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淑鳳 陳進金[1]
在1980年代以前，海峽兩岸的民國史學者，幾乎都受到政治禁忌或意識形態的限製，以及檔案數據的不開放等因素影響，因而形成曆史研究上的一種局限，尤其是一些敏感的政治議題，更是研究上的禁區。但自1980年代以後，政治束縛逐漸解除、教條框架漸被拋棄，尤其台灣隨著政治民主化的腳步，反共、一元化的國民革命史觀，不再成為唯一的曆史解釋，民國史學者具有更寬廣的研究空間。
台灣地區政治解禁後，有關民國史檔案資料也隨之大量開放，如台北“國史館”所典藏的《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以下簡稱《蔣檔》），經過學者研究運用，或糾舉過往論著的錯誤，或厘清以往隱晦不明的曆史疑案，且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開放《蔣介石日記》後，學者還能進一步探討蔣中正的內心世界，在在說明新史料正帶動新研究領域的開拓。
另在《蔣檔》數字化後，透過編目目錄字段的綜合與分析，民國史學者還能突破以前的窠臼，開創新的研究方向與趨勢。例如以蔣中正與相關人物往返文電的內容要旨，進而與時局結合的分析與研究；也可開發新的議題，例如蔣中正的國家“觀”、蔣中正的民族“觀”等；甚至檢討以往的既有定論，例如抗戰前蔣中正的“削藩論”等。這說明檔案數字化後將使研究議題更為豐富多元，且有助於學者挖掘新的研究課題。 一 前言
1950年代台灣地區對近代中國史的研究是從學術機構展開，大都從接收史料、整理資料著手；最早是以清末民初政治史的研究成果較為豐碩，其中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匯編》11種110冊最具代表性。[2]此外，台灣當局為倡導國民革命史觀，透過曆史學科教育以配合其基本“國策”，乃強調貶抑“滿清”、北洋政府，與反對共產革命的論述。[3]是以，此一時期民國史的研究雖然蓬勃發展，卻很難不受到現實政治的影響，形成學者從事研究的一種局限。
至1970年代台灣史學研究開始受到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的影響，尤其是近代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更是深受歐美史學發展的衝擊，是以新文化史逐漸成為台灣曆史學門研究重要趨勢。[4]這些論述包括飲食、服裝、日常語言、身體等主題，其從上層文化與下層文化、生產與消費、真實與虛構三方麵，明確定義新文化史與傳統智識史及社會史的區別。[5]也因此，台灣地區傳統的政治史、軍事史研究漸趨式微，台灣學者真正利用檔案來從事民國史研究者，變得越來越少了。
然自80年代起，台灣因時局的變遷，過去的政治束縛逐漸鬆綁，國民革命（國民黨）史觀不再成為唯一解釋民國政治發展的論點，民國政治人物的評價亦趨於多元；再則，有關民國史的檔案文獻資料亦相繼解禁出現，對民國史的研究提供了相當大的幫助與貢獻。因此，目前是運用檔案從事蔣中正或民國史研究的最佳時機，一方麵少了政治上或意識形態上的羈絆，一方麵又有新檔案、新數據可資運用。
正因文件文獻大量開放，促使民國史研究學者能多少參考到台北“國史館”所庋藏的《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中國國民黨黨史館所典藏的原始數據，以及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典藏的《宋子文檔案》、《蔣介石日記》和哥倫比亞大學所藏的《張學良檔案》等。目前除了部分檔案因涉及美國國家安全資料，必須等待法律專家界定後才能決定是否開放外，其餘資料多已經開放給學術界參閱運用。[6]基於此，民國史的研究值得學者期待與投注更多的心力。
事實上，隨著國民黨史觀的被揚棄，以及檔案數據的大量開放，尤其是《蔣檔》數字化後，有關蔣中正及民國史研究新領域、新議題的開發，已是必然走向，此時正是史學界應該“把政治放回到二十世紀中國史”。[7]是以，本文將以台北“國史館”所庋藏的檔案為主，介紹該館檔案典藏內容，以及有關蔣文件編目目錄信息運用，並將以個人運用檔案數據所獲得的部分心得為例，來具體陳述蔣中正資料與民國研究的方向與趨勢。期盼透過本文的介紹，能吸引更多民國史的同好來利用“國史館”典藏的蔣文件等資料從事研究，進而提升蔣中正或民國史研究的廣度與深度。 二 台灣地區蔣中正研究回顧
