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鬆[1]一
改革開放前，大陸基本不存在對蔣介石的學術性研究。中共建國前後用以批判宣傳之用的小冊子數量不少，如陳伯達的《人民公敵蔣介石》、《中國四大家族》、方克的《蔣介石賣國真相》、新華書局的《蔣介石言行對照錄》、惲逸群的《蔣黨真相》、榮孟源的《國賊蔣介石》、光未然的《蔣介石絞殺文化》、劉鬆濤的《蔣介石禍國史話》、解文的《禍國殃民的蔣介石》等，有些披露了一些曆史情況，但多數都沒有太多學術價值。其他像唐人著《金陵春夢》，馮玉祥著《我所認識的蔣介石》、宋喬的《侍衛官雜記》等回憶錄，雖讀者眾多，亦不無參考價值，但記述的真實性與準確性卻存在頗多令人質疑之處。
在改革開放前，有關蔣介石研究問題上唯一值得一提的，是1961年，外交部長陳毅給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曾下達過寫一本《蔣介石傳》的任務，近代史研究所領命後特請當時在中國民眾大學工作的何幹之教授主持寫作該書，並為其配備了幾位助手，安排了專門的工作室等。何的幾位助手曾廣泛搜集資料，調查訪問，編寫過資料長編等。
在此一指示的推展下，中華書局李侃等人也著手編輯了一套《蔣介石言論集》。何幹之的工作後來由於可以想到的原因未能進行下去，《蔣介石言論集》的編輯工作也沒有能夠繼續下去。不過，因為言論集的編輯早期階段大體上告一段落，因此還是得以在內部少量印行過，它為後人的研究提供了相當寶貴的資料來源。
該言論集的最大特色，是其中相當一部分資料，特別是涉及1927年以前蔣介石的思想言論，因為是編者從早年報刊或當年印量較少的各種印刷品中輯錄下來的，因此與1927年以後經過國民黨有關機構整理出版的，以及國民黨到台灣後編輯出版的各種版本的蔣介石思想言論集相比，更具曆史真實性。因為，其中的一些重要篇目，在1927年以後的各種出版物中已蹤跡全無。不少篇目中的文字內容，也因後來輯錄發表時遭刪節修改，而難以讀到。故此一言論集對於了解和研究蔣介石思想變化的過程，特別是了解研究1927年以前蔣介石思想言論的真實情況，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二
改革開放後對蔣介石的研究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實際上並沒有發生很大的改變。在1985年以前，有關蔣介石的學術研究幾乎還是一片空白。唯一在1980年出版的榮孟源的專著，即《蔣家王朝》，基本上還是其《國賊蔣介石》的翻版，無論立意、觀點，還是對史實的選材，都繼承了“文革”前的政治批判態度，看不出學術研究的意味。
大陸學界對蔣介石國民黨研究的重視，實際上得益於當局對台政策的改變。1982年7月24日，在鄧小平的推展下，廖承誌受命致函蔣經國，公開提出了國共第三次合作的提議。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也公開倡議國共兩黨應就第三次合作進行“平等會談”。此後對蔣介石國民黨宣傳和研究的尺度也開始放寬。
1985年，借紀念抗戰勝利40周年之際，正麵宣傳國民黨的抗戰曆史。中國軍事博物館因此首次透過布展介紹了國民黨正麵戰場的作戰情況。同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還專門發表了紀念1938年國民黨軍隊進行著名的台兒莊戰役的文章。
與此同時，正麵描寫國民黨軍隊台兒莊戰役的劇情片《血戰台兒莊》的拍攝工作得到批準，並在1987年借紀念抗日戰爭爆發50周年之際正式公映。該片對國民黨將士及蔣介石等領導人多做了較正麵的描寫，因而成為大陸開放對蔣介石國民黨曆史研究的一個重要信號。
在此前後，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也配合這一情勢，向學人和各界開放了有關蔣介石及國民黨（及國民政府）的大量檔案文獻資料，包括出版了《抗日戰爭正麵戰場》的檔案選編。浙江及奉化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出版的有關蔣介石史料的專集、前國民黨七十九軍軍長方靖撰寫的《六見蔣介石》，乃至於在海外有很大影響的由日本產經新聞社古屋奎二撰寫、得到台灣國民黨當局配合的《蔣介石秘錄》中譯本，都相繼出版，從而為大陸學人拓展蔣介石研究的資料來源，創造了不少條件。
