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複成橋血案”始末</h4>
南京政府成立不久，就出現了窩裏鬥。桂係李宗仁不滿意蔣的專製和獨裁，開始作梗。與此同時，津浦線上與軍閥孫傳芳的作戰也告失利。蔣介石頂不住黨爭、戰事、內訌的三重壓力，被迫宣布下野，以退為進。他冷眼旁觀一幕幕鬧劇，心中的算盤越來越清晰。蔣介石由張群、陳果夫陪同，回到老家溪口省親。他們並不在意失敗，議論最多的話題就是如何卷土重來。蔣介石再三叮嚀陳果夫，未來的黨務你要多考慮，說罷緊攥拳頭，意思是要牢牢地控製大權，且不能兒戲。
從溪口回到上海，一天，蔣介石把陳果夫、陳立夫叫到跟前，要他們兄弟使出渾身解數，陷南京當局於困境，讓那些新貴的軍閥們美夢化影。陳氏兄弟滿口應允。
當時，滬上正聚集著一批前任的各省市黨部官員，因為特委會的排擠，失業的失業，賦閑的賦閑，什麽話都敢講，滿肚子都是怨氣。這些人用不著動員，都會自覺地簇擁在二陳的周圍，成為擁蔣運動的生力軍。
一個月高星稀的夜晚，陳果夫秉承主子蔣介石的旨意，悄悄地潛回南京黨務學校，為反對和推翻西山派的特委會，他連夜找到穀正綱、段錫朋、康澤，成立了秘密行動小組。這一切事情完成後，東方已經報曉。
再說11月20日，國民黨南京特別市黨部正召開黨員大會。這天，黨員到會較多。
臨近中午，大會表決《擁護特別委員會》的議案時，會議不再沉默。有人站出來，公開反對這個議案的通過，說什麽要黨還是要派這是個原則問題！我們不能成為西山派的走狗！反對者也嘩啦啦地站了出來，說什麽這個議案重要，是關係到我們黨國的命運的大問題，不通過，誰也別想吃午飯！
一時間，雙方劍拔弩張，互不相讓。討論會變成了對罵會，唇槍舌劍，火藥味愈來愈濃。話說這時，一個學生模樣的青年，名叫黃傑，他赤腳跳到桌子上，麵對眾人，曆數特委會屬非法的種種理由，說到激動處，竟抑製不住振臂高呼起口號來：“打倒特別委員會——”不少人也跟著喊叫起來。
一時間會場大亂，驚動了公安局出麵，抓走了黃傑等四名中央黨務學校的學生。作為總務主任的陳果夫當然也不幹了。翌日，中央黨務學校的學生在陳果夫的暗中支持下，他們舉行了遊行。他們高舉著校旗，佩戴著校徽，用“打倒特別委員會！”“還我學生！”的口號開道，先赴南京市黨部門前，砸毀了門牌。最後迫使當局釋放了被捕的四名學生。
初戰告捷，人人高興。可陳果夫在給同學們加油，策劃一場更大的風暴——初步選定討唐（生智）祝捷大會那天起事。
11月22日，預定的祝捷大會如期在複成橋畔的公共體育場舉行。
上午8時，人們從四麵八方向體育場方向擁來。這裏麵有工人、有學生，還有市民，黑壓壓的，不下三四萬人。陳果夫的中央黨務學校的學生穿著打扮很特別，他們是一色的灰製服，腰紮一字皮帶，人手一根齊眉長棍，他們是9時進來的，緊緊地把住了體育場的四個出口。這時四個出口隻能進不能出，人群很快把個偌大的體育場堵了個水泄不通。謝持等特委會首腦見事態不妙，急調軍警驅散，但人山人海，為時已晚。
接著會議準時開始，穀正綱第一個跳上台發表極具煽惑力的說辭，把激情的會場演繹到極致。沒等主持會議的謝持回過神來，穀正綱開始大呼口號：
“打倒昏庸老朽的西山派！”
“打倒非法的特別委員會！”
……
受鼓動的群眾也隨聲附和，口號聲淹沒了謝持的聲音，謝持見自己的勸說沒有效果，便摘下自己的帽子上下搖曳，人們還是無動於衷。
“遊行示威吧——”人群中，不知是誰高喊了一聲。隨後人們便朝門口湧出。與會人員在穀正綱、段錫朋的帶領下開始遊行。中央黨務學校的學生走在最前麵，其他群眾按照四人一排尾隨其後，隊伍浩浩蕩蕩，綿延數裏，極為壯觀。
事情到了這般天地，謝持恍然大悟，他隨手在禿頂頭上抓了兩下，心生一計，接著就消失在主席台下。
話說當遊行隊伍來到複成橋頭時，便遭到了軍警的阻攔，雙方正在僵持之際，隻見從橋頭堡下飛出一蒙麵男子，朝軍警連放冷槍。軍警也不能自製了，端起槍來向遊行人群開了槍。鄭廷貞、範世林當場斃命。中央黨務學校學生袁大煦重傷，搶救無效死亡。輕傷者不計其數。
於是，中央黨務學校禮堂由慶祝改成了追悼會。追悼會後，大家集中到廣場，準備抬著袁大煦的遺體，到國民政府門前請願。國府裏主持工作的要員們果然亂了陣腳。不一會兒，在代表的催促下，李烈鈞（國府三常委之一）離開辦公廳，來到大門外。他望著白布纏身的袁大煦遺體，聽著學生們的呼號，心如刀絞，一聲長歎：“老實說，袁同誌死在黨爭！”他的話音剛一落地，行列中便有人質問：“請問李委員，黨爭是什麽意思？難道袁大煦是共產黨員嗎？如果不是，那麽打死袁同誌的到底是什麽人？又是什麽黨？”李烈鈞沒有想到對方有此一問，麵色變土，冷汗涔涔，道：“我老糊塗了，我說錯了。”
