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人一定都要體驗，而且時時都在體驗的體驗，這在哲學上叫做“原體驗”。
——今道友信
我自詡tv的“娛樂底線”。從獻身娛樂的第一天，就自覺肩負起探底的使命。老拘在別人打好的格子裏，不好施展拳腳。
《幸運52》開播以後，我一直為一個問題苦惱：到底“耍”到什麽程度合適？我盡說大實話，但是這麽多年了，觀眾習慣了“規範”的電視語言，實話怎麽實說，才能讓他們既能接受，又愛聽？
比如我能說自己臉長，那叫自嘲，能不能也拿別人的長相開涮？比如我管自家老婆叫“糟糠”，能不能管別人家老婆也叫“糟糠”？最擔心的是一路奔著“通俗”去了，萬一沒摟住呢？
再有，站在堂tv的舞台上，我張牙舞爪，奔走呼號，飛卡片，送大獎，“耶！”就算多數老百姓愛看，也保不齊有人不愛看。萬一哪天擦邊球沒打好，就歇菜了。
我琢磨著，得找塊試驗田試試水。這地方，首先不能太大，樹大招風；其次得相對熟悉，容我放開了玩兒，拿花活兒練手。回tv，隻需將把式往裏一收，不規範裏透著規範，還是挺新鮮。
玩兒大發了！
1999年初，大連電視台隆重推出一台大型綜藝節目，每周六晚100分鍾直播。
主持人大家看著眼熟，有點兒tv那個“幸運52” 。還真就是我。
盡玩兒懸的
節目成本很低，啟動資金7萬元人民幣。
宗旨兩個半字：瘋玩兒！
大連城市人口100萬，僅相當於北京市人口的十分之一。市民心態開放，最喜新生事物。那敢情好啊，我帶你們玩兒唄！反正就咱自己知道，出點兒格也不礙事哈？
節目的核心還是中獎，老百姓嘛，還有什麽比“實惠”更有號召力？
共設10個獎項，從199元到1999元不等。為了驚險、刺激，我一不弄商標，二不砸蛋，三不打擂台。我把它藏起來——一共10張獎券，正麵是金額，背麵是節目logo，就在這座城市裏，找吧！
每次直播開始，我就首先公布10個“藏寶”地點。“想中獎嗎？開始你的尋寶之旅吧。”現在就出發，隻要您在100分鍾之內趕到我們的直播現場，隻要節目尚未結束，我當場給您兌現！過時不候。
節目中間是否精彩，在此不一一細表。就衝節目結束之前那千姿百態的兌獎大軍，換了您是觀眾，舍得換台嗎？
有的中年夫婦，穿著睡衣就來了，大概是藏寶地點離他們家近，怕換了衣服再去就被別人挖走了。
還有的年輕情侶正在逛商場，在電視裏看見我的節目，喲，就在商場樓下，快跑！結果女孩兒跑斷了一隻鞋跟兒。
最離譜的一次，我玩兒大發了，居然驚動了當時的薄熙來市長，把警察都招了來。
損招是我出的。我派工作人員去藏寶，一份塞在勝利廣場國旗旗杆的圍欄基座底下；一份插在大連市消防隊消防通道的大門縫裏；其餘的分布在市內各大五星級酒店，比如大堂假山旁邊，某客房門口的地毯下麵。還想在大連市政府門口哨兵的崗位底下塞一個，沒得逞，實在沒法兒靠近。
您聽聽這些地方，能不出事兒嗎？可我當時就是一門心思追求純粹，好玩兒。我隻管守在演播大廳裏兌獎，真沒考慮別的。
那天晚上直播結束後，我才知道自己闖禍了。
節目進行到一半，藏寶地點已經公布，人們匆匆奔走在尋寶的途中。
