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派的解體</h4>
話說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二陳”在政治邊緣化的過程中，親手堆砌壁壘，雖然森嚴，也被戳出了四個血窟窿，實力大減，一年不如一年。
先說張厲生這幹將，改換門庭，投靠陳誠。這著實捅了一刀。
張厲生加，始於1929年春，那派正紅，他經人介紹到了中央組織部做了陳果夫的秘書。隨後組織“青白團”的時候，張厲生搖身一變，成了“青白團”的大拿，再後任中央常務幹事，進大頭目行列。
實際這張厲生也是一棵牆頭上的草，隨風倒。他當時投正紅。他現在投靠陳誠，因為他看到了“陳誠當興”、白虎轉世、九頭鳥再生。
骨幹胡夢華回憶，張厲生在籌建“誠社”的過程中暴露出頗多疑點。胡說：“一個秋天的中午，張厲生用電話通知我到前門外廊房頭條擷英番菜館吃飯。我趕到菜館，發現已有十來人聚在那裏，他們是：天津市黨部書記長、天津市河北省立法商學院教授，以及八個學生。張點齊了菜，大家邊吃邊談，議論的主題就是平津兩地的合作，討論的氣氛十分熱烈。”到了這一年冬天，胡夢華估計“誠社”在平津地區已發展到二三百人的規模，成立了三四十個小組，成員“大都是北方人，主要是河北人”，說明張厲生內部擴展北方黨務，以地緣概念滾動個人雪球的野心已露端倪。再就是“誠社”名稱的來曆，張曾親口對胡夢華說，取之“修辭立其誠”的古訓。偏巧陳誠號辭修，意蘊相近，從而引發外間人的揣測，以為誠社與陳誠有關。胡夢華問過張厲生，張環顧左右而言他，隻承認認識陳誠比陳果夫要早，“1928年陳誠在國民革命軍司令部當警衛司令時，我就是他的秘書”。另外又說：“眼下，陳誠一鶴衝天，前程無可限量，說不準蔣的繼承人非他莫屬。”顯見，張對陳誠心儀已久。
再說陳誠要成大氣候，也要招兵買馬，如今張厲生暗送秋波，豈有不理之理，私下裏兩人一拍即合，唯獨對陳果夫瞞了個嚴實。後來陳果夫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又推薦張厲生接替了自己的中組部長職務，然後張改換門庭，這使陳果夫最為惱羞成怒：“這個張厲生，算我瞎了眼！”
再說第二個血窟窿，是朱家驊自立山頭造成的。但朱家驊聰明，不像張厲生落了個“叛徒”的罵名。
朱家驊，“二陳”的正宗老鄉，不但是浙江人還是湖州人，這叫親上加親。他憑著德國柏林大學堂堂正正的哲學博士、北京大學地質係教授的學銜跨入政壇。當年，陳果夫發起“中央俱樂部”時，將朱家驊視為同輩，沒有拉他參加，目的是保持朋友關係，免生寄人籬下的尷尬，對此，朱家驊感激不盡，慶幸有餘。因為天生的優勢感，使朱自視清高。而他又絕頂聰明，左右逢源，一方麵依傍“二陳”，一方麵緊傍黨國元老戴季陶。戴季陶對一表人才的朱家驊愛助有加。他曾公開宣稱：“中國隻有一個半人才，半個是李培基，另一個完才是朱家驊。”後來朱家驊位升國民黨中央秘書長，戴季陶立下首功。蔣介石當選總裁時，心裏對汪精衛的顧慮沒有消除，極想找一位掣肘力量，限製汪的權力。戴又向蔣獻策說：“此事好辦。隻要把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拔高一截，改稱中央秘書長，具體主管中央黨部的日常事務，就能阻止汪精衛直接插手黨務。”蔣一聽是理，遂給朱家驊戴了高帽。
國民黨五全大以前，“二陳”正在走紅，朱對“二陳”的依傍和服從，並無疑義。1931年朱任交通部長，凡是“二陳”交辦的事，朱一一應酬，為了表示他的忠心，曾重骨幹分子張道藩擔任交通次長，就是一個例證。
朱家驊自立山頭的轉折，是在他登上了中央秘書長的寶座，自以為權大了，勢高了，他已不把“二陳”放在眼裏，於是開始了他另立山頭的準備。後來，翅膀漸硬，朱家驊便翻江倒海，毒招迭出。什麽大換血、大調整、大整改，把派整得暈頭轉向。“二陳”萬萬沒有想到學富五車的朱大教授，居然學得了“厚黑學”的真諦，不由地連連自責，老鬼也有失算時。這段情節，胡夢華曾作描述，分析得極有層次，他說：“張厲生對陳究竟還有‘同誌會’的拘束，謹小慎微，唯恐開罪於陳氏。朱家驊進了中央組織部則一朝天子一朝臣，內外來了一個大換班，創立了‘朱家驊係’。對於陳果夫、陳立夫輩來說，隻是前門趕走了馴狗，後門引進了惡狼。”