蔣中正（1887～1975），是民國史上的政治強人，他實際統治中國大陸與台灣近半個世紀；蔣中正也是20世紀備受爭論的人物之一，讚美者譽之為“偉人、民族救星”，指摘者則斥之為“蔣匪、竊國大盜”。對蔣氏的曆史評價不一，褒貶迄今仍無定論，但其對現代中國發展的影響，則不容置疑。是以，過去以蔣中正為題的學術研討會不計其數，而有關蔣中正的專著論文更是汗牛充棟。2001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黃自進教授曾主編一冊有關蔣中正的研究資料目錄，僅收錄近20年（1980～2000）出版的資料目錄，全冊就高達466頁（含索引），足見學界有關蔣中正研究之熱烈與重視。[8]在中國大陸，長期把蔣中正視為反動派的首領，中共建國之初的50年代，曾經進行過一場聲勢浩大的批蔣運動，“人民的公敵”、“千古的罪人”是早期中國大陸對蔣中正的評價。直到1980年以後才開始有學術機關發出“重新評估一位現代曆史人物——蔣介石”呼籲，大陸方麵才在80年代末相繼出版數種有關蔣中正的傳記。[9]雖然中國大陸學者開始重新評估蔣中正的曆史地位及其功過，是曆史研究的一項進步，但此一時期的論著仍然難脫“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的框架，立論較為偏頗；直到90年代後，大陸學者才能比較“實事求是”、“公正客觀”地評論一位曆史人物，對蔣中正的評價則漸趨客觀。[10]
至於台灣有關蔣中正的研究，大約可以1980年代為分水嶺。在蔣中正尚未過世之前，台灣已經出現了幾本蔣中正傳記，例如1954年梁中銘的《我們偉大的領袖》、1956年王升的《我們的蔣總統》，以及董顯光根據1937年版再增補抗戰後蔣中正事跡的《蔣總統傳》等。[11]以及蔣中正逝世後所出現的第一本傳記，即由黎東方於1976年所撰寫的《蔣公介石序傳》一書。[12]
上述書籍受到“反共”、“一元化”的國民革命史觀的影響，大都強調他在政治上或軍事上的貢獻，尤其著重於其思想學說與行誼的論述，或是強調與國民革命的關係，或是討論其在國際外交的成就，或是建設台灣的貢獻，即使到了80年代有關蔣中正的研究論文，其主要觀點仍然不出上述的論述。1986年蔣中正百年誕辰時，由“中國曆史學會”、“國史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等單位聯合召開了一場“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當年應邀出席的海內外學者專家200餘人，共提出100篇學術論文，該次會議即分成“蔣中正先生之思想學說與行誼”、“蔣中正先生與國民革命”、“蔣中正先生與中國現代化”、“蔣中正先生與世界”，及“蔣中正先生與複興基地建設”5組分別討論。[13]這次研討會應該是以蔣中正為主題的規模最盛大的一場國際學術討論會，卻也代表台灣學界對蔣中正曆史地位一元化評價的結束。
自80年代後，隨著政治民主化的發展，多元史觀呈現於民國史的研究，蔣中正逐漸由神壇被請回凡間，有關蔣中正的曆史評價也趨於多元，此一期間李敖出版了《蔣介石研究》、《蔣介石研究續集》、《蔣介石研究三集》、《蔣介石研究四集》、《蔣介石研究五集》、《蔣介石研究六集》等一係列專著。[14]李敖上述專著中對於蔣介石的評價與以往的論著南轅北轍。1995年，李敖與汪榮祖合著出版《蔣介石評傳》一書，即詳以史料，嚴以考證，有別於坊間野史式的傳記小說，而以求真的精神，重塑蔣氏一生功過及其曆史定位，可為學界對蔣氏另一種評價的代表。[15]大約同時，黃仁宇也出版了《從大曆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一書，[16]利用多種原始檔案文獻資料的比較與闡述，給予蔣中正較為正麵的肯定，有關蔣中正的研究呈現了百家爭鳴的情形。 三 “國史館”典藏的蔣中正資料
台灣地區典藏民國史資料的機構，以“國史館”、中國國民黨黨史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國防部”史政編譯室、“國家檔案管理局”等單位為主，其中以“國史館”所庋藏的“總統”、“副總統”檔案最為豐富，亦最具重要性。
“國史館”對新征集的檔案，經初步整理後上架，一經解密即可提供各界人士調閱；其中較具參考價值的檔案，該館優先立案、編目、修補、微縮或影像掃描等信息化方式加以整理，欲到該館閱讀檔案者可以利用該館的檢索係統快速地找到所需要的檔案史料。
“國史館”自2002年起進行檔案數字化計劃，審選該館現藏珍貴檔案，利用科技分年進行編目建文件、影像掃描，產出數字數據，並利用數字數據不失真、可快速複製及多樣化呈現的特性，達到永久典藏的目的；同時將部分數字化檔案上載網絡，全麵開放各界研究應用。[17]是以，學者運用該館檔案數據，將更為便利快捷。在“國史館”典藏的檔案中，與蔣中正研究較為相關者，主要有《國民政府檔案》、《閻錫山檔案》、《蔣檔》和《外交部檔案》等。[18]茲簡單介紹如下。 <h4>（一）《國民政府檔案》</h4>
“國史館”典藏的《國民政府檔案》，期間自1925年7月至1949年6月止，是總統府自1961年8月至1996年12月，分5批移轉之大陸運台舊檔案，前4批移轉的檔案中有關抗戰勝利後的檔案，因當時內外情勢，被視為事涉敏感而遭抽存，直到1996年12月才全部移轉到館典藏。