薄熙來市長正陪同幾位省市領導在勝利廣場看夜景，周圍突然熱鬧起來。怎麽回事？諸位領導茫然四顧，好家夥，起初還是人聲鼎沸，轉瞬就成了人潮洶湧。幾分鍾的工夫，不知道從哪兒冒出來2000多個男女老少，一起衝向國旗圍欄，猛搖旗杆。
我的天哪！當導演向我描述這一盛況時，我腸子都悔青了，當即默背《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條例》，對號人座，琢磨這事兒該怎麽定罪。
市長以為聚眾鬧事，又驚又怒，當即通過政府部門報警。武警戰士們衝上前去，疏散人群，群眾連連喊冤：“我們不是鬧事兒的，李詠讓我們到這兒來找獎！”
糟了，真玩兒大發了。
與此同時，市消防隊門口也炸了窩。出動了幾乎所有的消防戰士，手挽手組成幾道人牆，阻擋不斷蜂擁而至的群眾。而前麵一撥人已經把大門給拆下來了，“李詠說了，大獎就藏在門上呢。”
這還了得？大連廣電局局長、書記、大連電視台黨組書記一行，匆匆忙忙直奔演播大廳，找不到李詠，先拿總導演是問：“藝術也要講政治！”總導演也是我的製作人，百口莫辯，隻好在心裏埋怨李詠太出位。
是夜，我和製作人一塊兒到了勝利廣場，把國旗圍欄周圍清理幹淨，修補好基座的水泥。又連夜趕到市消防大隊，向大隊長賠禮道歉。
大隊長大人大量，沒讓我賠門，修好就行了，還語重心長地教導我：“你們啊，真是太危險了！幸虧今晚沒有火情，一旦耽誤出警，你們違反的是《消防法》，懂嗎？”
時任大連電視台台長王忠玲女士，見我蔫頭耷腦，認罪態度尚好，沒忍心再火上澆油，隻說：“李詠，想點兒好法子，行嗎？是，挺熱鬧哇，你想折騰死人是吧？”語氣裏，全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不幸中的萬幸是，我沒被警察帶走，而隻是接受了一番嚴肅的批評教育，端正了工作態度，強化了責任意識，也打消了下回在老虎灘底下埋一台電冰箱的念頭。
所以，當我的節目收視率一路飆到38，其他任何節目跟我拚都是死路一條的時候，製作人那叫一個拽啊！總算沒白跟著我擔風險、受牽連！
讚助商排著長龍隊找上門來了。
製作人問製片主任：“他幹嗎的？”
製片主任答：“x x公司董事長。”
“是現錢嗎？”
“今天星期六，支票沒辦法兌換，先定下廣告位，下周一拿現金過來。”
製作人訓斥道：“沒現金怎麽行？馬上換掉！”
反正後麵有的是人排隊，懷裏大包小包的現金。
我錄製第一期節目，勞務費8000，除了個人所得稅以及雜七雜八的開銷，最後也剩不下什麽。從第二期節目開始，費用漲到1000了，後來製作人說還能再漲，我說不用，夠了。我也不是為掙錢來的。
不懂都要裝懂
每周六早上7:20，我就趕到首都機場，8:05準時起飛。這趟便民航班其實沒什麽乘客，多則六七個，少則三四個，頭等艙隨便坐。我和北方航空公司的關係十分融洽，往返機票全免。他們說：“反正也是賠本賺吆喝，不差你這幾百塊。”為了方便我體驗生活，機長還允許我戴著他的帽子，坐在駕駛艙裏東摸摸西瞧瞧。我感覺這樣的“便民”，才真正是便到家了。
飛抵大連是上午9點左右，車到電視台，跟各位導演一起碰流程。說是一起碰，其實導演一律沒有發言權，隻是在旁邊聽我號令。各個環節的設置和取消，我和製作人說了算。
“這節目誰的？”我問。
“我的。”某導演答。
“多長時間？”
“兩分鍾。”
