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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南來白手少年行”</h2>
一、“你去半年再說”
1947年底，查良鏞進入《大公報》兩個月後，胡政之麵對國共戰場上的激烈廝殺，感到前途迷茫，在兩極對峙的夾縫中，堅持中道而行的《大公報》生存空間越來越窄了。為保存《大公報》的事業，胡政之把目光再次投向香港。
1948年1月25日，胡政之帶著費彝民、李俠文等骨幹奔赴香港，籌備《大公報》香港版的複刊工作，經過五十天的埋頭苦幹，3月15日正式複刊。胡政之親筆寫下複刊詞，重申《大公報》是“民間組織，營業性質”，重申“文章報國”的初衷，“想代表中國讀書人一點不屈不撓的正氣”：
現在政治的不安，經濟的動蕩，差不多成了全世界的一般現象。兩極端的政治思想熱烈地鬥爭著，相互激蕩著，最受苦的，是愛好和平、傾心自由的善良人群，這些人的環境與中國民眾所處的地位正複相同。
他說：“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的《大公報》香港版，隻是為了應付抗戰的臨時組織，這次複刊卻是希望在香港長期努力。”104
港版的誕生，是胡政之和《大公報》最後的努力。當時港館急需一名電訊翻譯，原定張契尼，讓他在上海工作兩個星期，弄熟了即去，但他因太太臨產，去不了。楊曆樵征求蔣定本、張美餘、查良鏞三人的意見，他們都表示“如果可能，最好不派我去”，一時僵住。張美餘已結婚，太太、孩子在寧波，香港離得太遠，那隻能單身的查、蔣二人之中去一個了。
查良鏞給海寧的父親和杭州的女友各寫了一信，征詢意見，父親的回信是：“男兒誌在四方，港館初創，正閱曆之機會。”女友的回信說：“既然報館中有這些不得已情形，如果你去一個短時期，我答應的。假使時間很長，我不肯！”他將此意跟楊先生說了，表示希望隻去待一段時間。楊轉達許君遠，許又轉達王芸生，一一通過，王芸生對他說：“你去半年再說！”
赴港前夕，他去了一趟家鄉海寧，去了一趟南京，去了兩趟杭州。3月29日，同事在南京路的報館為他餞行，尹任先為他買好了機票，第二天早晨即起飛。
3月30日，帶著半年就回來的期待，帶著對陌生的香港的種種猜想，查良鏞登上飛往香港的飛機。人生中充滿了無數的偶然，他沒有想到此行將決定他一生的命運。
到了香港機場，下飛機時，沒有遇到報館來接他的人，他身上沒有一分港幣，還好同機來的香港國民日報社長潘公弼借了他十元港幣。他搭船過海，到報館報到。這是一支小小的插曲，四十多年後，他仍清晰地記得這一幕，寫下“南來白手少年行”的詩句。
當天中午，馬廷棟、李俠文、王文耀、李宗瀛、郭煒文為他接風。他說：“一麵送行，一麵接風，我心中實在有說不出的苦。因為如此一來，一、在香港工作非特別努力不可；二、想要回上海的話總是不好意思出口也。”馬廷棟對他說，昨晚就已安排好了他今天的日程，中午吃飯，下午睡覺，晚上工作。105
二、《聽不到那些話了》
香港這座小島，在清道光初年被往來於零丁洋一帶的外國船員稱為“香港”之前，叫作“石排灣”或“赤柱”。1061841年，人口不過7450人，全部是漁民。
“英國經過鴉片戰爭而割占香港……任何中國人在談論國事、關心民族前途之時，無不為之痛心疾首，認為是奇恥大辱。”107查良鏞讀小學時就為此流過淚，如今這片土地就在他的腳下。
初到香港，他眼中充滿陌生和新鮮。“香港有許多好處，風景真美，天氣真好。報館中工作雖多，但他們精神很好，另有樂趣。有太太的報館中供給房屋（略出少數租金）。廣東菜好。馬路上五花八門的洋貨多，派克筆絕非奢侈品。女人衣服奇花。”
寄一封信，郵資是六角港幣，等於國幣四萬八千元，客飯二元八角（相當於二十二萬元），理發三元（相當於二十四萬元），看一場電影三元五角（相當於二十八萬元）。那時內地通貨膨脹，紙幣正在貶值。查良鏞說平生除看電影外無嗜好，現在除寫信外無義務。但每月一兩百元的收入，已有不勝負擔之苦。他告訴上海的同事，便宜的東西也有，西裝每套約一百七八十元，玻璃絲襪十一二元，固齡玉牙膏二元三角，橘子每個兩三角，麵包二角，牛乳四角。聽起來便宜，不過換成國幣也很嚇人。
香港的麵積不過上海的五分之一，此時人口已達180萬，典型的“地少人多，競爭激烈”。那時，香港真正繁華的馬路隻有兩條——德輔道和英皇道。和上海相比，經濟、文化、生活上都比較落後，城市建設比上海差好遠，甚至連杭州都不如。查良鏞就像從大城市突然來到一個小地方，甚至有到了鄉下的感覺。