該館典藏《國民政府檔案》經數字化後，總計有7086卷，1134746頁影像圖文件，分為總類、主計、人事、行政、內政、外交、國防、財政、教育、司法、經濟、交通、衛生、新聞、其他等15大類。[19]
“以黨領政”，是訓政時期中國的特色，國民政府是中國國民黨政策的執行機關，透過該一檔案的內容可以進一步驗證訓政時期“以黨領政”的成效。在“國史館”典藏的《國民政府檔案》中，除了國民政府委員會議記錄、國務會議記錄、國民政府政治總報告、行政院工作報告、院會議事錄等資料外，也進一步提供學者探討相關議題的材料，例如有關國民黨與三民主義青年團的“黨團關係”、共黨（異黨）活動情形、各地的學潮工潮，及戰後初期的台灣問題等，且上述《國民政府檔案》數據還可以來和《蔣檔》相互印證。 <h4>（二）《閻錫山檔案》</h4>
《閻錫山檔案》（以下簡稱《閻檔》）原稱為《閻故資政遺存檔案》，係由“國家安全局”於1971年9月移轉“國史館”典藏，經“國史館”初步整理後於1976年正式提供學術研究之用，唯當時仍有大部分資料屬於限閱，直到近90年代才完全對外開放閱覽。閻錫山一生經曆豐富，身居黨政要津，民國成立後長期掌握山西政權，其與蔣中正時分時合，使其評價頗富爭議，但其遺留的檔案，則搜羅了民國以來重要史事數據，極具參考價值，研究民國史學者應加以重視。《閻檔》就其內容可分為要電錄存、各方往來電文、日記及其他等4類，共計1254卷。[20]由於該檔尚未數字化，特分項介紹如下。
要電錄存：全名為《閻伯川先生要電錄存》，包含籌印閻伯川先生要電錄存案、閻伯川先生要電錄存目錄、閻伯川先生要電錄存等，時間含括自1912年至1939年止，共計146卷33605件。《閻檔》中的要電錄存每案之前皆有提綱，略述該案的原委。其內容係閻錫山來台後，就其在大陸與各方政治人物或部屬幕僚人員的往來文電，摘擇重要部分交由秘書依時間順序與曆史發展脈絡，編輯成冊。
1912年至1926年的要目有：袁氏稱帝、參戰、討伐複辟、護法戰役、巴黎和會與五四運動、直皖戰爭與陝鄂諸役、直奉戰爭、黎氏複職與曹錕賄選、反奉諸役浙孫反奉與吳氏再起、反奉諸役郭氏反奉與馮李衝突役等案。
1926年至1928年的要目有：北伐黨軍奠定贛鄂進克浙閩寧滬、北伐清黨始末與國府遷寧、北伐吳部解體與奉軍入豫、北伐奉張組安國政府、北伐北方黨政軍之運用、北伐接收京津、北伐華北善後、北伐東北易幟暨膠東靖亂等案。
1928年至1937年的要目有：北伐後之中央政局、北伐附編遣實錄、北伐附三全會議及蒙藏事務、北伐附晉冀察綏黨政、處理西北軍事馮氏興戎、處理西北軍斡旋和平、處理西北軍事馮氏再變、兩湖事變、粵桂事變、中東路事件、討論黨國大事軍事、寧粵合作、整理晉綏軍、晉軍抗日、晉軍剿共、解決孫軍、察省事變、內蒙古自治、棉麥借款及閩省事變、冀察事件及華北偽自治運動、兩廣事變及中日交涉、綏遠抗戰、西安事變等案。
1937年至1939年的要目有：全麵抗戰開始至平津陷落、全麵抗戰南口會議暨張垣失陷、全麵抗戰晉綏暨平忻戰役、全麵抗戰娘子關暨太原戰役、全麵抗戰敵犯晉南戰役、全麵抗戰展開遊擊戰創敵、全麵抗戰策應魯南會議反攻、全麵抗戰敵反攻晉南各役、全麵抗戰反掃蕩戰等案。
各方往來文電：各方往來文電包含各方往來電文原案、各方往來電文錄存、馮（玉祥）方往來電文錄存、蔣（介石）方往來電文錄存、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石友三部往來電文錄存、四川各部往來電文錄存、雜派往來電文錄存等8種，共計1063卷108304件。各方往來文電主要是載錄閻錫山與當時各派係、軍人或政治人物之間的往來函電；此外，還有由山西省電務處所截錄各派係、軍人或政治人物間的往來電。
日記：日記全名為《閻伯川先生日記》，係記載閻錫山自1931年2月17日至1959年3月29日的日記，計有20卷4829件。
其他：包含雜牌軍隊人名表、閻伯川先生遺存文件、各方民國26年往來電文登記簿、京本存檔各號密冊、京本登記簿以及閻錫山密呈總裁稿案等。
“國史館”所典藏的《閻檔》雖然以閻錫山為主角，但在“要電錄存”中1926年至1939年的要目，似乎都與蔣中正相關，也是民國史的重要研究議題。此外，“各方往來文電”為《閻檔》中數量最多、內容最豐富的資料，其中雜派往來電文錄存，係閻錫山截錄當時大小派係軍人、政治人物間的往來函電，包括蔣中正、奉係、桂係、雲南、貴州、四川、陝西、甘肅、通訊社，以及國民黨改組派、西山會議派和一些小股勢力地方軍人的往來電文，是了解當時南京中央與地方派係軍人間合縱連橫的第一手數據。 <h4>（三）《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h4>
《蔣檔》，原稱《大溪檔案》，係蔣中正統軍主政時期的手稿和文件數據。自國民革命軍北伐以來，蔣中正即與中國政局的發展息息相關，是以此批檔案資料一向為研究民國史的學者所重視，其具有高度的史料價值。[21]1997年2月26日，“國史館”正式宣布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即日期逐步開放。
