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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出售《明報》</h2>
一、香港大學捐款
1988年12月15日，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高級講師黃康顯在《信報》發表《向查良鏞教授公開道歉》一文，以嘲諷的口吻，提到1986年3月金庸給港大捐款800萬港幣，隨後拿了個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的事。因捐款在前，拿博士在後，為了“避嫌”，捐款的事等到1987年才公布。文章指出，“這不是買與賣，而是施與受。捐八百萬港元是施，拿博士學位是受”。“主流方案”風波中，黃康顯在香港各報發表了大量批查文章，以這一篇流傳最廣。當時港大還要聘金庸做名譽教授，他對內地記者說，打算用三年時間，就中國曆史、中國文化和中國的民族前途做一係列講演，先寫出講稿來。511
黃康顯的文章自然令金庸氣憤，1989年1月初，他委托律師向黃發出律師函，提出四個要求：
一、收回發表於《信報》的《向查良鏞教授公開道歉》一文；
二、一周內向查先生公開道歉；
三、賠償查先生的名譽損失；
四、負責支付查先生的所有律師費。（他請了最昂貴的律師）
沒想到在英國國家檔案館研究過幾年機密外交文件的黃康顯不買賬，先回複律師信一封，表示已收到他的律師函，限期到了請另外一律師再複一信，稱其指控不能成立。同時繼續在報紙上批查，說1988年3月香港《文匯報》就有羅孚的文章說他在得到博士學位前送給港大100萬，支票由他親自交給港大校長黃麗鬆，黃校長請他加一個“0”而成為1000萬，責問他為什麽不告《文匯報》和羅孚。
從2月初起，金庸就沉默了。如果要打官司，港大校長黃麗鬆、校務委員會主席楊鐵梁等都得出庭作證，而對方聲稱有足夠證據證明他先捐錢、後得博士學位。此事最終不了了之。
黃康顯是《明報》的長期讀者，認為金庸的社評文字好，但政治功力不深，武俠小說好，但不是純文學，消費文化而已。512
黃所說羅孚的文章是1987年12月寫的，曾以《金色的金庸》為題發表在《讀書》1988年第2期：
前兩年，他是得到了一個博士頭銜的。送這個名譽學位給他的是香港大學。有這麽一個傳說，在得到這個學位前，他送給港大一百萬元，支票由他親自送給當時的港大校長黃麗鬆，黃麗鬆一邊收下，一邊笑著說，你寫漏了一個“0”了。一個“0”似乎無足輕重，但這一個“0”不是一錢不值的符號，而是九百萬！他後來又補送了這九百萬。這傳說真實程度如何，不敢說。無論如何，以查的才識，即使是僅僅寫武俠小說的才識，得個博士也不為過。513
金庸否認了這個傳說。1993年羅孚將此文收入文集《南鬥文星高》時，加了一句話：
查良鏞後來函告作者，他向黃麗鬆的繼任人王賡武校長捐過港幣八百萬元是獲得博士學位以後的事。514
二、退隱夢
在古人中，金庸最仰慕的是範蠡、張良，他們都是在轟轟烈烈之後飄然而去，金庸心中也一直有這樣一個“退隱夢”。早在1960年10月5日，他就在《明報》說：“張良的結局怎樣？範蠡的結局怎樣？因為大家不知道，就容易引起各種有趣的想象。”
80年代後期香港未來政製方案引起的風波，讓金庸心力交瘁。“九七”之後的不確定因素，他也不會完全無動於衷。1989年初，他對記者說：“希望能把大部分報社工作托出去，讓自己進入半退休狀態，過些自己喜歡的生活，比如：弈棋、讀書、旅行，或者再寫點小說。……如果要寫，就寫哲理性小說，以哲學為內容，希望新的東西能有新突破。”
這年5月20日，正逢《明報》創刊三十周年，因台風襲港，狂風暴雨，交通停頓，籌備了好幾個月的慶祝酒會隻好取消，當天刊出隨報附送的三十多版報慶特刊，香港總督衛奕信和很多文化名流有賀詞，《明報》的編輯、記者、作者、讀者都有回憶文章，他在《感恩與報答》中提到了湯因比的話，“一種文明的生存，在於能成功地應付挑戰”。原本打算在5月30日舉行的宴會也因國事劇變而停辦，31日，報社員工在八樓以茶會形式聚會，他在會上頒贈長期服務獎狀及金牌，感謝三十年來員工的辛勤服務和卓越貢獻。他宣布，自6月1日起，不再擔任社長之職，隻擔任明報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另組行政委員會，由《明報周刊》督印人兼總編輯雷偉坡、《明報》總編輯董橋、《明報》督印人吳靄儀、明報集團副總經理許孝棟四人組成，雷任主席。6月1日，《明報》刊出“本報專訊”《查良鏞今日卸社長職，續任明報集團董事長》，公開了他的決定。他表示，“年事已高，不勝劇繁，退休之念存之已久，希望逐步提升本公司年輕一輩接班，從家長式的管理改為製度化的管理”。