郭緒印在其主編的《國民黨派係鬥爭史》中說：“1940年前後，朱家驊雄心勃勃，大有取代‘二陳’之勢。他到處做報告、演講，做輿論準備。在中山大學同學會舉行的歡迎會上，朱做了中山大學是黨的大學的演講”，聲稱“總理為完成國民革命的使命，決心培養革命幹部，創辦黃埔軍校和中山大學”，“中大所負的使命和其他的國立大學，是有點兒不同的。總理手創的大學，總理在那裏演講的三民主義的大學，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也是在那裏舉行的大學……中山大學的曆史背景，使中大成為黨的大學”。該書認為：“當時代表國民黨的學校控製的‘中央政校’。朱極力把中山大學說成‘黨的大學’，其目的是為了爭奪黨權。朱家驊曾任中大校長，如果中山大學是黨的大學，那他自然是居於‘二陳’之上的黨的領袖人物了。”
麵對這種惡況，一向持重老練的陳果夫也禁不住跳腳罵娘。至此，朱家驊的這一刀正捅在“二陳”的痛處，元氣大傷。
再說第三刀是眾臣僚叛國投敵。周佛海、李士群首當其衝。
先說周佛海，或許是高官的誘惑，或許是時局的變化，周佛海秘密地投入了汪精衛的懷抱。後來他在《回憶與前瞻》中坦陳：“汪先生的主張，是完全和我們一致的，所以我們當時就無形中以汪先生為中心，醞釀和平運動。”1937年8月至1938年4月，隨著主戰場的節節失利，以汪精衛為代表的妥協路線在國民黨內逐步抬頭，於是謀求結束戰爭的另一種手段——談判，開始在秘密的層麵中進行，具體由高宗武負責。高是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同時也是“低調俱樂部”的主要成員，他主持的談判，有兩種尺度：站在政府的立場上，他覺得日本人要價過高；站在小集團的立場上，他與日本人談妥了由“汪精衛收拾時局”的條件，這樁買賣，讓蔣介石大為震怒，一腳把高宗武踢出了局。這樣一來，反而促使汪精衛下定決心，準備撇開蔣介石，單獨與日本人媾和，組成真正的日偽政權。至此，周佛海就自己綁在了汪精衛的叛國的戰車上，曆任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警政部長、中央儲備銀行總裁、上海市長。同時被他拖下水分子，還有羅君強、梅思平、章正範、汪曼雲等。
再論李士群，早年是共產黨員，後變節叛變，投入了“二陳”的懷抱，成為真正的中統特務。1937年底南京淪陷，李士群奉命潛入敵後，住在南京中央路大樹根76號。該人是有勢便是爹，有錢便是娘。他手拿活動經費，滿足私欲，雇傭了一名女傭，廝混到難分難解時，方知這女傭是日本特務，專衝著他的嗜好布網下套。李士群“撲哧”一聲笑了，處驚自樂，悠悠然地說：“正好，我是巴不得成為你網中的魚！”這一下，反倒使女傭吃驚了：“真的？”
1938年夏秋之交，李士群奉命取代甘青山擔任國民黨株萍鐵路局特別黨部主任，他利用職權，侵吞了該黨部的特務活動經費，攜款潛逃香港，在日本女特務的陪同下，拜見了日本駐香港的總領事中村豐一。中村豐一覺得是騾子是馬，得拉出去遛遛，李士群的疆場應該在上海，於是讓李士群帶著自己的親筆信，到日本駐滬總領館找清水董三。
李士群帶書直奔上海，與清水董三拉上關係。清水說：“歡迎李先生到來，希望能攜手合作，共創大東亞共榮。”李士群連連躬身，不乏卑顏地說道：“李某願意效勞，效犬馬之勞。”就這樣李士群搖身一變，由國民黨的中統潛伏特務，變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的鷹犬。
結局可想而知，他先是在日本人的援助支持下，正式成立汪偽特工組織。他與周佛海走到了一起，同時又與汪偽政權掛上了鉤；接著大量的國民黨潛伏組織被破獲；大批分子失節附逆，速度之快，效率之著，大有奔雷之迅，屋傾之猛。據有關史料所載，中統機關被破獲的最高日紀錄竟達48處；附逆分子助紂為虐，還使汪偽特工組織有了汪偽“中統”的別稱。
此消息傳到重慶，徐恩曾氣得跳腳，“二陳”更是又悲又痛。“痛”者力量損兵折將；“悲”者，多年的黨化教育一風吹盡，為著區區性命中人可以將民族氣節輕易淡忘。
屋漏偏逢連陰雨，逆舟又遇迎頭浪。
再大員徐恩曾腐敗丟官，東窗事發，這派雪上加霜，無疑是捅壁壘的又一重刀。
營造的壁壘中，如果以“二陳”為中心，那麽徐恩曾、葉秀峰則是“二陳”的左右臂。左右臂被砍，“二陳”豈不叫痛。這叫壁壘中出事，殃及核心。
應該說，徐恩曾是中統局的真正大老板，亦叫當家老板。徐為大，葉為次。論私論公，徐都在葉秀峰之上。徐曾是“二陳”的表兄弟，又是陳立夫的留美同學，交情非同一般。
且說1928年，徐經“二陳”的提攜，出任中央組織部總務，有幾件事幹得著實漂亮。據張國棟回憶，徐恩曾在“任職期間，有幾件頗得陳立夫賞識：一是對主管的文書工作有辦法，建立了多種製度，布置得井井有條；二是為中央黨部新裝了一套電話總機；三是為中央黨部編了一套較為複雜的密電碼；四是在主管經費時開支合理，使用節約”。後來，徐任調查科主任，負責特工總部，在誘降顧順章等事件中，屢立奇功，當之無愧地成中不可一世的重量級人物。
