難道，在還沒有獲得無國籍證書之前，他已經變成一個毫無防衛的囚徒了？已經成為一個無名的賤民，一上來就任人宰割？
終於，他用法語結結巴巴地說：“這對我來說非常意外。我不知道，從來沒人向我提起這個……我不知道我的這本書竟然出現在巴黎。”
“這對我也非常意外。您想，當我在這表格上看到您的名字……”
他重新把書桌上那張申請人的表格拿起來，再重新把它放下。
“我看到這個名字，那些書名……您應當在法國定居，而不是在德國。”
應當在法國定居……這是建議？一種許諾？一個不用明示的契約？但都不像。他對簽證申請人非常有禮，把他當作一個著名人士對待，充滿了敬意。如果這些都是些陷阱，那也不是用來對待凡夫俗子的。
“對一個羅馬尼亞人來說，最合適的流亡地是法國，這您知道。您很快會有朋友。跟其他許多著名的同胞一樣，您會用法文寫作……”
沒錯，這位考察官不僅知道小說《俘虜》的書名和主題，而且了解伊奧奈斯庫—齊奧朗—伊利亞德[2]的三重奏，他甚至提到碧貝斯克公主（princess bibesco），還有諾亞蕾絲公主（princess de noailles）和娃卡瑞斯克公主（princess vacaresco）[3]，他愛堅持區分一個是大公主另一個是小公主。他甚至聽說過本傑明·馮達[4]。他顯然是備了課的。
對話以同樣的形式，一直進行到最後。結果，考察官從書桌的另一邊，挪到了被考察者身旁。表明他友好的最終證據：名片——他的名片上有柏林的地址和巴黎的地址；邀請晚宴；答應幫忙，任何性質的幫忙——要是有必要，就在那兒，柏林，或者，更理所當然，在巴黎。總之，在任何情況下……在任何情況下，每種情況下，任何時刻，他這麽念叨，帶著微笑。他與他友好地握手，並穿過對方的眼鏡片，送去了這個意思：要是能在這個命運讓我們意外認識的地方，共同度過一個晚上，那真是太好了。
這位成了朋友的官員，不僅把他送到門口，而且把他送到那個穿天藍製服接待員所在的前廳裏。他宣布：他的這位朋友，某某先生，已經結束了與法國當局的麵談，現在可以接著與掌管西柏林的其他強權盟國代表交涉了。麵對拉丁人的結盟，德國秘書毫不怯弱，她鎮靜地等著這兩個說法語的人分手。
左邊的門關上了。這位簽證申請者被撂在那兒，繼續等待。他看了看表，中午12點差10分。這時，德國秘書終於抬起眼睛，用她短促生硬的德語說：“完了。今天你沒事了。明早8點你再來。先到前門登記你的名字，然後9點鍾到135室去。”
那天很冷，但有太陽。他先乘公共汽車，然後是有軌電車。下午2時左右，他終於到家了。
他到達這個過渡城市已經有一年多。從一開始，他就在這個自由島上，感到十分自在。色彩繽紛的廣告，繁多的商店，人們自管自的忙碌，這一切，對這個外國人來說，逐漸地，都成了習以為常的生活景色。而僅在這不久以前，他習慣的還隻是黑暗和寒冷，監視和舉報。這裏的自由讓他驚喜而又害怕。他已經不再能回去了，但似乎對新生卻沒有準備。太多的不肯定，太多的心理障礙。在原來那個火柴盒的生存中，在習以為常的挫折和幻想的並存中，不知怎麽，他覺得自己絕無僅有，覺得自己是重要的。難道他將丟失那個在歲月長河中成形的、刻入社會暗號的語言嗎？這等於自殺，這與回到慣於謀殺的祖國沒有什麽兩樣。起碼，他這麽想。
與法國專員麵談的前一夜，是無數個猶豫不決的漫長之夜中最艱難的一夜。自從他，也是在一個冬天的夜裏，紮入這個自由島以來，那些不眠之夜，一直折磨著他。無論這另一個世界帶給他多少歡樂和新生，他仍然害怕，在有了一定年紀的這時，自己會變成一個不斷得學說話的孩童，並將在這個第二次兒童時代，磕磕巴巴地，連著手勢，用含糊不清的發音，來表達各種感恩之情。
過渡城衝破夜晚的白霧，顯露出它豪華的高樓和大道。遠處，傳來了節日的音樂。這個充滿了藝術家和間諜的城市，有著極其豐富的夜生活。他好像看到了那道城牆：它圍護自由，使其不受牆外囚徒世界的騷擾；它圍護牆那邊的監獄，使其不受自由病毒的侵入。