陳果夫導演的這出戲，贏得了社會的同情和民眾的支持，特委會頓時陷入困境。連日來，他們頻繁召開談話會，進行辯解，可是越辯越黑，最後隻得在四麵楚歌中折冠而去。特委會竟成了國民黨史上壽命最短的中央領導機構之一。同時這也為蔣介石重新披掛上台鋪平了道路。 <h4>陳果夫的清黨</h4>
1928年新年伊始，蔣介石重新上台，陳果夫被任命為中央代理組織部長，陳立夫被任命為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常務委員兼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長。這時，蔣介石為了鞏固他的政權，再次強調“清黨”是當務之急。用他的話說，第一是清黨，第二是清黨，第三還是清黨。清黨壓倒一切。陳果夫深領主子之意，遂在2月南京召開的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上極力鼓吹清黨。
在這次會議上，陳果夫的提案幾乎占了會議所有提案的一半，這些提案都是清黨，從理論到實踐，甚至包括方法、程序都做了一一闡述。
會上陳果夫多次發言，陳述自己的清黨觀點，他認為，要使清黨運動能收到實效，必須與整理黨務結合起來，把整理黨務作為清黨的一個重要內容。為此，他與主子還有丁惟汾一起擬定了整理黨務的提案交大會討論。為了使清黨有法可依，他又與蔡元培等人提出了《製止共產黨陰謀案》等。
陳果夫由於在會上的出色表現，被選為中央監察委員、民眾訓練委員會委員及常委。會後，陳氏二兄弟即著手對國民黨各級黨部進行整理，他們首先決定從反共分子中選出“精英”人物，作為黨務指導員，分派到全國各地去，主持清黨。這些黨務指導員到各地後，打著整理黨務的旗號，將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分子及異己分子統統驅逐，掃地出門，重新組閣，安插二陳的親信。這樣一來，就出現一個現實的問題，國民黨極右化了，極右的分子卻出現了不足。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培養一大批新的國民黨骨幹分子，陳果夫決定在以前黨政訓練所的基礎上，成立一所中央黨務學校。他們設想將黨務學校辦得像黃埔軍校一樣，成為一所政治學校。為加強領導蔣介石親自兼任校長，戴季陶任教育主任，丁惟汾任培訓主任，陳果夫為總務主任。這個集領袖、理論家、實幹家於一體的領導班子，真正主持校務的，隻有陳果夫一人。陳果夫認為，“欲造成革命之武力，不可無黃埔；欲推進黨務之發展，更不可無一般曾經充分訓練之黨員，充實各級黨部，鞏固本黨之組織”。
1928年底，國民黨中央宣布進入訓政期，為了培養更多的追隨者，特於1929年6月，經國民黨中央批準，將中央黨務學校擴改為中央政治學校，學製四年。蔣介石繼續擔任校長，另外增設校務委員，陳果夫、陳立夫均當選。不久，陳果夫又取代了丁惟汾，接任教育長。自此，中央政治學校基本上成為二陳的禁臠。
話說這年學校擴改為“中央政治學校”的時候，學校還舉行了閱兵式。
主席台上，蔣介石一身戎裝，威風凜凜。
偌大操場上，各中隊學員列隊完畢，八個方塊陣營，一拉溜地立在主席台前，十分整齊。此時，各方陣分別向教育長陳果夫列隊報告，報告完畢，陳果夫又整理隊伍：“稍息，”當他以洪亮的聲音，喊聲“立正”，然後端起雙臂，跑到主席台前，離蔣介石三米遠的距離，雙手垂下，雙腳並攏，向蔣總司令敬禮報告：
“總司令，我校列隊完畢，檢閱是否開始？報告人陳果夫。”
蔣介石還了一個軍禮道：“開始——”
在陳果夫重回隊列之中時，音樂響起，檢閱開始。一隊隊方陣，在行進的音樂聲中，邁著整齊有序的步伐通過檢閱台，口號聲響徹雲霄……
後來，這些畢業生都成了蔣介石反共剿共的生力軍。 <h4>中國調統工作的創建者</h4>
在純潔組織、整頓黨務的同時，陳果夫根據主子的建議，對中央組織部進行了調整和改革。改革後的組織部下屬七個科，分別是組織科、編審科、黨籍科、總務科、軍人科、海外科和調查科。明眼人一看便知，這前四個科是固有的建製，後三個是新設的，尤其是這個調查科更為顯眼。誰來主持這方麵的工作都令人注目。陳果夫已經給蔣介石提出七個人選，蔣介石都一一否定了，原來這個人選早在他的心中，不是別人，就是陳立夫。就連一娘同胞的兄長陳果夫也感到意外：“他可是學礦業的。”
“任人唯賢。看來，你還是不大了解他。”蔣介石哈哈地笑了。片刻，他又斂著笑，道：“你快把立夫找來，我要當麵談話。”
“是，三叔。”陳果夫這次喊了聲三叔，表示了他對蔣介石的感謝。
不一會兒，陳立夫氣喘籲籲地跑過來：“總司令，你找我？”
“是，請坐下。”
陳立夫隨便找了一個位置坐下後，蔣介石發話了：“今天我找你，有一重擔讓你挑。”
“總司令，隻要我陳立夫挑得動的，你就吩咐吧。”