但他很快就喜歡上了香港，香港人坦誠直爽、重視信用、說話算數，他對他們產生了好感，覺得香港的人際關係比上海好。而且，“生活安定，毫無漲價威脅”。“共產黨來時不必逃難。可以學會廣東話，廣東文字。可以坐二毫子的雙層電車。在街上沒有被汽車撞死的危險。出門買東西不必背皮包裝鈔票……”108
他在《大公報》港版的工作和上海一樣，國際電訊翻譯兼編輯。到港一個星期，他給《大公園地》寫了一篇《來港前後》，介紹這裏的情況。港版初創，條件艱苦，一切簡陋，辦公室一小間，隻有上海報館的資料室那麽大，白天經理部用，晚上編輯部用，“地方狹小，連辦公桌也擺不下”。晚上他譯稿時還要遷移兩次，因為午夜十二點吃稀飯，幾碟榨菜、鹹蛋總要有一個地方擺放。
宿舍在報館後麵的山上，堅尼道的讚善裏八號，橫街小巷，毫無特色，宿舍是再普通不過的舊樓，樓高四層，四樓連接天台，是唯一的活動空間。查良鏞住在四樓的走廊上，到中午十二點必須起來，因為即使自己不吃中飯，別人也要坐在他的床上吃飯。60歲的胡政之和他們年輕人“同吃同住同勞動”，他雖有一間單人房，一張床以外也僅能容一張書桌而已。每天胡先生必輕手輕腳經過查良鏞的床邊去盥洗室，其實多數時候查良鏞老早就醒了。
報館中年齡最大的是經濟版編輯謝潤身，人稱“老謝”，最小的是查良鏞，大家都叫他“小查”。因報館人手不足，故沒有休息日子，好在他年輕，一個人在香港，沒有休息天也不要緊。109
距查良鏞到港不到一個月，4月24日夜，胡政之突然發病，膀胱膨脹，小便閉塞，27日，被迫離開香港飛回上海就醫。查良鏞在堅尼道宿舍門口看著胡先生離去……
1948年11月，國共之戰勝負將分，國民黨大勢已去，胡政之纏綿於病榻之上，主持《大公報》筆政的王芸生麵臨何去何從的抉擇。在接到毛澤東親自邀請他參加新政協的明確信號後，王芸生於11月5日離開台灣，8日抵達香港。兩天後，他在《大公報》港版發表《和平無望》社評，標誌著香港《大公報》的左轉，這張曾經以“四不”方針、“文章報國”立身的民間報從此成了左派報紙。查良鏞在《大公報》工作的近十年間，大多數時光都是作為左派報紙存在的。
查良鏞一生都懷念幾位可敬的老大公報人，對胡政之、許君遠以及手把手教過他的楊曆樵心存感激。他們把畢生的心血獻給了新聞事業，是他辦報時常常想到的楷模。“在《大公報》工作時，翻譯主任楊曆樵先生教了我不少翻譯的訣竅。報紙主持人胡政之先生、前輩同事許君遠先生都對我有提攜教導之恩。”110他是幸運的，初入報界就遇上這些富有人格感召力的報界前輩。
楊曆樵畢業於聖約翰大學，精通英、日、俄語，中文功底也很紮實，初在南開學校教英文，1927年4月進《大公報》。他最初是英文翻譯，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開始執筆寫國際問題社評，先後在天津、上海、香港、桂林、重慶等地擔任《大公報》翻譯主任，被譽為中國報界兩位“翻譯聖手”之一。1945年11月，《大公報》上海版複刊，他出任要聞版編輯兼翻譯主任，隻知道埋頭實幹、苦幹，為人厚道，和藹可親，熱心扶植年輕同事，大家都叫他“老夫子”。111他對查良鏞更有知遇之恩，1948年《大公報》香港版複刊，他先是任編輯主任，1949年起任副總編輯，1967年病逝於香港。
許君遠1928年畢業於北大英國文學係，先後在《北平晨報》、天津《庸報》工作，1936年《大公報》上海版創刊，他和徐鑄成同為相當重要的要聞版編輯。1946年7月，他出任《大公報》上海版編輯主任，並主編內刊《大公園地》。
胡政之在1926年開創新記《大公報》的新事業前，做過三年舊《大公報》總編輯，他是中國第一個采訪巴黎和會的記者。從1926年到1949年，加上1916到1919年，他主持《大公報》先後27年，還創辦過國聞通訊社和《國聞周報》，終生以新聞為業，被外國報界視為報界巨子。
正是在他們身上，青年查良鏞深深體會到了一個報人的理想、責任。香港《大公報》轉向不久，國民黨政權在內地全麵崩潰，江山易主，一個陌生的紅色中國誕生了。1949年1月，天津《大公報》改名為《進步日報》，5月25日，王芸生在上海《大公報》發表《新生宣言》，新記《大公報》的時代永遠結束了。此前，4月14日，61歲的胡政之在上海謝世。一星期後（4月21日），查良鏞在香港《大公報》發表紀念文章《聽不到那些話了》：
