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5年《書劍恩仇錄》問世，金庸的武俠小說先在香港、東南亞等地，然後在海峽兩岸乃至整個華人社會長盛不衰，創造了一個奇跡。香港紅學家林以亮說：“凡有中國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據不完全統計，金庸的讀者超過一億人。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金庸的作品在香港及海外一直高居暢銷榜榜首。1996年，台灣遠流出版公司的調查報告顯示，單是台灣從1985年到1995年，金庸作品就發行了四百七十萬冊以上。如果加上早年的盜印本及以後的遠景版，發行量有上千萬冊。金庸早前自稱，他每年從港、台得到的版稅（包括電影、電視）為1000萬元左右，但一直沒有收到內地的版稅，隻有一次例外，1985年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應李瑞環的要求出版了《書劍恩仇錄》，他收到過一筆約10萬元人民幣的版稅。這是正式簽約給北京三聯書店前他收到的唯一一筆版稅。565
“金庸是一個現象。他的小說平均每本超過一千版（最多是二千一百二十四版），總銷量（連收不到錢的）達一億！然而，金庸現象的重點，不單是一億這個數字，而是他的作品曆半個世紀而不衰。有好事之徒做過統計，在‘文革’期間，《毛主席語錄》的銷量，竟然比《聖經》曆來的總銷量還要大。於今看來，老毛的世界紀錄將來可能被老查破了。”566
金庸的作品還被譯成各種文字。據首爾信永出版社統計，韓國有十二家出版社盜譯了金庸作品，其中不少是一流的出版社。東南亞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出版了金庸小說的越南文、泰文、印尼文、柬埔寨文、馬來文等版本，以後又有新加坡、馬來西亞的中文簡體字本。日本最具規模的出版社之一德間書店，準備出齊日文《金庸全集》。自1993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英譯本《雪山飛狐》以來，《鹿鼎記》《連城訣》《俠客行》《射雕英雄傳》等英譯本已陸續問世。567
1980年10月12日，倪匡的《我看金庸小說》出版，台灣遠景出版公司發行人沈登恩在《明報》刊出《等待大師》廣告，征集“金學”研究稿件，隨後一套23冊的“金學研究叢書”陸續問世，以武俠小說而成為“金學”，這在中國尚無先例。三十多年過去了，“金學”儼然已成顯學，在香港有倪匡，在台灣有林保淳，在內地有陳墨等“金學家”，出版了大量“金學”著作。各地的“金學”研究會、“金庸學術研究會”、“金庸書友會”等成立也有多年。北大、美國科羅拉多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高等學府都舉辦過金庸作品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一些人心中，金庸早已成了一個神話。
以“潛規則”解讀中國曆史的吳思寫過《金庸給我們編了什麽夢》，或許有助於破解“金庸神話”。在一個缺乏財產安全與秩序的社會裏，對獲利能力的幻想，不如對傷害能力的幻想具有根本性。金庸筆下的大俠所具有的傷害能力，隻有皇帝能與之相比，但大俠比皇帝要幸福自由得多。武俠夢，實質上就是中國男人改良了的皇帝夢。
為什麽武俠幻想在中國格外流行？除了合乎我們的夢想之外，社會氣候和土壤似乎也格外適宜。對武俠的幻想，其實就是對擁有強大的傷害能力的幻想。……在武林高手眼裏，平民不過是伺候人的店小二，或是用來出氣的店小二，或是供他搭救的芸芸眾生，這正是皇帝眼中的百姓的功能。568
武俠小說隻是金庸生命的一部分，《明報》在他生命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在20世紀香港乃至中華文化圈，他獨具特色的武俠小說和明報王國樹立了兩座高峰。他成為政要和大眾眼中共同的明星，文學史上恐怕還沒有一個作家擁有的讀者數量能與他比肩。文學就是文學，現在給他的作品下結論，也許還為時過早，是否傳世的經典，百年之後才能見分曉。
造成“金庸神話”的另一原因是，他一介文人竟登上了香港億萬富豪排行榜。在一個以拜金主義為導向的社會，人們對財富的追求與崇拜心理毋庸諱言。他作為一個文化符號，同時成為商業社會中的財富符號，他身上實在包含了太多的奇跡。羅孚直言，如果沒有香港，就沒有金庸：
有人說香港沒有什麽，“除了金庸，隻有平庸”。平庸是庸，金庸不庸。金庸是“鏞”的一分為二，金庸有金，金庸不庸是盡人皆知的。
“如果沒有香港，世上還有沒有金庸？”回答是否定的，金庸乃是香港特定時代的產兒——
