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國難部長”</h4>
陳立夫做了七年的教育部長，他曾引以為豪。
七年，人生能有幾個七年啊！他曾無不驕傲地說：“我在教育部任內，做了不少事，訂了不少製度……迄今猶均在沿用。”
陳立夫當教育部長是從1938年初至1944年。抗戰八年，他幹了七年。他曾不無揶揄地自嘲道：“我的（教育）部長任務幾乎與抗戰相始終”，是個地地道道的“國難部長”。回憶當初之際，調統工作他幹得順手，有聲有色，改換門庭，他幾乎沒有想過。在前，那是九一八事變不久，行政院長汪精衛曾力薦他出任教育部長，他都沒同意。事隔五年，蔣介石再次找到了他。那天本已很晚了，他已洗漱完畢，剛要躺下休息，電話鈴響了。
“立夫，你來一趟。”
“好的，委員長。”
“這都幾點了？”聽到話聲的太太直埋怨。
再說蔣介石夜間辦公是常有的事，當時是國共合作，抗日當頭，敵人的轟炸沒點兒，政府的工作也跟著沒點的轟炸跑。一切都打亂了節奏。
教育部長換屆人選問題一直困惑著蔣介石，有人舉薦了不少人，他一個也沒有看中，有一個人他看中了，人家不願幹。這個人就是曾在美國留過學的陳立夫，第一次談話，不好勉強，這是第二次談話。
陳立夫屁股還沒有坐下，蔣介石就發問了：“你想好了嗎？”
“如果委員長沒有第二個人選，我就以黨國為重吧。”
“看來你還是不情願啊！”蔣介石說完哈哈笑了：“不情願也得情願，戰爭不等人，明天就下命令，後天就上任。”
“這也太緊張了吧？”
“都是戰爭逼的。”
說話間，遠方還傳來隆隆的炮聲。
陳立夫伴著日軍的炮聲走馬上任了。在敵人的炮聲中開始了他為期七年的教育生涯。
陳立夫上任第二天，就報來了新的消息：有三所小學和一所中學，遭到了日機的轟炸，128名學生和兩名教師在這次襲擊中死亡。
“會暫且開到這裏，先處理喪事。”正在開會的陳立夫中止了會議。
陳立夫驅車來到了位於光華路的一所小學校現場。這是四所遭轟炸最為嚴重的一所學校，日機總共在這所小學投下了五枚重型炸彈，81人死亡。其中一個班級正在上課，34名學生，還有1名教師全部遇難。
陳立夫來到這座教室的時候，隻見教室全部坍塌，把一邊的老榆樹也砸倒了。
陳立夫看完了現場，又來到了戰時救護醫院，看望那些受傷的學生。在一個病床前，他停下了腳步，俯下身子問道：“你現在好嗎？”
受傷的女學生回答：“現在好多了。剛入院的時候我還昏迷不醒。”
“當時的情況你還記得嗎？”
“記得，記得。”女學生說：“我和三個女生正在校園裏跳皮筋，正用勁的時候，聽到了轟鳴聲，我們還沒有反應過來，一架日機就貼著二班的教室到了頭頂上，一陣風起，伴著一聲炸響，我什麽也不知道了。”
“要記住這筆血債！”
女學生咬咬嘴唇，點了點頭。
“等你傷好了，要好生學習，將來報效祖國。”
“好的。”
另外，他還告訴陪同的醫院院長說：“要好好為他們治療。”
…… <h4>陳立夫的“五湖四海”</h4>
炮彈為陳立夫上了第一課，今後還將有更多的炮彈陪伴著他，走過這抗日戰爭的七年。應該說這僅僅是開始。
形勢是製定政策的先導。
麵對著抗日戰爭的全麵爆發，文化需要適應，建設需要適應，教育也要轉軌。有人講，學生要停課，教師要扛槍，高年級的學生也要參戰，做到全民皆兵。有人提出廢棄舊製、實施戰時教育的主張，以應對“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為了前線”的口號。從這樣的主張出發，戰時的大學，應該辦成“抗戰人才的供應所”，“救亡幹部的訓練所”，“同時也是民族革命青年先鋒戰士的產生地”；“高中以上的學校除個別與戰事有關者外，為配合抗戰，均應予以改組和停辦”，鼓勵大家當兵去；“初中以下學生未及兵役年齡”的，“亦可變更課程，縮短年限”。還有的希望把沿海的大學撤到後方，等等，不勝枚舉。
麵對著教育要急速轉軌的新形勢，陳立夫有很多工作要做。更令陳立夫憂心的，新官剛上任，人們對他還不相信，觀望者十有八九。常言說：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己不派，凶多吉少，這碗飯要端多久，心裏真沒譜！
但是陳立夫最懂黨務，最知道班子人選的重要。多年來他為多少單位配備過領導班子，他已記不清了。但是有一條是好的單位一定是有一個好的班子，隻有好的班子才能出好的效率。因此，他十分重視班子的重新建設。當他得知人心不穩時，他采取政治家的手腕，做出城頭變旗不變陣的口頭表示：“我這個人不搞山頭，不拉宗派，人事暫時不動。凡是願意幹的，我都留用。”接著陳立夫舉例訴說自己的立黨為公：“我過去受命為中央黨部秘書長時，隻帶了一個秘書。我自己不分人我，人家的人自然可為我用。”於是，這幾句暗示的話，在當時起到了穩定“軍心”的作用，很多人由原來的擔心變成了驚喜。這樣一來，確保了行政事務的穩定和繼續性，不致減少工作的效率，達到了陳立夫暗示的目的。