與胡先生相處隻有一個多月，在這一個多月中，因工作、吃飯、睡覺都是在一起，這位偉大的報人對於一個年青的新聞工作者生活和學習上所發生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我常常想起他那些似乎平淡無奇其實意義精湛的話來，現在卻永遠再聽不到那些話了。
港版初創，內容與“香港文化”似乎格格不相入。有一次吃飯時胡先生說：“報紙的任務是教育讀者，以正確的道路指示讀者，我們決不能為了爭取銷路，迎合讀者的心理而降低報紙的水準，歪曲真理。”
當胡先生病況漸深時，有一次與壽充一112兄及我談起他的病因，他說：“我這病種因於少年時候，當時年青力壯，不論工作生活，一任性之所趨；現在年紀老了，當時隱伏的病根都發出來了，所以年青人決不可自恃一切拚得過，身體務須好好保養。”
一個下午，胡先生與謝潤身兄及我談到工作問題時，問及我本來學什麽，我說“外交”。他說：“外交不是根本的學問，以後當多看一點曆史與經濟的書籍。”這句話我依照做了，而且已得到很多好處。後來談到美國人，他說：“膚淺，膚淺，英國人要厚實得多。你不要看美國現在不可一世，不出五十年，美國必然沒落。這種人民，這種作為，決不能偉大。”近來看了一些書，覺得胡先生這句話真是真知灼見，富有曆史眼光。
去年，也是在這個季節，也是這種天氣，胡先生離開香港。我站在報館宿舍門口，看著他一步一步走下堅道的斜坡。臨別時他說：“再會。”我問他：“胡先生，你就會回來麽？”他說：“就會回來。”說了淡淡地一笑，我從這笑容中看到一種淒然的神色，我立在門口呆了許久，心中似乎有一種不祥的對命運無可奈何的預感。果然，他永不會再回來，這些話也永遠不會再聽到了。113
謝潤身退休之後移民美國，活到百歲。對於胡政之“不出五十年，美國必然沒落”的預言，梁羽生說了一句不無玄機的話：“像胡政之這樣的智者，思想敏銳，論斷往往超前，預測失準，不足為病。天道周星，物極必反，隻爭遲早而已。”114
三、夢斷京華
隔著淺淺的深圳河，到處是槍炮聲，孤懸南國的香港在英國治下，沒有直接置身大時代的天翻地覆之中。1949年是條分水嶺，一個時代無可挽回地消逝。和香港向往進步的知識分子一樣，查良鏞為內地的政權轉移而興奮，他和幾位朋友約了當時中共在香港的負責人到太平山上茶敘，提出在香港辦一本雜誌，向海外宣傳“新中國”。這位負責人認為意見很好，答應向北京反映請示，但從此再無下文。115
查良鏞先後在中央政治學校外交係、東吳大學法學院學習過國際法，新舊交替，有很多值得分析的敏感問題，他嚐試用自己的外交知識、國際法知識對時事作出評論。當年6月間，他寫了一篇關於“承認”問題的文章，在《大公報》發表。
11月9日，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體職工宣布起義，脫離國民黨。11日，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鐵道部衡陽鐵路局發表聲明，“前粵漢、湘桂黔及浙贛各區鐵路局所轄鐵路存港器材、物資、汽車、款項均為人民國家所有”。14日，資源委員會駐香港全體員工宣布起義。台灣方麵也派葉公超等人到香港處理這些財產，雙方發生爭執。11月18日、20日，查良鏞的六千字長文《從國際法論中國人民在國外的產權》分兩次在《大公報》刊出，他依據國際法知識——主要是英美法院的判例和英美法學家的著作，論證這些海外資產應當歸屬新中國所有。透過“國民黨反動派”“毛主席”“新中國”等用詞，不難看出他當時的立場。
他這篇略顯冗長的論文，在香港並沒有引起多大反應，譯成日文後，卻意外地得到當時還在日本的國際法專家梅汝璈的賞識。
梅曾擔任東京國際戰犯法庭中國首席大法官，參與過對戰犯東條英機等的審判，是一位享有國際聲望的國際法學家，當時還在東京。查良鏞的國際法論文引起了梅的注意，梅覺得這個青年人是可造之才。不久這位國民黨籍的國際法專家應邀回國，出任政務院外交部顧問。
梅汝璈發現新生的政權外交人才奇缺，具有外交和國際法方麵專門知識的人才稀有，他想起了香港的查良鏞，便電邀他北上去外交部做他的研究助理，連續從北京發來三封電報。這是查良鏞意想不到的。他青年時代的外交官之夢，雖然隻是一個夢，卻一直藏在他的內心深處，梅汝璈的電報再次攪動了他的內心，他激動、興奮，帶著幾分神秘的向往。“年輕人得到一位大學者的賞識，毫不考慮地就答應了。”