如果沒有香港，世上就沒有金庸。如果沒有香港，金庸就隻有在上海度過四十年代的末日而進入五十年代的日子，當他寫他的處女作、第一部新派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時，正好是內地大鳴大放，他這部書還未寫完，就進入大反右了，他有可能完成這樣的作品嗎？甚至他有可能寫作這樣的作品嗎？569
1967年8月，香港正在“五月風暴”當中，風雨飄搖，《明報月刊》“編者的話”大概出自胡菊人手筆，但也代表了金庸的看法：
香港這個在英國統治下的小地方，對於中國人還有一層非常深重的意義。我們除了必須賴此海港來安身立命、成家立室、生兒育女之外，對於中國，特別是中國的文化，香港還可能有很大的貢獻。在現今中國的動亂局勢中，香港是一個有自由、有機會讓中國人能創造學術文化的少數地區之一。
……香港對我們重要，對中國之將來也同樣重要。讓我們珍惜這種自由，珍惜這種機會。
無論他的武俠小說，還是《明報》和財富，都是香港殖民時代的產物，是香港造就了“金庸神話”。如果他不是因為偶然的機會到了香港，而是留在內地，以他的家庭出身，在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的學曆，在國民黨背景的《東南日報》和“小罵大幫忙”的《大公報》工作過的經曆，就算逃過1957年，也無所逃於“文革”。和千千萬萬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一樣，他將一事無成，生命中最美好的年華注定將在流放、苦役和批鬥中度過。金庸全部的成功都是因為香港，他的成就與其說是“金庸神話”，不如說是“香港神話”。對此他很清醒：
如果我不來（香港），情況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我會繼續留在上海，在上海《大公報》幹下去，但可能在反右的時候就給鬥掉了，（笑）最有可能就是在反右時給鬥掉了，到後來在“文革”時可能又糟糕了。570
<h2>
一、俗與雅</h2>
金庸說：“香港人的特征之一，跟世界其他地區比較，對追求‘物質’的欲望尤為強烈。香港地小人多，競爭激烈，因而‘想過好生活’的心願特別大，‘過好的生活’‘發財’‘有社會地位’往往會成為人生的目的。對於文化、藝術也輕易以商業性觀點來作判斷，以‘那值多少錢呢’來看待一切，這是我所擔心的。”
然而，正是在這樣一種商業社會，他的武俠小說才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經濟學家張五常當年曾追讀金庸的武俠小說，對時代環境有親身的體驗：
說金庸，我們要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社會說起。“年年難過年年過，處處無家處處家。”當時是一個無可奈何的社會，今天不論明天事，過得一天算一天。市場的取向，是在不知去向的日子中找點刺激。黃色刊物大行其道。……還珠樓主亂放飛劍，牙擦蘇與黃飛鴻鬥個不休，而寫到外國，我們有《陳查禮大戰黑手黨》。老外當時的文化也差不多。從美國運到香港的電影，要不是《原子飛天俠》，就是《銅錘俠大戰鐵甲人》。
在上述的文化環境中，好些到香港來的外江佬要寫稿為生。其中兩個比較特別：一個是梁羽生，另一個是金庸。他們談曆史，說藝術，論詩詞。為了生計他們發明了“新派”武俠小說。571
在普遍追求物質的消費型社會，人們的精神需求也是快餐式的，或者說，更需要一種“遊戲、趣味和娛樂”。金庸多次說自己的小說不過是“娛樂性讀物”：
我的小說也不能說寫得好，也不敢說文學家，總之我努力把小說寫好。現在我在中國及海外華人中比較受歡迎，我給他們提供一個比較好的娛樂，也不說非常有益，至少沒有太大的害處的一個娛樂品，有些讀者看了覺得很開心很高興，我就盡了我的責任。572
娛樂品當然是一種通俗文化，具有商業化的特征。台灣作家柏楊說：“幾乎所有武俠小說作者都隻為錢而寫，隻金庸先生別有懷抱，他運用熟練的曆史背景對暴政下被迫害的農民和暴政蹂躪下的人權和生命，充滿了愛心和不平，對那些貪官酷吏賣國賊，則痛恨入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金庸先生筆下的民族大義澎湃如潮。”573這隻是柏楊的解讀，並非金庸的初衷。他一直在追求和平、安寧、幸福的生活倒是真的，盡管他細致入微地描述大量的暴力打鬥場麵，想象了無數驚心動魄的殺人武功，但他在本質上是個反暴力主義者。他不止一次地說：“我祖父、父親、母親的逝世，令我深深感覺不遭侵略、能和平生活的可貴，不論是國際間還是國家內部，最重要的是避免戰爭，讓人民在和平的環境中爭取進步，改善生活。暴力常是許許多多不幸的根源。”創作之時，他並沒有著意於“暴政蹂躪下的人權和生命”，或許那隻是不經意的流露。而有了這些，他的“娛樂品”就不是簡單的娛樂了。不同的人從中可以讀出不同的內涵。