《蔣檔》依其性質分為：籌筆、革命文獻、領袖家書、蔣氏宗譜、照片、文書圖書、特交文卷、特交檔案、特交文電等9類。由於“國史館”對總統、副總統檔案是以“件”為單位進行編目，不似部會、機關檔案以卷為單位，因此蔣文件有317136筆，其中照片就有50798筆，檔案內容含括政治、外交、軍事、財經、文經、社會、交通等各方麵，數量極為豐富。[22] <h4>（四）“外交部”檔案</h4>
《外交部檔案》是“外交部”自1975年起至2004年止分批移轉的大陸運台及在台已失時效檔案，檔案年代自1893年至1992年。該文件正進行數字化工作，目前已完成8649筆，72萬餘頁影像圖文件，涵蓋政治、外交與國際事務、軍事、財經、文教、交通郵電、輿論與情報、僑務、社會團體與醫療救濟、國際共黨活動與中共動態、滿洲國與汪政權、戰犯與漢奸、處理日僑俘、劫物歸還、戰債賠償、日本戰後改製等主題。[23]
此外，“國史館”典藏的《蔣經國總統文物》，分為文件及照片兩類，其中文件類《忠勤檔案》典藏有蔣中正的函電錄底、手令錄底、手劄錄底等，但該全宗尚未開放閱覽，暫不簡述。
2009年“國史館”與台灣大學數字典藏中心合作開發“‘國史館’數字檔案檢索係統”（http：//ahara.digital.ntu.edu.tw），2010年11月12日正式啟動。該係統透過檔案的描述，可在各全宗檔案類別下，自動依年代、人名、地區和主題進行數量分析，限縮或擴增檢索範圍也比過去檢索係統更方便、有效，對於研究議題的開發，幫助更大。 四 蔣中正研究舉隅
民國史的研究因新檔案的開放，有所增益，如1930年中原大戰張學良入關助蔣，在《張學良進關秘錄》一書認為1930年8月14日，蔣中正給張學良的“寒電”是蔣中正第一次要求張學良出兵，《總統蔣公大事長篇初稿》則記載是1930年6月4日；但《蔣檔》顯露1930年2月19日蔣中正即透過方本仁敦請張學良出兵。[24]又如1930年6月13日東北軍的代表胡若愚抵達上海，當時輿論各界都揣測胡此行具有政治目的，可胡若愚對外一律宣稱就醫。就《蔣文件》顯示，胡若愚到上海主要是跟宋子文洽談倘東北軍入關助蔣，南京財政可以支持多少等問題。[25]
以下僅就筆者參閱該檔案的研究所得，舉例如下。 <h4>（一）蔣中正與兩湖事變（1929）</h4>
以往有關兩湖事變的研究，大都僅能依賴相關人物的回憶錄，如《李宗仁回憶錄》、《白崇禧訪問記錄》和黃紹竑《五十回憶》等。[26]研究者因缺乏源文件資料的佐證，僅僅是依照當事人事後的回憶，而無法進一步討論桂係軍人當時的態度；尤其事變之初，桂係軍人間互相商議的因應策略或主張，均無從了解。以往學者會從南京的角度，來分析中央有主和與主戰之分；[27]但卻很少去探討桂係軍人間是否也有主和與主戰之分。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一書中曾記載：“三月中旬，李宗仁、李濟深方在上海，白崇禧在北平，與武漢兩粵各處均互通消息，討論備戰，白崇禧主戰最力。”[28]這樣的敘述似乎說明白崇禧是桂係主戰派的代表，但從《閻錫山檔案》中“雜派往來電文錄存”的文電，則提供了進一步觀察白氏於1929年3月的態度。如1929年3月4日，李宗仁致電白崇禧雲：“昨何敬之、葛敬恩囑張華輔、陳儀轉來蔣命提出條件：一、改組兩湖政府；二、漢政分會及集團軍總部自動呈請提出取消；三、兩湖各軍均回原防。其意若不能完全遵照辦理，寧以武力解決。弟已婉言答複，請容討論。”[29]翌日（3月5日），白崇禧對於南京蔣中正所提的條件，複電李宗仁表示：“昨奉鈞座支申電，對介公所提條件，禧頃與鶴齡、元戌、澤民諸兄商議，簽稱此次我方政略戰略均處於不利地位，不如暫時忍恥接收（受）其條件，然後將北方各師以編遣為名，調回武漢，整理兩湖。第一條件則不成為重要問題，概可承認。至於第四改組兩湖省政府，應須得我方同意，亦無不可。請迅速表示，以免夜長夢多，否則一旦決裂，我方兵力南北分離，未必能操勝算，未知鈞意若何。乞酌裁賜複。”[30]同一天，白崇禧亦致電漢口胡宗鐸、夏威等人：“一、介公所提各條件應早委婉磋商，分別承認。二、集團總部提前取消當無問題，軍隊調回兩湖防地亦可遵辦；兩湖省政府若照現在組織政分會，似不要亦可，請其以明令頒布即遵行，以被動地位取消為妥，惟省政府取消似應力爭。三、此次風潮因挑撥者多，恐難避免，我若能萬分忍讓，預料三代大會必有風波，因馬二決不甘居人下也。惟諸公對浦口、南京、蕪湖、安慶、九江各處，請多派員探聽軍事行動。”[31]
足見白崇禧傾向暫時委曲求全，待機再起。陳訓正所雲：白氏主戰最力。至少在事變初起，似與事實不若符合。
此外，兩湖事變期間蔣中正扣押了李濟深，曾被視為“最錯的一著失棋”。[32]但是，透過《蔣檔》中的文電記載，可以進一步來理解蔣中正何以必須扣押李濟深的緣由。《事略稿本》1929年3月21日記載：“公昨夜為李濟深反動，不勝憂慮輾轉不成寐。今晨特召其來寓，責其密通桂軍，所為不義。並令其留住京中，暫不返粵，惟允其與吳敬恒同住湯山。”[33]根據上述記載，蔣氏扣押李濟深的主要原因是李氏“密通桂軍”，而李濟深在京期間，確曾透過陳濟棠交代粵軍指揮職務。[34]基於此，蔣中正對李濟深的指控，至少符合部分事實。