1950年，查良鏞向《大公報》辭職，滿懷著做外交官的希望，隻身北上來到北京。這是他第一次踏上這個曆朝故都，也是第一次來到北方。梅汝璈見到他也很高興，但他能否順利進入外交部工作不是梅先生這個顧問能決定的。梅建議他先去找周恩來的助手、外交部的實際負責人喬冠華（時任外交部政策委員會副主任）。他對喬冠華並不陌生，早年就在重慶《新華日報》上讀過喬的國際評論。1946年至1949年，喬是新華社香港分社負責人，常以“喬木”的筆名在《華商報》上發表國際問題評論。《大公報》左轉後，喬有時到《大公報》與他們座談，交換對時局的看法，他們算得上“熟識”。南京解放前夕，查良鏞在會上問喬：“喬木先生，將來全國解放後，香港和澳門問題怎樣處理？”喬用手指輕彈茶杯，想了一想說：“反對中國人民的，主要是美國政府。我們以後的重要工作，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據我個人看，香港的現狀是否保持，要看對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是不是有利而定。各國帝國主義在本質上沒有什麽不同，但我們不能夠一下子將全世界所有的帝國主義者都打倒了。”喬冠華對香港前途的這番分析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16在查良鏞眼裏，喬平易近人，沒有架子，對自己印象也很好。他以為外交官之路已鋪在腳下，抱著滿心的期待。
想不到等待他的完全是另外的結局，喬冠華直言相告，北京確實需要他這樣的人，但外交部是一個特殊機構，政治要求很高，工作人員必須根正苗紅，能經受各種嚴峻的政治考驗。他的家庭出身按當時的階級劃分屬於地主，他本人又在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上過學，這種背景使他不能進入外交部。喬主張他先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工作一段時期，將來再轉入外交部。
當外交官是他多年的夢想，他年輕時企盼周遊全世界，所以產生了這個念頭，高中畢業後他到重慶考取中央政治學校外交係，戰後到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讀國際法，都與這個誌願有關。喬冠華的一席話無疑給他當頭潑了一盆冷水，這是他第一次與紅色政權打交道，他清楚以他的出身背景已不可能圓外交官之夢。“喬先生是一番好意，但我覺得人民外交學會隻做些國際宣傳、接待外賓的事務工作，不感興趣。”117
查良鏞還找到了長期在《大公報》工作、時任外交部政策委員會秘書的楊剛，楊剛也建議他先去革命大學或人民外交學會工作。118
他愈想愈不對勁，對進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再樂觀。他的思想行為都已是“香港式”的，對共產黨也不了解，未必能入黨。而一個黨外人士肯定不會受到重視，恐怕很難有機會作出貢獻。喬冠華跟他說，如果他真心“為人民服務”，一定要入黨。當時他是很擁護共產黨的，可是又怕黨的“鐵的紀律”，經過一番思想鬥爭，他決定放棄。
外交官之夢斷了，他感到留在北京已無意義，於是辭別梅汝墩和喬冠華，返回香港。但他對喬冠華的尊敬依然，並無一絲怨言。二十多年後，時任外交部長的喬冠華以中國赴聯合國代表團團長的身份登上聯大講壇，查良鏞在《明報》發表過《喬冠華演辭有才氣》等社評：
喬冠華演辭的主要內容不脫中共一般文告聲明的範圍，但有一些說法卻具有個人風格，表現了獨特的才華。他是文人出身，以寫國際問題分析文章知名，這篇演辭中偶爾也顯露了若幹他昔年文字中的光芒。
晚年回首，想起外交官之夢的破滅，他不僅不感到遺憾，反而覺得未嚐不是好事。他說這一生過得自由自在、隨心所欲，不必受上司指揮和官職的羈絆，行動自由、言論隨便，生活自由舒服得多，對做外交官不再羨慕。
四、父親的噩耗
查良鏞重回香港，回到《大公報》做國際電訊翻譯和編輯，《大公報》內有地下黨員向新華社香港分社報告，請示如何對待他的去留問題。主持香港“愛國報刊”統一戰線工作的負責人說，大陸、香港來去自由，這樣的人才在香港別的報刊機構求之不得，我們當然要留為己用，由《大公報》領導決定就是。
1951年4月26日，查良鏞父親以“抗糧、窩藏土匪、圖謀殺害幹部”的罪名在故鄉海寧被處決。噩耗傳到香港，他哭了三天三夜。他少年喪母，此時又痛失父親，傷心了大半年。119
當時，千千萬萬的人因“地主”這個階級定性喪失了生命。山東南下的解放軍進入海寧，查家是當地有數的名門望族，雖然曆經日本入侵之後已沒有多少產業，但要評為地主還是綽綽有餘的。查樞卿被定為“反動地主”，遭槍決，家產全部沒收。梁羽生的父親陳信玉也有相同的命運，在廣西蒙山縣被處決。120