金庸的小說並不因其通俗性、娛樂性就失去自身的價值。“金庸不是說教，不是以批評判斷為目標，他是勾畫了千千百百個不同的人物，以他們表現出許許多多不同的思想及人生觀，供讀者參考、感歎、娛樂。”574當浮華散盡，光環隱去，文學裸露出它真實的麵孔，他的作品將依然擁有它的讀者。也許這是捧殺和罵殺他的人所無法理解的，這是文學自身的秘密，一個永恒的秘密。
金庸小說自80年代初進入內地以來，一直風行不衰。通俗文化的大行其道是有其深刻原因的。1949年以後，先是武俠小說在內地被禁，從反右到，“文革”，尤其“文革”期間，泱泱大國數千年的古老文化遭遇了自秦始皇焚書坑儒以來最嚴峻的危機。經過幾十年的歲月蹉跎之後，傳統文化幾乎已在內地消失。實際上從20世紀40年代末以來，內地已沒有什麽獨立的文學可言，即使是供普通老百姓消遣的通俗小說也沒有。驀然回首，我們卻發現，中國傳統文化的一脈星火被金庸在遙遠的香港以武俠小說的形式小心翼翼地保存並延續下來了。
金克木稱他的小說“邁過前人難有後繼，雖有敗筆，仍卓然自成一家”。許倬雲說他的小說“是劃時代了，可以不朽”。正如精英文化有它存在的價值，通俗文化也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在多元的背景下，這不是一個值得爭議的問題。倒是金庸登上大學講壇引發的爭議令人深思，作為出色的武俠小說家，他不大願意在大學縱論武俠。作為報人，他有長達半個世紀的報業生涯，成就有目共睹，但他也無意分享他的新聞經驗，做新聞專業的博導。他最希望作為一個曆史學家被學界接受。
在通俗文化與精英文化之間，金庸早年找到了最好的平衡。20世紀60年代以後，《明報》成為知識分子報紙，他的嚴肅政論盡管有人批評說帶有某些商業社會的痕跡，但基本上是“文人論政”，是精英文化的典型。他白天天馬行空寫武俠，深夜寫社評針砭現實，在通俗小說家和政論家兩個角色之間遊刃有餘。他的社評和小說構成了一種“互補關係”，“一主幹預社會，一主娛樂人生”。同一張報紙上，他的社評與副刊小說各有各的功能，各安其位，互不相擾。575指向廟堂的文人論政和指向江湖的文人俠客夢，在他身上渾然一體。
金庸說：“商業性跟好壞沒有關係，雅跟俗與好不好是兩個標準，是不同的。好像一匹馬跑得快不快跟馬的顏色是兩回事。雅俗與好壞也是兩個標準，不能相提並論。我個人的看法是，雅的東西會欣賞的人比較少，雅的不一定好，俗的不一定壞。”
俗與雅，通俗文化與精英文化，金庸（查良鏞）與穆旦（查良錚），兩個海寧查家的同輩人最具可比性，也最富有象征意味。有人評論，“金庸展示了文人的情趣，穆旦卻坦呈了文人的靈魂”。穆旦與金庸都是抗戰時期接受大學教育，穆旦比他年長，在西南聯大受到沈從文、朱自清、聞一多等人的熏陶，又在抵抗外敵的烽火中獲得了詩的生命，金庸雖考上了西南聯大，卻選擇了中央政治學校，失去深造的機會。更大的區別是，一個留在內地，一個去了香港，在時代的大變動中，兩人的命運也由此滑向不同的方向：一個慘遭迫害，英年早逝，雖然其詩歌注定要長留在文學史上，卻是陽春白雪，曲高和寡；一個風光無限，所到之處冠蓋雲集，享盡人間的富貴榮華，以武俠小說擁有上億讀者，風靡整個華人社會。這是兩個富有才華的個體生命，他們誌趣迥異，命運不同，一個是未完成的生命，一個是充分展開的生命。他們的作品也分屬不同的世界，有著不同的意義。正如金庸不可能取代穆旦，穆旦也無法取代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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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識分子與權力</h2>
金庸在《卅三劍客圖》中說：“研究中國曆史上這些大人物的心理和個性，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千百年來物質生活雖然改變極大，但人的心理、對權力之爭奪和保持的種種方法，還是極少有什麽改變。”他的武俠小說一開始就對權力進行了無情的否定，一曲《書劍恩仇錄》，飄蕩在江山與江湖、權力與血統之間，乾隆的陰險、毒辣和狡詐首先來自他對至高無上的權力的追求，為此，他不惜背叛六和塔上的盟約，踐踏海寧潮前兄弟擊掌、互不傷害的誓言。美麗絕倫的香香公主最後留下血寫的遺言“不要相信皇帝”，撕破了乾隆道貌岸然的麵具。《碧血劍》對李自成們打進京城以後迅速腐化、墮落的敘述，隻不過再次印證了“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這一質樸的真理。《倚天屠龍記》裏的張無忌不具備做“政治領袖”的條件，身上卻有許多人性中美好的品質，是個可以信賴的人，這恰恰是那些成了“領袖”的人所不具備的。在人性的尺度之下，小說中的朱元璋與張無忌相比反而暗淡無光，美麗的周芷若也一點都不可愛。從《天龍八部》到《笑傲江湖》，金庸小說中常常出現“千秋萬載，一統江湖”的口號，這不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另一種說法。從廟堂到江湖，沒有什麽兩樣。東方不敗因掌握大權而腐化，任我行也一樣難以幸免，那是人性中的普遍現象。嶽不群、左冷禪掌了權一樣如此。他們野心勃勃，將獲得無限的權力視為人生的最高目標，這是數千年來被專製政治毒化的畸形現象。吳靄儀說：“未把握到權力的人暗裏籌謀，既得權力的人處心積慮防人奪權，未得到權力的人洞悉當權者喜聽奉承的弱點，但一旦得到權力，自己卻不知不覺地重蹈覆轍。”