一夜，一日，再過一天，再走上幾步，這個50歲之人，便會在這另一個世界，得到新生。從1988年1月21日起的生活，被叫作：來世。
他躺在沙發上，瞧著日曆上畫著紅圈的地方。他起身，用紅筆，仔細地在紅圈上寫上：mariane（瑪麗安娜）[5]！對著這名字，靜想了片刻：不，不夠好！他抹去了這個名字，然後，還是用紅筆，在這頁日曆的底邊，寫了：france（法國）！接著，他微笑了，像是一個對阿姨耍了把戲而興高采烈的孩童。他又在那個字旁邊加了：anatole，anatole france（阿納托爾·法朗士）[6]。他這才又回到沙發裏。在裏麵坐了很長時間，他的右手，一直握著那個法國官員的名片。
與這位巴黎代表共進晚宴，共進許多晚宴？這能洗去自己從令人懷疑的喬爾馬尼亞來的嫌疑嗎？這需要時間，需要進一步的許多見麵。而且連一場關於文學的討論他都沒來得及與這位自己的仰慕者展開呢。不知此人是以何種語言讀了自己的書？他慢慢地，將法國官員的名片撕成碎片，一再證明：對於自由世界能夠提供的優惠，他顯然不懂如何加以利用。
次日，1988年1月21日，這個外國人又來到市中心，沿著庫夫斯坦大道，來到了郊區神聖的三國委員會。他按照要求，準8點即到大門，9點，出現在135室門前。他手攜提包，在135室門外的長凳上，耐心等著。11點15分，接待女士，不說一句話，向他指著右邊的美國門。
跨三步，他進入了門裏。辦公桌後麵一位年輕禿頂的先生，請他在辦公桌前坐下。他坐下了，雙手捧著提包。
“說英語嗎？”這美國人用美國口音的英語問。
“說一點兒。”申請人用含糊其詞的國際語回答。
“好吧，不過我們也可以用德文，怎麽樣？”這美國人繼續用帶美國口音的德文說。
申請人點了點頭。他細心觀察麵前的這位先生，此考察官甚至比前一天的那位更年輕。他結實的身材，固緊在大翻領的咖啡色製服裏。裏麵的白襯衫的領口非常緊，他的脖子卻很粗，很白。雙眼很黑，帶有審視的目光，雙手很小。左手一指戴著很粗的金戒指，與外衣袖口露出的白襯衫袖口上的金扣鏈相配套。
“護照。”軍人的口氣，軍人的風格。
申請人朝著雙臂間捧著的大包低下頭去。他從裏麵拿出一個夾著許多紙張的綠色夾子，從夾子裏拿出綠色的護照。考察人一頁一頁仔細地翻閱。
“您不是頭一次到西方旅行。”
對這個評論，申請人沒有評論。那位強權代表盯著他看了很長時間，然後，語氣堅定地把籠罩室內的沉默打破了：
“您在這之前兩次到西歐，一次到以色列。”
沉默開始沉重起來。
“您旅行的經濟來源？”沉默被打破了，“您的東歐錢幣在西方是不能兌換的。除非政府提供西方貨幣。而政府隻在對自己有利的條件下才這麽做。”
“我從來沒有用政府的錢旅行過。”他趕緊對持懷疑人提出抗議，“我在國外的親戚給我寄的錢。”
“親戚？好慷慨……他們在哪裏？在哪個國家？”
旅行者不能讓可疑的沉默變得更加可疑，於是趕快將自己四散的家族成員們所在的國家一一列出來。
“在美國也有嗎？”這位美利堅合眾國的代表興奮起來。“在哪兒？是些什麽樣的親戚？”
“我妻子的妹妹。她與一位美國人結婚十多年了。她是兩個美國孩子的母親：一個10歲的女孩，一個4歲的男孩。”
“那麽柏林呢？您是怎麽來柏林的？您的親戚總不見得為您選了這麽一個地方吧？我想您的親戚不會熱愛柏林的。”
沉默又延長了。這次，這美國人好像對自己很滿意。
“我來這兒是因為德國政府提供的獎金，我在申請表的個人履曆部分中清楚地解釋了。”
“是的，您清楚地解釋了。”這位官員承認，並從辦公桌上舉起了一個卷宗，在空中舉了一會兒，然後把它放下，並把它推到一邊，它似乎對他再也不重要了。
“你得到了失敗者向勝利者提供的獎金，我們可以這麽說嗎？”
他好像並不急於結束關於德國的話題。戰勝敵人完全不是容易的……他好像在提示：這才是把他，一個美國年輕人，和麵前的這位上了年紀的東歐人，結合起來的真正原因。
