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家事難言”：蔣介石筆下之情愛世界（1927～1937）</h2>
羅敏[1]
蔣介石與宋美齡之間究竟是政治婚姻，抑或是建立在情愛基礎上的福祉婚姻之典範？這是一個長期為人們所關注、經久不衰的話題。常言道：清官難斷家務事。當我帶著這樣的疑惑，試圖從蔣介石日記中尋找答案時，方感受到民國時期第一家庭的“經”尤為難念。蔣之筆下有關婚姻生活之記述，不僅太過簡略，支離破碎，而且在宋美齡缺席作證的情況下，令人有真偽難辨之惑。誠如蔣本人曾在日記中所坦言：“曆史無事實，事實決不能記載也。”基於此，本文嚐試依據蔣介石筆下的相關記錄所拚接的蔣、宋婚後第一個10年之情感曆程，或許有為蔣之單方證詞所誤導之處，其中難免亦有作者主觀之誤讀，敬請閱者明察。 一 敬愛之難製
1927年12月1日，蔣介石公開發表《我們的今日》一文，高調向世人宣告：“餘今日得與餘最敬愛之宋美齡女士結婚，實為餘有生以來最光榮之一日，自亦為餘有生以來最愉快之一日”，“餘確信餘自今日與宋女士結婚以後，餘之革命工作必有進步，餘能安心盡革命之責任，即今日始也”。此時，蔣已年進不惑，曾有過“狹邪自娛，沈迷久之”不堪回首之“昨日”。身邊先後有過三位女性：一位是元配夫人毛福梅，蔣唯一親生之子經國之母；一位為侍外家姚冶誠，蔣之養子緯國之養母；另一位是陪伴身邊的女友陳潔如。
蔣與元配毛氏的婚姻，因奉母命成婚，毫無感情基礎。蔣對毛氏之憎恨與厭惡，甚至到了聞見其“人影步聲，皆足刺激神經”的地步。蔣母病逝後，蔣與毛氏離異。1921年11月28日，蔣於日記中稱：“會議離婚事，親戚意見參差，致無結果，心殊惱恨……後卒解決，然已不知費了多少精神已！”蔣對青樓出身之侍外家姚冶誠，則因姚之嗜賭、無禮而怨恨不堪，懊惱不已。蔣曾考慮與姚氏分手，但考慮到“緯兒無人養育，恐其常起思母之心”，蔣痛感“離舍兩難，再三躊躕，卒無良法，乃決以暫留分住，以觀其變”。蔣對上海女學生陳潔如則是愛恨交織，“恨之又愛之也，憐之又痛之也”。[2]因陳之年少無知，治家無方，蔣在日記中頗多怨言。1926年6月20日，蔣在日記中稱：“潔如不知治家之道，完全如一小孩時，不如吾意也。”11月12日，蔣在北伐前線，接到陳潔如來函，“知其遷租七十二元大屋，不勝憤恨。招搖敗名，年少婦女不得放縱也”。
直至遇到宋美齡，蔣之感情世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才因男女之情感受到“人生之樂”。蔣介石筆下與宋美齡之戀情是“情緒綿綿，相憐相愛”，並由衷地感歎“惟此稍得人生之樂也”。[3]蔣眼中之新娘美齡宛如“雲飄霞落”，“平生未有之愛情”令他陶醉不已，有不知“身置何處”之感。[4]新婚燕爾之際，蔣“在家與愛妻並坐擁談，乃知新婚之蜜，非任何事所可比擬”。[5]
與蔣身邊曾經的三位女性相比，宋美齡之家世、才學與品貌顯有天壤之別。此時的蔣介石雖已身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但地位尚未鞏固。1927年8月，他因軍事指揮失利，受到內部桂係軍事將領李宗仁、白崇禧的攻擊而下野。細讀這一時期蔣之日記，其筆端對宋美齡之愛慕，除去英雄愛美人之自然情愫外，其內心亦多少流露出攀附之不安，擔心為宋氏家人所瞧不起，“為愛所輕”。[6]
1927年6月13日，處於熱戀中的蔣介石在日記中記述了宋家大姐靄齡對自己的勸誡，謂：“琳姊（宋靄齡）評餘欠準備工夫，全憑臨時應付，此誠道著矣。”1927年10月，蔣利用下野赴日遊曆之機，前往拜訪在日旅居的宋太夫人，當麵請求其允許與美齡的婚事。宋太夫人雖麵允婚事，但不知為何，卻不欲美齡來日，恐蔣、宋在日結婚。蔣對此事“不勝悵望”，但已無可奈何。[7]新婚不久，宋家大姐再次規誡妹婿，以其“遊怠為慮，且輕視之”。蔣頗不以為然，為自己辯解：“其實不知鴻鵠之誌也。”[8]
因為宋家非同尋常之家世背景，蔣對宋美齡的感情顯然多了一分“敬愛”。1928年1月2日，蔣在日記中記稱：“三妹憐愛可敬。”當日下午，美齡陪同蔣走訪胞妹蔣瑞蓮，雖未晤麵，但因其家有客打牌，蔣“見之愧怍，為愛所輕也”。1月8日，蔣接到美齡來函，“悲喜交集”，“勉我國事，勸我和藹，心甚感愧”。蔣當即複信後，美齡卻遲遲未回，蔣之內心頗為忐忑，“甚念三妹之不複信，何怪我之深而使我敬愛之難製也”。[9]1月20日，蔣又在日記中寫道：“三妹時勉我以勤勞國事，心甚自慚。”