從1986年開始，大陸陸續有較多的學人開始嚐試著用學術的眼光來研究蔣介石了。楊樹標的《蔣介石傳》，宋平的《蔣介石生平》，以及嚴如平、鄭則民的《蔣介石傳稿》，都是80年代下半期大陸研究蔣介石生平的最主要的學術研究成果。但比較而言，楊天石利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所藏蔣介石檔案，於1988年發表在《曆史研究》雜誌上的學術論文《“中山艦事件”之謎》，可以說代表了這一時期大陸學人研究蔣介石生平事件的最高水平。 三
由於大陸的改革開放政策一度遭遇到較大的衝擊，在1989年之後，社會上否定國民黨抗戰作用的聲音再度升高起來了。在這樣一種嚴峻的氛圍下，隻有胡繩依仗其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的身份，在1991年利用其主編的《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一書，借著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理由，再度給了蔣介石一個比較正麵的綜合性評價。他在書中宣稱：“國民黨最高領導人承認第二次國共合作，實行抗日戰爭，是對國家民族立了一個大功。”
但是，這樣的評價在這段時間裏可以說是鳳毛麟角。一方麵，在通常情況下，曆史研究學者的研究僅著眼於還原曆史事實，而非評判曆史功過。另一方麵，在當時條件下，多數學者思想上仍舊受到傳統的政治評價的影響，因而要麽避開對蔣介石國民黨做出總體性評價，要麽微觀肯定，宏觀否定，總體評價上比較多的還是在照搬過去的一套說法。
在90年代初大陸出版的最重要的蔣介石研究資料，是公安部檔案館編注的《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該日記的發表，對研究抗戰及內戰時期的蔣介石極具價值。結合台灣陸續出版的《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各編的數據，以及像《陳潔如回憶錄》之類的中譯本，有關蔣介石研究的史料仍在逐漸拓展和增加之中。這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動著學者的思想解放。
這一時期與蔣介石研究有直接關係的最重要的學術討論，是圍繞著抗日戰爭究竟是由國民黨領導，還是由共產黨領導的問題展開的。盡管這個問題的討論，嚴格說來並不是一個學術問題，但是因為它會引起討論，本身反映的就是眾多學者對蔣介石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地位和作用的事實的堅持，因此仍具有一定的學術意義。官方調和各方觀點，認同了國共兩黨共同領導了抗日戰爭的說法。
由於這段時間各部門對學術自由的掌握尺度有鬆有緊，學者們在蔣介石和國民黨問題的研究上開放的程度也大不相同。有的單位裏，研究者的研究，無論選題還是觀點，幾乎不受時政的影響。但對於某些部門的研究者來，情況就沒有那麽輕鬆了。在這些單位裏，包括在一些過去長期被視為天經地義的具體評價問題上，新的分析和說法，可能給學者自己帶來麻煩。
綜上可以看出，在整個90年代，有關蔣介石國民黨問題的研究一直處在一種波瀾不斷的狀態中。 四
在1995年到2005年，大陸的蔣介石研究逐漸開始向專題研究深入。特別是涉及蔣介石早期生活、思想，1923年訪蘇經過，與蘇聯顧問的關係，1926年中山艦事變前後與共產黨關係，發動四一二事變的背景，對“清黨”運動的態度及作用，以及蔣在西安事變和皖南事變中的具體態度和作用等等，都有了較深入的研究和發掘。而這一切進展，很大程度上都來自於台灣檔案的開放，包括蔣中正檔案的開放，以及大陸學者前往台灣查檔的日益便利。
正是由於這種持比較中性和客觀的態度，依據第一手史料文獻，來研究蔣介石國民黨曆史的學術氛圍逐漸生成，2002年楊天石《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出版實際上透露出一個信息，即有關蔣介石國民黨的學術研究，在大陸已經比較開放。 五
大陸對蔣介石研究的進一步開放，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國民黨2000年在台灣地區的下台。2004年國民黨二度選舉再敗，之後國民黨、親民黨領導人接連訪問大陸，國共兩黨關係迅速接近。而民進黨主政期間堅持敵視大陸的政策，甚至大搞“去蔣化”。在這種情況下，又適逢蔣家捐出蔣介石日記手稿，引發海內外學者研究蔣介石生平的一股熱潮，結果，楊天石又得以在2008年成功推出更大部頭的《找尋真實的蔣介石》的論文集。綜觀全書22篇文章，除2篇發表於1987年及1988年，1篇發表於1995年，1篇發表於2000年，1篇發表於2003年外，有4篇文章當時發表於海外，一半以上的文章都是在2007年至2008年才得以在大陸發表的，這清楚地反映出大陸蔣介石研究的政治環境在2006年以後進一步寬鬆。