1989年金庸在明報大廈辦公室
1989年金庸、沈寶新在《明報》三十周年報慶時
自這年4月中旬以來，《明報》社評的標題常常“宋體加黑”——這代表該篇是金庸親自執筆的，有時幾乎天天都是，6月11日的那篇還署了名。他說，“中立與客觀”向來是《明報》的立場和方針，他不斷提醒年輕的工作人員：“無論如何要冷靜理智，要分辨謠言和事實，要記得自己對國家、社會和廣大讀者負有責任。那一段時期中，不但每天說，在緊急的時刻更加一天中說上數次。但是每個人都是血肉之軀，都有熱血和熱情，人不是機器，怎麽能在這重大的關頭保持絕對的冷靜與客觀呢？”
幾乎每一分鍾，都有電話打進報館來，或提供最新消息，或表示強烈的意見，在這樣的氣氛下，要保持理智客觀真是難得很了。但報紙在任何情況之下都必須保持理智客觀，應當像一麵明亮的鏡子，將事實真相不加任何歪曲地反映出來。“由於當時局勢的混亂，真實消息的來源困難，采訪工作受到當局的嚴重限製，也由於工作人員個人的熱情和衝動，在新聞的發布和處理上，我們不能理智冷靜，也曾有不少錯誤。……我們的方針永遠是：尊重事實的神聖，那是不可歪曲的；保持意見的自由，那是應當獨立的。”515
不僅一般記者，就是《明報》高層的董橋、吳靄儀、張健波等人也都熱血澎湃。五年後，回顧那些日日夜夜，董橋說：“《明報》上下不眠不休的情景恍如昨日。我當時常常想：我們到底不是賣成衣的，也不是賣糕點的！”516
6月份《明報》的日發行量意外地超過20萬份，達到《明報》史上的最高峰。《明報周刊》的發行量一度高達30萬份，穩居香港娛樂周刊的榜首。《明報月刊》6月號第一版印出，頃刻賣光，改版加印，又賣光。一連印了四次，供不應求，而後麵印的內容與前麵有很大變化。剛剛接任總編輯不久的古德明說，雖然這是創刊三十三年來銷量最高的一期，編輯部裏卻沒有一張笑臉。
當年7月16日，《百姓》半月刊報道，根據可靠消息，金庸已委托律師行安排申請移民外國之手續，目的地為加拿大。報道提到他原有退休後到西湖附近買屋之意，加拿大雖有楓紅美景，又如何能跟秀麗江南相比？並感歎他如果真的移居異邦，《明報》是否還繼續經營？517
移民的事此後再無下文，金庸倒是向外界透露了出售《明報》股份的消息。三十年來，《明報》一直隻有兩個股東，他占八成股份，沈寶新占兩成股份。消息一傳出，不少財團主動表示，希望能收購《明報》，包括國際傳媒大王默多克的《南華早報》、英國報業大亨麥士維的鏡報集團、新加坡聯合早報集團、日本德間書店集團等。香港百富勤證券公司的梁伯韜與創辦《資本》《資本家》雜誌的出版商鄭經翰聯手和他有過多次接觸、協商，價錢差不多已談好，梁、鄭連一張10億元的支票都準備好了，但最終沒有達成協議，因為金庸覺得他們收購《明報》隻是商業行為，無法體會《明報》包含的文化意義。他決定暫時擱置出售《明報》的計劃，先將《明報》上市，發行股票。
1990年，明報集團年贏利達到7000萬港幣，1991年衝破1億。金庸的個人資產估計超過了6億。1991年，《資本》雜誌的“90年代香港華人億萬富豪榜”上，金庸名列第64位，沈寶新名列第112位。金庸創造了商業社會“文人辦報”成功的一個神話。倪匡曾跟黃霜討論過，“中國幾千年曆史中，文人不做官而能致富者，怕隻有金庸一個人，舉不出第二個例子來了”。518
1991年3月22日上午，明報企業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正式上市，包括《明報》、《明報月刊》、《明報周刊》、明報出版社及翠明假期旅行社等，合並估價5.8億元，共發售了7500萬股新股，每股認購價2.9元，吸納了2.175億元，淨得資金近2億元。金庸表示，至少為《明報》再服務三年。
“《明報》的成功，可歸功於查良鏞個人的遠見。由早期以武俠小說的金庸作號召，邁向60年代以政論聞名的查良鏞年代，以至目前上市以企業手法經營《明報》，查良鏞成功地將《明報》塑造成了一份備受知識分子尊敬的報紙，可見他的高瞻遠矚。”此時，王世瑜還沒意識到，金庸已在著手賣掉《明報》。
早在1986年，金庸就在報社內部多次說過：“我希望報館現代化，我們長期家庭式經營，今後要製度化。”他曾說：“我想報館由一個人控製，一個人死了，報紙就不能生存。要是製度化了，即使個人被暗殺，報紙還是可以營運下去，所以我提出要製度化。”519其實他也是為“九七”作準備。
1989年，他為吳靄儀《金庸小說的男子》寫序說：