徐取信於“二陳”，還在於他的忠誠。早先，葉秀峰當調查科主任，曾與陳立夫鬧別扭，有一次竟撂下挑子獨自去杭州休假，弄得陳立夫好不尷尬。陳臨時召來徐恩曾代理，一番盡心盡職的努力，居然幫老同學解了困厄。1930年春，徐被正式任命為調查科的頭兒，與其說是勝任，莫如說是信任。最典型的表現，當是朱家驊圖的時候，徐的堅決抵製，成了“二陳”保衛中統領地的“馬其諾防線”。起初，朱家驊利用職權安插親信，徐恩曾表麵允諾，暗地裏卻千方百計地掣肘，盡量把朱的人弄成“空心蘿卜”。
徐恩曾的“鐵杆”以及他中的分量，無可避免地被推到黨派鬥爭的前沿，一個時期裏，來自黃埔係、政學係、朱家驊係的揭發報告和批評意見，源源不斷地輸往最高領導層，諸如“中統”紀律鬆懈，辦事效率不高，心有旁騖，反共不力的指責，都令蔣介石罵娘，要不是“二陳”從中緩頰，徐恩曾早就倒了大黴。然而，人毀不如自毀，大防稀鬆的徐恩曾偏偏小節又出了紕漏，一來二去，讓人點了死穴。
說來也是無巧不成書，蔣介石免去徐恩曾“本兼各職，永不錄用”的手令，最後交給陳立夫執行。親臨此景，雙方的心境大起波瀾。在徐恩曾看來，仕途漫漫，始亦立夫，終亦立夫，莫非天意？在陳立夫看來，興有恩曾，衰有恩曾。好一番感傷湧出，恰似諸葛亮揮淚斬馬謖，淚流滿麵……
徐恩曾走了，“國民黨政權腐化”的話題卻像清朝人的一條長長的辮子，留在身後，讓人說三道四，譴責唾罵，好成了腐化的源頭。 <h4>陳氏兄弟抵製蔣公子</h4>
徐恩曾問題的出現，給國民黨政權的腐敗敲響了警鍾。
關於國民黨腐敗問題，就連蔣介石也不得不承認。麵對著這個嚴峻的局麵，蔣介石著實也頭痛。於是他召集了一個會議，參加者有陳立夫、劉建群、康澤等老同誌。他把早在抗戰之初就想創造一個“新生命”的想法全盤托出，讓大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抒己見。當時大家都順著他的思路往上爬，說這個大組織應該包括國民黨的所有派係，不僅包括國民黨黨外派係，還包括黨外青年。過去的青年人，對國民黨厭惡，不願意參加組織，有了大組織，就能聚集全國青年，力行抗戰建國綱領與聯合優秀分子，充實革命的實力。康澤提議大組織的名稱叫“三民主義青年團”。陳立夫則表示：不希望大組織取代國民黨，以為“團”的名稱前應該加上“黨”的帽子，即叫“中國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蔣介石說：“有你這‘中國國民黨’幾個字，人家就不來了。我看就用三民主義青年團來號召的好。”
大主意拿定，眾嘍囉行事，結果除了曾琦的青年黨、張君勱的民社黨、陳銘樞的社會民主黨願意加入外，別的黨派都存異議，周恩來更是明確地表示：“中國共產黨不能解散。”於是，蔣介石的“新生命”未及誕生，便胎死腹中。後來，“三民主義青年團”雖然成立，目標卻轉到“統一國民黨內各派上麵來”。蔣經國便坐了這個組織的頭把交椅。
有其父必有其子。蔣經國也是一位野心之人。
且說1946年9月，江西廬山，風景秀麗的地方。三青團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正在這裏召開。主持會議的自然是蔣經國。
使人特別敏感的是，這次會議上，蔣經國派人散發了以中央幹校名義出版的兩本小冊子，一本名叫《我們對團的建議》；一本名叫《團的改造》，公然主張把“三青團改造成為獨立的黨”。這實際上是蔣經國揣摩了父親的意誌而編寫的，是有來頭的。
再說陳氏兄弟看了小冊子後，就睡不著覺了。憑著他們多年從政的經驗和體會，一場暴風雨就要來臨。他們不光嗅到了小蔣的野心，同時還感覺到這種理論的提出，對黨將是一場大災難。因為黨團分立的最壞結局，就是以團代黨。如果到了那一天，自己，連都將一文不值。
兄弟二人商量了半夜，決定還是早下手為強。
不久，又傳來消息：老蔣原則同意小蔣以三青團組黨。那消息說得有鼻子有眼的，不信也得信：說是蔣介石在廬山的別墅裏召見了三青團的高幹，一邊對自己讀過並且圈紅的《改造》一書大加讚許；一邊又指示三青團研究“獨立組黨”的綱領，要起草一個文件，送給他看。二是在大會的閉幕詞中，蔣介石反反複複地談了自己對黨的失望，多次強調三青團“獨立發揚革命創造精神”的重要性。隨後，譴責國民黨“腐化”，要求三青團獨立組黨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從發言的內容看，不像即興的發揮。
此消息證實了“二陳”的猜測沒錯，同時也激起了他們為捍不惜拚死一搏的雄心。於是，兄弟二人分頭行動，陳立夫快馬先行，帶上一骨幹，星夜兼程，直奔廬山，向蔣介石表達反對“三青團獨立組黨”的意見。任憑陳立夫詳陳危害，蔣介石始終不肯表態。陳立夫沒轍了，雙膝一屈，跪伏在地，一字一泣地說道：