宋美齡之規諫與勸誡，對蔣之修身自新，“內助之賢”非同尋常。1928年1月22日，婚後的第一個除夕之夜，蔣在日記中記道：“三妹勸餘不患明日之事，甚有理也。古人謂做一日，算一日，又雲今日不知明日之事，此先母嚐教餘者也。餘惟盡其心力，至明日之禍福成敗，隻有聽之而已。”3月4日，記稱：“三妹愛餘之切，無微不至……而餘不能以智慧德業自勉，是誠愧為丈夫矣。”4月23日，又記曰：“三妹戒我不矜才，不使氣，而我對下總不能溫和濃愛，使人無親近餘地，而且對學生亦如之，切戒之。”6月8日，蔣在日記中稱：“三妹以餘性質消極，多懊悔為恥，頗中餘之病也。印象頗深，餘將何以自勉，存心而已。”6月19日，又謂：“與三妹相談甚樂，其規諫有理，故感之。決自明日起，按時辦事，再不決心墮氣，其戒我、嫌我以懊悔，非丈夫氣概，亦有理也。”
蔣對宋美齡“敬愛之難製”的背後，其實亦有不自由之苦，曾在日記中抱怨：“彼以作戰勞苦而作規矩，是使我太苦。”[10]古人雲：“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蔣於1942年3月6日在日記中抄錄此段古人之格言，並頗為共鳴，認為“乃有至理也”。蔣落筆之際的心境，頗有耐人尋味之處，不知是否欲借古人之口道出自己心中多年所受壓抑之苦？或許出於某種對無拘無束、自由鮮活戀情之向往，蔣於1950年遭遇人生之“滑鐵盧”、退守台灣之際，依然對34年前之戀人李子青想念尤切，發出“奈何戀癡若此，惟此一氏使餘終身不能忘情耳”之慨歎。[11] 二 有妻而不能同居
蔣介石雖對宋美齡敬愛有加，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自幼養成之頑梗、暴戾性情很難盡克。蜜月未過，蔣、宋二人便因個性不和，發生激烈爭執。1927年12月29日，蔣一大早到事務所辦公後，因宋美齡“外出寂寞，心甚不樂”。誰知美齡得知蔣的不快後，非但沒有歉意，卻表露出大小姐的“驕矜”，令蔣不計“強梗之失禮”，與其發生激烈爭執。美齡一氣之下回到娘家，蔣“扶病連夜往訪，彼甚以不自由為病，複勸餘以進德，心頗許之。夜中以心悸驚跳，不能安眠”。
宋美齡因自幼留學美國，生活起居與飲食習慣都非常西化，很難適應蔣介石軍人出身所養成的刻板規律的生活，加之體弱多病，婚後的宋美齡經常住在上海。
蔣一人獨居南京，不堪忍受分居之孤寂，二人時生齟齬。1928年1月11日，蔣接到美齡不來之電後，“若有所失”，繼續複電，希望美齡能回心轉意。13日，得知美齡依然不肯來之後，蔣“抑鬱不知所事”。美齡之複電“勸戒並來”，令蔣深感慚惶，“幾不成眠”。[12]15日，宋美齡終於屈就前來，蔣趕往下關迎接，“到後知其皮膚病甚劇，精神亦衰弱，心甚不安，悔不該與其頑梗也”。
結婚周年之際，因宋美齡體弱多病，蔣依然為獨居所苦。1929年1月28日，蔣上午陪同宋美齡到吳淞遊玩後，得知其不想回南京，心情非常抑鬱沉悶，不禁在日記中慨歎：“人有母愛其子，兄愛其弟，姐愛其妹，妻愛其夫，而餘孑然回京，誰愛誰惜誰知餘？嗚呼﹗苦莫若於孤兒，恨不孝奉吾母，今悔何及，伴侶既無，萬事灰心，吾母不能複生矣，嗚呼﹗”當晚，蔣獨自一人登車返回南京，意興蕭然，“夢魂不安”。此後一段時期內，蔣備受孤獨的煎熬，情緒低落。29日，蔣在日記中寫道：“公事疑慮，私事孤立，惟念吾母而已，嗚呼﹗”30日，又記曰：“今日心煩，遇事欲泣，而不能者三。如此社會，如此人心，如此製度，何以立國耶？嗚呼，無母之子，孤獨之人，尚有人生樂趣乎？”
2月6日，蔣又在日記中感慨：“有妻而不能同居，而使餘家庭降落，中正之罪，不孝莫大也。”2月9日，是除夕之夜，蔣依然獨自一人，內心之淒苦可想而知。蔣在日記中寫道：“今夕是除夕，今日是除日，一生煩惱事，無時得終息，思家兼思妻，我為我母心。今日方知吾母愛子之心也。嗚呼！中正之罪，上通於天矣。此以有今日窘境也。自作孽豈可言乎。自吾母死後，幾將十年，無如此悲慘痛苦矣。嗚呼！”次日，大年初一，蔣一人在家“讀詩看書，寂寞已極”，不禁感慨係之，歎曰：“以我之地位而為孤寡之不若，誰其知之。”
1931年2月16日，婚後的第三個除夕之夜，蔣又因“孤苦伶仃，舉目無親”，痛感：“世人可憐未有如今日之我者也。”蔣對獨居之苦雖歎惜不止，但亦無可奈何，隻得在日記中安慰自己道：“君子之交有如水，其於家人之道亦應如此乎？”[13]