這位在香港新聞界放過光芒的女性眼光的確不凡，幾乎隻有她一針見血地看到金庸小說最終對權力的回歸：
《笑傲江湖》在內地“文革”時期寫成，金庸對政治鬥爭感到痛恨煩厭，可以想見，顯然他並不認為令狐衝是最理想或最後的答案。在《鹿鼎記》中，他從另一個角度探討這個問題，提供了兩條相反的路。韋小寶這個“反英雄”得到激烈反應及廣泛討論，可見多麽成功。但我認為《鹿鼎記》真正的主角、喬峰大俠典型的真正對手，是康熙這個雄才偉略的英明君主典型。
從《書劍恩仇錄》的“不要相信皇帝”到《鹿鼎記》的康熙，發展過程是有蹤跡可尋的，但到了康熙，“為國為民”已不是大俠一己可以擔當的事，而是必須靠一個開明的當權者指揮一個有組織的政府去推行。《鹿鼎記》最接近金庸其他小說的俠士的人物是陳近南——天地會的總舵主，然而陳近南與康熙比較、天地會與康熙的親信比較，誰更能辦事，那是十分清楚的。至此，金庸的武俠小說便寫不下去了……576
1994年，金庸訪問台灣時說：“在中國皇帝中，我對康熙的評價很高，他不但思想開明，而且很好學，還去學了外國的學問。”從否定權力到回歸權力，這是金庸的悲哀，但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哀，更是這個民族的集體悲哀。
1959年以來數十年間，金庸在《明報》執筆寫社評，特別是他早期的社評貫穿著對權力的批判。他甚至得出了“政治上大多數時候是壞人當權”的結論。1972年8月15日，他在《人民、政權與領袖》社評中說得很清楚：
中國的政治，幾千年來都是口中說一套，實際上是另外一套，簡而言之曰：“雜用王霸之道。”號稱行王道，實際上行霸道。政治領袖向來第一抓住自己的權力和利益，第二照顧本集團的利益，國家人民的利益放在最後。君為貴，社稷次之，民為輕。
隻讀過金庸的武俠小說，沒有讀過查良鏞的社評，看到的隻是一個不完整的金庸。多年前，金庸說他正在編新聞評論集，準備在香港出版，今後如有可能再在內地出刪節本。“倘若有一天，《查良鏞政論集》出版，將其與《金庸作品集》參照閱讀，我們方能理解查先生的抱負與情懷。”577
金庸年輕時做過外交官之夢，1950年夢斷京華，再也沒有這樣的機會。作為成功的報人，他有機會參與香港公共事務，20世紀七八十年代，擔任香港廉政專員公署市民谘詢委員召集人和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委員。從麥理浩到尤德、衛奕信，他是曆任港督的座上客，他們幾乎每天都要讀他的社評。對戴麟趾、麥理浩等人，他都有好評。他說：“英國人對我也很客氣。不過英國也不會找我去做些什麽。我與麥理浩、尤德、衛奕信交情都不錯，朋友式的。”
1985年，金庸應邀擔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1995年他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委員。不過那都是業餘政治。2001年5月他在廣州說：“我覺得幸虧沒有從政，完全不遺憾，運氣很好。……從政當然也很好，但是我的個性不大適宜從政，因為個性很不願意接受上司的吩咐指導，不願意受約束。從政當然有它的好處，可以服務大眾嘛，但是我確實不適合。”578一度有人說他想做香港行政長官，他對此堅決否認。多年後，他在湖南說：
我不是政治家，也不參政。我跟你解釋，我參加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不是作為政治家參加政治活動，是要在政界爭取一個地位繼續為人民服務。我這個行為比較簡單的，就是起草基本法，保證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製”的順利實現。……所以我不是什麽政治家……579
從1962年的“逃亡潮”到“五月風暴”，《明報》崛起的過程中，幾乎每一次重大事件他都站在港府一邊，卻贏得了香港的民心。80年代以來，麵臨香港回歸，在未來的政製安排上，金庸與北京的立場不謀而合，遭到香港輿論的攻擊，示威、焚燒《明報》，但他都不為所動。這裏有他少年時的創傷記憶，小學曆史課上的眼淚，也有他對既得利益的現實考慮，他坦言自己是“既得利益的建製派”。每個階段金庸都作出了自己的選擇。1967年的選擇曾給他帶來生命威脅，他成了“左派”的暗殺對象，這是他一生遭遇的最大危機。進入80年代，他的言論傾向發生變化，雖屢遭質疑，卻無須麵對這樣的威脅。他有抱負，更有縱橫捭闔的手段與謀略，香港甚至有人說他是“馬基亞維裏型的知識分子”。他的“政治現實主義”使他在京、港、台之間遊刃有餘。有一種看法，說他晚年日趨保守，功成名就之後，安享富貴，已失去六七十年代批判的鋒芒。事實上沒有這麽簡單。他畢竟是個複雜的人物，而不僅僅是個商人，“他是一位有信念的文化人卻是更重要的事實”。