我在三十歲稍過後開始寫武俠小說，所描寫的男主角為數眾多，個性和遭遇頗為繁複。但寫到最後，男主角的結局通常不出於兩途：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或飄然而去，遁世隱居。大概由於我從小就對範蠡、張良一類高人十分欽仰，而少年時代的顛沛流離使我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所以不知不覺之間，我筆下郭靖、喬峰、康熙一類的人物寫得較少，多數以另一類的歸宿為結局。
連韋小寶最後都坐擁七美，隱居大理去了。但對金庸來說，所謂“退隱”隻不過是賣掉《明報》而已。將《明報》上市是他退休計劃的重要一步，他並不想通過上市賺大錢，而是想減少對《明報》的控製和參與，最終完全退出。《明報》上市，他的持股量從八成減到了六成。
三、於品海其人
辭去《明報》社長之後，金庸已很少去《明報》，大部分時間在家讀書，研習佛經。對於出售《明報》一事，他一直放在心上，一有合適對象，就會約談，希望盡快實現退休計劃。他征詢子女的意見，看他們是否有意接掌《明報》，二女一子都不從文，各有自己的生活理想，對接手《明報》也無興趣。有人說“兒子的死改變了他的一生”，早在1981年他談到接班人計劃時說：“我的兒子和兩個女兒中文不好，恐怕沒有管理才能，性情和我相差甚遠。”520
金庸也考慮過由《明報》的幾個得力助手接班，如潘粵生，雷偉坡等，他們服務《明報》三十多年，立下過汗馬功勞，但潘已移民加拿大，他最後也沒有選擇雷。他又不願意交給從事新聞業的女婿趙國安。為找一個合適的接班人，他費盡了心思。
就在這時，兩年前代表日本德間書店和金庸洽談過收購事宜的於品海再度找上門來，這次他是以智才管理顧問公司老板身份上門的。於品海1958年生於香港，在美國加州聖地亞哥大學讀電視新聞係時，辦過一份手寫的中文刊物。1977年轉到加拿大讀大學，修讀政治經濟。因盜用信用卡、冒簽他人支票等被判刑兩年減一天，服刑四個月後被遣返香港，與朋友一起辦了一份政論雜誌，隻出了五期。隨後進入《財經日報》做電訊翻譯，1985年創辦智才管理顧問公司，在廣西桂林經營漓苑酒店成功，並成立多家公司，涉及室內設計、酒店管理、房地產等，業務從內地擴展到香港地區及泰國、菲律賓等地。1991年初，智才出售旗下的酒店賺取1.5億多港元，全麵收購上市公司南海紡織。
金庸最擔心的是，這個年輕人有沒有改變《明報》立場的企圖。經多方調查，他肯定於品海並無特殊背景，才放心繼續洽商收購《明報》事宜。促使他作出最後決定的，據說是於品海的一句話：“隻要查先生願意賣《明報》，就是要我等上八年，我也會等！”521
經過多次洽談，雙方終於在1991年11月達成初步協議。12月12日，雙方聯合宣布：智才管理顧問公司技術性收購明報企業。金庸與於品海合組明智控股公司，智才占60%股權，金庸占40%。然後，通過一係列操作，使明智對《明報》的控股恰好略超過50%。收購完成，金庸仍持有明報企業的5%股權，但與於品海相比，已是小股東。新成立的明智控股公司由金庸任主席，實際工作則出於品海負責。
塵埃落定，於品海成功收購《明報》，引起各方紛紛猜測，人們疑惑，金庸為什麽將傾注了幾十年心血的《明報》，出售給一個名不見經傳、和他毫無關係的年輕人？於品海是否為日本財團做中介，控製香港傳媒呢？……一時傳言四起，《明報》員工也是議論紛紛，金庸為此解釋：
自從我公開表示要退休後，連智才在內，一共有十一個機構向《明報》探詢過收購或參股的可能……我一個個鄭重研究，有時還請獲多利等著名財務公司分析對方的提議條件。但第一，我不想將《明報》賣給外國公司；第二，我不希望收購《明報》的機構純粹從生意出發，而不是對新聞事業有一種奉獻精神與責任感。至於某些我懷疑具有政治目的的探盤者，根本沒有對之作任何回應。
經過相當長時間的交往和了解，我覺得於品海先生的經營管理才能令我十分佩服，正是鞏固與發展明報企業的理想人才，同時他對新聞事業具有熱誠，那是非常難得的性格。他出的價錢不是最高，連第二、第三高也不是，但我很樂意將《明報》的控製股權交在他手裏，正如日本的伊藤忠集團、西武集團、南海紡織的唐驥千先生等著名商界人士投了他一票一樣，我也投他一票。那是長期性的選擇，而不是一時性的“價高者得”，我隻盼望他不過分急進，必須未慮勝，先慮敗，以穩健手法來經營《明報》。明報集團今後有重大發展，那我是有充分信心的，我們其他同仁的責任，倒是在不斷研究各種行動中“失敗的可能性”，以及“萬一失敗”，如何善後。
他對於品海大為讚譽：