1928年蔣複職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後，繼續北伐統一大業，此後因編遣問題，引發內部反叛不斷。連年征戰不斷，也是造成蔣、宋二人婚後時常分離之客觀原因。蔣雖行伍出身，性格堅毅，但其內心亦有敏感脆弱的一麵。蔣曾自述年少時與母親惜別時情形道：“自我有智識以來，凡欲出門之時，必戀戀不肯舍棄我母。到十六歲時，必待我母嚴責痛擊而後出門。及至二十餘歲猶如此也。此天性使然，不能遂改。”[14]蔣每當開赴前線，與美齡分別時，都不免因心情沉悶，任性發怒。[15]1928年3月31日，蔣出發督師北伐當天，在日記中提醒自己“此別後想念之切，更應在團聚時和悅也”，更慨歎：“征人無家庭之樂，苦哉！”
蔣、宋婚後頭三年中，蔣因戎馬倥傯之故，類似之“不願與妻樂別”之一幕時常發生。1930年12月4日，蔣於日記中稱：“近三年來，凡欲出門時，此心沉悶、慘淡慘惱，必不願與妻樂別者，豈少年戀母之性猶未脫耶，餘誠不知其所以然也。”12月9日，蔣又在日記中反省道：“誠意愛輔我者，惟妻一人。餘不能與其盡言歡別，拂袖徑行，使其不知我心中之痛苦沉悶。（二字不清）為其之故而發，而無處可為我發泄之地，故惟有對至愛之前者泄耳。” 三 “家事難言”
一般說法認為，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宋靄齡極力促成，而宋子文堅決反對，兄妹幾乎決裂，因此蔣對宋“永留一不愉快印象，造成蔣孔接近、蔣宋齟齬的根苗”。[16]蔣之日記中不能直接證明此說之是，當然亦不能據此反駁此說之非。透過日記中前後左右相關之記述，可以看出，蔣與宋、孔兩大姻親矛盾糾葛之內情可能遠較一般說法要複雜得多。
蔣早在與宋美齡結婚之前，便對宋子文心懷不滿。1926年7月，蔣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率兵北伐。宋子文時任廣州國民政府財政部長，負責籌措軍費。7月26日，蔣在日記中為戰費事，批評“子文吝刻，使人難堪”。12月26日，蔣又在日記中責備“子文狡賴，不肯負責財政，壓製不能發展自如，苦痛極矣”。1927年1月初，宋子文以財政無法為由，向蔣提請辭職。蔣認為宋之辭職是一種要挾、壓迫，慨歎：“辦事困苦莫甚於經濟相逼也”，“軍事頻受其影響，苦痛已極。二年以來，受其財政壓迫，非言可喻”。[17]
值得注意的是，1927年10月蔣下野赴日遊曆期間，與宋子文關係一度由疏轉近。10月3日，蔣由宋子文陪同前往有馬溫泉，拜訪宋太夫人，當麵請求允許與美齡的婚事。4日下午，蔣返回有馬，陪嶽母談天，晚與宋子文談國事。7日下午，蔣與子文談時局。10日午後，子文來訪，勸蔣出山。加之此時張靜江、李石曾等亦來電催回，蔣雖“猶未定，而心欲回國”，“以家國如此衰落，而我獨在外逍遙，甚不自安，待機不如奮鬥也”。此後，蔣、宋一直往來頻繁。[18]10月17日下午，子文來箱根，同蔣談論時局，並同遊蘆之湖。18日上午，蔣與子文夫妻同遊富士山麓河口湖。晚6時回寓後，子文來談，當晚9時宋起程回國，蔣前往送行。10月28日，宋子文致電蔣，告知國內政情，謂汪已將蔣之函電在報端發表，借以自重，令蔣對汪之狡偽置恨不已。[19]
透過蔣日記相關記述來看，蔣在與宋美齡交往期間，與宋家大姐宋靄齡的關係尚不十分密切。[20]除了上文所引述的宋靄齡對蔣之兩則勸誡外，其對蔣、宋之戀情及家庭生活的影響有限。可能由於此時蔣與宋靄齡及孔家關係尚未十分密切，而宋子文卻為蔣之重新出山謀劃得力，因此，蔣複職後，1928年1月旋即任命宋子文為財政部長，1930年1月又提為行政院副院長。但是，蔣介石與宋子文因一個花錢，一個管錢，很快又衝突不斷。1928年3月間，蔣因宋子文籌款不力，暴烈躁急，兩度遷怒於宋美齡，令其憂悶不已。[21]5月28日，蔣又為“子文陰謀擅權”，暴怒難遏，傷及美齡。美齡生氣而別後，蔣心中“時覺歉惶，但有黯然銷魂而已”。
曾任上海市長的吳國楨回憶稱：宋家六個孩子分成兩派：宋美齡、宋靄齡和宋子良為一方；宋子文、宋慶齡和宋子安為另一方。[22]證諸蔣之日記，此說當可信。1929年，因中東路問題中蘇關係緊張時，宋慶齡發表宣言，痛詆政府與蘇絕交。宋子文則在此外交困頓之時，不別而辭，令蔣不勝痛苦。在日記中慨歎：“政府中人有權相爭，有責規避，一家如此，一國亦如此，國之不亡，其有日乎？”宋美齡雖屢屢因兄之過，為蔣所遷怒，但始終站在丈夫一邊。1930年7月19日，蔣在日記中稱：“子文不肯籌發軍費，內子苦求不允，乃指子文曰：如你果不發，則先將我房產積蓄盡交你變賣以充軍費。若軍費無著，戰事失敗，吾深知介石必殉難前方，決不肯愧立人世，負其素誌。如此則我如不盡節同死，有何氣節；故寧先變賣私產以充軍餉，以冀勝利雲。子文聞之心動，乃即發款也。”