和2003年的情況尤其不同的是，2008年楊新著出版後，還頻頻在報紙上公開發表言論，直言蔣介石的曆史功過，明言蔣介石曆史上至少可以說有“兩大功，兩大過”，稱蔣領導北伐和抗戰可以肯定有“大功”；領導兩次內戰亦可認為有“大過”，唯“立場不同，評價也不同”。
如今，楊天石對蔣介石曆史功過的這種評價，雖然仍會受到少數人的激烈批判，卻再難掀起2003年那樣的風浪來了。這種情況也同樣可以說明，大陸蔣介石研究的政治環境確實更加寬鬆了。
隻是，也正是因為這種寬鬆很大程度上與兩岸關係，特別是國共兩黨關係的改善有極為明顯的內在牽連，但政治對學術研究的這種強大牽製作用也從另一個方麵提示我們，一旦兩岸關係狀況稍有變化，蔣介石研究的開放尺度未必不會再度受衝擊和限製。 六
縱觀80年代中期以來大陸的蔣介石研究，雖然參與者人數眾多，各種出版物有數百種之多，但可以說，在持續20年左右的時間裏，多數研究成果仍舊保持在一種比較低的層次和水平上。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二。
第一，是受到傳統政治觀念的束縛和政治環境變動不居的影響，多數研究者思想還不夠解放，許多研究都還停留在重複性的討論或論證蔣的某種政策和行為的是非善惡問題上，對於曆史事實本身的重建或係統的考據研究的成果數量有限。
第二，是受到檔案開放和到海外查檔的局限，不少研究者對蔣介石的研究難以深入，或還隻是在外圍飄來飄去，很大程度上與他們查閱和閱讀史料的條件局限有關。
在這方麵，楊天石之所以能夠寫出《“中山艦事件”之謎》和其他一些有著很強的考據性的論文，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開放蔣介石等個人檔案的一個短暫時段中，他是大陸學者中幾乎唯一一個集中查閱過這方麵檔案的人，這為他打下了較為紮實的史料基礎。
同樣的情況，在80年代中期到2004年前後，大陸學界，尤其是近現代史學界，能夠經常前往海外開會、訪問並查檔者，也還十分有限。這極大地限製了大陸能夠依靠檔案文獻史料對蔣介石的曆史進行深入研究的學者隊伍的人數。楊天石在這方麵卻得天獨厚，有其特有的優勢，這也是他能持續寫作“海外訪史錄”，並最早出版係列蔣介石研究成果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近幾年來大陸經濟發展勢頭強勁，政府對高校和研究單位財政投入力度較大，社會讚助也日漸增多，大陸學者開始絡繹不絕地前往海外查檔和交流，這種條件上的改變無疑會迅速擴大大陸蔣介石研究的學者隊伍，它也一定會推動大陸蔣介石研究在今後進一步得到深入和拓展。 七
當然，學術研究不可能一蹴而就。自蔣介石日記在美國開放以來，連續幾年來，無論中國大陸、中國台灣、日本和其他國家學者去查閱者人數已相當多，但是，能夠迅速拿出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的學者，仍是鳳毛麟角。近幾年盡管大陸有大批學者前往美國和台灣查檔，包括抄錄蔣介石日記手稿，但是，最近兩三年裏大陸發表的有分量、有新意的蔣介石問題的研究論文的數量，卻明顯地呈現出下降的趨勢。
出現這種情況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許多新加入的學者前期的研究準備不足。像楊天石之所以能夠在2006年至2008年不足3年的時間裏，接連發表10篇以上討論蔣介石在對日議和問題、對東北問題、對史迪威事件、對孔祥熙等人舞弊案、對延安閃擊戰問題、在重慶談判中對毛澤東的策略問題，以及宋美齡與蔣介石關係問題等研究論文，就是因為他長期做蔣介石研究，資料積累和史實研究已有相當基礎。金衝及能夠依據蔣日記手稿，寫出較有分量的《蔣介石是怎樣應對三大戰略決戰的？》一文，也是因為他前麵對1945年至1948年國共走向內戰的情況有過比較係統的研究，不久前剛剛出版過《轉折年代——中國的1947年》。
麵對大量新接觸的蔣日記手稿，缺少前期較係統的基礎研究的學者，往往很難很快抓住適合的研究題目，撰寫出較有新意和有一定分量的研究論文，非再經曆相當一段時間的數據積澱和爬梳不可。但是，蔣日記手稿公開，新的論文卻難產，也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比如，一個原因就是，以往的蔣介石研究者過多地側重於政治史的研究，較少關注蔣的思想、情感、性格、宗教信仰、家庭關係、人際關係以及蔣的心理活動等較私人的情況。而蔣的日記手稿，絕大部分內容過去早就以年譜、類編、困勉記等形式，包括以蔣的大事長編或事略稿本的形式披露過。因為手稿最大的特色是大量增加了涉及蔣個人生活、情感和內心活動方麵的內容，或隻是便於人們了解已經刊布的蔣日記內容，在文字上有過怎樣的修改，因此，過去單純從事政治史或軍事史研究的學者，要想馬上將這些樣新的內容與他們過去的研究成果結合起來，獲得新的發現，就比較困難。