且說陳立夫說此話不到兩個月，形勢一俟穩定，就立刻拋出了張道藩、張廷休的任命令，並把他們推上重要崗位。明眼人都知二位是陳的絕對親信。手段與陳果夫當年改造中組部的做法如出一轍，名義上也叫“補缺”。
老部長王世傑離任時，帶走了兩個次長和總務司的兩位司長以及秘書。這留下的職位，陳立夫已不再顧慮眾目睽睽，毅然祭起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說辭。後來，他在回憶錄中敘述了當時的情節，認為“補充人員”的事是“十分矚目的”，因為這些主要職位，都與將來教育政策的製定和執行關係重大，從保全大局考慮，必須用信得過的人，於是“發表了曆任浙江省教育廳長、交通部和內政部次長的張道藩同誌為常務次長，又發表了曾任河南省政府秘書長及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的張廷休同誌為秘書”。對此，陳立夫並不掩飾派係色彩，公開承認“這兩位都是與我共事較久的同誌”，他們“都曾擔任過大學教授，也是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把部內的“日常事務交給他們”，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另外，還能反映出陳立夫主張的“五湖四海”的幹部政策，那就是在業務上，他起用了一批學術元老，這不但為他裝門麵，還能顯出他超人的遠見。這些老權威的起用，特別是對教材的編製，在曆史上留下了值得書寫的一筆。為了體現“五湖四海”的宗旨，他選取了三名知名的教授充實司局崗位。他們分別是：清華大學工學院院長顧毓秀教授任教育部政務次長；複旦大學教育係主任章益教授任高等教育司長；北京大學教育係主任吳俊升教授任總務司長。在任職會上，陳立夫侃侃而談他的五湖四海的幹部政策，他說：
“我陳立夫是留洋的人，深知中國教育的差距和不足，也深知如果再不搞五湖四海，就要被人拋出更遠。因此這次任用的三名教授都是國內的頂尖人物。這三位和我過去都沒有私人關係，顧先生是在中國工程師學會及科學化運動協會相識的，章先生是經複旦大學的友人介紹相識的，吳先生過去隻見過一麵甚至還沒有交談過。我選任他們，是因為他們過去對於教育的著作言論和成績，以及在教育界的聲望，可以幫助我執行國家的教育政策。同時又因為國內教育以北方的北京、南方的上海為重心，而三位先生恰恰在各區域有代表性，顧先生與北方教育界有淵源；章先生熟悉上海教育界；吳先生出身東南大學而執教北方，與南北兩方大學都有關係，所以他們就是五湖四海的象征。”
應該說，陳立夫的五湖四海的意義，一時還顯現不出來，容到兩年後便放射出奪目的光彩來。 <h4>收回“文化租界”，創辦中國大學</h4>
由於陳立夫的求學經曆和學識，他對國內和國外的教育情況都了如指掌，特別是對中國大學教育的現狀更是不滿。應該說他是有想法的一任部長。因此他一上任就提出大學改革的想法。
這天，他謝絕賓客，把自己關在屋裏，著重研究一份國聯調查團的報告。這是一份有理有據的報告。他很需要這樣一份報告，沒想到國聯這麽快地做到了。這裏麵有很多數字是他以前沒有掌握的。該調查團利用三個月的時間，考察了中國的高校現狀和主要症結，認為主要症結是“受外國教育影響巨大”。
下麵的文字吸引了陳立夫的眼球：
總認為外國的月亮是圓的。學科研究大多以外國語為媒介，引用的資料和例證，也多取外國。大學的曆史、政治、經濟課程，似乎是為研究西洋的中國學生而設。自然科學教育方麵，偏重於外國的情形更為嚴重。這是其一。
其二，學校課程偏重於文、法，而忽視農、商、醫各門。據目前統計，在58個公私立之大學中，約70%設有文科，40%設有法科，22%設有農科，27%設有工科，12%設有醫科。又有26個專科學院中，有6個專修法科，有4個專修文學、藝術之類，而農、工、醫專科學校，合計亦僅10個左右而已。照此則專門以上學校之畸形發展，其結果不外形成文、法人才之過剩，與農、工、醫人才之缺乏。因其過剩，故失業者逐漸增加，構成社會上種種不安狀態；因其缺乏，故有若幹建設事業不能得專門人才為之推進。果以為此種教育上病態之應糾正，固不待於今日，而以今日為尤急。蓋一方麵訓政建設正在規劃與推進，他方麵又值國家多難之時期，皆有重訂教育方針，造就若幹適用之人才，以應付此非常環境之必要也。