“茲事體大，總裁萬萬不可草率行事！”
蔣介石聽了，“我草率什麽啦？我行何事體啦？胡攪蠻纏，成何體統！”
說話間，戴季陶闖了進來，此佬脾氣更大，措詞更加激烈，他從陳果夫那裏知道蔣介石不要黨了，直著嗓子便嚷：“黨是總理締造的，我不能撒手不管！”他與蔣介石理論，滿口的革命辭藻，陳立夫聽得暗呼痛快，說到尾梢，一聲“阿彌陀佛”，又有回頭是岸的感召，聽得蔣介石良久無語，最後表示，自己會考慮大多數人的意見。
翌日，大會繼續進行。接到陳立夫通知，火速從北平趕到廬山的黃宇人率先發言，他說：“國民黨曾有光榮的曆史，今日的腐敗無能，怪誰呢？我以為總裁應負主要責任。因為中央黨政大員，都是總裁任命的，他們直接向總裁負責，不受民意機關和輿論的監督，可見總裁的責任最大。如果青年團要組成一個實行三民主義的黨，必須另選出一位領袖，才能在新環境中發揮其領導才能，否則，我們的團長以一身兼任兩個黨的領袖，當新黨攻擊國民黨腐敗無能時，他將何以自處？”
黃宇人是黨內有名的“大炮”，以口無遮攔著稱，一席話說得在理，全場為之默然。蔣介石連遇兩陣阻擊，心裏開始明白：以團代黨的風險太大，弄不好要翻船。於是憑著政治家的機巧，了無聲息地將“組新黨”的念頭打消了。
蔣的突然轉變，與會代表並不知道。
9月6日，圍繞三青團的性質和地位的主題召開討論會。會上，組建新黨的調門依然高唱入雲。有一個叫張其學的三青團幹部，想在蔣介石麵前討好，竭力抨擊“黨的腐化”，“黨已失去人心”，大聲疾呼“立即組黨”，博得了全場的喝彩。
蔣介石問秘書長：“這位代表姓什麽？”
張正在得意時，未等秘書長回複，便搶先自報家門，大聲地答道：“我是四川支團書記張其學。”
蔣麵帶慍色地點一下頭，向大會發問：“張代表說黨腐化了，是不是啊？”
大家齊聲說：“是。”
蔣又問：“黨腐化了，你們有沒有責任？”
台下沒人回答，隻是交頭接耳，竊竊私語。
蔣清了清嗓子，接著說：“黨腐化了，你們就有責任振作起來，你們現在反而說，團要離開黨，另外組黨，這是逃避責任！這不是革命的表現，而是革命的逃兵！”蔣介石把話說得分量很重，代表們像吃了悶棍一樣，有點兒發暈。
蔣介石目掃會場一周，目光停在張其學身上說：“張代表的發言是錯誤的。”
張其學暗呼冤枉，馬上站起身來辯解：“報告團長，我沒有錯。團長在開幕詞中就指示我們獨立組黨……”
蔣不等對方把話說完，就怒斥道：“你胡說！”接著轉身吩咐秘書長，取消張代表的發言資格。
張其學像泄了氣的皮球跌落在座椅上，整個會場上隻剩下蔣介石的聲音在回蕩。他一會兒指責黨不爭氣，一會兒批評團不成熟，異想天開地要鬧獨立，這不是陷黨於死地嗎？他還說，自己的確對團寄予厚望，但絕不是要團來取代黨。現在大家誤會很深，有必要清理一下……
蔣介石把該講的意思講完，拂袖而去，會場上頓時炸開了鍋，秘書長不知如何應付，隻得宣布休會一天。
三青團獨立組黨的夢想破滅，不僅顯示了力量，而且看到了希望。陳氏兄弟趁熱打鐵，頻頻向蔣介石進言，痛陳黨團分立的危害，突出強調了一元領導的重要性。蔣介石終於同意黨團合並。1947年9月，三青團被宣布取消，該組織的幹部與成員重新登記後，全部轉入同級黨部工作。看上去，“二陳”挫敗毀黨的預謀，保住的根據地。可實際上，以蔣經國為首的三青團高幹紛紛擠進國民黨中央執委會，使色彩的陳家黨內，有了太子爺的地盤。陳氏兄弟算算“總賬”，明裏賺了麵子，暗裏吃虧不少，於是對黨團合並的局麵，一直有行政機關清算的圖謀。
總而言之，蔣介石可以改變三青團獨立組黨的初衷，並不會放棄扶植蔣經國的願望。實際蔣陳間的鬥爭並沒有結束。 <h4>陳果夫頂撞蔣介石</h4>
且說“蔣家王朝陳家黨”，這句話生動地反映了陳果夫兄弟，積極賣命蔣家王朝，在政治上搖旗呐喊，在組織上招降納叛，為維護王朝的統治，帶病工作20年，可謂嘔心瀝血，殫精竭慮。
應該說在國民黨五全大會以前，蔣介石並未虧待陳氏兄弟，給予了百分之一百的信任。包括職務、權力，能給予的便給予，能下放的便下放。這叫放手放腳。然而在國民黨五全大以後，隨著蔣經國的成長，他似乎覺察到了陳氏兄弟再不限製，就要威脅到兒子的升官道路。再加派出現了一係列的問題，於是借口也來了，陳氏兄弟隻降不提，這是蔣介石內定的大原則。可是陳氏兄弟並不知情。時間一長，“二陳”開始有所感覺，但不知什麽原因。有人開玩笑說：“你們占了位置，小蔣往哪放？”對此，陳果夫搖搖頭：“這哪是往哪放啊。”
1933年5月的一天，蔣介石突然傳令召見陳果夫。作為監察院副院長的陳果夫正在找黨內同誌談話，聽到總裁要召見的消息，他立即終止了談話，心想著一定有好事降臨，直到蔣公館。