如果不是我運氣好，不會遇到於品海先生這樣似乎“度身定做”的，比我所想象、所要求更加精彩的人才。在和他交往數月之中，傾談“大計”，投機萬分。我們在香港天南地北地長談，兩個家庭又一起去日本旅行，在溫泉旅館中越談越高興。他是在加拿大讀政治經濟係的，對傳播事業至少已熱衷了十年。至於企業籌劃，那是天才。
我了解到，以他的才能和資產，不可能隻作為《明報》的少數股東而全心全力地投入經營。那豈不是為我“打工”？我當機立斷，建議他買入《明報》的控製性股權。他暫時資金不足，可以通過財政結構上的安排，使他以較少股份而擁有控製權，那便是明智公司的由來。至於股價呢，我們是真正的“君子國交易”，他出一個價錢，我說太多，這比市價高了很多；我出一個價錢，他說太少，不足以反映《明報》的潛力和發展遠景。我說在他積極進取的經營下，才有可能這樣發展，由我保守地管理，穩健有餘，進取不足。終於，在和沈寶新兄數度商議後，以折中的價格成交。
即使再低的價格，我也會欣然同意。當時市場上許多人不了解，有各種各樣稀奇古怪的揣測。其實我的動機很簡單，第一，要將《明報》交托給一個我充分信任的才幹之士，期望今後至少有三十年興旺發展，堅持誠信正直的報紙風格。第二，我可以快快樂樂地去享受兩大嗜好：讀書、旅行。隻有在興之所至的時候，才寫一些文章，在全無時間催逼下寫文章。
於品海先生替我完成了這兩大心願，使我得以在十分輕鬆、十分愉快的心情中頤養天年。522
那一刻，於品海成了他心目中最完美的接班人，年紀輕輕就有豐富的企業經營及投資經驗，而且對傳媒事業表現出異常的熱忱。還有另一層原因，有人說於品海長得像他死去的長子查傳俠。當記者問及此事，他坦然回答：“理性上我沒這樣想。但他跟我大兒子同年，都屬猴，相貌也的確有點像，潛意識上不知不覺有親近的感覺，可能有。”523
金庸在港島深水灣鄉村俱樂部設宴招待明報集團高層人員，大家都不說話，氣氛凝重，他打破沉默，以不無感傷的語氣正式宣布將退出明報企業，由於品海來接管，他簡單介紹了於的情況，並表示會一如既往地關心和支持明報企業：
自然規律是不能違反的，我已經67歲了，再過幾個月就68歲了，早已到了退休年齡。我精力漸漸衰退，如繼續掌管大權，企業和報館都會老化的，所以應當趁我頭腦還清醒的時候，為公司作長期的策劃。要使《明報》《明報月刊》《明報周刊》的生命比我個人的生命長得多……老實說，離開總是舍不得的。《明報》由我一手創辦，我一直看著他成長，就像我的兒女一樣，在感情上我怎麽舍得交給別人？但要《明報》能成功地辦下去，我則隻能放手……
《明報》改組當天，於品海宣布，收購明報企業純粹是商業活動，是一項長期投資，不涉及政治，更不會涉及《明報》一貫的編輯方針。現在明報企業的市價每股約3元，即使有人願意出價20元，也不會轉讓。金庸充滿信心地對外界說：“雖然《明報》的股權有變，但報紙、雜誌的編輯權仍由自己負責，所以這方麵不會有什麽變化。”他還說，於品海向他保證，決不幹預明報企業的報紙雜誌編輯事務，因為於也認識到，明報企業最大的資產應該是《明報》和《明報周刊》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是編輯這些刊物的一批文化界的精英，他不會愚蠢到來幹涉這樣的刊物和這樣的人才。他們達成協議前，於品海承諾不會辭退《明報》的舊員工。至於控製權，金庸表示，這是他和於品海商量後自願放棄的。況且他對權力本來就不熱衷，若按他的打算，他早就想徹底退出《明報》的具體事務，隻是同事們一再挽留，他才答應再幹幾年，這次能找到一個滿意的接班人接手他的事業，對他來說，實在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四、牛津訪學
1991年秋天，金庸在加拿大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演講，題目是《中國強盛的根源——開放與改革》，指出中國曆史上有一個現象，先是有一段社會秩序混亂、多民族雜居、大規模戰爭、人民大量死亡的痛苦時期，由於中華民族“待人如己”的性格，以及重視“融合、中和”的哲學思想和“天下一家”的人文主義觀點，形成了不同民族的大融合和統一，中華民族就此壯大。春秋戰國的混亂演進為秦漢的大統一，五胡十六國的大混亂演進為隋唐的大統一，五代十國、遼金元和宋朝的長期戰爭再演進為明清的統一。他認為漢初、唐初、清初三個時代是最強大興盛、人民生活最安定幸福的時代，強大是由於開放與容納，興盛是由於秩序與改革。這三個大王朝又有一巧合：開國不久，第二代統治者處理不當，形成無秩序狀態，國家遭遇危機，通過一場小小的政變，第三代統治者再采取公平、穩定而有秩序的政策，國家因此強盛繁榮，出現了中國史上的黃金時代。