其三，大學教育應造就領袖人才，與專門技術人員，以圖國家建設事業之發展，及政治學術文化之進步。凡大學及大學預科應分布全國，不得以多數同科之大學集於一隅，亦不得於不適宜之地點，任意設立。其學額之多寡，與其分係、分科，國家應依其需要之程度分別規定。其畢業程度，必與外國大學畢業程度相當，由政府派員考試之。如現有大學程度過低，不合標準，應增加其肄業年限，並由政府限製派遣留學生。
……
凡此種種，無非欲革其弊，興其利，使人能盡其才，以挽救中國之貧弱；崇尚首先以光大民族之精神；更附之以改革學製、改善教育方法及有合理之互助，使教育能盡其功能。依此方法，切實行之，則迎頭趕上外國，當非難事也。
陳立夫看完這份調查報告，長期積蓄在內心深處的民族情結，在漸漸地膨脹發作，一個時代的最強音從心底深處發出：“收複‘文化租界’，創辦中國式的大學！”
在這種情況下，陳立夫召開了“大學生改革座談會”，他把來自一線的、現已可稱為他的幹將的三名權威請來談改革。陳立夫首先開門見山：
“今天是大學改革座談會。我先發言，拋磚引玉。我認為文化侵略者對於所侵略的國家，首先要毀滅其曆史文化，我起先對於這些陰謀，還不大了解，後來才恍然大悟。現在沿江、沿海都被日軍占據了，所有大學都往後撤，進行安頓。我發現這些大學都像外國租界。這個完全采用德國學製，那個完全采用法國學製，其他不是采用美國製，就是英國製。但是采用中國學製的又在哪裏？課程五花八門，毫無標準，有關中國曆史的部門為最缺之。學政治或經濟的不談中國政治或經濟製度史，學農的不談中國農業史，國文更是最不注重的一門功課了。這些都是問題，我的意見是要把中國人應知的中國各部門的曆史材料放入必修課，無教材的則獎勵寫作，使中國的大學真正成為中國的大學。”
接著大家發言，最後統一了思想，明確了整理大學的三項基本原則：一是規定統一標準——提高一般大學生課程水準，並與國家文化及建設政策相吻合。二是注重基本訓練——首先注意廣博基礎的培養，文理法各科基本科目為共同必修；然後專精一科，由博返約，使學生不因專門研究而偏固。三是突出精要科目——課程設置力求統整與集中，使學生對本學科精要科目能充分學習，融會貫通，刪除瑣細科目。至於必修課，統一由教育部規定範圍，諸多中國人須備的知識要素囊括其中。比如中國曆史科目中的中國法治史、中國政治史等等；語言科目中，中國文與外國文同為基本的工具科目，中國文要求須能閱讀古文書籍和作通順文章，外國文須能閱讀所習學科外文參考書，不達標者不能畢業。
這樣一來，三位權威都有了發揮重要作用的天地。陳立夫最後把這最艱巨的任務交給了高教司長章益教授總管。時間限定三年，隻爭朝夕。
會後，章益司長還成立了大學生教材用書編輯委員會，編製在高教司內，以公開征求、特約撰寫、采用成書的方法，在從前的基礎上編定大學教材用書163部。同時還編寫了各科目教材綱要草案48種。比如錢穆的《國史大綱》、王力的漢語法理論，賀麟、金嶽霖、湯用彤在哲學、邏輯方麵的研究，聞一多的文學史，華羅庚的《堆壘素數論》，王竹溪的《熱學問題之研究》等等。
從此以後，中國人才真正有了自己的大學課程體係，才有了真正屬於自己的學術體係，這樣才是真正的中國式的大學。應該說這是陳立夫突出的政績。這便是：用了三權威，換來教材書。 <h4>倡導公平競爭，實行統考統招</h4>
陳立夫在任期間，對教育的又一貢獻則是教育製度的改革，而教育製度的改革，最重要的是倡導公平競爭，實行統考統招。
50年後，陳立夫仍很自負，在一次報告中，他曾引以為自豪的是自己從事教育事業七年的曆史。他毫不謙虛地說：“我於教育行政方麵，有相當的建樹和成就。有些改革的成果，比如大學教材，統考統招等等，至今沿用，我很欣然。這些成就固然與我個人的努力有關，但也離不開方方麵麵的支持與合作。真正出了大力的還是我起用的那三位權威。是他們的建議幫助了我的決策。所以我很感謝他們。”
說到這裏，陳立夫站了起來，道：“章益教授來了沒有？”
“來了。”
“顧毓秀教授來了沒有？”
“來了。”
“吳俊升教授來了沒有？”
“來了。”
陳立夫道：“我代表我個人向三位當年曾給我很大支持的好友表示衷心的感謝！”
大家一陣熱烈激情的掌聲。
回憶曆史，陳立夫的統考統招製度的改革邁得既堅定又艱難。