話說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二陳”在政治邊緣化的過程中，親手堆砌壁壘，雖然森嚴，也被戳出了四個血窟窿，實力大減，一年不如一年。
先說張厲生這幹將，改換門庭，投靠陳誠。這著實捅了一刀。
張厲生加，始於1929年春，那派正紅，他經人介紹到了中央組織部做了陳果夫的秘書。隨後組織“青白團”的時候，張厲生搖身一變，成了“青白團”的大拿，再後任中央常務幹事，進大頭目行列。
實際這張厲生也是一棵牆頭上的草，隨風倒。他當時投正紅。他現在投靠陳誠，因為他看到了“陳誠當興”、白虎轉世、九頭鳥再生。
骨幹胡夢華回憶，張厲生在籌建“誠社”的過程中暴露出頗多疑點。胡說：“一個秋天的中午，張厲生用電話通知我到前門外廊房頭條擷英番菜館吃飯。我趕到菜館，發現已有十來人聚在那裏，他們是：天津市黨部書記長、天津市河北省立法商學院教授，以及八個學生。張點齊了菜，大家邊吃邊談，議論的主題就是平津兩地的合作，討論的氣氛十分熱烈。”到了這一年冬天，胡夢華估計“誠社”在平津地區已發展到二三百人的規模，成立了三四十個小組，成員“大都是北方人，主要是河北人”，說明張厲生內部擴展北方黨務，以地緣概念滾動個人雪球的野心已露端倪。再就是“誠社”名稱的來曆，張曾親口對胡夢華說，取之“修辭立其誠”的古訓。偏巧陳誠號辭修，意蘊相近，從而引發外間人的揣測，以為誠社與陳誠有關。胡夢華問過張厲生，張環顧左右而言他，隻承認認識陳誠比陳果夫要早，“1928年陳誠在國民革命軍司令部當警衛司令時，我就是他的秘書”。另外又說：“眼下，陳誠一鶴衝天，前程無可限量，說不準蔣的繼承人非他莫屬。”顯見，張對陳誠心儀已久。
再說陳誠要成大氣候，也要招兵買馬，如今張厲生暗送秋波，豈有不理之理，私下裏兩人一拍即合，唯獨對陳果夫瞞了個嚴實。後來陳果夫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又推薦張厲生接替了自己的中組部長職務，然後張改換門庭，這使陳果夫最為惱羞成怒：“這個張厲生，算我瞎了眼！”
再說第二個血窟窿，是朱家驊自立山頭造成的。但朱家驊聰明，不像張厲生落了個“叛徒”的罵名。
朱家驊，“二陳”的正宗老鄉，不但是浙江人還是湖州人，這叫親上加親。他憑著德國柏林大學堂堂正正的哲學博士、北京大學地質係教授的學銜跨入政壇。當年，陳果夫發起“中央俱樂部”時，將朱家驊視為同輩，沒有拉他參加，目的是保持朋友關係，免生寄人籬下的尷尬，對此，朱家驊感激不盡，慶幸有餘。因為天生的優勢感，使朱自視清高。而他又絕頂聰明，左右逢源，一方麵依傍“二陳”，一方麵緊傍黨國元老戴季陶。戴季陶對一表人才的朱家驊愛助有加。他曾公開宣稱：“中國隻有一個半人才，半個是李培基，另一個完才是朱家驊。”後來朱家驊位升國民黨中央秘書長，戴季陶立下首功。蔣介石當選總裁時，心裏對汪精衛的顧慮沒有消除，極想找一位掣肘力量，限製汪的權力。戴又向蔣獻策說：“此事好辦。隻要把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拔高一截，改稱中央秘書長，具體主管中央黨部的日常事務，就能阻止汪精衛直接插手黨務。”蔣一聽是理，遂給朱家驊戴了高帽。
國民黨五全大以前，“二陳”正在走紅，朱對“二陳”的依傍和服從，並無疑義。1931年朱任交通部長，凡是“二陳”交辦的事，朱一一應酬，為了表示他的忠心，曾重骨幹分子張道藩擔任交通次長，就是一個例證。
朱家驊自立山頭的轉折，是在他登上了中央秘書長的寶座，自以為權大了，勢高了，他已不把“二陳”放在眼裏，於是開始了他另立山頭的準備。後來，翅膀漸硬，朱家驊便翻江倒海，毒招迭出。什麽大換血、大調整、大整改，把派整得暈頭轉向。“二陳”萬萬沒有想到學富五車的朱大教授，居然學得了“厚黑學”的真諦，不由地連連自責，老鬼也有失算時。這段情節，胡夢華曾作描述，分析得極有層次，他說：“張厲生對陳究竟還有‘同誌會’的拘束，謹小慎微，唯恐開罪於陳氏。朱家驊進了中央組織部則一朝天子一朝臣，內外來了一個大換班，創立了‘朱家驊係’。對於陳果夫、陳立夫輩來說，隻是前門趕走了馴狗，後門引進了惡狼。”
郭緒印在其主編的《國民黨派係鬥爭史》中說：“1940年前後，朱家驊雄心勃勃，大有取代‘二陳’之勢。他到處做報告、演講，做輿論準備。在中山大學同學會舉行的歡迎會上，朱做了中山大學是黨的大學的演講”，聲稱“總理為完成國民革命的使命，決心培養革命幹部，創辦黃埔軍校和中山大學”，“中大所負的使命和其他的國立大學，是有點兒不同的。總理手創的大學，總理在那裏演講的三民主義的大學，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也是在那裏舉行的大學……中山大學的曆史背景，使中大成為黨的大學”。該書認為：“當時代表國民黨的學校控製的‘中央政校’。朱極力把中山大學說成‘黨的大學’，其目的是為了爭奪黨權。朱家驊曾任中大校長，如果中山大學是黨的大學，那他自然是居於‘二陳’之上的黨的領袖人物了。”