第十七章 出售《明報》</h2>
一、香港大學捐款
1988年12月15日，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高級講師黃康顯在《信報》發表《向查良鏞教授公開道歉》一文，以嘲諷的口吻，提到1986年3月金庸給港大捐款800萬港幣，隨後拿了個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的事。因捐款在前，拿博士在後，為了“避嫌”，捐款的事等到1987年才公布。文章指出，“這不是買與賣，而是施與受。捐八百萬港元是施，拿博士學位是受”。“主流方案”風波中，黃康顯在香港各報發表了大量批查文章，以這一篇流傳最廣。當時港大還要聘金庸做名譽教授，他對內地記者說，打算用三年時間，就中國曆史、中國文化和中國的民族前途做一係列講演，先寫出講稿來。511
黃康顯的文章自然令金庸氣憤，1989年1月初，他委托律師向黃發出律師函，提出四個要求：
一、收回發表於《信報》的《向查良鏞教授公開道歉》一文；
二、一周內向查先生公開道歉；
三、賠償查先生的名譽損失；
四、負責支付查先生的所有律師費。（他請了最昂貴的律師）
沒想到在英國國家檔案館研究過幾年機密外交文件的黃康顯不買賬，先回複律師信一封，表示已收到他的律師函，限期到了請另外一律師再複一信，稱其指控不能成立。同時繼續在報紙上批查，說1988年3月香港《文匯報》就有羅孚的文章說他在得到博士學位前送給港大100萬，支票由他親自交給港大校長黃麗鬆，黃校長請他加一個“0”而成為1000萬，責問他為什麽不告《文匯報》和羅孚。
從2月初起，金庸就沉默了。如果要打官司，港大校長黃麗鬆、校務委員會主席楊鐵梁等都得出庭作證，而對方聲稱有足夠證據證明他先捐錢、後得博士學位。此事最終不了了之。
黃康顯是《明報》的長期讀者，認為金庸的社評文字好，但政治功力不深，武俠小說好，但不是純文學，消費文化而已。512
黃所說羅孚的文章是1987年12月寫的，曾以《金色的金庸》為題發表在《讀書》1988年第2期：
前兩年，他是得到了一個博士頭銜的。送這個名譽學位給他的是香港大學。有這麽一個傳說，在得到這個學位前，他送給港大一百萬元，支票由他親自送給當時的港大校長黃麗鬆，黃麗鬆一邊收下，一邊笑著說，你寫漏了一個“0”了。一個“0”似乎無足輕重，但這一個“0”不是一錢不值的符號，而是九百萬！他後來又補送了這九百萬。這傳說真實程度如何，不敢說。無論如何，以查的才識，即使是僅僅寫武俠小說的才識，得個博士也不為過。513
金庸否認了這個傳說。1993年羅孚將此文收入文集《南鬥文星高》時，加了一句話：
查良鏞後來函告作者，他向黃麗鬆的繼任人王賡武校長捐過港幣八百萬元是獲得博士學位以後的事。514
二、退隱夢
在古人中，金庸最仰慕的是範蠡、張良，他們都是在轟轟烈烈之後飄然而去，金庸心中也一直有這樣一個“退隱夢”。早在1960年10月5日，他就在《明報》說：“張良的結局怎樣？範蠡的結局怎樣？因為大家不知道，就容易引起各種有趣的想象。”
80年代後期香港未來政製方案引起的風波，讓金庸心力交瘁。“九七”之後的不確定因素，他也不會完全無動於衷。1989年初，他對記者說：“希望能把大部分報社工作托出去，讓自己進入半退休狀態，過些自己喜歡的生活，比如：弈棋、讀書、旅行，或者再寫點小說。……如果要寫，就寫哲理性小說，以哲學為內容，希望新的東西能有新突破。”
這年5月20日，正逢《明報》創刊三十周年，因台風襲港，狂風暴雨，交通停頓，籌備了好幾個月的慶祝酒會隻好取消，當天刊出隨報附送的三十多版報慶特刊，香港總督衛奕信和很多文化名流有賀詞，《明報》的編輯、記者、作者、讀者都有回憶文章，他在《感恩與報答》中提到了湯因比的話，“一種文明的生存，在於能成功地應付挑戰”。原本打算在5月30日舉行的宴會也因國事劇變而停辦，31日，報社員工在八樓以茶會形式聚會，他在會上頒贈長期服務獎狀及金牌，感謝三十年來員工的辛勤服務和卓越貢獻。他宣布，自6月1日起，不再擔任社長之職，隻擔任明報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另組行政委員會，由《明報周刊》督印人兼總編輯雷偉坡、《明報》總編輯董橋、《明報》督印人吳靄儀、明報集團副總經理許孝棟四人組成，雷任主席。6月1日，《明報》刊出“本報專訊”《查良鏞今日卸社長職，續任明報集團董事長》，公開了他的決定。他表示，“年事已高，不勝劇繁，退休之念存之已久，希望逐步提升本公司年輕一輩接班，從家長式的管理改為製度化的管理”。