統一招生製度主要包括兩個方麵：一是統一招生機構的設立，變多方自招為一家統招；二是統一考試，亦即時間統一、試卷統一。追溯起來，原是抗戰前的打算。陳立夫上台後，國民政府已退縮山城重慶，這是個地處大西南、交通不便、天高皇帝遠的地方。試想全國又是一個炮火連天的烽火戰場，要在全國這麽大的範圍內搞統一招生考試，難度相當大。一是難在各地時間的統一上，試卷的保密送達就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這主要牽涉到交通工具。再是監考機構的安排，也是一個難題。主要是換地區人員監考，這也有一個人員組織和交通問題。三是統一閱卷工作量大，時間緊，又在戰爭中。總之困難重重。
在這困難麵前，不少人顧慮多多，還有的人打退堂鼓，或說現在是戰爭年代，等戰爭結束再統招統考不遲；或說政府在西南後方，交通不便，不便於指導；或說淪陷區和後方的招生難以協調等等。
開弓沒有回頭箭。
陳立夫是改革者，他認為困難是彈簧，你弱它就強。同時他還認為，謀事在人。在陳立夫的辦公室裏，研究方案落實的會一個接著一個地開，他們把方案做得盡量完善，萬無一失。把可能遇到的困難想到前麵，拿出解決的辦法來應付。
萬事俱備，隻欠東風。在一個朝霞似火的早晨，作為教育部長的陳立夫終於拍板施行，結束了一夜的長會。太陽又是新的，他們沒有休息，又投入實施的“戰場”。這年正是1938年。中國統招統考的實行，伴隨著抗日救國的烽火燃燒起來。
陳立夫堅守陣地，兵來將擋，水來土屯。
因為理論和實踐總有一段距離。實際操作過程中遇到的困難，顯然比預料中的要大。比如交通方麵，各考區分散在後方，試題全靠派員乘飛機專送，萬一遇到類似天氣、機械故障之類的阻礙，試題就難以在統考那天到達。又如，戰時敵機空襲頻繁，萬一考試的那天，有敵機騷擾，學生聞警離場，統考的籌劃就被破壞了。再如試題的保密問題，因為是分區複印，增加了全過程監控的難度。
恰巧在統考那天，重慶山城有一考場被日機轟炸。消息報到陳立夫那裏，陳立夫了解情況後，立即指示按預先的準備執行，啟用預備考場。結果撤離後的學生很快進入預備考場，時間雖然推後了40分鍾，還算沒有影響考試的進行。
第一年統考統招工作，雖然暴露了一些問題，但總算順利。在公開場合裏，陳立夫高度評價了準備工作的“周密”，與具體辦事人員的“勤謹負責”。第二年，為保險起見，陳立夫總結經驗，稍作改動，把十九省市劃成幾塊，改為分區聯合招生，看似大統一的退步，其實倒是切合實際、可用可行的局部統一。統招工作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第三年，統招工作已走上了正規化、製度化。然而，在貫徹過程中，有的因為早先習慣自行招生而反對統一招生的院校，眼下卻因為習慣了統一招生不樂意聯合招生了。聽著嘀嘀咕咕的噪音，善於從生活現象中提煉人生哲理的陳立夫，頓生感慨，歎謂：“惰性二字，世人痼疾，即便麵對良法美意，也是難於圖始，而樂於現成。真的到了分區聯合做出眉目之後，他們或許又屬於撐順風船的那類了。”
據陳立夫回憶說：
“為了統一大學生入學水準以及解除高中畢業生各處奔波參加各大學入學考試的困難，我決定在後方十九省市分區舉行大學入學統一考試辦法。”為此，“教育部成立了統一招生委員會，各考區分設招生委員會辦理報名考試閱卷事宜。考試日期由教育部統一招生委員會主辦，由部公布”。
這個製度連續試行了三年，陳立夫對結果比較滿意，他說：“對於整齊入學水準免除學生奔波之苦，並保證錄取的公正無私，又可減少各院校個別辦理入學考試的浪費，實屬一舉數得。”
對於大學考試製度的改良，似乎要簡便許多，用陳立夫自己的話表述，即“改進畢業考試的辦法，除學期學年考試外，增加了畢業總考”。陳立夫的這條改良設想，緣於他對歐美教育的了解。據他所知，當時的歐美大學，處理學生畢業問題，有兩種不同的辦法：一種辦法是平時無成績考核，畢業考試算總賬，如德國就沿用這種辦法。再就是注重平時及學期考試，考試及格，給予學分，如美國就通行這種辦法。陳立夫經過比較，認為美國的方法較好，中國的大學，應采用美國模式。國聯教育調查團認為美國這種模式“至不妥當”，當時曾建議改為“最終試驗及格”的方式，沒有被當局采用。
後來陳立夫又走了折中路線，也就是略改原製而另加畢業總考。因循此法，每學期學年有考試亦是累積學分，但要求學生必須修足四學年課程，才可以參加畢業考試。畢業考試除了考末一個學期的課程外，還須舉行畢業總考。之所以要這樣做，陳立夫的理由是：“平時有學期學年考試，對於學生之學習進程，隨時有督促與考核，但不是隻要求學生累積若幹學分，即可畢業，而要在舉行總考時，使學生對以往四年所有主要學科有一通盤複習，使其對所獲知識作最後之整理而得係統的了解，不致東鱗西爪支離破碎，有學分製之流弊。”作為一種解釋，陳立夫相信它的說服力，相關的評價當然也就不低了，乃至事隔五十多年以後，他仍然認為，“此種折中辦法，比德國及英法兩國類似的辦法，也尚勝一籌”。