蔣介石與宋子文之矛盾終因無法調和而致破裂。1933年10月29日，蔣介石允準宋子文辭去行政院副院長與財政部長職務，由孔祥熙接任。蔣如釋重負，30日在日記中寫道：“中央子文辭職照準，後患豫（預）防乃一關係存亡之事，十年隱患清於一旦，亦可告慰於先人也。”蔣、宋交惡，除去個性方麵的差異及政治理念上之不同以外，[23]亦不可忽視其中宋靄齡之刻意經營及其對蔣所施加的影響。吳國楨回憶中提及：“在30年代初期，子文被撤掉財政部長，是孔夫人策劃的，並由孔祥熙取而代之。”[24]此說當非憑空杜撰，乃事出有因。
自1929年8月，宋美齡因流產大病一場後，[25]無後之憂便成為蔣、宋婚姻生活中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在大姐宋靄齡的刻意經營下，孔之家人逐漸將蔣包圍，成為其家庭生活中的一部分。長子經國滯俄未歸一直是蔣的一塊心病。1930年10月31日，宋靄齡攜孔令俊、孔令偉來到奉化鄉間，與蔣氏夫婦相聚。為排解蔣思子之憂，宋家大姐主動提及營救經國回國的事，令蔣非常感動，在日記中寫道：“孔姊與吾妻對經兒之念念不忘，甚可感也。”[26]宋家大姐不僅憂蔣之所憂，還投其所好，對蔣本人不吝溢美之詞，深得蔣之歡心。蔣在日記中記曰：“藹姐以奉化山高土濃、樹直水清，而岩險瀑激，包括我個人之性情。餘亦以為然也。”[27]
孔家諸甥的陪伴與談笑歡樂，讓蔣感受到家庭生活之愉悅，謂：“大姐諸甥與子良皆甚歡樂，為自生以來所未有。餘夫婦當亦甚樂。”[28]喜悅放鬆之心情，躍然紙上。類似之孔家大姐攜諸甥陪同蔣氏夫婦遊樂嬉戲的一幕，在1930年代蔣之日記中時常可見。當蔣處於政治鬥爭旋渦的中心，心情抑鬱難解時，孔家大姐及諸甥時常陪伴其旁。[29]蔣氏夫婦生日、節慶日或返鄉省親等親人團聚時刻，孔氏家人總是緊隨其後。[30]由於宋靄齡之刻意經營，或者說因為宋子文缺少與蔣之間的親情溝通、化解渠道，致使二者之間矛盾愈演愈烈，卒至破裂，終由孔祥熙出而代之，亦乃事所必然。不過，後來蔣亦因與孔氏家人關係太過密切，為其家人貪汙腐化之負麵影響所累，甚而影響到其與宋美齡的關係。此乃後話，因已超越本文所探討之範圍，另待他文詳論。
宋美齡會同其大姐與諸甥所精心營造之家庭氛圍，“妻甥唱和”，令蔣“聊以自解”，[31]“頗有家庭之樂”。[32]蔣雖亦曾不禁感慨：“僅夫妻二人，雖無子女，亦甚樂也。”[33]但在其內心深處，對親子之思念時刻縈繞於懷。1931年11、12月間，蔣因遭受內外攻擊，準備以退為進，辭職下野。人生失意之時，思兒之切尤難置懷。11月28日，蔣在日記中寫道：“近甚為經兒憂慮，中正不孝之罪，於此為甚，心甚不安。”12月14日，母親誕辰前夜，蔣內心悲痛難掩，“夜夢昏沉，對母痛哭二次，醒後更悲，悔不孝罪大，國亂人孤，但有痛楚而已”。次日，蔣又記稱：“經國赴俄不歸，民國扶持未長，皆欲使我一旦棄去，而今日又為慈母六十八歲誕辰，嗚呼，於國為不義，於黨為不忠，於母為不孝，於子為不慈，能不愧怍？”
1934年8月間，蔣因對日、蘇衝突及“剿共”問題思慮過切，辛勤憂勞，以致“體力甚乏，漸覺不支”，“一如傷寒後行將複元之苦痛”。[34]患病之際，蔣對兩兒想念更切，“甚望其皆能繼餘之業也”。[35]同年9月19日，蔣與宋美齡遊覽江西石鍾山時，觸景生情，想起蘇東坡《遊石鍾山記》中“獨與邁乘小舟”之句，“不禁歎經、緯之不能隨遊也”。
蔣對子嗣問題憂慮之切，除人之常情外，其背後還有難言之隱，即憂慮經國、緯國二子與繼母宋美齡之關係。蔣經國因1925年便赴蘇留學，自然未曾與宋美齡謀麵。蔣緯國則一直由養母姚冶誠撫養，從蔣的日記來看，亦從未見過宋美齡。出於對家事之擔憂，1934年7月5日，蔣介石在離鄉回任途中，向宋美齡提及自己死後之家事，以代“遺囑”：“餘死後經國與緯國兩兒皆須聽從其母美齡之教訓。凡認餘為父者，隻能認餘愛妻美齡為母，不能有第二人為母也。”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蔣經國與蔣緯國二子“認母”之過程卻並非一帆風順。1936年10月，蔣緯國赴德留學前夕，蔣本欲讓緯國與宋美齡見麵相認，但因“家中意見不洽”，令蔣“最為苦悶”。[36]最終，緯國“如期出國，不稍留戀”。蔣顯然對此事耿耿於懷，在是月反省錄中稱：“家事難言，因愛生愁，因樂生悲，痛苦多而快樂少也。”[37]11月1日，又在日記中感慨道：“家事煩悶，多愛生苦也。”不過，讓蔣感到安慰的是，是月5日，從俄國大使處得知，“經國可以回國，並言前時經國托華僑帶信回國被搜查折回事，可知經兒未忘其國家也”。