“組織部的調查科，我任命你為科長！”蔣介石提高了聲音。
“謝謝總司令栽培。”陳立夫忙道，但他還不知道這調查科是幹什麽的。蔣介石大概看出了他的心思，忙又解釋道：
“這可是個重要的工作。我曾去過蘇聯，他們的克格勃龐大嚴密的組織體係令人羨慕，它對國家的安全和穩定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陳立夫像聽天書一樣還是直搖頭，蔣介石又解釋道：“美國的聯邦調查局，神通廣大。大概你不會陌生吧？”陳立夫點點頭。蔣介石繼續講道：
“凡是一個國家，受了外力的侵襲，為求自保，必須有一個健全組織的調統機構，你如果讀過《管子》一書，就知道齊國的調統組織的健全，老百姓的一切，政府都調查得一清二楚，對外更不用說了，故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說白了，調統其實就是幫助政府洞察內憂外患的耳目，現代人賦予他們的俗稱叫特務，官名叫秘密警察。設在組織部門，一是防範共產黨的滲透，二是對付黨內的反政府勢力。”
說到這裏，陳立夫眼前一亮：“總司令，我懂了，你看我能行嗎？”
“能行！”蔣介石一言為定。
陳立夫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自己是文弱書生出身，從沒有幹過偷雞摸狗的事情，然而蔣介石對偷雞摸狗的人偏不選，獨選自己這個文弱書生。蔣介石有蔣介石的道理，他是要按照自己的意向改造世界的：“就這樣定了，你就上任吧！”
陳立夫從蔣介石辦公室走出來的時候，三星已指南方，天穹很黑又很深。心中的不安並沒有因為剛才的談話而減輕。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很有意思地寫道：“我奉到這個命令，感到我的個性對此頗不適宜，並且對這項工作絲毫沒有知識和經驗，因為我是學采礦工程的，對物而不對人。”於是，他便急急地找到戴季陶，因為是要好的朋友，一吐為快。戴季陶聽完陳立夫的敘說，便發表個人的意見：“你是一位和善而有智慧的人，做調查工作的人，固然三教九流的人都需要，但是要去管這些人的人，需要一位慈祥而公正的人，才能管住他們而不出亂子。你看寺廟中兩邊站的十八尊羅漢，個個都是橫眉怒目三頭六臂的，但是中間坐的那位如來佛，卻是何等的慈祥雍貴，唯其如此，才能管得住，做得好。所以蔣先生要你去做，就是這個道理，我看你還是從命吧。”
其實，戴季陶巧言令色，真正的用心處，還是幫襯蔣介石。直到抗戰爆發後，陳立夫改做教育部長，戴季陶向陳立夫道賀時，才吐出真言：“你能夠擺脫調統工作，是你的聰明過人，我當時勸你接受任命，喻之以如來佛之管十八尊羅漢，今竟能安全解脫，真是你的造化，恭喜恭喜。”此為後話不說。
陳立夫走馬上任後，首先是專門人才短缺。陳立夫所任用的人，按他自己的原話說，“多半是美國留學生，學工程與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的，所以調查科開始組織，就是請這些人幫忙參加，他們中沒有一個懂美國fbi（聯邦調查局）或蘇聯的格別烏類似我們的調統工作的。我們的科分調查和統計兩組，一麵做，一麵學。究竟這些人是受過高等教育而有科學訓練的……我們的工作進行得非常順利，不久就破獲了若幹共黨秘密機關”，抓捕共產黨人16000餘人，這些“驕人戰績”，深得蔣介石的讚賞。
由於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的班底由高學曆的留美生組成，這就使得“中統”（後改名為中國國民黨調查統計局）具有鮮明的技術專家的特征。由此波及他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風和辦事特點等形成了與“軍統”別樣的風格。後來，“中統”與“軍統”統稱為蔣家王朝的兩大特務組織，他們的互為犄角，明爭暗鬥，除了中統人士自恃白領身份看不慣軍統的粗野狂妄外，“同行冤家路窄”是主要原因，而始作俑者恰恰是他們的主子——蔣介石。
就這樣陳立夫在調查科幹了一年多，沒捅婁子，工作出色，得到主子的讚賞，被提升為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雖說換了崗位，但調統方麵的工作仍要他拿意見，還要親自過問。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38年陳立夫擔任教育部長，整整10個年頭。陳立夫在他的回憶錄中大言不慚地稱自己是“中國調統工作”的“創建者”。 <h4>“蔣家王朝陳家黨”的由來</h4>