德國是因罪孽感而設立獎金？是的，這位獎金獲得者，曾經多次這麽認為。這是戰敗者們向他們無法滅絕的幸存者們提供的獎金？這是戰敗後的德國，在複興後，向永遠處於失敗地位，且注定貧困和移民的東歐提供的獎金？戰後的德國，盡管處於被壓縮到最大限度的德國邊境內，卻仍然以同樣的旗幟，同樣的國歌，保持了勤奮和效率。即使巴伐利亞，也沒有像一些人所預見的：歌德和俾斯麥的國家將由死亡集中營的幸存者們掌管。新預言家們肯定：猶太人將要求德國人用三代人的時間來證明他們不再反對而是維護猶太人，然後，猶太人才會重新認領他們在災難中失去的德國國籍。
當然，這不過是一個玩笑而已，這個幸存者，自言自語，重複道。這隻不過是一個對事實做了相反結論的玩笑，把事情給看反了，從右向左，猶如希伯來文的《聖經》。而事實是，人們要求，從死亡集中營出來的幸存猶太人，必須向那個想要滅絕他們的國家，用血緣來證明他們的所屬。隻有這樣，他們才能被允許得到那個令人羨慕的戰後德國國籍，這個國家對不再指望享有勝利果實的窮人和失落者們慷慨施舍獎金。
簽證申請人自然沒有時間來訴說這一切。那個年輕的考察官截斷了對話，他開始書寫起來，他在填寫卷宗裏的問答。要不然，他也許會樂於聽到這些用來取悅於強權的譏諷聯想的。
當申請人從公文包上抬起眼時，他看到，這位美國官員已經站起身來，微笑著向他伸出手來。“先生，祝您好運，祝您好運氣！”他向他祝賀，用美國的方式，此刻，他放棄了他們共同敵人的語言。
這個關鍵日的下一步，是會見英國雄獅，其實它已經不再是獅子了。那位女接待員，此刻，正津津樂道地在講電話，她沒有發現，美國的麵試已經完畢。甚至在她放下話筒時，仍然沒有注意到她前麵的影子。
“接著是跟英國人見麵嗎？”這個外國人靦腆地問。
“先生，什麽也不接著，”她脫口而出，“您的事情結束了。傑克遜先生也替英國人簽了字。”
申請人捏緊了提包柄，然後，朝著出口走去。
“先生，請別忘了，明天上午9點30分。”
反正，是完了，卻又沒完。他轉過身來，對著接待女士，不知所措。
“明天您將與德國當局做最後的會談。在一樓，202室，9點30分。”
這是沉悶陰濕的一天。他向著汽車站，慢得不能再慢地走去。
爬樓梯，用慢得不能再慢的步子，走向三樓，七號單元。他從大衣口袋裏拿出鑰匙，打開門，在門口待了片刻。房內很暖，靜得很。他沒有脫下大衣，從桌上拿起那隻粗大的紅筆，走向日曆。他用手指把日曆翻到1月20日那頁，然後翻到1月21日那一頁。他在1988年1月22日星期五那頁上，畫了個圈：兩個粗大的圈，紅顏色的。然後，他在上麵寫著：“假如我活到明天，”接著，又加上括弧，在裏麵寫上：“托爾斯泰公爵，亞斯納亞·泊利阿納[7]。”
這位幸存者，又一次得以存活過來。他想起了那位波蘭詩人的《天堂的報告》，便大聲朗讀起來： <blockquote>
天堂裏的勞動時間是每星期三十小時
社會製度穩定而執政者講理
在天堂裏人們真的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 </blockquote>
很容易猜想出詩人在此指的是何處。要是他將詩句寫成散文，那麽，那個法國官員和英國與美國的官員們，都將明白這個編成暗語的報告：在天堂裏，人們每星期隻勞動三十小時，他們的工資卻更高而物價則持續下降，體力活並不累人（因為重力比較小），砍木頭並不比打字更艱苦。社會製度穩定而執政者講理。在天堂裏人們真的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然後，他試圖加以簡化：社會製度穩定，執政者講理，在天堂裏人們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對了，這用來當每日的祈禱文很好。