麵對這種惡況，一向持重老練的陳果夫也禁不住跳腳罵娘。至此，朱家驊的這一刀正捅在“二陳”的痛處，元氣大傷。
再說第三刀是眾臣僚叛國投敵。周佛海、李士群首當其衝。
先說周佛海，或許是高官的誘惑，或許是時局的變化，周佛海秘密地投入了汪精衛的懷抱。後來他在《回憶與前瞻》中坦陳：“汪先生的主張，是完全和我們一致的，所以我們當時就無形中以汪先生為中心，醞釀和平運動。”1937年8月至1938年4月，隨著主戰場的節節失利，以汪精衛為代表的妥協路線在國民黨內逐步抬頭，於是謀求結束戰爭的另一種手段——談判，開始在秘密的層麵中進行，具體由高宗武負責。高是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同時也是“低調俱樂部”的主要成員，他主持的談判，有兩種尺度：站在政府的立場上，他覺得日本人要價過高；站在小集團的立場上，他與日本人談妥了由“汪精衛收拾時局”的條件，這樁買賣，讓蔣介石大為震怒，一腳把高宗武踢出了局。這樣一來，反而促使汪精衛下定決心，準備撇開蔣介石，單獨與日本人媾和，組成真正的日偽政權。至此，周佛海就自己綁在了汪精衛的叛國的戰車上，曆任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警政部長、中央儲備銀行總裁、上海市長。同時被他拖下水分子，還有羅君強、梅思平、章正範、汪曼雲等。
再論李士群，早年是共產黨員，後變節叛變，投入了“二陳”的懷抱，成為真正的中統特務。1937年底南京淪陷，李士群奉命潛入敵後，住在南京中央路大樹根76號。該人是有勢便是爹，有錢便是娘。他手拿活動經費，滿足私欲，雇傭了一名女傭，廝混到難分難解時，方知這女傭是日本特務，專衝著他的嗜好布網下套。李士群“撲哧”一聲笑了，處驚自樂，悠悠然地說：“正好，我是巴不得成為你網中的魚！”這一下，反倒使女傭吃驚了：“真的？”
1938年夏秋之交，李士群奉命取代甘青山擔任國民黨株萍鐵路局特別黨部主任，他利用職權，侵吞了該黨部的特務活動經費，攜款潛逃香港，在日本女特務的陪同下，拜見了日本駐香港的總領事中村豐一。中村豐一覺得是騾子是馬，得拉出去遛遛，李士群的疆場應該在上海，於是讓李士群帶著自己的親筆信，到日本駐滬總領館找清水董三。
李士群帶書直奔上海，與清水董三拉上關係。清水說：“歡迎李先生到來，希望能攜手合作，共創大東亞共榮。”李士群連連躬身，不乏卑顏地說道：“李某願意效勞，效犬馬之勞。”就這樣李士群搖身一變，由國民黨的中統潛伏特務，變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的鷹犬。
結局可想而知，他先是在日本人的援助支持下，正式成立汪偽特工組織。他與周佛海走到了一起，同時又與汪偽政權掛上了鉤；接著大量的國民黨潛伏組織被破獲；大批分子失節附逆，速度之快，效率之著，大有奔雷之迅，屋傾之猛。據有關史料所載，中統機關被破獲的最高日紀錄竟達48處；附逆分子助紂為虐，還使汪偽特工組織有了汪偽“中統”的別稱。
此消息傳到重慶，徐恩曾氣得跳腳，“二陳”更是又悲又痛。“痛”者力量損兵折將；“悲”者，多年的黨化教育一風吹盡，為著區區性命中人可以將民族氣節輕易淡忘。
屋漏偏逢連陰雨，逆舟又遇迎頭浪。
再大員徐恩曾腐敗丟官，東窗事發，這派雪上加霜，無疑是捅壁壘的又一重刀。
營造的壁壘中，如果以“二陳”為中心，那麽徐恩曾、葉秀峰則是“二陳”的左右臂。左右臂被砍，“二陳”豈不叫痛。這叫壁壘中出事，殃及核心。
應該說，徐恩曾是中統局的真正大老板，亦叫當家老板。徐為大，葉為次。論私論公，徐都在葉秀峰之上。徐曾是“二陳”的表兄弟，又是陳立夫的留美同學，交情非同一般。
且說1928年，徐經“二陳”的提攜，出任中央組織部總務，有幾件事幹得著實漂亮。據張國棟回憶，徐恩曾在“任職期間，有幾件頗得陳立夫賞識：一是對主管的文書工作有辦法，建立了多種製度，布置得井井有條；二是為中央黨部新裝了一套電話總機；三是為中央黨部編了一套較為複雜的密電碼；四是在主管經費時開支合理，使用節約”。後來，徐任調查科主任，負責特工總部，在誘降顧順章等事件中，屢立奇功，當之無愧地成中不可一世的重量級人物。