“金庸是一個現象。他的小說平均每本超過一千版（最多是二千一百二十四版），總銷量（連收不到錢的）達一億！然而，金庸現象的重點，不單是一億這個數字，而是他的作品曆半個世紀而不衰。有好事之徒做過統計，在‘文革’期間，《毛主席語錄》的銷量，竟然比《聖經》曆來的總銷量還要大。於今看來，老毛的世界紀錄將來可能被老查破了。”566
金庸的作品還被譯成各種文字。據首爾信永出版社統計，韓國有十二家出版社盜譯了金庸作品，其中不少是一流的出版社。東南亞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出版了金庸小說的越南文、泰文、印尼文、柬埔寨文、馬來文等版本，以後又有新加坡、馬來西亞的中文簡體字本。日本最具規模的出版社之一德間書店，準備出齊日文《金庸全集》。自1993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英譯本《雪山飛狐》以來，《鹿鼎記》《連城訣》《俠客行》《射雕英雄傳》等英譯本已陸續問世。567
1980年10月12日，倪匡的《我看金庸小說》出版，台灣遠景出版公司發行人沈登恩在《明報》刊出《等待大師》廣告，征集“金學”研究稿件，隨後一套23冊的“金學研究叢書”陸續問世，以武俠小說而成為“金學”，這在中國尚無先例。三十多年過去了，“金學”儼然已成顯學，在香港有倪匡，在台灣有林保淳，在內地有陳墨等“金學家”，出版了大量“金學”著作。各地的“金學”研究會、“金庸學術研究會”、“金庸書友會”等成立也有多年。北大、美國科羅拉多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高等學府都舉辦過金庸作品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一些人心中，金庸早已成了一個神話。
以“潛規則”解讀中國曆史的吳思寫過《金庸給我們編了什麽夢》，或許有助於破解“金庸神話”。在一個缺乏財產安全與秩序的社會裏，對獲利能力的幻想，不如對傷害能力的幻想具有根本性。金庸筆下的大俠所具有的傷害能力，隻有皇帝能與之相比，但大俠比皇帝要幸福自由得多。武俠夢，實質上就是中國男人改良了的皇帝夢。
為什麽武俠幻想在中國格外流行？除了合乎我們的夢想之外，社會氣候和土壤似乎也格外適宜。對武俠的幻想，其實就是對擁有強大的傷害能力的幻想。……在武林高手眼裏，平民不過是伺候人的店小二，或是用來出氣的店小二，或是供他搭救的芸芸眾生，這正是皇帝眼中的百姓的功能。568
武俠小說隻是金庸生命的一部分，《明報》在他生命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在20世紀香港乃至中華文化圈，他獨具特色的武俠小說和明報王國樹立了兩座高峰。他成為政要和大眾眼中共同的明星，文學史上恐怕還沒有一個作家擁有的讀者數量能與他比肩。文學就是文學，現在給他的作品下結論，也許還為時過早，是否傳世的經典，百年之後才能見分曉。
造成“金庸神話”的另一原因是，他一介文人竟登上了香港億萬富豪排行榜。在一個以拜金主義為導向的社會，人們對財富的追求與崇拜心理毋庸諱言。他作為一個文化符號，同時成為商業社會中的財富符號，他身上實在包含了太多的奇跡。羅孚直言，如果沒有香港，就沒有金庸：
有人說香港沒有什麽，“除了金庸，隻有平庸”。平庸是庸，金庸不庸。金庸是“鏞”的一分為二，金庸有金，金庸不庸是盡人皆知的。
“如果沒有香港，世上還有沒有金庸？”回答是否定的，金庸乃是香港特定時代的產兒——
如果沒有香港，世上就沒有金庸。如果沒有香港，金庸就隻有在上海度過四十年代的末日而進入五十年代的日子，當他寫他的處女作、第一部新派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時，正好是內地大鳴大放，他這部書還未寫完，就進入大反右了，他有可能完成這樣的作品嗎？甚至他有可能寫作這樣的作品嗎？569
1967年8月，香港正在“五月風暴”當中，風雨飄搖，《明報月刊》“編者的話”大概出自胡菊人手筆，但也代表了金庸的看法：
香港這個在英國統治下的小地方，對於中國人還有一層非常深重的意義。我們除了必須賴此海港來安身立命、成家立室、生兒育女之外，對於中國，特別是中國的文化，香港還可能有很大的貢獻。在現今中國的動亂局勢中，香港是一個有自由、有機會讓中國人能創造學術文化的少數地區之一。
……香港對我們重要，對中國之將來也同樣重要。讓我們珍惜這種自由，珍惜這種機會。