在1980年代以前，海峽兩岸的民國史學者，幾乎都受到政治禁忌或意識形態的限製，以及檔案數據的不開放等因素影響，因而形成曆史研究上的一種局限，尤其是一些敏感的政治議題，更是研究上的禁區。但自1980年代以後，政治束縛逐漸解除、教條框架漸被拋棄，尤其台灣隨著政治民主化的腳步，反共、一元化的國民革命史觀，不再成為唯一的曆史解釋，民國史學者具有更寬廣的研究空間。
台灣地區政治解禁後，有關民國史檔案資料也隨之大量開放，如台北“國史館”所典藏的《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以下簡稱《蔣檔》），經過學者研究運用，或糾舉過往論著的錯誤，或厘清以往隱晦不明的曆史疑案，且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開放《蔣介石日記》後，學者還能進一步探討蔣中正的內心世界，在在說明新史料正帶動新研究領域的開拓。
另在《蔣檔》數字化後，透過編目目錄字段的綜合與分析，民國史學者還能突破以前的窠臼，開創新的研究方向與趨勢。例如以蔣中正與相關人物往返文電的內容要旨，進而與時局結合的分析與研究；也可開發新的議題，例如蔣中正的國家“觀”、蔣中正的民族“觀”等；甚至檢討以往的既有定論，例如抗戰前蔣中正的“削藩論”等。這說明檔案數字化後將使研究議題更為豐富多元，且有助於學者挖掘新的研究課題。 一 前言
1950年代台灣地區對近代中國史的研究是從學術機構展開，大都從接收史料、整理資料著手；最早是以清末民初政治史的研究成果較為豐碩，其中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匯編》11種110冊最具代表性。[2]此外，台灣當局為倡導國民革命史觀，透過曆史學科教育以配合其基本“國策”，乃強調貶抑“滿清”、北洋政府，與反對共產革命的論述。[3]是以，此一時期民國史的研究雖然蓬勃發展，卻很難不受到現實政治的影響，形成學者從事研究的一種局限。
至1970年代台灣史學研究開始受到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的影響，尤其是近代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更是深受歐美史學發展的衝擊，是以新文化史逐漸成為台灣曆史學門研究重要趨勢。[4]這些論述包括飲食、服裝、日常語言、身體等主題，其從上層文化與下層文化、生產與消費、真實與虛構三方麵，明確定義新文化史與傳統智識史及社會史的區別。[5]也因此，台灣地區傳統的政治史、軍事史研究漸趨式微，台灣學者真正利用檔案來從事民國史研究者，變得越來越少了。
然自80年代起，台灣因時局的變遷，過去的政治束縛逐漸鬆綁，國民革命（國民黨）史觀不再成為唯一解釋民國政治發展的論點，民國政治人物的評價亦趨於多元；再則，有關民國史的檔案文獻資料亦相繼解禁出現，對民國史的研究提供了相當大的幫助與貢獻。因此，目前是運用檔案從事蔣中正或民國史研究的最佳時機，一方麵少了政治上或意識形態上的羈絆，一方麵又有新檔案、新數據可資運用。
正因文件文獻大量開放，促使民國史研究學者能多少參考到台北“國史館”所庋藏的《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中國國民黨黨史館所典藏的原始數據，以及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典藏的《宋子文檔案》、《蔣介石日記》和哥倫比亞大學所藏的《張學良檔案》等。目前除了部分檔案因涉及美國國家安全資料，必須等待法律專家界定後才能決定是否開放外，其餘資料多已經開放給學術界參閱運用。[6]基於此，民國史的研究值得學者期待與投注更多的心力。
事實上，隨著國民黨史觀的被揚棄，以及檔案數據的大量開放，尤其是《蔣檔》數字化後，有關蔣中正及民國史研究新領域、新議題的開發，已是必然走向，此時正是史學界應該“把政治放回到二十世紀中國史”。[7]是以，本文將以台北“國史館”所庋藏的檔案為主，介紹該館檔案典藏內容，以及有關蔣文件編目目錄信息運用，並將以個人運用檔案數據所獲得的部分心得為例，來具體陳述蔣中正資料與民國研究的方向與趨勢。期盼透過本文的介紹，能吸引更多民國史的同好來利用“國史館”典藏的蔣文件等資料從事研究，進而提升蔣中正或民國史研究的廣度與深度。 二 台灣地區蔣中正研究回顧