孫中山去世，廣州革命政府群龍無首，國民黨立刻成分裂狀態：汪精衛、胡漢民、孫科、丁惟汾四派四個“山頭”，蔣介石還不成氣候，要排位的話，權且算“小五”吧。
曆史像魔術師一樣在無聲地演變。廖仲愷被刺事件發生後，嚴懲凶手的呼聲一浪高於一浪，胡漢民、許崇智被趕出了國民黨中央，離開了廣州；“中山艦事件”後，汪精衛的日子也不好過，下野出國，溜之大吉；孫科自成一派，仰仗的是革命領袖孫中山，孫科是留學生出身，實踐不足，自己沒有主見，跟隨的人也沒有主見，孫派可稱為“扶不起的天子”，難成氣候。所以，在廣州國民黨中，還存在以中央秘書長兼青年部長丁惟汾為首的丁派和新崛起的蔣介石、陳果夫為首的蔣派。當時國民黨的黨務實權還在丁惟汾手中。
鬥爭的第一階段，陳果夫當了蔣介石的組織部長後，其職權隻能在組織部門內行使。各省黨部的工作，都由丁惟汾以國民黨中央秘書長的名義一手包攬，陳果夫插不上手。對於國民黨的清黨工作和後來蔣介石與汪精衛的寧漢分裂，丁惟汾都旗幟鮮明地站在蔣介石一方。因為丁惟汾骨子裏反共，而汪精衛一直以國民黨正統領袖自居，為掌握黨權的丁惟汾所不恥。所以這個時期，丁、蔣、陳尚能合作。也有人稱是“蔣家王朝丁家黨”。尤其是1927年到1928年是他們黨務合作的最好時期。在這個時期，尤其是國民黨的二屆四中全會，他們在黨務上，在用人上一唱一和，配合默契。在這之前，蔣介石、陳果夫與丁惟汾合作，趕走了胡漢民，擠垮了汪精衛，威鎮了孫科派。因為蔣介石複職上台不久，需要表現出一種大度寬容的姿態，所以在二屆四中全會上選出的五名中央執行委員的人選中，丁惟汾的大名赫然在上。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在這次會議上，也為丁、蔣間的衝突埋下了伏筆。
會後，蔣介石重任中央組織部長，陳果夫負責整個部務。在蔣的授意下，把整個國民黨都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因此再次決定整理各地黨務。按照二屆四中全會規定，各地各級黨部一律暫停一切活動，聽候中央派人整理。為純潔組織，各地黨員一律重新登記。因為蔣介石拋開了丁惟汾，丁惟汾心想，不管怎樣，我也是中執委五名委員之一呢！蔣丁之間立馬出現裂縫。蔣介石可不管那一套，我行我素，四中全會結束後不久，蔣介石一紙命令又解散取消了國民黨中央青年部，調丁惟汾改任中央訓練部長。這樣丁惟汾丟掉了青年部的組織人事大權，這些均收為中央組織部工作。權力一大一小，使丁惟汾感到了權力的危機。
1928年8月，蔣介石與陳果夫加緊了策劃，在策劃的基礎上，在南京召開了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此時蔣桂馮閻合作的第二次北伐剛剛結束，蔣介石的聲望可以說是如日中天。勝利使他頭腦發熱，於是他乘戰勝張作霖、孫傳芳、張宗昌之餘威，開始在國民黨內部向其他黨派開刀。
在這次會議上，蔣介石的既定目標是：對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手握重兵的新軍閥，他倡議裁兵；對有獨立王國姿態的各地政府分會，他主張取消；對國民黨黨權，他要求獨攬。由此蔣介石的野心昭然若揭。
國民黨五中全會激化了蔣介石、陳果夫和丁惟汾的矛盾。會後不久，胡漢民回國，倡導實行孫中山提倡的“五權憲法”，利用五權分離的辦法和孫中山這頂大帽子，壓蔣介石讓權。這次丁惟汾采取坐山觀虎鬥的中庸策略，既不反蔣，也不反胡。蔣介石、胡漢民既互相利用勾結，也互相指責、爭鬥。
丁惟汾和蔣介石、陳果夫在黨權上的爭鬥，一直在或明或暗地進行，但公開爆發是在1929年3月15日召開的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夕。
按理說國民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是在清黨和整理黨務的基礎上召開，可是在這個問題上陳果夫、陳立夫出了點兒偏差。在建立新黨部時，由於受時間的限製，二陳一時找不到那麽多完全可靠的人員派往各地，饑不擇食地拚湊了一些人，包括一些表麵可靠實際反蔣的人，這些人下去就出了亂子，他們與當地反蔣分子串通一氣，新黨部建立了，卻成了反蔣者的天下。在這種情況下，代表不能產生，於是自以為聰明的蔣介石靈機一動，采取圈定與指定代表的辦法，召開大會。沒想到這種辦法遭到了各派的強烈抗議。這時，丁惟汾帶領三民主義大同盟公開跳出來反對。他們遞交抗議書，散布不滿情緒，希望擴大事端。
且說丁惟汾的三民主義大同盟，以北平、天津兩地為核心，勢力遍布全中國。這時的丁惟汾采取以退為進的戰略，公開提出辭職，並離開南京赴北平。在臨上車時，他吩咐在南京的大同盟組織把矛頭緊緊對準蔣介石，他本人回北方地區策應。這樣南北夾擊，把戰火燒起來。