我掃視一圈流程單，果斷決定：“對不起，時間不夠，拿掉！”
說老實話，我這底氣也是硬憋出來的，不懂都要裝懂。如果我不邁出這一步，就永遠不知道其中的玄機。
每次直播前幾小時，工作人員都將當地最近一周的報紙整理好給我，我要迅速瀏覽。因為100分鍾直播裏，差不多前40分鍾都是我一個人的脫口秀，我必須了解當地新聞，有共鳴點，跟觀眾才有的聊。很多時候做完節目，我也在大連多呆一天，到處呼朋引伴，走走看看，多些對這個城市的感受。
在一年的時間裏，我沒有因為個人原因耽誤過一分鍾甚至一秒鍾。我和製作人一起對表，正點開始，正點結束。
那一年也有很多啼笑皆非的遭遇。
600平米演播大廳一共有6個攝像機位，用行話講，叫6個“訊”。這樣我就可以多幾個說話的方向，省得您老從一個角度看我，怪煩人的。可是一次直播到了後半段，我就納悶兒了，怎麽隻有一個攝像機在現場追著我。我在舞台上前後左右亂跑，它就在底下七彎八拐地跟。那時候還沒有“耳反”，我聽不見導播的提示，隻好自己找其他幾台機器。可是找來找去，確實隻有跟著我的這台亮著紅燈。
後來才知道，另外5個“訊”集體罷工了。因為大連電視台挺長時間不直播，設備老化得厲害。這不麻煩了嗎？原來說好六個人來看我表演的，前後左右我都想好怎麽照應了，到了隻來了一個。一方麵怕機位太單調，我老得換換位置。另一方麵又怕動作太大，一激動走過了。
有的設備老化，它就罷工，還有一些設備，越老越勤快，該不該幹活兒它都幹，比如那個煙感。
一次直播中間，我正在采訪嘉賓，旁邊放著白煙兒烘托氣氛，煙兒猛了，突聞“唰”的一聲，房頂的煙感居然噴出水來，而且專朝我這個方向噴。
我渾身一激靈。您當是演話劇呢？還人工降雨！我西服背後全濕透了。因為燈光的角度，觀眾看不見水澆在我身上，還讚不絕口： “這次舞美真漂亮！”
我麵不改色，堅持著調侃完畢，說：“插播一段廣告，稍後馬上回來。”隨後節目組全體人員都衝上台來，一塊兒擦地。觀眾這才明白，哦，剛才那個不是“水幕”啊？趕緊也上來幫忙。
真有要跟我拚命的
關於我的爭議，其實從這時已經悄然開始。
當這檔節目播出將近一年的時候，我曾在大連電視台舉辦過一次小型研討會，探討節目未來發展。tv副總編陳漢元先生、中國傳媒大學徐舫州教授、鳳凰衛視節目總監宋南男先生都應邀出席，觀看了一些節目經典回放。
那段日子裏，我一再試圖躍出傳統的話語形態，拚命冒泡兒，該說的說，不該說的也說，我不做先挨刀的，誰先挨刀？看完節目，他們一致的評論是：“李詠，你太狠了！”宋南男補充：“你這樣兒，要是tv，死定了！”
喜歡我的觀眾，那是真喜歡。
記得第一期節目在大連電視台播出以後，第二天，《大連日報》頭版便向所有市民提問：“你喜歡李詠的主持風格嗎？”底下是一整版的正、反方意見，喜歡我的把我往天上捧，討厭我的把我往死了踩，針鋒相對，尖銳直白。
到大連兩個月，我不得已雇了一名“貼身保鏢”。不是我譜兒大，是真有要跟我拚命的，大街上突然跳出來指著我鼻子罵：“李詠啊李詠，你禍害人哪！”我下個禮拜還要直播呢，萬一毀容可咋辦？
但就是在褒獎與貶損之間，我找到感覺了。
我就是要當一個“備受爭議”的主持人。什麽時候人們開始為我展開爭議，爭得急赤白臉，形成若幹陣營…一個字：好！