第四章 “南來白手少年行”</h2>
一、“你去半年再說”
1947年底，查良鏞進入《大公報》兩個月後，胡政之麵對國共戰場上的激烈廝殺，感到前途迷茫，在兩極對峙的夾縫中，堅持中道而行的《大公報》生存空間越來越窄了。為保存《大公報》的事業，胡政之把目光再次投向香港。
1948年1月25日，胡政之帶著費彝民、李俠文等骨幹奔赴香港，籌備《大公報》香港版的複刊工作，經過五十天的埋頭苦幹，3月15日正式複刊。胡政之親筆寫下複刊詞，重申《大公報》是“民間組織，營業性質”，重申“文章報國”的初衷，“想代表中國讀書人一點不屈不撓的正氣”：
現在政治的不安，經濟的動蕩，差不多成了全世界的一般現象。兩極端的政治思想熱烈地鬥爭著，相互激蕩著，最受苦的，是愛好和平、傾心自由的善良人群，這些人的環境與中國民眾所處的地位正複相同。
他說：“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的《大公報》香港版，隻是為了應付抗戰的臨時組織，這次複刊卻是希望在香港長期努力。”104
港版的誕生，是胡政之和《大公報》最後的努力。當時港館急需一名電訊翻譯，原定張契尼，讓他在上海工作兩個星期，弄熟了即去，但他因太太臨產，去不了。楊曆樵征求蔣定本、張美餘、查良鏞三人的意見，他們都表示“如果可能，最好不派我去”，一時僵住。張美餘已結婚，太太、孩子在寧波，香港離得太遠，那隻能單身的查、蔣二人之中去一個了。
查良鏞給海寧的父親和杭州的女友各寫了一信，征詢意見，父親的回信是：“男兒誌在四方，港館初創，正閱曆之機會。”女友的回信說：“既然報館中有這些不得已情形，如果你去一個短時期，我答應的。假使時間很長，我不肯！”他將此意跟楊先生說了，表示希望隻去待一段時間。楊轉達許君遠，許又轉達王芸生，一一通過，王芸生對他說：“你去半年再說！”
赴港前夕，他去了一趟家鄉海寧，去了一趟南京，去了兩趟杭州。3月29日，同事在南京路的報館為他餞行，尹任先為他買好了機票，第二天早晨即起飛。
3月30日，帶著半年就回來的期待，帶著對陌生的香港的種種猜想，查良鏞登上飛往香港的飛機。人生中充滿了無數的偶然，他沒有想到此行將決定他一生的命運。
到了香港機場，下飛機時，沒有遇到報館來接他的人，他身上沒有一分港幣，還好同機來的香港國民日報社長潘公弼借了他十元港幣。他搭船過海，到報館報到。這是一支小小的插曲，四十多年後，他仍清晰地記得這一幕，寫下“南來白手少年行”的詩句。
當天中午，馬廷棟、李俠文、王文耀、李宗瀛、郭煒文為他接風。他說：“一麵送行，一麵接風，我心中實在有說不出的苦。因為如此一來，一、在香港工作非特別努力不可；二、想要回上海的話總是不好意思出口也。”馬廷棟對他說，昨晚就已安排好了他今天的日程，中午吃飯，下午睡覺，晚上工作。105
二、《聽不到那些話了》
香港這座小島，在清道光初年被往來於零丁洋一帶的外國船員稱為“香港”之前，叫作“石排灣”或“赤柱”。1061841年，人口不過7450人，全部是漁民。
“英國經過鴉片戰爭而割占香港……任何中國人在談論國事、關心民族前途之時，無不為之痛心疾首，認為是奇恥大辱。”107查良鏞讀小學時就為此流過淚，如今這片土地就在他的腳下。
初到香港，他眼中充滿陌生和新鮮。“香港有許多好處，風景真美，天氣真好。報館中工作雖多，但他們精神很好，另有樂趣。有太太的報館中供給房屋（略出少數租金）。廣東菜好。馬路上五花八門的洋貨多，派克筆絕非奢侈品。女人衣服奇花。”
寄一封信，郵資是六角港幣，等於國幣四萬八千元，客飯二元八角（相當於二十二萬元），理發三元（相當於二十四萬元），看一場電影三元五角（相當於二十八萬元）。那時內地通貨膨脹，紙幣正在貶值。查良鏞說平生除看電影外無嗜好，現在除寫信外無義務。但每月一兩百元的收入，已有不勝負擔之苦。他告訴上海的同事，便宜的東西也有，西裝每套約一百七八十元，玻璃絲襪十一二元，固齡玉牙膏二元三角，橘子每個兩三角，麵包二角，牛乳四角。聽起來便宜，不過換成國幣也很嚇人。
香港的麵積不過上海的五分之一，此時人口已達180萬，典型的“地少人多，競爭激烈”。那時，香港真正繁華的馬路隻有兩條——德輔道和英皇道。和上海相比，經濟、文化、生活上都比較落後，城市建設比上海差好遠，甚至連杭州都不如。查良鏞就像從大城市突然來到一個小地方，甚至有到了鄉下的感覺。