他又把波蘭詩人的文字過了好幾遍，他在每個詩行裏挑選出一些文字，好讓明天那個他要會見的德國官員讀起來容易些。人們無法準確地將靈魂和肉體區分開來，於是他便帶著一滴脂肪和一線肌肉來了。接著，他又概括了下一段詩：隻有極少數人見到上帝。他隻對少數純淨無瑕的人顯露。其餘的人隻能聆聽關於奇跡和洪災的報告。
那晚無夢，一覺睡到鬧鍾響。
出門之前，他又退回來，從桌上拿起祈禱文的草稿：在天堂裏人們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社會製度穩定而執政者講理。在天堂裏人們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他疊起紙張，放進口袋裏。他覺得受到一些保護，他又熬過了一個晚上，他也會熬過這將臨的一天。
他在指定的時間，來到了指定的房間。一個矮小短矬的德國官員，沒有穿製服打領帶，穿一條燈芯絨褲子，一件很厚的羊毛外套，綠色的，裏麵的羊毛衫，也是綠色的。他的頭發梳理得很整齊，頭路分在中間。雙手很大，上麵有大塊淺色的斑，他的前額和頭頸上也有類似的斑。
一個半小時的麵試後，這外國人暈暈乎乎地出來，記不住被問了些什麽。唯一記得的，是這個辦事員對他重複了兩次的警告：您選擇的道路將是漫長的，沒把握的，第一步僅是第一步。
對，對……布克維納，他的出生地，那是第一步，然而，正如他所了解的，德國身份是由血緣認可的，而非取決於出生地點。我們不是法國人，也不是美國人……不，不是美國人，也不是英國人，即使我們是在盟國大委員會的樓裏麵……這個官員這麽解釋了，一邊站起身，大驚小怪似的，朝天舉起了雙手、抬起雙眼。
“出生在德國並不等於就是德國人！哪怕出生在德國內陸！更別說別的地方……”他重新低下頭，念表格上的內容，繼續核對上麵的外國名字。“啊，對了，布克維納……以前是奧地利的省份，我們承認。但這隻延續了百來年，我們承認。奧地利和德國是兩碼事，完全兩碼事。作為從東歐來的，先生您肯定了解這一點。那個瘋子毀了德國，正因為他，現在這個盟國大委員會設在柏林……”這個純德國血統的德國官員，朝著無恥玩弄了德國命運的萬能上帝，重新舉起了雙手、抬起眼睛。“不是嗎？那個瘋子，就是因為他，德國沒完沒了地在賠償，再賠償，並一再欠下新的債，吞下新的詛咒，並得承受由這個盟國大委員會送來的乞丐和窮人潮水般的入侵。而那個瘋子甚至根本不是個德國人，他是奧地利人，眾所周知。從那個林茲，從奧地利，來了個瘋子阿道夫！……他本人從來沒有否認過這個事實。而且，即使你是德國人，但你離開德國八百年了，那你還算什麽德國人？那天我在電視上看到您的一位女同胞，她自稱：既然她是被驅逐的德國人，她認為，她現在要重歸德國。八百年過去了！八百年，您聽見了嗎？八——百——年，自從德國殖民者遠征到了那個，叫什麽來著，對了，那個百納沱（banat）。”
這個異國名字“百納沱”，是羅馬尼亞西南部的一個省，古老殖民者的後代們至今仍然生活在那裏。但他麵前的卷宗裏並沒有這個名字，它也不在布克維納的旁邊，他隻是在自己的記憶裏找出了它。他顯得對自己非常滿意。
“對了，對了，bestimmt，百納沱！八百年之後……人們可以立刻看出區別來，從口音，從用詞，從舉止，請相信我，請您相信我。”
總之，昨天的麵試完全不是這麽回事，前天的也不是這麽回事，而今天就不同了：實際上，這位好意的德國代表是想告誡他。
他來到汽車站，然後坐有軌電車，心裏想著那位德國官員的話，忘了下車，到了城市的另一頭——一個有著低層房屋的郊外住宅區。他叫了一輛出租，讓司機開往市中心的紀念大教堂（ged?chtnis kirche）的廢墟附近。
教堂四周的人行道上滿是生氣勃勃的行人。市中心，到處是人，尤其是年輕人。他，心不在焉，踏上了一條邊緣小路，走進了見到的頭一家飯館，彌補這徒勞的一天，犒勞自己受到的令人迷惑的挫折。