一個主持人沒有爭議，隻能說明他沒個性，老少鹹宜；要麽就是他裝——見了小孩裝嫩，見了老人裝乖，不男不女所以男女通吃。
所以，我特別享受“備受爭議”。你爭故我在！
爭議到什麽份兒上？喜歡我的，不喜歡我的，都開始帶著某種“預設的形態”來審視我。前者，我說什麽他都愛聽。後者，我說什麽他都挑理，還偏不換台。
有一次節目邀請李永波做嘉賓，跟他聊起近況，他說剛從國外回來，兩個多月沒見到妻子了，買了一束鮮花送給她。
“哦，那您妻子在家，沒準備一瓶紅酒嗎？”
“有啊，當然有。”
“味道怎麽樣？”
“挺好，後來喝挺高。”
“哦，喝高了，然後呢？”我特順其自然地問。
他突然警惕起來，“什麽意思？”
“我就想知道……然後呢？”
就為這“然後呢”三個字，有人不愛聽了。
第二天報紙就出了評論，“李詠做節目誤導未成年人”、“中年人不禁臉紅”、“老年人看不下去”……
我“啪”地把報紙往桌上一拍，“我tmd說什麽了？我不就問了個然後嗎？”
為什麽不能將娛樂進行到底呢？非得以娛樂的外殼包裹嚴肅的內核？
這是我多年以來的一個疑問。
問大眾，也問自己。
娛樂屬於人民
不管怎樣，我很清楚，節目屬於人民。任何時候我都必須一屁股坐在老百姓的立場上，這是一個大眾娛樂節目主持人的職業道德。
比如大連市有幾條街道，不允許汽車鳴笛。這條規矩沒影響別人，單把出租車司機難住了。您想想，1999年，買私家車的才幾個？滿大街轉的不就是出租車嗎？不讓鳴笛，遇上前麵司機手潮的，行人走路不守規矩的，還不急死誰？
我呀，得替“的哥”們說說話。正好大連電視台喜遷新址，演播大廳升級到1500平米，耍得開。
“嘀嘀——”我開著一輛出租車直接上了台。
“對不起，此處不能鳴笛。”我的搭檔，一位女主持人，扮演成女交警，做手勢攔住我。
心連心
“你說嘛？我不懂！”我滿口天津話。
“擱這兒不能按喇叭！”她也改成大連話了。
“不讓按喇叭，那為啥裝喇叭呢？直接裝音響好不好？一按就唱歌：‘大連，我親愛的家！’tv不是老播嗎？”
“我說你這人，咋彪呼呼的？”女交警急了。大連方言“彪呼呼”，類似北京人說的“傻冒”。
“你才彪呼呼！萬一前麵有人在大馬路上扭秧歌，我不按喇叭，撞上了誰負責？你負責？”
太能抬杠了，把女交警噎得一愣一愣，完全即興表演，隨意發揮。接連兩三個星期，我都在節目裏替“的哥”說話。本來嘛，多不容易啊，起早貪黑，每天早上一睜眼就欠200塊份兒錢。大馬路上車來車往，就屬他們是弱勢群體。哪兒來這麽多規矩啊？講理不講理？
事後想想，有點兒後怕，我是不是有點兒忒不懂事？這不明擺著跟長官叫板嗎？
那天晚上直播結束，我從電視台出來，媽呀，震撼！我差點兒沒哭出來。
隻見門口馬路邊上停了一長溜出租車，隊伍見首不見尾，保守估計也有一百多輛。我剛一露麵，一百多個車門齊刷刷地打開，一百多位司機師傅從車裏鑽出來，筆杆條直站成一列，“啪啪啪——啪啪啪”，有節奏地鼓起掌來。
他們都隻是站在原地看著我，沒有人上來要求握手簽名合影。
我愣住了。能把這理解成“致敬”嗎？有點兒不要臉，可誰能告訴我這不是致敬又是什麽呢？
那一刻，我真的懂得了自己的——說個裝孫子的詞兒——使命。
我也可以選擇坐沙發，弄個“高端訪問”，可我就喜歡坐馬紮，就願意跟群眾“心連心”。