1989年金庸在明報大廈辦公室
1989年金庸、沈寶新在《明報》三十周年報慶時
自這年4月中旬以來，《明報》社評的標題常常“宋體加黑”——這代表該篇是金庸親自執筆的，有時幾乎天天都是，6月11日的那篇還署了名。他說，“中立與客觀”向來是《明報》的立場和方針，他不斷提醒年輕的工作人員：“無論如何要冷靜理智，要分辨謠言和事實，要記得自己對國家、社會和廣大讀者負有責任。那一段時期中，不但每天說，在緊急的時刻更加一天中說上數次。但是每個人都是血肉之軀，都有熱血和熱情，人不是機器，怎麽能在這重大的關頭保持絕對的冷靜與客觀呢？”
幾乎每一分鍾，都有電話打進報館來，或提供最新消息，或表示強烈的意見，在這樣的氣氛下，要保持理智客觀真是難得很了。但報紙在任何情況之下都必須保持理智客觀，應當像一麵明亮的鏡子，將事實真相不加任何歪曲地反映出來。“由於當時局勢的混亂，真實消息的來源困難，采訪工作受到當局的嚴重限製，也由於工作人員個人的熱情和衝動，在新聞的發布和處理上，我們不能理智冷靜，也曾有不少錯誤。……我們的方針永遠是：尊重事實的神聖，那是不可歪曲的；保持意見的自由，那是應當獨立的。”515
不僅一般記者，就是《明報》高層的董橋、吳靄儀、張健波等人也都熱血澎湃。五年後，回顧那些日日夜夜，董橋說：“《明報》上下不眠不休的情景恍如昨日。我當時常常想：我們到底不是賣成衣的，也不是賣糕點的！”516
6月份《明報》的日發行量意外地超過20萬份，達到《明報》史上的最高峰。《明報周刊》的發行量一度高達30萬份，穩居香港娛樂周刊的榜首。《明報月刊》6月號第一版印出，頃刻賣光，改版加印，又賣光。一連印了四次，供不應求，而後麵印的內容與前麵有很大變化。剛剛接任總編輯不久的古德明說，雖然這是創刊三十三年來銷量最高的一期，編輯部裏卻沒有一張笑臉。
當年7月16日，《百姓》半月刊報道，根據可靠消息，金庸已委托律師行安排申請移民外國之手續，目的地為加拿大。報道提到他原有退休後到西湖附近買屋之意，加拿大雖有楓紅美景，又如何能跟秀麗江南相比？並感歎他如果真的移居異邦，《明報》是否還繼續經營？517
移民的事此後再無下文，金庸倒是向外界透露了出售《明報》股份的消息。三十年來，《明報》一直隻有兩個股東，他占八成股份，沈寶新占兩成股份。消息一傳出，不少財團主動表示，希望能收購《明報》，包括國際傳媒大王默多克的《南華早報》、英國報業大亨麥士維的鏡報集團、新加坡聯合早報集團、日本德間書店集團等。香港百富勤證券公司的梁伯韜與創辦《資本》《資本家》雜誌的出版商鄭經翰聯手和他有過多次接觸、協商，價錢差不多已談好，梁、鄭連一張10億元的支票都準備好了，但最終沒有達成協議，因為金庸覺得他們收購《明報》隻是商業行為，無法體會《明報》包含的文化意義。他決定暫時擱置出售《明報》的計劃，先將《明報》上市，發行股票。
1990年，明報集團年贏利達到7000萬港幣，1991年衝破1億。金庸的個人資產估計超過了6億。1991年，《資本》雜誌的“90年代香港華人億萬富豪榜”上，金庸名列第64位，沈寶新名列第112位。金庸創造了商業社會“文人辦報”成功的一個神話。倪匡曾跟黃霜討論過，“中國幾千年曆史中，文人不做官而能致富者，怕隻有金庸一個人，舉不出第二個例子來了”。518
1991年3月22日上午，明報企業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正式上市，包括《明報》、《明報月刊》、《明報周刊》、明報出版社及翠明假期旅行社等，合並估價5.8億元，共發售了7500萬股新股，每股認購價2.9元，吸納了2.175億元，淨得資金近2億元。金庸表示，至少為《明報》再服務三年。
“《明報》的成功，可歸功於查良鏞個人的遠見。由早期以武俠小說的金庸作號召，邁向60年代以政論聞名的查良鏞年代，以至目前上市以企業手法經營《明報》，查良鏞成功地將《明報》塑造成了一份備受知識分子尊敬的報紙，可見他的高瞻遠矚。”此時，王世瑜還沒意識到，金庸已在著手賣掉《明報》。
早在1986年，金庸就在報社內部多次說過：“我希望報館現代化，我們長期家庭式經營，今後要製度化。”他曾說：“我想報館由一個人控製，一個人死了，報紙就不能生存。要是製度化了，即使個人被暗殺，報紙還是可以營運下去，所以我提出要製度化。”519其實他也是為“九七”作準備。
1989年，他為吳靄儀《金庸小說的男子》寫序說：