陳立夫做了七年的教育部長，他曾引以為豪。
七年，人生能有幾個七年啊！他曾無不驕傲地說：“我在教育部任內，做了不少事，訂了不少製度……迄今猶均在沿用。”
陳立夫當教育部長是從1938年初至1944年。抗戰八年，他幹了七年。他曾不無揶揄地自嘲道：“我的（教育）部長任務幾乎與抗戰相始終”，是個地地道道的“國難部長”。回憶當初之際，調統工作他幹得順手，有聲有色，改換門庭，他幾乎沒有想過。在前，那是九一八事變不久，行政院長汪精衛曾力薦他出任教育部長，他都沒同意。事隔五年，蔣介石再次找到了他。那天本已很晚了，他已洗漱完畢，剛要躺下休息，電話鈴響了。
“立夫，你來一趟。”
“好的，委員長。”
“這都幾點了？”聽到話聲的太太直埋怨。
再說蔣介石夜間辦公是常有的事，當時是國共合作，抗日當頭，敵人的轟炸沒點兒，政府的工作也跟著沒點的轟炸跑。一切都打亂了節奏。
教育部長換屆人選問題一直困惑著蔣介石，有人舉薦了不少人，他一個也沒有看中，有一個人他看中了，人家不願幹。這個人就是曾在美國留過學的陳立夫，第一次談話，不好勉強，這是第二次談話。
陳立夫屁股還沒有坐下，蔣介石就發問了：“你想好了嗎？”
“如果委員長沒有第二個人選，我就以黨國為重吧。”
“看來你還是不情願啊！”蔣介石說完哈哈笑了：“不情願也得情願，戰爭不等人，明天就下命令，後天就上任。”
“這也太緊張了吧？”
“都是戰爭逼的。”
說話間，遠方還傳來隆隆的炮聲。
陳立夫伴著日軍的炮聲走馬上任了。在敵人的炮聲中開始了他為期七年的教育生涯。
陳立夫上任第二天，就報來了新的消息：有三所小學和一所中學，遭到了日機的轟炸，128名學生和兩名教師在這次襲擊中死亡。
“會暫且開到這裏，先處理喪事。”正在開會的陳立夫中止了會議。
陳立夫驅車來到了位於光華路的一所小學校現場。這是四所遭轟炸最為嚴重的一所學校，日機總共在這所小學投下了五枚重型炸彈，81人死亡。其中一個班級正在上課，34名學生，還有1名教師全部遇難。
陳立夫來到這座教室的時候，隻見教室全部坍塌，把一邊的老榆樹也砸倒了。
陳立夫看完了現場，又來到了戰時救護醫院，看望那些受傷的學生。在一個病床前，他停下了腳步，俯下身子問道：“你現在好嗎？”
受傷的女學生回答：“現在好多了。剛入院的時候我還昏迷不醒。”
“當時的情況你還記得嗎？”
“記得，記得。”女學生說：“我和三個女生正在校園裏跳皮筋，正用勁的時候，聽到了轟鳴聲，我們還沒有反應過來，一架日機就貼著二班的教室到了頭頂上，一陣風起，伴著一聲炸響，我什麽也不知道了。”
“要記住這筆血債！”
女學生咬咬嘴唇，點了點頭。
“等你傷好了，要好生學習，將來報效祖國。”
“好的。”
另外，他還告訴陪同的醫院院長說：“要好好為他們治療。”
…… <h4>陳立夫的“五湖四海”</h4>
炮彈為陳立夫上了第一課，今後還將有更多的炮彈陪伴著他，走過這抗日戰爭的七年。應該說這僅僅是開始。
形勢是製定政策的先導。
麵對著抗日戰爭的全麵爆發，文化需要適應，建設需要適應，教育也要轉軌。有人講，學生要停課，教師要扛槍，高年級的學生也要參戰，做到全民皆兵。有人提出廢棄舊製、實施戰時教育的主張，以應對“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為了前線”的口號。從這樣的主張出發，戰時的大學，應該辦成“抗戰人才的供應所”，“救亡幹部的訓練所”，“同時也是民族革命青年先鋒戰士的產生地”；“高中以上的學校除個別與戰事有關者外，為配合抗戰，均應予以改組和停辦”，鼓勵大家當兵去；“初中以下學生未及兵役年齡”的，“亦可變更課程，縮短年限”。還有的希望把沿海的大學撤到後方，等等，不勝枚舉。
麵對著教育要急速轉軌的新形勢，陳立夫有很多工作要做。更令陳立夫憂心的，新官剛上任，人們對他還不相信，觀望者十有八九。常言說：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己不派，凶多吉少，這碗飯要端多久，心裏真沒譜！
但是陳立夫最懂黨務，最知道班子人選的重要。多年來他為多少單位配備過領導班子，他已記不清了。但是有一條是好的單位一定是有一個好的班子，隻有好的班子才能出好的效率。因此，他十分重視班子的重新建設。當他得知人心不穩時，他采取政治家的手腕，做出城頭變旗不變陣的口頭表示：“我這個人不搞山頭，不拉宗派，人事暫時不動。凡是願意幹的，我都留用。”接著陳立夫舉例訴說自己的立黨為公：“我過去受命為中央黨部秘書長時，隻帶了一個秘書。我自己不分人我，人家的人自然可為我用。”於是，這幾句暗示的話，在當時起到了穩定“軍心”的作用，很多人由原來的擔心變成了驚喜。這樣一來，確保了行政事務的穩定和繼續性，不致減少工作的效率，達到了陳立夫暗示的目的。