五月槐花盛開的時候，我依依不舍地告別了大連。
——今道友信
我自詡tv的“娛樂底線”。從獻身娛樂的第一天，就自覺肩負起探底的使命。老拘在別人打好的格子裏，不好施展拳腳。
《幸運52》開播以後，我一直為一個問題苦惱：到底“耍”到什麽程度合適？我盡說大實話，但是這麽多年了，觀眾習慣了“規範”的電視語言，實話怎麽實說，才能讓他們既能接受，又愛聽？
比如我能說自己臉長，那叫自嘲，能不能也拿別人的長相開涮？比如我管自家老婆叫“糟糠”，能不能管別人家老婆也叫“糟糠”？最擔心的是一路奔著“通俗”去了，萬一沒摟住呢？
再有，站在堂tv的舞台上，我張牙舞爪，奔走呼號，飛卡片，送大獎，“耶！”就算多數老百姓愛看，也保不齊有人不愛看。萬一哪天擦邊球沒打好，就歇菜了。
我琢磨著，得找塊試驗田試試水。這地方，首先不能太大，樹大招風；其次得相對熟悉，容我放開了玩兒，拿花活兒練手。回tv，隻需將把式往裏一收，不規範裏透著規範，還是挺新鮮。
玩兒大發了！
1999年初，大連電視台隆重推出一台大型綜藝節目，每周六晚100分鍾直播。
主持人大家看著眼熟，有點兒tv那個“幸運52” 。還真就是我。
盡玩兒懸的
節目成本很低，啟動資金7萬元人民幣。
宗旨兩個半字：瘋玩兒！
大連城市人口100萬，僅相當於北京市人口的十分之一。市民心態開放，最喜新生事物。那敢情好啊，我帶你們玩兒唄！反正就咱自己知道，出點兒格也不礙事哈？
節目的核心還是中獎，老百姓嘛，還有什麽比“實惠”更有號召力？
共設10個獎項，從199元到1999元不等。為了驚險、刺激，我一不弄商標，二不砸蛋，三不打擂台。我把它藏起來——一共10張獎券，正麵是金額，背麵是節目logo，就在這座城市裏，找吧！
每次直播開始，我就首先公布10個“藏寶”地點。“想中獎嗎？開始你的尋寶之旅吧。”現在就出發，隻要您在100分鍾之內趕到我們的直播現場，隻要節目尚未結束，我當場給您兌現！過時不候。
節目中間是否精彩，在此不一一細表。就衝節目結束之前那千姿百態的兌獎大軍，換了您是觀眾，舍得換台嗎？
有的中年夫婦，穿著睡衣就來了，大概是藏寶地點離他們家近，怕換了衣服再去就被別人挖走了。
還有的年輕情侶正在逛商場，在電視裏看見我的節目，喲，就在商場樓下，快跑！結果女孩兒跑斷了一隻鞋跟兒。
最離譜的一次，我玩兒大發了，居然驚動了當時的薄熙來市長，把警察都招了來。
損招是我出的。我派工作人員去藏寶，一份塞在勝利廣場國旗旗杆的圍欄基座底下；一份插在大連市消防隊消防通道的大門縫裏；其餘的分布在市內各大五星級酒店，比如大堂假山旁邊，某客房門口的地毯下麵。還想在大連市政府門口哨兵的崗位底下塞一個，沒得逞，實在沒法兒靠近。
您聽聽這些地方，能不出事兒嗎？可我當時就是一門心思追求純粹，好玩兒。我隻管守在演播大廳裏兌獎，真沒考慮別的。
那天晚上直播結束後，我才知道自己闖禍了。
節目進行到一半，藏寶地點已經公布，人們匆匆奔走在尋寶的途中。
薄熙來市長正陪同幾位省市領導在勝利廣場看夜景，周圍突然熱鬧起來。怎麽回事？諸位領導茫然四顧，好家夥，起初還是人聲鼎沸，轉瞬就成了人潮洶湧。幾分鍾的工夫，不知道從哪兒冒出來2000多個男女老少，一起衝向國旗圍欄，猛搖旗杆。