蔣中正（1887～1975），是民國史上的政治強人，他實際統治中國大陸與台灣近半個世紀；蔣中正也是20世紀備受爭論的人物之一，讚美者譽之為“偉人、民族救星”，指摘者則斥之為“蔣匪、竊國大盜”。對蔣氏的曆史評價不一，褒貶迄今仍無定論，但其對現代中國發展的影響，則不容置疑。是以，過去以蔣中正為題的學術研討會不計其數，而有關蔣中正的專著論文更是汗牛充棟。2001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黃自進教授曾主編一冊有關蔣中正的研究資料目錄，僅收錄近20年（1980～2000）出版的資料目錄，全冊就高達466頁（含索引），足見學界有關蔣中正研究之熱烈與重視。[8]在中國大陸，長期把蔣中正視為反動派的首領，中共建國之初的50年代，曾經進行過一場聲勢浩大的批蔣運動，“人民的公敵”、“千古的罪人”是早期中國大陸對蔣中正的評價。直到1980年以後才開始有學術機關發出“重新評估一位現代曆史人物——蔣介石”呼籲，大陸方麵才在80年代末相繼出版數種有關蔣中正的傳記。[9]雖然中國大陸學者開始重新評估蔣中正的曆史地位及其功過，是曆史研究的一項進步，但此一時期的論著仍然難脫“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的框架，立論較為偏頗；直到90年代後，大陸學者才能比較“實事求是”、“公正客觀”地評論一位曆史人物，對蔣中正的評價則漸趨客觀。[10]
至於台灣有關蔣中正的研究，大約可以1980年代為分水嶺。在蔣中正尚未過世之前，台灣已經出現了幾本蔣中正傳記，例如1954年梁中銘的《我們偉大的領袖》、1956年王升的《我們的蔣總統》，以及董顯光根據1937年版再增補抗戰後蔣中正事跡的《蔣總統傳》等。[11]以及蔣中正逝世後所出現的第一本傳記，即由黎東方於1976年所撰寫的《蔣公介石序傳》一書。[12]
上述書籍受到“反共”、“一元化”的國民革命史觀的影響，大都強調他在政治上或軍事上的貢獻，尤其著重於其思想學說與行誼的論述，或是強調與國民革命的關係，或是討論其在國際外交的成就，或是建設台灣的貢獻，即使到了80年代有關蔣中正的研究論文，其主要觀點仍然不出上述的論述。1986年蔣中正百年誕辰時，由“中國曆史學會”、“國史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等單位聯合召開了一場“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當年應邀出席的海內外學者專家200餘人，共提出100篇學術論文，該次會議即分成“蔣中正先生之思想學說與行誼”、“蔣中正先生與國民革命”、“蔣中正先生與中國現代化”、“蔣中正先生與世界”，及“蔣中正先生與複興基地建設”5組分別討論。[13]這次研討會應該是以蔣中正為主題的規模最盛大的一場國際學術討論會，卻也代表台灣學界對蔣中正曆史地位一元化評價的結束。
自80年代後，隨著政治民主化的發展，多元史觀呈現於民國史的研究，蔣中正逐漸由神壇被請回凡間，有關蔣中正的曆史評價也趨於多元，此一期間李敖出版了《蔣介石研究》、《蔣介石研究續集》、《蔣介石研究三集》、《蔣介石研究四集》、《蔣介石研究五集》、《蔣介石研究六集》等一係列專著。[14]李敖上述專著中對於蔣介石的評價與以往的論著南轅北轍。1995年，李敖與汪榮祖合著出版《蔣介石評傳》一書，即詳以史料，嚴以考證，有別於坊間野史式的傳記小說，而以求真的精神，重塑蔣氏一生功過及其曆史定位，可為學界對蔣氏另一種評價的代表。[15]大約同時，黃仁宇也出版了《從大曆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一書，[16]利用多種原始檔案文獻資料的比較與闡述，給予蔣中正較為正麵的肯定，有關蔣中正的研究呈現了百家爭鳴的情形。 三 “國史館”典藏的蔣中正資料
台灣地區典藏民國史資料的機構，以“國史館”、中國國民黨黨史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國防部”史政編譯室、“國家檔案管理局”等單位為主，其中以“國史館”所庋藏的“總統”、“副總統”檔案最為豐富，亦最具重要性。
“國史館”對新征集的檔案，經初步整理後上架，一經解密即可提供各界人士調閱；其中較具參考價值的檔案，該館優先立案、編目、修補、微縮或影像掃描等信息化方式加以整理，欲到該館閱讀檔案者可以利用該館的檢索係統快速地找到所需要的檔案史料。
“國史館”自2002年起進行檔案數字化計劃，審選該館現藏珍貴檔案，利用科技分年進行編目建文件、影像掃描，產出數字數據，並利用數字數據不失真、可快速複製及多樣化呈現的特性，達到永久典藏的目的；同時將部分數字化檔案上載網絡，全麵開放各界研究應用。[17]是以，學者運用該館檔案數據，將更為便利快捷。在“國史館”典藏的檔案中，與蔣中正研究較為相關者，主要有《國民政府檔案》、《閻錫山檔案》、《蔣檔》和《外交部檔案》等。[18]茲簡單介紹如下。 <h4>（一）《國民政府檔案》</h4>
“國史館”典藏的《國民政府檔案》，期間自1925年7月至1949年6月止，是總統府自1961年8月至1996年12月，分5批移轉之大陸運台舊檔案，前4批移轉的檔案中有關抗戰勝利後的檔案，因當時內外情勢，被視為事涉敏感而遭抽存，直到1996年12月才全部移轉到館典藏。
該館典藏《國民政府檔案》經數字化後，總計有7086卷，1134746頁影像圖文件，分為總類、主計、人事、行政、內政、外交、國防、財政、教育、司法、經濟、交通、衛生、新聞、其他等15大類。[19]