徐取信於“二陳”，還在於他的忠誠。早先，葉秀峰當調查科主任，曾與陳立夫鬧別扭，有一次竟撂下挑子獨自去杭州休假，弄得陳立夫好不尷尬。陳臨時召來徐恩曾代理，一番盡心盡職的努力，居然幫老同學解了困厄。1930年春，徐被正式任命為調查科的頭兒，與其說是勝任，莫如說是信任。最典型的表現，當是朱家驊圖的時候，徐的堅決抵製，成了“二陳”保衛中統領地的“馬其諾防線”。起初，朱家驊利用職權安插親信，徐恩曾表麵允諾，暗地裏卻千方百計地掣肘，盡量把朱的人弄成“空心蘿卜”。
徐恩曾的“鐵杆”以及他中的分量，無可避免地被推到黨派鬥爭的前沿，一個時期裏，來自黃埔係、政學係、朱家驊係的揭發報告和批評意見，源源不斷地輸往最高領導層，諸如“中統”紀律鬆懈，辦事效率不高，心有旁騖，反共不力的指責，都令蔣介石罵娘，要不是“二陳”從中緩頰，徐恩曾早就倒了大黴。然而，人毀不如自毀，大防稀鬆的徐恩曾偏偏小節又出了紕漏，一來二去，讓人點了死穴。
說來也是無巧不成書，蔣介石免去徐恩曾“本兼各職，永不錄用”的手令，最後交給陳立夫執行。親臨此景，雙方的心境大起波瀾。在徐恩曾看來，仕途漫漫，始亦立夫，終亦立夫，莫非天意？在陳立夫看來，興有恩曾，衰有恩曾。好一番感傷湧出，恰似諸葛亮揮淚斬馬謖，淚流滿麵……
徐恩曾走了，“國民黨政權腐化”的話題卻像清朝人的一條長長的辮子，留在身後，讓人說三道四，譴責唾罵，好成了腐化的源頭。 <h4>陳氏兄弟抵製蔣公子</h4>
徐恩曾問題的出現，給國民黨政權的腐敗敲響了警鍾。
關於國民黨腐敗問題，就連蔣介石也不得不承認。麵對著這個嚴峻的局麵，蔣介石著實也頭痛。於是他召集了一個會議，參加者有陳立夫、劉建群、康澤等老同誌。他把早在抗戰之初就想創造一個“新生命”的想法全盤托出，讓大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抒己見。當時大家都順著他的思路往上爬，說這個大組織應該包括國民黨的所有派係，不僅包括國民黨黨外派係，還包括黨外青年。過去的青年人，對國民黨厭惡，不願意參加組織，有了大組織，就能聚集全國青年，力行抗戰建國綱領與聯合優秀分子，充實革命的實力。康澤提議大組織的名稱叫“三民主義青年團”。陳立夫則表示：不希望大組織取代國民黨，以為“團”的名稱前應該加上“黨”的帽子，即叫“中國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蔣介石說：“有你這‘中國國民黨’幾個字，人家就不來了。我看就用三民主義青年團來號召的好。”
大主意拿定，眾嘍囉行事，結果除了曾琦的青年黨、張君勱的民社黨、陳銘樞的社會民主黨願意加入外，別的黨派都存異議，周恩來更是明確地表示：“中國共產黨不能解散。”於是，蔣介石的“新生命”未及誕生，便胎死腹中。後來，“三民主義青年團”雖然成立，目標卻轉到“統一國民黨內各派上麵來”。蔣經國便坐了這個組織的頭把交椅。
有其父必有其子。蔣經國也是一位野心之人。
且說1946年9月，江西廬山，風景秀麗的地方。三青團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正在這裏召開。主持會議的自然是蔣經國。
使人特別敏感的是，這次會議上，蔣經國派人散發了以中央幹校名義出版的兩本小冊子，一本名叫《我們對團的建議》；一本名叫《團的改造》，公然主張把“三青團改造成為獨立的黨”。這實際上是蔣經國揣摩了父親的意誌而編寫的，是有來頭的。
再說陳氏兄弟看了小冊子後，就睡不著覺了。憑著他們多年從政的經驗和體會，一場暴風雨就要來臨。他們不光嗅到了小蔣的野心，同時還感覺到這種理論的提出，對黨將是一場大災難。因為黨團分立的最壞結局，就是以團代黨。如果到了那一天，自己，連都將一文不值。
兄弟二人商量了半夜，決定還是早下手為強。
不久，又傳來消息：老蔣原則同意小蔣以三青團組黨。那消息說得有鼻子有眼的，不信也得信：說是蔣介石在廬山的別墅裏召見了三青團的高幹，一邊對自己讀過並且圈紅的《改造》一書大加讚許；一邊又指示三青團研究“獨立組黨”的綱領，要起草一個文件，送給他看。二是在大會的閉幕詞中，蔣介石反反複複地談了自己對黨的失望，多次強調三青團“獨立發揚革命創造精神”的重要性。隨後，譴責國民黨“腐化”，要求三青團獨立組黨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從發言的內容看，不像即興的發揮。
此消息證實了“二陳”的猜測沒錯，同時也激起了他們為捍不惜拚死一搏的雄心。於是，兄弟二人分頭行動，陳立夫快馬先行，帶上一骨幹，星夜兼程，直奔廬山，向蔣介石表達反對“三青團獨立組黨”的意見。任憑陳立夫詳陳危害，蔣介石始終不肯表態。陳立夫沒轍了，雙膝一屈，跪伏在地，一字一泣地說道：