而這種情況恰恰也說明，在蔣的日記手稿中迄今並沒有，或很少有政治史方麵新的重大發現。當然，這並不排除結合宋子文檔案和台灣蔣中正檔案中其他相關檔案，發現個別私下的政治運作，就像楊天石從宋檔和蔣檔中注意到蔣曾派齊焌在戰時一直保持著與法西斯德國一些親華將領的關係一樣，但要得出1944年7月20日德國陸軍上校施道芬等刺殺希特勒一事與齊焌的工作有關，無論如何還是極為困難的。
由此可知，要想在過去政治史研究的基礎上，簡單地通過掌握日記手稿的內容來根本改寫一些重大的或基本的曆史事件，在短時期內顯然還很少可能性。 八
最後，也是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無論大陸政治開放程度發生怎樣的改變，大陸學者在蔣介石及國民黨史研究中偏向於“成王敗寇”的政治化傾向，都是妨礙這一研究深入和整體學術進步的一個巨大障礙。
所謂“成王敗寇”的政治化研究傾向，就是大陸學者在研究蔣介石和國民黨問題時通常會陷入的一種思維定式，即很容易站在勝利者的角度，來“探討”或“品味”蔣介石國民黨為何會丟掉大陸並“被淘汰出曆史發展的主流”。
在這方麵，絕大多數大陸學者都能夠從蔣介石的統治方式、國民黨政權的社會基礎及其黨的組織特點、官僚化程度等方麵，得出大同小異的種種結論性意見，並且自信對蔣所代表的政治集團與時代訴求、社會需要，乃至和近代中國曆史進步邏輯的背離等問題，做出看似公正的分析。殊不知，這種典型的“成王敗寇”的分析理路，與曆史研究的方法和要求實不相合。
事實上，一個政權統治的穩固與否，是和許許多多複雜的曆史條件，包括特定的曆史環境相聯係的。一個政治家的成敗與長短，也都是有條件的，會受到很多特殊的因素影響與局限的。今日在此事上智而明者，他日卻很可能在彼事上愚而昧。人各有長短，此長者，彼短；彼長者，此短。站在勝利者的角度來看待蔣介石國民黨當年的失敗，往往會隻見其短，不見其長。如此來分析史料、評判曆史，就很容易以勝者之長，比敗者之短，而忽略了對勝敗雙方所處條件、環境做客觀和深入的考察。事實上，對於許多重大曆史事件來說，任何一種條件的缺失或增多，都可能使結果變得兩樣。
以大陸傳統觀點認為的蔣介石國民黨敗於“獨裁”、“腐敗”兩條為例。隻要比較各國，也包括比較新中國的曆史即可了解，無論專製還是腐敗，都未必會導致政權垮台。恰恰相反，缺少“專製”和“獨裁”之力，內部你爭我奪，相互推諉，卻恰恰可能是蔣介石在整合國民黨及其政權各方麵資源，對抗中共挑戰時所存在的重大缺陷之一。
與此同時，僅僅著眼於蔣介石一時的政策方針和判斷決策失誤，也不足以回答和解釋台灣學者對導致蔣介石國民黨在大陸勝而衰、衰而敗的其他重大曆史疑問。如西安事變、日本入侵、蘇俄幹涉、美國戰後對華政策，以及中共利用國共合作所進行的組織滲透等等，它們對蔣介石及國民黨的失敗究竟起到了怎樣重大的作用。顯然，我們如果隻是簡單地通過在蔣介石國民黨統治手法上尋找缺陷來論證其失敗之必然，也是很難讓我們的研究具有說服力的。 九
綜上所述，大陸對蔣介石的研究還在日益深入和發展的過程中。這種討論，勢必會越來越把蔣介石從一個中國現代政治的標誌與符號，還原成為一個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事實上，作為近代中國從傳統向現代轉化過程中最重要的過渡性代表人物之一，蔣介石自身的特色極其突出。
第一，和西化色彩強烈的孫中山比，蔣介石身上中國傳統文化的色彩十分濃鬱。第二，和平民化色彩極強的毛澤東比，蔣介石士紳階層利益維護者的立場十分鮮明。第三，和完全西化的宋美齡結合並信奉基督教，反映出蔣介石對西化具有包容心態。
近幾年來，大陸文學藝術作品已經愈來愈重視和突出人性原則。大陸史學界也越來越多地在引入西方社會史和人類學的研究方法。這些都在相當程度上衝擊和瓦解著正統史學所倡導的是非觀和正誤觀。且由於越來越多的學者，特別是年輕學生把目光投向下層、弱者和種種重大事件對人性與人權的傷害與摧殘，因而使大陸史學界的研究趨向正在發生很大的改變。
可以期待，當這樣一種研究趨向影響到蔣介石研究時，把蔣介石從一種政治符號還原成一個有著七情六欲的普通人的研究，也會變得越來越容易。這自然不是說蔣介石作為近代中國一代政治領袖的曆史作用與影響不再重要，而是說，當學者們逐漸以一種平和的心態把蔣介石當做一個普通人來加以研究的時候，也就是他們越來越容易理解和了解蔣介石的時候。也隻有在那個時候，對蔣介石的研究才有可能真正去政治化而容易還原出蔣介石的曆史原貌。也隻有當我們從方方麵麵越來越接近曆史中那個真實的蔣介石的時候，我們大陸學者也才能夠做到比較客觀地了解在特定的曆史時代和曆史環境中，蔣介石到底起了一些怎樣的曆史作用。