但他很快就喜歡上了香港，香港人坦誠直爽、重視信用、說話算數，他對他們產生了好感，覺得香港的人際關係比上海好。而且，“生活安定，毫無漲價威脅”。“共產黨來時不必逃難。可以學會廣東話，廣東文字。可以坐二毫子的雙層電車。在街上沒有被汽車撞死的危險。出門買東西不必背皮包裝鈔票……”108
他在《大公報》港版的工作和上海一樣，國際電訊翻譯兼編輯。到港一個星期，他給《大公園地》寫了一篇《來港前後》，介紹這裏的情況。港版初創，條件艱苦，一切簡陋，辦公室一小間，隻有上海報館的資料室那麽大，白天經理部用，晚上編輯部用，“地方狹小，連辦公桌也擺不下”。晚上他譯稿時還要遷移兩次，因為午夜十二點吃稀飯，幾碟榨菜、鹹蛋總要有一個地方擺放。
宿舍在報館後麵的山上，堅尼道的讚善裏八號，橫街小巷，毫無特色，宿舍是再普通不過的舊樓，樓高四層，四樓連接天台，是唯一的活動空間。查良鏞住在四樓的走廊上，到中午十二點必須起來，因為即使自己不吃中飯，別人也要坐在他的床上吃飯。60歲的胡政之和他們年輕人“同吃同住同勞動”，他雖有一間單人房，一張床以外也僅能容一張書桌而已。每天胡先生必輕手輕腳經過查良鏞的床邊去盥洗室，其實多數時候查良鏞老早就醒了。
報館中年齡最大的是經濟版編輯謝潤身，人稱“老謝”，最小的是查良鏞，大家都叫他“小查”。因報館人手不足，故沒有休息日子，好在他年輕，一個人在香港，沒有休息天也不要緊。109
距查良鏞到港不到一個月，4月24日夜，胡政之突然發病，膀胱膨脹，小便閉塞，27日，被迫離開香港飛回上海就醫。查良鏞在堅尼道宿舍門口看著胡先生離去……
1948年11月，國共之戰勝負將分，國民黨大勢已去，胡政之纏綿於病榻之上，主持《大公報》筆政的王芸生麵臨何去何從的抉擇。在接到毛澤東親自邀請他參加新政協的明確信號後，王芸生於11月5日離開台灣，8日抵達香港。兩天後，他在《大公報》港版發表《和平無望》社評，標誌著香港《大公報》的左轉，這張曾經以“四不”方針、“文章報國”立身的民間報從此成了左派報紙。查良鏞在《大公報》工作的近十年間，大多數時光都是作為左派報紙存在的。
查良鏞一生都懷念幾位可敬的老大公報人，對胡政之、許君遠以及手把手教過他的楊曆樵心存感激。他們把畢生的心血獻給了新聞事業，是他辦報時常常想到的楷模。“在《大公報》工作時，翻譯主任楊曆樵先生教了我不少翻譯的訣竅。報紙主持人胡政之先生、前輩同事許君遠先生都對我有提攜教導之恩。”110他是幸運的，初入報界就遇上這些富有人格感召力的報界前輩。
楊曆樵畢業於聖約翰大學，精通英、日、俄語，中文功底也很紮實，初在南開學校教英文，1927年4月進《大公報》。他最初是英文翻譯，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開始執筆寫國際問題社評，先後在天津、上海、香港、桂林、重慶等地擔任《大公報》翻譯主任，被譽為中國報界兩位“翻譯聖手”之一。1945年11月，《大公報》上海版複刊，他出任要聞版編輯兼翻譯主任，隻知道埋頭實幹、苦幹，為人厚道，和藹可親，熱心扶植年輕同事，大家都叫他“老夫子”。111他對查良鏞更有知遇之恩，1948年《大公報》香港版複刊，他先是任編輯主任，1949年起任副總編輯，1967年病逝於香港。
許君遠1928年畢業於北大英國文學係，先後在《北平晨報》、天津《庸報》工作，1936年《大公報》上海版創刊，他和徐鑄成同為相當重要的要聞版編輯。1946年7月，他出任《大公報》上海版編輯主任，並主編內刊《大公園地》。
胡政之在1926年開創新記《大公報》的新事業前，做過三年舊《大公報》總編輯，他是中國第一個采訪巴黎和會的記者。從1926年到1949年，加上1916到1919年，他主持《大公報》先後27年，還創辦過國聞通訊社和《國聞周報》，終生以新聞為業，被外國報界視為報界巨子。
正是在他們身上，青年查良鏞深深體會到了一個報人的理想、責任。香港《大公報》轉向不久，國民黨政權在內地全麵崩潰，江山易主，一個陌生的紅色中國誕生了。1949年1月，天津《大公報》改名為《進步日報》，5月25日，王芸生在上海《大公報》發表《新生宣言》，新記《大公報》的時代永遠結束了。此前，4月14日，61歲的胡政之在上海謝世。一星期後（4月21日），查良鏞在香港《大公報》發表紀念文章《聽不到那些話了》：
與胡先生相處隻有一個多月，在這一個多月中，因工作、吃飯、睡覺都是在一起，這位偉大的報人對於一個年青的新聞工作者生活和學習上所發生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我常常想起他那些似乎平淡無奇其實意義精湛的話來，現在卻永遠再聽不到那些話了。