且說陳立夫說此話不到兩個月，形勢一俟穩定，就立刻拋出了張道藩、張廷休的任命令，並把他們推上重要崗位。明眼人都知二位是陳的絕對親信。手段與陳果夫當年改造中組部的做法如出一轍，名義上也叫“補缺”。
老部長王世傑離任時，帶走了兩個次長和總務司的兩位司長以及秘書。這留下的職位，陳立夫已不再顧慮眾目睽睽，毅然祭起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說辭。後來，他在回憶錄中敘述了當時的情節，認為“補充人員”的事是“十分矚目的”，因為這些主要職位，都與將來教育政策的製定和執行關係重大，從保全大局考慮，必須用信得過的人，於是“發表了曆任浙江省教育廳長、交通部和內政部次長的張道藩同誌為常務次長，又發表了曾任河南省政府秘書長及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的張廷休同誌為秘書”。對此，陳立夫並不掩飾派係色彩，公開承認“這兩位都是與我共事較久的同誌”，他們“都曾擔任過大學教授，也是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把部內的“日常事務交給他們”，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另外，還能反映出陳立夫主張的“五湖四海”的幹部政策，那就是在業務上，他起用了一批學術元老，這不但為他裝門麵，還能顯出他超人的遠見。這些老權威的起用，特別是對教材的編製，在曆史上留下了值得書寫的一筆。為了體現“五湖四海”的宗旨，他選取了三名知名的教授充實司局崗位。他們分別是：清華大學工學院院長顧毓秀教授任教育部政務次長；複旦大學教育係主任章益教授任高等教育司長；北京大學教育係主任吳俊升教授任總務司長。在任職會上，陳立夫侃侃而談他的五湖四海的幹部政策，他說：
“我陳立夫是留洋的人，深知中國教育的差距和不足，也深知如果再不搞五湖四海，就要被人拋出更遠。因此這次任用的三名教授都是國內的頂尖人物。這三位和我過去都沒有私人關係，顧先生是在中國工程師學會及科學化運動協會相識的，章先生是經複旦大學的友人介紹相識的，吳先生過去隻見過一麵甚至還沒有交談過。我選任他們，是因為他們過去對於教育的著作言論和成績，以及在教育界的聲望，可以幫助我執行國家的教育政策。同時又因為國內教育以北方的北京、南方的上海為重心，而三位先生恰恰在各區域有代表性，顧先生與北方教育界有淵源；章先生熟悉上海教育界；吳先生出身東南大學而執教北方，與南北兩方大學都有關係，所以他們就是五湖四海的象征。”
應該說，陳立夫的五湖四海的意義，一時還顯現不出來，容到兩年後便放射出奪目的光彩來。 <h4>收回“文化租界”，創辦中國大學</h4>
由於陳立夫的求學經曆和學識，他對國內和國外的教育情況都了如指掌，特別是對中國大學教育的現狀更是不滿。應該說他是有想法的一任部長。因此他一上任就提出大學改革的想法。
這天，他謝絕賓客，把自己關在屋裏，著重研究一份國聯調查團的報告。這是一份有理有據的報告。他很需要這樣一份報告，沒想到國聯這麽快地做到了。這裏麵有很多數字是他以前沒有掌握的。該調查團利用三個月的時間，考察了中國的高校現狀和主要症結，認為主要症結是“受外國教育影響巨大”。
下麵的文字吸引了陳立夫的眼球：
總認為外國的月亮是圓的。學科研究大多以外國語為媒介，引用的資料和例證，也多取外國。大學的曆史、政治、經濟課程，似乎是為研究西洋的中國學生而設。自然科學教育方麵，偏重於外國的情形更為嚴重。這是其一。
其二，學校課程偏重於文、法，而忽視農、商、醫各門。據目前統計，在58個公私立之大學中，約70%設有文科，40%設有法科，22%設有農科，27%設有工科，12%設有醫科。又有26個專科學院中，有6個專修法科，有4個專修文學、藝術之類，而農、工、醫專科學校，合計亦僅10個左右而已。照此則專門以上學校之畸形發展，其結果不外形成文、法人才之過剩，與農、工、醫人才之缺乏。因其過剩，故失業者逐漸增加，構成社會上種種不安狀態；因其缺乏，故有若幹建設事業不能得專門人才為之推進。果以為此種教育上病態之應糾正，固不待於今日，而以今日為尤急。蓋一方麵訓政建設正在規劃與推進，他方麵又值國家多難之時期，皆有重訂教育方針，造就若幹適用之人才，以應付此非常環境之必要也。