南京政府成立不久，就出現了窩裏鬥。桂係李宗仁不滿意蔣的專製和獨裁，開始作梗。與此同時，津浦線上與軍閥孫傳芳的作戰也告失利。蔣介石頂不住黨爭、戰事、內訌的三重壓力，被迫宣布下野，以退為進。他冷眼旁觀一幕幕鬧劇，心中的算盤越來越清晰。蔣介石由張群、陳果夫陪同，回到老家溪口省親。他們並不在意失敗，議論最多的話題就是如何卷土重來。蔣介石再三叮嚀陳果夫，未來的黨務你要多考慮，說罷緊攥拳頭，意思是要牢牢地控製大權，且不能兒戲。
從溪口回到上海，一天，蔣介石把陳果夫、陳立夫叫到跟前，要他們兄弟使出渾身解數，陷南京當局於困境，讓那些新貴的軍閥們美夢化影。陳氏兄弟滿口應允。
當時，滬上正聚集著一批前任的各省市黨部官員，因為特委會的排擠，失業的失業，賦閑的賦閑，什麽話都敢講，滿肚子都是怨氣。這些人用不著動員，都會自覺地簇擁在二陳的周圍，成為擁蔣運動的生力軍。
一個月高星稀的夜晚，陳果夫秉承主子蔣介石的旨意，悄悄地潛回南京黨務學校，為反對和推翻西山派的特委會，他連夜找到穀正綱、段錫朋、康澤，成立了秘密行動小組。這一切事情完成後，東方已經報曉。
再說11月20日，國民黨南京特別市黨部正召開黨員大會。這天，黨員到會較多。
臨近中午，大會表決《擁護特別委員會》的議案時，會議不再沉默。有人站出來，公開反對這個議案的通過，說什麽要黨還是要派這是個原則問題！我們不能成為西山派的走狗！反對者也嘩啦啦地站了出來，說什麽這個議案重要，是關係到我們黨國的命運的大問題，不通過，誰也別想吃午飯！
一時間，雙方劍拔弩張，互不相讓。討論會變成了對罵會，唇槍舌劍，火藥味愈來愈濃。話說這時，一個學生模樣的青年，名叫黃傑，他赤腳跳到桌子上，麵對眾人，曆數特委會屬非法的種種理由，說到激動處，竟抑製不住振臂高呼起口號來：“打倒特別委員會——”不少人也跟著喊叫起來。
一時間會場大亂，驚動了公安局出麵，抓走了黃傑等四名中央黨務學校的學生。作為總務主任的陳果夫當然也不幹了。翌日，中央黨務學校的學生在陳果夫的暗中支持下，他們舉行了遊行。他們高舉著校旗，佩戴著校徽，用“打倒特別委員會！”“還我學生！”的口號開道，先赴南京市黨部門前，砸毀了門牌。最後迫使當局釋放了被捕的四名學生。
初戰告捷，人人高興。可陳果夫在給同學們加油，策劃一場更大的風暴——初步選定討唐（生智）祝捷大會那天起事。
11月22日，預定的祝捷大會如期在複成橋畔的公共體育場舉行。
上午8時，人們從四麵八方向體育場方向擁來。這裏麵有工人、有學生，還有市民，黑壓壓的，不下三四萬人。陳果夫的中央黨務學校的學生穿著打扮很特別，他們是一色的灰製服，腰紮一字皮帶，人手一根齊眉長棍，他們是9時進來的，緊緊地把住了體育場的四個出口。這時四個出口隻能進不能出，人群很快把個偌大的體育場堵了個水泄不通。謝持等特委會首腦見事態不妙，急調軍警驅散，但人山人海，為時已晚。
接著會議準時開始，穀正綱第一個跳上台發表極具煽惑力的說辭，把激情的會場演繹到極致。沒等主持會議的謝持回過神來，穀正綱開始大呼口號：
“打倒昏庸老朽的西山派！”
“打倒非法的特別委員會！”
……
受鼓動的群眾也隨聲附和，口號聲淹沒了謝持的聲音，謝持見自己的勸說沒有效果，便摘下自己的帽子上下搖曳，人們還是無動於衷。
“遊行示威吧——”人群中，不知是誰高喊了一聲。隨後人們便朝門口湧出。與會人員在穀正綱、段錫朋的帶領下開始遊行。中央黨務學校的學生走在最前麵，其他群眾按照四人一排尾隨其後，隊伍浩浩蕩蕩，綿延數裏，極為壯觀。
事情到了這般天地，謝持恍然大悟，他隨手在禿頂頭上抓了兩下，心生一計，接著就消失在主席台下。
話說當遊行隊伍來到複成橋頭時，便遭到了軍警的阻攔，雙方正在僵持之際，隻見從橋頭堡下飛出一蒙麵男子，朝軍警連放冷槍。軍警也不能自製了，端起槍來向遊行人群開了槍。鄭廷貞、範世林當場斃命。中央黨務學校學生袁大煦重傷，搶救無效死亡。輕傷者不計其數。
於是，中央黨務學校禮堂由慶祝改成了追悼會。追悼會後，大家集中到廣場，準備抬著袁大煦的遺體，到國民政府門前請願。國府裏主持工作的要員們果然亂了陣腳。不一會兒，在代表的催促下，李烈鈞（國府三常委之一）離開辦公廳，來到大門外。他望著白布纏身的袁大煦遺體，聽著學生們的呼號，心如刀絞，一聲長歎：“老實說，袁同誌死在黨爭！”他的話音剛一落地，行列中便有人質問：“請問李委員，黨爭是什麽意思？難道袁大煦是共產黨員嗎？如果不是，那麽打死袁同誌的到底是什麽人？又是什麽黨？”李烈鈞沒有想到對方有此一問，麵色變土，冷汗涔涔，道：“我老糊塗了，我說錯了。”
陳果夫導演的這出戲，贏得了社會的同情和民眾的支持，特委會頓時陷入困境。連日來，他們頻繁召開談話會，進行辯解，可是越辯越黑，最後隻得在四麵楚歌中折冠而去。特委會竟成了國民黨史上壽命最短的中央領導機構之一。同時這也為蔣介石重新披掛上台鋪平了道路。 <h4>陳果夫的清黨</h4>