港版初創，內容與“香港文化”似乎格格不相入。有一次吃飯時胡先生說：“報紙的任務是教育讀者，以正確的道路指示讀者，我們決不能為了爭取銷路，迎合讀者的心理而降低報紙的水準，歪曲真理。”
當胡先生病況漸深時，有一次與壽充一112兄及我談起他的病因，他說：“我這病種因於少年時候，當時年青力壯，不論工作生活，一任性之所趨；現在年紀老了，當時隱伏的病根都發出來了，所以年青人決不可自恃一切拚得過，身體務須好好保養。”
一個下午，胡先生與謝潤身兄及我談到工作問題時，問及我本來學什麽，我說“外交”。他說：“外交不是根本的學問，以後當多看一點曆史與經濟的書籍。”這句話我依照做了，而且已得到很多好處。後來談到美國人，他說：“膚淺，膚淺，英國人要厚實得多。你不要看美國現在不可一世，不出五十年，美國必然沒落。這種人民，這種作為，決不能偉大。”近來看了一些書，覺得胡先生這句話真是真知灼見，富有曆史眼光。
去年，也是在這個季節，也是這種天氣，胡先生離開香港。我站在報館宿舍門口，看著他一步一步走下堅道的斜坡。臨別時他說：“再會。”我問他：“胡先生，你就會回來麽？”他說：“就會回來。”說了淡淡地一笑，我從這笑容中看到一種淒然的神色，我立在門口呆了許久，心中似乎有一種不祥的對命運無可奈何的預感。果然，他永不會再回來，這些話也永遠不會再聽到了。113
謝潤身退休之後移民美國，活到百歲。對於胡政之“不出五十年，美國必然沒落”的預言，梁羽生說了一句不無玄機的話：“像胡政之這樣的智者，思想敏銳，論斷往往超前，預測失準，不足為病。天道周星，物極必反，隻爭遲早而已。”114
三、夢斷京華
隔著淺淺的深圳河，到處是槍炮聲，孤懸南國的香港在英國治下，沒有直接置身大時代的天翻地覆之中。1949年是條分水嶺，一個時代無可挽回地消逝。和香港向往進步的知識分子一樣，查良鏞為內地的政權轉移而興奮，他和幾位朋友約了當時中共在香港的負責人到太平山上茶敘，提出在香港辦一本雜誌，向海外宣傳“新中國”。這位負責人認為意見很好，答應向北京反映請示，但從此再無下文。115
查良鏞先後在中央政治學校外交係、東吳大學法學院學習過國際法，新舊交替，有很多值得分析的敏感問題，他嚐試用自己的外交知識、國際法知識對時事作出評論。當年6月間，他寫了一篇關於“承認”問題的文章，在《大公報》發表。
11月9日，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體職工宣布起義，脫離國民黨。11日，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鐵道部衡陽鐵路局發表聲明，“前粵漢、湘桂黔及浙贛各區鐵路局所轄鐵路存港器材、物資、汽車、款項均為人民國家所有”。14日，資源委員會駐香港全體員工宣布起義。台灣方麵也派葉公超等人到香港處理這些財產，雙方發生爭執。11月18日、20日，查良鏞的六千字長文《從國際法論中國人民在國外的產權》分兩次在《大公報》刊出，他依據國際法知識——主要是英美法院的判例和英美法學家的著作，論證這些海外資產應當歸屬新中國所有。透過“國民黨反動派”“毛主席”“新中國”等用詞，不難看出他當時的立場。
他這篇略顯冗長的論文，在香港並沒有引起多大反應，譯成日文後，卻意外地得到當時還在日本的國際法專家梅汝璈的賞識。
梅曾擔任東京國際戰犯法庭中國首席大法官，參與過對戰犯東條英機等的審判，是一位享有國際聲望的國際法學家，當時還在東京。查良鏞的國際法論文引起了梅的注意，梅覺得這個青年人是可造之才。不久這位國民黨籍的國際法專家應邀回國，出任政務院外交部顧問。
梅汝璈發現新生的政權外交人才奇缺，具有外交和國際法方麵專門知識的人才稀有，他想起了香港的查良鏞，便電邀他北上去外交部做他的研究助理，連續從北京發來三封電報。這是查良鏞意想不到的。他青年時代的外交官之夢，雖然隻是一個夢，卻一直藏在他的內心深處，梅汝璈的電報再次攪動了他的內心，他激動、興奮，帶著幾分神秘的向往。“年輕人得到一位大學者的賞識，毫不考慮地就答應了。”