改革開放前，大陸基本不存在對蔣介石的學術性研究。中共建國前後用以批判宣傳之用的小冊子數量不少，如陳伯達的《人民公敵蔣介石》、《中國四大家族》、方克的《蔣介石賣國真相》、新華書局的《蔣介石言行對照錄》、惲逸群的《蔣黨真相》、榮孟源的《國賊蔣介石》、光未然的《蔣介石絞殺文化》、劉鬆濤的《蔣介石禍國史話》、解文的《禍國殃民的蔣介石》等，有些披露了一些曆史情況，但多數都沒有太多學術價值。其他像唐人著《金陵春夢》，馮玉祥著《我所認識的蔣介石》、宋喬的《侍衛官雜記》等回憶錄，雖讀者眾多，亦不無參考價值，但記述的真實性與準確性卻存在頗多令人質疑之處。
在改革開放前，有關蔣介石研究問題上唯一值得一提的，是1961年，外交部長陳毅給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曾下達過寫一本《蔣介石傳》的任務，近代史研究所領命後特請當時在中國民眾大學工作的何幹之教授主持寫作該書，並為其配備了幾位助手，安排了專門的工作室等。何的幾位助手曾廣泛搜集資料，調查訪問，編寫過資料長編等。
在此一指示的推展下，中華書局李侃等人也著手編輯了一套《蔣介石言論集》。何幹之的工作後來由於可以想到的原因未能進行下去，《蔣介石言論集》的編輯工作也沒有能夠繼續下去。不過，因為言論集的編輯早期階段大體上告一段落，因此還是得以在內部少量印行過，它為後人的研究提供了相當寶貴的資料來源。
該言論集的最大特色，是其中相當一部分資料，特別是涉及1927年以前蔣介石的思想言論，因為是編者從早年報刊或當年印量較少的各種印刷品中輯錄下來的，因此與1927年以後經過國民黨有關機構整理出版的，以及國民黨到台灣後編輯出版的各種版本的蔣介石思想言論集相比，更具曆史真實性。因為，其中的一些重要篇目，在1927年以後的各種出版物中已蹤跡全無。不少篇目中的文字內容，也因後來輯錄發表時遭刪節修改，而難以讀到。故此一言論集對於了解和研究蔣介石思想變化的過程，特別是了解研究1927年以前蔣介石思想言論的真實情況，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二
改革開放後對蔣介石的研究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實際上並沒有發生很大的改變。在1985年以前，有關蔣介石的學術研究幾乎還是一片空白。唯一在1980年出版的榮孟源的專著，即《蔣家王朝》，基本上還是其《國賊蔣介石》的翻版，無論立意、觀點，還是對史實的選材，都繼承了“文革”前的政治批判態度，看不出學術研究的意味。
大陸學界對蔣介石國民黨研究的重視，實際上得益於當局對台政策的改變。1982年7月24日，在鄧小平的推展下，廖承誌受命致函蔣經國，公開提出了國共第三次合作的提議。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也公開倡議國共兩黨應就第三次合作進行“平等會談”。此後對蔣介石國民黨宣傳和研究的尺度也開始放寬。
1985年，借紀念抗戰勝利40周年之際，正麵宣傳國民黨的抗戰曆史。中國軍事博物館因此首次透過布展介紹了國民黨正麵戰場的作戰情況。同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還專門發表了紀念1938年國民黨軍隊進行著名的台兒莊戰役的文章。
與此同時，正麵描寫國民黨軍隊台兒莊戰役的劇情片《血戰台兒莊》的拍攝工作得到批準，並在1987年借紀念抗日戰爭爆發50周年之際正式公映。該片對國民黨將士及蔣介石等領導人多做了較正麵的描寫，因而成為大陸開放對蔣介石國民黨曆史研究的一個重要信號。
在此前後，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也配合這一情勢，向學人和各界開放了有關蔣介石及國民黨（及國民政府）的大量檔案文獻資料，包括出版了《抗日戰爭正麵戰場》的檔案選編。浙江及奉化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出版的有關蔣介石史料的專集、前國民黨七十九軍軍長方靖撰寫的《六見蔣介石》，乃至於在海外有很大影響的由日本產經新聞社古屋奎二撰寫、得到台灣國民黨當局配合的《蔣介石秘錄》中譯本，都相繼出版，從而為大陸學人拓展蔣介石研究的資料來源，創造了不少條件。
從1986年開始，大陸陸續有較多的學人開始嚐試著用學術的眼光來研究蔣介石了。楊樹標的《蔣介石傳》，宋平的《蔣介石生平》，以及嚴如平、鄭則民的《蔣介石傳稿》，都是80年代下半期大陸研究蔣介石生平的最主要的學術研究成果。但比較而言，楊天石利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所藏蔣介石檔案，於1988年發表在《曆史研究》雜誌上的學術論文《“中山艦事件”之謎》，可以說代表了這一時期大陸學人研究蔣介石生平事件的最高水平。 三