“以黨領政”，是訓政時期中國的特色，國民政府是中國國民黨政策的執行機關，透過該一檔案的內容可以進一步驗證訓政時期“以黨領政”的成效。在“國史館”典藏的《國民政府檔案》中，除了國民政府委員會議記錄、國務會議記錄、國民政府政治總報告、行政院工作報告、院會議事錄等資料外，也進一步提供學者探討相關議題的材料，例如有關國民黨與三民主義青年團的“黨團關係”、共黨（異黨）活動情形、各地的學潮工潮，及戰後初期的台灣問題等，且上述《國民政府檔案》數據還可以來和《蔣檔》相互印證。 <h4>（二）《閻錫山檔案》</h4>
《閻錫山檔案》（以下簡稱《閻檔》）原稱為《閻故資政遺存檔案》，係由“國家安全局”於1971年9月移轉“國史館”典藏，經“國史館”初步整理後於1976年正式提供學術研究之用，唯當時仍有大部分資料屬於限閱，直到近90年代才完全對外開放閱覽。閻錫山一生經曆豐富，身居黨政要津，民國成立後長期掌握山西政權，其與蔣中正時分時合，使其評價頗富爭議，但其遺留的檔案，則搜羅了民國以來重要史事數據，極具參考價值，研究民國史學者應加以重視。《閻檔》就其內容可分為要電錄存、各方往來電文、日記及其他等4類，共計1254卷。[20]由於該檔尚未數字化，特分項介紹如下。
要電錄存：全名為《閻伯川先生要電錄存》，包含籌印閻伯川先生要電錄存案、閻伯川先生要電錄存目錄、閻伯川先生要電錄存等，時間含括自1912年至1939年止，共計146卷33605件。《閻檔》中的要電錄存每案之前皆有提綱，略述該案的原委。其內容係閻錫山來台後，就其在大陸與各方政治人物或部屬幕僚人員的往來文電，摘擇重要部分交由秘書依時間順序與曆史發展脈絡，編輯成冊。
1912年至1926年的要目有：袁氏稱帝、參戰、討伐複辟、護法戰役、巴黎和會與五四運動、直皖戰爭與陝鄂諸役、直奉戰爭、黎氏複職與曹錕賄選、反奉諸役浙孫反奉與吳氏再起、反奉諸役郭氏反奉與馮李衝突役等案。
1926年至1928年的要目有：北伐黨軍奠定贛鄂進克浙閩寧滬、北伐清黨始末與國府遷寧、北伐吳部解體與奉軍入豫、北伐奉張組安國政府、北伐北方黨政軍之運用、北伐接收京津、北伐華北善後、北伐東北易幟暨膠東靖亂等案。
1928年至1937年的要目有：北伐後之中央政局、北伐附編遣實錄、北伐附三全會議及蒙藏事務、北伐附晉冀察綏黨政、處理西北軍事馮氏興戎、處理西北軍斡旋和平、處理西北軍事馮氏再變、兩湖事變、粵桂事變、中東路事件、討論黨國大事軍事、寧粵合作、整理晉綏軍、晉軍抗日、晉軍剿共、解決孫軍、察省事變、內蒙古自治、棉麥借款及閩省事變、冀察事件及華北偽自治運動、兩廣事變及中日交涉、綏遠抗戰、西安事變等案。
1937年至1939年的要目有：全麵抗戰開始至平津陷落、全麵抗戰南口會議暨張垣失陷、全麵抗戰晉綏暨平忻戰役、全麵抗戰娘子關暨太原戰役、全麵抗戰敵犯晉南戰役、全麵抗戰展開遊擊戰創敵、全麵抗戰策應魯南會議反攻、全麵抗戰敵反攻晉南各役、全麵抗戰反掃蕩戰等案。
各方往來文電：各方往來文電包含各方往來電文原案、各方往來電文錄存、馮（玉祥）方往來電文錄存、蔣（介石）方往來電文錄存、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石友三部往來電文錄存、四川各部往來電文錄存、雜派往來電文錄存等8種，共計1063卷108304件。各方往來文電主要是載錄閻錫山與當時各派係、軍人或政治人物之間的往來函電；此外，還有由山西省電務處所截錄各派係、軍人或政治人物間的往來電。
日記：日記全名為《閻伯川先生日記》，係記載閻錫山自1931年2月17日至1959年3月29日的日記，計有20卷4829件。
其他：包含雜牌軍隊人名表、閻伯川先生遺存文件、各方民國26年往來電文登記簿、京本存檔各號密冊、京本登記簿以及閻錫山密呈總裁稿案等。
“國史館”所典藏的《閻檔》雖然以閻錫山為主角，但在“要電錄存”中1926年至1939年的要目，似乎都與蔣中正相關，也是民國史的重要研究議題。此外，“各方往來文電”為《閻檔》中數量最多、內容最豐富的資料，其中雜派往來電文錄存，係閻錫山截錄當時大小派係軍人、政治人物間的往來函電，包括蔣中正、奉係、桂係、雲南、貴州、四川、陝西、甘肅、通訊社，以及國民黨改組派、西山會議派和一些小股勢力地方軍人的往來電文，是了解當時南京中央與地方派係軍人間合縱連橫的第一手數據。 <h4>（三）《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h4>
《蔣檔》，原稱《大溪檔案》，係蔣中正統軍主政時期的手稿和文件數據。自國民革命軍北伐以來，蔣中正即與中國政局的發展息息相關，是以此批檔案資料一向為研究民國史的學者所重視，其具有高度的史料價值。[21]1997年2月26日，“國史館”正式宣布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即日期逐步開放。