我的天哪！當導演向我描述這一盛況時，我腸子都悔青了，當即默背《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條例》，對號人座，琢磨這事兒該怎麽定罪。
市長以為聚眾鬧事，又驚又怒，當即通過政府部門報警。武警戰士們衝上前去，疏散人群，群眾連連喊冤：“我們不是鬧事兒的，李詠讓我們到這兒來找獎！”
糟了，真玩兒大發了。
與此同時，市消防隊門口也炸了窩。出動了幾乎所有的消防戰士，手挽手組成幾道人牆，阻擋不斷蜂擁而至的群眾。而前麵一撥人已經把大門給拆下來了，“李詠說了，大獎就藏在門上呢。”
這還了得？大連廣電局局長、書記、大連電視台黨組書記一行，匆匆忙忙直奔演播大廳，找不到李詠，先拿總導演是問：“藝術也要講政治！”總導演也是我的製作人，百口莫辯，隻好在心裏埋怨李詠太出位。
是夜，我和製作人一塊兒到了勝利廣場，把國旗圍欄周圍清理幹淨，修補好基座的水泥。又連夜趕到市消防大隊，向大隊長賠禮道歉。
大隊長大人大量，沒讓我賠門，修好就行了，還語重心長地教導我：“你們啊，真是太危險了！幸虧今晚沒有火情，一旦耽誤出警，你們違反的是《消防法》，懂嗎？”
時任大連電視台台長王忠玲女士，見我蔫頭耷腦，認罪態度尚好，沒忍心再火上澆油，隻說：“李詠，想點兒好法子，行嗎？是，挺熱鬧哇，你想折騰死人是吧？”語氣裏，全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不幸中的萬幸是，我沒被警察帶走，而隻是接受了一番嚴肅的批評教育，端正了工作態度，強化了責任意識，也打消了下回在老虎灘底下埋一台電冰箱的念頭。
所以，當我的節目收視率一路飆到38，其他任何節目跟我拚都是死路一條的時候，製作人那叫一個拽啊！總算沒白跟著我擔風險、受牽連！
讚助商排著長龍隊找上門來了。
製作人問製片主任：“他幹嗎的？”
製片主任答：“x x公司董事長。”
“是現錢嗎？”
“今天星期六，支票沒辦法兌換，先定下廣告位，下周一拿現金過來。”
製作人訓斥道：“沒現金怎麽行？馬上換掉！”
反正後麵有的是人排隊，懷裏大包小包的現金。
我錄製第一期節目，勞務費8000，除了個人所得稅以及雜七雜八的開銷，最後也剩不下什麽。從第二期節目開始，費用漲到1000了，後來製作人說還能再漲，我說不用，夠了。我也不是為掙錢來的。
不懂都要裝懂
每周六早上7:20，我就趕到首都機場，8:05準時起飛。這趟便民航班其實沒什麽乘客，多則六七個，少則三四個，頭等艙隨便坐。我和北方航空公司的關係十分融洽，往返機票全免。他們說：“反正也是賠本賺吆喝，不差你這幾百塊。”為了方便我體驗生活，機長還允許我戴著他的帽子，坐在駕駛艙裏東摸摸西瞧瞧。我感覺這樣的“便民”，才真正是便到家了。
飛抵大連是上午9點左右，車到電視台，跟各位導演一起碰流程。說是一起碰，其實導演一律沒有發言權，隻是在旁邊聽我號令。各個環節的設置和取消，我和製作人說了算。
“這節目誰的？”我問。
“我的。”某導演答。
“多長時間？”
“兩分鍾。”
我掃視一圈流程單，果斷決定：“對不起，時間不夠，拿掉！”
說老實話，我這底氣也是硬憋出來的，不懂都要裝懂。如果我不邁出這一步，就永遠不知道其中的玄機。