1928年新年伊始，蔣介石重新上台，陳果夫被任命為中央代理組織部長，陳立夫被任命為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常務委員兼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長。這時，蔣介石為了鞏固他的政權，再次強調“清黨”是當務之急。用他的話說，第一是清黨，第二是清黨，第三還是清黨。清黨壓倒一切。陳果夫深領主子之意，遂在2月南京召開的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上極力鼓吹清黨。
在這次會議上，陳果夫的提案幾乎占了會議所有提案的一半，這些提案都是清黨，從理論到實踐，甚至包括方法、程序都做了一一闡述。
會上陳果夫多次發言，陳述自己的清黨觀點，他認為，要使清黨運動能收到實效，必須與整理黨務結合起來，把整理黨務作為清黨的一個重要內容。為此，他與主子還有丁惟汾一起擬定了整理黨務的提案交大會討論。為了使清黨有法可依，他又與蔡元培等人提出了《製止共產黨陰謀案》等。
陳果夫由於在會上的出色表現，被選為中央監察委員、民眾訓練委員會委員及常委。會後，陳氏二兄弟即著手對國民黨各級黨部進行整理，他們首先決定從反共分子中選出“精英”人物，作為黨務指導員，分派到全國各地去，主持清黨。這些黨務指導員到各地後，打著整理黨務的旗號，將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分子及異己分子統統驅逐，掃地出門，重新組閣，安插二陳的親信。這樣一來，就出現一個現實的問題，國民黨極右化了，極右的分子卻出現了不足。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培養一大批新的國民黨骨幹分子，陳果夫決定在以前黨政訓練所的基礎上，成立一所中央黨務學校。他們設想將黨務學校辦得像黃埔軍校一樣，成為一所政治學校。為加強領導蔣介石親自兼任校長，戴季陶任教育主任，丁惟汾任培訓主任，陳果夫為總務主任。這個集領袖、理論家、實幹家於一體的領導班子，真正主持校務的，隻有陳果夫一人。陳果夫認為，“欲造成革命之武力，不可無黃埔；欲推進黨務之發展，更不可無一般曾經充分訓練之黨員，充實各級黨部，鞏固本黨之組織”。
1928年底，國民黨中央宣布進入訓政期，為了培養更多的追隨者，特於1929年6月，經國民黨中央批準，將中央黨務學校擴改為中央政治學校，學製四年。蔣介石繼續擔任校長，另外增設校務委員，陳果夫、陳立夫均當選。不久，陳果夫又取代了丁惟汾，接任教育長。自此，中央政治學校基本上成為二陳的禁臠。
話說這年學校擴改為“中央政治學校”的時候，學校還舉行了閱兵式。
主席台上，蔣介石一身戎裝，威風凜凜。
偌大操場上，各中隊學員列隊完畢，八個方塊陣營，一拉溜地立在主席台前，十分整齊。此時，各方陣分別向教育長陳果夫列隊報告，報告完畢，陳果夫又整理隊伍：“稍息，”當他以洪亮的聲音，喊聲“立正”，然後端起雙臂，跑到主席台前，離蔣介石三米遠的距離，雙手垂下，雙腳並攏，向蔣總司令敬禮報告：
“總司令，我校列隊完畢，檢閱是否開始？報告人陳果夫。”
蔣介石還了一個軍禮道：“開始——”
在陳果夫重回隊列之中時，音樂響起，檢閱開始。一隊隊方陣，在行進的音樂聲中，邁著整齊有序的步伐通過檢閱台，口號聲響徹雲霄……
後來，這些畢業生都成了蔣介石反共剿共的生力軍。 <h4>中國調統工作的創建者</h4>
在純潔組織、整頓黨務的同時，陳果夫根據主子的建議，對中央組織部進行了調整和改革。改革後的組織部下屬七個科，分別是組織科、編審科、黨籍科、總務科、軍人科、海外科和調查科。明眼人一看便知，這前四個科是固有的建製，後三個是新設的，尤其是這個調查科更為顯眼。誰來主持這方麵的工作都令人注目。陳果夫已經給蔣介石提出七個人選，蔣介石都一一否定了，原來這個人選早在他的心中，不是別人，就是陳立夫。就連一娘同胞的兄長陳果夫也感到意外：“他可是學礦業的。”
“任人唯賢。看來，你還是不大了解他。”蔣介石哈哈地笑了。片刻，他又斂著笑，道：“你快把立夫找來，我要當麵談話。”
“是，三叔。”陳果夫這次喊了聲三叔，表示了他對蔣介石的感謝。
不一會兒，陳立夫氣喘籲籲地跑過來：“總司令，你找我？”
“是，請坐下。”
陳立夫隨便找了一個位置坐下後，蔣介石發話了：“今天我找你，有一重擔讓你挑。”
“總司令，隻要我陳立夫挑得動的，你就吩咐吧。”
“組織部的調查科，我任命你為科長！”蔣介石提高了聲音。