無論他的武俠小說，還是《明報》和財富，都是香港殖民時代的產物，是香港造就了“金庸神話”。如果他不是因為偶然的機會到了香港，而是留在內地，以他的家庭出身，在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的學曆，在國民黨背景的《東南日報》和“小罵大幫忙”的《大公報》工作過的經曆，就算逃過1957年，也無所逃於“文革”。和千千萬萬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一樣，他將一事無成，生命中最美好的年華注定將在流放、苦役和批鬥中度過。金庸全部的成功都是因為香港，他的成就與其說是“金庸神話”，不如說是“香港神話”。對此他很清醒：
如果我不來（香港），情況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我會繼續留在上海，在上海《大公報》幹下去，但可能在反右的時候就給鬥掉了，（笑）最有可能就是在反右時給鬥掉了，到後來在“文革”時可能又糟糕了。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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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俗與雅</h2>
金庸說：“香港人的特征之一，跟世界其他地區比較，對追求‘物質’的欲望尤為強烈。香港地小人多，競爭激烈，因而‘想過好生活’的心願特別大，‘過好的生活’‘發財’‘有社會地位’往往會成為人生的目的。對於文化、藝術也輕易以商業性觀點來作判斷，以‘那值多少錢呢’來看待一切，這是我所擔心的。”
然而，正是在這樣一種商業社會，他的武俠小說才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經濟學家張五常當年曾追讀金庸的武俠小說，對時代環境有親身的體驗：
說金庸，我們要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社會說起。“年年難過年年過，處處無家處處家。”當時是一個無可奈何的社會，今天不論明天事，過得一天算一天。市場的取向，是在不知去向的日子中找點刺激。黃色刊物大行其道。……還珠樓主亂放飛劍，牙擦蘇與黃飛鴻鬥個不休，而寫到外國，我們有《陳查禮大戰黑手黨》。老外當時的文化也差不多。從美國運到香港的電影，要不是《原子飛天俠》，就是《銅錘俠大戰鐵甲人》。
在上述的文化環境中，好些到香港來的外江佬要寫稿為生。其中兩個比較特別：一個是梁羽生，另一個是金庸。他們談曆史，說藝術，論詩詞。為了生計他們發明了“新派”武俠小說。571
在普遍追求物質的消費型社會，人們的精神需求也是快餐式的，或者說，更需要一種“遊戲、趣味和娛樂”。金庸多次說自己的小說不過是“娛樂性讀物”：
我的小說也不能說寫得好，也不敢說文學家，總之我努力把小說寫好。現在我在中國及海外華人中比較受歡迎，我給他們提供一個比較好的娛樂，也不說非常有益，至少沒有太大的害處的一個娛樂品，有些讀者看了覺得很開心很高興，我就盡了我的責任。572
娛樂品當然是一種通俗文化，具有商業化的特征。台灣作家柏楊說：“幾乎所有武俠小說作者都隻為錢而寫，隻金庸先生別有懷抱，他運用熟練的曆史背景對暴政下被迫害的農民和暴政蹂躪下的人權和生命，充滿了愛心和不平，對那些貪官酷吏賣國賊，則痛恨入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金庸先生筆下的民族大義澎湃如潮。”573這隻是柏楊的解讀，並非金庸的初衷。他一直在追求和平、安寧、幸福的生活倒是真的，盡管他細致入微地描述大量的暴力打鬥場麵，想象了無數驚心動魄的殺人武功，但他在本質上是個反暴力主義者。他不止一次地說：“我祖父、父親、母親的逝世，令我深深感覺不遭侵略、能和平生活的可貴，不論是國際間還是國家內部，最重要的是避免戰爭，讓人民在和平的環境中爭取進步，改善生活。暴力常是許許多多不幸的根源。”創作之時，他並沒有著意於“暴政蹂躪下的人權和生命”，或許那隻是不經意的流露。而有了這些，他的“娛樂品”就不是簡單的娛樂了。不同的人從中可以讀出不同的內涵。
金庸的小說並不因其通俗性、娛樂性就失去自身的價值。“金庸不是說教，不是以批評判斷為目標，他是勾畫了千千百百個不同的人物，以他們表現出許許多多不同的思想及人生觀，供讀者參考、感歎、娛樂。”574當浮華散盡，光環隱去，文學裸露出它真實的麵孔，他的作品將依然擁有它的讀者。也許這是捧殺和罵殺他的人所無法理解的，這是文學自身的秘密，一個永恒的秘密。