其三，大學教育應造就領袖人才，與專門技術人員，以圖國家建設事業之發展，及政治學術文化之進步。凡大學及大學預科應分布全國，不得以多數同科之大學集於一隅，亦不得於不適宜之地點，任意設立。其學額之多寡，與其分係、分科，國家應依其需要之程度分別規定。其畢業程度，必與外國大學畢業程度相當，由政府派員考試之。如現有大學程度過低，不合標準，應增加其肄業年限，並由政府限製派遣留學生。
……
凡此種種，無非欲革其弊，興其利，使人能盡其才，以挽救中國之貧弱；崇尚首先以光大民族之精神；更附之以改革學製、改善教育方法及有合理之互助，使教育能盡其功能。依此方法，切實行之，則迎頭趕上外國，當非難事也。
陳立夫看完這份調查報告，長期積蓄在內心深處的民族情結，在漸漸地膨脹發作，一個時代的最強音從心底深處發出：“收複‘文化租界’，創辦中國式的大學！”
在這種情況下，陳立夫召開了“大學生改革座談會”，他把來自一線的、現已可稱為他的幹將的三名權威請來談改革。陳立夫首先開門見山：
“今天是大學改革座談會。我先發言，拋磚引玉。我認為文化侵略者對於所侵略的國家，首先要毀滅其曆史文化，我起先對於這些陰謀，還不大了解，後來才恍然大悟。現在沿江、沿海都被日軍占據了，所有大學都往後撤，進行安頓。我發現這些大學都像外國租界。這個完全采用德國學製，那個完全采用法國學製，其他不是采用美國製，就是英國製。但是采用中國學製的又在哪裏？課程五花八門，毫無標準，有關中國曆史的部門為最缺之。學政治或經濟的不談中國政治或經濟製度史，學農的不談中國農業史，國文更是最不注重的一門功課了。這些都是問題，我的意見是要把中國人應知的中國各部門的曆史材料放入必修課，無教材的則獎勵寫作，使中國的大學真正成為中國的大學。”
接著大家發言，最後統一了思想，明確了整理大學的三項基本原則：一是規定統一標準——提高一般大學生課程水準，並與國家文化及建設政策相吻合。二是注重基本訓練——首先注意廣博基礎的培養，文理法各科基本科目為共同必修；然後專精一科，由博返約，使學生不因專門研究而偏固。三是突出精要科目——課程設置力求統整與集中，使學生對本學科精要科目能充分學習，融會貫通，刪除瑣細科目。至於必修課，統一由教育部規定範圍，諸多中國人須備的知識要素囊括其中。比如中國曆史科目中的中國法治史、中國政治史等等；語言科目中，中國文與外國文同為基本的工具科目，中國文要求須能閱讀古文書籍和作通順文章，外國文須能閱讀所習學科外文參考書，不達標者不能畢業。
這樣一來，三位權威都有了發揮重要作用的天地。陳立夫最後把這最艱巨的任務交給了高教司長章益教授總管。時間限定三年，隻爭朝夕。
會後，章益司長還成立了大學生教材用書編輯委員會，編製在高教司內，以公開征求、特約撰寫、采用成書的方法，在從前的基礎上編定大學教材用書163部。同時還編寫了各科目教材綱要草案48種。比如錢穆的《國史大綱》、王力的漢語法理論，賀麟、金嶽霖、湯用彤在哲學、邏輯方麵的研究，聞一多的文學史，華羅庚的《堆壘素數論》，王竹溪的《熱學問題之研究》等等。
從此以後，中國人才真正有了自己的大學課程體係，才有了真正屬於自己的學術體係，這樣才是真正的中國式的大學。應該說這是陳立夫突出的政績。這便是：用了三權威，換來教材書。 <h4>倡導公平競爭，實行統考統招</h4>
陳立夫在任期間，對教育的又一貢獻則是教育製度的改革，而教育製度的改革，最重要的是倡導公平競爭，實行統考統招。
50年後，陳立夫仍很自負，在一次報告中，他曾引以為自豪的是自己從事教育事業七年的曆史。他毫不謙虛地說：“我於教育行政方麵，有相當的建樹和成就。有些改革的成果，比如大學教材，統考統招等等，至今沿用，我很欣然。這些成就固然與我個人的努力有關，但也離不開方方麵麵的支持與合作。真正出了大力的還是我起用的那三位權威。是他們的建議幫助了我的決策。所以我很感謝他們。”
說到這裏，陳立夫站了起來，道：“章益教授來了沒有？”
“來了。”
“顧毓秀教授來了沒有？”
“來了。”
“吳俊升教授來了沒有？”
“來了。”
陳立夫道：“我代表我個人向三位當年曾給我很大支持的好友表示衷心的感謝！”
大家一陣熱烈激情的掌聲。
回憶曆史，陳立夫的統考統招製度的改革邁得既堅定又艱難。
統一招生製度主要包括兩個方麵：一是統一招生機構的設立，變多方自招為一家統招；二是統一考試，亦即時間統一、試卷統一。追溯起來，原是抗戰前的打算。陳立夫上台後，國民政府已退縮山城重慶，這是個地處大西南、交通不便、天高皇帝遠的地方。試想全國又是一個炮火連天的烽火戰場，要在全國這麽大的範圍內搞統一招生考試，難度相當大。一是難在各地時間的統一上，試卷的保密送達就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這主要牽涉到交通工具。再是監考機構的安排，也是一個難題。主要是換地區人員監考，這也有一個人員組織和交通問題。三是統一閱卷工作量大，時間緊，又在戰爭中。總之困難重重。