羅敏[1]
蔣介石與宋美齡之間究竟是政治婚姻，抑或是建立在情愛基礎上的福祉婚姻之典範？這是一個長期為人們所關注、經久不衰的話題。常言道：清官難斷家務事。當我帶著這樣的疑惑，試圖從蔣介石日記中尋找答案時，方感受到民國時期第一家庭的“經”尤為難念。蔣之筆下有關婚姻生活之記述，不僅太過簡略，支離破碎，而且在宋美齡缺席作證的情況下，令人有真偽難辨之惑。誠如蔣本人曾在日記中所坦言：“曆史無事實，事實決不能記載也。”基於此，本文嚐試依據蔣介石筆下的相關記錄所拚接的蔣、宋婚後第一個10年之情感曆程，或許有為蔣之單方證詞所誤導之處，其中難免亦有作者主觀之誤讀，敬請閱者明察。 一 敬愛之難製
1927年12月1日，蔣介石公開發表《我們的今日》一文，高調向世人宣告：“餘今日得與餘最敬愛之宋美齡女士結婚，實為餘有生以來最光榮之一日，自亦為餘有生以來最愉快之一日”，“餘確信餘自今日與宋女士結婚以後，餘之革命工作必有進步，餘能安心盡革命之責任，即今日始也”。此時，蔣已年進不惑，曾有過“狹邪自娛，沈迷久之”不堪回首之“昨日”。身邊先後有過三位女性：一位是元配夫人毛福梅，蔣唯一親生之子經國之母；一位為侍外家姚冶誠，蔣之養子緯國之養母；另一位是陪伴身邊的女友陳潔如。
蔣與元配毛氏的婚姻，因奉母命成婚，毫無感情基礎。蔣對毛氏之憎恨與厭惡，甚至到了聞見其“人影步聲，皆足刺激神經”的地步。蔣母病逝後，蔣與毛氏離異。1921年11月28日，蔣於日記中稱：“會議離婚事，親戚意見參差，致無結果，心殊惱恨……後卒解決，然已不知費了多少精神已！”蔣對青樓出身之侍外家姚冶誠，則因姚之嗜賭、無禮而怨恨不堪，懊惱不已。蔣曾考慮與姚氏分手，但考慮到“緯兒無人養育，恐其常起思母之心”，蔣痛感“離舍兩難，再三躊躕，卒無良法，乃決以暫留分住，以觀其變”。蔣對上海女學生陳潔如則是愛恨交織，“恨之又愛之也，憐之又痛之也”。[2]因陳之年少無知，治家無方，蔣在日記中頗多怨言。1926年6月20日，蔣在日記中稱：“潔如不知治家之道，完全如一小孩時，不如吾意也。”11月12日，蔣在北伐前線，接到陳潔如來函，“知其遷租七十二元大屋，不勝憤恨。招搖敗名，年少婦女不得放縱也”。
直至遇到宋美齡，蔣之感情世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才因男女之情感受到“人生之樂”。蔣介石筆下與宋美齡之戀情是“情緒綿綿，相憐相愛”，並由衷地感歎“惟此稍得人生之樂也”。[3]蔣眼中之新娘美齡宛如“雲飄霞落”，“平生未有之愛情”令他陶醉不已，有不知“身置何處”之感。[4]新婚燕爾之際，蔣“在家與愛妻並坐擁談，乃知新婚之蜜，非任何事所可比擬”。[5]
與蔣身邊曾經的三位女性相比，宋美齡之家世、才學與品貌顯有天壤之別。此時的蔣介石雖已身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但地位尚未鞏固。1927年8月，他因軍事指揮失利，受到內部桂係軍事將領李宗仁、白崇禧的攻擊而下野。細讀這一時期蔣之日記，其筆端對宋美齡之愛慕，除去英雄愛美人之自然情愫外，其內心亦多少流露出攀附之不安，擔心為宋氏家人所瞧不起，“為愛所輕”。[6]
1927年6月13日，處於熱戀中的蔣介石在日記中記述了宋家大姐靄齡對自己的勸誡，謂：“琳姊（宋靄齡）評餘欠準備工夫，全憑臨時應付，此誠道著矣。”1927年10月，蔣利用下野赴日遊曆之機，前往拜訪在日旅居的宋太夫人，當麵請求其允許與美齡的婚事。宋太夫人雖麵允婚事，但不知為何，卻不欲美齡來日，恐蔣、宋在日結婚。蔣對此事“不勝悵望”，但已無可奈何。[7]新婚不久，宋家大姐再次規誡妹婿，以其“遊怠為慮，且輕視之”。蔣頗不以為然，為自己辯解：“其實不知鴻鵠之誌也。”[8]
因為宋家非同尋常之家世背景，蔣對宋美齡的感情顯然多了一分“敬愛”。1928年1月2日，蔣在日記中記稱：“三妹憐愛可敬。”當日下午，美齡陪同蔣走訪胞妹蔣瑞蓮，雖未晤麵，但因其家有客打牌，蔣“見之愧怍，為愛所輕也”。1月8日，蔣接到美齡來函，“悲喜交集”，“勉我國事，勸我和藹，心甚感愧”。蔣當即複信後，美齡卻遲遲未回，蔣之內心頗為忐忑，“甚念三妹之不複信，何怪我之深而使我敬愛之難製也”。[9]1月20日，蔣又在日記中寫道：“三妹時勉我以勤勞國事，心甚自慚。”