由於大陸的改革開放政策一度遭遇到較大的衝擊，在1989年之後，社會上否定國民黨抗戰作用的聲音再度升高起來了。在這樣一種嚴峻的氛圍下，隻有胡繩依仗其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的身份，在1991年利用其主編的《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一書，借著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理由，再度給了蔣介石一個比較正麵的綜合性評價。他在書中宣稱：“國民黨最高領導人承認第二次國共合作，實行抗日戰爭，是對國家民族立了一個大功。”
但是，這樣的評價在這段時間裏可以說是鳳毛麟角。一方麵，在通常情況下，曆史研究學者的研究僅著眼於還原曆史事實，而非評判曆史功過。另一方麵，在當時條件下，多數學者思想上仍舊受到傳統的政治評價的影響，因而要麽避開對蔣介石國民黨做出總體性評價，要麽微觀肯定，宏觀否定，總體評價上比較多的還是在照搬過去的一套說法。
在90年代初大陸出版的最重要的蔣介石研究資料，是公安部檔案館編注的《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該日記的發表，對研究抗戰及內戰時期的蔣介石極具價值。結合台灣陸續出版的《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各編的數據，以及像《陳潔如回憶錄》之類的中譯本，有關蔣介石研究的史料仍在逐漸拓展和增加之中。這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動著學者的思想解放。
這一時期與蔣介石研究有直接關係的最重要的學術討論，是圍繞著抗日戰爭究竟是由國民黨領導，還是由共產黨領導的問題展開的。盡管這個問題的討論，嚴格說來並不是一個學術問題，但是因為它會引起討論，本身反映的就是眾多學者對蔣介石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地位和作用的事實的堅持，因此仍具有一定的學術意義。官方調和各方觀點，認同了國共兩黨共同領導了抗日戰爭的說法。
由於這段時間各部門對學術自由的掌握尺度有鬆有緊，學者們在蔣介石和國民黨問題的研究上開放的程度也大不相同。有的單位裏，研究者的研究，無論選題還是觀點，幾乎不受時政的影響。但對於某些部門的研究者來，情況就沒有那麽輕鬆了。在這些單位裏，包括在一些過去長期被視為天經地義的具體評價問題上，新的分析和說法，可能給學者自己帶來麻煩。
綜上可以看出，在整個90年代，有關蔣介石國民黨問題的研究一直處在一種波瀾不斷的狀態中。 四
在1995年到2005年，大陸的蔣介石研究逐漸開始向專題研究深入。特別是涉及蔣介石早期生活、思想，1923年訪蘇經過，與蘇聯顧問的關係，1926年中山艦事變前後與共產黨關係，發動四一二事變的背景，對“清黨”運動的態度及作用，以及蔣在西安事變和皖南事變中的具體態度和作用等等，都有了較深入的研究和發掘。而這一切進展，很大程度上都來自於台灣檔案的開放，包括蔣中正檔案的開放，以及大陸學者前往台灣查檔的日益便利。
正是由於這種持比較中性和客觀的態度，依據第一手史料文獻，來研究蔣介石國民黨曆史的學術氛圍逐漸生成，2002年楊天石《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出版實際上透露出一個信息，即有關蔣介石國民黨的學術研究，在大陸已經比較開放。 五
大陸對蔣介石研究的進一步開放，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國民黨2000年在台灣地區的下台。2004年國民黨二度選舉再敗，之後國民黨、親民黨領導人接連訪問大陸，國共兩黨關係迅速接近。而民進黨主政期間堅持敵視大陸的政策，甚至大搞“去蔣化”。在這種情況下，又適逢蔣家捐出蔣介石日記手稿，引發海內外學者研究蔣介石生平的一股熱潮，結果，楊天石又得以在2008年成功推出更大部頭的《找尋真實的蔣介石》的論文集。綜觀全書22篇文章，除2篇發表於1987年及1988年，1篇發表於1995年，1篇發表於2000年，1篇發表於2003年外，有4篇文章當時發表於海外，一半以上的文章都是在2007年至2008年才得以在大陸發表的，這清楚地反映出大陸蔣介石研究的政治環境在2006年以後進一步寬鬆。