“茲事體大，總裁萬萬不可草率行事！”
蔣介石聽了，“我草率什麽啦？我行何事體啦？胡攪蠻纏，成何體統！”
說話間，戴季陶闖了進來，此佬脾氣更大，措詞更加激烈，他從陳果夫那裏知道蔣介石不要黨了，直著嗓子便嚷：“黨是總理締造的，我不能撒手不管！”他與蔣介石理論，滿口的革命辭藻，陳立夫聽得暗呼痛快，說到尾梢，一聲“阿彌陀佛”，又有回頭是岸的感召，聽得蔣介石良久無語，最後表示，自己會考慮大多數人的意見。
翌日，大會繼續進行。接到陳立夫通知，火速從北平趕到廬山的黃宇人率先發言，他說：“國民黨曾有光榮的曆史，今日的腐敗無能，怪誰呢？我以為總裁應負主要責任。因為中央黨政大員，都是總裁任命的，他們直接向總裁負責，不受民意機關和輿論的監督，可見總裁的責任最大。如果青年團要組成一個實行三民主義的黨，必須另選出一位領袖，才能在新環境中發揮其領導才能，否則，我們的團長以一身兼任兩個黨的領袖，當新黨攻擊國民黨腐敗無能時，他將何以自處？”
黃宇人是黨內有名的“大炮”，以口無遮攔著稱，一席話說得在理，全場為之默然。蔣介石連遇兩陣阻擊，心裏開始明白：以團代黨的風險太大，弄不好要翻船。於是憑著政治家的機巧，了無聲息地將“組新黨”的念頭打消了。
蔣的突然轉變，與會代表並不知道。
9月6日，圍繞三青團的性質和地位的主題召開討論會。會上，組建新黨的調門依然高唱入雲。有一個叫張其學的三青團幹部，想在蔣介石麵前討好，竭力抨擊“黨的腐化”，“黨已失去人心”，大聲疾呼“立即組黨”，博得了全場的喝彩。
蔣介石問秘書長：“這位代表姓什麽？”
張正在得意時，未等秘書長回複，便搶先自報家門，大聲地答道：“我是四川支團書記張其學。”
蔣麵帶慍色地點一下頭，向大會發問：“張代表說黨腐化了，是不是啊？”
大家齊聲說：“是。”
蔣又問：“黨腐化了，你們有沒有責任？”
台下沒人回答，隻是交頭接耳，竊竊私語。
蔣清了清嗓子，接著說：“黨腐化了，你們就有責任振作起來，你們現在反而說，團要離開黨，另外組黨，這是逃避責任！這不是革命的表現，而是革命的逃兵！”蔣介石把話說得分量很重，代表們像吃了悶棍一樣，有點兒發暈。
蔣介石目掃會場一周，目光停在張其學身上說：“張代表的發言是錯誤的。”
張其學暗呼冤枉，馬上站起身來辯解：“報告團長，我沒有錯。團長在開幕詞中就指示我們獨立組黨……”
蔣不等對方把話說完，就怒斥道：“你胡說！”接著轉身吩咐秘書長，取消張代表的發言資格。
張其學像泄了氣的皮球跌落在座椅上，整個會場上隻剩下蔣介石的聲音在回蕩。他一會兒指責黨不爭氣，一會兒批評團不成熟，異想天開地要鬧獨立，這不是陷黨於死地嗎？他還說，自己的確對團寄予厚望，但絕不是要團來取代黨。現在大家誤會很深，有必要清理一下……
蔣介石把該講的意思講完，拂袖而去，會場上頓時炸開了鍋，秘書長不知如何應付，隻得宣布休會一天。
三青團獨立組黨的夢想破滅，不僅顯示了力量，而且看到了希望。陳氏兄弟趁熱打鐵，頻頻向蔣介石進言，痛陳黨團分立的危害，突出強調了一元領導的重要性。蔣介石終於同意黨團合並。1947年9月，三青團被宣布取消，該組織的幹部與成員重新登記後，全部轉入同級黨部工作。看上去，“二陳”挫敗毀黨的預謀，保住的根據地。可實際上，以蔣經國為首的三青團高幹紛紛擠進國民黨中央執委會，使色彩的陳家黨內，有了太子爺的地盤。陳氏兄弟算算“總賬”，明裏賺了麵子，暗裏吃虧不少，於是對黨團合並的局麵，一直有行政機關清算的圖謀。
總而言之，蔣介石可以改變三青團獨立組黨的初衷，並不會放棄扶植蔣經國的願望。實際蔣陳間的鬥爭並沒有結束。 <h4>陳果夫頂撞蔣介石</h4>
且說“蔣家王朝陳家黨”，這句話生動地反映了陳果夫兄弟，積極賣命蔣家王朝，在政治上搖旗呐喊，在組織上招降納叛，為維護王朝的統治，帶病工作20年，可謂嘔心瀝血，殫精竭慮。
應該說在國民黨五全大會以前，蔣介石並未虧待陳氏兄弟，給予了百分之一百的信任。包括職務、權力，能給予的便給予，能下放的便下放。這叫放手放腳。然而在國民黨五全大以後，隨著蔣經國的成長，他似乎覺察到了陳氏兄弟再不限製，就要威脅到兒子的升官道路。再加派出現了一係列的問題，於是借口也來了，陳氏兄弟隻降不提，這是蔣介石內定的大原則。可是陳氏兄弟並不知情。時間一長，“二陳”開始有所感覺，但不知什麽原因。有人開玩笑說：“你們占了位置，小蔣往哪放？”對此，陳果夫搖搖頭：“這哪是往哪放啊。”
1933年5月的一天，蔣介石突然傳令召見陳果夫。作為監察院副院長的陳果夫正在找黨內同誌談話，聽到總裁要召見的消息，他立即終止了談話，心想著一定有好事降臨，直到蔣公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