《蔣檔》依其性質分為：籌筆、革命文獻、領袖家書、蔣氏宗譜、照片、文書圖書、特交文卷、特交檔案、特交文電等9類。由於“國史館”對總統、副總統檔案是以“件”為單位進行編目，不似部會、機關檔案以卷為單位，因此蔣文件有317136筆，其中照片就有50798筆，檔案內容含括政治、外交、軍事、財經、文經、社會、交通等各方麵，數量極為豐富。[22] <h4>（四）“外交部”檔案</h4>
《外交部檔案》是“外交部”自1975年起至2004年止分批移轉的大陸運台及在台已失時效檔案，檔案年代自1893年至1992年。該文件正進行數字化工作，目前已完成8649筆，72萬餘頁影像圖文件，涵蓋政治、外交與國際事務、軍事、財經、文教、交通郵電、輿論與情報、僑務、社會團體與醫療救濟、國際共黨活動與中共動態、滿洲國與汪政權、戰犯與漢奸、處理日僑俘、劫物歸還、戰債賠償、日本戰後改製等主題。[23]
此外，“國史館”典藏的《蔣經國總統文物》，分為文件及照片兩類，其中文件類《忠勤檔案》典藏有蔣中正的函電錄底、手令錄底、手劄錄底等，但該全宗尚未開放閱覽，暫不簡述。
2009年“國史館”與台灣大學數字典藏中心合作開發“‘國史館’數字檔案檢索係統”（http：//ahara.digital.ntu.edu.tw），2010年11月12日正式啟動。該係統透過檔案的描述，可在各全宗檔案類別下，自動依年代、人名、地區和主題進行數量分析，限縮或擴增檢索範圍也比過去檢索係統更方便、有效，對於研究議題的開發，幫助更大。 四 蔣中正研究舉隅
民國史的研究因新檔案的開放，有所增益，如1930年中原大戰張學良入關助蔣，在《張學良進關秘錄》一書認為1930年8月14日，蔣中正給張學良的“寒電”是蔣中正第一次要求張學良出兵，《總統蔣公大事長篇初稿》則記載是1930年6月4日；但《蔣檔》顯露1930年2月19日蔣中正即透過方本仁敦請張學良出兵。[24]又如1930年6月13日東北軍的代表胡若愚抵達上海，當時輿論各界都揣測胡此行具有政治目的，可胡若愚對外一律宣稱就醫。就《蔣文件》顯示，胡若愚到上海主要是跟宋子文洽談倘東北軍入關助蔣，南京財政可以支持多少等問題。[25]
以下僅就筆者參閱該檔案的研究所得，舉例如下。 <h4>（一）蔣中正與兩湖事變（1929）</h4>
以往有關兩湖事變的研究，大都僅能依賴相關人物的回憶錄，如《李宗仁回憶錄》、《白崇禧訪問記錄》和黃紹竑《五十回憶》等。[26]研究者因缺乏源文件資料的佐證，僅僅是依照當事人事後的回憶，而無法進一步討論桂係軍人當時的態度；尤其事變之初，桂係軍人間互相商議的因應策略或主張，均無從了解。以往學者會從南京的角度，來分析中央有主和與主戰之分；[27]但卻很少去探討桂係軍人間是否也有主和與主戰之分。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一書中曾記載：“三月中旬，李宗仁、李濟深方在上海，白崇禧在北平，與武漢兩粵各處均互通消息，討論備戰，白崇禧主戰最力。”[28]這樣的敘述似乎說明白崇禧是桂係主戰派的代表，但從《閻錫山檔案》中“雜派往來電文錄存”的文電，則提供了進一步觀察白氏於1929年3月的態度。如1929年3月4日，李宗仁致電白崇禧雲：“昨何敬之、葛敬恩囑張華輔、陳儀轉來蔣命提出條件：一、改組兩湖政府；二、漢政分會及集團軍總部自動呈請提出取消；三、兩湖各軍均回原防。其意若不能完全遵照辦理，寧以武力解決。弟已婉言答複，請容討論。”[29]翌日（3月5日），白崇禧對於南京蔣中正所提的條件，複電李宗仁表示：“昨奉鈞座支申電，對介公所提條件，禧頃與鶴齡、元戌、澤民諸兄商議，簽稱此次我方政略戰略均處於不利地位，不如暫時忍恥接收（受）其條件，然後將北方各師以編遣為名，調回武漢，整理兩湖。第一條件則不成為重要問題，概可承認。至於第四改組兩湖省政府，應須得我方同意，亦無不可。請迅速表示，以免夜長夢多，否則一旦決裂，我方兵力南北分離，未必能操勝算，未知鈞意若何。乞酌裁賜複。”[30]同一天，白崇禧亦致電漢口胡宗鐸、夏威等人：“一、介公所提各條件應早委婉磋商，分別承認。二、集團總部提前取消當無問題，軍隊調回兩湖防地亦可遵辦；兩湖省政府若照現在組織政分會，似不要亦可，請其以明令頒布即遵行，以被動地位取消為妥，惟省政府取消似應力爭。三、此次風潮因挑撥者多，恐難避免，我若能萬分忍讓，預料三代大會必有風波，因馬二決不甘居人下也。惟諸公對浦口、南京、蕪湖、安慶、九江各處，請多派員探聽軍事行動。”[31]
足見白崇禧傾向暫時委曲求全，待機再起。陳訓正所雲：白氏主戰最力。至少在事變初起，似與事實不若符合。
此外，兩湖事變期間蔣中正扣押了李濟深，曾被視為“最錯的一著失棋”。[32]但是，透過《蔣檔》中的文電記載，可以進一步來理解蔣中正何以必須扣押李濟深的緣由。《事略稿本》1929年3月21日記載：“公昨夜為李濟深反動，不勝憂慮輾轉不成寐。今晨特召其來寓，責其密通桂軍，所為不義。並令其留住京中，暫不返粵，惟允其與吳敬恒同住湯山。”[33]根據上述記載，蔣氏扣押李濟深的主要原因是李氏“密通桂軍”，而李濟深在京期間，確曾透過陳濟棠交代粵軍指揮職務。[34]基於此，蔣中正對李濟深的指控，至少符合部分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