宋美齡之規諫與勸誡，對蔣之修身自新，“內助之賢”非同尋常。1928年1月22日，婚後的第一個除夕之夜，蔣在日記中記道：“三妹勸餘不患明日之事，甚有理也。古人謂做一日，算一日，又雲今日不知明日之事，此先母嚐教餘者也。餘惟盡其心力，至明日之禍福成敗，隻有聽之而已。”3月4日，記稱：“三妹愛餘之切，無微不至……而餘不能以智慧德業自勉，是誠愧為丈夫矣。”4月23日，又記曰：“三妹戒我不矜才，不使氣，而我對下總不能溫和濃愛，使人無親近餘地，而且對學生亦如之，切戒之。”6月8日，蔣在日記中稱：“三妹以餘性質消極，多懊悔為恥，頗中餘之病也。印象頗深，餘將何以自勉，存心而已。”6月19日，又謂：“與三妹相談甚樂，其規諫有理，故感之。決自明日起，按時辦事，再不決心墮氣，其戒我、嫌我以懊悔，非丈夫氣概，亦有理也。”
蔣對宋美齡“敬愛之難製”的背後，其實亦有不自由之苦，曾在日記中抱怨：“彼以作戰勞苦而作規矩，是使我太苦。”[10]古人雲：“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蔣於1942年3月6日在日記中抄錄此段古人之格言，並頗為共鳴，認為“乃有至理也”。蔣落筆之際的心境，頗有耐人尋味之處，不知是否欲借古人之口道出自己心中多年所受壓抑之苦？或許出於某種對無拘無束、自由鮮活戀情之向往，蔣於1950年遭遇人生之“滑鐵盧”、退守台灣之際，依然對34年前之戀人李子青想念尤切，發出“奈何戀癡若此，惟此一氏使餘終身不能忘情耳”之慨歎。[11] 二 有妻而不能同居
蔣介石雖對宋美齡敬愛有加，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自幼養成之頑梗、暴戾性情很難盡克。蜜月未過，蔣、宋二人便因個性不和，發生激烈爭執。1927年12月29日，蔣一大早到事務所辦公後，因宋美齡“外出寂寞，心甚不樂”。誰知美齡得知蔣的不快後，非但沒有歉意，卻表露出大小姐的“驕矜”，令蔣不計“強梗之失禮”，與其發生激烈爭執。美齡一氣之下回到娘家，蔣“扶病連夜往訪，彼甚以不自由為病，複勸餘以進德，心頗許之。夜中以心悸驚跳，不能安眠”。
宋美齡因自幼留學美國，生活起居與飲食習慣都非常西化，很難適應蔣介石軍人出身所養成的刻板規律的生活，加之體弱多病，婚後的宋美齡經常住在上海。
蔣一人獨居南京，不堪忍受分居之孤寂，二人時生齟齬。1928年1月11日，蔣接到美齡不來之電後，“若有所失”，繼續複電，希望美齡能回心轉意。13日，得知美齡依然不肯來之後，蔣“抑鬱不知所事”。美齡之複電“勸戒並來”，令蔣深感慚惶，“幾不成眠”。[12]15日，宋美齡終於屈就前來，蔣趕往下關迎接，“到後知其皮膚病甚劇，精神亦衰弱，心甚不安，悔不該與其頑梗也”。
結婚周年之際，因宋美齡體弱多病，蔣依然為獨居所苦。1929年1月28日，蔣上午陪同宋美齡到吳淞遊玩後，得知其不想回南京，心情非常抑鬱沉悶，不禁在日記中慨歎：“人有母愛其子，兄愛其弟，姐愛其妹，妻愛其夫，而餘孑然回京，誰愛誰惜誰知餘？嗚呼﹗苦莫若於孤兒，恨不孝奉吾母，今悔何及，伴侶既無，萬事灰心，吾母不能複生矣，嗚呼﹗”當晚，蔣獨自一人登車返回南京，意興蕭然，“夢魂不安”。此後一段時期內，蔣備受孤獨的煎熬，情緒低落。29日，蔣在日記中寫道：“公事疑慮，私事孤立，惟念吾母而已，嗚呼﹗”30日，又記曰：“今日心煩，遇事欲泣，而不能者三。如此社會，如此人心，如此製度，何以立國耶？嗚呼，無母之子，孤獨之人，尚有人生樂趣乎？”
2月6日，蔣又在日記中感慨：“有妻而不能同居，而使餘家庭降落，中正之罪，不孝莫大也。”2月9日，是除夕之夜，蔣依然獨自一人，內心之淒苦可想而知。蔣在日記中寫道：“今夕是除夕，今日是除日，一生煩惱事，無時得終息，思家兼思妻，我為我母心。今日方知吾母愛子之心也。嗚呼！中正之罪，上通於天矣。此以有今日窘境也。自作孽豈可言乎。自吾母死後，幾將十年，無如此悲慘痛苦矣。嗚呼！”次日，大年初一，蔣一人在家“讀詩看書，寂寞已極”，不禁感慨係之，歎曰：“以我之地位而為孤寡之不若，誰其知之。”
1931年2月16日，婚後的第三個除夕之夜，蔣又因“孤苦伶仃，舉目無親”，痛感：“世人可憐未有如今日之我者也。”蔣對獨居之苦雖歎惜不止，但亦無可奈何，隻得在日記中安慰自己道：“君子之交有如水，其於家人之道亦應如此乎？”[13]
1928年蔣複職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後，繼續北伐統一大業，此後因編遣問題，引發內部反叛不斷。連年征戰不斷，也是造成蔣、宋二人婚後時常分離之客觀原因。蔣雖行伍出身，性格堅毅，但其內心亦有敏感脆弱的一麵。蔣曾自述年少時與母親惜別時情形道：“自我有智識以來，凡欲出門之時，必戀戀不肯舍棄我母。到十六歲時，必待我母嚴責痛擊而後出門。及至二十餘歲猶如此也。此天性使然，不能遂改。”[14]蔣每當開赴前線，與美齡分別時，都不免因心情沉悶，任性發怒。[15]1928年3月31日，蔣出發督師北伐當天，在日記中提醒自己“此別後想念之切，更應在團聚時和悅也”，更慨歎：“征人無家庭之樂，苦哉！”