晚上，當他打開單元的房門時，黑暗中，他聽到室友慣常的問候。“做決定是一個精神錯亂的時刻。”與每天晚上一樣，克爾凱郭爾先生滿懷心計地這麽念叨。是的，然而，猶豫不決所帶來的精神錯亂，也是不能忽略的。於是，這般夜間的爭執便毫無疑義。
上床前，他念了晚禱：在天堂裏人們真的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上帝隻對少數純淨無瑕的人顯露。人們無法準確地將靈魂和肉體區分開來，於是他便帶著一滴脂肪和一線肌肉來了。在天堂裏人們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社會製度穩定而執政者講理。上帝隻對少數純淨無瑕的人顯露。在天堂裏人們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
一個月之後，他到了巴黎。在那裏，他無數次地後悔沒把那個盟國委員會的法國仰慕者的名片保存下來。又過了一個月，他又跨出更遠的一步，走向另一個世界的來世。這是跨越汪洋的一大步，在1988年3月，這一大步，把他帶到了新世界。
在眾多外國人中做一個外國人的歡樂，自由女神像和自由的限製及其麵具，新街區和新語法，這些不僅包圍著他，同時也活在他的身心裏，棄國而去的創痛，心靈和頭腦的新毛病，身處異地的眩暈，活在自己來世新生活裏的機遇。一點兒，一點兒，他開始接受這新日曆，接受天堂的飛躍數目：自由流亡生活的每一年，都相當於前世生活的四年。
到美國一年半後，也就是說，按新日曆算，便是第六年，柏林牆轟然倒塌。在社會主義喬爾馬尼亞，喀爾巴阡山的白臉小醜和他的妻子墨爾杜同誌受到了審判。他現在是希望重歸往昔，重歸故國，重過舊日嗎？從另一個王國傳來的信息打消了他這些念頭。他重新審視了以往經曆的困惑，重念了波蘭詩人關於天堂報告的詩（他已經把它當作祈禱文），又複習了關於天堂的現實警句：抑鬱是體內化學平衡的失調，而非個性的缺陷。
奧維德（ovid），這個被羅馬帝國驅逐的古代詩人，生活在遙遠的東方，黑海邊的托米省（tomi）的錫西厄沙漠（scythian），他是否超越了悲哀？此刻，話得反過來說：在托米省與他自己之間，距離日複一日地變得遙遠。紐約那多礁石的哈德孫河畔，是他沉船的地方，在他的新家，眼前的羅馬，悲傷是用抗抑鬱藥劑和練身房來治療的：抑鬱是體內化學平衡的失調，而非個性的缺陷。每一種東西都有其療法。請撥1—800—求助熱線。
1997年，新日曆的第九年，即柏林d日——1988年冬天的柏林——後的第三十六年，向他提供了回到往昔的空間和時間的機會。
按新日曆算來，這時的他，已經有94歲了。老了，太老了，已經不適合再做這般遠行了。但是，與此同時，如果按他拋棄前世日常生活那日算起的話，他僅為11歲。對於一個如此年輕而感情衝動的人來說，這類朝聖似乎又顯得過早。
[1]克爾凱郭爾（kierkegaard，1813—1855），丹麥哲學家。
[2]此三人均為羅馬尼亞著名作家（其中伊利亞德也是學者），他們都先後離開了羅馬尼亞去巴黎居住，並用法文寫作。
[3]她們都是羅馬尼亞舊貴族，也都是文人和作家，都定居於巴黎並用法文寫作。
[4]本傑明·馮達（benjamin fondane，1898—1944）,羅馬尼亞詩人，20世紀30年代在巴黎定居，“二戰”時死於納粹集中營。
[5]法國象征自由的女神。
[6]阿納托爾·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法國作家、文學評論家、社會活動家。顯然，這名字在此既被用來象征法國，又被用來暗喻作者自己。
[7]亞斯納亞·泊利阿納（yasnaya polyana），阿·托爾斯泰的出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