金庸小說自80年代初進入內地以來，一直風行不衰。通俗文化的大行其道是有其深刻原因的。1949年以後，先是武俠小說在內地被禁，從反右到，“文革”，尤其“文革”期間，泱泱大國數千年的古老文化遭遇了自秦始皇焚書坑儒以來最嚴峻的危機。經過幾十年的歲月蹉跎之後，傳統文化幾乎已在內地消失。實際上從20世紀40年代末以來，內地已沒有什麽獨立的文學可言，即使是供普通老百姓消遣的通俗小說也沒有。驀然回首，我們卻發現，中國傳統文化的一脈星火被金庸在遙遠的香港以武俠小說的形式小心翼翼地保存並延續下來了。
金克木稱他的小說“邁過前人難有後繼，雖有敗筆，仍卓然自成一家”。許倬雲說他的小說“是劃時代了，可以不朽”。正如精英文化有它存在的價值，通俗文化也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在多元的背景下，這不是一個值得爭議的問題。倒是金庸登上大學講壇引發的爭議令人深思，作為出色的武俠小說家，他不大願意在大學縱論武俠。作為報人，他有長達半個世紀的報業生涯，成就有目共睹，但他也無意分享他的新聞經驗，做新聞專業的博導。他最希望作為一個曆史學家被學界接受。
在通俗文化與精英文化之間，金庸早年找到了最好的平衡。20世紀60年代以後，《明報》成為知識分子報紙，他的嚴肅政論盡管有人批評說帶有某些商業社會的痕跡，但基本上是“文人論政”，是精英文化的典型。他白天天馬行空寫武俠，深夜寫社評針砭現實，在通俗小說家和政論家兩個角色之間遊刃有餘。他的社評和小說構成了一種“互補關係”，“一主幹預社會，一主娛樂人生”。同一張報紙上，他的社評與副刊小說各有各的功能，各安其位，互不相擾。575指向廟堂的文人論政和指向江湖的文人俠客夢，在他身上渾然一體。
金庸說：“商業性跟好壞沒有關係，雅跟俗與好不好是兩個標準，是不同的。好像一匹馬跑得快不快跟馬的顏色是兩回事。雅俗與好壞也是兩個標準，不能相提並論。我個人的看法是，雅的東西會欣賞的人比較少，雅的不一定好，俗的不一定壞。”
俗與雅，通俗文化與精英文化，金庸（查良鏞）與穆旦（查良錚），兩個海寧查家的同輩人最具可比性，也最富有象征意味。有人評論，“金庸展示了文人的情趣，穆旦卻坦呈了文人的靈魂”。穆旦與金庸都是抗戰時期接受大學教育，穆旦比他年長，在西南聯大受到沈從文、朱自清、聞一多等人的熏陶，又在抵抗外敵的烽火中獲得了詩的生命，金庸雖考上了西南聯大，卻選擇了中央政治學校，失去深造的機會。更大的區別是，一個留在內地，一個去了香港，在時代的大變動中，兩人的命運也由此滑向不同的方向：一個慘遭迫害，英年早逝，雖然其詩歌注定要長留在文學史上，卻是陽春白雪，曲高和寡；一個風光無限，所到之處冠蓋雲集，享盡人間的富貴榮華，以武俠小說擁有上億讀者，風靡整個華人社會。這是兩個富有才華的個體生命，他們誌趣迥異，命運不同，一個是未完成的生命，一個是充分展開的生命。他們的作品也分屬不同的世界，有著不同的意義。正如金庸不可能取代穆旦，穆旦也無法取代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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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識分子與權力</h2>
金庸在《卅三劍客圖》中說：“研究中國曆史上這些大人物的心理和個性，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千百年來物質生活雖然改變極大，但人的心理、對權力之爭奪和保持的種種方法，還是極少有什麽改變。”他的武俠小說一開始就對權力進行了無情的否定，一曲《書劍恩仇錄》，飄蕩在江山與江湖、權力與血統之間，乾隆的陰險、毒辣和狡詐首先來自他對至高無上的權力的追求，為此，他不惜背叛六和塔上的盟約，踐踏海寧潮前兄弟擊掌、互不傷害的誓言。美麗絕倫的香香公主最後留下血寫的遺言“不要相信皇帝”，撕破了乾隆道貌岸然的麵具。《碧血劍》對李自成們打進京城以後迅速腐化、墮落的敘述，隻不過再次印證了“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這一質樸的真理。《倚天屠龍記》裏的張無忌不具備做“政治領袖”的條件，身上卻有許多人性中美好的品質，是個可以信賴的人，這恰恰是那些成了“領袖”的人所不具備的。在人性的尺度之下，小說中的朱元璋與張無忌相比反而暗淡無光，美麗的周芷若也一點都不可愛。從《天龍八部》到《笑傲江湖》，金庸小說中常常出現“千秋萬載，一統江湖”的口號，這不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另一種說法。從廟堂到江湖，沒有什麽兩樣。東方不敗因掌握大權而腐化，任我行也一樣難以幸免，那是人性中的普遍現象。嶽不群、左冷禪掌了權一樣如此。他們野心勃勃，將獲得無限的權力視為人生的最高目標，這是數千年來被專製政治毒化的畸形現象。吳靄儀說：“未把握到權力的人暗裏籌謀，既得權力的人處心積慮防人奪權，未得到權力的人洞悉當權者喜聽奉承的弱點，但一旦得到權力，自己卻不知不覺地重蹈覆轍。”