蔣、宋婚後頭三年中，蔣因戎馬倥傯之故，類似之“不願與妻樂別”之一幕時常發生。1930年12月4日，蔣於日記中稱：“近三年來，凡欲出門時，此心沉悶、慘淡慘惱，必不願與妻樂別者，豈少年戀母之性猶未脫耶，餘誠不知其所以然也。”12月9日，蔣又在日記中反省道：“誠意愛輔我者，惟妻一人。餘不能與其盡言歡別，拂袖徑行，使其不知我心中之痛苦沉悶。（二字不清）為其之故而發，而無處可為我發泄之地，故惟有對至愛之前者泄耳。” 三 “家事難言”
一般說法認為，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宋靄齡極力促成，而宋子文堅決反對，兄妹幾乎決裂，因此蔣對宋“永留一不愉快印象，造成蔣孔接近、蔣宋齟齬的根苗”。[16]蔣之日記中不能直接證明此說之是，當然亦不能據此反駁此說之非。透過日記中前後左右相關之記述，可以看出，蔣與宋、孔兩大姻親矛盾糾葛之內情可能遠較一般說法要複雜得多。
蔣早在與宋美齡結婚之前，便對宋子文心懷不滿。1926年7月，蔣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率兵北伐。宋子文時任廣州國民政府財政部長，負責籌措軍費。7月26日，蔣在日記中為戰費事，批評“子文吝刻，使人難堪”。12月26日，蔣又在日記中責備“子文狡賴，不肯負責財政，壓製不能發展自如，苦痛極矣”。1927年1月初，宋子文以財政無法為由，向蔣提請辭職。蔣認為宋之辭職是一種要挾、壓迫，慨歎：“辦事困苦莫甚於經濟相逼也”，“軍事頻受其影響，苦痛已極。二年以來，受其財政壓迫，非言可喻”。[17]
值得注意的是，1927年10月蔣下野赴日遊曆期間，與宋子文關係一度由疏轉近。10月3日，蔣由宋子文陪同前往有馬溫泉，拜訪宋太夫人，當麵請求允許與美齡的婚事。4日下午，蔣返回有馬，陪嶽母談天，晚與宋子文談國事。7日下午，蔣與子文談時局。10日午後，子文來訪，勸蔣出山。加之此時張靜江、李石曾等亦來電催回，蔣雖“猶未定，而心欲回國”，“以家國如此衰落，而我獨在外逍遙，甚不自安，待機不如奮鬥也”。此後，蔣、宋一直往來頻繁。[18]10月17日下午，子文來箱根，同蔣談論時局，並同遊蘆之湖。18日上午，蔣與子文夫妻同遊富士山麓河口湖。晚6時回寓後，子文來談，當晚9時宋起程回國，蔣前往送行。10月28日，宋子文致電蔣，告知國內政情，謂汪已將蔣之函電在報端發表，借以自重，令蔣對汪之狡偽置恨不已。[19]
透過蔣日記相關記述來看，蔣在與宋美齡交往期間，與宋家大姐宋靄齡的關係尚不十分密切。[20]除了上文所引述的宋靄齡對蔣之兩則勸誡外，其對蔣、宋之戀情及家庭生活的影響有限。可能由於此時蔣與宋靄齡及孔家關係尚未十分密切，而宋子文卻為蔣之重新出山謀劃得力，因此，蔣複職後，1928年1月旋即任命宋子文為財政部長，1930年1月又提為行政院副院長。但是，蔣介石與宋子文因一個花錢，一個管錢，很快又衝突不斷。1928年3月間，蔣因宋子文籌款不力，暴烈躁急，兩度遷怒於宋美齡，令其憂悶不已。[21]5月28日，蔣又為“子文陰謀擅權”，暴怒難遏，傷及美齡。美齡生氣而別後，蔣心中“時覺歉惶，但有黯然銷魂而已”。
曾任上海市長的吳國楨回憶稱：宋家六個孩子分成兩派：宋美齡、宋靄齡和宋子良為一方；宋子文、宋慶齡和宋子安為另一方。[22]證諸蔣之日記，此說當可信。1929年，因中東路問題中蘇關係緊張時，宋慶齡發表宣言，痛詆政府與蘇絕交。宋子文則在此外交困頓之時，不別而辭，令蔣不勝痛苦。在日記中慨歎：“政府中人有權相爭，有責規避，一家如此，一國亦如此，國之不亡，其有日乎？”宋美齡雖屢屢因兄之過，為蔣所遷怒，但始終站在丈夫一邊。1930年7月19日，蔣在日記中稱：“子文不肯籌發軍費，內子苦求不允，乃指子文曰：如你果不發，則先將我房產積蓄盡交你變賣以充軍費。若軍費無著，戰事失敗，吾深知介石必殉難前方，決不肯愧立人世，負其素誌。如此則我如不盡節同死，有何氣節；故寧先變賣私產以充軍餉，以冀勝利雲。子文聞之心動，乃即發款也。”