和2003年的情況尤其不同的是，2008年楊新著出版後，還頻頻在報紙上公開發表言論，直言蔣介石的曆史功過，明言蔣介石曆史上至少可以說有“兩大功，兩大過”，稱蔣領導北伐和抗戰可以肯定有“大功”；領導兩次內戰亦可認為有“大過”，唯“立場不同，評價也不同”。
如今，楊天石對蔣介石曆史功過的這種評價，雖然仍會受到少數人的激烈批判，卻再難掀起2003年那樣的風浪來了。這種情況也同樣可以說明，大陸蔣介石研究的政治環境確實更加寬鬆了。
隻是，也正是因為這種寬鬆很大程度上與兩岸關係，特別是國共兩黨關係的改善有極為明顯的內在牽連，但政治對學術研究的這種強大牽製作用也從另一個方麵提示我們，一旦兩岸關係狀況稍有變化，蔣介石研究的開放尺度未必不會再度受衝擊和限製。 六
縱觀80年代中期以來大陸的蔣介石研究，雖然參與者人數眾多，各種出版物有數百種之多，但可以說，在持續20年左右的時間裏，多數研究成果仍舊保持在一種比較低的層次和水平上。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二。
第一，是受到傳統政治觀念的束縛和政治環境變動不居的影響，多數研究者思想還不夠解放，許多研究都還停留在重複性的討論或論證蔣的某種政策和行為的是非善惡問題上，對於曆史事實本身的重建或係統的考據研究的成果數量有限。
第二，是受到檔案開放和到海外查檔的局限，不少研究者對蔣介石的研究難以深入，或還隻是在外圍飄來飄去，很大程度上與他們查閱和閱讀史料的條件局限有關。
在這方麵，楊天石之所以能夠寫出《“中山艦事件”之謎》和其他一些有著很強的考據性的論文，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開放蔣介石等個人檔案的一個短暫時段中，他是大陸學者中幾乎唯一一個集中查閱過這方麵檔案的人，這為他打下了較為紮實的史料基礎。
同樣的情況，在80年代中期到2004年前後，大陸學界，尤其是近現代史學界，能夠經常前往海外開會、訪問並查檔者，也還十分有限。這極大地限製了大陸能夠依靠檔案文獻史料對蔣介石的曆史進行深入研究的學者隊伍的人數。楊天石在這方麵卻得天獨厚，有其特有的優勢，這也是他能持續寫作“海外訪史錄”，並最早出版係列蔣介石研究成果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近幾年來大陸經濟發展勢頭強勁，政府對高校和研究單位財政投入力度較大，社會讚助也日漸增多，大陸學者開始絡繹不絕地前往海外查檔和交流，這種條件上的改變無疑會迅速擴大大陸蔣介石研究的學者隊伍，它也一定會推動大陸蔣介石研究在今後進一步得到深入和拓展。 七
當然，學術研究不可能一蹴而就。自蔣介石日記在美國開放以來，連續幾年來，無論中國大陸、中國台灣、日本和其他國家學者去查閱者人數已相當多，但是，能夠迅速拿出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的學者，仍是鳳毛麟角。近幾年盡管大陸有大批學者前往美國和台灣查檔，包括抄錄蔣介石日記手稿，但是，最近兩三年裏大陸發表的有分量、有新意的蔣介石問題的研究論文的數量，卻明顯地呈現出下降的趨勢。
出現這種情況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許多新加入的學者前期的研究準備不足。像楊天石之所以能夠在2006年至2008年不足3年的時間裏，接連發表10篇以上討論蔣介石在對日議和問題、對東北問題、對史迪威事件、對孔祥熙等人舞弊案、對延安閃擊戰問題、在重慶談判中對毛澤東的策略問題，以及宋美齡與蔣介石關係問題等研究論文，就是因為他長期做蔣介石研究，資料積累和史實研究已有相當基礎。金衝及能夠依據蔣日記手稿，寫出較有分量的《蔣介石是怎樣應對三大戰略決戰的？》一文，也是因為他前麵對1945年至1948年國共走向內戰的情況有過比較係統的研究，不久前剛剛出版過《轉折年代——中國的1947年》。
麵對大量新接觸的蔣日記手稿，缺少前期較係統的基礎研究的學者，往往很難很快抓住適合的研究題目，撰寫出較有新意和有一定分量的研究論文，非再經曆相當一段時間的數據積澱和爬梳不可。但是，蔣日記手稿公開，新的論文卻難產，也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比如，一個原因就是，以往的蔣介石研究者過多地側重於政治史的研究，較少關注蔣的思想、情感、性格、宗教信仰、家庭關係、人際關係以及蔣的心理活動等較私人的情況。而蔣的日記手稿，絕大部分內容過去早就以年譜、類編、困勉記等形式，包括以蔣的大事長編或事略稿本的形式披露過。因為手稿最大的特色是大量增加了涉及蔣個人生活、情感和內心活動方麵的內容，或隻是便於人們了解已經刊布的蔣日記內容，在文字上有過怎樣的修改，因此，過去單純從事政治史或軍事史研究的學者，要想馬上將這些樣新的內容與他們過去的研究成果結合起來，獲得新的發現，就比較困難。