我在三十歲稍過後開始寫武俠小說，所描寫的男主角為數眾多，個性和遭遇頗為繁複。但寫到最後，男主角的結局通常不出於兩途：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或飄然而去，遁世隱居。大概由於我從小就對範蠡、張良一類高人十分欽仰，而少年時代的顛沛流離使我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所以不知不覺之間，我筆下郭靖、喬峰、康熙一類的人物寫得較少，多數以另一類的歸宿為結局。
連韋小寶最後都坐擁七美，隱居大理去了。但對金庸來說，所謂“退隱”隻不過是賣掉《明報》而已。將《明報》上市是他退休計劃的重要一步，他並不想通過上市賺大錢，而是想減少對《明報》的控製和參與，最終完全退出。《明報》上市，他的持股量從八成減到了六成。
三、於品海其人
辭去《明報》社長之後，金庸已很少去《明報》，大部分時間在家讀書，研習佛經。對於出售《明報》一事，他一直放在心上，一有合適對象，就會約談，希望盡快實現退休計劃。他征詢子女的意見，看他們是否有意接掌《明報》，二女一子都不從文，各有自己的生活理想，對接手《明報》也無興趣。有人說“兒子的死改變了他的一生”，早在1981年他談到接班人計劃時說：“我的兒子和兩個女兒中文不好，恐怕沒有管理才能，性情和我相差甚遠。”520
金庸也考慮過由《明報》的幾個得力助手接班，如潘粵生，雷偉坡等，他們服務《明報》三十多年，立下過汗馬功勞，但潘已移民加拿大，他最後也沒有選擇雷。他又不願意交給從事新聞業的女婿趙國安。為找一個合適的接班人，他費盡了心思。
就在這時，兩年前代表日本德間書店和金庸洽談過收購事宜的於品海再度找上門來，這次他是以智才管理顧問公司老板身份上門的。於品海1958年生於香港，在美國加州聖地亞哥大學讀電視新聞係時，辦過一份手寫的中文刊物。1977年轉到加拿大讀大學，修讀政治經濟。因盜用信用卡、冒簽他人支票等被判刑兩年減一天，服刑四個月後被遣返香港，與朋友一起辦了一份政論雜誌，隻出了五期。隨後進入《財經日報》做電訊翻譯，1985年創辦智才管理顧問公司，在廣西桂林經營漓苑酒店成功，並成立多家公司，涉及室內設計、酒店管理、房地產等，業務從內地擴展到香港地區及泰國、菲律賓等地。1991年初，智才出售旗下的酒店賺取1.5億多港元，全麵收購上市公司南海紡織。
金庸最擔心的是，這個年輕人有沒有改變《明報》立場的企圖。經多方調查，他肯定於品海並無特殊背景，才放心繼續洽商收購《明報》事宜。促使他作出最後決定的，據說是於品海的一句話：“隻要查先生願意賣《明報》，就是要我等上八年，我也會等！”521
經過多次洽談，雙方終於在1991年11月達成初步協議。12月12日，雙方聯合宣布：智才管理顧問公司技術性收購明報企業。金庸與於品海合組明智控股公司，智才占60%股權，金庸占40%。然後，通過一係列操作，使明智對《明報》的控股恰好略超過50%。收購完成，金庸仍持有明報企業的5%股權，但與於品海相比，已是小股東。新成立的明智控股公司由金庸任主席，實際工作則出於品海負責。
塵埃落定，於品海成功收購《明報》，引起各方紛紛猜測，人們疑惑，金庸為什麽將傾注了幾十年心血的《明報》，出售給一個名不見經傳、和他毫無關係的年輕人？於品海是否為日本財團做中介，控製香港傳媒呢？……一時傳言四起，《明報》員工也是議論紛紛，金庸為此解釋：
自從我公開表示要退休後，連智才在內，一共有十一個機構向《明報》探詢過收購或參股的可能……我一個個鄭重研究，有時還請獲多利等著名財務公司分析對方的提議條件。但第一，我不想將《明報》賣給外國公司；第二，我不希望收購《明報》的機構純粹從生意出發，而不是對新聞事業有一種奉獻精神與責任感。至於某些我懷疑具有政治目的的探盤者，根本沒有對之作任何回應。
經過相當長時間的交往和了解，我覺得於品海先生的經營管理才能令我十分佩服，正是鞏固與發展明報企業的理想人才，同時他對新聞事業具有熱誠，那是非常難得的性格。他出的價錢不是最高，連第二、第三高也不是，但我很樂意將《明報》的控製股權交在他手裏，正如日本的伊藤忠集團、西武集團、南海紡織的唐驥千先生等著名商界人士投了他一票一樣，我也投他一票。那是長期性的選擇，而不是一時性的“價高者得”，我隻盼望他不過分急進，必須未慮勝，先慮敗，以穩健手法來經營《明報》。明報集團今後有重大發展，那我是有充分信心的，我們其他同仁的責任，倒是在不斷研究各種行動中“失敗的可能性”，以及“萬一失敗”，如何善後。
他對於品海大為讚譽：
如果不是我運氣好，不會遇到於品海先生這樣似乎“度身定做”的，比我所想象、所要求更加精彩的人才。在和他交往數月之中，傾談“大計”，投機萬分。我們在香港天南地北地長談，兩個家庭又一起去日本旅行，在溫泉旅館中越談越高興。他是在加拿大讀政治經濟係的，對傳播事業至少已熱衷了十年。至於企業籌劃，那是天才。