每次直播前幾小時，工作人員都將當地最近一周的報紙整理好給我，我要迅速瀏覽。因為100分鍾直播裏，差不多前40分鍾都是我一個人的脫口秀，我必須了解當地新聞，有共鳴點，跟觀眾才有的聊。很多時候做完節目，我也在大連多呆一天，到處呼朋引伴，走走看看，多些對這個城市的感受。
在一年的時間裏，我沒有因為個人原因耽誤過一分鍾甚至一秒鍾。我和製作人一起對表，正點開始，正點結束。
那一年也有很多啼笑皆非的遭遇。
600平米演播大廳一共有6個攝像機位，用行話講，叫6個“訊”。這樣我就可以多幾個說話的方向，省得您老從一個角度看我，怪煩人的。可是一次直播到了後半段，我就納悶兒了，怎麽隻有一個攝像機在現場追著我。我在舞台上前後左右亂跑，它就在底下七彎八拐地跟。那時候還沒有“耳反”，我聽不見導播的提示，隻好自己找其他幾台機器。可是找來找去，確實隻有跟著我的這台亮著紅燈。
後來才知道，另外5個“訊”集體罷工了。因為大連電視台挺長時間不直播，設備老化得厲害。這不麻煩了嗎？原來說好六個人來看我表演的，前後左右我都想好怎麽照應了，到了隻來了一個。一方麵怕機位太單調，我老得換換位置。另一方麵又怕動作太大，一激動走過了。
有的設備老化，它就罷工，還有一些設備，越老越勤快，該不該幹活兒它都幹，比如那個煙感。
一次直播中間，我正在采訪嘉賓，旁邊放著白煙兒烘托氣氛，煙兒猛了，突聞“唰”的一聲，房頂的煙感居然噴出水來，而且專朝我這個方向噴。
我渾身一激靈。您當是演話劇呢？還人工降雨！我西服背後全濕透了。因為燈光的角度，觀眾看不見水澆在我身上，還讚不絕口： “這次舞美真漂亮！”
我麵不改色，堅持著調侃完畢，說：“插播一段廣告，稍後馬上回來。”隨後節目組全體人員都衝上台來，一塊兒擦地。觀眾這才明白，哦，剛才那個不是“水幕”啊？趕緊也上來幫忙。
真有要跟我拚命的
關於我的爭議，其實從這時已經悄然開始。
當這檔節目播出將近一年的時候，我曾在大連電視台舉辦過一次小型研討會，探討節目未來發展。tv副總編陳漢元先生、中國傳媒大學徐舫州教授、鳳凰衛視節目總監宋南男先生都應邀出席，觀看了一些節目經典回放。
那段日子裏，我一再試圖躍出傳統的話語形態，拚命冒泡兒，該說的說，不該說的也說，我不做先挨刀的，誰先挨刀？看完節目，他們一致的評論是：“李詠，你太狠了！”宋南男補充：“你這樣兒，要是tv，死定了！”
喜歡我的觀眾，那是真喜歡。
記得第一期節目在大連電視台播出以後，第二天，《大連日報》頭版便向所有市民提問：“你喜歡李詠的主持風格嗎？”底下是一整版的正、反方意見，喜歡我的把我往天上捧，討厭我的把我往死了踩，針鋒相對，尖銳直白。
到大連兩個月，我不得已雇了一名“貼身保鏢”。不是我譜兒大，是真有要跟我拚命的，大街上突然跳出來指著我鼻子罵：“李詠啊李詠，你禍害人哪！”我下個禮拜還要直播呢，萬一毀容可咋辦？
但就是在褒獎與貶損之間，我找到感覺了。
我就是要當一個“備受爭議”的主持人。什麽時候人們開始為我展開爭議，爭得急赤白臉，形成若幹陣營…一個字：好！
一個主持人沒有爭議，隻能說明他沒個性，老少鹹宜；要麽就是他裝——見了小孩裝嫩，見了老人裝乖，不男不女所以男女通吃。
所以，我特別享受“備受爭議”。你爭故我在！