“謝謝總司令栽培。”陳立夫忙道，但他還不知道這調查科是幹什麽的。蔣介石大概看出了他的心思，忙又解釋道：
“這可是個重要的工作。我曾去過蘇聯，他們的克格勃龐大嚴密的組織體係令人羨慕，它對國家的安全和穩定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陳立夫像聽天書一樣還是直搖頭，蔣介石又解釋道：“美國的聯邦調查局，神通廣大。大概你不會陌生吧？”陳立夫點點頭。蔣介石繼續講道：
“凡是一個國家，受了外力的侵襲，為求自保，必須有一個健全組織的調統機構，你如果讀過《管子》一書，就知道齊國的調統組織的健全，老百姓的一切，政府都調查得一清二楚，對外更不用說了，故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說白了，調統其實就是幫助政府洞察內憂外患的耳目，現代人賦予他們的俗稱叫特務，官名叫秘密警察。設在組織部門，一是防範共產黨的滲透，二是對付黨內的反政府勢力。”
說到這裏，陳立夫眼前一亮：“總司令，我懂了，你看我能行嗎？”
“能行！”蔣介石一言為定。
陳立夫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自己是文弱書生出身，從沒有幹過偷雞摸狗的事情，然而蔣介石對偷雞摸狗的人偏不選，獨選自己這個文弱書生。蔣介石有蔣介石的道理，他是要按照自己的意向改造世界的：“就這樣定了，你就上任吧！”
陳立夫從蔣介石辦公室走出來的時候，三星已指南方，天穹很黑又很深。心中的不安並沒有因為剛才的談話而減輕。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很有意思地寫道：“我奉到這個命令，感到我的個性對此頗不適宜，並且對這項工作絲毫沒有知識和經驗，因為我是學采礦工程的，對物而不對人。”於是，他便急急地找到戴季陶，因為是要好的朋友，一吐為快。戴季陶聽完陳立夫的敘說，便發表個人的意見：“你是一位和善而有智慧的人，做調查工作的人，固然三教九流的人都需要，但是要去管這些人的人，需要一位慈祥而公正的人，才能管住他們而不出亂子。你看寺廟中兩邊站的十八尊羅漢，個個都是橫眉怒目三頭六臂的，但是中間坐的那位如來佛，卻是何等的慈祥雍貴，唯其如此，才能管得住，做得好。所以蔣先生要你去做，就是這個道理，我看你還是從命吧。”
其實，戴季陶巧言令色，真正的用心處，還是幫襯蔣介石。直到抗戰爆發後，陳立夫改做教育部長，戴季陶向陳立夫道賀時，才吐出真言：“你能夠擺脫調統工作，是你的聰明過人，我當時勸你接受任命，喻之以如來佛之管十八尊羅漢，今竟能安全解脫，真是你的造化，恭喜恭喜。”此為後話不說。
陳立夫走馬上任後，首先是專門人才短缺。陳立夫所任用的人，按他自己的原話說，“多半是美國留學生，學工程與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的，所以調查科開始組織，就是請這些人幫忙參加，他們中沒有一個懂美國fbi（聯邦調查局）或蘇聯的格別烏類似我們的調統工作的。我們的科分調查和統計兩組，一麵做，一麵學。究竟這些人是受過高等教育而有科學訓練的……我們的工作進行得非常順利，不久就破獲了若幹共黨秘密機關”，抓捕共產黨人16000餘人，這些“驕人戰績”，深得蔣介石的讚賞。
由於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的班底由高學曆的留美生組成，這就使得“中統”（後改名為中國國民黨調查統計局）具有鮮明的技術專家的特征。由此波及他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風和辦事特點等形成了與“軍統”別樣的風格。後來，“中統”與“軍統”統稱為蔣家王朝的兩大特務組織，他們的互為犄角，明爭暗鬥，除了中統人士自恃白領身份看不慣軍統的粗野狂妄外，“同行冤家路窄”是主要原因，而始作俑者恰恰是他們的主子——蔣介石。
就這樣陳立夫在調查科幹了一年多，沒捅婁子，工作出色，得到主子的讚賞，被提升為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雖說換了崗位，但調統方麵的工作仍要他拿意見，還要親自過問。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38年陳立夫擔任教育部長，整整10個年頭。陳立夫在他的回憶錄中大言不慚地稱自己是“中國調統工作”的“創建者”。 <h4>“蔣家王朝陳家黨”的由來</h4>
孫中山去世，廣州革命政府群龍無首，國民黨立刻成分裂狀態：汪精衛、胡漢民、孫科、丁惟汾四派四個“山頭”，蔣介石還不成氣候，要排位的話，權且算“小五”吧。