而這種情況恰恰也說明，在蔣的日記手稿中迄今並沒有，或很少有政治史方麵新的重大發現。當然，這並不排除結合宋子文檔案和台灣蔣中正檔案中其他相關檔案，發現個別私下的政治運作，就像楊天石從宋檔和蔣檔中注意到蔣曾派齊焌在戰時一直保持著與法西斯德國一些親華將領的關係一樣，但要得出1944年7月20日德國陸軍上校施道芬等刺殺希特勒一事與齊焌的工作有關，無論如何還是極為困難的。
由此可知，要想在過去政治史研究的基礎上，簡單地通過掌握日記手稿的內容來根本改寫一些重大的或基本的曆史事件，在短時期內顯然還很少可能性。 八
最後，也是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無論大陸政治開放程度發生怎樣的改變，大陸學者在蔣介石及國民黨史研究中偏向於“成王敗寇”的政治化傾向，都是妨礙這一研究深入和整體學術進步的一個巨大障礙。
所謂“成王敗寇”的政治化研究傾向，就是大陸學者在研究蔣介石和國民黨問題時通常會陷入的一種思維定式，即很容易站在勝利者的角度，來“探討”或“品味”蔣介石國民黨為何會丟掉大陸並“被淘汰出曆史發展的主流”。
在這方麵，絕大多數大陸學者都能夠從蔣介石的統治方式、國民黨政權的社會基礎及其黨的組織特點、官僚化程度等方麵，得出大同小異的種種結論性意見，並且自信對蔣所代表的政治集團與時代訴求、社會需要，乃至和近代中國曆史進步邏輯的背離等問題，做出看似公正的分析。殊不知，這種典型的“成王敗寇”的分析理路，與曆史研究的方法和要求實不相合。
事實上，一個政權統治的穩固與否，是和許許多多複雜的曆史條件，包括特定的曆史環境相聯係的。一個政治家的成敗與長短，也都是有條件的，會受到很多特殊的因素影響與局限的。今日在此事上智而明者，他日卻很可能在彼事上愚而昧。人各有長短，此長者，彼短；彼長者，此短。站在勝利者的角度來看待蔣介石國民黨當年的失敗，往往會隻見其短，不見其長。如此來分析史料、評判曆史，就很容易以勝者之長，比敗者之短，而忽略了對勝敗雙方所處條件、環境做客觀和深入的考察。事實上，對於許多重大曆史事件來說，任何一種條件的缺失或增多，都可能使結果變得兩樣。
以大陸傳統觀點認為的蔣介石國民黨敗於“獨裁”、“腐敗”兩條為例。隻要比較各國，也包括比較新中國的曆史即可了解，無論專製還是腐敗，都未必會導致政權垮台。恰恰相反，缺少“專製”和“獨裁”之力，內部你爭我奪，相互推諉，卻恰恰可能是蔣介石在整合國民黨及其政權各方麵資源，對抗中共挑戰時所存在的重大缺陷之一。
與此同時，僅僅著眼於蔣介石一時的政策方針和判斷決策失誤，也不足以回答和解釋台灣學者對導致蔣介石國民黨在大陸勝而衰、衰而敗的其他重大曆史疑問。如西安事變、日本入侵、蘇俄幹涉、美國戰後對華政策，以及中共利用國共合作所進行的組織滲透等等，它們對蔣介石及國民黨的失敗究竟起到了怎樣重大的作用。顯然，我們如果隻是簡單地通過在蔣介石國民黨統治手法上尋找缺陷來論證其失敗之必然，也是很難讓我們的研究具有說服力的。 九
綜上所述，大陸對蔣介石的研究還在日益深入和發展的過程中。這種討論，勢必會越來越把蔣介石從一個中國現代政治的標誌與符號，還原成為一個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事實上，作為近代中國從傳統向現代轉化過程中最重要的過渡性代表人物之一，蔣介石自身的特色極其突出。
第一，和西化色彩強烈的孫中山比，蔣介石身上中國傳統文化的色彩十分濃鬱。第二，和平民化色彩極強的毛澤東比，蔣介石士紳階層利益維護者的立場十分鮮明。第三，和完全西化的宋美齡結合並信奉基督教，反映出蔣介石對西化具有包容心態。
近幾年來，大陸文學藝術作品已經愈來愈重視和突出人性原則。大陸史學界也越來越多地在引入西方社會史和人類學的研究方法。這些都在相當程度上衝擊和瓦解著正統史學所倡導的是非觀和正誤觀。且由於越來越多的學者，特別是年輕學生把目光投向下層、弱者和種種重大事件對人性與人權的傷害與摧殘，因而使大陸史學界的研究趨向正在發生很大的改變。
可以期待，當這樣一種研究趨向影響到蔣介石研究時，把蔣介石從一種政治符號還原成一個有著七情六欲的普通人的研究，也會變得越來越容易。這自然不是說蔣介石作為近代中國一代政治領袖的曆史作用與影響不再重要，而是說，當學者們逐漸以一種平和的心態把蔣介石當做一個普通人來加以研究的時候，也就是他們越來越容易理解和了解蔣介石的時候。也隻有在那個時候，對蔣介石的研究才有可能真正去政治化而容易還原出蔣介石的曆史原貌。也隻有當我們從方方麵麵越來越接近曆史中那個真實的蔣介石的時候，我們大陸學者也才能夠做到比較客觀地了解在特定的曆史時代和曆史環境中，蔣介石到底起了一些怎樣的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