1950年，查良鏞向《大公報》辭職，滿懷著做外交官的希望，隻身北上來到北京。這是他第一次踏上這個曆朝故都，也是第一次來到北方。梅汝璈見到他也很高興，但他能否順利進入外交部工作不是梅先生這個顧問能決定的。梅建議他先去找周恩來的助手、外交部的實際負責人喬冠華（時任外交部政策委員會副主任）。他對喬冠華並不陌生，早年就在重慶《新華日報》上讀過喬的國際評論。1946年至1949年，喬是新華社香港分社負責人，常以“喬木”的筆名在《華商報》上發表國際問題評論。《大公報》左轉後，喬有時到《大公報》與他們座談，交換對時局的看法，他們算得上“熟識”。南京解放前夕，查良鏞在會上問喬：“喬木先生，將來全國解放後，香港和澳門問題怎樣處理？”喬用手指輕彈茶杯，想了一想說：“反對中國人民的，主要是美國政府。我們以後的重要工作，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據我個人看，香港的現狀是否保持，要看對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是不是有利而定。各國帝國主義在本質上沒有什麽不同，但我們不能夠一下子將全世界所有的帝國主義者都打倒了。”喬冠華對香港前途的這番分析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16在查良鏞眼裏，喬平易近人，沒有架子，對自己印象也很好。他以為外交官之路已鋪在腳下，抱著滿心的期待。
想不到等待他的完全是另外的結局，喬冠華直言相告，北京確實需要他這樣的人，但外交部是一個特殊機構，政治要求很高，工作人員必須根正苗紅，能經受各種嚴峻的政治考驗。他的家庭出身按當時的階級劃分屬於地主，他本人又在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上過學，這種背景使他不能進入外交部。喬主張他先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工作一段時期，將來再轉入外交部。
當外交官是他多年的夢想，他年輕時企盼周遊全世界，所以產生了這個念頭，高中畢業後他到重慶考取中央政治學校外交係，戰後到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讀國際法，都與這個誌願有關。喬冠華的一席話無疑給他當頭潑了一盆冷水，這是他第一次與紅色政權打交道，他清楚以他的出身背景已不可能圓外交官之夢。“喬先生是一番好意，但我覺得人民外交學會隻做些國際宣傳、接待外賓的事務工作，不感興趣。”117
查良鏞還找到了長期在《大公報》工作、時任外交部政策委員會秘書的楊剛，楊剛也建議他先去革命大學或人民外交學會工作。118
他愈想愈不對勁，對進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再樂觀。他的思想行為都已是“香港式”的，對共產黨也不了解，未必能入黨。而一個黨外人士肯定不會受到重視，恐怕很難有機會作出貢獻。喬冠華跟他說，如果他真心“為人民服務”，一定要入黨。當時他是很擁護共產黨的，可是又怕黨的“鐵的紀律”，經過一番思想鬥爭，他決定放棄。
外交官之夢斷了，他感到留在北京已無意義，於是辭別梅汝墩和喬冠華，返回香港。但他對喬冠華的尊敬依然，並無一絲怨言。二十多年後，時任外交部長的喬冠華以中國赴聯合國代表團團長的身份登上聯大講壇，查良鏞在《明報》發表過《喬冠華演辭有才氣》等社評：
喬冠華演辭的主要內容不脫中共一般文告聲明的範圍，但有一些說法卻具有個人風格，表現了獨特的才華。他是文人出身，以寫國際問題分析文章知名，這篇演辭中偶爾也顯露了若幹他昔年文字中的光芒。
晚年回首，想起外交官之夢的破滅，他不僅不感到遺憾，反而覺得未嚐不是好事。他說這一生過得自由自在、隨心所欲，不必受上司指揮和官職的羈絆，行動自由、言論隨便，生活自由舒服得多，對做外交官不再羨慕。
四、父親的噩耗
查良鏞重回香港，回到《大公報》做國際電訊翻譯和編輯，《大公報》內有地下黨員向新華社香港分社報告，請示如何對待他的去留問題。主持香港“愛國報刊”統一戰線工作的負責人說，大陸、香港來去自由，這樣的人才在香港別的報刊機構求之不得，我們當然要留為己用，由《大公報》領導決定就是。
1951年4月26日，查良鏞父親以“抗糧、窩藏土匪、圖謀殺害幹部”的罪名在故鄉海寧被處決。噩耗傳到香港，他哭了三天三夜。他少年喪母，此時又痛失父親，傷心了大半年。119
當時，千千萬萬的人因“地主”這個階級定性喪失了生命。山東南下的解放軍進入海寧，查家是當地有數的名門望族，雖然曆經日本入侵之後已沒有多少產業，但要評為地主還是綽綽有餘的。查樞卿被定為“反動地主”，遭槍決，家產全部沒收。梁羽生的父親陳信玉也有相同的命運，在廣西蒙山縣被處決。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