曆史像魔術師一樣在無聲地演變。廖仲愷被刺事件發生後，嚴懲凶手的呼聲一浪高於一浪，胡漢民、許崇智被趕出了國民黨中央，離開了廣州；“中山艦事件”後，汪精衛的日子也不好過，下野出國，溜之大吉；孫科自成一派，仰仗的是革命領袖孫中山，孫科是留學生出身，實踐不足，自己沒有主見，跟隨的人也沒有主見，孫派可稱為“扶不起的天子”，難成氣候。所以，在廣州國民黨中，還存在以中央秘書長兼青年部長丁惟汾為首的丁派和新崛起的蔣介石、陳果夫為首的蔣派。當時國民黨的黨務實權還在丁惟汾手中。
鬥爭的第一階段，陳果夫當了蔣介石的組織部長後，其職權隻能在組織部門內行使。各省黨部的工作，都由丁惟汾以國民黨中央秘書長的名義一手包攬，陳果夫插不上手。對於國民黨的清黨工作和後來蔣介石與汪精衛的寧漢分裂，丁惟汾都旗幟鮮明地站在蔣介石一方。因為丁惟汾骨子裏反共，而汪精衛一直以國民黨正統領袖自居，為掌握黨權的丁惟汾所不恥。所以這個時期，丁、蔣、陳尚能合作。也有人稱是“蔣家王朝丁家黨”。尤其是1927年到1928年是他們黨務合作的最好時期。在這個時期，尤其是國民黨的二屆四中全會，他們在黨務上，在用人上一唱一和，配合默契。在這之前，蔣介石、陳果夫與丁惟汾合作，趕走了胡漢民，擠垮了汪精衛，威鎮了孫科派。因為蔣介石複職上台不久，需要表現出一種大度寬容的姿態，所以在二屆四中全會上選出的五名中央執行委員的人選中，丁惟汾的大名赫然在上。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在這次會議上，也為丁、蔣間的衝突埋下了伏筆。
會後，蔣介石重任中央組織部長，陳果夫負責整個部務。在蔣的授意下，把整個國民黨都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因此再次決定整理各地黨務。按照二屆四中全會規定，各地各級黨部一律暫停一切活動，聽候中央派人整理。為純潔組織，各地黨員一律重新登記。因為蔣介石拋開了丁惟汾，丁惟汾心想，不管怎樣，我也是中執委五名委員之一呢！蔣丁之間立馬出現裂縫。蔣介石可不管那一套，我行我素，四中全會結束後不久，蔣介石一紙命令又解散取消了國民黨中央青年部，調丁惟汾改任中央訓練部長。這樣丁惟汾丟掉了青年部的組織人事大權，這些均收為中央組織部工作。權力一大一小，使丁惟汾感到了權力的危機。
1928年8月，蔣介石與陳果夫加緊了策劃，在策劃的基礎上，在南京召開了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此時蔣桂馮閻合作的第二次北伐剛剛結束，蔣介石的聲望可以說是如日中天。勝利使他頭腦發熱，於是他乘戰勝張作霖、孫傳芳、張宗昌之餘威，開始在國民黨內部向其他黨派開刀。
在這次會議上，蔣介石的既定目標是：對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手握重兵的新軍閥，他倡議裁兵；對有獨立王國姿態的各地政府分會，他主張取消；對國民黨黨權，他要求獨攬。由此蔣介石的野心昭然若揭。
國民黨五中全會激化了蔣介石、陳果夫和丁惟汾的矛盾。會後不久，胡漢民回國，倡導實行孫中山提倡的“五權憲法”，利用五權分離的辦法和孫中山這頂大帽子，壓蔣介石讓權。這次丁惟汾采取坐山觀虎鬥的中庸策略，既不反蔣，也不反胡。蔣介石、胡漢民既互相利用勾結，也互相指責、爭鬥。
丁惟汾和蔣介石、陳果夫在黨權上的爭鬥，一直在或明或暗地進行，但公開爆發是在1929年3月15日召開的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夕。
按理說國民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是在清黨和整理黨務的基礎上召開，可是在這個問題上陳果夫、陳立夫出了點兒偏差。在建立新黨部時，由於受時間的限製，二陳一時找不到那麽多完全可靠的人員派往各地，饑不擇食地拚湊了一些人，包括一些表麵可靠實際反蔣的人，這些人下去就出了亂子，他們與當地反蔣分子串通一氣，新黨部建立了，卻成了反蔣者的天下。在這種情況下，代表不能產生，於是自以為聰明的蔣介石靈機一動，采取圈定與指定代表的辦法，召開大會。沒想到這種辦法遭到了各派的強烈抗議。這時，丁惟汾帶領三民主義大同盟公開跳出來反對。他們遞交抗議書，散布不滿情緒，希望擴大事端。
且說丁惟汾的三民主義大同盟，以北平、天津兩地為核心，勢力遍布全中國。這時的丁惟汾采取以退為進的戰略，公開提出辭職，並離開南京赴北平。在臨上車時，他吩咐在南京的大同盟組織把矛頭緊緊對準蔣介石，他本人回北方地區策應。這樣南北夾擊，把戰火燒起來。