在這困難麵前，不少人顧慮多多，還有的人打退堂鼓，或說現在是戰爭年代，等戰爭結束再統招統考不遲；或說政府在西南後方，交通不便，不便於指導；或說淪陷區和後方的招生難以協調等等。
開弓沒有回頭箭。
陳立夫是改革者，他認為困難是彈簧，你弱它就強。同時他還認為，謀事在人。在陳立夫的辦公室裏，研究方案落實的會一個接著一個地開，他們把方案做得盡量完善，萬無一失。把可能遇到的困難想到前麵，拿出解決的辦法來應付。
萬事俱備，隻欠東風。在一個朝霞似火的早晨，作為教育部長的陳立夫終於拍板施行，結束了一夜的長會。太陽又是新的，他們沒有休息，又投入實施的“戰場”。這年正是1938年。中國統招統考的實行，伴隨著抗日救國的烽火燃燒起來。
陳立夫堅守陣地，兵來將擋，水來土屯。
因為理論和實踐總有一段距離。實際操作過程中遇到的困難，顯然比預料中的要大。比如交通方麵，各考區分散在後方，試題全靠派員乘飛機專送，萬一遇到類似天氣、機械故障之類的阻礙，試題就難以在統考那天到達。又如，戰時敵機空襲頻繁，萬一考試的那天，有敵機騷擾，學生聞警離場，統考的籌劃就被破壞了。再如試題的保密問題，因為是分區複印，增加了全過程監控的難度。
恰巧在統考那天，重慶山城有一考場被日機轟炸。消息報到陳立夫那裏，陳立夫了解情況後，立即指示按預先的準備執行，啟用預備考場。結果撤離後的學生很快進入預備考場，時間雖然推後了40分鍾，還算沒有影響考試的進行。
第一年統考統招工作，雖然暴露了一些問題，但總算順利。在公開場合裏，陳立夫高度評價了準備工作的“周密”，與具體辦事人員的“勤謹負責”。第二年，為保險起見，陳立夫總結經驗，稍作改動，把十九省市劃成幾塊，改為分區聯合招生，看似大統一的退步，其實倒是切合實際、可用可行的局部統一。統招工作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第三年，統招工作已走上了正規化、製度化。然而，在貫徹過程中，有的因為早先習慣自行招生而反對統一招生的院校，眼下卻因為習慣了統一招生不樂意聯合招生了。聽著嘀嘀咕咕的噪音，善於從生活現象中提煉人生哲理的陳立夫，頓生感慨，歎謂：“惰性二字，世人痼疾，即便麵對良法美意，也是難於圖始，而樂於現成。真的到了分區聯合做出眉目之後，他們或許又屬於撐順風船的那類了。”
據陳立夫回憶說：
“為了統一大學生入學水準以及解除高中畢業生各處奔波參加各大學入學考試的困難，我決定在後方十九省市分區舉行大學入學統一考試辦法。”為此，“教育部成立了統一招生委員會，各考區分設招生委員會辦理報名考試閱卷事宜。考試日期由教育部統一招生委員會主辦，由部公布”。
這個製度連續試行了三年，陳立夫對結果比較滿意，他說：“對於整齊入學水準免除學生奔波之苦，並保證錄取的公正無私，又可減少各院校個別辦理入學考試的浪費，實屬一舉數得。”
對於大學考試製度的改良，似乎要簡便許多，用陳立夫自己的話表述，即“改進畢業考試的辦法，除學期學年考試外，增加了畢業總考”。陳立夫的這條改良設想，緣於他對歐美教育的了解。據他所知，當時的歐美大學，處理學生畢業問題，有兩種不同的辦法：一種辦法是平時無成績考核，畢業考試算總賬，如德國就沿用這種辦法。再就是注重平時及學期考試，考試及格，給予學分，如美國就通行這種辦法。陳立夫經過比較，認為美國的方法較好，中國的大學，應采用美國模式。國聯教育調查團認為美國這種模式“至不妥當”，當時曾建議改為“最終試驗及格”的方式，沒有被當局采用。
後來陳立夫又走了折中路線，也就是略改原製而另加畢業總考。因循此法，每學期學年有考試亦是累積學分，但要求學生必須修足四學年課程，才可以參加畢業考試。畢業考試除了考末一個學期的課程外，還須舉行畢業總考。之所以要這樣做，陳立夫的理由是：“平時有學期學年考試，對於學生之學習進程，隨時有督促與考核，但不是隻要求學生累積若幹學分，即可畢業，而要在舉行總考時，使學生對以往四年所有主要學科有一通盤複習，使其對所獲知識作最後之整理而得係統的了解，不致東鱗西爪支離破碎，有學分製之流弊。”作為一種解釋，陳立夫相信它的說服力，相關的評價當然也就不低了，乃至事隔五十多年以後，他仍然認為，“此種折中辦法，比德國及英法兩國類似的辦法，也尚勝一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