這位在香港新聞界放過光芒的女性眼光的確不凡，幾乎隻有她一針見血地看到金庸小說最終對權力的回歸：
《笑傲江湖》在內地“文革”時期寫成，金庸對政治鬥爭感到痛恨煩厭，可以想見，顯然他並不認為令狐衝是最理想或最後的答案。在《鹿鼎記》中，他從另一個角度探討這個問題，提供了兩條相反的路。韋小寶這個“反英雄”得到激烈反應及廣泛討論，可見多麽成功。但我認為《鹿鼎記》真正的主角、喬峰大俠典型的真正對手，是康熙這個雄才偉略的英明君主典型。
從《書劍恩仇錄》的“不要相信皇帝”到《鹿鼎記》的康熙，發展過程是有蹤跡可尋的，但到了康熙，“為國為民”已不是大俠一己可以擔當的事，而是必須靠一個開明的當權者指揮一個有組織的政府去推行。《鹿鼎記》最接近金庸其他小說的俠士的人物是陳近南——天地會的總舵主，然而陳近南與康熙比較、天地會與康熙的親信比較，誰更能辦事，那是十分清楚的。至此，金庸的武俠小說便寫不下去了……576
1994年，金庸訪問台灣時說：“在中國皇帝中，我對康熙的評價很高，他不但思想開明，而且很好學，還去學了外國的學問。”從否定權力到回歸權力，這是金庸的悲哀，但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哀，更是這個民族的集體悲哀。
1959年以來數十年間，金庸在《明報》執筆寫社評，特別是他早期的社評貫穿著對權力的批判。他甚至得出了“政治上大多數時候是壞人當權”的結論。1972年8月15日，他在《人民、政權與領袖》社評中說得很清楚：
中國的政治，幾千年來都是口中說一套，實際上是另外一套，簡而言之曰：“雜用王霸之道。”號稱行王道，實際上行霸道。政治領袖向來第一抓住自己的權力和利益，第二照顧本集團的利益，國家人民的利益放在最後。君為貴，社稷次之，民為輕。
隻讀過金庸的武俠小說，沒有讀過查良鏞的社評，看到的隻是一個不完整的金庸。多年前，金庸說他正在編新聞評論集，準備在香港出版，今後如有可能再在內地出刪節本。“倘若有一天，《查良鏞政論集》出版，將其與《金庸作品集》參照閱讀，我們方能理解查先生的抱負與情懷。”577
金庸年輕時做過外交官之夢，1950年夢斷京華，再也沒有這樣的機會。作為成功的報人，他有機會參與香港公共事務，20世紀七八十年代，擔任香港廉政專員公署市民谘詢委員召集人和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委員。從麥理浩到尤德、衛奕信，他是曆任港督的座上客，他們幾乎每天都要讀他的社評。對戴麟趾、麥理浩等人，他都有好評。他說：“英國人對我也很客氣。不過英國也不會找我去做些什麽。我與麥理浩、尤德、衛奕信交情都不錯，朋友式的。”
1985年，金庸應邀擔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1995年他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委員。不過那都是業餘政治。2001年5月他在廣州說：“我覺得幸虧沒有從政，完全不遺憾，運氣很好。……從政當然也很好，但是我的個性不大適宜從政，因為個性很不願意接受上司的吩咐指導，不願意受約束。從政當然有它的好處，可以服務大眾嘛，但是我確實不適合。”578一度有人說他想做香港行政長官，他對此堅決否認。多年後，他在湖南說：
我不是政治家，也不參政。我跟你解釋，我參加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不是作為政治家參加政治活動，是要在政界爭取一個地位繼續為人民服務。我這個行為比較簡單的，就是起草基本法，保證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製”的順利實現。……所以我不是什麽政治家……579
從1962年的“逃亡潮”到“五月風暴”，《明報》崛起的過程中，幾乎每一次重大事件他都站在港府一邊，卻贏得了香港的民心。80年代以來，麵臨香港回歸，在未來的政製安排上，金庸與北京的立場不謀而合，遭到香港輿論的攻擊，示威、焚燒《明報》，但他都不為所動。這裏有他少年時的創傷記憶，小學曆史課上的眼淚，也有他對既得利益的現實考慮，他坦言自己是“既得利益的建製派”。每個階段金庸都作出了自己的選擇。1967年的選擇曾給他帶來生命威脅，他成了“左派”的暗殺對象，這是他一生遭遇的最大危機。進入80年代，他的言論傾向發生變化，雖屢遭質疑，卻無須麵對這樣的威脅。他有抱負，更有縱橫捭闔的手段與謀略，香港甚至有人說他是“馬基亞維裏型的知識分子”。他的“政治現實主義”使他在京、港、台之間遊刃有餘。有一種看法，說他晚年日趨保守，功成名就之後，安享富貴，已失去六七十年代批判的鋒芒。事實上沒有這麽簡單。他畢竟是個複雜的人物，而不僅僅是個商人，“他是一位有信念的文化人卻是更重要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