爭議到什麽份兒上？喜歡我的，不喜歡我的，都開始帶著某種“預設的形態”來審視我。前者，我說什麽他都愛聽。後者，我說什麽他都挑理，還偏不換台。
有一次節目邀請李永波做嘉賓，跟他聊起近況，他說剛從國外回來，兩個多月沒見到妻子了，買了一束鮮花送給她。
“哦，那您妻子在家，沒準備一瓶紅酒嗎？”
“有啊，當然有。”
“味道怎麽樣？”
“挺好，後來喝挺高。”
“哦，喝高了，然後呢？”我特順其自然地問。
他突然警惕起來，“什麽意思？”
“我就想知道……然後呢？”
就為這“然後呢”三個字，有人不愛聽了。
第二天報紙就出了評論，“李詠做節目誤導未成年人”、“中年人不禁臉紅”、“老年人看不下去”……
我“啪”地把報紙往桌上一拍，“我tmd說什麽了？我不就問了個然後嗎？”
為什麽不能將娛樂進行到底呢？非得以娛樂的外殼包裹嚴肅的內核？
這是我多年以來的一個疑問。
問大眾，也問自己。
娛樂屬於人民
不管怎樣，我很清楚，節目屬於人民。任何時候我都必須一屁股坐在老百姓的立場上，這是一個大眾娛樂節目主持人的職業道德。
比如大連市有幾條街道，不允許汽車鳴笛。這條規矩沒影響別人，單把出租車司機難住了。您想想，1999年，買私家車的才幾個？滿大街轉的不就是出租車嗎？不讓鳴笛，遇上前麵司機手潮的，行人走路不守規矩的，還不急死誰？
我呀，得替“的哥”們說說話。正好大連電視台喜遷新址，演播大廳升級到1500平米，耍得開。
“嘀嘀——”我開著一輛出租車直接上了台。
“對不起，此處不能鳴笛。”我的搭檔，一位女主持人，扮演成女交警，做手勢攔住我。
心連心
“你說嘛？我不懂！”我滿口天津話。
“擱這兒不能按喇叭！”她也改成大連話了。
“不讓按喇叭，那為啥裝喇叭呢？直接裝音響好不好？一按就唱歌：‘大連，我親愛的家！’tv不是老播嗎？”
“我說你這人，咋彪呼呼的？”女交警急了。大連方言“彪呼呼”，類似北京人說的“傻冒”。
“你才彪呼呼！萬一前麵有人在大馬路上扭秧歌，我不按喇叭，撞上了誰負責？你負責？”
太能抬杠了，把女交警噎得一愣一愣，完全即興表演，隨意發揮。接連兩三個星期，我都在節目裏替“的哥”說話。本來嘛，多不容易啊，起早貪黑，每天早上一睜眼就欠200塊份兒錢。大馬路上車來車往，就屬他們是弱勢群體。哪兒來這麽多規矩啊？講理不講理？
事後想想，有點兒後怕，我是不是有點兒忒不懂事？這不明擺著跟長官叫板嗎？
那天晚上直播結束，我從電視台出來，媽呀，震撼！我差點兒沒哭出來。
隻見門口馬路邊上停了一長溜出租車，隊伍見首不見尾，保守估計也有一百多輛。我剛一露麵，一百多個車門齊刷刷地打開，一百多位司機師傅從車裏鑽出來，筆杆條直站成一列，“啪啪啪——啪啪啪”，有節奏地鼓起掌來。
他們都隻是站在原地看著我，沒有人上來要求握手簽名合影。
我愣住了。能把這理解成“致敬”嗎？有點兒不要臉，可誰能告訴我這不是致敬又是什麽呢？
那一刻，我真的懂得了自己的——說個裝孫子的詞兒——使命。
我也可以選擇坐沙發，弄個“高端訪問”，可我就喜歡坐馬紮，就願意跟群眾“心連心”。
五月槐花盛開的時候，我依依不舍地告別了大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