蔣介石與宋子文之矛盾終因無法調和而致破裂。1933年10月29日，蔣介石允準宋子文辭去行政院副院長與財政部長職務，由孔祥熙接任。蔣如釋重負，30日在日記中寫道：“中央子文辭職照準，後患豫（預）防乃一關係存亡之事，十年隱患清於一旦，亦可告慰於先人也。”蔣、宋交惡，除去個性方麵的差異及政治理念上之不同以外，[23]亦不可忽視其中宋靄齡之刻意經營及其對蔣所施加的影響。吳國楨回憶中提及：“在30年代初期，子文被撤掉財政部長，是孔夫人策劃的，並由孔祥熙取而代之。”[24]此說當非憑空杜撰，乃事出有因。
自1929年8月，宋美齡因流產大病一場後，[25]無後之憂便成為蔣、宋婚姻生活中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在大姐宋靄齡的刻意經營下，孔之家人逐漸將蔣包圍，成為其家庭生活中的一部分。長子經國滯俄未歸一直是蔣的一塊心病。1930年10月31日，宋靄齡攜孔令俊、孔令偉來到奉化鄉間，與蔣氏夫婦相聚。為排解蔣思子之憂，宋家大姐主動提及營救經國回國的事，令蔣非常感動，在日記中寫道：“孔姊與吾妻對經兒之念念不忘，甚可感也。”[26]宋家大姐不僅憂蔣之所憂，還投其所好，對蔣本人不吝溢美之詞，深得蔣之歡心。蔣在日記中記曰：“藹姐以奉化山高土濃、樹直水清，而岩險瀑激，包括我個人之性情。餘亦以為然也。”[27]
孔家諸甥的陪伴與談笑歡樂，讓蔣感受到家庭生活之愉悅，謂：“大姐諸甥與子良皆甚歡樂，為自生以來所未有。餘夫婦當亦甚樂。”[28]喜悅放鬆之心情，躍然紙上。類似之孔家大姐攜諸甥陪同蔣氏夫婦遊樂嬉戲的一幕，在1930年代蔣之日記中時常可見。當蔣處於政治鬥爭旋渦的中心，心情抑鬱難解時，孔家大姐及諸甥時常陪伴其旁。[29]蔣氏夫婦生日、節慶日或返鄉省親等親人團聚時刻，孔氏家人總是緊隨其後。[30]由於宋靄齡之刻意經營，或者說因為宋子文缺少與蔣之間的親情溝通、化解渠道，致使二者之間矛盾愈演愈烈，卒至破裂，終由孔祥熙出而代之，亦乃事所必然。不過，後來蔣亦因與孔氏家人關係太過密切，為其家人貪汙腐化之負麵影響所累，甚而影響到其與宋美齡的關係。此乃後話，因已超越本文所探討之範圍，另待他文詳論。
宋美齡會同其大姐與諸甥所精心營造之家庭氛圍，“妻甥唱和”，令蔣“聊以自解”，[31]“頗有家庭之樂”。[32]蔣雖亦曾不禁感慨：“僅夫妻二人，雖無子女，亦甚樂也。”[33]但在其內心深處，對親子之思念時刻縈繞於懷。1931年11、12月間，蔣因遭受內外攻擊，準備以退為進，辭職下野。人生失意之時，思兒之切尤難置懷。11月28日，蔣在日記中寫道：“近甚為經兒憂慮，中正不孝之罪，於此為甚，心甚不安。”12月14日，母親誕辰前夜，蔣內心悲痛難掩，“夜夢昏沉，對母痛哭二次，醒後更悲，悔不孝罪大，國亂人孤，但有痛楚而已”。次日，蔣又記稱：“經國赴俄不歸，民國扶持未長，皆欲使我一旦棄去，而今日又為慈母六十八歲誕辰，嗚呼，於國為不義，於黨為不忠，於母為不孝，於子為不慈，能不愧怍？”
1934年8月間，蔣因對日、蘇衝突及“剿共”問題思慮過切，辛勤憂勞，以致“體力甚乏，漸覺不支”，“一如傷寒後行將複元之苦痛”。[34]患病之際，蔣對兩兒想念更切，“甚望其皆能繼餘之業也”。[35]同年9月19日，蔣與宋美齡遊覽江西石鍾山時，觸景生情，想起蘇東坡《遊石鍾山記》中“獨與邁乘小舟”之句，“不禁歎經、緯之不能隨遊也”。
蔣對子嗣問題憂慮之切，除人之常情外，其背後還有難言之隱，即憂慮經國、緯國二子與繼母宋美齡之關係。蔣經國因1925年便赴蘇留學，自然未曾與宋美齡謀麵。蔣緯國則一直由養母姚冶誠撫養，從蔣的日記來看，亦從未見過宋美齡。出於對家事之擔憂，1934年7月5日，蔣介石在離鄉回任途中，向宋美齡提及自己死後之家事，以代“遺囑”：“餘死後經國與緯國兩兒皆須聽從其母美齡之教訓。凡認餘為父者，隻能認餘愛妻美齡為母，不能有第二人為母也。”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蔣經國與蔣緯國二子“認母”之過程卻並非一帆風順。1936年10月，蔣緯國赴德留學前夕，蔣本欲讓緯國與宋美齡見麵相認，但因“家中意見不洽”，令蔣“最為苦悶”。[36]最終，緯國“如期出國，不稍留戀”。蔣顯然對此事耿耿於懷，在是月反省錄中稱：“家事難言，因愛生愁，因樂生悲，痛苦多而快樂少也。”[37]11月1日，又在日記中感慨道：“家事煩悶，多愛生苦也。”不過，讓蔣感到安慰的是，是月5日，從俄國大使處得知，“經國可以回國，並言前時經國托華僑帶信回國被搜查折回事，可知經兒未忘其國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