我了解到，以他的才能和資產，不可能隻作為《明報》的少數股東而全心全力地投入經營。那豈不是為我“打工”？我當機立斷，建議他買入《明報》的控製性股權。他暫時資金不足，可以通過財政結構上的安排，使他以較少股份而擁有控製權，那便是明智公司的由來。至於股價呢，我們是真正的“君子國交易”，他出一個價錢，我說太多，這比市價高了很多；我出一個價錢，他說太少，不足以反映《明報》的潛力和發展遠景。我說在他積極進取的經營下，才有可能這樣發展，由我保守地管理，穩健有餘，進取不足。終於，在和沈寶新兄數度商議後，以折中的價格成交。
即使再低的價格，我也會欣然同意。當時市場上許多人不了解，有各種各樣稀奇古怪的揣測。其實我的動機很簡單，第一，要將《明報》交托給一個我充分信任的才幹之士，期望今後至少有三十年興旺發展，堅持誠信正直的報紙風格。第二，我可以快快樂樂地去享受兩大嗜好：讀書、旅行。隻有在興之所至的時候，才寫一些文章，在全無時間催逼下寫文章。
於品海先生替我完成了這兩大心願，使我得以在十分輕鬆、十分愉快的心情中頤養天年。522
那一刻，於品海成了他心目中最完美的接班人，年紀輕輕就有豐富的企業經營及投資經驗，而且對傳媒事業表現出異常的熱忱。還有另一層原因，有人說於品海長得像他死去的長子查傳俠。當記者問及此事，他坦然回答：“理性上我沒這樣想。但他跟我大兒子同年，都屬猴，相貌也的確有點像，潛意識上不知不覺有親近的感覺，可能有。”523
金庸在港島深水灣鄉村俱樂部設宴招待明報集團高層人員，大家都不說話，氣氛凝重，他打破沉默，以不無感傷的語氣正式宣布將退出明報企業，由於品海來接管，他簡單介紹了於的情況，並表示會一如既往地關心和支持明報企業：
自然規律是不能違反的，我已經67歲了，再過幾個月就68歲了，早已到了退休年齡。我精力漸漸衰退，如繼續掌管大權，企業和報館都會老化的，所以應當趁我頭腦還清醒的時候，為公司作長期的策劃。要使《明報》《明報月刊》《明報周刊》的生命比我個人的生命長得多……老實說，離開總是舍不得的。《明報》由我一手創辦，我一直看著他成長，就像我的兒女一樣，在感情上我怎麽舍得交給別人？但要《明報》能成功地辦下去，我則隻能放手……
《明報》改組當天，於品海宣布，收購明報企業純粹是商業活動，是一項長期投資，不涉及政治，更不會涉及《明報》一貫的編輯方針。現在明報企業的市價每股約3元，即使有人願意出價20元，也不會轉讓。金庸充滿信心地對外界說：“雖然《明報》的股權有變，但報紙、雜誌的編輯權仍由自己負責，所以這方麵不會有什麽變化。”他還說，於品海向他保證，決不幹預明報企業的報紙雜誌編輯事務，因為於也認識到，明報企業最大的資產應該是《明報》和《明報周刊》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是編輯這些刊物的一批文化界的精英，他不會愚蠢到來幹涉這樣的刊物和這樣的人才。他們達成協議前，於品海承諾不會辭退《明報》的舊員工。至於控製權，金庸表示，這是他和於品海商量後自願放棄的。況且他對權力本來就不熱衷，若按他的打算，他早就想徹底退出《明報》的具體事務，隻是同事們一再挽留，他才答應再幹幾年，這次能找到一個滿意的接班人接手他的事業，對他來說，實在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四、牛津訪學
1991年秋天，金庸在加拿大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演講，題目是《中國強盛的根源——開放與改革》，指出中國曆史上有一個現象，先是有一段社會秩序混亂、多民族雜居、大規模戰爭、人民大量死亡的痛苦時期，由於中華民族“待人如己”的性格，以及重視“融合、中和”的哲學思想和“天下一家”的人文主義觀點，形成了不同民族的大融合和統一，中華民族就此壯大。春秋戰國的混亂演進為秦漢的大統一，五胡十六國的大混亂演進為隋唐的大統一，五代十國、遼金元和宋朝的長期戰爭再演進為明清的統一。他認為漢初、唐初、清初三個時代是最強大興盛、人民生活最安定幸福的時代，強大是由於開放與容納，興盛是由於秩序與改革。這三個大王朝又有一巧合：開國不久，第二代統治者處理不當，形成無秩序狀態，國家遭遇危機，通過一場小小的政變，第三代統治者再采取公平、穩定而有秩序的政策，國家因此強盛繁榮，出現了中國史上的黃金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